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40年代下半段我念高中时，国文课本上有一篇是孙中山写的“致李鸿章书”。孙中山这 篇上书应是1893年写于檀香山，那时他才27岁。孙中山在这篇上书中并没有提出国家政治制度问题（连君主立宪的主张都没有，更遑论共和制了），而是建议 治国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看来孙中山那时是想在清廷谋个一官半职，从清廷“体制内”治理好中国的。
但是李鸿章没有理会孙中山的上书，尤其是接踵而来的1894--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惨败，使得孙中山先生很快地觉醒了。1895年，他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提出“驱出鞑虏，恢复中华”，主张走共和之路。这真是一个飞跃。
相比之下，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后五年，甲午战败和兴中会成立之后三年的1998年，才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接着是百日维新和戊戌政变。 从此以后十多年间，中国人民始终是在保持君主（包括立宪）还是共和之间俳徊选择。1911年的辛亥革命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华民国成为了20世纪初亚洲的第 一个共和国。
历史旋转了一个世纪。到这21世纪初时，中国人民又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一个新的厉史性选择之前：让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继续保持下去呢？还是彻底结束这个制度走向多党制民主选举制呢？
在2007年中共召开17大之前，许多国内外体制内外的异议人士曾经天真地幻想或许中共从17大起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报禁吧？也 有人为此上书中共中央。然而事实粉碎了他们的幻想：中共出动了82万4千人“保卫”17大，镇压党内外一切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于是17大闭幕之后，就先 后出现了汪兆钧和郭泉致胡温，要求政治改革的公开信。仅仅从法理程序上说，给胡温的公开信也是不会带来实际结果的。因为17大已经开完了，没有作出任何关 于政治改革的决议。胡温既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当然只有执行17大决议的义务而没有超出17大决议再搞什麽政治改革的权力。因此致胡温的公开信 实际上是对中共“与虎谋皮”的宣言，有点像是把当年孙中山的上书李鸿章和成立兴中会两步并作一步走了。接着就是郭泉健立了中国新民党和汪兆钧成为了海外中 国过渡政府对于中共的谈判代表。
不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兴中会（后为同盟会）还是今天21世纪初的汪兆钧，郭泉的新民党，民主党和国内外，体制内外的异议人士，都只占当时全国人口 中很小的一个百分比。我们不妨问问，到底是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当时的四亿中国人民中占的比例大一些，还是当前主张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制度的人，在13亿 的中国人民中所占的比例更大些呢？这是需要作一些统计性的研究的，而本人目前没有这个条件。但根据以下两个因素，似乎是后者（即今天主张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的人）在人民中所占的百分点更高一些。这就是：
其一，家族帝王制度，在辛亥革命前已有至少三千年的厉史，在人民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无法设想没有了皇帝国家会是什麽样子。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阿 Q以在城内看到杀革命党人作为自己看过热闹的见识而夸耀。而在“药”一文中，则描写人民群众甚至在处决革命党人后，争着用馒头占牺牲者的血吃，以为这能治 病（据说秋瑾被害时就有这情况）。辛亥革命后，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因为需要剪去辩子而痛哭流涕。看来，当时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人士寥若晨星的，甚至被视 为疯子（孙中山也被称为“孙大炮”）。
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在中国延续至今还不到60年，这不到60年的统治也在大陆13亿人民中也形成了一种相对根深蒂固的错觉，即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怎麽办 呢？本人就遇到一个老太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然而这和三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所造成的观念还是不能比拟的。
其二，从国际环境上看，孙中山当时虽然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那时世界多数国家还是君主国，只有十几个上下的共和国（美国，法 国等）。亚洲则或是殖民地，或是君主国。这样当时的中国人民当然不能想象一旦没有皇帝，人民怎麽能生活呢？
但是到21世纪初的今天，世界上决大多数的国家已经是民主国家，专制国家（不论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还是其他专政形式的）大约只有十个左右。尤其是东欧大变 和前苏联解体更证实了共产主义从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到政治制度（共产党一党专政）都被历史否定了。中国，古巴，北朝鲜和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 是硬挺而已。这是全中国人民都感觉到的。
因此我以为主张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在13亿人口中所占比例虽然还不大，但还应该比20世纪初主张废除君主专制的人在4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一些吧！
有趣的是：孙中山先生曾把人民对于国家大势的觉醒程度分为三个层次：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曾经有人嘲笑这种划分方法，现在看来这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先知先觉者就是站历史潮流前面的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先知先觉者就是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成员们。他们既不同于康梁维新派，也不同于18世纪主张“反清 复明”的白莲教和19世纪末主张“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他们主张的是根本摧毁帝制建立共和。他们的确在4亿人口中占极少数。但是他们代表了厉史发展的方 向，因此他们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厉史转变，结束了统治中国三千多年的帝制。
今天的先知先觉者应该是汪兆钧，郭泉，体制内外和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和他们组织起来的新民党，中国民主党等党派团体。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再寄予中国共产党 任何希望，以为只有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中国才有前途。他们目前在13亿人民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小的。
孙中山先生在成立兴中会以后，只能流亡海外逃避追捕。他在伦敦还一度被骗入满清使馆，将被押送回国处决。幸亏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发现，将他救出。相比之 下，中共对于汪兆钧，郭泉二先生的态度却是有些耐人寻味：汪兆钧和郭泉均身在国内，而且拒绝出国。中共在奥运前大肆抓捕异议人士（如胡佳等），但对于作为 海外中国过渡政府谈判代表的汪兆钧和成立了中国新民党的郭泉（曾趁人民注意四川救灾时期将他拘留十天）却未敢正式逮捕。这是为什麽呢？可能有两个原因： 1。中共权衡利弊，以为逮捕汪兆钧和郭泉得不偿失，会导致先知先觉的人猛增，2。中共面对汪兆钧和郭泉还是有所仗持的。它所仗持的不是金钱和军警，而是中 国人民的大多数至今还处于“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状态。（顺便强调一点，即民主方面不可粗心大意，必需经常注意保护汪郭二先生的安全，因为中共在狗 急跳墙时还是有可能对汪郭二先生下毒手的）。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20和21世纪之交中国人民中那“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那一大部份人的情况吧！
19世纪末时中国的后知后觉着应该主要是康梁维新派和中国社会的多数上中层人士了。他们也感到国家危亡旦夕，也有一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但他 们还是幻想从清朝的体制内部改变治国方法的。他们对光绪皇帝乃至慈禧太后（慈禧不是公平处理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吗？）都存有幻想。他们在4亿人口中所占 的比例比革命党人大得多。
现在中国的“后知后觉 ”者也是社会中下层的相当一部分。他们不满意现状，但幻想在保留中共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寻找出路。他们以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股能取代中共的政治力量（前苏联 解体前在该国也有过这种论调），这其实是一党专政思维方法的一种下意识反映，已经被历史否定了。但这种思想方法至今仍然占据多数人的头脑。常常可以看到上 访人群打出横幅：”拥护党中央。。。。“，还有不少 “不明真相 ”的知识分子在文章中 “敦促 ”或 “启发“中共说：”党中央应该。。。。“，企图把中共 “死马当做活马医“。不客气地说，这些都是过时的废话了。讨厌的是还有不少御用文人和糊涂虫仍然在散布什麽“渐进”和“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来愚弄人民，使 得人民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至今仍然停留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这种“后知后觉”的层次上。但现实是他们在13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民运人士等大的多。
最后至于“不知不觉”的人群呢？他们在任何时代都会占到全国人口中的一半左右，而且上中下层都有。在19和20世纪之交，北京市民中不是有不少过“三点 儿”（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生活的市民吗？电视剧“大宅门”表现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还有北京人说：”只要洋人不打到京城，我们该怎麽乐就怎麽乐！” 那时中国大多数农民则是信守“谁来了就给谁纳粮！”他们是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的。
今天中国人中上层的“不知不觉”者更有一种醉生梦死的群倾向。他们只愿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只对什么赵本山，粉丝或“老鼠爱大米”之类的东西感兴趣。 而中共则竭力用这些东西来麻醉他们，使他们对国家兴亡，社会不公麻木不仁。下层的“不知不觉”者们则是“一日三餐足矣！”只要现政权现制度不损害他们的利 益，他们是不会关心国家大事的。然而中共权贵集团的贪婪是没有限度的，他们早晚不可能不侵犯一批又一批人民的利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把“不知不觉”者提升 到“后知后觉”甚至“先知先觉”的层次上去了。
虽然革命党人在4亿人民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为什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就有17个省响应，接着清廷垮台，中华民国成立呢？当然根本的原因是先知先觉者站在厉 史潮流的前列，厉史是沿着他们看清的方向发展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化的原因，即当出现某种革命形势时，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会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升，即许 多后知后觉的人上升到了先知先觉的层次，而许多不知不觉的人则上升到了后知后觉的层次。这就导致了革命变革的实现。
就拿辛亥革命来说吧！在20世纪初的10年中，革命党人在两广边陲地区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其实这些起义即使在本地成功也是会迅速被扑灭的，因为 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还处于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状态，无人响应。但是1911年的形势则不同了：先是3月29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死去72名（实 际更多）的烈士，但大大地唤醒了民众。接着又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又使得人民的觉醒大大提升，提升到发生武昌起义时连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先生也不知道。
从1989年的六四到2007年的十多年中，虽然反对中共暴政的民间反抗运动此起彼伏，体制内外的民运人士也都在辛勤工作，但总是一种“孤军奋战”的局 面，根本动摇不了中共的统治地位。但是从2008年起情况不同了。一起一起的事件（雪灾，西藏事件，山东车祸，口蹄疫，四川地震，瓮安事件，上海袭警和张 家界事件等）正在把一批又一批的后知后觉者提升到先知先觉者的层次，和把一批又一批的不知不觉者提升到后知后觉者的层次。中共想用奥运和奥运后的大整党来 作为它最后的防波堤，但这防波堤在巨大的厉史冲击前只会越来越薄弱，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决口。因此民主一方应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因势利 导，引导人民群众夺取民主的胜利。
2007年7月于美国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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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6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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