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祖国代表团
金秋时分离美度假，在杜勒斯机场才登机，便有乡音入耳。身侧的男子问我是否华人？我说是的。又问：到哪里去？答曰：香港。我于是礼尚往来，对答一番，才晓得对方是中国大陆访美的一个教育代表团，机舱里不少乘客都是该团成员。
很久没有和祖国的干部们接触过了，这位福建口音的X先生很热情，飞机餐开吃时，他塞给我一包真空包装的重庆榨菜，又给了一根鱼肉肠。我去国有年，早已荒疏了这种人际交往方式。记得以前在列车、轮船上，结下舟车之缘的乘客也是这般互通有无。然而在西方，世无此习，而且犯忌。我虽然对X先生的亲善之举颇觉陌生，却感受到醇厚的乡情。我便一再致谢，却只能珍重地收起来，皆因其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全美的热门话题，我实在不敢造次。接下来，他说这个访问团已经出来20多日了，我就更不敢碰那两份佐餐小礼品了。正盘算着是转机时留在飞机的杂物袋里，还是在旧金山中转机场丢掉，却总觉得于心有愧。只不过，我对X先生的印象益发好起来，他说这一路带的方便面与食品都吃得差不多了。我原来对这类公款“旅游团”无甚好感，但带方便面出行的，就怎也不会是权贵大老爷了。
餐后，邻座的代表团成员过来和X先生身边的女士说话，称呼她为“X司长”，我才知道这一位官阶不低。女司长一路聊下来，其外向健谈尤胜于X先生。原来这个代表团是国家教育部组织的，成员来自多个省市的教委，X先生就是福建省的。
女司长问我，海外对十七大和新的领导班子有甚么看法。其时十七大刚刚落幕不太久，我当然有些看法，但我代表不了“海外”，只能代表自己。老实说，飞机上萍水相逢，我无意谈这类天大的话题，既然女司长发问，我只好轻描淡写地说两句：十七大关于政改好像没有甚么举措。女司长这一路大概听惯了“爱国侨胞”对祖国披肝沥胆的忠心，有点意外，却反而觉得我是个好谈伴，于是她解释说：国家大，政治体制要转轨并不容易。西方国家对中国有点苛求了，总想把西方的政治体制照搬到中国去。
谈这些本非我之所愿，但考虑到当时大家的脑际思维与言谈话语，都处于“十七大兴奋灶”之热点，也就再回应几句，我说西方的体制也有它自己的问题，但有些准则不是西方或者东方的专利，是全人类应该共有和共享的。如果中国人有了这些权利，政府奉行这些准则，我们海外的华人将更有民族尊严。
女司长和X先生投射过来的目光渐生好奇，我或许是他们此行遇到的第一个未曾皈依“盛世说”和“强国梦”的异教徒。虽说海外侨胞之爱国赤诚与对专制的认同，并不成正比，这在他们也未必不了解。女司长略一沉吟，说：还是要多给中国一些时间，毕竟专制了几千年，许多观念不容易立竿见影就得到改变。
就凭这段话，女司长给我的印象也甚佳。她没有自动站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党性立场，至少对国际文明主流没有抵触，对中国走向人类大同更有相当程度的期待。我想，我的态度与言谈也给了对方好的印象，至少，真诚与否，是骗不了人的。
“政审”过关，我们彼此都从那沉甸甸的话题中解放出来。女司长说了一阵家常，便问我对中美两国的教育事业怎么看。我不假思索就响应，美国教育有很多问题，但和中国的教育问题不一样。我儿子当初不满10岁时从北京最好的小学实验一小来到美国，第一天就喜欢美国的学校，因为它比较符合人性与童心。美国教育崇尚独立人格，自主精神，也有公民教育，比如学生尚未到选举年龄，学校就组织他们进行选举辩论和模拟投票，老实说，多年前我就是从儿子的初中模拟投票结果，预知克林顿必定胜选连任的。而中国的教育有它好的地方，比如数理化的基础比较扎实，但学生缺乏独立精神和创造性，尤其是那些政治课，从某某主义到某某思想，明知无用，却是必修课，这对学生是一种生命浪费。
我说得大概有点忘形了，孰料女司长和X先生都交口赞成，说他们这个代表团全都是管基础教育的，政治必修课，这正是中小学教育无法改革的指令性死硬任务。X先生说，特别是到了高中，学生与家长意见一直很大，做具体教育工作的，也觉得这些教材和课程很不受欢迎，但都无可奈何。女司长插话：从地方到中央一级的教育工作会议，都没有人愿意触碰这个话题。
我又表达了海外华人对国内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关切，说这个国策定下来好多年了，中国七亿多农民的子弟还是享受不到义务教育的国民待遇，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实行摊派，这还有什么人间公道？所谓“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在哪里？
女司长说，这个问题是江泽民那一任遗留下的问题，最近温家寳总理有一个讲话，国家预算将拨出专款，解决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抓基础教育的，所以知道这个情况。
女司长又问我对教育部的工作还有甚么意见。我说自己离乡太久，说不出太多，只能说海外学界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主要指已经学成毕业的，仍在校学习的那一年龄层我几乎没有接触），据我所知，都对前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印象甚差。女司长并不觉得意外，看来早有耳闻。她的表情与语气都有点复杂起来。她先问：是不是因为她和江泽民的关系？我此前已经听出她对江氏无甚好感，于是不讳言：正是如此。我并不想旧话重提，但那年的上海学潮，以及当局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等等。像我这般年级的那辈人，都记得当时陈至立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但我指海外对陈至立口碑恶劣，主要是她领导教育部期间，开始搞“中国特色”教育产业化，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到“有钱无类”，寒门子弟告贷无门，多少人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正因为陈至立搞的“教育产业化” ，中国教育界已不敢恭维的“师道尊严”，便更加朽败，乃至金钱挂帅，斯文扫地。
女司长再次说明她是抓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的事情她知道一些，“产业化”的改革效果不理想，大家都看得见。但那不应该由陈至立负主要责任。那时候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拍的板，教育部只能执行。至于陈至立，女司长说，真正是教育界中的人，却多感念她的功绩。是甚么功劳呢？原来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薪水低，待遇差已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了，胡、赵那时候就没有好过，只不过那时候社会上其他职业的薪酬特别超前的也并不多见，所以不觉得是严重问题。到了九十年代，这个问题越来越大，除了陈至立，谁也解决不了。我问：为什么？女司长答：陈至立有江泽民和朱镕基的关系，没有过硬的支持，没有人能大幅度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待遇。我问：包括民办教师吗？她说涵盖不了，但教师地位高了，对民办教师也会带来良性影响。
我说，现任教育部长周济是留学美国的，不过网络上流传过南京师范大学的“陪舞门”事件，说艺术系的陪舞女生公布了一个手机号码，据说是这个号码属于来自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考察团中的核心人物，姓周。不知这人是谁？
然而，一涉及到现任和现管，爽朗率直的女司长和热情诚恳的X先生都不愿意说话了。我可能对国内情况显得过于关心，比起一般海外华人也知道得多得过份，于是引起了女司长的警觉，她渐地退出了“多边交谈”。只有身边的X先生还和我闲聊了好一阵，不过是问问美国的情况，社会与生活的花絮之类。我也聊了聊福建，说自己去过两次，福建的八闽风情很迷人。X先生说起家乡就动了真感情，他说福建是物华天宝的好地方，可惜二十多年来一再错失了改革的关键时刻，比如八十年代，广东有个任仲夷，大搞改革开放，福建却在大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九十年代，沿海都在搞开发区和发展外向型工业，福建却在搞走私，出了个名满天下的赖昌星，烂掉了整整一层官员！
这回可不是我开的头，既然他感触良多，我也插一句：福建还是出了个改革派的人物项南，海外的许多福建同乡都记得他。X先生说，当时对项南的处理是不公正的，福建人都抱不平。不过——X先生说——福建这地方不出政绩，却出中央一级的领导人，比如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虽然不是福建人，却都是从福建晋升上去的。
飞机抵达旧金山，我和祖国的干部们就此分手了。他们都是好人，能和我这素昧平生的旅伴一路畅谈，这比起以前的官式出访团，他们多了一份从容自信，少了阶级斗争意识和敌情观念。希望祖国的公务员像他们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多。
在旧金山机场，我对如何处置那两份国产真空包装食品有了许多犹疑。踌躇再三，终于还是扔掉了。在此特地向X先生遥致歉意，这绝非对他不敬，而是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撰文追记这段旅途轶事之时，美中已经达成了双边食品安全的协议，相信今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写于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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