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广东人说过像汪洋这样聪明而大胆的话
“新粤王”汪洋空降广东一个月来，以“必须以解放思想为‘纲’”的种种新论，颇受一些广东人的好感和外界关注。在汪洋的带动下，广东媒体颇想走出几年来的谨小慎微，试探性开辟“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专栏和系列评论，“广东媒体改革复兴运动”几乎萌芽。
但很快有质疑：从未在广东工作过的安徽人汪洋，尽管此次一来广东就声称要老老实实“学做一个广东人”，可其实，他却以比所有的广东人（包括一切在广东工作生活的外来人）都高明百倍的姿态在教育广东人——在汪洋没来之前，没有一个广东人敢于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暗批前任——汪洋历数广东的困境与不足，亮出广东“家丑”： 教育位居全国第22位！强调新广东要克服“以物为本”， GDP的增长绝不能成为广东发展的目的；要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必须以解放思想为“纲”，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中国经济网2007年12月26日）。在汪洋没来之前，没有一个广东人敢于说，“要让一个领导同志讲真话，就要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说错话。”
汪洋与省政协各界别委员座谈倡言“解放思想”
汪洋与省政协各界别委员座谈倡言“解放思想”这一现象极让人震惊——亿万广东人的智慧，竟然抵不上一个安徽人汪洋！是安徽人比广东人聪明？不对，眼下在广东工作的安徽人至少有几十万人呢，此前从未有一个安徽人像汪洋这样在媒体公开批评广东呀！何以独有汪洋这个安徽人如此天才地一枝独秀？
细查汪洋履历，来广东之前，其貌不扬，并无什么特别大胆解放思想的政绩。他出身于党校教员，仕途通达于“团派”（1981年至1984年任共青团宿县地委、安徽省委副书记），1998－1999年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时，默默无闻，2003－2005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只是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2005－2007年任重庆市委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传闻全国的政绩只是现代文字狱“重庆彭水诗案”，从不见什么真正的“思想大解放”，怎么从重庆一到广东，短短几天就有焕然一新的改革者新面貌？其奥妙何在？这期间到底是什么东西促使汪洋巨变？
“思想解放的开关”只是由“新粤王”掌握
根据中国官场“官大真理多”的定律，人们发现，可能是近日的加官晋级给了汪洋“改革胆略”——三个月前（2007年10月下旬）闭幕的中共十七大，汪洋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少有的“两级跳”，意味着今年53岁的汪洋圣眷甚隆，前程无限。而从汪洋提倡“胡核心”，要求“广东要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的号召来来看，汪洋来广东负有特殊使命，也就是说，就像当年邓小平选派任仲夷来广东是为改革新政打开一片特区，江泽民派李长春来广东是为了“削藩”收回中央集权，此次汪洋来广东是要为全国推广“科学发展观”示范，从而为十八大按“胡核心”既定方针办作战略准备。既有如此重大特殊使命，必有密旨和尚方宝剑，自然也就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自由大胆“解放思想”。
当老百姓回味了汪洋“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不禁疑惑，如果广东人的“思想解放的开关”只是由“新粤王”掌握启动着，长官准许“思想解放”时才能奉旨“思想解放”，一旦首长的“思想解放”目标已达到，关了“思想解放的开关”，草民们就又得等到下一个“新粤王”到来时，才能再次享受几天“从上至下”的“奉旨思想解放”。三十年来，广东和中国“思想解放”都是在这般“从上至下”的“奉旨思想解放”中出现的。其好处似乎是保障了“思想解放”不会破坏社会稳定秩序，其弊端则是“思想解放”要以“一夫”独裁：一夫喜则继续，一夫怒则终止，“思想解放”必须以“一夫”之是非为是非。1978年的“三中全会”是启动“奉旨思想解放”的典型，1989年的“风波”是关闭“奉旨思想解放”的范例，此后1992年的“南巡”，1999年的关停整顿媒体，2002年的整肃网络，2007年的禁书断网，2008年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都是“从上至下”型“奉旨思想解放”的一再重复。
南方都市报“思想解放系列时评”六天就悲壮夭折
此次“从上至下”型“奉旨思想解放”是否重蹈历史覆辙？答案是必然的。
这从广东时下的蛛丝马迹已可见到——此次广东报刊为了“拉大旗做虎皮”扩大舆论自由度，费尽心机顺应“新粤王”，像文革当年刊登“毛主席挥手”照片一样突出刊登汪洋的挥手特写标准照，营造“广东人喜欢汪洋”之势；南方都市报深圳版在2008年1月10日开辟了“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系列时评”，每天发一篇响应汪洋“思想解放”号召的评论，但是因有评论赞扬了改革家袁庚和与前总书记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原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的大胆开放，提出要以“自由开放信息”作为“思想解放”的基础和标志，结果受到各方压力，不得不在六天后就公开声明终止系列评论。面对这“南都思想解放系列时评”六天悲壮夭折的严峻局面，曾有改革先锋媒体之誉的《南方周末》，只好将本报“思想大解放系列评论”变为吹牛拍马，强奸民意。如其“思想大解放系列评论”之二，就以谎言粉饰现实，说什么“发端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包括广东人的全国人民，都是受益者……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四，超英赶美的浪漫幻想，正在市场时代变成现实。这是一份前无古人的成绩表。”作者这番被奴役的媚态显然与汪洋的新变化亦步亦趋——2008年1月16日，汪洋在广东省两会上突然改变大胆批评广东前任思想守旧的腔调，大赞“过去的5年，也是广东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甚至说什么“ 西方国家羡慕我们的决策效率—— 对比现在世界上许多民主方式，我觉得我们这种民主方式是非常有特色的，非常有优越性的，大大降低了民主的成本，提高了民主的效率。”
这一切意味着此次广东“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刚开始就“寿终正寝”。人们顿时冷水浇头：汪洋仅仅“维新二十天”就降温转向，到底是“形势逼人”，还是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必须形成“从下至上”型的“思想解放”运动
是什么具体原因使广东“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这么快“匆匆春又归去”？人们一时无法得知准确消息，也许是广东前任的强烈反弹，也许是“某派抗争”，也许“思想解放”从来就是新官上任施行下马威的一种营销术……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从上至下”的“奉旨思想解放”的先天体制癌症——以“一夫”或“二夫”为真理标准裁判的“奉旨思想解放”，岂可能真正解放思想？
正如十年文革时的“大民主”因只能在“红太阳”旨意之下进行，必然从“大民主”走向大独裁大专制；三十年改革的“思想解放”也因只能在“总设计师”控制下和其指定接班人的掌控下进行，结果是永远只能经济无序放开，思想不断钳制严控，成为一个透支环境资源，透支子孙饭的政治经济严重不平衡的半身不遂的残疾怪胎——此次广州火车站春运因“雪灾”而出现几起踩死人和电伤人的事故，造成千万外来工不能回家过春节，就是此次广东“新一轮奉旨思想解放”空洞无益，与实际远远脱节的最好证据！
值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广东“新一轮奉旨思想解放”的笑话再次给人们敲响警钟：必须形成“从下至上”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2008年 1 月19日初稿，2月7日二稿 于深圳 早叫庐
（原载《争鸣》2008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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