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

（时政小议之五十四）

根据网上消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达赖的私人代表将于6月里再次接触，进行磋商。这使一切关心国事的人们感到满意，并且期待进一步的商谈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一、转变观念，取消“三个停止”

“314”拉萨暴乱以来，人们忧心如焚，希望中央政府及早采取主动的和解措施，抚平骚乱，保证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和完满结束。以此为契机，推动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4月5日，新华社发布信息：“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央政府的这个决策，受到海内外的普遍赞扬。5月5 日，新华社再次报道，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朱维群、斯塔4日在深圳与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洛桑坚赞进行了接触，说明这个正确的决策已经见之行动。但这次接触只是各抒己见的初步晤谈，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下次接触上，期待进一步的商谈能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这是十分自然的。

图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但是，人们在殷切期待的同时，也怀着强烈的不安。不安来自新华社两次报道中的败笔：“我们希望达赖方面言行一致，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动。”5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强调这“三个停止”。可见，这个败笔不是出于新华社记者之手，而是决策指导思想的偏差。因此，要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首先在指导方针上应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我说这“三个停止”是败笔或偏差，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它不但埋下了破坏磋商的伏笔，不利于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而且也进一步败坏了中央政府的信誉。

首先，“三个停止”无中生有地把达赖并不存在的三条罪状——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加在达赖头上，难免使人们怀疑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达赖在1959年 逃到印度，并且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这当然是一种分裂活动。但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公开表明他并不谋求西藏独立，只是希望西藏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治。近几年推 动西藏独立活动、分裂祖国的，主要是藏青会、藏妇会等组织，他们虽然在表面上拥戴达赖，但对达赖主张的以和平方式谋求自治十分不满，因而力图摆脱达赖的控 制，在全球策划藏独活动。这次煽动暴乱和破坏奥运火炬传递，就是由这股藏独势力推动的。把这些罪状堆到达赖身上，造成一个假象，似乎达赖与藏独势力沆瀣一 气，是藏独活动的后台。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

其次，“三个停止”表现了提出者的目光短浅，缺乏宽阔的胸襟和高度的历史感。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宣传达赖从事西藏独立活动，而无视他二十年来一直主张以和平方式争取西藏真正自治的事实，更没有看到他在西藏的自治和建设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早在1987年， 达赖就提出“五点和平建议”，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是争取真正的自治。在西藏独立和维持西藏现状之间，他坚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因此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这说明他的和平努力已经为国际所公认。而我们却一直排斥达赖，并且控制舆论，只向公众传递达赖是藏独首脑的假象。2002年 以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达赖的特使举行过六次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问题的实质是执政党慑于达赖在西藏人民中所享有的威信，担心实现真正的自治将会失 去对西藏的全面控制，却看不到争取达赖回归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解的重大意义，所以拒绝容纳达赖，不断把他妖魔化，会谈也是虚与委蛇，并且向全国人民封锁 消息。这次的“三个停止”，正是这种心态的再次表露。

第 三，“三个停止”还透露了中央政府将在会谈磋商失败后推卸责任的意图。“三个停止”先声夺人，把对方推到有罪的被告席上，为自己取得谈判的主动权和进退自 如的有利地位，一旦对话破裂，“三个停止”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停止”，都可以用来作为归罪对方的藉口。可是，决策者为什么不想想，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瞩 目的世界性问题，国内民众固然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来蒙骗，海外舆论却绝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词。达赖在4月23日接见《星岛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对话不仅是见面，而是要相互聆听对方意见，共同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所有分歧我们都可以在内部解决。”“600万西藏人从中国大陆分离出来，总是势单力薄，只有同10亿 多中国人合在一起时，才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这样，达赖就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争取了主动，相对之下，我们却因坚持子虚乌有的“三个停止”而处于理亏被动的 地位。妥善解决西藏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的大问题，晤谈破裂的责任何在，则是一章属于细枝末节的小事情。不去探讨西藏自治的实质性的步骤，力争 商谈取得积极成果，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却为商谈失败预设退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中央政府，这样就太缺乏诚意，太不光明正大了。

“三个停止”是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真诚商谈、并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的绊脚石，必须否定，必须取消。

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

西藏问题的存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应该是彻底解决的时候了。中央政府和达赖代表的这一轮会晤磋商，为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希望执政当局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真心实意地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西藏自治的途径，实现同达赖及

其追随者的民族和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指导方针上应该解放思想，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转变固有的错误观念：

（一） 把这一轮商谈提高到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高度上来，不要把它看作是缓和暴力活动、保证奥运会顺利召开的权宜之计。达赖多次强调他谋求的不是独立，而是 要通过和平非暴力的途径，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这就使双方的商谈有一个扎实稳固的共同基础。西藏自治固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问题、宗教问 题、文化问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无视西藏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在西藏强力推行“民主改革”，把在汉族地区推行时就已经是非常错误的 “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区别地在西藏施行，结果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在许多藏民心头，埋下“汉人压迫藏人”、“毁灭藏传佛教”、“摧残藏 族文化”等等仇恨心理。因此，在探讨西藏的自治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它的民族特点、宗教特点、文化特点。如：让藏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自由选择他们的政 府，不要用大量汉族干部占据领导岗位；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寺庙的宗教权利，不干涉藏民和僧侣的宗教活动；尊重藏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选择，盖什么样的寺 庙，家里挂哪个人的像，在什么节日开展什么活动，等等，他们都应有充分的自由。至于所谓的“大西藏”问题，达赖表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意 思是说，四川、广西等省区的藏族自治州县，没有必要划入西藏自治区的范围，但他们与西藏居民同属藏族，有着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应该允许西藏与他们建立一些 宗教上和文化上的特殊联系。这完全是一个可以从容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有什么强加于人的模式。

（二） 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在民主革命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当权者肆意扩大打 击面，把许多同志和朋友当成敌人，造成无数冤假错案，带来了许多难以挽回的损失。至于对西藏的指导方针，由于民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差异，本来应该采取宽 容和解的精神，通过和平非暴力的途径，改革农奴制度，实现农奴的解放。1951年5月，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十七条协议”，承认“西藏人民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第三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第四 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第十一条）。这个协议，充分体现了宽容和解的精神。遗憾的是，随着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西藏也 掀起了“民主改革”的风暴。“十七条协议”被撕毁，阶级斗争思维和专政意识，取代了宽容和解的精神。结果，虽然从民主革命的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却 遗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民族创伤。达赖1959年的出逃，就是这种暴烈斗争和残酷镇压的不幸后果。自此之后49年 来，中央政府虽然在西藏的建设上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对待西藏的政策取向上，依然坚持阶级斗争思维和专政意识，采取了一些蔑视藏 传佛教、破坏民族文化的措施，因而伤害了藏民的感情，扩大了他们的离心倾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取向，无助于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央政府应 当接受教训，改弦易辙，恢复宽容和解的精神，这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达赖代表的会晤对话是否能够取得积极成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对话双方强弱悬殊的情 况下，强方中央政府应当怀着取得良好成果的诚意，采取宽容和解的态度，平等对待弱方，才能推进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

（三）全面检查反思五十多年来的对藏政策。西藏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央政府违背“十七条协议”，把内地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的做法，照搬到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在1962年曾就西藏问题写出7万字的长篇报告，指出“民主改革”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后果，如：打击了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关押了大量无辜藏民；大跃进强迫命令，造成饿殍载道；毁灭佛像佛经佛寺佛塔；西藏原有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只剩70余座；强迫僧尼还俗，11万僧尼只留了7000多；《大藏经》被用来沤肥，佛像经书成了造纸原料，等等。班禅反映的这些严重事态，最高领导人不但不注意纠正，反而将班禅关进秦城监狱。进入21世纪后，这种违反宗教自由、摧残民族文化的非法行为仍在继续，据张博树在《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文介绍，2001年，西藏当局强令位于康巴藏区、有藏汉僧众万余人的五明佛学院减少规模：一千多学佛的汉人全部离开，四千多藏族女尼只能保留四百人，四千多男僧也只留四百人。为了贯彻这个无理的决定，竟然动用武力，驱赶僧人，强拆住房，2001年7月10日一天就拆除1700多座僧房，数千男女僧众被迫在周围山上宿露餐风。这些不法暴行，完全违背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今年发生的“314”暴乱，一个重要诱因是西藏当局对于3月10日 开始的和平示威，缺乏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先后逮捕了三百多僧侣和藏民，为藏独分子提供了暴乱的藉口。五十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们，推行在阶级斗争思维指导下的 暴力专政，是不可能在西藏“构建和谐社会”的。为了通过这次晤谈为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准备条件，执政党有必要全面地总结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的得失和是非，对历 年的错误做法进行反省，承担责任，以消解那些离心离德的藏民的积怨，最大限度地团结包括达赖在内的藏族同胞。不迈过这个坎，要全面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是不 可能的。

（四）转变对达赖的价值判断。如何对待达赖，是能否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达赖在1987年提出“五点和平建议”后，21年来，由于他的“中间道路”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回应，使许多激进的藏民感到失望，转而寻求通过暴力斗争来争取独立的道路。藏青会在2007年举行年会时就宣称：“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标志着十万流亡藏民的政治态度正在开始转变，达赖在青年藏民中的魅力和“中间道路”的号召力则已开始消退。这个趋势不能不对西藏地区的600万 藏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无论如何，达赖的存在对藏独势力还可以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一旦达赖圆寂，藏独势力没有了制约，很可能有如 烈火燎原，迅速蔓延，对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构成强大的威胁。这就使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具有刻不容缓的迫切性。应当趁着达赖尚在的期间，及时同他进行诚恳认 真的协商谈判，早日勾画出西藏走向真正自治的路线图。为此，应当彻底转变以达赖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看到他在妥善解决西藏问题上的巨大能量，了解他可能发 挥的积极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在西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西藏当局虽然一直在抹黑他的形象，但收效甚微。如当局曾明令禁止悬挂达赖的画 像，但很多藏民还是偷偷地供奉着达赖像，干部来时取下来，干部走了再挂上去。当局的禁令不但不能消除藏民对达赖的敬仰和崇拜，相反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所 以，同达赖实现和解，符合于广大藏民的心愿；禁止悬挂达赖像之类的蠢举，伤害藏民的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应该及早取消。又如有人说：“共产党才是西藏人民 的活佛。”这类缺乏政治智慧的话，居然出自西藏当局最高领导人之口，实在非常不明智。其次，前面已经提到，达赖是遏制藏独势力的最有力的人物。目前，我们 不得不面对日益壮大的藏独势力和他们所发动的暴力行为，在反藏独的斗争中，达赖和大量“中间道路”的信奉者，是我们值得团结的同盟军，他们可以起到中央政 府和西藏当局都不可能起的巨大作用。再次，达赖四十多年来遍历西方世界，受到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的熏染，已经具有丰富的现代意识，他在印度的“流亡政 府”，实行的就是议会民主制。中央政府应当欢迎他回到西藏来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有些文章宣传让达赖回来就意味着恢复奴隶制，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由于无知， 就是出于偏见。最近有人甚至把达赖说成是“人面兽心的恶魔，披着袈裟的豺狼”，那就是赤裸裸地进行人身攻击的文革语言了。

（三）结束语

西藏问题是否能够妥善解决，不仅是有关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也是关系祖国统一的大事，更是实现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应该承认，我们已经丧失了做好这件大事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统战部从2002年 起就开始同达赖的代表接触商谈，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却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商谈只是敷衍应 付，虚与委蛇，而没有积极争取西藏和平改革的意愿和行动，结果丧失了妥善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导致一些西藏青年因对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失去信心，走 上了藏独的歧途。目前的形势比六年前更加严峻，如果再不抓紧这一轮接触磋商的时机，以后解决起来将会更加艰难。据“西藏新闻网”报道，西藏当局负责人4月2日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宣称：“达赖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 流。”并号召“把达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一番杀气腾腾、危言耸听的文革式高论，把达赖同藏独势力捆在一起，无异于助长了藏独势力的威风，为他们火上加 油。另据网上报道，不久前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18位律师签发联合声明，表示要为因“314”拉 萨暴乱而被捕的藏民依法辩护。这本是一章合理合法的好事，公开审理暴乱嫌疑人，允许律师为他们辩护，既符合于法律要求，也可以展现当局依法办事、以人为本 的和谐精神。但是，各地司法当局却秉承中央政法领导人的批示，对这些律师横施打击，以暂缓年检注册、剥夺律师资格相威胁，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就因此被吊销 从业执照。这两件事表明，有关当局现在仍然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毫无松动的迹象。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如果执政当局继续坚持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方针，将会 使这一轮接触协商再一次地流于形式，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遥遥无期。因此，我热切地希望执政党、特别是西藏当局能迅速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来解决当前西藏的问题。这样，既符合于西藏人民的利益，又能够满足全国人民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期 待。最近的四川震灾，党政领导人反应快速，表现出高度的人道关怀，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也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希望执政当局在西藏问题上也能表现出应 有的睿智和魄力，千万不要等闲视之。

2008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