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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金钟:一个戈培尔化的国度

中国民族狂热蜂起,把西方媒体比为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但究竟谁超过戈培尔千万倍?大汉族主义怎能理解独善其身的藏人?周恩来怎样解释中国不接受民族自决权?

西 藏的事,真是轮回不息。继一九五九、一九八九两次大骚动之后,今年三月又爆发一次震撼全球的藏人抗议示威,中共的镇压、国际社会的反弹,再次激起中国大陆 的民族主义狂潮,不仅反西方、反藏独,甚至连西方媒体也成为攻击对象。美国电视网络CNN主持卡弗蒂评论西藏事件时说:「他们过去五十年来基本上是一伙暴 民和恶棍。」(根据美国世界日报翻译),此言一出,中共外交部、大陆民众、海外华人群起而攻之,要CNN为此「辱华言论」道歉,还要CNN 炒卡氏鱿鱼。CNN响应说,卡氏言论只是针对中国政府,不是中国人。如果有人对号入座,他们可以表示歉意。

   在言论自由的传媒上,批评一个政府或者某些人,有轻有重,至少香港新闻界是奉行「事实不能歪曲,评论各抒己见」的原则,认为是非善恶的判断,绝对是各有 各的立场、角度和价值观,那是正当的权利。在中国组织大规模奥运火炬传递和同时发生的西藏事件中,西方传媒显然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重要角度,他们同情西藏 人的遭遇,抨击北京奥运飞扬跋扈、践踏人权。这已经使中国一些人很不爽,恼羞成怒,卡佛蒂一句话便成为发泄的靶子。

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两大名言

  令人关注的是,大量愤怒的网民,都把西方传媒比作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1897—1945),用「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这句话形容西方媒体如何欺骗民众,污蔑中国。他们利用个别镜头的失真,或是个别词句的失当,拿自由社会的传媒和一个极权社会的谎言治国相提并论,重复着历史性的错误。

   研究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人们,千万不能忘记两大经典名言,那就是戈培尔的「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为真理」,和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极权主义 的两大支柱,可以概括为洗脑与暴力。纳粹和苏联帝国相继沉入历史之后,中国共产党接棒,藉以维持政权迄今不堕。靠的就是这两个支柱。CCTV和人民日报领军的庞大传播系统,五十多年的假新闻和党八股说教,涂脂抹粉,颠倒黑白,掩饰祸国殃民真相,「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何止一千次!那是千万次,亿万次而不止。他们那些从中宣部到风情万种的大小主持、名嘴,是戈培尔的毫无愧色的真传和发扬光大者。

   从林彪铨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到邓小平镇压六四学生、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到胡锦涛镇压西藏,他们都是枪杆子夺权、枪杆子保权的毛的血腥暴力论的接班人, 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敢于向百姓出手。和平统一,也不会忘记武力。对台的武力恐吓,大骂收回香港不驻军的耿飙、黄华「胡说八道」,他们深信毛的遗诏:「这个世 界只有枪杆子才可以改造」,视民主自由为无物。

  这次处理西藏事件,继承戈培尔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自己。且看他们在事件一个多月来撒下的三大谎言:

  一大谎言是,只提三一四打砸抢烧,不提三一○开始的要求独立的和平示威,不提藏人的政治诉求,不提藏人高喊达赖喇嘛万岁。掩盖事件的实质,反复播放砸商店、纵火烧房场景,把事件描绘成只是一场「暴力犯罪事件」,为镇压有理铺路。

  二大谎言是,把藏人示威、暴乱之因,归罪于「达赖集团策划、煽动」,甚至由国家最高当局温家宝总理,宣称「有足够证据」。但至今没有任何显示,完全无损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崇高信誉与形象,这样国家规模的诽谤运动,举世罕见。

   三大谎言是,四月八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竟然指达赖是农奴制总代表,发动暴乱是为了在西藏恢复农奴制,要把百万翻身农奴打入黑牢笼。这种弥天大谎可以欺 骗大陆人,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达赖领导的达兰色拉流亡政府早已实行民主的代议政制,甚至达赖提出以选举代替灵童转世制度。

推到极致的戈培尔化的国家

   大陆又放映毛时代电影《农奴》,给人民灌输达赖回来就要复辟人头骨当碗、剥皮抽筋的旧西藏的印象。研究西藏的大陆作家王力雄在其著作《天葬》中,专门调 查过西藏的酷刑问题。他指出,那不是从活人身上剥取的器官,而历史上西藏当局的刑罚,绝不比中国历代的刑罚更残酷。透过这三大谎言就彻底颠覆了事件的真 相,混淆了中外的视听。共产党这样的手法用了何止一千次,对西藏、对西方,一贯如此。每当中国人权被指责时,他们便轻而易举地拿出西方传媒上的材料,让人 民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黑暗、反人道。而对他们五十年残民以逞,害死数千万人的暴政,则绝不准报导,官方档案也不解密,不择手段堵绝党内外的政治异见,若 有违抗者,动辄以泄密罪严惩。同时,豢养大批专家精英炮制谎言,愚弄人民。

   在官方垄断的媒体上,高分贝地、数十年不断地,大面积覆盖地宣传、教育、灌输、洗脑,使谎言变成真理,再变成集体行为,这样推到极致地戈培尔化,比纳粹 高超一千倍的统治术——就是今天泛滥全球华人的民族主义疯狂的根源,再辅之以金钱的引诱收买,这个巨霸民族的精神堕落和腐败就锦上添花,无以复加了。

大汉族怎能理解纯朴天然的藏人

   这样的大汉族意识,怎能理解一个纯朴天然、天人合一,慈悲为怀的佛教民族的心灵与生存方式?汉人以为给了你数百亿的财物支持,一条耗费数百亿的铁路,死 了五千人的一条公路,你应该归顺了。遗憾,他们不明白藏人不是一位见钱眼开的妙龄女郎,他们是一个独善其身,可以「适应缺氧状态的独特人种」;他们不希罕 丰田、奔驰的风光,而宁可跋涉数月,五体投地长跪磕头去崇拜心中的神灵;他们不仰慕备极哀荣的八宝山追悼仪式,而情愿死后粉身碎骨,让苍鹰啄食,灵魂升 天。

   和追逐声色犬马、荣华富贵的现代世俗相比,这样的民族怎能不落后、不封闭?又怎能为汉人所接受?这样的族群矛盾如何调和?奇怪的是,现代化程度早超过中 国的西方民族,发现这块高原的香格里拉之后,他们有更多的包容、疼惜和欣赏,北京的汉人们却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子心态,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要 「百万农奴站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毁掉二千七百座大小庙宇,只留下八座。僧侣们成为革命斗争对象,逼走达赖,关押班禅,西藏天空的「太阳」和「月 亮」消失了,雪域高原成了「黑地方」。胡耀邦去视察时,才发现可怜的藏民连一只吃饭的木头碗也没有!

   这是一九八九年去世的班禅喇嘛生前撰述的《七万言书》中记录的斑斑血泪。我们看到从历史到现实,都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甚么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六百 万藏民如此「顽冥不化、软硬不吃」?胡锦涛最近对外宾说:「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民族问题,而是统一和分裂的问题。」

胡锦涛说了一句老实话

  这位从来是言不及义的总书记,这番话似乎接近了要害。中共的意识形态,经过毛的暴虐革命和邓的全民走资,已经颠覆了加载宪章的马列教条,剩下的可共利用的资源只有民族主义一途。因此,胡的谈话,便将统一与分裂摆上神台,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

   但是,这个最高价值观是否不可以被质疑、被挑战呢?共产党人也否定绝对真理,就如毛天神般的权威,实际上被抛弃一样,大一统观早已在思想界贬值。中国宪 法「总纲」三十二条中,没有一条明定「统一」是高于一切的立国原则。胡的讲话,也表明他们为了统一,可以不顾人权、宗教和民族。

   五年前,香港刘慧卿议员赴台出席研讨会,说了一句「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决定」,返港后竟然遭到大肆围攻辱骂,指她「支持台独」。我曾写文声援,引述 毛、邓谈台湾独立问题的资料。结果被左报指为「误导读者」,称毛是支持台湾从日本统治下独立出来。和今天台独分裂祖国不同。——和他们争论下去是乏味的。 其实,这些统派论者完全脱离历史事实,中共领袖及党的决议在三、四十年代至少八次论及台湾,表示支持台湾独立建国,而从未提到要与中国统一或回归。二○○ 三年十一月我再次论述〈台独与民族自决权〉,谈到共产国际、列宁、苏联的民族自决政策和联合国宪章对民族自决的肯定。其中也及中国怎样从支持民族自决转 变为「民族自治」。

周恩来解释为何否定民族自决权

   今天,被中共称为三大祸害的三独:台独、藏独、疆独,其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民族自决权,适不适用于中国?中共早期是完全承认适用的,甚至在苏 区起草宪法大纲时完全照搬苏联宪法,称中国各少数民族可以加入中国,也可以脱离中国,少数民族包括蒙古族、藏族、台湾族、回族等。

  但一九四九中共建国后,便只字不提「民族自决」。对此,权威的解释出自总理周恩来之口,他在一九五七年八月的报告〈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其中为中共民族自治作辩甚详,理由如下:

  一、俄国周围各民族是沙皇的殖民地,比较聚居,中国许多民族则是杂居状态,而且彼此同化,不适于像苏联那样成立独立的民族共和国,而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二、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允许民族分立,可以参加苏联,也可不参加而独立建国。有利于争取这些民族支持苏俄革命。中国则不同,革命中已与各民族结成友谊关系,命运是共同的,不需要实行民族自决,民族分立政策。

  三、中国如果强调民族分立,将会被帝国主义利用,造成民族关系中的麻烦。如东土耳其斯坦曾发生过分裂活动,故我们不称「维吾尔斯坦」,只称维吾尔自治区。

  四、中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需要各族合作互助,民族宜合不宜分。不能分立,也不要想「单干」。

  从这四点可以看出,中共处理民族问题是从利害关系出发,完全没有顾及自决理论的民主实质。第二、三条表现的实用主义最为明显,列宁是强调「一切民族」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分离。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毛的革命之随心所欲,远超过苏共。

王力雄在雪原之夜的感受

  即使以周恩来的解说来看,第一条尤其不适用于西藏。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的聚居,已是高度的罕见的聚居,应有分立条件。民族自决权在战后尤其是联合国成立后,已成为一个普世的重要价值观,是公认的人民享受一切人权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是一项人类社会的集体人权。这比列宁时代带有革命功利性的自决论,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十次进藏的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深入探索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充满了无奈感。说了他在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途中的故事,他遇到一个美国人布朗和他雇用的一 名藏人扎西。是晚,大风雪。他和装备精良的布朗都有如末日来临的感受,但扎西和他的藏人同胞在享受酥油茶和糌粑中阵阵喧哗,若无其事。这种对比让他毕生难 忘,他写道:「那夜里,我深切体认到西藏高原永远属于藏人,无论主权、国境、法律归属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如果有一天末日来临,布朗会死,我会 死,缺乏抗受苦难能力的文明也会死,而扎西不会死,他是自然之子。只要人类还剩下一个种族和文明,那一定是藏人和他们天人合一的古老文明。」

(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香港)

(作者为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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