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监督政府
从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五十多年的经历来看，不管是大洪水、大旱灾还是大地震，每一次自然灾难，都给垄断国家资源的专制政府，获得成功扮演“救命恩人”的机会，给这个权力来源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增加了合法性。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四川地震，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主要是质疑、监督政府的救灾行为，并对地震中发生的问题进行思考，以争取制度上的改变。
在当前的四川震灾中，中共放松了以往严厉的新闻管制，还给人民一些本应享有的知情权，并开放了外国救援。这些做法，获得了海内外舆论的普遍肯定，人们希望政府从此更为开放，使中国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一般认为，这次中共对境内外媒体开放采访，是由于西藏骚乱后中共赶走外国记者，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厉谴责，因此这次吸取教训变得聪明起来。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说明海内外的批评是有效的。
但笔者不敢这么乐观。西藏至今仍是一个禁忌，目前海外记者仍然不能自由踏足藏区采访藏民。再看看一些被监禁的维权人士，如胡佳、郭飞雄等，他们并未因为国际社会的批评而获得自由。因此，这次选择性的新闻开放，说明海内外批评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在报道震灾方面解除了新闻管制？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以下几点：
第一，自然灾难不同于“人为灾难”。西藏骚乱是政府严厉镇压弱小民族的结果，压制维权人士是政治迫害，造成这些人为的祸害，中共是绝不手软的。而地震却是自然现象，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因此当今中国政府不再像唐山地震时那样愚蠢，他们已经不怕将自然灾情公之于众。
第二，中国不同于缅甸的地方在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而缅甸至今仍然闭关锁国。在这几十年里，外国和港台的资本进入使中国受益巨大，令中共当局尝到了经济开放的甜头，高干子弟因此大发其财。因此，在缅甸军政府阻扰外国入境救灾时，中国政府会欢迎海外捐款和援助。
第三，这次巨大的震灾牵涉千家万户的安全。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应用，使二亿多中国网民能在第一时间通报灾情。即使统治者想要像唐山大地震那样封锁消息，或者删除网上的负面消息，也已经不太行得通了。此外，为了办好奥运，中国政府有必要在全世界面前改变镇压人民的恶劣形象。
◎ 没制度保障新闻开放昙花一现
笔者曾经在萨斯抗灾期间认识到，即使是一个不是民选的专制政府，在巨大灾难发生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无助的灾民别无选择，只能寄望于这个他们平时不信任的政府，因为只有这个掌控一切的全权政府，才有能力有资源组织调动救援力量。
因为救灾，政府自然收获到人民的感激之情。但一些过分的歌功颂德充斥官方媒体，其肉麻程度，可比文革时期那些对“伟大领袖”和“人民的好总理”的吹捧。中国官方媒体遵命把握舆论导向，御用文人竭力为领导人塑造“爱民”形象。
还有人很有兴致地大谈“多难兴邦”，大谈什么“地震激发了中国的潜力”。他们似乎认为，地震是一件多多益善的好事，用这么多人的生命去促进国人的“团结”，提升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都是值得的。这些罔顾百姓性命的言论令人恶心。
就在这种歌颂政府、表扬领袖的欢乐“主旋律”中，人们似乎忘记了，由于中国政府最初拒绝国外专业救援人员入境，耽误救人时机，令许多灾民在黄金72小时过去之后默默死去。目前还有一些救助未至的地方，尤其是农村。许多灾民仍在挨饿受冻、受伤生病，并面对洪水、瘟疫和核泄漏等更多灾难的威胁。
人们似乎忘记了，救灾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官员包括参与救灾的军人，都是人民纳税养活的，他们理应迅速有效地救灾，就如医生理应尽职治病救人。当政府及其军队索取人民过多的赞美，硬要把自己塑造为“最可爱的人”时，他们是从根本上颠倒了主仆关系。
2004年南亚发生海啸，当时有二万名瑞典人在南亚度假，后来五百四十三人罹难。瑞典民间不依不饶追究政府拖延救援时间的责任，媒体的批评气势汹汹，首相和大臣们只能老老实实道歉认错。美国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之灾时，人民对布什总统的严厉批评也铺天盖地。
瑞典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保障媒体可以行使“第四权”，监督和批评政府，没有纳税人会对政府的本职工作感恩戴德。因此，政府官员不能只流眼泪或发表豪言壮语去“感动人心”，而是要具体有效地组织救灾。
而中国则不然，目前稍微宽松一点的新闻自由，并无国家机制作为保障。一旦统治者觉得对自己不利，他们便随时可以中断和倒退，这就只是一次偶然的言论放风，新闻开放只是昙花一现。
◎ 知识分子是质疑者不是赞美者
如果中国不能就此走向民主制度的建设，那么，无数灾民的鲜血和死亡、失去亲人的锥心痛苦、无家可归的困境，以及由此唤醒的全民族的关怀，全社会的同情，都只会化为一片歌颂领袖赞美军人的“主旋律”。这样“感动人心”过后，中国式的悲剧就会重演：令百姓遭殃的灾难，会再一次被统治者利用来为自己加分。
要使国人在地震时所唤起的良知、爱心和团结精神，成为一种恒久的力量，转化成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就需要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以质疑和批评的言说，推动社会制度性的进步。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对权威进行质疑的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
为什么在国难当头时，独立知识分子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批判意识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要站在弱势者一边，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和受迫害者的代表，他们要时时保持警觉，不让强权者以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误导人民。他们要以言词的力量，鼓励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对抗权势者的腐败和无能。
尽管独立知识分子并不是故意要和政府作对，但在政府和弱势者的利益不一致时，为了维护弱者利益，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质疑、批评权势者。而且这种批评不但要及时，而且要高声大声。只有足够大的声音，才能在呆板而坚固的社会结构中，开拓出一点自由空间。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就不屑参与“主旋律”的合唱，他发表意见说：“一切大话空言、华而不实的积习、对上负责的表面文章、为电视镜头准备的表演，此时，请统统走开！科学，专业，这是苦难中同胞的生之希望。”
◎ 追究政府渎职建设法制
在巨大天灾面前，不占有权力和资源的独立知识分子，除了捐款之外，所能做的并不多。但救灾的重任，却不能都系在政府官员有限的良心之上。政府的救灾行为不能没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救灾势必有损弱势者的利益。
即使在民主国家，好政府也是被舆论教训出来的。前面提到三年前的泰国海啸，瑞典政府在一片炮轰声中，努力救灾将功补过。这桩公案后来没完没了。从媒体的调查报道揭发开始，到后来成立“海啸灾难调查委员会”，追究政府工作人员的失职责任。前任首相佩尔松最信任的顾问丹尼斯被控误导调查，不得不引咎辞职。
这一次四川震灾，中国政府在各方面都有渎职的嫌疑。例如，据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说，有专家曾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到压制，“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让世人愤怒的是，地震摧毁了几千间中小学校舍，上万名学生惨死。那么多由各地政府主持修建的学校，成为坑害稚嫩孩子的“豆腐渣工程”，
中国《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或者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138条规定了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要给刑事处罚。
在发生这样的惨祸之后，人命和鲜血应将“问责”推上政治议程。如果中国政府真的“以人为本”，那么应该能按照自己的法律，在灾难过后进行广泛的调查和问责。如果官员失职的责任不予追究，那么政府执政的道义基础何在？但愿这场天灾人祸，能够促使中国社会走向法制制度建设之途。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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