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请邓力群大师批判周瑞金

周瑞金（见图）即著名评论家皇甫平，是《人民日报》前任副总编辑，最近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喜读<吴越品水浒>》的书评。从这个标题就知道，周瑞金以书评为名，骨子里就是在鼓吹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这个文化环境不就是朱厚泽的那个“三宽”方针吗？这还了得？难道还请朱厚泽来当宣传部长、让刘云山同志下课不成？不信且看，周瑞金在文章里究竟说了些什么。

他在书评的后半部分说道：“如果说《水浒》是一部奇书，那么公然标榜‘不以阶级感情读《水浒》’、‘不以阶级立场评《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水浒》’的《吴越品水浒》，也称得上是一部奇书。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是文学界的幸事，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努力贯彻‘双百’方针，提倡独立思考，宽容一家之言，这对于推进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是何等的重要。最近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要真正落实这个重要精神，依我之见，必须倡导宽容和谐的文化。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见解，等等，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都要容纳、容许、容忍。对积极的探索，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 新，都要鼓励、支持、倡导。对不同思想观点要宽容一点，对持不同意见、见解的同志要宽厚一点，对文化环境的管理要宽松一点。有了这样宽容、宽厚、宽松的文 化环境，才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以发扬，人格得到提升。

摆脱‘大批判’的野蛮，越过教条主义的蒙昧，跨过形而上学的僵化，突破保守的旧框框，我们的文化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新境界，就有希望大发展、大繁荣。看来，宽容，才有创造；宽松，才有革新；宽厚，才能激发新思维。《吴越品水浒》的出版，是不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呢？”

看来，作为人民日报副主编的周瑞金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朱厚泽的“三宽”方针的危害，理论大师邓力群早就明确指出，并给予严厉的批判。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里，他这样写道：“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端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在后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讲：几任宣传部长的名誉都不好。这时赵对胡讲：你当宣传部长时的名誉还不错嘛。胡耀邦说：也一样不好。

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 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邓力群大师在书里说得很清楚，朱厚泽的“三宽”方针是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乱的产物，并造成了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在邓力群大师们的努力下，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才被打下去。这些人该开除出党的开除，该下台的下台；党才能至今把持和垄断媒体，全国才会有党天下的喉舌。周瑞金现在借书评，重弹“三宽”老调，根本不是营造什么文化环境，而是要把大好的文化环境搞糟搞乱，最终将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人人都能讲话了，这个社会还会和谐吗？只有他们都不敢乱说乱动，我们的社会才会稳定。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邓力群大师说了：“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周瑞金这样鼓吹“三宽”文化环境，那不是有更多的人在各地讲话，照样时兴得很嘛！难道我们就不能对周瑞金尖锐地指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如果胡锦涛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那组织上就没法找周瑞金讲话了。何况胡锦涛手下好像还没有邓力群这样的大师，能给他提个醒，吹吹风什么的。如此一来，周瑞金岂不是滑到资产阶级一边？影响很恶劣，后果很严重。

正是这样的紧要关头，邓力群大师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拿起当年你的批判武器，对周瑞金毫不客气的批判。一定要让这个已经滑到危险边缘的共产党员，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一定要他发至内心地说：对不起党的教育，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同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教育他、帮助他，让他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专政，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要他明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质上就是两家，一家叫无产阶级，一家叫资产阶级。冒尖的话不能说，冒尖的人物不能作。如果这些人纷纷出笼，肯定是乱得不得了。只有我们大家都说四平八稳的话，作庸庸碌碌的人，这个社会就很安定，组织很放心。当然，必须考虑到周瑞金是个老编辑，没有理论功底的人很难说服他。但只要邓力群大师出面，对周瑞金的批判才能深入下去。对了，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周瑞金声称“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都要容纳、容许、容忍。对积极的探索，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新，都要鼓励、支持、倡导。”他明明在说假话嘛，坚持党的领导是可以讨论的吗？党的喉舌是可以不垄断的吗？军队国家化是可以讨论的吗？这些言论哪有不违反宪法的呢？岂能容纳、容许、容忍？他还声称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新，说穿了，他就是在和邓力群大师这样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者打太极拳，这更是不能容忍的。总之，希望邓力群大师对周瑞金进行严厉批判、教育后，再对他猛吼一声：同志，你说错话了！他若一意孤行，邓力群大师一定要给他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带上。

新世纪附录：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喜读吴越《品水浒》

周瑞金

继去年8月出版《吴越评水浒》之后，吴越老先生紧接着在今年年初又再接再厉推出吴越《品水浒》大作。真是:年老体不衰，大器晚耀辉！

这两部书一脉相承，以人性善恶评《水浒》，以对国家、民族、社会利弊判是非，大胆倡言《水浒》不是写农民起义，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梁山好汉们杀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

如此尖锐泼辣的品评，如此一针见血的谠论，凸显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别出心裁的眼光和识见。可以说，吴越《品水浒》一书是对历代以来误读、误解、误导《水浒》的一次颠覆性的拨乱反正。此书出版，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应在意料之中。

《水浒》是一部奇书。施耐庵集南宋以来话本、民间故事、戏曲，于元末编撰成书，直至明嘉靖年间方才刻印出版，历时200年之久。它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以其恢闳壮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激越炽烈的思想情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形象朴实的语言艺术，深深地吸引了历代广大读者。

成书400多 年来，有关《水浒》的笔记、序跋、批注、评点，不可胜数。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水浒》研究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划时代人物。他高度评价《水浒》的文学艺术成 就，创造了文中夹批、回尾点评的评点文学作品的范式，开创了文学评论中的点评派风格。但是，金圣叹曲解了《水浒》的思想意义，腰斩《水浒》，截去《水浒》 七十一回后的章节，凭空捏造一个“嵇叔夜”来杀尽斩绝梁山水泊108将。因此，鲁迅批评他“昏庸得可以”。胡适也批评金圣叹评点方法是“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缺乏科学的研究。

直 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胡适为代表，对《水浒》的评论开辟了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胡适通过考证，对《水浒》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 用。鲁迅对《水浒》的考察研究，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水浒》成书的时代背景，是“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揭示了施耐庵在异族外 敌统治年代，想呼唤强悍和对抗，鼓励“暴民”犯上作乱，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和胡适都把梁山泊的108将看作是强盗，而且是写得可敬可爱的强盗。历代老百姓就把梁山泊当作“褒强盗、贬官府”的“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为替天行道的机关”。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鲁 迅还指出《水浒》所写的，是从侠变来的强盗，这种盗有两面性，“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也时受其骚扰。”“他们所反对的是奸 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因此，鲁迅的结论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

二

要 说《水浒》的评论，当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他往往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如同他把《红楼梦》看作是“写封建社会 四大家族”的政治书一样，也把《水浒》当作一部政治书。在民主革命时期，出于鼓励造反的需要，他把《水浒》看作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和教科书，赞扬梁山好汉们 的反抗精神，认为共产党闹革命也是“逼上梁山”。毛泽东高度评价平剧(即京剧，由于当时“北京”改名“北平”，所以相应地也把“京剧”改称“平剧”)《逼上梁山》是“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到了“文革”后期，他又把《水浒》贬为鼓吹投降的“反面教材”，着眼于“屏晁盖于108人 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个评论被 “四人帮”利用、扭曲和变性，在全国范围发动了一场“宋江架空晁盖”、抓投降派，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政治运动。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成为空前 绝后的“杰作”，落下了历史笑柄。

我的老友吴越先生，正是检视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评《水浒》思想观点，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水浒》的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考察研究，做了一番再认识、再思考、再品评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书？不管几百年来人家对它如何是非褒贬，作为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总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吧！”

吴 越《品水浒》一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从人性善恶出发，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端正社会道德风尚出发，剖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通过讲 “故事外面的故事”，向读者展示《水浒》背后深蕴的思想、情节和旨趣。作者提纲挈领地从“侠意识”和“霸意识”的区别入手，分析了《水浒》主要人物“救人 于苦难”的“侠意识”十分淡薄，而“善杀人者即英雄”的“霸意识”却不断地滋长蔓延，结果必然是增加百姓的苦难，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试以武松为例，作 者评述说:“以前 的武松，虽然是个粗鲁的浑人，但是人性不恶；自从十字坡认了张青做哥哥以后，不知道张青是怎样开导他的，善恶的界限模糊了；血溅鸳鸯楼以后，他的人性逐渐 向恶的一面偏移了。”“好好的一个打虎英雄，一个得力的刑警队长，终于变成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吴越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水浒传》。当时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研究《水浒》，是领导分配的任务，目的是如何把《水浒传》改写为拼音文字，着眼点只在于语文的现代化，还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这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一个阶段。

三

吴越为人禀性耿介，直言无忌。50年前在“鸣放”中，他大胆质疑“法律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之类口号，倡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剥夺地主富农子女上学机会”云云。结果被打成“右派”，遣送劳改农场劳改，一去就是23年。其曲折多难的人生经历，对人性善恶、世态炎凉有着特殊深沉的体验，砥砺了敏锐犀利的目光，评人论事自有其独特的见解，评是判非自有其不落窠臼的视角。1975年的“全民评水浒运动”中，他看见革命派的“豪言壮语”:“为了让朱仝走上革命道路，杀死一百个小衙内，也在所不惜！”他从“人本位”出发，反对这种绝灭人性的屠杀，质疑朱仝上梁山，是不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由此质疑《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反思，他认为:评 论《水浒传》，再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分析了，而应该跳出“阶级”这个框框，提高到人性的善恶和对国家、民族、社会是否有益的高度上来认识。为此， 他以自己对农民起义的新认识，以“官逼民反”为主题，在劳改农场的田边地角，利用点滴时间，经过一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写出了一部长达200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他一旦从“鬼”变成人，此稿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受出版，累计发行了70万套，被称为是“当代《水浒传》”，并被评论家认为是“二十世纪章回小说的压卷之作”。这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达到的第一个高度。他也因此从语文工作者改行当上了文学编辑。

2002年， 由于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委托，他改写了一部《水浒传》少儿版，并以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简评和导读。这些简评，其实是利用每回末尾的空白地位写的“补 白”，“有白则长，少白则短，无白则无”。这些评论短文在网上不胫而走，吴越对《水浒传》的崭新观点，也由此公之于众。这引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 关注，约请他撰写《吴越评水浒》一书，除了把《水浒传》原文用现代汉语重新改写之外，并仿金圣叹评《水浒》的范式，在正文中夹“批”，每回后加“评”，外 加大量注解，纠正原著的地理失误。这部书的重点不在评，而在注:评文依旧是“朝花”版的简评而略有补充，没有充分发挥，而注解则相当全面。可以说，这是《水浒传》自明朝刊印出版以来注解最多、最详细的一个版本。也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二个阶段。

四

此书出版以后，又在多家网站连载或选载，引起了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新浪网“网上大讲堂”先后约他去开讲座讲《水浒》。香港凤凰卫视还特地邀请他到山东梁山县的梁山山寨上录制了一档“梁山108将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的电视大PK， 上下两集，每集一小时，吴越侃侃而谈，舌战群儒，博得了现场许多参与者的拥护与支持。借此东风，吴越又应邀到故乡浙江好几个学校作巡回演讲，进一步阐发他 对《水浒传》的评价。在此期间，许多听众要求他把这些观点、论点集中起来，撰写一部全面分析评价《水浒传》的专著。他回到北京以后，摒开一切杂务，专心写 作，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把他对《水浒传》的独特一家之言，更充分更详尽地表述出来。这就是吴越《品水浒》一书的由来。这不是《吴越评水浒》简评部分的重 复，而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三个阶段，是对《水浒传》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分析、考证和评论。

果不其然，吴越这一品，真的品出了《水浒》许多味儿来，也让读者从中品出新的读书方法。读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必定要深入了解作者的经历、写作的动机、时代的背景、民间的传说、历史的事件、文人的评说，等等。如此上下左右，四维时空，细细品评，方能品得其中真味也！

这是吴越积五十年之力、精读精研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结果，也是他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达到的另一个高度，可谓历时弥久，功力弥深，广积薄发，必有惊世骇俗之见。

如 果说《水浒》是一部奇书，那么公然标榜“不以阶级感情读《水浒》”、“不以阶级立场评《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水浒》”的吴越《品水浒》，也称得上 是一部奇书。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是文学界的幸事，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努力贯彻“双百”方针，提倡独立思考，宽容一家之言，这对于推进文化创新，建设 和谐文化，是何等的重要。最近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要真正落实这个重要精神，依我之见，必须倡导宽容和谐的文 化。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见解等等，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都要容纳、容许、容忍。对积极的探索，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新，都 要鼓励、支持、倡导。对不同思想观点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见解的同志要宽厚一点，对文化环境的管理要宽松一点。有了这样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 才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以发扬，人格得到提升。

摆 脱“大批判”的野蛮，越过教条主义的蒙昧，跨过形而上学的僵化，突破保守的旧框框，我们的文化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新境界，就有希望大发展、大繁荣。看 来，宽容，才有创造；宽松，才有革新；宽厚，才能激发新思维。吴越《品水浒》的出版，是不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呢？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08-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