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8年6月2日】对 于将要面对的主题来说，我的阅历和才能都远远不够，因此，我并不是一名恰当的作者。但明哲之士中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方面，把他们的才智和经验真诚地贡献给公 众。如果说在私下他们有时是真诚的，那么在公开的场合，他们更乐于居高临下的教训公众，或者用巧妙的方式来讨好公众。而把他们对于社会、生命的真实感受隐 藏起来。在行为中，他们精于普通人的算计，在言论中，他们却还把自己当作教士。
这 是我们这个号称理性、务实的时代在根本上信奉一种碰运气的哲学的部分原因。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繁荣却令人不安。整个族类的所有人 似乎都对自己的命运失去控制，无论是繁荣论者还是崩溃论者。在这个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时代，人们却被越来越深刻的无奈感控制。无论我们的面前是深渊还是天 堂，我们似乎都被命运的神秘绳索牵引着，默默地向前爬行，既无法停止，也不能改变。
也 正是这个原因，使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认识自己更为迫切的任务了，因为，究竟应该把未来交给机运和强力，还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 来建立我们的政治和生活，当机运不再青睐我们的时候，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和紧要了。即便是出于对自身安危的考虑，我们这一代也 必须开始认真思考和清醒面对，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自觉或者被迫，我们都必须肩负重建政治秩序和生活原则的重任。这也是我敢于着手研究这个的题 目的原因，我希望读者能因为这个原因稍稍宽恕我的狂妄和智识短浅。
1911年， 随着帝国的坍塌，我们民族的政治和生活基础也随之瓦解。从此，重建政治和生活就成为我们民族的现代命运，一个世纪以来，正是在这个命题的召唤下，我们经历 了无比艰辛的历程，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但却从不绝望，也毫不气馁。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如此悲壮的景象，也从未见过这样坚韧的民族。在这条大 道上，我们时常满怀欣喜，以为看到了曙光，却最终总是发觉那不过是错觉。也许，最近30年 的历史是最耀眼的曙光吧。我看到，一些稳健、务实的富裕之士在大声礼赞，他们见证了这个时代人民财富的增长，以及财富带给人们的享乐和安宁。但就在这些人 的身旁，我还看到一些品质高洁、深谋远虑的人忧心忡忡，他们痛恨我们政治的弊端、道德的沦丧、财富分配的不公正，以及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可是，言词 却还往往跟不上事实的进展。重建政治和生活的使命依然在召唤着我们，虽然已经有些疲惫的人们假装暂时忘却了她，他们暗自希望可以把她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但在心底里他们并不对此抱太大希望。
回顾30年 来我们走过的历程，并不是为了抚慰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感慨幸福来之不易，也不是为了让读者从昨日的幼稚和偏执中获取自信。是的，我知道这样的写作更容易讨 得读者的欢心。但是这种轻浮的态度无助于我们心灵的强健，也无助于我们更坚定地走向未来。我更希望人们能从我的写作当中得到激励，在重建我们的政治和生活 秩序时，更加自由，也更加审慎。无论如何，我希望当后代回想起我们这一代人时，不会因为我们的苟且或者冲动、幼稚或者偏执而责怪、嘲笑我们。
迄今为止，表面看来改革还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因此关于改革的研究与回顾，也多集中于经济领域。只是从90年 代后期以来，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冲突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安，才出现了对改革的反思。这种反思多以社会学和法学为理论背景，认为贫富差距拉 大，财富分配不公，导致了改革共识的破裂。研究者观察到了人们对改革的不满，并将其正当化，他们不再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暂时的现象，或者仅仅是改革还不够 深入的结果，也不再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些矛盾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更尖锐的学者认为改革已经陷入拉美化的泥沼，成就了权贵资本主义。他们或明或暗 地指出，这是没有政治改革的结果，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导致了腐败丛生，市场扭曲。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改革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他们大多以市民社会 和公共空间为理论背景，主要集中在基层选举、行业协会、家庭及社会关系等领域。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改革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恰恰 相反，或许更多地是一致之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现代国家，它面临的痛苦和矛盾也是走向现代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更有信心。
对 改革的捍卫，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他们强调中国的经济成就，对于批评者所说的事实，他们开始逐渐承认和接受，只是他们认为这是改革的代价，是必须支付 的。只有更深入地推进改革，才能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其他的问题也会随着这一秩序的建立得到解决。表面看来，他们与海外学者的研究结论非常一致，但是，二 者的出发点和研究意图完全不同。海外学者的研究出发点在于向西方世界解释，中国这样一种弊病丛生的体制，为何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并 没有推动民主化的进程。他们更为关注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冲突，因为他们更为重视或者说更为期待动荡开启的政治变革。他们强调改革的成就，目的在于给西方的读 者以希望，政治变革的希望。而改革的捍卫者强调的是秩序和稳定的重要性，他们强调改革的成就在于让民众更接受现实，更耐心的等待。另一种捍卫改革的主张， 强调中国特色。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这个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至少在某个历史阶段是如此。因此，人们对它的批评和指责， 就奇妙地成了它的优越之处。正是因为这些缺点，比如腐败、集权，中国的改革才得以顺利推行，经济增长才能以较低成本获得。这也正是中国的特色。如果说，他 们还不很确信这种特色是否要在未来继续发扬光大的话，对于当下，他们斩钉截铁地认为必须坚持。
无论是改革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都很少关注这30年 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领域，这种缺失，除了精神的变化本身所具有的缓慢性和隐秘性之外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或许是改革本身就被理解为一场世俗化革命，就 是一场肉体对于精神、存在对于意识、现实对于理想的革命，精神世界被当作纯粹隶属于私人的、个体的事务，对于思想的反思多少会让人联想起1949年以来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令人反感。在90年代以前，改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和思想解放是同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思想的进步领导、推动了改革。因此，思想还比较活跃，也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从90年代以来，思想界日益脱离了改革实践，也脱离了民众的心灵，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讨论成为一场完全内部的拌嘴事件，他们身处新的时代，却似乎是在面对旧的世纪，面对80年 代的政治思想实践。无论他们在理论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双方的炮火如何猛烈，他们的影响力和群众却越来越明显的下降，双方都越来越软弱、矫情。但是的确民 众的精神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回应。只是在文学影视作品中有一些零散的反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安慰，例如对成功人士、有 钱人的善意嘲讽，教育人们相信安于本分、知足常乐的粗俗道理。
谁 都知道，现在还不是一个恰当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时候，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活着，它还没有被彻底祛魅。无论赞叹还是痛恨，研究者都很难冷静地逼近它，把它当 作一个客观的对象，可以不动声色地去探查它的成因、机理。它总是刺伤敢于直视它的勇士的眼睛，或者诱使他们偏离理性。但是改革是从革命的终点开始的，文革 结束以后，我们是站在革命帝国荒凉的废墟上，而且不得不承认这个废墟就是我们的家园，而我们自己也都是革命的儿女。这里是我们的新起点，这是谁也无法回避 的事实。
中 国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关键的一环，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为我们的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起点：一个团结、稳固、有秩序的国家，看上去甚至还欣欣向荣。也正 因此，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之士甚至不惜把自己抵押给魔鬼，前仆后继地用自己的生命当作祭品。当年疲于革命的法国人仅仅因为拿破仑一点微不足道的许诺，就不 惜葬送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成果，而满足于在他的高大身影之下做平等的奴隶。那是何等伟大的一代法国人啊！如果想到这一点，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指责我们的先辈们 呢？
革 命创造了一个帝国（为了方便，我们称之为革命帝国），一个新的政体。与以往所有的帝国不同，这个帝国不追求太平、安宁，它惧怕平静。在革命时代人心总是激 动的，人们不懈地追求政治忠诚和道德纯洁，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才能完善自己的生命，进而建立一个美好国家。因为被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 人看来也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内圣外王之道。
1、在政治中成就道德
在 革命帝国，人们充满激情地从事政治，其动机并非为了权力和利益，或者荣誉，也不是为了改善政府和公共事务，而是为了在政治中成就自己的道德，为了清洗自己 内心和现实中的邪恶力量（后者，也就是所谓反动派翻天的恐惧是次要因素，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人民从事政治是高度自发和积极热情的，而不是心怀恐惧。当然 更不可能是对于极权的恐惧，如果说有恐惧，更多地也是对自己内心中邪恶的恐惧，是对于思想意识的恐惧而不是对于现实力量的恐惧）。因此，就根本意义而言， 人民之所以被发动起来并非因为土地或者其他的利益，虽然物质上的好处在最初动员人们的时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否则，人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和关注的内容就不 会是后来呈现的那样：当政府动手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乃至生命的时候，人民并没有用很大的力量来捍卫那些来之不易的好处。正是因为人民积极热情地从事政治 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人类通常视之为可怖的罪恶在他们眼中却算不得什么，因为人的生命远远没有道德至善更重要。人们轻视自己的肉体生命，更不在乎 别人的生命。有时肉体上的痛苦反倒使他们感觉到幸福和安慰，因为身体事实上真正沦落为灵魂的工具，有时甚至被视为敌人，越是压抑它、折磨它，灵魂也就越有 可能飞升至善的福地。但与苦修的教徒不同，他们更热衷于折磨敌人的肉体。因此，在他们所犯下的每一桩滔天罪行上，都带有一丝纯洁、天真的光彩。也正是因 此，一个人政治上的失败比肉体生命的断送会更令他恐惧，因为政治生命不只是权力、地位，而是比个人的肉体生命更本质、更有价值的东西。
在 政治中成就和检验道德，使革命帝国不同于一般的宗教神权国家。由于这个特点，党和政府不仅控制和规范每个人的肉体，它还是每个人的精神和灵魂的裁判者。因 此，无论人们受到怎样的凌辱和冤屈，都绝不会动摇他内心中的政治忠诚。他期待着党中央给自己平反，并坚信党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人们根本不敢去想象党有可能 不是至善至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不敢设想离开一个至善至慧的党，生活还如何能够得以延续，生命还如何取得价值。因此，革命道德是可以杀人的，它比用 天理杀人还要让被杀者恐惧，更不用说以法杀人了。所谓党性、觉悟就是这种革命道德的表现形式。用一句俗话来说，用这些道理捆人比绳索捆得还要结实。因为党 杀人不仅是肉体的毁灭，而且是道德宣判。一个被党抛弃的人，就如同一个被文明丢弃的孩子。顺便说一句，其实人们对于肉体毁灭的恐惧是有限的，尤其对于没有 宗教信仰的人们来说。立法者常常以肉体毁灭作为最严厉的处罚，实际上往往收效不大，其原因就在于此。比如，在我们这个迷信财富的时代，让一个人贫穷地活着 比杀死他是更大更严厉的惩罚，我认为，对于贪污者来说，尤其如此。
统 治者强行把帝国的精神原则指定为德性，它不断地鼓动、教育民众。但显然，德性并非帝国政体的自然属性。帝国政体的本性要求民众安静、服从、守法，而民情是 急躁、骄傲的。统治者在不断打击羞辱精英之士的同时，也在不断激励着普通民众的骄傲。因此，在帝国中，每时每刻都充斥着斗争。事实上，这种斗争虽然披着阶 级斗争的外套，但并不具有阶级之间斗争的内容，它更像是一个人的精神与他的肉体一刻不停地在相互搏斗。帝国的精神与它的本性之间的张力使帝国充满活力，也 时刻经受着痛苦和折磨，甚至倾覆的危险，只是身处其中的人认为这种折磨和痛苦是通往天堂道路上的考验，他们甘受如饴。这种搏斗，有时带来巨大的灾难，有时 又会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伟业。
2、广场中的个人
人 民认为自己的德性与帝国的未来、政体的性质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在政治中坚决勇敢、无所畏惧。他们因为参加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自以为分享了帝国的伟大，对 于地位越卑微的人，这种错觉的诱惑性越巨大。在这种斗争中，民情变得极端、刻薄、残忍，由于下面这种情形的出现，民情变得更为难以驾驭。帝国摧毁了所有独 立的社会团体，它的统治悍然深入每个家庭，它在事实上瓦解了家庭。使每个个人直接孤零零地面对统治者。家庭伦理和相应的情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为了拥抱国 家，家庭成为公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能否脱离对它的爱和依附，成为每个民众步入政治生活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革命斗争突破了一切可能限制它的人性和情感因 素，变得更加残忍、野蛮。但个人却也因此更为独立，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其作用显得尤其重大。无论从日记中，还是影像资料中，在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斗志 昂扬的红卫兵时，真得会以为他们是从土地中、石缝中生产出来的。从他们脸上，即便在最悲伤的时候，谁也不能发现一丝对家庭、对亲人的顾虑和留恋。
革 命道德直接建基于个人的心灵，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加革命斗争而获得提升和净化。而且，它还直接面对每个人心中的个人欲望、私利。它既不打算去满足它，也不 打算教人们通过静寂修行悟道去消灭它。统治者坦率地告诉人们，每个人时刻都面临着诱惑，每天都必须去和这些诱惑斗争。这使人们觉得生活时刻都充满了风险， 也处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中国古代，理与欲从来没有这样激烈的对抗过，即使是在“纵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天理也是立足于“性”或者“心”，“欲”自然 包含在内，虽然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因此，人们并不会被真正鼓励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在革命帝国当中，“欲”被当作对立面，被刻意提及，并高度强调。 人们时刻被提醒注意它的强大存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人们道德修身的主要功课。因此，帝国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就个体来说，当他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却常常是 压抑的、虚弱的，常常会产生怀疑，以致使帝国不太放心让人们单独地、冷静地面对自己。人们认为：只有在人群中、社会中的生活才是真实可信的，单独的个体很 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冷静的独立生活是一种令人生疑的、需要救治的病态。实际上，革命道德需要的个人，并不是单独的、沉静的个人，而是在人群中的个人。国 家诱使个人从家庭出走，但却并非让他们更加独立，让他们更为强大，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广场。对于帝国而言，只有成为群众的一分子，个人才是可信的、忠诚的。 而个人也借此消除了离开家庭的焦虑感和恐惧感，他们感受到了团体的力量和温暖，并欢天喜地的投入其中。在他们看来，公开的、透明的群众生活就像阳光一样， 照亮了紧张、阴冷的属于个人的世界。
所以，它看上去是强大的，但事实上却无比脆弱。它的力量漂浮在喧闹的广场上空，而不是自由的人们的内心。它完全不放心让人们自由的回到自己的世界，在它看来那里蕴藏着背叛的种子。这是它与像罗马这样的古代帝国的区别，也是一个致命的区别。
3、革命帝国中的“私下生活”
但是，这只是革命帝国里人心的一个方面，在强大的、无所不至的帝国统治的下面，其实人们的真实生活还有另一种面相。正是因为这个面相很少被重视，人们有时把帝国想象得过于严厉，有时又过于高贵，使它充满了戏剧化色彩。
这 种激昂、喧闹的政治生活是人们“公开”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展示给“外人”的主要内容。帝国政体精神与本性的张力迫使人们过着一种两张皮的生活，在这 两张皮下，人们遵从着不同的法则。在公开的部分，人们追随革命道德，在私下的部分，人们则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欲望。革命就是用“公开”的生活压制吞噬“私 下”的部分，但革命并不那么成功。起先，人们还以私下的生活为耻，只是个别的、偷偷摸摸的。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习惯了私下的生活的广泛存在。每个人似乎 都分裂为两个人，在两张面具下熟练地自由转化。那些拒绝分裂的人反倒为社会所排斥：忠于道德的人被认为不尽人情，公然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人则被指责为不懂政 治、或者过于市侩。或许这种分裂是革命政治对我们民族公共生活的最大毒害，它使一切严肃的政治生活乃至言说都变得极端艰难，使人们自然地选择了在公共生活 中说谎，而绝不会因此自责或者被人责备。使民情变得油滑、狡诈、虚伪。也许敏锐的读者看到这里，会认为“私下的生活”就是“潜规则”。是的，但有必要指 出，“潜规则”只有在政体的统治原则和它的自然属性不一致的时候才会普遍出现，因此，它的发明者显然是用时人看待当下政治的眼光，看待全部过去的中国历 史。更有甚者，许多人认为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是正常而且自然的。
出现这种情形，或许也与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思考习惯有关。因为我们是一个重视经验甚于重视原则，追求内心的安宁平衡厌恶激情偏执的民族，革命的激情要想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就改变这种习惯，其困难不言而喻是巨大的。因此，公共生活对于私下生活的改造从来就不彻底。
4、“私下生活”的普遍化与帝国的坍塌
“私 下”生活普遍化的时间在各个阶层中有所不同。大约来说，在农民心目中，大跃进之后，革命道德就基本坍塌了。饥饿和死亡使农民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内圣外王道路 的虚妄。他们用近乎公开的偷窃集体财产、粮食来表达对革命道德的反抗。从那以后，农村的各种运动就不再有巨大的道德压力，它不再是政治斗争，也不是道德运 动，而沦为宗族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间仇恨、斗争的工具。
在 城市中，市民生活和他们的趣味始终没有被彻底征服，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即便在文革中，还有许多人收藏和倒卖毛主席像章，还有很多女性尽可能的改造革 命服装，使之更能更好地体现她们身体的美丽，却不太顾及“灵魂的美丽”。改革之后，最先复活的也正是这种市民文化，人们从中看到了洋气、美丽，或许还有温 馨生活的诱惑。
国 营工厂中的工人们情况要复杂一些，从总体上来说，在他们心中，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要更晚一些，这或许与他们所享受的福利、所处的优越地位有关，也有可能与他 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严格的纪律管制有关。直到今天，很多老工人还在缅怀那个时代。但是，实际上，工人们也很早就开始想方设法占公家的便宜，从多占福利到偷 材料、干私活不一而足。令人奇怪的是，他们觉得自己既应该享受公家的福利、优越的地位，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破坏工厂的各种劳动纪律，哪怕是用不太光明的手 段。
许多明智的高级干部们则从1959年 庐山会议开始，就已经悄悄转化了自己的党性，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的口袋里随时准备两种相反的材料，以便迎合中央的旨意。那些僵硬地坚持原则的干部在整体 中反倒成为另类，到处遭人排斥。基层干部，尤其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从大跃进以后，基本上是在持续劣化，他们习惯了多吃多占，欺上瞒下。两张皮的生活模式在他 们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因此，革命道德的虚伪、丑陋也表现的最集中。但或许他们才是革命帝国当中最聪明，也最精明能干的一群。他们对这种政治有着深刻体 会，对于如何利用和驾驭在这种环境下的政治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无情、彻底的功利，坚韧强硬，对人性抱有最大的恶意。但他们敢于冒险，因此，在抛弃革 命理想的道路上他们走得最快，也最彻底。
大 多数知识分子和学生对革命道德的怀疑和抛弃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这次事件连同上山下乡以后见到农村的贫困、落后景象改造了他们（农民对革命道德的背弃也教 育了他们，赢得了他们的同情，这是贫下中农对他们的真正教育。对于发动他们上山下乡的伟大领袖的初衷来讲，这个结果实在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前者使他们 认识到即使在他们最信仰的道德楷模身上，这种道德也是虚伪的；后者使他们发现，革命道德并不能真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更不用说改造人们的灵魂了。他们的加入 使整个反叛的阵营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那些个体的、私下的、不太光彩的行为开始建构和表达自己的正当性。革命帝国的自然属性逐渐开始凝聚力量，并且最终占据 上风。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1971年之后，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厌倦了革命运动，丧失了对革命道德和理想的信仰。但是，这个充斥着革命志士和革命理想的国度，却表现得出奇地冷静，他们安静地等待着毛的自然死亡，他们整整等了5年。他们已经变得如此理智、成熟，几乎让人不禁要问，他们还是先前那些不顾一切、为了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理想都敢于牺牲一切的革命人民吗？
革 命帝国结束以后，我们绝不是回到了革命的起点，而是站在新的基础上：个人出现并逐渐强大起来，从此以后，家庭以及社会、国家都必须用这个新的材料上建成。 它必将改造我们的政治和生活，除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否则它绝不会收兵。对于这种新材料的特征和属性，人们到今天还是非常陌生，还在有意无意地无视它的存 在，阻挡它的前进。这是多么荒诞，又多么危险！
二、1980年代的政治与人心
80年代虽然是以控诉和悲情开始的，但它却绝不是哀怨、冷漠的时代，它乐观、进取，充满希望。
革命道德和信仰崩溃了，但帝国却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这个事实也说明了道德并非帝国的支柱和存在前提。改革，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首先意味着排除理想和信仰的干扰，向帝国的自然属性回归，它的目标首先是恢复而不是创新。
1、从革命道德中打捞帝国
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主张指导下发动的。据此，今天的人们常常以为从一开始改革的实质就是发展经济。但实际上，这种新意识形态的正式确立是1987年的十三大上，1989年之后它才真正在政治上取得稳固胜利，1992年之后成为国家新的指导原则。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改革模式定型后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开始的原因和动力源泉。在1992年之前，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生活，经济发展都没有取得如同今天这样霸道的地位。
在 改革最初的几年时间里，统治者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把帝国从已经被抛弃了的革命道德中打捞出来。通过历史决议案和平反冤假错案，使统治阶层在思想上、政治上 成功剥离了革命道德，并且完成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合。其间，在文革中饱受凌辱的老干部们表现出了难得的克制和审慎，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化解了复仇和泄愤 的冲动，将整整一个阶层的悲惨遭遇置于政治的总体考量之下。作为统治精英来说，他们是自觉的，也是明智的，甚至还是高尚的。但是，这也预示了一个实用主义 时代的来临，国之是非被权宜之计代替。今天的人们已经深刻领教了权宜的弊害，统治者可以以权宜的方式便捷地、低成本地解决燃眉之急，但当权宜的政策代替法 律实行统治成为一种习惯，当统治者的明智不再可靠的时候，官僚们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可以随意的牺牲任何人的权利，以及一切规则和秩序，更严重的后果 是使一切建立规则和秩序的努力化为泡影。作为一次重新立国的开场白，它是不够格的，因为它缺乏神圣性，过于苟且懦弱。那些老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人民心目 中的英雄。
1980年 底林彪和“四人帮”两案的公审是新政权的首次政治亮相。这次亮相的形式本身，就暗示了统治原则的变化：它从法律上而不是政治上宣判自己的政敌，而且仅仅止 于审判罪犯本身，并不深究思想和路线的同情者，也没有思想和路线本身作出清算的企图；这是一次审判，而不是一次群众大会，没有群众的自我教育或者精神改造 与之相伴随。人民只是沉默的、感恩的观众。很明显，新政权需要民众的欢呼，但绝不再希望他们参与政治。
在 这几年里，民众正在为解除压制在自己身上的苦难而艰苦奋斗。比如：农村的饥饿和贫穷，城市里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造成的千千万万家庭的骨肉分离，革命斗 争造成的对人伦情感的伤害。这些苦难在革命道德的光环下曾闪耀着荣誉的光环，因此受害者并认为是难以忍受的。革命道德解体以后，它显现出了赤裸裸的、纯粹 的苦难本色，这使得人们如同再次遭受苦难的折磨。这次他们的痛感神经分外敏锐了，他们一天都不能再忍受下去。那些曾经争相上山下乡的青年，今天不惜一切代 价要回到城市，罢工、绝食、上万人对着曾经在他们面前丢尽脸面的官员下跪哭泣，甚至付出自己的贞操，背叛爱情、出卖朋友。苏醒的人性分外脆弱和敏感，在初 春的天气里，它既猥琐又昂扬。为了新生，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虽 然都对神权帝国带来的灾难都充满恐惧和警惕，但民众和老干部不满的方向却完全不同。民众相信自己“私下生活”的方式是正当的，而老干部在遭受了民众的伤害 后，加深了对民众的不信任，他们希望用法律建立秩序来保卫自己的特权和统治。在他们的主导下，法律是管制民众的工具，而不是保卫民众的手段。
2、党的改造与党和民众关系的重建
从 短暂的恢复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逐渐开始对自身做实质性改造。简而言之，从党自身来说，就是从一个道德精英的团体转变为一个以才能之士，后来尤其是经济 才能，为主的团体。党性不再表现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而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正派道德观念：诸如简朴、勤政、不搞阴谋诡计等品质成为所有人遵从的好党员 的标准，政治斗争、路线辩论却成了严重的政治恶行，防止和扼杀真正的政治斗争成为新的政体的基本任务，也成为它稳定存在的前提。到今天这个新政体已经基本 上实现了这个目标，值得强调的是，新政权是通过政治文化的悄悄转变而不是制度变革来实现这一点的；党员的道德磨练、信仰追求不再必须，对党的精神上的臣服 也被一种简单地守纪律的观念取代；作为个体的党员干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党的领袖的直接忠诚，被对上级命令的服从代替。自然，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发生了变 化，所谓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重要标准，一种务实的、强调经验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官僚们中间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干部考核的实践中，行政和经济才能变得越 来越重要。最初的时候，改革精神常常意味着与上级或者同僚的冲突，不过，这一点非但没有阻止改革的脚步，反倒加强了改革者的道德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意识。他 们常常心怀一种悲壮意识。（改革意味着反叛，意味着对既定秩序的挑战，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反叛者往往最终获得正当性。1989年之后，官僚内部的这种张力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消失了。）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精神与上级意志越来越趋向一致。到了90年代，改革精神不存在了，对上级的忠诚和工作能力成为最重要的选拔干部标准。
就党和民众的关系来说，党不再发动、教育、改造民众，而是成为民众的监护者。它对民众生活的干涉依然肆意而广泛，比如常常强迫他们种植经济作物，让他们发财致富（这种作法在90年代初期，依然得到了继承，但性质完全不同，简而言之，80年代，政府觉得自己是先知先觉者，有义务有能力指导民众的经济生活，而在90年 代初期，官员们这样做，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政绩，他们会满足于一种民众做点样子，应付上级的检查。后来随着政府的后退，这种作法在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了）， 但对于民众的精神世界却不再重视，对民众的私生活，或者部分公共生活的干预兴趣也大大减弱，而且干预的动机也越来越只是来自官僚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党的事 业，当然也绝不是民众的利益。
这 种转变使党与民众逐渐疏离，尤其是在精神领域上，党感受到来自知识分子的巨大挑战。丧失精神控制后，民众也不再对党仰视，这使得民众的不满情绪显得非常放 肆，党还不太习惯，因此也就非常敏感，使它感到恐惧和威胁。那些习惯于旧的方式的统治者觉得党越来越没有能力领导民众，有时他们觉得党已经陷入与民众对立 的可怕状态。在他们看来那些错误的观念、思想到处像洪水猛兽一样的弥漫，这些思想终将摧毁党的统治。民众却无法理解这种过敏心态，因为他们仅仅是要与党疏 离，他们的心中并没有对抗、颠覆的种子。
危机感促使党从左的和右的两个方向上展开了自我拯救，这种文不对题的自我拯救冲动是80年代中国政治动荡的根源。其中，左的一方始终处于下风，因为它对于党的整体转变更为敌视，它常常扮演着一个不得人心的反对者的角色，在80年代的政治中，它在统治阶层内还有一席之地，1989年 之后，它的在朝地位也彻底结束了，经过改造，它在民间却获得了新生；而右的，以胡耀邦、赵紫阳两届总书记为代表。他们试图为党找到新的出路，是党在这个务 实的政体中寻找自身的新位置，在迷茫中的挣扎和探索的象征，是改革政体的肉身在寻找自己灵魂的过程中产生的试验品。但他们都以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而告终， 并且最终在1989年 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这支力量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其中的原因在于：事实上，他们努力的方向，与改革的目标相比，并非政治与经济的区别，也不是激进与保 守的区别，而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改革的方向，依照其自然属性而言（虽然它从来没有自我表白过），就是把政府打造为一个与民众分立的、没有灵魂的利维 坦，而胡、赵作为总书记，他们的努力方向在于使党的意识形态与民众契合，并且试图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来修正和改善统治。还需要指出的是，胡、赵的改革 初衷也并非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他们依然希望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只是需要改善。但依据一般的政治常识，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所设想的改革，将最 终导向民主政治。
1983年 的严打是用新的统治理念建立秩序的开始。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他还说：“我们不叫搞运动，是不搞整人的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实际上，严打虽然常常被称作运动，但并不是 真正的运动。政府仅仅动用专政力量和机关来维护秩序，它重新确立了政府对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权力的垄断，用司法手段和组织处理而非政治斗争来对付不同的政 治意见，任何对于政府的不满者都有沦为罪犯。这场运动的成功，使民众深刻地感觉到，在新的政体中，民众只是被震慑和管理的对象。这个政体不再需要人民的广 泛参与，民众被要求专心于自己的事务，安分守己，服从秩序、政策和法律。不必再关心国家大事，分辨是非对错。甚至就连在关系到他们命运的制度改革中，也不 希望他们发言出声。虽然民众的呼声常常得到积极的反应，但他们不再被当作国家的主人翁来教育和培养。西单民主墙从被鼓励到被禁止的命运，正是因为它试图跨 越这个界限。民众获得了秩序和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但迎来了一个新的、陌生的主人。民众也不必用自己的眼睛在党的路线斗争中明辨是非，以防止党犯错误。而 是要他们远离政治，只接受政治斗争的结果，虽然对此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个人立场和喜好，但却不再有人理会他们的态度。
在80年代，政府和民众在思想上之间也还偶有互动，并不像90年 代以来这么隔绝。这主要表现在党内改革派身上。因为那个时候，政府还没有下决心，也不太甘心从民众的生活中退出，他们还希望得到民众的热爱，保留对民众的 影响。因此，有时他们会尽量地去迎合民意，如胡、赵，有时也试图去干涉和指导他们的生活，如左派。对于胡、赵而言，民众的支持有限，对左派而言，民众的反 抗却非常有力。这是因为民众的激情已经很难点燃，他们对政治的高度警惕有效阻止了他们采取行动的冲动。而那些试图干涉他们的生活的言论，也很难深入他们的 心灵。
民众明确了自己主宰自己生活的意愿和信心，并且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对于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斗争，因为在80年 代还主要表现为政治主张之间的斗争，所以民众还是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喜好。但他们尽量克制自己的偏好，因为缺乏合适的渠道，而且在他们看来政治是危险的， 残酷的，他们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次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和手段。他们的力量有限，在政府面前非常弱小，但对于想要改造和动员他们的人来说，他们却又足够强大 坚韧，他们小心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如同蜘蛛照管着蛛网。
3、个人价值的正当性的确立
与此同时，1983年， 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指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 作为新的公民道德标准被大力提倡，以此来代替提倡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这个带有鲜明的世俗气味的道德标准，虽然它的条目在实践中被没有 认真对待，但民众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精神实质：过好自己的日子，追求体面的生活。这个肤浅、含糊的口号显示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勇气和创造力的衰退， 使得它只能表达执政者的偏好，完全无法回应民众心中的问题。
由 于革命摧毁了各种社会团体乃至家庭，当革命信仰崩溃以后，无所依托、也没有限制的个人直接承受着信仰被摧毁的痛苦，无处逃避。他们半自愿地被从政治中逐 出，人为什么活着，潘晓的质问和张华事件，成为压在一代年轻人心中的至为严肃的问题。潘晓在信中写道：“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 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 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 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从 文革后期开始，青年们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与今天的情况相对照，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青年是勇敢的，他们没有用放纵的行为来发泄自己的绝望， 也没有追随党的茫然迷惑，而是明确确认了个人的正当性，并且从此出发开始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蛇口风波中，在青年面前，导师们显得苍白虚伪，他们的说教漏 洞百出。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青年已经不需要什么精神导师。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能说明，党与民众的隔阂是多么深刻和严重，党一点也没 有意识到：人民已经不需要导师，伟大领袖死了，个人站起来了。对于这个事实，它一无所知。在今天的蛇口，依然树立着一个简陋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这个带着鲜明的书生气味的牌子在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表明了那个时代的创业者对于试图对他们的精神和心灵，说三道四的人是多么厌恶， 对行动又是多么热切，多么有信心。
个 人及其价值的正当性的确立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人们坦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革命帝国时代，个人在肉体上虽然是党的一块砖，东西 南北任党搬，但在道德上、在精神上，曾经自以为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在文革期间和其后的岁月里尤其如此。只不过，他们仍然把党和伟大领袖当作最高的主宰者和 仲裁者，认为他全知全能。到了80年 代，个人已经独立于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教育之外，他们不需要主宰者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而这一点也正是经济发展最 重要的动力源泉。没有个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活力——私营经济的壮大。政治的基础也随之悄然转移。没有信仰的袒护，权力就必须 直接面对崛起的个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必然要始终尖锐冲突，但是政府却不得不忍受个人不太信服的目光，政治的祛魅正是在这种目光中完成的。这种目 光里没有了以前的敬畏，是平等的，怀疑的。因此，民众不可能再对政府产生感激的心情，他们更正常的表现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使那些试图通 过经济发展来改善党和民众关系的企图一再落空。政府虽然意识到自己的神圣外衣已经脱去，它已经还原为一个世俗政权，但它既没有打算用法律来引导和肯定个人 的价值，也没有能力再次驯服它，我以为这恰恰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统治阶层在那个时代最需要做的事情。
4、仅仅被默许的“个人”
个 人虽然获得了正当性，但是，它却没有捍卫自己的武器。它不能信任法律，因为法律是为了管制他们而建立的。事实上，它常常要通过违反法律才能捍卫自己，虽然 这种违法常常被默许，但并不总是如此，尤其是在权力需要借口的时候。它也不能依靠自己，因为民众的自我组织受到严厉打击，更何况人们缺乏自我管理的经验、 习惯，甚至动力。因此，个人的正当性依然是私下的、民众自我确认的和政府默许的。这一方面使得个人非常放纵，既然法律不保护它，那么它也就可以不接受法律 的约束；既然没有公共生活的支持，它也就无从了解同胞公民的情感，更不必尊重他们的利益。他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别人、弱肉强食。另一方面，在政府和强者面 前，个人又极端脆弱，甚至猥琐，因为除了屈服、哀求没有别的出路，潜规则再次盛行。人们常常赞美潜规则，因为它是腐蚀和松动权力最便宜的手段，但却忘记了 它的本性在于腐蚀所有的政体，而不只是那些不讨人喜欢的政体。因此，在最近的30年， 腐败追随着改革的脚步，如影随形，在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每个领域，腐败也虽之顺利进驻。人们也越来越怀疑，腐败究竟仅仅是在追随改革，抑或它在推动着改 革，指使改革为自己服务。那些认为制度决定一切的人，不得不把有些尴尬地把目光投向下一个尚未被改革的领域，并且许诺在那里腐败会消散于无形。
这种“见光死”的状态，不仅遏制了个人的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它使得个人的特质扭曲、阴暗，缺乏一个时代开创者所应当具备的英雄气质，勇敢、真诚。不过，在80年代，因为还有希望，所以个人还不是那么狭隘、懦弱。有时它还表现出某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常常心怀梦想，敢于坚持自己的选择，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他们曾经漂流长江，选择了探险、流浪、科学考察等生活方式。
在革命帝国时代，个人曾经凭借信仰轻易地挣脱了家庭的牵绊。80年 代个人崛起的时候，个人却是务实的、理性的。它开始珍惜，乃至迷恋那种温馨的、充满柔情的市民家庭生活。个人的理性尤其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当下世俗生活的重 视上，他们对于一切说教表现得分外敏感，总觉得它是虚伪狡诈的。他们认为那些说教被编造出来，仅仅只是为了欺骗自己。他们只相信自己能看到的事实，只相信 切切实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因此，他们觉得同样务实的政权亲切感人。但是，即便是对这个合乎他们胃口的政府，他们也仅仅只是非常克制地表达自己的好 感，他们会自发地喊出“小平您好”，绝不会再山呼万岁。来自日本的表现小市民的生活和情感的电视剧受到广泛欢迎，人们从中找到了久违的温情。这种感情在他 们看来充满了人性，真实而且令人感动。尤其是刚刚在文革中长大，进入恋爱季节的一代。他们目睹了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父母爱情的失败，他们希望自己的恋爱 婚姻是现实的、温馨的、浪漫的。琼瑶的小说满足了更小一点的孩子对爱情的想象，在今天看来矫情、做作的爱情表演，在那个时代却几乎是每个城市女孩子的梦 想。
正 是这种小市民的理性、务实精神，使他们远离公共生活，他们宁肯发牢骚、诅咒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绝不会想办法去改进它；他们信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生 活原则，尽可能地远离一切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事情。当遭遇政府的刁难和侵害时，他们更愿意用私下的、哀求的方式来解决。
他 们对于现实的不满，根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在他们周围，那些机敏、会来事、善于搞关系的人，成为能人，到哪里都吃得开，而以前那种受人崇敬的，吃苦耐 劳、任劳任怨的人却到处遭受欺凌。看到那些让人鄙视的小人如鱼得水，再加上改革带来的经济利益分化、政治不平等，使他们常常很激愤。这种情绪始终围绕着他 们的日渐丰富起来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这种激愤之情受到他们内心中和社会普遍的正义观支撑，统治着他们对政治的主张和情绪。理性、务实、坚韧的市民精 神没有得到培育，但是他们的正义感也没有泯灭。总之，他们在个人生活上非常成熟，在政治上，虽然富于正义感，但他们却是天真的、幼稚的，这种正义感是牢骚 话的发源地，而不是改造社会的行动的动力源泉。
5、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与人心
对于八十年代的人心来说，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政府。在我看来，如果极端一点来说，八十年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政府还控制着民众的肉身，知识分子获得了他们的心灵，尽管他们谁也不能彻底掌握民众。80年 代的知识分子，既是民众信服的专业人士，也是令人尊敬的道德师表。他们富有政治理想，博学多闻，并且因其清贫苦寒的生活而更加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比政府更 能点燃民众的激情，政府对他们的打压反倒加深了民众对他们的尊敬。知识分子获得民众支持和同情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代言了民众的利益和怨气，也因为勾画 了一个更美好的政治前景。
知 识分子以想象中的西方世界为蓝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在《河殇》中的那个“蓝色文明”就如同希腊世界里的亚特兰帝斯。这个关于未来的憧憬填补了政府在 改革时代意识形态上的不足。政府常常用一种模糊的希望，含糊的许诺来动员民众，整合官僚队伍。当他们借助知识分子的描绘的时候，就会显得很有说服力，政府 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会得到改善。民众乐于看到这样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如同今天一样，世故地认定他们是狼狈为奸。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观念资源，也经常能赢得官 员的同情，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这是80年代改革和9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差别：80年代的改革是基于对未来的、共同的梦想，1989年之后，民众和政府都惊奇地发现原来大家的梦想并不一样。观念在80年代的改革中可以成为推动性力量，而在90年代它就没有这种能量了。
因为缺乏征服知识分子的力量，所以党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的，尤其在当知识分子打算把其所握有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的时候，政府会感受到挑衅和威胁。
在 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开辟了真正的公共生活和有限的公共政治，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公共生活的方式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特性：重原则而不重经验，重理 想而忽视现实，重道德而轻理性。由于拥有民众的支持和同情，知识分子错误地以为自己政治上非常强大。这一点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政治冲动。他们渐渐地他们觉 得自己可以和政府分庭抗礼，如同宋代以后掌握了道统的士绅。
由于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功能不同， 80年代的民情与90年代有着显著的不同，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雷同的如同精神上的父子。在80年 代，民情虽然是务实、安静的，但他们的内心被种植了理想的种子，每天都在被施肥浇灌。他们对于政体、是非、道德有着自己的标准，并且据此来对照自己当下的 生活，检查政府的行为。在安静的民情下时时涌动着激荡的暗潮，人们为那些敢于批评政府的人喝彩，尽力地表达对他们的同情、爱戴，把他们当作英雄，而不是如 同今天一样把他们当作麻烦制造者孤立起来。民众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埋头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但他们内心却充满了雄心壮志，他们甚至在言词上鄙视那些只知道 自己发财的人，尤其在青年人当中（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青春暴富族的）。他们尽可能地掩饰自己仅仅只顾及自己利益的行为，认为那是见不得人的自私行为。他 们不甘于自己的卑微地位，甚至不认为仅仅发财就能改变自己的卑微，在内心中，他们认为自己是与人平等的，甚至他们梦想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扬眉吐 气。那个时候的有志女青年往往仰慕那些超凡脱俗的有志男青年，尤其是那些有勇气、敢革新、有创建的男子汉，如果他有着坎坷的经历，又身处艰难之中，就更完 美了。或者哪怕只是一个男文学青年，也会让人心动。而不是如同今天女人们的目光牢牢锁定在“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者身上。80年代，民众在肉体上已经安于安静的日常生活，平庸，但却不庸俗。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那些穿金戴银的暴发户，他们常常是众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而在90年代后期的电视上，充满了关于豪门的羡慕和歌颂。
6、80年代的世界想象
80年 代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开放，随着开放，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彻底转变了。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一个友好、善意、和平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与我们所想象 的敌对的、阴郁的资产阶级世界完全不同。这种态度一扫我们因为敌对和失败而来的沮丧和唯恐遭人耻笑的敏感。更紧要的是，这还是一个富强、文明，时时处处向 我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的世界。没有多久我们就把这个世界假想为我们的未来，加入它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实际上，我们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很多就是以这个 世界为模本的。虽然到了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楚，那是一个过于简单、过于乐观的想象。然而在80年代，这个想象却是真实有力的。有时谬误和误解比真理更能推动人类的行动，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
在80年代，我们连同西方世界一起似乎都坚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这种错觉也是改革的动力来源之一。它甚至使模糊的改革希望和目标，在民众心目中，想象中的西方被理解为一个有着可靠的现实经验的目标。
就 更深远的意义而言，现代中国就是中国与西方对话的产物，与西方的关系对我们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没有西方的目光，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自己在 哪里，我们将要去向何方？有时，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有时，我们又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西方。不管怎样，我们再也离不开这个世界，这个事实是确 定无疑的。
三、1989年：改革的终结
1989年 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从根本上来说，它是要从总体上重新确立政府与人民的政治关系。它不涉及家庭社会的组织原则和伦理道德，也没有从人类的、普遍的 意义上确立人的权利和义务，就目标而言，它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激进。但是，最终它却以政府动用军队来镇压民众而告终，仿佛它是在对付一场人民起义；它带有浓 厚的中国问题意识，试图解决的也只是当时中国的问题，它的语言、要求都是中国的，因此，它并不具有世界意义。但它却成为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倒塌的先声。其中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中国内部，这也再次说明了中国的变化与外部世界的紧密关系。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与本文关系不大，我们暂且把它留在这里吧。
1989年 的民主运动，对中国政治造成的影响，对上层来说，它几乎等同于一场政变。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那种试图通过改造党的意识形态、使党的统治建立在民众的拥护 和支持基础上的政治派别被清洗。很显然，这个派别在统治阶层内得到的拥护非常有限，因为镇压之后，无须军管，也没有大规模清洗，或者展开思想教育，统治阶 层内部很快就稳定下来了。经过了3年左右的犹豫摇摆，统治者没有实质性地调整他们的政策和组织路线，官僚们就欣然继续前进，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从1989年以后，政府内部改革与保守的张力消失了。这并不是因为保守派一统江湖了，众所周知，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他们更为边缘化，更加无足轻重。甚至连他们在党内那种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也彻底丧失了。1990年，当陈云在浙江写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条幅的时候，不论他当时的政治用意是什么，但他没有想到的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上”、“书”与“实”却越来越密切地、自然地结合起来。80年代普遍存在的“上”与“实”的冲突已经不存在了。从政治上说来，改革在1992年 之后，以更为迅猛的速度在发展，更多的改革派占据了经济要害部门的岗位。然而，清除了胡、赵派别的改革派，成为完全没有改革理想的改革派，他们被剪去了身 上的反骨，接受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纲领。他们放弃了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坦然地加入了特权的行列。因此，他们的成功是以政治上的投降为代价的。这也说 明，胡、赵所代表的政治倾向与改革所要求的政治体制并不相同。
在这场运动中，改革派并没有得到的民众有力支持和拥护。但这并非因为民众狂热偏执，或者在政治上幼稚（虽然这些因素的确存在，但并不是根本的，也不是不可以控制的），而是因为经过10多年的改革，民众已经在精神上独立于政府，他们对所有的政客都保持着警惕和怀疑，甚至对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抱有同样的戒心。他们已经不可能像1976年 那样和某个政治派别之间建立心心相印的联系。民众已经不是那么单纯了。这使得民众和统治集团中某个派别在仓促间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事实上变得很小。因此，民 众和党内的开明力量分开来看都很弱小。正是由于实力不足，所以他们很难抑制反对者动用武力的冒险冲动。这使得用政治方式解决危机的方案缺乏现实力量的支 持。
政府将1989年 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似乎表明它嗅到了文革中群众运动的气味。但事实上，它很清楚地知道群众并不是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不过，这也说明了它对民众陌生，这 一点是非常真实的。它不理解民众的行事风格和思考方式，也缺乏影响民众的人物和思想武器，慌乱间竟然被迫请求知识分子来充当调解人。它不知道经过10年 的改革，民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以也不知道如何与其交谈、沟通，如何影响、分化、说服、控制民众，因为它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与民众之间的隔阂日见深 刻。在他们面前，似乎站着一群失去理智的狂人暴徒，只有用枪炮坦克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枪炮的确让民众清醒，他们屈从了，但他们并没有被征服，他们与政府 更加疏离而不是更亲密。
民众的政治目标失败了，他们遭到了挫败，他们退回了自己的私人生活，除非与自己的利益相关，他们几乎不愿意再顾及政府的存在。政府对于他们而言，彻底成为一个陌生人，他有时会骚扰自己的宁静生活，有时也可以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标。
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镇压，导致了革命帝国的真正终结，也意味着改革的真正终结。如果我们还要把90年代中国的变化称为改革的话，那也是与80年代的改革有着本质区别的改革。在80年代，改革的目标在于改善统治的方式，使之更加合理化。而90年代的改革目标则在于加强和维护已经形成的统治方式，改革的方向和方式要视乎它是否有助于维护这种体制（稳定压倒一切）。这个体制，就是余世存先生所说的次法西斯模式，1989年的枪声是它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
就此而言，这场运动是中国政治的分水岭。它的意义大于1976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还是停留在革命帝国的框架之中。
1976年 之后的政治只是还原了帝国的自然属性，它是一个排除了革命精神干扰的革命帝国，一个宽和、开明的革命帝国。在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上，它摇摆不定，试图用 理性、务实、慈善来统治人民，让民众成为守法、进取但永远不出声的臣民。是的，它前所未有地乐意听取民众的要求，有时甚至能接受他们的规劝，对于民众的热 爱它也前所未有的在意，但对于民众的精神上、肉体上的独立充满戒心，它希望民众永远在它的牢笼之中。从1989年 以后，统治者不再试图带领人民走向一个哪怕不清晰的未来，它时刻提醒自己要清醒地认识到民众和自己的分离，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它都不需要再为他们的 负责，再照顾他们。随之，官僚们的政治道德也急速恶化，党的纪律和党员的荣誉对他们来说一钱不值。没有道德审查，也远离民众的监督，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 为，至少在道德上没有任何负疚感。在官僚队伍内部，惩治腐败成了一个违背政治文化的行为，只有与权力斗争结合起来，它才有力量，才能得以实现。这种打击腐 败的方式很快就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与惩治腐败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从1989年以后，政治共同体事实上解体了，它清晰地在官和民之间画出了界限，进而挖开了一道鸿沟。他们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彼此既不熟悉，也不试图相互了解。
在 失败的血泊中，人民站立起来了，他们开始走自己的路。如同革命帝国坍塌一样，民众总是很容易从狂热的政治情绪中脱离出来，彷佛昨天热情高涨的行为只是一场 即兴演出。失败、伤痛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的悲情意识，只是让他们更加冷漠，更加现实。一觉醒来，他们又可以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当中去。有时一个微小的事 件，一句并不太响亮的口号就可以把他们唤起，周恩来、胡耀邦这些远离他们生活的人的死亡都可以激发他们的激情，但是，每天在他们身边的灾难、恶行，甚至是 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也不能让他们有所出动。甚至当暴行侵害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得无比苟且，善于忍耐。这种情形一再出现，实在让人迷 惑不解。对于民众而言，似乎日常生活才是他们的根本，他们的最后根据地。只要这里风平浪静，他们就可以接受一切，而且可以在那里抚平一切伤口。
四、次法西斯时代的新信仰：经济决定论
1989年之后国家与民众的彻底分离，标志着革命帝国的正式结束。整个90年 代最显著的变化要算是国家的快速变化：它不仅彻底遗忘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追求，甚至转化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它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庞大得有些臃肿的利维坦。国 家在技术和物质上，看起来越来越强大。它的牙齿和四肢都发达健壮，可以用最理性的手段来武装自己，用最现代的词藻打扮自己，但它的头脑并没有随着它的身躯 进化。
1、党政合流与政府的理性化
1989年之后，党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逐渐与政府合流。在80年代是改革重要议题的党政分开，在90年 代后期以来，已经无人提及，就是因为实际上党政已经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了。即便在其内部，党也很少能成功利用意识形态来统一官员们的思想，协调他们的行动。 虽然每届政府都会费尽心思创造一些新话，但它对政府的行为、对官员的思想并不能产生多大影响。党的报告、文件越来越成为具文，整个党似乎已经成为一具尸 体，无论怎样刺激也不能使之活跃起来。但是，党的控制力量并没有因此减弱，它用“讲政治”，无条件忠诚于自己的上级来取代对党的理想和事业的忠诚，用提拔 重用和利益收买来取代党性和纪律。这使得一方面党极为虚弱涣散，领导阶层的意图不能有效贯彻，每个党员都成为一个独立的抵抗堡垒，它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 执行领导意图的方式和坚决程度。他们的这种消极反应足以最终打消政治领袖的雄心壮志。使作为统治者的党丧失了根据现实情况调整政策、转变路线的自由，因为 它越来越必须依从整个官僚队伍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党又是极为强大的、高效的，80年代以来放权、让利的倾向被遏止，政府的集权程度大大提高。每个地方、部门的一把手都几乎成为一个土皇帝，他的同僚如同奴仆，必须时刻小心观察他的脸色。这些土皇帝可以顺利实现他最荒唐的决策，没有人有能力阻止它。
政府致力于加强自己理性化、制度化的程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或者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这种趋势起源于80年代，在90年 代获得了较大的进展。比如：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在推行新的政策时，常常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有时还会召开听证会。但是，下面 两个问题极大地限制了这种改变的成效：一个是政府并不打算真得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内，也不打算让民众参与法律的制定、申议。因此，制度化了的政府常常不能阻 止土皇帝的肆意妄为，制度成为土皇帝加强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府常常为了长官的意志或者别的原因而便宜行事，曲解甚至公然破坏自己制定的法规。另一个是经济 发展的冲动。从80年 代后期以来，经济决定论成为统治整个党的新意识形态，它既是党论证自己合法性的手段，也是党实现统治的必要保障。对于地方政府尤其如此，下属容忍一把手公 然肆意妄为的前提，就是他有能力把蛋糕做大，并让大家都分润好处。因此，为了快速实现经济发展，或者仅仅是搞到更多的钱，制度和法律便常常被弃之如敝履。
虽 然制定了很多法律，但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并没有越来越依靠法律，就根本而言，我们越来越依靠政策。在实践中，法律执行的力度、方式，常常要取决于政策的方 向。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那里，地方的法院在判决时不得不更多考虑判决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当政府强调环境保护时，这种政策倾向也会影响 到法院的判决和执行。虽然从程序上、技术上政府受到了法律的一些限制，但这种限制在官员们当中并没有多少正当性。就如同战场上那些骄悍的战将常常无视命令 和纪律一样，这些专注于效果的官员们也总是将法律的限制视为麻烦的束缚。
进入90年代以后，党内政治斗争的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80年代的权力斗争常常以政治路线的分歧为其外表，而到了90年 代，政治斗争常常要以权力斗争为其外表。权力斗争常常借助腐败一类的手段。因为政治路线的是非对错对于党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整个党 已经失去了辨别政治路线的能力和兴趣。与其理性化、制度化程度提高的同时，则是普遍的政治道德的沦丧。一方面，官僚们不再如同80年 代一样，区分是非对错，而是彻底地忠诚于自己的上级或者恩主。（人们常常将其误解为科层制在中国的实现，但其实完全是两回事，科层制是忠于法律和制度，而 不是自己的上级。）另一方面，则是贿赂公行。对于每个党员或者干部来说，做官就是为了更好的、更大的牟取自己的利益。腐败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法律的制 裁，事实上，还往往得到同僚和上级的默许、鼓励。政府在行使权力时，也往往带有一种赤裸裸的强霸色彩，越到基层越是凶狠放肆。
2、个人的精神独立
同 时，民众更加独立了，它在精神上也不再遵从知识分子的教诲，不再信服他们所提供的未来图景。他们对于来自任何人的说教都极为反感，认为冠冕堂皇的背后一定 隐藏着阴谋，起码这意味着令人讨厌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尤其是道德说教，在他们眼里更是虚伪可笑。因此，他们不再接受任何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指责和教导。 无论你是美国人（这种情绪与民族主义无关，因为他完全是个人性的，并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特别的自豪感），或者你是知识分子。 没有任何有关未来的希望允诺可以引诱他们，他们只关注当下，只重视现实。面对不公的遭遇和悲惨的命运，他们宁可默默的承受或者奋起复仇，不再把摆脱苦难的 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即便他们从政府手里得到了好处，他们也不会为之感恩戴德。他们宁可将之归功于自己的幸运。尽管他们也会祈求、下跪，但那只是一种手 段，一种压迫对方良心的手段，而绝不再是屈服。他们绝不会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他任何人，包括那些善良的维权人士。因此，这些善良的维权人士，他们越是希 望从中发现和动员政治力量，他们就越会因为感觉到自己只是民众的工具而沮丧。
1989年 之后，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精神影响结束了。这首先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转化，他们从民众的导师，从士和君子，转变成为专业人士，不再担负启蒙民众和为民众代 言的责任。虽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评常常得到民众的回应，有时他们也会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但是在民众看来，他们也只是一个利益群体，或者是某个利益团体 的代言人。那些为了公共利益而斗争的志士，在今天也失去了民众的恩宠，乃至尊敬，他们必须忍受民众的刻薄目光，认为他们肯定有自己的利益打算。与80年代不同，今天他们遭到了民众的孤立，他们被当作捣乱分子。
民 众深刻地意识到政府只是一个与自己一样的利益主体，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不再是他们的天。民众认识到所有的官吏和党员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都是自利的， 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纵使蒙受了冤屈，人们顶多也只是归罪于官吏的贪婪、自私或者昏聩，只是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不觉得不公正的存在有违天 道，不认为冤屈是比利益受损更大的不幸。因此，他们也不再觉得怨恨，不再期待平反昭雪，也不会因为受冤含屈而否认党的统治合法性。事实上，他们不再敬畏任 何统治者，无论是君王，或者别的什么名义。他们也不再相信公正、正义的存在，至少不再相信正义是可以认知（在他们看来公正、正义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所 以也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必须实现的。
3、经济决定论下的个人
民 众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财富，经济决定论成为他们新的信仰，他们认为经济能力可以决定一切，而整个社会事实上也无处不在迎 合他们的民众的这种新信仰。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都在勤奋的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促他 们，使他们不敢停歇。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在思想上依然沉湎于种种道德决定论，或者超验信仰的民族的命运就知道了。他 们还在抗拒世俗的幸福、抵抗财富的腐化，他们鄙视功利的人生价值、鄙视技术工具。虽然他们常常创造出惊世的壮举，也会诞生一些文化的、政治的巨人，但在国 家强大的道路上他们却举步为艰，在改进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些琐细的事情上他们却束手无策。
每 个人都在忙碌，都充满了不安全感，获得再多的金钱也弥补不了，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或许还因为每当他们回头看到庞大的、不如自己的 人群时，总感到恐惧。虽然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大规模急速坠落的例子。但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看到，人们才更恐惧，才觉得更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以 在那样的条件下活下去。而那些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钱的人，却开始为自己的金钱发愁。当他们决定在追求财富的冲刺中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 生活的目标，除了回头继续加入追求财富的行列，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可以过。于是他们把赚钱谎称作事业。他们就像跟在阿甘身后奔跑的人群，当阿甘停下来 的时候，他们体会到了真正的危机，只有继续跑下去才能摆脱令人不安的焦虑和无聊。
或 许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他们会旅游、唱歌、泡吧、婚外情，甚至读书，听人讲三国、论语。但这一切从本质上讲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逼仄、 紧张的生活喘口气或者充充电，以便在未来的路上更有力气。就连最为私人的婚姻爱情也被经济决定论统治着，虽然人们并不会仅仅因为金钱而嫁娶。但在婚姻生活 中，人们无处不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家庭每天都在要求人们努力赚取更多金钱。因此，它也不再是温情的避风港。人们之所以感到婚姻和爱情是自由的，只是因为在 他们的心目中，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已经早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生根了。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人敢向另外一个女人求婚。在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村，我们已经看到了 经济决定论怎样瓦解了整个乡村社会，甚至瓦解了他们的家庭。在很多地方，老人不但不再被尊重，而且一旦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便会被抛弃；如果他们拥有财 富，他们的财富就成为子女争夺的目标。他们的生活经验、维系家庭的精神价值作用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经 济决定论下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冷漠，但基本上还是和平宁静的。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 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中，在力量大致相当的 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 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
从 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一些富人们曾经错误地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在利维坦之外，所有的人都一样弱小。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而是更重视自己的 常识和实践经验。
虽 然他们对于政治自由，对于在公共领域的生活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在经济决定论的塑造下，他们还是温顺的。这点有限的自由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且非常珍惜， 时刻害怕失去。他们既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桀骜不逊，也没有因为过分自信而变得嚣张。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经济的确在增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满足。而且也 由于缺乏公共生活的经验，对于公共领域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但是他们信任专家，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他们觉得自己很无知。虽然他们对政府 很不满，但他们确信自己绝不会干得比政府好。他们并不相信专家和政府会为自己谋福利，但是他们相信专家和政府比自己更有本事，更能让经济发展起来。
对 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发财致富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摆脱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他据此来形成自己的关系网。他凭借关于利益的常识来判断和认识世界，来组织 自己的世界。在想象中，他自己居于这个网的中心，并且统治着这个网。他也据此来决定自己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经济决定论牢牢地把每个人封锁在个人事务的牢笼 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他的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开始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而绝不相信制度和法律（现实一再教育他们，谁相信法 律，谁就是傻子，或者骗子）。正如他们不相信存在天理、公正。如果他们提到了法律，那仅仅是因为这一次，碰巧法律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不能从每次危机中感受 到更普遍的问题，每个人受到的侵犯都被理解为是个别的，每次侵犯都是例外的。在经济决定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土围子，都如同一只蜘蛛。网外的生活，使 他感到茫然、畏惧。因此，就其根本来说，它也意味着陌生人都是不可相信的，除非这个陌生人能被编制在他的网络中。
4、原子化的生活状态与官民矛盾
由 于形成了原子化的分散格局，虽然人民中不乏卓越之士，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雄心壮志，也有着过人的才能、坚毅的性格，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是无力的。在强大的 国家、复杂的经济社会面前，个人是那么渺小，而联合起来却又毫无可能。最重要的是，精彩的经济生活也可以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也可以让别人羡慕自 己，甚至让世界尊重自己。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每个人都陶醉在自己的生活里，很少有人还有功夫抬头看看公共生活。
这种原子化的生活状态，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在鸿沟的另一边，别人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他只是自己的工具，正如人们把自己当作钱的工具一样。因此，他们可以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别人，而丝毫不觉得有道德上的愧疚。与80年 代相比，他们变得更为冷酷，也更为坚强。在今天，改革进入的地方，人们想办法从政府手里搞钱，改革还没有开始的地方，人们从别人身上搞钱，如果他们有能力 给这些人制造伤害的话。学校、医院、研究所、甚至托儿所都不能幸免。在那里真正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被善于炒作、善于利用关系搞来钱的人取代；真正有能力治 病，也善于治病的人被能够创收、善于买药的人取代。根据自己的便利，人们加入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这里坑害别人，换个地方又被别人坑害。每个团体都在相互竞 争，提高自己危害别人的能力。有时候，这里就像是一个到处都在进行内战的国家，没有硝烟，但却不乏血腥。
作为一个阶层的民众也是孤立的，没有了80年 代与知识分子的结盟，他们甚至还是无声的，他们享受消费精英制造的娱乐材料，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那是幻觉，但是那又怎么样？不是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吗？他们 在像超女这样的娱乐狂欢中，看到了对抗精英制造的娱乐幻觉的可能，然而超女们并不是平民英雄，民众悲哀地发现她们只不过是精英更狡诈的创意结果。它与其他 任何阶层的联系通道也都极端不通畅。事实上，在90年 代，阶层、团体之间的沟通交流都极为罕见，不管什么阶层，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成立自己的社团。更何谈交流呢？在公开的言论中，不仅是官员，事实上每个 人都在用一种虚伪的强调说话，整个社会宁可接受一种虚伪做作的正确表态，而不能容忍丝毫的真实表达。与民众在行为中的现实、理性相比，他们在言词上却常常 谨慎、规矩、乖巧，尽量谁也不冒犯。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也会在临死前如同演戏一样地表示忏悔，尽管忏悔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道 德网络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在行为上，可以似乎不顾及它的存在，但在言词上却绝对不可冲撞它，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它的传声筒。或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 的，可以称之为公共的东西。
虽 然，政府不再扮演主宰者的角色，但它依然维持着自己独自垄断社会的所有权力的形象。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亚洲，政府常常能独享权力，却并不会把民众所有的怨 恨招惹到自己头上。这是因为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鲜明的精英、大众界限，两个阶层的人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精英光鲜体面，在他们的拥护下，政府廉洁高 效，不断取得成功，大众虽然生活黯淡，但他们信任、尊重，甚至崇拜精英。在我们这里，精英不够高，而民众也不够低。因此，当民众对社会的任何不满最终都会 指向政府时，官民矛盾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
不过，这并非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因为官员的特权仅仅限于他的职务，退休以后，他就不再享有任何特权，这使得官僚很难形成一个阶层，而且官僚阶层并不是一个封闭体系，他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都很强，这是与90年 代以前的官僚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它是依靠党对自己的认可来获得精英地位的。民众所憎恨的是那些职位、那种权力，以及行使权力的方式。而官僚也并没有自 信去对民众指手画脚。官民矛盾常常表现为两个对等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没有仲裁者，只有强者。他们的争斗虽然并不激烈尖锐，但却每天都在上演。 虽然不是两个阶层之间的对决，但民众的每次失败都使得他们心中的怨恨和羞辱感层层累积，也使得他们越来越容易彼此同情。
随 着个人逐渐站稳脚跟，它开始伸展自己的手脚，获取更大空间。它也开始伸张自己的力量。经过重新塑造的情感、心灵开始重新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时开 始窥探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有的夫妻关系、家庭结构，师生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开始动摇。新生的个人开始挑战原来的秩序，原先我们含糊地以为是天 经地义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已经一钱不值。这并非简单地代际差别，并非幼稚与成熟的关系，而是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带来新的关系。
5、90年代的世界图景
进入90年 代以后，我们逐渐发现和平发展的世界图景其实并不那么真实。因为民族间的殊死争斗从未停歇过，虽然每个时代形式或有不同。中国在经济领域遭遇的抵制和最先 也最充分地被感知。我们缺乏认识外部世界和表达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认为国家的关系仅仅只有经济利益。我们无法向世界说明自己是怎样一个国家，也很容易从 对世界的乐观想象中迅速缩回到敌对的态度。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也很容易就从乐观的假想变为晦暗的、阴郁的假想。当我们意识到到处充满了阴谋和陷阱的时 候，外部世界开始让我们觉得紧张、局促。于是就会很自然地转向内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会认为以前的一切都是假象，背后的斗争才是赤裸裸的。虽然这并没 有错，但是，它不愿意参与到这种斗争中去，因为它不知道怎么才能参加进去。它会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借口，使自己拒绝和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斗争。世界的 图景的改变并不是让我们从浪漫主义回到了现实主义。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冷静、清醒、理智地对待民族间的竞争，而是更大地茫然，是我们关于自己未来的、理想社 会的想象破碎以后的结果，我们头脑中的世界陷入没有目的的竞争、冲撞之中。在我们的外交中，有时我们会激动地恼怒，更多地是为了讨好对方不断地放下身段， 释放善意，似乎这样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好感和尊重。
结论：个人价值的扩张与市民崛起的希望
回顾改革以来三十年的历程，我们看到这座迅速破败的建筑物每天都在坍塌，在改变自己，一些零星的、新鲜有力的小建筑物在它的废墟上缓慢成长，但却总是笼罩在它的阴影中。谁也很难预料，这座建筑物的未来是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粉碎，还是它被缓慢成长着的新生力量取代。
不 过，在今天，最令人恐惧的事实是，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被自己眼前的事务纠缠，被自己的欲望牵引，在一种幸福的半陶醉状态走向未知的未来。这是一个理性 的时代，每个人的每一寸精明都被焕发出来了，但整个社会和国家整体上却陷入了总体的盲目，人们乐观地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了命运女神。但似乎并不太相信她最终 会眷顾我们。这种情形令人恐怖之处，不在于眼下它的残酷、种种丑陋和不义，而在于它的麻木。
回顾这短短三十年的历史，实际上这表面上看起来连续、稳健的三十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已经完成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今天的民众已经无法想象80年 代的他们，政府也是如此。（比如，与其说是政府阻止了民众对六四的记忆，强迫人们忘记，还不如说民众已经不愿意面对和回忆六四，对他们而言，这样做倒并不 是因为六四会带来恐惧和伤痛，而是觉得回忆它太艰难，与今天的生活相去太远。在今天，当初热血沸腾的人甚至很难向自己的儿子讲述这段历史。）
相 对而言，次法西斯社会是个模样粗糙，甚至有点丑陋的孩子，它平庸但却稳定。政府没有什么雄心，但也不会过于压迫、刺激、干扰民众的生活，它既不会太恶，也 不会太好。虽然腐败，但它也致力于发展，虽然表面低效，但它却可能突然焕发出力量，解决很大的危机。虽然法律没有得到执行，但潜规则可以通行。最重要的 是，民众对它也没有太高的期望。民众每天都在目睹，也能够感受到政府的腐败和蛮横，但他们既没有改造权力的愿望，也没有自我管理的手段。民众私下凶狠，但 在公开的场合却腼腆驯服，希望得到人们的同情。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和意志，似乎认为那是可耻的，见不得人的。他们每天都在抱怨，也每天都在屈服，从不 公开反抗，只是瞅准机会，发泄自己的愤怒或者狠狠地捞一把。他们似乎尊重政府、信服专家，但在内心里，他们只相信自己。各个阶级之间，彼此越来越孤立，哪 个阶级也不能哺育出自己的政治家，因此，联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并不那么激烈，虽然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衡，也不公正。或许由于政 府作为一个特权堡垒的存在太过强大，面对它，所有的人都会感到自己的弱小，他们相互之间抱有强烈的相互同情，尤其是境遇稍好一些的人，对那些被欺凌者、那 些生活困苦的人的同情更为强烈。于是政府很自然地成为大家共同的首当其冲的不满对象。也许，只有当这个堡垒被攻克的时候，各个阶级之间的战争才会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 纪，这种以市民道德、情趣为底色的独立的个人逐渐从私生活的领域向外蔓延，它突破了一切对它的打击、蔑视。最新的《色戒》、《集结号》是它对我们历史的新 的宣言书，它从自己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建立自己的正当性。在它看来那些伟大的目标、浪漫的理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幼稚的，或者是政治家的骗术（如 果有人要他们为那些伟大目标牺牲奉献一点什么的话）。只有自己的、当下的感受，利益、情感才是真实可靠的，哪怕仅仅是肉体的感觉。它恐惧、厌恶所有关于理 想的豪言壮语，对于未来的许诺，这些在他们眼里那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背景，而且是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差别的背景。他们也不打算去分辨，更不用说去改善了。因 此，他们的有限的公共生活也带有强烈的短视、现实的色彩。只是，他们在思想上越来越统一，越来越自信，厦门和上海的公众事件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紧紧地以自 己的利益为核心，绝不打算越出雷池一步。他们的行动不需要指引，甚至拒绝指引。这首先因为他们不相信别人的指引。但是，他们非常有耐心，一次两次挫败并不 粉碎他们，这使得他们比任何政治抗议更难以对付。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既是最容易顺从的民众，也是最难控制的被统治者。
他 们不是道德高尚，有着伟大抱负的英雄，恰恰相反，他们时时处处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他们也会表现得无辜、软弱可欺，他们这样做，并非他们真正感受到了道 德上的侮辱，他们只是在最大程度地利用人们的同情。把他们塑造为道德英雄，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解，也是最严重的戕害，这会使得他们走上邪恶的道路，会以为自 己的利益就天然的应该是所有人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采取所有的手段都是应该的。我们不必指望这些市民会突然成为大公无私、充满公德意识的革命者，我们的时 代没有为这样的人提供突然，30年来，我们的社会没有为培育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相反，我们每天都在消灭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出现呢？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一天屈服，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益每天都在刺激着他们的神经。30年来，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个人已经彻底的抛弃了一切乌托邦，无论是谁提供的。它变得自私、冷酷，但绝对的独立。因此，一切秩序、规则、关系都必须重新制定。甚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重新制定。
人 们的观念已经不同了，它们不再需要的不是本分，而是要冲破本分，划出新的界限，制定新的规则。正是因为缺乏认知和指导现实的能力，政府对于一切冲突都很感 恐惧，也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它不知道冲突将会导致什么，只是模糊地感到所有的冲突最终都指向自己。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比冲突更好地形成新的规则的办法 了。限制一种力量的，往往是另一种与之平衡的力量，有人说过：只有一种恶才能抗衡另一种恶。的确，这是现实，绝非空洞的言辞所能粉饰的。
我 知道，在很多贤德君子的眼里，这种市民是软弱、粗鄙的，他们还远远不具备一个大国公民的精神属性。的确，它的格调不高，它像厌恶罪恶的暴政一样，从不相信 伟大的德行。它也没有兴趣担当任何超越自己的利益圈子以外的事业，这使得它很自私短视。贤德君子们为他们描绘的未来，无论是左的，或者是右的，都丝毫不能 打动他们，他们只索取那些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无论是穿越历史三峡，还是重建改革共识，都和他们无关。他们并不为这样的事业激动，也没有这样的历史目的。但 是，从90年 代开始，他们逐渐扎稳营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他们珍视当下的生活，而不是期待遥远的未来，或者巨大的变革。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 和空间反抗别人的压迫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并且会采取最为有效的办法。他们的精神扩张，是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我相信，他们的扩张才刚刚开始， 他们的势力才开始缓缓上升，终于有一天人们会惊诧他们的力量。
不论是对于我们伟大祖先的回想，还是对于正直公民的道德教诲，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显得那么不合事宜，在他们品德的对照下，市民显得格外的低贱可怜。但一切新的创造必须以这种人为材料，也必须以这种务实、理性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不是幻想什么其他质料。
知 识分子和政府也都放下了身段，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担负着民族的命运，而只是把自己当作平常人，有着私利和欲望，而且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思考和行动，他们不再 觉得自己高于其他的社会阶层，随着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确立的，并不是精英阶层的道德优势，他们虽然富有，但在精神上却都对市民俯首称臣。
因此，这是一个没有那个阶层来担当领导阶级的时代，市民精神本身就不具有这样的强健体魄，最终他们会想望、依靠一个强人。但强人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个人之上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命运的确是要取决我们的好运，而不是我们的智慧和德行。
总之，官民矛盾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冲突是这种矛盾的基本表现形式，因为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在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间的力量在增长，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代表，在法律上没有地位。现在他们需要将这种新的力量对比明确化、固定化。冲突也是30年来积累矛盾的总爆发，因此，也是解决矛盾的基本手段。和谐却是掩盖和拖延矛盾的方式。
走了一百年的中国人开始停下来了，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当我们站在沙滩上向往海水的时候，海水已经漫过了我们的膝盖。人们的目光由遥远的、崇高的远方回到了自己身边，并且开始从这里出发重建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尝试重建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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