當我寫完《廣義物種起源》一書時，我在想，我是一個什么“主義”者？
世界上有很多“主義”，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贊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理念。但我不想把自己標榜為“自由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正象我幾乎認同基督教的所有精神（《廣義物種起源》第八章談“比較宗教”），但我不贊同“上帝造人”的說法，我至今還不能成為基督徒。
前兩天，我首次游泳游過了1000米。在“Sunset Park”寬敞的游泳池中（是普通游泳池的二十倍大，100米x 50米，在飛機抵達紐約上空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發現，只要前進，就不會沉沒。我輕松地漂浮在碧波蕩漾的水面上。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什么主義者”，只是在浩瀚的“意識形態大海”中漂游，游泳就是目的。
我是一位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為了我的祖國的民主和富強，流亡海外近二十年，想到我尊敬的達賴喇嘛流亡近五十年還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園，流亡二十年這點苦難就算不了什么，何況還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紐約。
我相信，沒有一個科學家不是“修正主義者”，對科學家來說，當事實與理論發生矛盾時，科學家的唯一選擇就是“修正理論”，而且把這種“修正”看作科學進步的新起點。我同時相信，“民主”不是什么別的東西，“民主”是一種“修正錯誤”的機制，“民主”是按照“預定程序”、按照多數“修正錯誤”的機制。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有缺點，都會犯錯誤，都不完美（用基督教的說法，人有“原罪”）。所以，要不斷修正錯誤。事實上，生物進化過程，也是一種不斷“修正錯誤”以“適應環境”的過程。當我在“Sunset Park”泳池游過1000米的時候，我猛然發現，我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修正主義者”。我的“修正主義”本性，使今日中國不能容我。（寫于2008-8-10）
《广义物种起源》修正後的序
(2008-8-9)
（按：《廣義物種起源》有兩個版本：一是“生物學版本”，不涉及道德、宗教、意識形態、社會進化問題，八章270頁，二是“進化的統一理論版本”，十二章415頁。兩個版本已同時寫好，這篇“序”是第二個版本的序。現在尚未聯系好出版社，全書必須在出版後、經與出版社協商，才能決定如何在“博客”上發表。）
人 类能不能成为“造物主”？对造汽车、飞机、航天器、各种人造化合物來說，称“人类”为“造物主”已不成问题。今天，人类已能通过细胞融合技术，克隆出绵羊 和多种动物；人类能使已经灭绝的动物——原产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島的袋狼标本上的基因植入老鼠胚胎內“复活”；人类能通过重组DNA技术，按预先设计的蓝图，把一种生物细胞的DNA片段切割出来，嵌入到另一种生物体的细胞中，在体外构建新DNA分子，然后导入活细胞，创造新的生物物种。在一定意义上，称“人类”为制造“人造物种”的“造物主”也不成问题。
一百五十年前，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达尔文所說的“物种”，是指自然界中现在和过去存在的“生物”的“物种”。本书所說的“ 广义物种”，不仅包括自然界中现在和过去存在的“生物”的“物种”，而且包括人造物种。
在生物學中，物種就是生物的「種」（species）。生物分類學依據生物的「表型特徵」來識別和區分不同的「種」。從遺傳學觀點看，“種”是具有共同基因庫的、实际上或潜在的相互配育的、而與其他生物類群有「生殖隔離」的群體。從生態學角度看，物種是生態系統中佔據不同「生態位」的功能單位。從地球上有生命以來,生物物種数量數以百億计,其中99.9%已經滅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研究的是生物进化问题，《广义物种起源》研究广义生命体、广义物种（包括自然物种和人造物种）的进化和设计问题，研究地球上“多层次”进化问题，从跨学科的角度分析生命、生命体和“人造物种”问题。
广义生命体不仅包括生物，而且包括一切具生命特征的个体，从带有生命许多特征的病毒、细菌、植物、动物、生物群体、人、企业、形形色色的人类社团、国家到国际组织，还包括一个个“生态系统”和地球上的整个“生物圈”。一个个宗教、一个个意识形态体系，也有生有死，有生命的种种特征，因而也是“生命体”。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球物理学家洛维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洛維洛克用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盖雅”（Gaia）来命名地球生物和环境、有机系统和无机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调节过程。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体，从微生物、植物、动物、海洋、大气和大陆，各构成部分不断相互作用，形成了地球整体的一种活的平衡结构。
人类有兩大动机，一是“形成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二是“控制自己周围环境的需要”。《廣義物種起源》是“形成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的產物。
在浩瀚的宇宙中，有無數個星球，至今我們還沒有在地球外發現生命。在地球誕生時，雖然沒有生命，但地球并不“死寂”。當我們對比今天地球與月球上的景觀時，我們會看到，地球上生機勃勃，而月球表面一片死寂。這本書要回答的問題是：
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促使地球上產生出生命，并推動著生命體的不斷演化？（第三章：生命起源）
地球上的生命體為什么要采取“固著生長”的植物和“四處運動”的動物等幾種不同形態？四十多億年前象月球一樣死寂的地球，為什么會產生出長著一張嘴巴的、有腦或無腦、但能四處運動的動物？（第五章：嘴的起源和動物起源）
什么是性？一些生命體沒有性，為什么另一些生命體要有性？（第四章：性的起源）
一些動物沒有腦也能生活，為什么另一些動物一定要產生出腦來？腦是怎樣進化的？（第六章：腦的起源）
人造“生命”、人造“物種”有可能嗎？怎樣實現人造“生命”、人造“物種”？（第十一章： “目的环境”和“人造物种”的起源）
當人類今后能夠用“人工”方法制造各種地球上所沒有的生物物種後，如何看待生命起源、生物進化問題？在“人造物種世紀”，如何看待達爾文的“進化論”？（第十章：“规范世界”和“形式生命” ，第十二章：進化的統一理論）
如何從“对周围世界一致理解”來看待道德、宗教、科學、意識形態和人類社會的進化？動物世界有道德嗎？為什么人類會產生宗教？人類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產生了科學，為什么還要產生形形色色的“主義”和意識形態？（第七、八、九、十二章）
如何從“廣義進化”的觀點看待人類社會的進化？（§12·11、§12·12）
本书主要观点是：
（1）提出“规范世界”理论，从“系统论”观点看兩个系统-----物质系统和形式系统的演化。
（2）提出“目的环境”概念， 把起源问题“非历史化”，分析“自然环境”和“目的环境”中“物种形成”的关系。
（3）分析“设计”、“进化”和“目的论”的关系，把“目的论”重新引回科学。
(4)提出“变尺度时空观”，从“变尺度时空观”考察生物物種的進化和“廣義物种起源”问题。
在今天，人类关于时空的观念大大扩展了。从“变尺度时空观”来看，空间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在发生演化，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尺度下，才能观察到一定空间层次的演化。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年前（即1859年） 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所以争论不断，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象“望远镜”、“显微镜”这样的“时间缩小镜”（或称“缩时镜”），而只能用平常习惯 的“时间尺度”去想像地球史上数十亿年的变化。空间可以放大、缩小。时间和空间一样，也可以放慢、“放”快。当我们有了适当的“时间工具”（§12·1）后，我们就可以象运用“望远镜”、“显微镜”那样，很容易看到空间中更多层次的演化，包括进化、退化和循环变化，看到分子进化、生物进化、人类的社会进化和观念进化。
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霸权论》一书。这本书是《霸权论》的自然延续。《霸权论》和《廣義物種起源》都是“变尺度时空观”的产物。《霸权论》一书把细菌，动物，人类，企业，社团，国家到国际组织视为自主行为体，这本书把这些自主行为体视为“广义生命体”。没有《霸权论》对自主行为体的研究，就不会有《廣義物種起源》。
五十年前，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数学系，专业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在毕业前夕，我首次在報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參見《人民日報》1964年3月26日）。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當時沒有社會科學院），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哲学社会科学。然而，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 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探索，现在出版的这本《广义物种起源》，既是这篇文章发表四十五年後的继续，又是我懷著對“形成周圍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從跨 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角度，對“進化的統一理論”的探索。（2008·8·9 纽约）
（謝謝“博客”“不平則鳴先生”指教，修正了這篇《序》的第6段：在浩瀚的宇宙中······）（200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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