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去年3月报导了河北一家棉织厂生产“毒毛巾”事件，被该企业告上法庭，理由是经相关部门检验，其毛巾虽然质量不合格，但并未含有报导所称的某种强致癌物质，要求央视道歉及赔偿。法院审理後，驳回了该企业的请求。
法院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享有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但法律亦保护媒体的正当舆论监督权利；第二，央视是基于部分毛巾生产企业使用 对人体有害的染色剂，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这一社会现象所做的调查节目；第三，相关部门目前已确认该企业生产的毛巾不合格，虽然不合格原因与致癌物质无关，但 仍可证明其产品有质量问题；第四，毛巾安全问题涉及公众利益，作为生产毛巾的企业，针对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
这个案子自然让人联想到着名的沙利文案。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起政治宣传广告，呼吁读者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广告中警察驱逐抗议学生 的情景部分失实，蒙哥马利市政专员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纽约时报》，要求名誉赔偿。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提出了“实际恶意”原则，即对于公 共事件或公众人物报导中的错误，控告者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媒体明知故犯或严重失职，否则不能算是诽谤。最後，《纽约时报》胜诉。
沙利文案的第一要义是保护言论自由。布伦南法官指出：“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空间’，故也需要保护。如果仅是事实错误，并不得抑制言论自由。”其 次，从媒体实践来看，记者不是科学家，既要及时传播信息，又要每一次细节都不出差错，几乎无法操作，等于扼杀了舆论监督。只有传播出来，才有试错的机会， 才能最终发现真相。
作为传媒史上的里程碑判例，沙利文案确立了国际通行的新准则，推动了半个世纪来的新闻发展。它有两个要点，一是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二是实际恶意。 这两点对于中国的媒体实践也同样重要。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消息源被严密控制，记者采访颇为不易，要求字字精确，等于禁止发声。尤其是近年来网络论坛和手机 短信等新媒体出现後，当公共事件发生时，民众出于恐慌心理和了解真相的需要，自行发布不实消息的情况增多，警方不问实际恶意和社会效果，动辄以“传播谣 言”为名治罪，无疑妨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对此权利的呼吁，被人歪曲为“造谣自由”，这也是我的再一次解释。
沙利文案准则并没有在中国法律中得以确立，但是经过一些法律专家的介绍和呼吁，近年来进入了法院判例。比如几年前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称 其报导他赌博和打假球没有证据，被判败诉，判决书中称“新闻报导由于其时效性的特点，不能苛求其内容完全反映客观事实”。此番“毒毛巾”案是又一个例子， 而且判决书中的几点理由，更加清晰地围绕着上述两个要点展开论述。
必须指出的是，此案在网络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肯定，相反遭到纷纷质疑。这是因为，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本身具有公权力性质。此案的核心，到底是媒体 报导公共事件呢，还是公权力对决私权利？更重要的背景是，在更具有公权力和公共事件性质的诸多案例中，沙利文案准则没有得到丝毫体现。例如数日前发生的胶 济铁路“4.28”惨案中，一位山东网友因为转贴不实消息（夸大死亡人数），就被当地警方拘留5日。
希望在更多的地方媒体报导中，在更多的公权力质疑声中，不实消息乃至错误言论都享有更大的呼吸空间，使信息能够有更多纠错的机会，最终达致动态平衡。（完）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时评人。 / 转自路透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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