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信阳事件”中的“断网”悲剧

1959年的“初级互联网”

2007年12月20日，“广东突发重大事件公安可断联网”条例经立法机关通过公布后，立即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这一授权关闭联网（含互联网、手机网和 QQ网）的特别法规，到底于民于国利弊如何，各方多在理论上和假设上争论不休，愚以为大可不必，“一切当代事件皆有历史根源”，只要以史为鉴，便可一目了 然，水落石出。比如，饿死150万人的 “信阳事件”发展到1959年秋季，信阳地区公安、邮电部门曾受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之命，共同实施了一次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人会奇怪，互联网是1990年以后才有的高科技通讯方式，1959年发生“信阳事件”时，根本没有互联网啊？我说，起于1957年“反右补课”，成型于 1958年谎言大跃进，高潮于1959年、1960年大面积饿死人、人相食，暂停于1961年春“民主革命补课”的五年“信阳事件”，那时的确没有以电脑 电子邮箱和手机短信等为标志的互联网，但是须知，那时有以邮政局（发寄信函的通信网）、电信局（电话电报的通讯网）组成的“初级互联网”。互联网虽然是在 有了伊妹尔和手机短信才出现的新语汇，但人类以通信网和通讯网组成的“互联网”，早在十九世纪邮政局和电信局问世时就已经形成，只不过那时的通信网和通讯 网只能是“初级互联网”。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阳地区公安部门与邮电部门一起共同禁止信阳850万人向信阳地区以外寄信和打电话、发电报，就 是一次信阳地区公安实施的“断网”行动，可称“信阳事件”中的“断网”阶段。

迄今为止，真正可称“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和指挥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 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 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 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万八千字，未刊 稿）。这三篇文章都证实，当年信阳地区公安的“断网”行动确实存在，其大致过程如下——

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1959年2月开始，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农民缺粮逃荒饿死人的重大事件。许多百姓以为省委不知灾情，纷纷写信到省委求救，结果都被省委定为“右倾反 动”，将信转回信阳地委严肃查处，写信者或大会批斗，或逮捕法办，或开除党籍，或折磨致死。如信阳县委有一个监委（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以 “言官之责”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结果猛批一顿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如果继续让信阳人自由向北京和外省 透露信阳地区因缺粮逃荒饿死人的消息，势必给“大跃进”、“三面红旗”和毛主席脸上抹黑。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中国第一公 社”，河南省是大跃进的发源地和急先锋，是毛主席搞“三面红旗”的“样板田”，其名誉事关毛主席的威望和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乎，路宪文在吴芝圃支持 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专门开会让公安和各邮电局把关，对长途电话和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追查。后来统 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有一个村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就跑到外地给省委寄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信阳广大农民。不 料此信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严厉查处。当时光山县曾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县大量饿死人，公安就让邮电局的人回忆是谁送的信，一定要设法查出 来。邮电局的人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地毯式”排查，弄出许多冤案与笑话，让一些饥饿者在恐惧中更快死亡（后来有人统 计，50万人的光山县，饿死了一半人，达25万人之多。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 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2007年12月9日晚，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夫人李瑞英当面告诉我，虽然八十五岁了，她清清楚楚地记得，（19）60年春天，她到（信阳地区）西平县搞 救灾，看到农民大量饿死和人相食的惨剧后，整夜睡不着觉，就想向在北京和老领导李雪峰（时任中央工业部长，1960年9月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写信报告 灾情。为了稳妥起见，她先给李雪峰夫人写信，信中仅说：请你尽快与我联系。但这封信没几天就被退回来。她才知道，虽然她身为地委委员、行署妇联主任，却也 无法向外面寄信了，信阳公安部门不仅剥夺了农民写信的权利，连地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也不能享受通信自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因为路宪文、吴芝 圃直到1962年才真正受到处理。

“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还周密考虑了“人际传播”问题——如果信阳农民外出逃荒，这种行动一可以让外地人知道信阳缺粮，二可能会让外地人从信阳逃 荒者口中获得信阳大量饿死人和人相食的信息。由此，信阳地委又组织由公安牵头、各级干部参与，到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抓捕“流窜犯”——外出逃荒乞讨的农民 一概称为“流窜犯”。至此，一个由禁止通信、通讯自由和外出逃荒自由的全面“断网”行动，在信阳地区成功实施。

“信阳事件”的要害是信息封锁

奇怪的是，“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虽然大获全胜，但社会效益却极其不妙。后来因家在信阳的老红军尤太忠、张体学、周俊鸣等几个省部级高干的“通天” 呼吁，“信阳事件”大量饿死人的消息终于震惊中南海。据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披露，1960年5月，周恩来从王从吾的报告中得知“信阳饿死７０ 多万人”消息，随即向毛泽东报告，第二天周恩来奉旨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周恩来后来才知，之所以中央不能及时知道“信阳事件”，是因为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实行了严厉的“断网行动”。这就让邓颖 超虽然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也长久得不到一点真消息。

尽管周恩来一面紧急调粮救灾，一面立即派出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的强有力中央工作 组，率领几十人星夜赶往信阳，终因错过最佳救援时机，“信阳事件”最后官方的统计数是“非正常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据前信阳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鲁嘉宾说，原 信阳地委统计干事何佩芳生前向他提供：因为一个领导说六十岁以上饿死者都算正常死亡，要扣除数字，所以后来只上报了105万人）。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信阳事件”的要害是大面积饿死人和人相食问题，但弄清楚“信阳事件”中的“断网”行动后，才明白，其实“信阳事件”的要害问题只是一 个信息封锁问题，专制者和酷吏既不想自己说真话听真话，也禁止百姓说真话听真话。“信阳事件”如此，“反右倾”如此，“大跃进”如此，文革如此，1990 年代中期的河南上蔡（原信阳地区）艾滋病蔓延成灾，仍然如此，皆与形形色色地“断网”剥夺人们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有关。由于现行体制的“断网思维”始终如 一，所以五十年来，“信阳事件”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有过暂停，从未终结。

今日人们的主要通信、通讯方式是互联网。今日广东省人大批准“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为保护计算机信息安全,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危及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二十四小时内暂时停机、暂停联网”的“断网”行动，会不会导致当年“信阳事件”的“断网”悲剧？二者有 何本质不同？

李锐先生呼唤“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否则便又可能出现“伪和谐大跃进”。本文意在科学地探讨中国“断网”史，谨盼智者不吝赐教。

2007年 12 月22日 于深圳 早叫庐 --------------------------
原载《议报》第33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