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四川地震与中国的政治进步

在巨大的地震灾难中迎来六四悲剧十九周年，令人不能不想到，这次地震能不能催生一种积极的政治力量，加速中国的变革？

三十年前的唐山地震发生后不久，中国的政治舞台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一次会不会也诱发某种政治地震呢？由于温家宝在这次地震中的出色表现与胡锦涛平庸守旧的政治风格的鲜明反差，有人情不自禁地想象，这次地震有可能打破中共高层的政治平衡，把温家宝所代表的开明力量推向权力的中心。我以为，这样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

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内部，并不存在一股强大的改革势力。这一点，与三十年前非常不同。当时，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他的一大批革命战友，逼上了改革之路。如今的中国，绝大多数官僚都满足于维持现状，并有足够多的资源来保护自己。温家宝虽深得民心，但在官场内却相当孤立。胡锦涛虽难以掩饰其平庸，但官僚们并不在意，他们不希望有一个太认真，能力太强的人来管束自己。

那么，这次地震对于中国的政治进步难道就毫无意义了吗？当然不是。深陷官僚重围的温家宝，一直有意扩大媒体的开放和透明来反制官僚。他借北京奥运之机，给了外国媒体空前的采访自由，但官僚们还是成功地化解了温家宝的这一暗箭。这一次地震，给了温家宝意想不到的良机。他用自己出色的表现证明，现代传媒和信息手段果然能够对中国的官僚产生强大的制约力量。这个先例一开，就不容易收回去了，这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将发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巨大的灾难加上媒体的透明和开放，给官僚集团带来了长期的问责压力。几万人，尤其是近万学生失去生命，孩子们的父母不会善罢甘休；几百万受灾人口的善后安置，将是一个持续数年的过程，巨大的善款和国家的救灾款，也不可能再听任官僚们任意挥霍。可以期望，一种有助于问责的新政治文化将有机会在中国成长。

当然，这并不能令我们指望，此次地震之后，中共官僚中就会涌现出一批敢于承当，能有作为的政治领袖。事实上，我相信中国未来的政治领袖，已经不容易从官僚中产生，而将更多地来自中国成长中的公民社会。

未来中国政治领袖的一个来源，是成长中的民间组织。尽管中共使用各种手段来压制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是，从这次地震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当年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一样，如今的中共也已经不可能消灭以公民社会的理念武装起来的民间组织。此次地震，给中国民间组织提供了一次集体亮相的机会，数量空前的民众，看到了这支力量的存在，看到了这支力量与自己利益的关系。

中国还有一支更巨大的沉默力量，也可能会产生新一代的政治领袖，这就是正在迅速壮大的基督信众。不久前，研究农村政治的学者于建嵘不同寻常地发表了他与基督教家庭教会两位“培训师”的对话。两位“培训师”介绍的中国基督教的现状以及他们对中共宗教政策的批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超过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不缺乏有领袖潜质的政治人才，而我相信，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才，已置身于中共官僚集团之外。他们或许在创业，或许在行善，或许在传教。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下，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抱负，而一个开放和透明的舆论环境，将唤醒他们的政治使命。

中国政治大变革的时机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温家宝不久前在四川写下“多难兴邦”，说明他认为，要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还需要民众承受更多的苦难。这或许是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的宿命，但我也希望，在信息开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领袖，在未来摊牌的时候，都会拒绝以无辜民众的生命作权力博弈的筹码。（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