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照中共的改革颂歌描述的那一个“春天的故事”，是在1979年和1992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先是画了一个圈，后来又写下诗篇，结果春潮荡起，万象更新。
中南海
实际情况当然复杂得多。先是在1978年年末，宣布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而中共的会议上不同的声音相互激荡，民间的不同声音也呐喊起 来，改革开放的决定才终于脱颖而出。春天的气息是从冬季出现的，但是不久，还是那位老人，祭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改革开放的紧箍咒，结果，到了后来 的那个春夏之交，走到了夏季，就要用“武器的批判”来对付不同的声音──对中共保守派而言可怕的是，不同的声音不仅出在民间，也出在了高层，出自于中共自 己那时的那位开明的总书记。于是，寒冬的气息在夏季里出现了。政治紧箍咒高奏之下，推动着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倒退过去。摇摆持续了两年多，保守派在得 意之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也使那位老人忍无可忍。他先到上海讲话，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又再续“南巡”之旅，一路讲开去，多次说了重话，才终于扭转颓势，进 而为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似乎在呼唤毛泽东、师法朝鲜、古巴的方面还算是坚定，而对那位老人就复杂得多，他们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胡总书记看来是要坚持其改革，但他只是在内部讲话中全面否定“文革”，鼓动思想解放的事情，则多是由新任地方要员出面，特别是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政治局委 员汪洋，以及由其高层智囊如施芝鸿等人来撰文配合，他自己却还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
也难怪，现在不同的声音很多也很大，不是大政治家，就很难担起重振改革开放雄风的大任，而“集体领导”的格局又尤其方便人们玩弄勾心斗角的权力游戏，政治侏儒在其中要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习惯于对人们的思想“画圈”、念咒，习惯于将其散发着专制气息的货色包装为“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思想教条，连“解放思想”也只是它的政 治工具而已，是试图把人们的思想“解放”到它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不过即使是这样，解放思想毕竟是一件好事而确有其必要，而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 正视现实社会里现实的矛盾。
△国有，私有
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际，让人感觉振奋的是，农民再次有了动作。黑龙江省富锦市数万农民和陕西省原三门峡库区数万回迁农民公开宣告其土地所有权，很快地， 据说江苏、陕西、成都、天津等地的农村都有响应。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它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以人为本”，是否真 的向往“和谐社会”，它如何回应农民，要在实践中检验。但是在现实中，人们都明白，农民们的此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到压制乃至镇压则确定无疑。不 过，从长远来看，这一进展毕竟有重大意义。其实，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包产到户”之承包要求，自1950年代中期合作化改造之后就已出现，直到1980 年代初才得到承认，其间经历了20多年，而土地所有权更为根本──要使土地真正集体所有，或者恢复为农户私有，可能将付出更多的努力。
诚然，按中国的法律，农村土地为集体土地，而集体化的名义上的依据，是农民自愿。农民不自愿了，应该可以随时收回，但现实中不能收回，就意味着“集体化” 是假，其实质为国有化。为维护现行土地制度，人们总是辩护说，土地一旦私有，农民将失去土地，但是在现实中，真正使得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缺乏反应及交易能力 的，正是现行制度将土地实质上视为国有土地。
改革开放30年，矛盾就是这样在过程中显露出来：国有体制扭曲着改革，阻碍着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在人们反思计划经济，力图使企业从传统体制下“松绑”的同时，国有体制自身发展的强大惯性并没有消失。一夜之间，城市土地被修订的新宪法规 定为国有土地。社会当时毫无震动，几乎习惯于“无产阶级”意识束缚的人们并没有觉得失去了什么，直到差不多十年后，城市土地国有的意义才渐渐地显露出来 ──城乡土地都成为中共政权控制之下的国有土地，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意味着巨大的现实利益。
改革开放走了十多年，才迫使中共正式接受市场经济，然而它还是坚持着要给市场经济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实际上更是现实利益的需要，对应着现实的国有体制支配格局。
表面上，国家权力在让步，在退却，“政企不分”体制有所改变，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作为改革的“增量”成为改革进展的象征，而经济短缺阴影在消退、价格市场化在进展，也证明着市场经济确实有所发展。
不过，国有体制具有弹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交易，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大特点，而尽管市场的“动脉”、“静脉”系统在官府压 制下难以发展，其“毛细血管”系统却相当发达，则是又一大特点。由此，中国专制社会因为其弹性而具有着“超稳定性”，为世界所瞩目。
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依其新民主主义纲领而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有可能早日突破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束缚，走出一条有 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不料，新民主主义在中共领袖毛泽东手中只是取得政权的工具，一旦得手就立刻将其中断，改弦更张，转而开展其“社会主义改造”。这样， 在1950年代中期将农村土地实质国有化，1980年代初期完成城市土地国有化，国有体制积聚起了空前的支配力量，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终于显露出来 了。
这时，它看来是具有着更大的弹性。它容忍了改革开放，容忍了市场化展开，容忍了私有经济和资产阶级通过“增量改革”而再次出现，甚至逐渐地显示出胸怀，大方地与它们作交易，开展竞争与合作。
于是，中国共产党信心十足地向世人宣扬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助于改革开放，中共终于成功地赋予国有体制以新的面貌。它当然还是要坚持改革，因为它的新的辉煌是在改革中实现的。
今天，人们或者为改革的成就而欢呼，或者痛斥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及“市场化导向”，为改革的扭曲或蜕变而愤怒，这时，基本的现实，则正如陈志武所指 出，“国家政策、行业准入、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机会对国企的绝对倾斜，让国企完全垄断石油、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邮电等行业，它们有着国资委作 为最直接代理，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法院体系，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经济的大潮，在冲击着中国社会，但是，汹涌的 波涛拍打之下，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结构，在与时俱进地巍然屹立着。“改革攻坚”喊叫了多少年，至今还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反倒 是，改革的共识据说已经消失，改革据说是死了，人们要为改革送葬了。
从全球来看，上个世纪出现过“计划化”之后，下半叶出现了市场化浪潮，市场经济全球化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发展当然不可能是线性的发 展。近年来，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其阻力也相应地增大，某种全球国有化的趋势似乎正在取得势头。这是“否定之否定”。这个意义上，中国 的市场化改革遭遇困境，进入低谷，并不令人意外。
不要以为官方的说教只是说教而已。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的背后有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为强大支撑。社会中没有多少人还信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者，坚定支持改革的人也在减少，这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种支配地位是实实在在的。
只是，要命的地方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政府竭力维持其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竭力在市场经济展开之际在它的身上刻下自己深深的印记，这样一来，同样不可避免 的是，市场交易的规则就深入到权力的骨髓之中。与《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之党性的规定截然相反，中共本身已经蜕变为有着“特殊利益”的政党，它的这种“特 殊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尖锐地对立，而在它的羽翼之下，大大小小的权势集团神气活现，它们体现着中共的雄厚实力，同时也在败坏着中共的体质。
辩证法是无情的。免费午餐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维护国有体制也同样需要成本，操纵、经营国有资产的权势者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回报。于是，就在国有体制显示其 实力的同时，体制性腐败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普遍趋势。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都与权力的黑幕操作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看，1988年，当改革十年之际，华生等中青年学者总结改革的过程时已明确指出，“经济和社会混乱是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即分散剩余的 职权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本来就是产权的交易，没有产权而推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只能演变为普遍的化公为私和争夺经济剩余”，“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 起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痛恨“化公为私”，但是，一部《物权法》，还是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者手中的旗帜，正是所谓“社会 主义”。中共清楚地看到立法保护物权已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却又正是它用来控制市场经济的紧箍咒，就不免尴尬。
在市场经济阶段上，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对私有制作道德的批判，可以认为它是“万恶之源”，而它在现实过程中的合理性却在于，它对权利提供实际的支撑，使 人们可以同权力抗衡，可以在权力的面前保护自身的权益。私有制有其不合理性，然而经过它自身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经过扬弃，实现 未来社会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语）──否则，就只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国有化，导致新的专制。按马克思的看法，在市场经济阶段上，才可能逐渐 地形成那种“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它的合理性，它的一切的秘密，在于私有制支持的权 利和自由。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政治的制约，才能缩减私有化对社会公平的损害，而中共顽固地抵制民主政治，为维护国有体制利益而维持产权模糊的状态，就只能 扭曲私有化的进程，扭曲成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要将一切都局限在一个国有体制支配之下相对狭窄的范围内，其形象比喻即为“鸟笼”，简直维妙维肖，是以其“特色”抗衡“普遍”，以其 “片面”抗衡“全面”。它这样辛辛苦苦地努力，还要开动宣传机器，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懈地表扬自己，不断地压制所有的不同声音，而它是否能够 成功，很遗憾，最终并不决定于它本身及其意志。
△集权，分权
近年来，对中共有一种说法，即所谓“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也许，它正是现实阶段上基本规律的特殊表现。
还记得，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矛盾时说过，“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 立”。马克思学说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症结，而未来社会经济的特点，则是社会对生产的有意识的调节。马克思等人指出了出现这种调节的必然 性，却没有规定它的具体施行，因为那只能随着社会实践而解决。
但是，中共在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社会里实践其“社会主义”，实行计划调节成为当务之急，麻烦的是，现实经济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于是，中共的理论家就来动 手“发展”马克思学说。他们硬说，马克思学说规定了建立某种中央计划机构的必要性。当然，他们简直难以想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他们的意识里，一个中央机构支配一切，社会组织如同机器的部件，个人则作为机器的螺丝钉，根据统一号令各司其职， 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才是理想社会的状态。
中央计划经济无法根除商品经济，但是它力图以其行政计划取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价值规律，但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本质是企业的社会，而中央计划经济强行将企业变为车间，将企业家更换为企业干部，整个经济因为缺乏企业的活力而趋于僵化。
毛泽东意识到僵化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他不懂市场经济，不了解企业活力为何物，不知道自由企业是工商业社会的生机所在。他看到的僵化是行政体系中“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僵化。他力主反对官僚主义，力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的《论十大关系》论述得很生动，对“生产单位”的“独立性”也有所触及，但浅 尝辄止，无法展开论述。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分权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改变着传统中央计划指挥一切的格局，但是它终究受制于政治改革的滞后，受制于政府权力对市场运作、企业成长的控制。
分权改革释放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某种“分步式”网络的状态。分步式技术以互联网发展最为典型，其庞大的虚拟空间并没有一个所谓“中央机 构”，不会出现攻击中央一“点”而使整个网络瘫痪的状况。实际上，马克思学说所谓“社会调节”，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倒更可能是类似于互联网式 的网状结构状态，社会调节通过社会网络本身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实现。
分权作为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良性发展取决于企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支持，否则，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的若干计划、监管机构，加上数十 个乃至成百成千个地方计划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满怀激情地都插手于建设项目，“宏观调控”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新形式，酿成一种新型的特殊无政府状 态，其最糟糕的后果是，民营企业的建设项目则往往成为“调控”的牺牲品。
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落后于苏联，体现为计划技术较差，行政命令较为突出，而长官意志尤为突出。长官意志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现，时常突破行政计划控制，成为 计划经济下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计划的控制性降低，甚至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但是，中央部门与地方的长官意志如百花齐放，以政绩 为其依据，以造福地方为其合理性，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分权改革，理所当然以权力制衡为其前提，没有制衡状态下的分权，当然 就走向反面。
同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分权而使联邦制有一定发展，是合理的趋势，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有根本性的实际意义。然而，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主的发展，也更是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本性。
可以说，无政府状态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性。个体、企业的自由发展，是经济活力的源泉，而子系统的“最优化”导致系统的“次优化”，则推动系统本身发展其调 节功能。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视未来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实际上正是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因为未来社会是孕育 于市场经济之中。
地方政府为其政绩而表现发展热情或发展冲动，在宏观经济层面呈现无政府状态，其中的症结，在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中国各级政府插手市场、插手企业事务而导 致出现特殊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权力为其利益而扭曲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逻辑则反过来也扭曲权力本身，迫使权力为其表现出无政府状态之本性，使得“宏观调 控”成为权力本身的博弈过程，使得权力之间处于相当普遍的矛盾冲突之中，“失控”与“失序”乃至各种希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
△改革，革命
中共把改革开放引到了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使得一些人对改革失望。按梁京的说法，“革命死了，改革万岁”代表着30年前人们的心情，现在人们会响应“改革死了，革命万岁”。
非此即彼，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会坚持“改革死了，改革万岁”了。
面对着政治改革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表现得保守、顽固，这样，它就在为自己准备革命的形势。看来，它是会顽强地这样做下去，到哪一天，它也许真的会逼出 一个革命来。不过，即使哪一天推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可能也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中共走上延续国家专制之路不是偶然的，未来或许会有新的政治力量来重复中共 的事业。应该看到，否定改革的呼声来自多个阶层，扞卫“社会主义”旗帜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这正是中共统治地位的现实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改革的路很难走。改革之路没有走通，过程中的矛盾展开，实际上走成了令人不能满意的样子，于是就放弃改革，再度鼓吹革命。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老 习惯。据说，是因为老蒋专制而不民主，就要用枪杆子对付它。斯大林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言外之意是，使用枪杆子，比运用议 会政治省事得多。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议会政治的空间，即使在最有希望的香港，中共也要费尽心思将其压制在自己的脚下，这样，与其坚韧不拔地努力，当然 不如闹革命来得痛快。
只是，在改革的路上尚且难以展现民众的力量，依然是权力压迫着权利，在革命的风暴之中，又如何使得民众展现其自主性和创造性呢？
推倒了重来，看上去的确不错，然而，即使迎接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对这个革命也应该想想清楚，而且，不能不注意到的是，目前革命的呼吁还只是主要来自于个人而非政党组织。
相比之下，中共的变化值得注意。它实际上不大在意研究马克思学说，它对资本的姿态已经大为改变，特别是在香港，它已经毫不客气地表明，获得商界的支持 对于它至关紧要。看上去，它还保持着“革命党”的模样，实际上却已经在改革中学会了许许多多的本事，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是娴熟，脸皮也磨练得很厚。它很 清楚地知道，它要的是权力，靠的是自己的组织，那么，反对中共专制的人们，凭什么来呼唤革命呢？
或许，农民们的那些举动，就是革命到来的某种迹象，或者，这才是使改革发生变化的某种迹象。诚然，他们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大，获得的实质性支持很少，他们只是刚刚迈出有实际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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