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冉云飞：一个对不起孩子们的国家

2008-06-01

有 朋友说我这两天的文章火药味比较浓，这我是承认的。我没有办法，每每想起那些冤死的孩子们，那目不忍睹的求救，那绝望的眼神，那握着笔的小手，那露出一双 破鞋的小脚，那在瓦砾废墟下的小小身体，“出来如花，又被摘下”，实在有一种快要崩溃的感觉。在今天这个儿童的节日里，想起他们早殒的生命，更有一种难以 言说的悲怆之感。

震灾中死难儿童的家长：誓为孩子讨还公道！

这次大地震过去了20天，死难人数还在增加，但又有多少人连成为一个死难数 字的机会都会被隐瞒掉，彻底成为没人搭理的孤魂野鬼。大批的死难者中，有多少人如果没有人祸可以避免去死，这一点大概整个社会都不愿意去问责，而政府更是 尽力推脱责任，用尽一切办法来卸掉“包袱”，从而去夺取他们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进而完成他们第N次的“伟光正”表演。而在这大批的死难者中， 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未成年人的大批死亡。他们的死难来源于他们读书的豆腐渣教室，来源于成人世界的贪渎和为政者的嗜血，来源于无处不在的官商勾结和可耻交 易。暴政害死百姓，成人世界害死未成年人，我们作为成人与有辱焉。

一个国家的成人不能保护自 己的未成年人的健康生存，免受那些不安全因素的折磨乃至死难，这个国家的成年人应该有极大的罪感，而管理这个社会的政府更有不可推卸的罪恶。但我们这个国 家的成人尤其是政府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灾难似的，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更是明目张胆地推脱他们应负之责，而媒体除少数还有一点新闻操守之外，也整个吹响主子 的旋律，将一场残酷的灾难用他们愚民的魔术棒，最终点化为一场“感谢党感谢政府”的煽情表演。真是用白骨堆成的“伟大胜利”，用尸体巩固的“人民政权”。 我们甚至可以反向作逻辑推理，如果他们的“胜利”还不足够“伟大”，那是因为死的人在他们看来还不够多，所以他们才会继续草菅人命，每年以清点死亡人数 （当然公开时则要隐瞒）为乐，来完成他们“伟大胜利”所需要的基本指标。

有冷漠的人会说，你 快要崩溃，死的又不是你的孩子？！那好，我们姑且沿着你的“推理”前进。是的，就算我一点同情悲悯之心都没有，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不该展现“滥情”， 我应该理智得体，甚至应该为天灾中的人祸因素间接促成他们的死难而“感谢”政府。那么好，如果死的是你的孩子，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们还可以这样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吗？做父母的无能护犊，做成人的无法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做父母的做成人的是多么无能！而我们的无能是什么造成的？难道是我们天生的无能吗？我们的 无能无力都是拜目下这样没有真正监督与问责制度的政治垄断所赐。没有公平竞争的政治垄断，生活中没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是孩子们和平民百姓无辜死亡的罪 恶渊薮。

想一想我们成人社会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从小没有快乐可言，只有无穷无尽的作业；没 有健康的欢笑，只有成人的压制与愚弄（有的甚至连进学校受党化教育愚弄的权利也得不到）。而当大难来临时，他们又被成人修建的豆腐渣校舍一并埋葬，真是谁 让你不幸生在中国？我最近的文章火药味是比较浓，但想着那些冤死的孩子，实在控制不住。每每看到我的女儿从我的书房走过，每每与她谈话，看到她如此健康活 泼，就想起那些已经冤死的孩子们，真是不胜悲怆，内心难受得要命。我真不敢想像，不努力批评这个社会与政府，促使他们改进，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遭受她不应 该得到的灾难，我会如何的自责与难过。一想到这一点，真让我内心抓狂，无比不安与恐惧。这种不安、恐惧、愤怒，在我身上快要变成一种难以驱散的神经质，所 以我要不停地说出来，就像暗夜里大家互相喊几声以壮胆，在寒夜里互相挨着取暖一样，否则就会被孤苦无告、恐惧不安、愤怒膺心的情绪所劫持。

看 看我们的孩子们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怎样在瞬间无辜香消玉殒，我们成人应该知晓在中国生孩子是一个巨大的输多赢少的赌搏，是一场令人心惊肉跳、寝食难安的 赌注。所以现在丁克家庭越来越多，不是像西方那样完全是因为自由选择生活的结果，而是许多人理性考量过后得出的“不敢生孩子”的基本判断。孩子们这次无辜 地死去，这是我们整个成人社会的罪，我们任何一个成人都难辞其咎。但最有直接责任的无疑是政府官员、建筑承包商（包括设计师）等人，我们整个社会不应该忘 记要让他们出来承担责任，不应该忘记要让他们受到相应的惩处，当然还有这害人非浅的专制制度更是罪恶的元凶。在今天这个孩子们应该欢笑的节日里，为了无辜 的死难者以及更多活着的孩子们的未来，我们应该记住：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必将遍地。

2008年6月1日7：26分于成都

金钟：人在做，天在看

编辑部常有访客。四月份有大陆来客说，民间有耳语流传：「二○○八，火山爆发」。当时听之，一笑置之。不料五月十二日，晴天霹雳，四川汶川果真发生数十 年未有之八级大地震，天翻地覆，人间变为炼狱，震撼全国，震惊全球。半个月来，遇难人数近十万。此刻仍然余震不断，灾后重建，环保失衡，千头万绪，海内外 莫不同感悲戚。

川震以来，「天象示警」之说，时有所闻，且见诸媒体。最近更有美国明星莎朗史东康城影展放言，四川地震是对中国镇压藏人的报应，引来不少批 评。中国民间向来对重大的自然灾难有习惯性的联想，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和吉林大陨石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变天的预兆，该年果真有暴君毛的去世，开启中国的 巨变。这种事斥之为迷信易，但却是源远流长。历史上不断记录，历代君主无不将天灾人祸归之于上天对当朝的惩罚。皇帝是天子，农民起义也要打出「替天行道」 的旗帜。逆天意而行，必遭天谴，皇帝都要下「罪己诏」，或天坛祭拜，或大赦天下。西汉大儒董仲舒更有一套「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 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在 一个皇权无边而科学不昌的时代，人民无权无知，而乞灵于神秘的天道和宿命，自有其可感可悯之处，即使在现代文明发达的今天，在人类已经可以登月上天的条件 下，对于神佛的崇拜和敬畏，仍是东西方民族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是当代哲学有机的组成部份。祈求天佑的心理，从美国到香港都满含真善的价值。我们香港人爱 说「人在做，天在看」，就有天网恢恢，恶者难逃，善者必有善报的自我勉励之意。与古云「头顶三尺有神灵」的告诫无异。

然而，共产党在大陆统治近一个甲子，在精神上完全推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片面鼓吹人定胜天，不信邪，灌输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造反有 理」。结果是无法无天的大跃进和文革，害死数千万条生命。不信神又造出一个杀人如麻的恶神，毛直言﹕「我是不下罪己诏的！」暴虐无道超过封建帝王。由于毛 的罪孽从未清算，毛后的历届统治者，依然是天不怕地不怕地霸占权力，为所欲为，不怕天谴。六十年来之天怒人怨，从来没有向人民说一句道歉，从来没有为人民 的苦难下过半旗，举国发丧致哀的都是党国高干。

因 此，我们今天肯定北京下半旗为川震死难者致哀、开放媒体报导灾情之余，还不能放弃言责，批评他们在这场浩劫中的过失，包括七十二小时黄金时间拒绝外援、大 量校舍倒塌造成上万学童无辜死亡、对国内外专家地震预报的漠视以及巨大财力未改善地震科研及落伍的救灾方式等等。我们更期盼中共领导人不要还停留在感悟 「天灾无情人有情」这样的浅层面，应该借此天威示警，启动还政于民的思维，改革违背天意也违背民意的政治制度。

（2008-5-29）开放杂志2008年6月号 　

溫煇：一个建议

四川「5●12」大地震发生后，中共当局在公布震情灾情、开放传媒采访方面，比三十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情况，肯定是从零向前跨出一大步；在动员各方力量、调动全国资源全力以赴抗震救灾方面，都做了有成效的工作；在接受外援方面，也作出了今非昔比的突破。这一切说明，中共这次赈灾、救灾，超越了丑劣的唐山模式。不过，肯定中存在着否定的东西──在防灾、抗灾、救灾方面，有不少问题是值得反思和议论的：

　　一、 国家地震局和其他有关机关，为什么没有震前预报？震前曾有地质学者、专家提出四川将发生地震的预警报告，为什么没有引起当局重视，同时还把一些平民的预警（包括提出震前自然异象是地震预兆）置若罔闻，甚至诬称造谣，甚至公开「辟谣」？

　　二、 为什么灾区出现数以千计学校校舍不堪一震就轰然倒塌，而一般政府大楼却是屹立不动、震后犹存？谁给学校建造工程种下祸根？

　　三、 灾区地形地势复杂，应当在出动陆军投入救灾工作的同时，立即调动空中力量参与救援，为什么迟迟出动直升机、运输机投入工作？为什么震后四天才动用巨型直升机？

　　四、 救灾总指挥温家宝在中央内部会议中申述救灾工作中出现「乱」的现象，统一指挥、协调运作出现问题，这是不是某些体制和法规不健全所致？

　　五、 为什么国际救援队来华最初遭遇困阻，有些民主国家救援队甚至临近或可能超过救援黄金时限才获准进入灾区？

　　六、 多年来地质学者专家不断提出四川的绵阳一带可能发生地震灾害的预测，何故偏偏选择在这些高危区建设核工厂、核武器库？

　　七、 灾区不断发生干部贪腐案件（包括官商勾结、偷窃资源、变卖赈品等等），引起身陷痛苦深渊的灾民极度不满，一些灾区爆发激烈的抗议示威，这种腐败现象的出现是否由于救灾工作的整体规划不周、特别是监管机制缺失？

　　八、 为什么在基本解除灾情信息管制的同时，官方媒体的镜头只偏向「感动」（包括领导人的悲天悯人）和自我表扬，对灾区官僚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激起公愤的现象却噤若寒蝉，几乎是零报道？

　　八个为什么，仅是八例而已。恶劣现象的根源在于恶劣的政治制度，传媒虽有一定的采访自由，却形成不了强有力的舆论监察和监督的力量。大地震把制度的恶劣性暴露出来了，但改变一党专政的政制非一日之功，当前面对一系列的救灾问题，加上重建问题，都急需妥善解决，政府怎么办？最高领导人怎么办？灾民怎么办？国人怎么办？

　　为了把救灾、重建工作做好，我们建议及时开个总结大会，一方面总结防灾、抗灾、救灾、赈灾的经验教训（包括正面的、负面的，包括向渎职的官员问责），一方面设想、规划善后和重建工作，向执政者提意见、提建议。

　　总结大会可考虑由国务院召开，但切忌采取党包办一切的模式，而应该做到组织参与者的多元性，有关救灾、重建工作的透明性，讨论问题的开放性；特别重要的是，把舆论监督看作防灾救灾善后重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总结大会内外，应当彻底解除言论禁制，中央大报、地方小报都大开门窗（不是「开天窗」），让专家学者、一般知识分子、一般百姓，都能透过报?，发表意见，畅所欲言。

　　我们希望总结大会内内外外万众一心、上下一心，克服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给中国大地催生五十九年来第一次升起的虎虎生气，给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和平民主转型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时值「六四」十九周年，中共也有必要开放对「六四」定性的全民大讨论。「六四」的真相必须揭开，错误的定性必须改正，屠城的元凶必须谴责，对受害者的道歉赔偿必须履行。中共在抗灾救灾中的良好表现，应当继往开来，在解决「六四」历史悬案的问题上不负众望，这也是中共自我改造、走出死胡同的重要一步。历史和现实，都在考验着你们。

（《争鸣》2008年6月号）

《争鸣》社评：不要把悲剧演成喜剧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是殷商的统治者应以夏代的灭亡作为自己的镜子，不要重蹈夏代统治者的覆辙。

　　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最惨烈的地震。这是一次有预测而没有预报的地震，它给后人留下一个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政治压倒一切」，为它付出的代价是二十四万多条生命。唐山地震之前，国家和民间的地震监测网都有相当准确的预测，直到震前几个小时，都有预测。可惜所有这些预测，没有一份引起当权者的重视而发布地震预报，终于酿成惨剧！

　　为什么有预测而没有预报？当时全国正在病夫毛泽东的控制下，把「批邓」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地震预测」就是这样被「批邓」压倒而未能成为「地震预报」。这种天灾当然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但是有预测而不预报，这不是人祸吗？

　　这种「突出政治」不但在震前飞扬跋扈，而且在震后继续兴妖作怪。

　　如今在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中，中共当局已经不再重复唐山地震中那些「突出政治」的荒唐做法，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我们在悲悼遇难同胞和慰问幸存者的同时，对各路救援大军在救灾工作中表现的人道精神和付出的辛勤劳动，深表敬意。我们也真诚地希望，通过这次抗震救灾，中共能利用党群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的时机，趁热打铁，偿还历史债务，弥补过去的失误（例如「六四」屠城、迫害法轮功等），与民更始，真正开始走向和谐社会。

　　为此，我们有以下进言，此言不一定悦耳，甚至逆耳，全看中共抉择了。

　　首先，当局对待汶川地震和毛泽东时代对待唐山地震一样，也是只有预测而没有预报，以致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网上已经盛传，汶川地震早有预测但被政治权力压住，不准预报（说是「谣言」）。我们处于局外，一时无法判断，因而不愿对这种传闻表示可否。但有一点是无须证据即可断定的：只要是具备一定技术装备的地震监测网站，对这样强烈的地震，不可能没有预测。但有预测而没有预报，显然是被某一层的政治权力卡住了。这就是说，唐山地震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汶川地震的「后车之鉴」，都是被「压倒一切的政治」压倒了。唐山地震发生在「批邓」当中，汶川地震发生在「迎奥」当中。一九七六年，「批邓」是最大的政治；二○○八年，「迎接北京奥运」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政治」一来，一切都得让路。这就是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准则，因为政治是党文化的灵魂。「奥运圣火」在国外传递受到一点干扰就使中国国内发生了天塌地裂般的震撼；如果误报一次地震，使「喜迎奥运」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变成「准备防震」的惶惶不安，那不成了「别有用心」吗！谁愿意冒这个政治风险呢？

　　「突出政治」是一党专政的运作方式。除非实行政治改革，「突出政治」是不会退出政治舞台的。现在令人不安的是，又有人把地震作为契机，想搞新的「政治运动」了，这就是对党歌功颂德，把悲剧演成喜剧，掀起新一波民族主义高潮。五月十九日天安门前降半旗悼念地震亡灵时，电视画面竟播出一群青年挥拳狂呼「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世界上有这样悼亡的吗？

　　地震是一场人道灾难，救灾是一种人道行为。连地震都被用来当作政治筹码，意味着中共的「突出政治」不但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要加强，这不是还要继续重蹈覆辙吗？

　　唐山地震，结束了毛泽东的时代。那是通过宫廷政变结束的。汶川地震，能不能通过执政党主动改革，和平转型，结束邓小平式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畸形时代呢？

（原载《争鸣》2008年6月号）

林保华：政治感应与天人感应

五月十二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生强烈地震，人民死伤惨重。

执笔时官方死难数字是四万多人，估计会超过五万人，我预测可能会有十万人，因为被埋在瓦砾堆下面的，统计数字很不完整。直接经济损失官方估计达六百七十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企业的损失，但是如果包括居民房屋倒塌与财务损失，当然远远不止这些。

救人第一还是政治第一

虽然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发表了许多感性的讲话，把“救人”作为第一要务，但是整个救人工作却相当迟缓，军 队不像以前所宣传的那样“雷厉风行”，外国救援队也不许到中国来救灾，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温家宝（后来有胡锦涛）在镜头前窜来窜去，不知其他领导人 在做甚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种的反常现象呢？

如果想到中共是一个革命党，不是全民党与救灾党，这些问题就不难解释了，那就是政治在作怪，是救人第一还是政治第一？

第一，这次地震，中国发出的新闻，从七点六级逐步修订到八级。这样强烈的地震，过去都会有若干预报，问题只是当局是 否愿意公开而已。如果预报可以显示中共的伟大、英明，自然会做出预报，例如一九七五年二月的海城七点三级地震。但是如果预报会“添乱”的，就隐匿不报，如 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唐山七点八级地震。当然也有其他属於官僚怠惰与疏失的。现在三十多年后，科技越来越发展，怎么可能这次规模更大的地震，当局完全没有觉察 出来？可见必然有“人祸”在内，至於甚么样的人祸，恐怕很难查清楚，因为涉及党和国家机密。但是今年八月北京奥运的举行，自然是其中最重要原因，预报地震 显然会破坏“莺歌燕舞”的局面，影响外国游客来中国的意愿。因此即使着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十个月前已经预测到汶川地区会有地震，中共当局也成了“文 盲”，甚至当作是国际反华势力破坏奥运的阴谋。而本国与本地的预报则轻而易举的被控制，不是被“闢谣”，就是在网络上被删除。

外国救援队为何不许进来

第二，地震一发生，许多县城与乡镇立刻断了一切交通与通讯联系，也就是说，处於中共“失控”状态。在情况不明的情况 下，中共无法决策，人命再要紧，也不能让“外人”进入灾区。只有总理温家宝到了现场进行评估后，再决定应该怎么做。这里，除了死伤情况该怎么公佈，还涉及 后来才逐渐被外界透露出来的消息，重灾区的绵阳市，还有更远一些的广元市，都有中共的重要核基地，如果有核辐射如何隐瞒？这些军事机密又如何防止被混在救 援队的外国特工所窃取？等等。除此，也还有其他考量，例如担心让救援队来以后，这些国家可能就不会再捐助现金了。救援队不来，於情於理，都必须慷慨解囊， 才方便贪官们有“雁过拔毛”而大发“民难财”的大好机会。

第三，温家宝虽然是当天到了灾区，但是军队他指挥不动，挺进灾区的“死命令”，或动用直升飞机救人与空投救灾物质都 有困难，所以有关於他摔电话的报道说：“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虽然五月十三日夜到了灾区，但是一直没有与温家宝同时现身来显 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因此军政矛盾不是外界所能想像的。此外，也可能郭伯雄主要在核基地，不理民事。当然，后来情况稍有好转，军人多 了，直升飞机也多了。由於胡锦涛一直没有现身，而布殊总统致电给他慰问灾情时，他还在指责外国干涉西藏内政，显示共产党领导人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加 上一直不许外国救援队到灾区救援，人们都相信这是胡锦涛的原因。为了堵住外界悠悠之口，也防止温家宝抢走所有的救灾“功劳”，所以胡锦涛从日本回国后第六 天，也就是提前一天“出关”，到灾区取代温家宝。这是因为依照惯例，每次胡锦涛外访回来后，要“闭关”七日才能出来亮相，其中隐含甚么玄机，当然是党的最 高机密。但是胡锦涛第一站还是绵阳市，因为那里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他这个军委主席的心头肉，那是中国的核武研究设计的单位，至於十三亿中国老百姓，少 掉一些，即使“一胎化”导致香火断了，又算得了甚么？

“天人感应”是否迷信？

为了转移中共对地震的政治感应与无能，官方媒体集中报道温家宝与共军如何卖力救灾，温家宝成了大明星，以致被质疑是 做秀。此外，官方媒体还进一步政治化的谴责法轮功与魏京生、王丹等民运人士，中共控制的海外侨民，在纽约法拉盛对法轮功发动暴力袭击。於是这些久违了的人 名、功名，在中国媒体重新出现，给中共“添乱”，这恐怕是中宣部阎王们所始料未及的。

中共的无人性，是否触怒老天爷，引发了“天人感应”之说。这次地震与唐山大地震有相似之处。都是中国极端的两次民族 主义热潮之后发生的，一次是文革，一次是奥运与西藏，而这种民族主义只是加紧镇压异己，荼毒民众的遮羞布而已。所以香港有舆论要求中共“积德消灾”，下 “罪己诏”。这种舆论自然也引发香港亲共喉舌以及亲共人士的不满，除了继续以民族主义扣帽子以外，还指责为“迷信”，这当然有违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然而，真正“迷信”的其实是共产党自己，虽然它自称是“无神论”。因为大家知道，今年的北京奥运开幕，是二○○八年 八月八日八点钟。为何中共对“八”字这样感兴趣？这是从香港人的“迷信”学来的。香港人把“八”字当“发”字的谐音，发财之谓也。中共举办奥运，其他冠冕 堂皇的理由都是假的，从中发财却是真的。因此甚么改善人权、开放资讯、加强环保之类的承诺怎么可能是真的？因为这些都挡了中共的财路。别的不说，为了奥运 基础建设，中共逼迁多少人口，拆掉多少民居？官商勾结，发了多少不义之财？

“八”对中共是否吉祥数字？

那么“八”字对中共来讲，是否真的是吉祥数字？是“福娃”之外的“福数”？然而，不但这次地震的级数最后确认为“八 级”，而且发生在奥运开幕前的八十八天！甚至发生地震日子的“五一二”──五加一加二等於八，而西藏镇压流血事件的“三一四”──三加一加四也是等於八。 於是有人认为这次地震不但与奥运有关，也与西藏有关。如果联想到发生地震的具体时间是下午两点二十八分，这个“二二八”与台湾也有关系？这些数字上的巧合 的确十分诡异，也怪不得中共对“天人感应”十分敏感了。

这个“天人感应”与共产党的“无神论”就一定冲突吗？那又不见得。上一个世纪八○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黄昏岁 月》（郭金荣着）第十二章“他默默地仰望着天空”里，引用毛泽东的贴身服务人员孟锦云的话，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就吉林的陨石雨表示：“我相信 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甚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毛泽东是表示他“相信”天人感 应，难道无神论的共产党创始人毛泽东也封建迷信？

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吉林下流星雨，七月二十八日发生唐山大地震（请注意，都有“八”字），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祸国 殃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动”结束。那么在今年一月，中国南方“天崩”发生暴风雪，到这次“地裂”发生大地震，中国的命运会发生甚么变化，怎会不引起 中共与亲共人士神经紧绷呢？

原载《争鸣》杂志

刘晓竹：对国共关系的展望

2008-05-30

最近，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与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会面。从媒体报道来看，两人似乎相见甚欢，相见恨晚。 可以说，这是令人欣慰的历史一幕。因为，一部中国近代史，除了八年抗战之外，基本上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打架的历史，兄弟阋墙，互相残杀。最初，国民党杀共 产党，从清党到四一二屠杀，血流成河。后来，共产党杀国民党，从三反五反到四清文革，也是血流成河。今天，胡吴会杯酒释恩仇，但双方烈士的在天之灵能和解 吗？为此，我们必须正视历史，珍惜现实，面向未来。

什么是正视历史呢？首先应该承认，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初都是理想主义 的，发端于民国革命，受到孙文主义与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来，国共分道扬镳了，一个继续坚持三民主义，一个是改信了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军事失 败，退守台湾，但政治与经济路线是正确的，因之，台湾人民享有今天的自由与幸福。比较而言，共产党取得了军事胜利，夺取了政权，但是，政治经济路线无疑是 错误的。毛泽东走火入魔，跟着俄国人搞斯大林主义，导致数千万大陆人民死于左祸与饥荒，上亿人在文革中受迫害。大陆至今仍在为小康奋斗，政治上依然专制落 后。正视这段曲折的历史，就是实事求是。

什么是珍惜现实呢？在我看来，现实就是两岸的和平共处。一方面台湾的自由民主来之不易，一方面大 陆的改革开放也来之不易，所以要珍惜。珍惜现实的最好方法是推动两岸人民的交流，任何阻挡两岸交流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现在，台湾人民有言论自由与新 闻自由，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台湾人民可以直接了解。但是，台湾发生的事情，大陆人民还不能自由地去了解，中间还有很多人为的障碍以及制度的障碍。希望两岸 早日实现信息的对等交流，扩大人员的交流。

为什么要面向未来？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处在转型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也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就是国家道路的选择：是走向自由民主？还是坚持一党专制？实在说来，一党专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因为人民不喜欢。但是， 共产党高层不知道怎么下这个台阶。我觉得，国共合作的核心内容就是找台阶下，帮助共产党从一党专制转向自由民主。国民党应该肩负这个历史使命，而共产党应 该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所谓面向未来就是：国民党在大陆获得第二次生命，重新恢复组织，而共产党在选票中获得第二次生命，变成民主政党。在一国两党的构架 下，国共互相监督，和平竞争，轮流执政，国家之幸也。

现在看起来，毛泽东结束孙中山先生建立的亚洲第一共和国，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而他自 己搞的那个共和国，徒有共和之名，没有共和之实，因为骨子里是一党专制。所幸的是，孙中山的那个老共和国在台湾保留下来了，一脉相承，而孙中山的思想正在 被大陆人民重新认识。展望未来，老百姓的自由与幸福高于一切。因之，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管真共和还是假共和，也不管是老共和还是新共和，能抓到老鼠的 就是好共和。

（自由亚洲电台）

胡平：中藏会谈说明了什么？

一、中共其实早就知道并且也承认，达赖喇嘛不是要独立而只是要自治

西藏事件发生戏剧性变化。4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不显眼的位置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
有些愤青责问道：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怎么可以和他对话呢？其实，这个问题正应该反过来问：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中国政府自然不会和他对话。但既然中国政府同意和达赖喇嘛对话，这难道不表明，中共政府其实知道达赖喇嘛并不是分裂祖国、策划暴动和破坏奥运的犯罪分子吗？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过去几年间，中国政府曾经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有过六次对话，而按照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对话底线：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这就是说，如果达赖喇嘛方面主张独立，中共方面就不会和他们谈；反过来，如果中共和达赖喇嘛谈了，那必定是中共承认达赖喇嘛不要求独立。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早就明白达赖喇嘛不是要求独立只是要求高度自治，所以双方才会有这六次对话。

日前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中央与达赖代表前六次会谈"。文章介绍说，前两次会谈是"参观性质"，第三次"双方开始讨论一些问题"，第四次"接触到实质问题"，第五次"就实质问题会谈一天"，第六次"与北京的对话进入一个关键性阶段，但是双方在涉及西藏的几个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当然是排除了独立问题的。这里所说的"重大分歧"，当然不是独立与反对独立的分歧，而只可能是其他的分歧，只可能是在自治的具体内容上的分歧。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其实是知道、并且也承认达赖喇嘛的主张是自治而非独立。只不过双方在自治问题上的主张差距太大，谈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前几次对话都破裂了。

中国政府说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是"实质独立"，是"变相独立"。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正像我原来讲过的那样，对照中国政府在香港、澳门实行的高度自治，尤其是对照中国政府许诺给台湾的高度自治，藏人提出的要求并不比它们更高。既然如此，中国政府凭什么硬说人家藏人的自治方案是"实质独立"、"变相独立"呢？

顺便谈谈雪山狮子旗和"自由西藏"的口号。雪山狮子旗本来是清政府给西藏政府制定的一面军旗，后来就成为西藏的象征。从清代到民国，中央政府都是认可这面旗子的。如果你一口咬定雪山狮子旗就代表西藏独立，那岂不等于承认在清代在民国时期西藏是独立的吗？那岂不等于承认西藏自古以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我要强调的是，雪山狮子旗并不等于西藏独立。主张西藏独立的人打这面旗子，不主张西藏独立的人也打这面旗子，因此我们不能一见到这面旗子就认定别人是藏独。几天前，当局在广东发现有工厂印制雪山狮子旗，立刻就判定他们是在支持藏独，立刻就把旗子统统没收。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

再有"FREE TIBET"这个口号，可以翻译成"自由西藏"或"西藏自由"，或"解放西藏"，但不可以翻译成"西藏独立"。"FREE TIBET"无非是说要使西藏摆脱压迫，并不等于要求独立。譬如过去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和现在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不应当翻译成欧洲独立或亚洲独立。文革中四川造反派有个口号"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难道你可以理解成是要大西南独立吗？

不错，西藏不是香港、澳门，更不是台湾。中共不肯把吃下的东西再吐出来，所以它拒绝达赖喇嘛关于真正自治的要求（参见我的《西藏问题之我见》）。问题是中共太不老实，它不肯明白承认这一点。它硬要给达赖喇嘛扣上藏独的帽子，再加上它把雪山狮子旗和FREE TIBET的口号不由分说地指为藏独的标志和口号，这就不仅把达赖喇嘛和藏人，而且也把一切同情他们的汉人以及国际社会，统统都打成了"分裂势力"，并以此刺激起那些不明真相或不求甚解的华人的敌意，从而掩盖了中共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不良用心。我上面的分析已经证明，中共对达赖喇嘛搞藏独的指责，是和它早就与达赖喇嘛进行过实质性对话这一事实相矛盾的；进而也就证明，中共对达赖喇嘛搞藏独的指责实际上是蓄意的误导。

二、3、14拉萨骚乱不是达赖喇嘛幕后策动的

5月4日，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在深圳举行了自今年3月西藏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对话。正像我们先前估计的那样，这次对话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关于这次对话的具体内容，双方都还没有公布。中共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磋商中申明：中央政府针对拉萨'三·一四'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依法行事，是完全正确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这次对话首先谈的是这次西藏事件。估计藏人方面要求中共放人。因为据报道，从3月10日至今，至少有三千名藏人被捕。中共方面则声称它的镇压是依法行事，拒绝放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这大概就是第一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我们都还记得，早在这次西藏事件爆发之初，中共就指控达赖集团幕后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当时达赖喇嘛就反驳，要求中共拿出证据，至今中共方面并没有拿出证据。中共公安部提到藏人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其实，这个"大起义运动"根本不是秘密，它早在1月4日就发表在海外藏人的公开的网站上（www.TibetanUprising.org。）。就像谈革命不一定就是暴力革命，同样地，谈起义不一定就是武装起义。这次藏人说的大起义，实际上是指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所谓大起义，实际上是号召流亡藏人徒步回乡。它和搞暴力搞武装毫不相干。再说，这个计划也不是达赖喇嘛提出来的，而是另外五个藏人团体提出来的。（参见维基百科"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条目）

要说藏人策划搞暴动，为什么他们不去先攻占兵营、政府机关和要害部门，而却要去攻击老百姓呢？为什么不拿上象样点的武器，而要从地上捡石头呢？拉萨地区驻扎大量中共军警，那些搞打砸抢烧的藏人难道就没想到他们会被强力镇压吗？中共说它在某个地方，发现了藏人有多少枝枪，多少发子弹，多少炸药，用来证明藏人图谋武装暴动。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第一、这么少一点武器，绝不足以去搞武装起义；第二、凡搞武装起义者，必然是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没动手前不动声色；决不会把武器藏在家里，自己先上大街乍乍呼呼地搞和平示威，引来军警抓人抄家，然后把武器一件一件地抄出来。天下哪有这么傻的武装起义呢？

前两天，中共媒体说逮捕了很多"暴徒"，有的暴徒认了罪。有暴徒说他们是"受了坏人的指使"。那么，坏人是谁？叫什么名字？报上没有说。为什么不说？因为根本没有，因为是捏造，是苦打成招。若说坏人指使，试问是怎么指使的？凡有头脑者都可以想一想，难道达赖喇嘛或藏青会有那么愚蠢，竟然组织藏人打砸抢烧，这不是给中共提供理由镇压自己吗？

中共指控达赖喇嘛策划打砸抢。如果真有这回事，那会是怎样发生的呢？让我们帮它编编看：

达赖喇嘛的人、或者藏青会的人，打电话发电子信给拉萨的藏民说：

"扎西，达瓦，你们3月14日这天带领大伙到拉萨大街上打砸抢去！"

"带枪去带炸药去吗？"

"不带不带，枪枝和炸药都放在家里，就空着手去。"

"那我们怎么打砸抢啊？"

"用手打用脚踢啊，地上捡石头扔啊。顶多带一两把刀去。"

"拉萨军警那么多，边境上守得也很严，他们抓我们怎么办？你们怎么给我们安排后路呀？打完砸完后我们怎么跑啊？"

"我们没给你们安排什么后路，共军要抓就让他们抓吧。"

请大家想想看，这难道是可能的吗？天下哪有这么蠢的策动者？天下哪有这么蠢的人，能被这种"策"而"动"？

由此可见，3，14暴力行为决不可能是预谋的，而只可能是即兴的；不是事先组织的，而是当下自发的。3，14暴力行为只能是在和平抗议遭到暴力镇压的现场直接刺激下的一种突发事件。

5月4日，《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怎样化解西藏事件的公关危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单光鼐教授邀请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等深入对谈。其中一节谈到"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他们认为，西藏事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3月10日事件是第一个阶段，是藏人和平示威，由于当局未能控制住，"自然而然地就将众多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外地生意人不满的人聚集起来，且裹挟进去，经过三天的发酵，最终演化为'3.14'骚乱。这可以称之为'万州事件的拉萨版'"。应该说，这种描述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尽管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下，几位作者还不能把什么事都说得很透彻，但是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不简单了。

众所周知，重庆万州事件是一起群体性骚乱。2004年10月18日，万州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一名挑夫，引起旁观者的愤怒，很快就聚集了上万人，导致交通堵塞，群众冲进政府大楼，砸玻璃，抢电脑，损坏财物，在街头纵火烧汽车。其实，象万州事件这样的群体性骚乱，在如今的中国层出不穷。例如2003年1月6日，安徽合肥工业大学两名女生在校门口被车压死，第二天就有两万学生冲上街头，冲进省政府，在沿路街道和省政府大院里还有人打砸抢和纵火。2005年6月26日晚，在安徽池州，一辆高档轿车把一个学生挂伤，发生争执，交警来处理，老百姓不满意，说交警腐败，偏袒权贵，于是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还抢了附近一家超市。据统计，仅2005年一年，这类带有打砸抢烧行为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就有四千多宗，平均每天十几宗。

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博士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这类群体性骚乱和一般的维权活动不同，它们是突发的，自发的，不是事前有组织有准备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参加和平抗议的本来都是僧尼，而搞打砸抢烧的则基本上是附近的藏人市民。在这类群体性骚乱中，不但有人打砸政府机关或焚烧军警的汽车，而且还有人抢商店，围攻超市，焚烧酒店和公车等，间或也有无辜的平民受到伤害。一般来说，在维权运动或政治异议运动中，参加者们都很自律，不会搞打砸抢烧一类暴力行为（例如在八九民运中，学生还组成纠察队，不准外人进入，就是怕有的人进来后作出过激行为，给当局镇压提供把柄）。按照于建嵘的分析，这种群体性骚乱反映出政府的管治危机，反映出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缺少正当的表达渠道。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群体性骚乱是自发的、突发的，并且多半是无组织、无预谋的，但并不是凭空发生的。群体性骚乱必定有导火线。不能想象，那些藏人，往日都好好的，却突然在3月14日这一天，在中共强大的军警的眼皮子底下搞起打砸抢烧来了。万州事件和池州事件的导火线是权势者欺压平民，执法者助纣为虐。3、14事件的导火线是当局镇压藏人的和平抗议。《南方周末》文章讲到3、14骚乱是由3、10和平抗议演变而成，但没有讲明是怎样演变的，没有讲明促成演变的因素（应是有难言之隐）。其实，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很简单很清楚的。因为和平抗议遭到镇压，于是激起民愤，激发暴力。不能想象，本来都是和平抗议，而当局又表现得很克制，抗议者方面却突然脑子发烧，搞起打砸抢烧来了。我当然反对3、14打砸抢烧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伤及无辜，并且为当局镇压提供口实。但是我要强调的是，3、14打砸抢烧行为绝不可能是达赖喇嘛或藏青会事先策划的，而是当下自发的。动手的人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集体疯狂，而是在亲临或目睹和平抗议遭到暴力镇压的现场直接刺激下的一种过激反应。而一旦暴力行为发生，军警又撤离现场（这中间大有名堂），难免有人会趁机发泄各种不满和怨恨，乱打乱砸一气。

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示威活动中，有时也会发生暴力行为。抗议者方面的暴力行为，有少数是被激起来的，多数倒是抗议者们主动发起的。因为在民主国家中，和平集会示威是受到保护的，屡见不鲜，平淡无奇。媒体和社会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未必都那么关注。有的抗议者为吸引舆论的关注，就故意采取激烈行为。这些抗议者之所以敢于故意作出某种破坏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他们预先就能准确地估计到他们的行为会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他们不在乎、他们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通常也就是关几天而已。中国则不然。中国没有和平集会示威的自由，当局对此类行为的惩罚又很任意很严厉。一般人连参加和平集会示威都不敢，哪里还会在集会示威中主动挑衅，故意作出违反法律的过激行为呢。

民主政府对付骚乱的处理方法是很明确的。民主政府一方面要维护秩序，制止暴力行为，一方面要保护民众的和平集会示威权利；决不会以"平暴"的名义镇压人民的和平集会示威。回到西藏事件上来，我重申，我们决不能仅仅根据3，14当天的一段打砸抢烧行为，就一笔抹杀此前和此后的藏人抗议的和平性质，从而为中共镇压和平抗议的罪恶进行辩护。

三、不是破坏奥运，而是促使中共兑现诺言

中共说达赖喇嘛破坏奥运。这一指责毫无根据。达赖喇嘛一直是支持奥运的。有人说，今年是奥运之年，藏人偏偏在今年挑起事端，这不是破坏奥运是什么？

这话不对。第一，长期以来，藏人年年都在抗议，中共也一直在镇压。只不过在过去，中共没有像这次那样大肆张扬。很多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放在心上。

第二，今年藏人的抗议较往年声势大，那是和此前中藏对话破裂有直接关系。去年，中共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了第六次会谈。藏人抱以很大希望，他们甚至停止了很多例行的抗议活动。殊不料中共方面非但再一次拒绝了藏人的要求，而且还加强了对藏人的打压。这就迫使藏人不得不采取更大规模的反抗。

第三，是的，今年藏人的抗议活动也和奥运有关。因为中共向国际社会承诺改善人权，因为奥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弱小的、长期被打压被忽视的藏人，自然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发声，以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同情。不只是藏人，维权人士、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还有拆迁户和上访者，也都希望利用奥运之机发声。这完全是正常的，正当的。这不是破坏奥运，而是促使当局兑现其改善人权的诺言。

2000年秋，联合国举行世界议会联盟议长大会和联合国世界首脑千禧年大会，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云集纽约。这么多国家首脑齐聚一堂，在历史上恐怕也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这次盛会却充满"杂音"：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异议人士、反对人士和受迫害的群体也纷纷来到纽约，举行各种形式的请愿与抗议活动。他们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在自由的美国的土地上，在全世界的媒体聚焦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没听说有谁指责他们破坏大会。

中共不是声称要建设和谐社会吗？不是许诺要改善人权吗？照理说，在奥运之年，中共就更应该倾听民间不同的声音，尽其所能地化解民怨。然而中共的做法却是相反。中共早就在"迎接奥运"的名义下提前"清场"了。那些指责藏人抗议是破坏奥运的人，你们对别人多年的痛苦呼吁不闻不问，已经是很不应该的了；如今又对当局以奥运的名义欺压弱小的暴行一声不吭就更不应该；怎么还能反过来对人家的和平抗议横加指责，甚至为当局的非法镇压拍手称快呢？

四、理念与信仰的力量

据悉，中藏将于月内举行第二轮会谈。无论这次会谈能否取得积极成果，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单单是从中共同意和达赖喇嘛代表会谈这件事，我们就该明白，中共对达赖喇嘛方面的种种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有些愤青抱怨中共出卖了他们的爱国运动。其实不然。不是中共出卖了你们，而是它先前欺骗了你们。事到如今，难道你们还看不出中共早先给达赖喇嘛加的那些罪名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吗？

当然，我也料到，有的人即便了解了一切，仍然会站在中共一方，只因为中共看上去那么强大。在他们看来，达赖喇嘛不过是个流亡在外的老和尚，有什么必要去尊重他的意见，去和他认真谈判呢。这就使人想起斯大林的一段故事。当年，法国外长劝斯大林要善待天主教徒，以赢得教皇好感。斯大林轻蔑地反问道："教皇？教皇有几个师？"半个世纪之后，以斯大林代表的强权灰飞烟灭，而在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的第一波，即波兰的伟大转型过程中，恰恰是当时的教皇保罗二世，以及他所代表的信仰的力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并不是要把当年的教皇保罗二世和现在的达赖喇嘛作简单的类比，并不是要把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作简单的类比。我是强调理念与信仰的力量。

北京之春2008年6月号

余杰：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汶川大地震之后，举世震惊。除了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救灾使命之外，民间社会也积极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捐款行动。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集腋成裘，仍然可以给满目疮痍的灾区带去爱与希望。

捐钱成了一场表演

但是，为灾区的捐款在某些场合却慢慢变味了。在中央电视台的明星捐款晚会上，一个又一个的明星走上台前，公开报出捐款的数目。许多明星明明可以开出一张支票，偏偏就是要拎鼓鼓囊囊的一大包现金上台。在电视屏幕的下方，还用文字滚动打出每个人捐款的数额。于是，百姓和网友们可就有了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某某家财万贯的明星捐款太少，简直就是一个守财奴；某某并不富裕的明星捐款颇多，也许是为了扭转过去不好的公共形象……环顾全球，从来没有那个地方的捐款以此种赤裸裸的形式实施。捐款本来是出自个人内心的自愿行动，有一定的隐私性质，「不足为外人道也」；如今，却成了一场表演，一场比赛。我想，那些捐得比较少的明星，事先一定没有料到捐款的数额会被公开，在与他人相比相形见绌之后，大概后悔不已，肠子都悔青了。网民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匿名网民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网民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网民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挟持「舆论的力量」，便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其实，他们心中很清楚，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他们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被唾沫淹没了。一向特立独行的王石不得不在博客上道歉，并宣布万科向灾区捐献一亿元。

党国官府不能指摘

那么，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呢？那当然是党国和官府了，那当然是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同僚们了。其他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偏偏政治局九常委的捐款数额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彼岸的中华民国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捐出了二十万台币。马英九以清廉著称，除了薪水之外没有别的「外快」，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胡锦涛和他的同僚们的捐款就是藏在保密局里的「国家机密」呢？胡锦涛先生，请你公布你的捐款，这是你从皇帝走向公仆的第一步。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RFA记者采访灾区从成都经丹巴到马尔康的报道（视频）

(2008-05-30)

自大地震发生到现在近20多天时间内，从震中映秀镇到汶川县城的公路因泥石流被严重损坏，而且短期内修复无望。于是许多救援物资以及志愿者只能从成都绕道而 行，记者也试图从这条西线进入。车离成都经雅安到丹巴，一路只见大渡河边的泥石流随处在侵蚀河床和公路，幸好没有形成堰塞湖。自由亚洲电台林迪从成都经丹 巴到马尔康所做的报道

图片：城里街道到处有救灾横幅（RFA记者林迪）

视频：灾民遭遇地震的亲身感受（记者林迪）

视频：四川的藏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成了西线进入汶川的必经之路，它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受影响不算严重，而市内标语横幅挂得不少，来往救灾车辆也不少。（记者林迪）

下午到达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重镇丹巴。虽然它离震中的直线距离200多公里，而且不在地震的断裂带上，但是，当地仍有相当的震感，市内的城区小学竟被震成危 房。被校门口的告示所吸引，记者跨入校内，见校舍大楼上赫然有一个大红字：拆！旁边一行小字注明，此房已被鉴定为危房，应立即拆除。而市区的街道上则挂有 许多抗震救灾的横幅和标语。

图片：市中心还张贴公布救灾捐款的名单（记者林迪）

来往的各种车辆上，很多前后都写着抗震救灾的标志。沿着大渡河继续北行，终于到达汶川县所属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首府马尔康。这是重灾区汶川等地灾民向西避难的唯一通道。一位负责接待灾民的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说：

“每天都是上千从汶川过来，敬老院、救护站都用来给受灾人员了。这些天差不多快上万了。我们接收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急于想走，投亲靠友，因为余震太厉害了。我们这里是中转站，从这里到丹巴，然后到雅安，然后再到成都，一站一站地把他们送走。”

图片：市内的城关小学告示称，校舍已成危房 （记者林迪）

这里离汶川县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由于也不在地震带上，因此城区房屋受损的较少。但是，一位羌族的中学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综合楼被震成了危房，因此从5月12号开始一直不上课。

“学校出现了一些危房，有裂缝，没有人住了，是宿舍楼、综合楼，还有教室。当天地震时感觉摇晃得很厉害，所以下午就没有上课了，因为怕余震。学生住在帐篷里。第二天学校就关了，一直要到7月16号。这次地震有点厉害 --- 每天看电视、听报道。”

图片：校舍上写着：拆，应立即拆除（记者林迪）

这位16岁的中学生是汶川县以北的茂县人，他一人从那里到马尔康上学。他也介绍了茂县当地的受灾情况。

“听我老爸讲，茂县房屋倒塌得很厉害，当天不过解放军就去了，把我老爸他们带出来，安置在帐篷里。就是余震不断… 听说有三、四十个人失踪了。”

记者所经的甘孜和阿坝两个藏区的城市民居在震后并无大碍，但恰恰是两所学校，中学和小学同时遭了灾。这是发人深思的。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林迪从成都经丹巴到马尔康所做的报道。

吴祚来：胃巨大心巨小是什么动物？

拳头大，就是大国么？

胃大就是大国么？

一年官员消费达九千亿，吃喝玩乐达到这样一个奇迹般的数字，就能证明国家大么国家富么？国费开支成巨大数字，造成威力无比的铁拳，就是大国么？

而同时，一国之大，却容不下另一个政治组织出现，另一种不同政见出现，另一片不同的报纸问世，就是网络上，也能听见风声雨声咔嚓声，无数网文被禁发或被删除。这是心太小，还是胆太大？

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有大师之大也。

国家之大，非肚子之大，心灵之大也！

胃巨大心巨小爪牙巨锋利，是什么动物？

龙！
（作者博客）

冉云飞：最不可辜负的是民心

我并不是个过份悲观的人，但也没有那种予求予取的乐观。因为生在这个不容乐观的国家，得让你在高兴时提防着点，因为你刚高兴政府有点进步，那一系列 的丑恶便接踵而至，粉粹你稍微拥有的幻想。这次中国政府在救灾中的一系列表现，尤其全国哀悼三天，是这个已经比较僵化了的政权六十年来最好的危机公关措 施。在危机公关中，他们利用威权政府的效率，温家宝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在僵持了72小时后让国外及台湾的救援队进入中国——虽然进入滞后，只是个象征大于 实际用处的举措，但总比一直不让别人来要好得多——以及在地震初期因来不及第一时间管制中外传媒而稍微有信息放开的举措，都是他们不错的危机公关的举措。

但 是这一切，在陆续的地震当中，政府处理危机与灾难时巨大惯性及一切坏毛病，又重新让公众怒不可遏。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中央极权 的坏毛病在救急时似乎显出一点刚性的效率，但在灾难相对平复后的重建，那些六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与这个政权相伴相生的坏毛病，就像洪水泛滥一样让已经觉醒起 来的民众非常的沮丧、愤怒甚而有可能失控。千万不要迷信你现在手上有丰盛的税收和强大的军队，这两样东西不会一成不变，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变量。四九年以惨 烈的内战得鼎之后，共产党最喜欢说且非常得意地是，他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人心向背。除了像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中的民主自由言论及他们的空头许诺的 民主自由的未来，对大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愚弄以外，人心向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政权一旦得手，这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收回，甚至不惜自掴耳 光地查封《历史的先声》这样当初他们承诺的言论。

六十年来，官方一直在透支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复以“伟光正”式的宣传让许 多老百姓看不到他们为恶的实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尚能收拾一二人心。多难未必兴邦（“多难兴邦”在我看来逻辑不通，中国的不少成语中多有逻辑不通者， 待以后有闲时说叨一二），但对共产党这样的威权政府在特殊时刻发挥其相对的效率是有好处的，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从中转移人们对灾难中的人祸因素的质询，变坏 事为好事，将死难无数的灾难变成一个又一个去夺取的伟大胜利。这些“伟大”的“胜利”，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看他们“胜利”的口号背后，有多少悲惨的家 庭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慰，你就知道他们的“胜利”是什么东西了。四川汶川大地震是官方赢得民心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但他们似乎不太在意这一切，尤其这个官僚体 制，已使许多官员变得冷血且毫无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此种情况下，官僚体制削减政府的公信力真是有很大杀伤力。下面我试说几点，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辜负 仅存的民心的。

一：众多善款怎么监管，你相信他们不腐败吗？自己监管自己的把戏我们看得还少吗？截止28日，各级财政拨款是 195亿，而公众捐款则达347亿。这些捐款和财政投入的两大使用者，一是民政部门，二是红十字会。民政部门作为政府部门，其怎么让民众相信他们会真正使 用好救灾物资？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已是公开的事实，他们没有像样的财务报表和公开账目，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审查。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并不独立，只 是个准官方机构而已。在中国与官方有染的机构的可信度都要打折扣。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单是在订帐篷上，与一家公司之猫腻，在网上嚣嚣甚传，但至今没有谁 来真正澄清此事，并得到人们的认可。

二：教育界腐败在地震后的突显。教育界的腐败和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腐败，都是大家心照不 宣、路人皆知的事。任何垄断尤其是政治上的垄断，都是腐败的真正温床。在这样的背景下，垮塌7000多间校舍，死亡学生上万人，这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耻辱 纪录。我们不是说成人就该因那些人祸因素而死亡，但我们更应该追究那些因人祸因素而丧生的未成年人。一个国家的官员对未成年人如此凉薄，由这些官员所组成 的政府难道真正值得信任吗？都江堰聚源小学、绵竹富新二小等地小学的家长，希望公正查处那些垮塌学校的问题，但四川省教育厅在教育部的授意下，很快抛出那 万恶“五点”，这是让民众真正愤怒的根源，如谓不信，咱们拭目以待。凡是家长，有谁不对这样的局面痛心疾首？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因为天灾（从南方周末对聚源 镇的报道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人祸）而是因为人祸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你内心着何感想？如果你刚好是一位不幸的家长，当你想通过正规渠道、通过法律 手段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时候，你会怎样自处？

三：提倡宣传主旋律，其实就是鼓励造谣。我曾经说过，什么是主旋律呢？主旋律就 是主子的旋律。新闻不讲究真实与真相，而是有意去造假，报喜不报扰，不是根据事实来进行报道，而是根据官方的需要来进行信息过滤与处理。此种过滤，不只是 违背新闻的基本道德，而且违背五月一号才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都在搞“三突出一不许”（具体内容我不知晓，但有人揣测是突出党的领导，突出政府 功绩，突出英雄人物，不许报道学校。我认为这个揣测虽不中亦不远矣），整个媒体正在逐步煽情，逐步自我吹捧，将政府抗震救灾这样份内应该做的事，往“伟光 正”的固有套路一路狂奔，成为又一次自我表扬典范。救灾早期政府得到西方媒体的表扬，尽管让政府尝到些甜头，但他们似乎还是感觉到不如他们“伟光正”的宣 传套路有效，于是回到老路，继续搞新闻管制和封锁信息的自我表扬。

四：到灾区的表演非常多。许多的官员到灾区去捞政治资本， 是表演救灾秀，这只是劳民伤财添乱。还有很多官员和国有企业把到灾区当作一场灾难的旅游，这已经在许多志愿者所写的日志中看得非常明显。地方村官也利用自 己权利，把持着物资分配，或者将好东西留着自己先用，深入灾区基层你便不难看到这些。与此同时，大批物资堆积，而民众手中物资却并不充裕。这样的表演只会 逐步丧失民心。

温家宝在北川中学黑板上书写一个“多难兴邦” (真正应该收藏的是绵竹一些学生家长所写的那幅“孩子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便引起许多马屁精要保留这个字迹的欲望。如温家宝每讲一句每写一个字 都要保留的话，那么建议这些马屁精搞一个“温家宝废品收购站”吧。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媒体和官员，对准的不是民众，却是更高的官员，像这样的思路 不更改，你怎么能够尽量杜绝灾难中的人祸因素？温家宝这回的表现，也就基本及格，在这样的政权下，他算是尽了点力，也就仅此而已，犯不着如此奴才和卑贱到 要保存一块黑板上的字迹。如果这样的话，将六十年来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所讲的屁话、假话、空话、大话、套话都收集起来，加上奴才们的捧场，那一定洋洋大观， 一定会矗立一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奴才博物馆”。这回四川大地震，我想政府应该知道民心的力量，但遗憾的是，他们似乎又走上了辜负民心的老路，还在使用 早该唾弃的宣传手段与拙劣的自我表扬。

2008年5月30日8：49分病中于成都

易大旗：柏杨祭

惊悉柏杨先生去世。

我和台湾作家初次交往，是在二十三年前。1985年王蒙率作家代表团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成员有我、北岛、舒婷、张抗抗、傅天琳等属于文革后的文坛新锐。

柏杨与夫人张香华

在西柏林，我认识了白先勇、陈若曦、钟玲等台湾作家。那时海峡两岸的隔阂，比现在大得多，好在作家之间论道文学，沟通颇易。然而要说完全没有隔阂，那是过甚其词。譬如，白先勇带去了根据他的小说《玉卿嫂》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已在西伯林当访问学者的高行健约我一起去看，对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爱恨交织的人性挣扎，我颇为震撼，却生出感慨：大陆人的政治生活太沉重，连爱与恨、悲与欢都充满着太多政治符号。故而，尽管我很喜爱白先勇，却觉得大陆作家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四九年之后文坛再无张爱玲，亦同此理。

然而柏杨是另类，台湾作家当中数他在大陆拥有最多读者。尽管官方对他的态度暧昧而且几经变化，但他在大陆读者当中的知名度却扶摇直上。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广东出版界“内部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年代、思考的年代。那是因为文革十年痛定思痛，便涌现了西单民主墙壁、《今天》地下文学运动、伤痕文学、《星星》画展、先锋电影和戏剧、《走向未来》丛书……那是勤于自省、勇于批判的一代，他们阅读柏杨、谈论柏杨，再加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时代加诸柏杨的苦难，大陆读者都感同身受，极易产生心弦共鸣。

一九八八年，柏杨重履阔别四十年的中原故土。在北京时，他忽然提出要去民盟看看，因为他在台湾的“匪谍”罪名，就是诬指他是民盟成员。柏杨严刑之下，屈打成招，后被关入绿岛数年。为这个无中生有的罪名，柏杨生出好奇，民盟是甚么组织？门面是甚么模样？他便执意要去民盟门口照相留念。按照大陆的“外事接待”规章，即刻先行通知了民盟中央，于是乎民盟就忙乎起来了。正好我有亲属在民盟中央工作，目睹了柏杨的来访，以及在民盟中央委员会的招牌下照相。亲属后来跟我描述了半天，我只是说，柏杨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可是他和民盟毫无关系。

那次柏杨访大陆在西安下榻的酒店，每天都有热心读者在大堂转悠，为的是见上柏杨一面和求得他的签名。当地新华书店举办了一次柏杨签名售书，结果人头躜动，直至活动结束，还有几十名读者未能如愿以偿（柏杨事后都把自己的书给他们逐个寄去了）。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柏杨热。他的“酱缸国”、“买西瓜学”、“一脸忠贞学”、“听话学”、“说不准学”、“难得胡涂学”、“顶缸学”……都成了中国青年对文化探究与省思的参照符号。柏杨的一些名言，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丑陋”；中国文化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被“千年酱缸”酱成了“干屎撅”。

这是反向的“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吗？闻道：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柏杨不但打脸揭短，更要掘祖坟。在台湾他也一度被骂为“恨自己同胞的蟊贼”，但是骂他的声音没能成为社会主流，相反，勇于直面中国文化病灶的知觉者主导了台湾的政治变革……

大陆也曾响起过思想的足音，但由于千年专制冷土的板结和贫瘠，卒未完成这一历史进程，以一九八九年为分水岭，那个年代以极其惨烈的方式猝然结束了。

一九九〇年国际笔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初识柏杨；次年春再到他台北家中作客。当时，“苏东波”风起云涌，共产营垒土崩瓦解。我对柏杨说自己的八九亲历记，并说开启这个大时代的是中国人，尽管他们在血泊中失败了，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所写下的历史，是中国人的光荣。我说得很投入，柏杨听得很认真，末了他就对我说（事后也见诸他的文章和演讲）：这不是中国人的光荣，是中国人的耻辱。因为其他专制国家的人民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独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就是耻辱！

而今回眸，柏杨说得太对了。九〇年《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指斥八十年代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种下了八九“风波”的祸端；九一年《解放日报》点名批柏杨；同年，河南辉县拆除了八八年为乡梓名人柏杨建造的半身塑像……

侯德健在八九风云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创作并演唱的《漂亮的中国人》，意念正是来自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当时我和侯德健一样，看到的是中国人美丽的面孔与心灵。弹指之间，十九年过去了。中国人变得更漂亮了吗？

柏杨痛批的“酱缸国”，面门已悬起了大红灯笼，还装修一新，添置了鲁迅所说的“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酱缸里的群蛆活得更滋润，更繁茂、更肥白，它们不容许别人再提“酱缸”二字，只能说“盛世”和“崛起”。

一九八七年柏杨到香港，曾与李怡作过一番对谈。论及“爱国”时，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用爱这个国家的办法来害这个国家，用害这个民族的办法来爱这个民族。”

眼前种种，爱国还是害国？圣火全世界跑了一圈，再等到北京奥运之后，中国人是更漂亮了，还是更丑陋了？柏杨无语，他已化为飞灰，并按他的意愿，把骨灰撒到绿岛周围的海域去了。他为什么不回归天国，而执意长眠于曾令他创巨痛深的绿岛？柏杨亦无语，他已言尽于此，已不能再告诉我们一些甚么了。（2008年5月4日）

刘军宁：保守自由 创发自由

我对保守主义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保守主义的正式 研究始于九十年代初，并有机会在1992年访问英国时买到了我所能见到的保守主义的主要著作，随后的研究和写作都是在没有交流环境下独自进行的，常常感到 形只影单。但是，自从本书出版以来，有关保守主义的讨论与争论也日益活络起来，各种有关保守主义的译著与论文也陆续出版和发表。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鼓舞的趋 势。在该书出版之后，我也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看到许多评论文章，或是鼓励，或是商榷，或是提问，这都令我颇受启发。当我现在修订该书时，我发现已经可以从 国内的保守主义的同情者和批评者的作品中得到灵感，发现议题。我在此向关注保守主义的朋友致以谢忱，从此，我也不再孤单。对保守主义的讨论加速了保守主义 的传播，对保守主义的批评至少吸引了对保守主义的关注。因此，对保守主义的探讨与传播都应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欢迎。

保守主义是一个十分松散的思想体系，没有严密一致的学说系统。其中的各个版本之间，也有很多的争议，甚至在基本价值观上也有分歧。很显然，本书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囊括各个版本的保守主义的学说汇簒，而是侧重其中的某些主流观点和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主张。

保守主义的阵营十分庞大，各种流派错综交叉。我也无意对其中的各个旮旯做一一清理，我所关心的保守主义是大写的保守主义，不是指那种到处可见的守旧心态， 也不想谈论那些小写的不是以保守自由为己任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与其他主义的边界在很多地方是模糊不清的，不可能，也无必要做出截然的区分。

我理解的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及其传统的主义，这在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中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共识。保守主义将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繁荣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成熟 的保守主义的存在是健全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标志。随着民主化的扩展，作为保守主义文化土壤的人类自由大传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扩展，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来到中国，汇入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这也无疑会给中国自由土壤提供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持。

被抽取了自由的保守主义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思想空壳，甚至成为威权主义的惑众的外套。离开了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西方的自由传统，也不能 卓有成效地培育和维护中国本来就稀缺的自由传统。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自由的力量，而且是创发自由的力量；不仅致力于维护自由的传统，而且致力于发掘 自由的传统。这也是保守主义对于当今中国的使命所在。

2004年12月于翠湖畔

2007年4月补记于湖畔陋室

《保守主义》第二版序言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

购书途径：

当当网：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045491

胡少江：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的一次良性互动

中国政府在四川北部的地震灾难发生后，对要求到现场采访的西方媒体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开放态度。中国政府不仅准许外国记者前往灾区进行自由采访，甚至让外国记者登上中国总理乘坐的军用直升飞机一同前往受灾严重的汶川映秀中学。在地震废墟上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还专门留出时间来让外国记者提问。

图为在震灾现场的《纽约时报》记者

当外国记者在灾区的一次现场记者招待会上问中国总理温家宝，为什么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往的一贯做法，对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活动采取空前的合作和开放态度的时候，中国总理的回答是，“我们相信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中国总理的判断没有错。外国记者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专业精神，对灾区的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只要打开西方主要媒体的网站，几乎每个网站都为中国地震开辟了专栏。稍微浏览一些这些专栏中的新闻标题，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报道的大多数是以报道灾情以及中国的中央和地区政府对灾区的救援行动为主。报道的内容真实生动，立场客观。尤其是他们在报道中讲述的大量的真实故事，让中外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普通民众在震灾之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

当然，人们也可以从他们的报道中读到一些负面的新闻，尤其是那些在地震中丧生的学生们的家长们对地方政府和学校当局的不满。这些家长们走上街头进行了愤怒的抗议。他们认为，不是地震，而是那些偷工减料所盖成的学校的危房夺去了他们的孩子们的年轻的生命；他们要求查处校舍建设中可能存在的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的行为。但是，即使读到这些负面的报道，似乎没有人认为西方的媒体在刻意地歪曲事实，也没有人认为西方的记者们对中国充满敌意。

总之，在地震的新闻报道中，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的确有了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良性互动。是什么启动了这样一轮良性的互动呢？应该说，启动这场变化的是中国政府。显然，中国总理相信他所说的外国记者们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早已经存在；假如不存在，中国总理也决不会幼稚地认为这些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在一夜之间形成。但是，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政府在一场地震后认识到外国记者身上的这些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呢？

长期以来对外国记者报道的限制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政府认为西方记者没有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只是中国政府担心，正是西方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将使得他们不合时宜地将许多中国政府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事实报道出去。他们以为，只有封锁负面报道，才能够赢得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其实，只希望媒体表达自己喜欢的东西，是统治者们极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这种做法，只会使得媒体和读者对政府更加地不信任。

有人说，中国政府这次对外国记者采访控制的放松只是一种公关伎俩。应该说，所有的政府与新闻媒体打交道都是一种公关行为。这种主动开放的“公关伎俩”比过去那种愚蠢的新闻封锁要现代化得多。至少它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自己在救灾中的行为的一种自信。同时也部分地满足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通民众要求知道真相的权利。

中国政府已经从此次的新闻开放中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赞扬，希望它能够从这些赞扬中多少找回一些自信。也希望中国政府不要从此向后倒退，在地震和奥运之后又重新回到新闻封锁的老路上去。 (RFA)

刘军宁：地震的启示——从维护江山到维护生命

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灾情严重，举世震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表现出了对生命的高度关爱，对人性的高度认同。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国家和民间、终于达成了初步的一致。这是30年的变革与转型的初步成果。

图为作者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社会与观念变革，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越来越重视，对生命至上共识度也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的转型就是要破除原有的国家本位这种观念，以往舆论着力宣传的是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

以前大家强调更多的是牺牲个人而保护国家财产，这次抗震救灾行动很显然把个人的生命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 了。而这次震灾中，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民间的声音，关注点则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如何挽救人的生命上。执政者不再鼓励个人为国家财产做出牺牲，这本身也是一 个很大的变化和进步。

那么，在以后的政府行为上，如果都能以有利于保护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为出发点，那么很多社会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得到化解。

保护人的尊严

长期以来，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在朝野之间缺乏共识。对国家财产的重视高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对给予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的荣誉高于抢救民众生命的英雄。因此，历史上涌现了许多保护国家财产的救财英雄，他们为国家的一根木头、一匹马、几只羊献出自己的生命。

上述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现行的宪法之中。从条文上看，宪法一方面没有关于公民生命权的任何规定，另一方面把国 家财产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绝对凌驾于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之上。（宪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不仅如此，现行的宪法乃至许多法律和政治教科书都把国家 看成是维护政权的暴力专政机器，而不是保护人的生命、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工具。

换句话说，在性质上，这是一个政权维护型国家，而不是生命保护型国家。

国人常说"人命关天"。这意味着，江山并不关天，国家财产并不关天，只有人命才关天。在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 是第一位的。每个个人是一个小宇宙。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目的的存在，都带着一个独特的理由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在人类的历史中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重复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不可替代的存在。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同等的，没有高低之分，人的生命价值不能根据外在的社会属性来衡量，不能根据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不能根据在社会上的地位的高低、财富多少、学问大小来衡量。

人就是人，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这次抗震救灾有一个崭新特点，这就是抢救生命的英雄越来越多，而 保护国家财产的救财英雄越来越少了。一条条类似"牺牲生命、保全财产"等硬性政治要求也渐渐淡出。执政者和官方媒体开始把挽救生命看作是最重要、最紧迫的 任务。这一重大变化非常值得肯定。

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考察，要求我们审视以往的一些固有观念，例如，还应否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非紧急状态下，公民的合法利益应否具有同等的地位?也许有些说法已值得商榷。

生命高于一切

再如，"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个说法需要修正，抗震救灾中，我们抢救的绝不仅仅是人民的生命，是所有人的生命，包括外国人的生命，甚至是囚犯的生命。不能只是说人民的生命重要，也不能只说公民的生命重要，而应该说人的生命重要，是最宝贵的。

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该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性程度，生命权得到保护的程度，人的尊重得到尊 重的程度。因此，值得再次重申的是，在文明的价值序列中，生命的价值才居于顶端，其他一切都居其次。不是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甚至不是公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而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要将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来重塑中国的制度体系，重塑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重塑中国的意识形态，重塑中国公民文化和社会文化，使中国实现从国家本位型到个人本位这样一个深刻的性质转变。这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价值观，是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尺，更是文明社会的底线共识。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或者说人命关天，是文明的合乎人性的执政理念的出发点，也是中国迈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新起点！ (BBC)

吴祚来：血水、泪水与口水

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流血，血水染红了旗帜，染红了江山，也将领袖染成了太阳。

血水之后，人们没有看见幸福与和平，得到的更多的是饥馑与灾难。

血染的是风采，但只有伟人有风采，一个时代，也就造就几个有风采的伟大形象来。

伟人的风采，是无数民众的血染的，伟人本身不发光，靠别人的血来发光。

中国进步了，不再讲血染风采。

中国领导人亲民，在每一次大灾大难面前，都表现出人性，总理的泪水，就是划时代的风采。

总理的泪是自己的，源于自己的心灵。

这是泪染的风采。

总理哭了，无数善良的人跟着哭，执政党人，心灵不再是钢铁做的，而是与老百姓一样，都是肉长的，都极柔软极容易被感动。

但有些风采，却是口水制造。

你看那关于灾区校舍的记者招待会，那些官员们，用口水来化解自己的责任，用口水来渲染太平。

总理那几滴老泪，被这些官员们的口水一分解，那些神圣的盐，就找不到了。

而铺天而来的新闻口水，也在试图将灾难变成功绩，染成奇迹，口水泡沫，使一个国家漂浮了起来，成为一个巨人，被口水泡大放大的巨人、水货巨人。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口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2008-5-29（作者博客）

黑星人：哭林昭：人民是什么？（下）

4 月29日，四十年前的这一天，1968年4月29日，林昭就是从上海提篮桥监狱押出，在上海龙华机场秘密枪决。罪名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 罪”。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下达“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并承认“这是一次冤杀无辜”。林昭被平反昭雪后，北京大学为 这位1954年以江苏省文科最高分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举行追悼会，上联是“？”，下联是“！”。

林 昭遇难四十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一百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自发来到位于苏州木渎镇灵岩山安息公墓中的林昭墓前，举行祭扫活动。由于有关部门的极力干预，张 辉、胡迪等八位在网上发起祭扫活动的同仁均到不了场。祭园守园人主持了约一个小时的祭仪。原定焚诗灵岩的计划受到现场多位不明身份的人百般阻挠，最终没有 得以实现。这是祭典活动中最为遗憾之事。

面对现状，默立林昭墓前，我的心情是难以平静。一个不敢正视历史事 实的政府，在它的人民面前拿什么理由来谈重塑新的形象？林昭死了！死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死于她生前所爱戴的党及以“人民”名义送给她的枪弹下。林昭 之死不是偶然孤立的事件，恰恰是中国黑暗专制势力无法无天、登峰造极的时候。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林昭遇难前后一百天里中国大地发生的事：

1968 年3月，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深挖叛徒”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等一批打江山功臣被宣判为 “叛徒”。随后，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被打倒。莫须有的“广东地下党”事件发生，七千多人被拉上街头批斗，数以万计的人因此受株连。期间，因演《天 仙配》而蜚声海外的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于4月8日服安眠药自杀。5月25日，中共中央发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国又有大批所谓 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分子等被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有人民深挖出来。这其中，为中国队首获世界乒乓球冠军的容 国团不堪忍受折磨，在养鸭场的一棵树上自缢而死。相继自缢的还有另外两位乒乓运动健将：傅其芳、姜永宁。对作家巴金的批斗会也在这时上了上海电视台，现场 直播，群众代表抢着上台发言，狠批作品《家》。鲁迅夫人许广平是3月3日在北京病逝的，终年70岁。如果她再多活十年，有可能也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国家 副主席都能被轻易打倒，许广平后台再硬也没用。
这就是当时中国纷乱不堪的社会时局，前所未闻、举世罕见。或许你对文革历史很模糊，读了以上文字，不禁要问：“大脑！那个年代真是不可思议！人民的大脑都跑到哪里去了？”

此 话问得好！这正是我文章主题的开始。我们不可改变事实，但可以改变看法。如果我们连改变看法的勇气都没有！或者说改变看法的机会都被一一“和”掉，我们的 人民，还会有大脑存在的可能吗？这个社会，谁还能相信不再会有类似的错误与悲剧再度发生？我所言不是耸人听闻。古人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 后人也！”

“我读着世界历史，读到最后一页
啊！什么是人类历史？
一条血河！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

当 人类社会为混乱所主导和驱遣，人们屈服于专//制，不再相信世上还有阳光的事物出现；也不再相信知识的力量会在被愚昧冰封的大地渗透时，喃喃穿越死亡之 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的是苛生的脚步。这时，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变得苍白起来，所有曾经是神圣崇高的理想跟着泯灭无光。谁若再提个人的信仰与信念自由，必遭 天打雷劈革命，断然逃不过这场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曾经是善良朴实的人民，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专//政社会里，只有将自己灵魂阉割起 来，投身于炼脑的洪流中。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自己的生存权不会侵犯。

人民的生存权本是神圣的，现在却被神圣 的革命潮流所取代。历史沦入一个史无前例的荒诞境界。于是，每一场革命运动，都被寇以人民神圣名义展开。人民固有的信仰与言论自由权，在通红的旗帜下被淋 漓尽致地剥夺精光。“人//权”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何谓崇高？越是将自己灵魂提炼得赤裸裸，越是崇高。何谓正义？信奉“一个主义”就是最大地捍卫正 义。何谓领袖？领袖就是人民头上动不得、说不得的神龛仙牌。何谓“解放”？这就是“解放”。于是，崇高变味、正义变质，人心思恶。苦难取代幸福、耻辱取代 光荣、沉沦取代欢悦、麻木取代思考、失明取代发现、荒唐取代真理、政党取代皇帝。城头变幻大王旗。一面高喊“为人民利益”口号，一面又将人民赶到苦海深 渊。

随着暴风骤雨降临，“解放”带来更深的压制，人民失去更多的人身自由。如此，人民还在雁歌燕舞，体验和 嚼味着由革命带来的种种发泄感——那种把自己灵与肉阉割，然后看血流一地的快感。“愚昧”两个字怎么写？不知道！“专//制”两个字如何拼？NO！“革 命”成了“耻辱”的乳名。“人民”成了实验室里由这个容器瓶倒入那个容器瓶的试剂。林昭，在“实验者”眼里无疑就是一个走样的“标本”。秘密枪杀的目的就 是恐更多走样的“标本”出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就如同倾倒一杯化学水一样轻描淡写。
当“革命”与“野 蛮”联成姻缘时，试问中国大地，有一肚子学问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那些为推翻蒋家王朝，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置自己生死不顾的革命者，坐在自己一手打 造的新政权下，为何集体哑然了？还有，那个号称“伟大的”人民民众，居然能做到熟视无睹、问心无愧，长眠到天亮？

我 们曾经相信文明的力量光芒万丈，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与野蛮不因文明一点一滴的发展而自行消失。专//制对愚昧与野蛮推波助澜。曾经憨厚的工人，朴实的 农民、经验老道的商店职员、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都有可能在这一瞬间、或一阵子、或一个年代，变成愚昧巨人，野蛮高手。愚昧、野蛮与文明，居然仅一步之 遥、一念之差。

我们曾经赤胆忠心地投入到“大革命洪流”中，我们怀抱壮丽的“理想主义”之梦入睡。现在才发觉：那些追求理想主义，努力使自己出于“马”而力图超越“马”的“马理论”信徒们，竟然经不起权力考验，权色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被人拉下马。

我们曾经相信“运动”带来改造历史的魅力。后来才发现，答案不是这样的。历史多半是根据政治需要来编造的，只为愚民出发。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一朝又一朝，一届又一届。蓦然回首，走马灯火，尽挂阑珊处。

古 人说：“江山不幸诗人幸。” 我不是诗人，也不是文人。我哭林昭，以一个良心未泯的中国人而哭；同时也为因“反革命罪”而遇难的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钟海源等等逝去的英灵而哭；我 更为在中国大地发生的这页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的耻辱历史而哭。虽然他们的声音被那个时代无情扼杀，但他们点燃的圣火，还有他们留下的血书文字，成为控诉 专//制社会的最有力武器。他们的名字震撼大地，惊风雨、泣鬼神。他们是中华民族公认的、真正的好儿女。

让我朗读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所作的《人民，是的》一诗结束本文吧！

……..
有时人民显得象小孩、要哄、要喂
有时人民是流氓恶棍，要严厉惩处
很少有人看作是一口大锅，一个水库
蓄容着人类创造历史的无穷精力
是迎接百川的河流，那零落的前代已经消失
是汇集众水的大泽，筋疲力尽的种族滴入
沉默地积储。

（见《美国现代诗选》P141）


后语：
在作此文前，我努力关照自己，避免“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 要学会克制理智；要掌握用词分寸。当我长久凝视林昭遗像之时，眼泪禁不住再一次流出来。我承认：不管选择何种沉寂词语，我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爱与憎。原来爱与憎来自于我对社会的一种推卸不掉的道义；也来自于我深深追思林昭的目光沉淀中。

在此，黑星人说：“愿将星泪寄灵岩，焚诗唤作春风雨。”
谢谢大家阅读此文。

（祭园守园人）

孙文广：欢迎郭泉归来——汶川地震窥析之五

作者按：我写了篇《该放郭泉了罢？》完稿后才发现，郭泉（见图）已经在5月28日17点被释放回家，现在改了题目，原文不动发表出来。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五天后（5月17日），朋友从短信中告诉我，郭泉被抓了，我连忙到网上查询，果然抓了，不久海外媒体来电话采访，问我的态度，我当然表示反对和抗议。

据外电报道：公安在拘捕郭泉后，口头通知家属；对郭泉是处以治安处罚，家属问及罪名，警方称，郭泉没有罪名，但必须被拘留十天，十天后再做处理。并警告家属，对外不要讲太多，讲得多对郭泉不利

。

时至今天拘捕郭泉已经10天，应该释放"没有罪名"的他了罢？

过去我多次与郭泉通电话，也希望他要有坐牢的准备，他后来回答我说"已经准备好了"，当局如果想用坐牢来使他屈服，看来比较难，我建议尽快放了郭泉。

为了奥运，很多人建议释放政治犯，判了郭泉只会增加政治犯的人数，何必呢？

（一）郭泉是个敢言者

郭泉历来大胆敢言，在512大地震后，每天都有他关于地震的评论，5月13日接受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时他说：我一直很困惑两个事情，一是地震中为什么总是中小学房屋倒塌的最多，另一个事情是中国的空降部队竟然20多个小时都到不了离成都机场只有100公里的震中汶川县。

到今天危房压死学生已经成为国内外议论的焦点。

当局抓郭泉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 不要对汶川地震说三道四，抓郭泉，在当时，可以起到对自由知识分子 震慑的作用，高层是选择了最好的时机，既没有很多人公开反对，又能够实际上起到打压作用，减少了地震引发的 不同的声音。

（二）抓郭泉是当局的高招

有人评论说，抓郭泉是当局的高招，因为大地震后大家关心地震，都觉得，过多讨论郭泉，会分散抗灾的精力，当局正是利用众人的心情抓人，后来事实证明，抓郭泉的反应确实不大，

地震发生后，当局高层，当然害怕无辜受害者知道真相后的追讨公道，在这里，当局思考的重点，是如何避免一些真相和分析，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为此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封住觉醒者的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需打击那些能够发出不同声音的敢言者，一般抓捕这些人会引起哗然，所以就趁着地震的混乱把郭泉抓了，结果起到了震慑作用，也没有引起大的反弹，确实是高招。

（三）政治挂帅与转移视线

当局处理重大问题，历来是政治挂帅，只是不说到明处。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们当然认为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稳定，为了稳定，首先要突出救灾；为了稳定，要宣传救灾中的英雄人物，为了稳定，要抓紧时间，转转移国人的视线， 让人们从西藏问题，从地震中的人祸问题，（包括豆腐渣工程）等诸多问题中，把视线转移出去。过去的十余天里，人们的注意力被当局成功地转移到：救灾的道路被乱石封堵、一幕幕的捐款现场、明星们的登台表演、各种救灾英雄人物、舍己救人的典型，这些画面、文章，吸引了国人视线，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人们关心议论这些好人好事之后，还有多少人去想：灾民失去亲人的的痛苦，这次灾害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只看到天灾，没有去想天灾之后被掩盖的人祸。

高层当局，成功地摆脱了被动，人们已经很少议论郭泉。最高当局利用手中资源转移了国人的视线。

现在地震后的激动已经过去，人们自然要反思，自然会想到当局趁乱抓人的不良心态。 人们会要求释放政治犯、营造和谐气氛迎奥运， 要求当局改正错误，尽快释放郭泉。

2008年5月29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