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体制的设计者或者运作者，主要的用心都在于平衡权力。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和很明显的现实。只不过，专制君主寻求的权力平衡，是在一人之下的平衡。民主体制运用的权力平衡，是自然调节的平衡。孙中山先生如果心中明白，把政治说成是“权力平衡之事”，要比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对中国这一百年要有益得多，也不枉戴了一个国父头衔。
因为世上产生的所有矛盾，都不外乎利益矛盾。不论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是有外部的），说到底都是利益矛盾。懂了这一点，也就懂了，所有把利益矛盾带上意识形态色彩，挑动人们敏感神经的那些政客们，都不值得去相信或者拥护。是什么利益就说什么利益，就事论事，讨价还价地解决利益矛盾，比把矛盾性质搅成一锅粥，最后让一些别有用心的聪明家伙从中渔利，要简洁实惠得多。
利益的需要与生俱来，谁也不必隐瞒或推让。一个不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人，与其说是一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怪物，或是一个残废。这样的人不靠别人养着就活不下去。那些说着“为了人民的利益”的领袖，没有一个把自己排除在人民之外，只不过心里想要的利益比人民还多。我主张今后搞政治的人，都学得坦白一点，把自己想要的权力以及作为交换条件，将满足的哪一些人利益，都直接说出来。带满铜臭的政治，才是清白的政治。
权力是获得利益的最有效工具。所以争夺利益的较量，表现在外的都是争夺权力的恶仗。政治斗争也就是权力斗争。一些人获得更多权力，一些人失去了权力，于是分出了胜负。但是权力的失衡，其结果不是简单使某些人获得无限的权力，而是政体大厦的坍塌，社会稳定的丧失，最终让最有权力者失去权力。如果知道权力不平衡导致失去权力，就不会说“胜者为王”这种话。
观历代帝王，凡是懂得权力平衡的，都较长久地掌控大局，统治王朝。清代最后一个懂平衡的统治者是慈禧。她在满人和汉人，文官和武将，内戚和朝官，改革和保守之间，一直没有明显偏袒，或者说根据时局需要，有时拉一下，有时打一下。到她死后，满人便一味排斥汉人，排斥改革，于是平衡失去。当袁世凯复出，朝廷就倾塌了。
毛泽东是一个平衡高手，尽管没有任何一手高出历代帝王。他熟读历史经典，善于在不同的派系之间搞平衡。有时即便搞掉的政治对手，也不彻底干净地消灭掉，留在那里以备将来待用。邓小平就是保留下来平衡王张江姚的。没想到人一死，平衡就完了。或许毛死前就知道。
邓小平也懂搞平衡，但手法比毛低的就不是一截半截了。尽管如此，他一次失手后还懂一些弥补。用江泽民平衡李鹏陈希同就是一例。选隔代接班人也是一个平衡的想法。但是自从邓小平死后，就已经不再有过去那种一人之下的权力平衡。专制体制下的平衡优势到此结束。
绝不是留恋独裁的平衡术，而是担心，如果拒绝民主制度的自然平衡，自己又没有独裁者的平衡术，乱世就不远了。最近发生的贵州瓮安县一起严重的围攻政府部门和打砸烧突发事件，就是权力失衡后的一个典型表现。一般来说，冤案，包庇，误判的案子，许多社会状况下都有发生，但是由此轻易引发骚乱，就不是一般的社会状况，而值得警觉了。
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演变为一个警察国家。军队和警察国安成为维持社会的最主要力量。道理很简单，政治信念没有了，宗教信仰没有了，道德伦常没有了，良心正义没有了，只剩下党来维持社会。具体表现就是党领导下的军力警力。
军力警力虽然可以为党保驾护航，可是他本身也是人，不是机器。是人就有利益要求，如果没有另一种权力的平衡制约，人的利益要求无止境。正因为党有求于武装力量的保驾护航，不得不妥协让步，默许其不断坐大，坐大的结果自然是无止境地侵犯其他群体的利益，激起公愤。如果公安的公众形象一直很好，绝对不会为一件错案受到这样的冲击。个案只是个别，但是激怒公众的个案，就不应当掉以轻心。
说明党依赖于武装力量的另一个例子是地震救灾中失事的直升机。五名机组人员被大张旗鼓追认为烈士，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每人家属捐赔20万，而对其他11名罹难公民，只字不提。军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此外，总理温家宝在救灾时调动军队的困难处境，也很让人担忧。一个不断坐大的武装系统，对国家对民众都不是福音。党不再是当年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党，命令指挥的作用和当年相比，已经大幅缩水。权力失衡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也许还有其他力量可以依靠？问题是，几十年来，党已经轮番把各个群体各种政治力量的人都打翻在地了，得势的少数大财团和精英都各有自己的算盘。现在的共产党，不依靠军队警察，还依靠谁呢？由于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大，激发的民愤也越来越大，反过来又更加依赖。恶性循环，稳定维持将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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