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问张悦然为什么喜欢写玄幻和遥远年代的小说，而不愿意对现实生活发言时。“玉女”张悦然立即回答： 对前辈作家来讲，现实是沉重的山，所以他们可以写现实，“80后”眼前没有山了，所以也许我们更喜欢往远处看，往玄处看，童话和神话，也许更是文学本源。还有一个原因，也许因为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现实对我们的刺激不那么强烈，远方让我们更敏感、更向往。
估计张悦然零星地读过弗雷泽的《金枝》，或者道听途说到一些德国古典文论家的牙慧，因此得出了“童话和神话，也许更是文学本源”的结论。18世纪的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用“实践”的观点考察了荷马史诗极其创作，他指出：“埃及人把世界从开始到他们的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时间分为三个时代：（1）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政权统治下过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和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2）英雄时代，其时英雄们到处都在贵族政体下统治着，因为他们自以为比平民具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3） 人的时代，其时一切人都承认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了一种民众（或民主）的政体，后来又建立了君主专政政体，这两种都是人道政权的不同形 式。”随之，维柯把时代与话语紧密地联系起来，他认为，和这三种本性和政权相协调，衍生出了家族时代的语言、英雄统治时期的语言，以及人民的语言。在维柯 看来，人民对“人民达成协议的文字”是绝对的主宰，它是民众政体和君主专制政体所特有的，用这种语言可规定法律条文的意义，对贵族和平民都有约束力。
在 诸神主宰世界的时候，神学借助强悍的群众话语击败了社会学、文艺学，不可否认，甚至是科学。维柯另辟跷径，目的何在？他在序言中指出：“人类既已由于原始 罪孽而从完整的正义堕落下来，就几乎经常做出不同于正义而且往往是违反正义的事——因此，为着私人的利益，人们宁愿象野兽一样孤独地生活着，也就是为着这 种私人利益打算，人们也沿着和上述不同的和相反的道路走，不去过正义的人道的生活，不把自己结成社会而遵守人的社会性。本书要阐明的就是：这种社会生活方 式才符合人类的真正的民政的本性，因此，自然界本来就有法律。天神意旨在这方面的安排所具有的理性就是我们的这门科学所要探讨的主要课题，因此，这门科学 就是天神意旨的一种理性的民政方面的神学。”维柯把文学作品与作者、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史达尔夫人等从实证社会学角度来解读文学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 用。即使是远古神话，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元素。如果没有迈锡尼文明，没有希腊人对英雄的膜拜精神，就不可能出现《荷马史诗》，同样，两千多年后，如果没 有教会对人们的奴役，没有教皇控制下的“黑党”的暴虐与凶残，也不可能出现但丁的《神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深刻地概括出了一种 崇高的认识论，“不撄”传统下的中国人，只能在各种文代会上宣布文学是“为了文学而文学”，最好是不提敏感的历史。
张悦然对文学的解读，自然暴露了她无知的一面，从她的语言中，更能透视到中国文学思想与精神的贫瘠，怜悯与同情的匮乏。我总是带着研究病人的心态去阅读中国 当代文学作品，贾平凹、莫言、张抗抗、苏童、铁凝、陈忠实，他们笔下的世界像一堆死灰，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永远是阴冷与可怕的，他们笔下的环境永远是罪恶而 肮脏的。作者的可悲之处在于，没 有揭示出这些阴冷与肮脏之物的由来，所以，他们的小说都变成了一个个好玩、惊险又刺激的故事，看完就洗洗睡了。前几年红极一时的余华，对中国人的苦难并没 有质的超越，甚至很多地方还不及擅长写性的虹影。其实，余华根本就不想有任何超越，从《活着》到《兄弟》，黔驴技穷的余华始终在书里写着一个少年对“文革”的恐惧心理。粗糙的《兄弟》，已经体现出中年的余华早已力不从心了。有学者认为，主体意识、罪责意识的匮乏与超越理性的缺失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 致使欠缺。我认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缺少的并不是什么深奥的“意识”，而是说出真相的勇气。余华对中国人苦难的描述，超越不了历史的局 限，说得具体一点，是超越不了中共的局限。他所描述的世界都是中共“开禁”的历史，对于中共“封冻”的历史事件，他整死也不敢去碰一下。余华们虽然能骗到 一些读者，却骗不过历史那双犀利的眼睛。北村一类体制外的作家，虽然敢于“超越”，但锋芒太露，他一动笔，就摆出了要和某个政党对着干的悲壮姿态。北村盲 目地想找到汉语言文字的精神，这种气质固然高贵，但在表达上却囿于形式，这样下去，中国当代文学不缺骨气就却文采。
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曾当着记者的面夸赞妓女，虽然我不喜欢奈保尔，但他的直率却非常有意思。中国作协的作家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嗤之以鼻，而诺贝尔评委那边 每年都要收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几百封自荐信。据说，这些书籍和信件一般都被皇家学院的人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被称为“做鞋”的作协，像一颗文化毒瘤一样生长 在中国身上，劳动人民喂养起来的作家，并不为人民说话，反而成为了优孟，一边做戏给平民看，一边把主子捧上了天。张悦然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今后 卖力地出书赚钱是理所当然的生存方式，不过，我还是要纠正她所犯下的常识性错误。
靠一本中小学生读物《萌芽》成名的张悦然，一路顺风地走进作协，当然不知道何谓“苦难”。她在访谈录中说，“激情用完了，但阅历还没及时补给，人其实是空 的”。阅历从何而来，坐在公寓里吹空调显然吹不出什么阅历来。在我看来，任何有道德的作家，都离不开下层民众。他们不是靠辱骂和压榨下层而生存，而是在下 层群众的更下层生存。有人告诉我，你应该写几部小说，我断然拒绝了。我自始至终都认为，没有确切的把握，自己一定不能轻易动笔。我到矿上去，看到过无数让 人心酸而又愤怒的景象：矿工们像狗一样在呛人的井下工作；主任们在酒桌上肆无忌惮地酣饮，他们说，别看这些工人老实，见着什么偷什么；矿主说，现在死不起 人了。在那里，我无数次失语，无数次把头埋在胸前。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鲁迅先生的绝望，很多事情，并不是靠一点文字就能改变的，但如果一点文字都没有，这块 土地上更不可能发生改变。年幼的时候，家乡闹过几次饥荒，在有钱人眼里，吃红薯绿豆汤也是一种享受，可在一个孩子眼里，每顿吃红薯绿豆汤是非常难过的。父 母每次都把最好的红薯和绿豆或者一点点米饭盛在我碗里，他们都喝着清汤，而无知的我还因此吃不上好吃的东西甩筷子，更不知道那时母亲曾在深夜里偷偷地流过 眼泪。更糟糕的一次是饥荒加上缺水，那时，村里只有唯一的一口井还在冒着水，全天24小 时，人们都守在井口边不愿离去，有人还因为争水打了起来。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张悦然哪里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还会发生饥荒，难道人人都不应该 有车有房了吗？难道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不应该去新加坡留学吗？在她张悦然的周围，只有棒棒糖、新衣服和富人一族奢华的爱情，所以，在她的世界里，人人都喝着 咖啡，听着李斯特，读着张爱玲。我所在的地方在西部还算比较富裕，再往更西更南走，即使是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不堪入目的画面映入人的眼帘。不是没有山了， 而是走在平坦大道上的张悦然们还没有看到山。为了上高中大学去卖身凑学费的女孩子比比皆是，为了一口饭天天冒着生命危险的穷人不计其数，只要张悦然愿意走 下去看看，一定会被恐怖的现实惊呆。
几 十年前，当凶残的斯大林高傲地宣布“苏联人们永远独立自主”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说苏联人们在苏共的铁蹄下独立了，是斯大林可以为苏联人们做主了。在集中营 中，被生吞活剥的平民的惨叫他哪里听得到，饥饿的人只能吃树皮维生的事实他哪里知道，“叛党”的脚趾头被活生生地割下来的惨状他哪里知道。“车辚辚，马萧萧”，杜甫笔下的生活才是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很多时候，我发现患上“夜盲症”的暴君和某些作家一样可耻，苏联作协赶走了索尔仁尼琴，让后人看到了苏联作协的肮脏，而今天的中国作协，你又在向后人传达着什么信息呢？
米兰·昆德拉曾说：“我憎恨‘一代人’这个词，它那种和众人凑在一起的味道使我厌烦。”和昆德拉一样，我憎恨“80后”这个词语，因为这个词语被某些自命为“80后”的人玷污透了，使之从一个中性词变成了和老鼠一样遭人厌的贬义词。80年 代出生的那一代，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但独立思考的能力比老前辈们强得多。尽管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共产主义者一辈子都没有弄懂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思想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可半个世纪来，中国的共产风潮却像一场场恐怖的龙卷风轮番袭来，受灾的知识青年不计其数，而幸运的“80后”则躲过了这些浩劫，因而，“80后”在精神上没有刻骨铭心的暴力创痛。大学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大家可以毫不忌讳地谈政治，人人都是右派，人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这说明，多数人还是清醒着，并且拥有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只不过步入社会后被生活所迫必须屈从于某些教条。如果因此就武断地给所谓的“80后”下死亡判决书，这种做法显然肤浅之至。“80后”是否是垮掉的一代，这个问题还需要从长计议。给出答案的，只有“80后”自己。
《以赛亚书》：“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还有人来拯救这座城市吗？
（许医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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