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世人广泛谈论中国在国际上不遵守规则的现象。有人阿Q似地说说这是敌对势力“误读中国”。唉！错误在人家。别人要是批评，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虫。最近达赖喇嘛在西藏制造叛乱，烈焰腾腾，大火蔓延四个小时，不见消防车出动，不见救护车，没有警员官员出来制止。令人好生奇怪。真的好像是有人在精心策划安排的国会纵火案。达赖何其残忍愚蠢乃尔。四个少女被活活烧死在家中，她们竟然不呼救，不拨打110，111， 118，119， 120电话。他们手里没手机！市民们这个时候在干什么？？难道毫无正义感？如此没有正义感的人们，在平叛之后又忽然俨然正义在胸各个义愤填膺。市民们见死不救，也不救火，也不求救呼号。警察不出警，达赖的政府奉行无政府主义。达赖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在混乱中干什么去了？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欲擒故纵？？故伎重演？？？放长线钓大鱼引导对方犯错误？奇怪的是，市民们早就接到通知说，今天晚上暴徒要闹事，第八次世界大战要爆炸！好像政府已经得知有人在策划而故意放任似的！唉，明明是有人策划呀！有人于是在窗外挂哈达——早有预知，为何不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派人民解放军进驻哈达！？？？？？一切早在预料和安排指掌中，正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哪。大街上不见消防车和巡逻民警来救火，任由暴徒烧杀，达赖啊达赖，就这么策划！！你这样烧几个店铺，难道就可以达到独立的目的？？简直就是不会闹独立，不如当年共产党精心策划罢工游行的水平高。达赖闹独立，好像目的不在独立，反而在商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我党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党一贯一直光荣正确伟大。我小时候家乡闹土改，把地主富农活埋打死吊死占站凳子上摔死，文化革命中油炸炮打游街示众剃阴阳头，刘少奇有病不得医治，让他狗一样地死去，就都是达赖喇嘛的农奴制杰作。株连九族，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光荣的兵，不能加入红小兵，四类分子不能看病就医，只能扫马路挑大粪，子女必须划清界限，这都是达赖干的。如果说达赖不会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那世界上就没有坏人啦. 新闻造假，喇叭胡吹，全党声讨，全国共侏，踏上一万只脚，谁干的？达赖也。亩产21万斤粮食，饿死人无数，大炼钢铁胡吹海吹，还要高声唱歌唱“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一片冰心在玉壶， 从来不知检讨自己有何过错，出了问题，是别人的。功劳全是自己的。这就是达赖！！中华华夏文化素有活剥人皮的传统，吃人肉，咱们中国有传统。现在找个替罪羊就叫达赖。
从国民党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和将来。一个一贯撒谎的喉舌——喉舌呀，工具呀，走卒呀——没有真话可言。能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头内奸工贼，把四五运动定为反革命暴乱，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说拉萨叛乱，就很可能是谎言。新华社总是有理——墨索里尼！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可是，中国现在的打工族，农民工，又何尝不是农奴呢！！藏族几十万农奴在大锅饭人民公社时代，如果过的是幸福生活， 那么 对于他们，改革开放就是回到万恶的旧中国。谁们欺负农民?千千万万汉族下岗工人生活得很幸福？藏族下岗工人生活在蜜缸中？？？新华社的小文人一贯会编造谎言，总是谎话制造者。
中国是一个坏人的国度。地富反坏右，后来加上叛特走资派，共八类。第九类是臭老九。文化革命结束，坏人是“三种人”，子女不得当兵入伍招工上大学。后来的替罪羊先后是8964 动乱分子和法轮功。 娴熟于政审的政工干部对此游手好闲得很。有一个时期基督教家庭教会就是反革命势力。现在有了新的替罪羊——藏族独立势力。“势力”二字乃模糊概念。法律上如何界定？外国人，老子想说你好，你就是好人、朋友。你要是和老子意见不一致，就是敌对势力。可是无奈，世人皆有自己的脑袋和意见。为嘛必须和你意见一致？
于是我知道，界定坏人和好人， 非常艰难。好事和坏事， 一团乱麻，很难厘清。下面就是“好人坏事哲学论”。
恶来源于善。好树结恶果，好心办坏事，普遍规律。善良意志往往造成恶果。好人往往犯错误。好人就是大奸贼。悖论也。作恶者未必是恶棍。没有人故意作恶，或为非作歹。我们作为人，往往像两个人一样活着，有两副面孔，身兼双重角色。在每一个人的自我中，都包含一个他者。恶，往往是在魔鬼缺席下的进行的。追溯做恶的深层原因是不可能的。
极权主义国家标榜自己最民主最进步。然而，万恶来自极权。极权主义标榜善，可能就是恶。给西藏带来电灯铁轨，未必赢得藏人心。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根本的恶”，完全彻底的恶（radical evil），是不可能的。所谓“根本的恶”是指无法理解和解释的恶。彻底的完全的恶，不包含任何善的恶，是不存在的。“我们在整个哲学传统中无法设想一种‘根本的恶’，对于承认魔鬼原来也是天使的基督教神学和康德而言，都是如此，康德（他发明了这个词）至少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使他在‘反常的恶意’（perverted ill will）的概念中把它合理化。而‘反常的恶意’是可以用可理解的动机来解释的”。换言之，根本的恶无法根据我们一般的道德范畴或者司法标准来解释，它不仅超出了人类理解的界限，而且也否定了人类迄今为止所依仗的一切标准。
阿伦特发现，在大屠杀者法西斯分子艾希曼身上，找不到任何邪恶的动机或狂热的信念。他似乎没有任何显著特征，使人把他和他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艾希曼身上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也没有特别的作恶的动机。他的特点是，和我们一样，不能思想。不能思想，这是我们这些普通大众的通病。艾希曼的特点并不是愚不可及，不是人之初性本恶，不是邪恶和施暴的本性，而是不能思想。人之初性本善的华人同样可以由于不能思想而犯罪。不能思想导致一个正常人或普通人犯下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唯有思想，才是使人不去做恶的条件。思想具有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具有解放判断力的效应。思想是无声的对话。思想是我和自我之间无声的对话。人们试图为某一罪行寻找根源或动机，比如世界观的原因，但是艾希曼的例子告诉我们，恶在他身上是不需要解释的，也没有得到解释。就是说，没有因果关联或者恶的本质。
在常人看来，艾希曼就是恶魔。但是，阿伦特认为，邪恶的愿望不就是作大恶的必要条件。恶可以具有平常的形式（“恶的平常性”）。并不是只有魔鬼才能毁灭世界。像艾希曼这样平常的人就足以毁灭整个世界。“恶绝不是根本性的东西（不是本原），它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是善端的另一端），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恶是善端的另一端。只有善，才具有深度，才是根本性的。行恶者往往并非大奸慝。许多罪恶出自善良人的动机。善良意识可能毁灭整个世界。许多犯罪行为出乎高尚意志。文明人的犯罪，手段往往高尚精致。无所谓完全的彻底的恶。好人为何犯罪？好心为何办坏事？这才是最值得研究的。歹徒恶棍犯罪，这教训并不普遍。只有肤浅的人才研究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恶人犯罪的世界观深层原因。认识到罪犯往往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改造社会机制的重要性。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阿伦特用“恶的平常性”来说明艾希曼的行为。艾希曼就在耶路撒冷。
在西方传统中，恶要么被规定为善的缺乏，要么被规定为欲望或魔鬼的诱惑。恶，很平常，很常见。邪恶意愿并非为非作歹的必要条件。没有邪恶动机的普通人，在某些条件下也能犯大罪作首恶。阿伦特所关注的是，为什么普通人会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艾希曼不仅是纳粹机器中的平常人，而且也是现代普通社会民众的微型缩影。在20世纪，不能思想和“恶的平常性”共在。这向我们昭示：艾希曼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我们的身边。魔鬼就在这里。魔鬼可能就是给你送温暖修铁路的人。
2008， 尽说瞎话，北京奥运， 成为中国全民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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