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些思考

丁弘 编著

【按语】此件不能说是“文章” ！不过是随意谈开去。有的朋友说能否把这些问题谈得通俗一点，主张通俗、通俗、再通俗，不要引经据典，让更多的人看得下去。所谓通俗，是要深入浅出，这是高的要求，不是太好办的。试着以谈心的方式写写。肤浅、不妥处，请大家指正。

（一）中国又到了十字路口吗

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总是成为人们思考的中心议题。晚清戊戌政变时，辛亥革命时，新中国成立前夕，莫不如此。近20多年，改革开放使社会有了巨大进步，但主要还限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滞后，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历史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了。

现在是怎样的局面了呢？

2007年上半年，沙叶新先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有一篇大文章，题目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话是否有些耸人听闻呢？下半年，十七位前部长联名上书党的十七大。其中也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提法和主流媒体的说法是相反的。在报刊电视上看到的是形势大好、莺歌燕舞。对此群众看惯了，理解这不过是宣传的需要。沙叶新等都举出了大量论据，认为腐败严重了，两极分化了，环境污染了。矛盾积聚，已经危机四伏了。沙叶新和一些前部长的观点好像一样，其实又完全不同！前者认为问题出在没有决心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监督机制，“德先生”没有到位；后者认为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应下决心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上来。阶级斗争的观点不能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

这样说来，在中国面前摆着两条路，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头。何去何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中的这句歌词，唱了几十年了。当年把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支歌定为《国歌》时，有人觉得歌词过时了。郭沫若还写了《新华颂》应征国歌歌词。中央讨论最后还是采用了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说：“居安思危嘛！”没有想到历史道路曲折，今天还用得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田汉亡故于“文革”，尸骨不存。他的骨灰盒里，只放着这首歌的歌词（田野同志——田汉的女儿说，里边还有一个剧本《关汉卿》）。在国家的灾难中，田汉丧失了生命，留下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真是悲壮的人生戏剧，真是语重心长了！

审时度势，中国向何处去？李锐同志说：“现在是左右为难。”这是替领导设想的话。无疑，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关阶段。

（二）民主，历史的大趋势

2007年2月，谢韬同志发表一篇文章，说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方面他是正面回答中国应向何处去；一方面是对“共运史”的反思，说明历史证明了我们只有走这条路才是对的。

他的历史评说是：第三国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的是修正主义，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搞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恩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到晚年，他们从实际出发，对过去的观点有所扬弃，而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途。近百年间，社会党沿着这条路，取得辉煌的成就。谢韬同志说：“他们以此告慰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天之灵。”

这话分量太重了，这把“伟大的”列宁置于何地？这样讲，一贯自诩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怎么说呢？其实，不是谢韬或是什么人这样说，而是“历史老人”以事实作出了这个结论。

为一篇文章，中央不得不表态，其中有“不批判”一语。按照革命传统的立场，怎么能不批判呢？原因可能是：一、考虑国际影响，有几十个社会党在那儿呀！二、考虑国内社会的安定。三、恐怕更重要的是谢文具有真理性，民主是历史的大趋势，越批越被动！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小文章《答读者问》，体现“不批判”的精神。本报不作答、不表态，请专家来回答，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文章还是坚持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处理，是各抒己见，不是思想垄断的架势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我们注意到，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意见没有正面接受，但没有批判的语言，而“民主”思潮的影响是明显的。“民主”是报告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国内外传媒都说达60次。说明党对推进民主进程多有考虑。而对否定改革，留恋过去的思潮，则是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

这样稳步发展，国人感到高兴，深得人心！

政治家和理论家考虑问题当然不同。按理，政治家应向理论家请教。现在经常请他们讲课了。比较而言，政治家更多考虑实际情况。

（三）总结中国革命，先要说清列宁的问题

理论家还是应追求真理，理论不能做“政治”的奴仆，政治家强调“要有科学的发展观”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对历史教训所作出的回应。而在事实上，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难有科学的发展观。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可以呢？

许多年前，一位出版社的长者给我指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首先要说清列宁的问题，否则是说不清楚的。

列宁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民族，传承着千年专制主义的文化，对领袖是极尽其圣化、神化之能事。对他们的话语加以教条化，称之为“经典作家”。因为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专政的情况下，一般人不敢说半个“不”字。列宁百年之后的今天，社会大有进步了，很多人仍感到余悸犹存。

历史的纱幕还是慢慢地揭开来：

近年看到普列汉诺夫三万字的《政治遗嘱》。他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教育好列宁这个自己的学生。他聪明、顽强，一往无前，但是固执，不讲道德和残暴。问题更在于他的路错了。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只能是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这样形成的政权，是不可能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实现，只能是党的专政，最后形成个人的专政”。他指出，从社会发展形成的阶级结构来看，今后更不可能形成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

他当时说：“这个遗言50年后拿出来，现在拿出来没有用。”他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历史证明了他的观点。

列宁所开辟的这条路，造成了怎样的结果呢？

一、今天俄罗斯的教科书，已经把“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即不承认它有什么革命的进步意义了，它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把社会又拉回到专制主义的政体中去。

二、1991年，前苏联海军将领，齐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降下了红旗，庄严地升起“二月革命”那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肯定民主革命的成果。

三、列宁格勒这个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举行全民公决，多数人投票赞成改名为“彼得格勒”。历经74年岁月，人民还是抛弃了列宁，反而赞成彼得大帝。我们也只有声明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

四、谢韬同志说：“他们当然比我们更了解列宁，他们否定了列宁，我们为什么还要把他奉为神灵呢？”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在于列宁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儿只能是概括地说说：

一、他背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硬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是行不通的；

二、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已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了。情况并非如此。他没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三、“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学说，是为了集中，不是为了民主。列宁提出时，即受到一些思想家、革命家的反对。认为它不过是“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对那四句话：“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都是为了集中。民主生活，本身包含着少数服从多数，不需另讲什么集中，在封建性的官本位社会中，上级是谁？组织又是谁？是人民在上，还是官吏在上？按理大家都在“法律”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克林顿在秦俑馆门前和一个小学生有一次这样的对话，小学生说：“你领导着全美国人民呀！”克林顿说：“你说错了，是全美国的人民领导我。”

在“民主集中制”中少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多数要尊重少数”。因为真理常是在少数人手中；在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行者总是那些少数人。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民主集中制”无益于民主。直到今天，大家还认为它是正确的。这是思想垄断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四）列宁主义果真到了中国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是列宁主义，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当然包括恩格斯，随着形势的发展，思想有了发展了。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列宁主义对照一下，也就知道了。

一、他和列宁一样，忽视社会的经济基础，加快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空想。均贫富、穷过渡，社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死胡同，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连胡乔木这个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组长，也为《决议》没有严肃指出毛的这一错误，而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这是最大的教训。遗留的问题怎么办呢？只好回头进行补课了。

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据，理直气壮地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转移到北京了。“中国应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人（我）的身上了。而这时人家正在兴旺，我们严重的困难已经到来了。

三、“民主集中制”是为了加强纪律性的。是和限制自由、否定民主、剥夺人权的专制主义配套的。它和中国专制的文化传统一拍即合。1943年在中国具体形成了“个人有最后的决定权”，一步步把漫长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专制主义推向了极至。还认为是执行得不够好。

（五）李大钊只介绍晚年马克思

建党之前，“五四”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则真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李大钊介绍的是马克思晚年成熟时期的思想。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连载。通俗、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说，对其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是介绍了“社会党”，当时欧洲涌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他从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五四”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当然，有民主才有科学，要科学就需要民主，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专制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的思想体现着科学与民主的统一。当然，他对马克思十分崇敬，但不是个人崇拜。他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发现马克思的理论还有不够严密的可以推敲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一生的两大发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概括的，一是唯物主义，一是阶级斗争）。社会的发展究竟靠的是什么？是发展生产，还是靠阶级斗争？李大钊认为马克思未能自圆其说。他认为阶级斗争天天在破坏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文明。所以他把“斗争”总是译为“竞争”。社会是在“对立统一”状态中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不是“消灭”，而是“扬弃”。

其实，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早已超越了自己。

（六）世上没有“经典作家”，《共产党宣言》的局限性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主义的幽灵……”马恩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即可见其文笔的恣肆、潇洒，视角的高屋建瓴，其思想的深邃教育了一代代共产党人，我们从来奉为经典，认为是金科玉律，认为句句是真理！

事实上，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经典作家，马恩，更不要说毛泽东，他们的思想同样要通过实践的考验。

马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共产党宣言》，今天看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但也明显有着局限性。这毕竟是马克思27岁时写的。三四十年之后，他们涉世渐深，渐有所悟。恩格斯说：“看来我们是错了。”马克思更是谦虚地说：“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五次提到他的这句话。马克思的女婿，在打着他的旗子活动，他生了气，说：“见鬼去吧！”

《宣言》中的局限性，恰恰成了列宁，接着是斯大林、毛泽东，打出的大旗。什么局限性呢？简言之是四点，“两个决裂”其一是“和私有制决裂”；其二是“和私有观念决裂”，第三要搞“暴力革命”，第四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

青年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受到的残酷剥削，无比义愤。其理论的思考也带有革命激情。年事渐长，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之后，并不是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是社会可自我调节，反而又有新发展，他进而多了冷静的理性思考。

马克思是谦虚的。他甚至不承认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一是他的理论还没有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马克思身后，恩格斯所做的工作；二是他的思想是一个发展“过程”，在理论上讲，相对真理的长河才是绝对真理。什么算是“主义”呢？

列宁，以至毛泽东所高举的是青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概念。批评马克思是不对的，因为那是马克思早年的观点。但是，用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只好略说几句了，所好这已是历史所作的结论。

一、关于消灭私有制。物质上的私有，是独立人格的基础。没有私有的物质条件，即谈不到独立的人格。毛泽东对消灭私有制做得彻底。人只能是“螺丝钉”、“驯服工具”等。人民公社的社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而丧失了一切自由，甚至想通过辛勤的劳动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也丧失了。恩格斯整理出来的《资本论》第三卷中，为什么提出“重新建立私有制”呢！

二、关于和私有观念的决裂。毛泽东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是这个精神。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要求。作为特殊情况下的要求可以，作为普世的道德规范不切实际。荀子说：“有欲必有私”。这是事实。对“私”应该尊重，只能是疏导和利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源泉，而平均主义的“大寨工分制”造成亿万农民磨洋工，破坏了生产力。

三、关于暴力革命。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要革命只有揭竿而起。但是回头看看，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从陈胜、吴广、洪秀全，到斯大林、毛泽东，这些革命者，哪一个不是“人一阔，脸就变”（鲁迅语）。都是正义的革命，得到非正义的结果。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民主机制后，有了选举制，有了议会制，马克思在1872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可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也许还可加上你们荷兰，工人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恩格斯说，过去革命的形式已过时了，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的成就了。他劝工人阶级不要再搞暴力革命了。这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

到今天，仍有人强调暴力革命，还认为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想到距马克思去世又已百年过去，这不是闭着眼睛，不看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吗？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的专政”是虚幻的，不过是党组织自称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专政，而“民主集中制”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则造成个人独裁。这种专政，专谁的政，如何专政？都是随意性的。列宁他们首先杀害了早已逊位的沙皇家族。斯大林杀害了包括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的第二把手）在内的绝大部分列宁的战友，建立了“契卡”的恐佈统治。

【注】这儿提供两个资料：

一、1998年7月17日，在圣彼得堡的大教堂里，重新隆重举行了对末代沙皇全家的葬礼。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携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为杀害他们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表示忏悔”。

二、斯大林的特务统治，把党的精英消灭得差不多了。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除列宁等5位早逝之外，其余9名全被处决了。苏共第十七大代表1966名，1108人被捕；139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110名被处决或自杀。部队的情况更加严重。包括多数元帅，多数高级指挥员在内的苏军军官35000被杀害。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说苏联的优秀干部已被斯大林消灭了。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年，苏联克格勃领导人先后公布了骇人听闻的数字。总之，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中，死于非命的下限在2200万人。

毛泽东也这样做，还把知识分子作为专政的对象，说他们是和无产阶级较量的力量。凡此种种都不反映革命的需要，都是非正义的。个人的权威是第一位的。暴力革命，“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都是不择手段的，毛泽东说得清清楚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力行为，即普翁所言：“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这是合乎生活逻辑的。

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实行过。将来呢？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白领阶层占重要地位，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了，更不会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

列宁第三国际这条路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专制的社会主义，集权的社会主义，是官本位的社会主义，权不在民。

其实，民主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要科学就要民主，有民主才有科学，把“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看，在概念上是不合逻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专制的社会主义”——如果还可叫社会主义的话。

（七）苏联的败亡和俄罗斯的复兴

列宁缔造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历时74年。叶利钦说：“这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这些年，我们常说，“苏联红旗落地了。”有人却说：“苏联何曾飘扬过红旗！”实质上，“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1991年，苏联解体,分解为15个国家，苏共解散。全国静悄悄。没有抗议，没有斗争，没有人起来捍卫这个党，这个国家。真是瓜熟蒂落，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败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民主，是集权，是垄断，他具体分析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整个人类已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国家被历史所否定是必然的。

俄罗斯重新升起了“三色旗”，是对1917年“二月革命”实现了民主共和的肯定。现在，他们解除了“党禁”，实行了多党制，废除了一党专政，解除了“报禁”，新闻有了自由。司法独立了，地方司法机构直属中央，对宪法负责。他们对全民公决特有兴趣，以体现权力在民。总之做到了“三权分立”。在社会变革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把“政治改革”放到前边。

俄国的变革，采取“私有制券”的休克疗法，是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很快过了关。开始说他们生产下降50%，实际上不是如此。因为公有时，多“谎报以邀功”。改为私有制后，则多“瞒报以避税”。所以统计的情况是不实的。

这些年，GDP以每年6%左右的速度发展，这是理想的。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他们生产增长的受益者是弱势群体，最低工资是中国最低工资的三四倍。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坏。

苏联的变革，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呢？有人觉得那里资本主义复辟了，苏联人民在受二茬罪了，而且把罪过归于个人，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叛徒！认为这种变革是没有必然性的。不过是当权者领错了路。

认可这种观点，是现实的一种需要。

当年中山先生看到“十月革命”，一时大受鼓舞，大笔一挥“以俄为师”。不久看一看又说：“社会主义不应是恐怖的。”于是他致函社会党国际：“请帮助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并亲赴欧洲社会党总部联络。而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说：“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那是糟蹋了社会主义。”后来，他甚至说：“人类若要进步，必须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格柏乌即苏联的“契卡”、“克格勃”。

苏联的变革是退出了走不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死胡同，重新肯定了政治上的民主共和，这是世界的潮流，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

（八）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没落地

苏联败亡于“三个垄断”，我们举的“红旗”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传来的，不也是“三个垄断”吗？为什么我们的“红旗”没有落地呢？

我们垄断的程度，不差于前苏联，竖比“史无前例”，政治上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延用的还是秦嬴从上到下的“封官、建制、牧民”。只是“万岁”之声喊得更响了。封建时代喊万岁，不过是“朝仪”，老百姓还喊不到。1951年的“五一节口号”中，毛加上“毛主席万岁”，而后，个人崇拜日甚一日（英语“个人崇拜”和“邪教”是同义语），万岁之声震撼中华大地！最后毛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甚至说“我就是无法无天”了。

经济上从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私有制，全民所有制不过是“国家所有制”，和封建时代比，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社会资源抓在手中。亿万人民，包括农民变成了无产者。独立人格的一点物质保证也丧失了。经济垄断的程度是古今中外少有的。

思想垄断更创了历史的纪录，以“反右”为例，说是打出55万右派（近期反右档案解密，右派实为317万8千4百多人），严重性是封住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嘴巴。大脑普遍丧失了思考的功能。只有一个人可以思考，所谓“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知识产品、知识分子的稿件一律不再发稿费，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费（文革中他拿到一亿三千万以上）。历次运动，冤魂遍于国中，“大跃进”饿殍以千万计，毛泽东去世前，仍以票证控制个人消费，如每人每月4两油等等。

但中国的“红旗”不倒，这是聪明的中国人及早找到了打开历史闸门的钥匙——否定了“两个凡是”！

1991年，苏联、东欧一批国家“红旗”落地，而中国在此十年之前，80年代初否定了“两个凡是”，使中华民族得以松绑！

所谓“两个凡是”，是毛主席逝世之后华国锋时代提出的口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决策，始终不逾地坚持”。

毛去世之前，给小平同志一顶帽子：“反革命的总后台”，被关押于东交民巷6号。粉碎“四人帮”后，否定了“两个凡是”，才为小平解除羁押得到释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中国人从神权、皇权中解放出来，称之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人们形象地说：“建国，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还只能是弯着腰；推倒两个凡是 ，直起腰成为可能。”

小平复出，他重新收拾旧山河！

翻天覆地，针对毛的时代，有四大否定：

一、否定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多年已是我国广大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公社社员陷于“农奴”的地位，所以人民公社呼啦啦一风吹，全国悄然无声，是瓜熟蒂落了。

二、否定了“计划经济”。当时批评它是“大锅饭，养懒汉”。不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多种经济成分逐步出现了。

三、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发展靠什么？这是从马克思一生两个发现中的一个发现“阶级斗争”转向另一个发现“唯物史观”。

四、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自称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

这些都是毛泽东一生所惨淡经营的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伟大事业。

乔石同志说：“什么是邓小平思想？就是纠正毛泽东错误思想的思想。”这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意见。

小平同志后来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其实，他早已这样做了。基辛格对他说：“你是一个说得少，做得多的政治家。”

中国人民从陷于封建复辟（当时人称封建法西斯主义）困境中相对得到解放。这是“红旗”没落地的原因。

例如农民对自已的产品有了部分的分配权。所谓“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已的。”知识分子不再姓“资”，而是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等等。从桎梏中松绑，这给了人民希望。

我们不能否认尼克松这个反共旗手的睿智，他十年之前即预言“苏东”的命运了。有《1999不战而胜》一书，关于中国的部分，他高度评价小平同志，认为只要按他指的路走，21世纪中国肯定是个超级大国。这本书先是作为“内部参考”，后来以精装本上了全国新华书店的书架。

尼克松是够乐观的了，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会引出政治改革。其实还要走着瞧。

（九）给“资本”平反，找回先进生产力

毛泽东晚年批邓，有“最高指示”，说“这个人从来不关心政治，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毛所说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1975年，邓复出时突出抓生产（整顿），他有意见了。

“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据说是刘伯承同志讲的。但确是小平同志思想的主心骨。在改革开放工作中，他总是用“猫论”排除障碍，发人深思，振聋发聩！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说“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后来又说“不管姓公姓私”，都是“猫论”的运用。甚至说：只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叫什么主义是次要的。说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试想，不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的吗，怎么不坚持了呢？这是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伟大之处。

特别是他在南巡讲话中谈到自己没看过《资本论》。这不一定是坏事，“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知这和我们党后来给“资本”平反有多大关系。总之，我们终于给“资本”正名。这是又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我们党在十六大的报告中这样讲了（其实早这样做了）：“劳动创造财富，资本提供条件。”各按贡献进行分配，这样，“资本”和“劳动”平起平坐，都是生产要素。资本不再是剥削的手段，不再是“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脏污的东西”了；拥有“资本”的再不是“资本家”而叫“企业家”，他们也是生产力的代表，可以入党。

这样，阶级分野不存在了。

这样，“反对剥削”这个革命的根本动因，根本不存在了。当年，资产阶级不仅是反封建的主力，而且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不是并列词汇。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华民族之中，所以归根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即全民的党！国家呢？不讲阶级了，当然是全民的国家了。

由此可见，“资本”的平反，是又一个打开历史闸门的钥匙，似只有如此才把先进的生产力请回来。

什么姓资、姓社！什么这主义、那主义！都是文牘上的游戏了。

可是，我们仍打着“红旗”说这主义那主义。如果从生活实情看，难以自圆其说，人家说我们丧失了“话语权”。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回答：

一是小平的回答，他是一个铁腕人物。他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即：别谈什么主义了，我怎样说就怎样干吧！

一是赵紫阳总书记的回答：“我们现在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不过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反封建基础上建立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种是专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

当然，当前最好我们还是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和过去说的社会主义不同了。过去讲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讲了几十年，干了几十年。现在发展私有经济（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到“大力发展”），按生产要素分配，培育市场经济了。和过去完全翻了过来。

过去的概念叫“社会主义的特征”。现在的概念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史家称，我们现在是“打左灯，向右转”。

不要忘记鲁迅先生的话，“面子，是中国人的纲领”呀！

我们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所以早有人建议党的名字改为“社会党”更为合乎实际。但是，改可能有副作用，可能影响安定。所好名字是次要的。关键是看党做什么。

（十）咬文嚼字说“民主”

现在情况不同了，有人说似在搞民主社会主义了。过去强调“斗争”，以斗争为纲。现在强调“和谐”，要建立“和谐社会”，甚至“和谐世界”。对民主社会主义，谢韬同志的文章说他们化解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矛盾，化解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矛盾，以此告慰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天之灵。我们否定了阶级的存在，不是更“化解”了吗？在一个国家里可以“一国两制”（指对香港）和平共处，不是也化解了吗？过去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谦让。”现在相反，强调“八荣八耻”了，讲道德、道义、公正、良善了。这不是在搞“民主社会主义”了吗？

还不能这样说，根本问题在于是否“权力在民”，是“人民作主”还是“为民作主”。史家说：中国的社会发展，跨过这一关不容易。甚至说这是“千古难题”。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不妨咬文嚼字，把道理讲清楚。

人民政府门前，写着毛泽东题的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主语”是谁？是“我”是“官”，所以本质和过去一样还是“官府”，标榜做一个“清官”而已。为人民，可以为，可以不为，老百姓作不了主。

近年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称之为新三民主义。其实不新。不过是把“为人民服务”具体化了。主语还是“官”，说“官”应如何“为”。这仍是“官本位”，其上层仍是“当朝”，口头上还不如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呢！

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生”。主语是“民”，不是“官”，体现民主意识。这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有本质区别。

毛泽东也经常谈到民主，但是只谈民主作风，而不谈民主制度。他对此下限把握的严格，最后仍是居于“党”之上、法之上。“君临天下”觉得理所当然。全党、全国人民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此赘语，实因怎样从“官本位”转向“民本位”，从“为人民服务”转向“人民作主”，从“人治”转向法治，从而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很难。一般人对什么是“共和国”没有去想。不妨去查一查《辞典》，然后对照我们的现实生活。孙中山先生临终前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有人为了既得利益，有人受到愚民政策的影响，总是想出许多理由，阻挠我国民主化的进程，说“国家太大”呀，“群众素质低”呀，“搞起民主来国家要乱”呀，等等。近现代史充分证明，只有实现了民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专制体制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总要引发出动荡来。认为人民素质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素质比村民低吗？现在的中国人比两三百年前的美国人素质低吗？当然不是这样。

2007年10月，法国播出十部纪录片，反映十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情况。他们对中国友好而又是语重心长，反映武汉市一个小学的班级里，孩子们在老师辅导下，很好地进行了“民主选举”班长的政治活动。都是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呀，说明“天赋人权”。中国人的素质不差呀。半个多世纪之前，为了夺取政权，我们也高呼“民主”，农民用一颗黄豆投在碗里，可公开选举村长，做到那样公开、透明。当时人民都相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是没有什么自己的利益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久居领导地位的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能否“立党为公”的考验。现在，我们似不应有什么怀疑了。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有的放矢地这样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权，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应为他的这番话热烈鼓掌！

这样做，中国大有希望。这是民族之幸！

我们都应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

（许医农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