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梁漱溟：“虽千万人，吾往矣”

图：梁漱溟

【新世纪特稿2008年元月2日】“文革”初起，红卫兵烧杀抢掠，肆意妄为。这些无法无天者由于权力中枢支撑而闹得天翻地覆，令人惊恐莫名。说不准什么时候抄家、罚跪、挨打、丧命会落到自身头上，毫无保障的恐惧感笼罩在社会上空。年过古稀的梁漱溟先生自然不能避免这样的突然袭击。且看他的自述：

“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门，问是淮，只敲不答，来势汹汹。我亲自开门，一看是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我立即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接着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个角落。他们把所有书籍，除了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其他的书便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看，便又查抄运走。他们还呼口号，罚跪，打人。我的内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最使我痛心的是红卫兵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当红卫兵们搬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红卫兵们烧完我家的古籍字画，发觉我家有电话，而且院落也不小，一个头领立即宣布：‘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把我家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回来，便把我关在南房的一间小屋中，一连被折腾了二十多天。”“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2页）

一般人遭遇这种厄运，皮肉之苦已使颜面丧尽，家传文宝被毁更会痛不欲生。而这位古稀梁老却看得平淡，甚至自解道：如真是“革命”需要，烧掉也罢。居然能够在混乱无比的世道，心静如水，把笔构思纯学术性的《儒佛异同论》，每天千余字；全书4万字，在外界打砸抢烧抓声中，单凭记忆组合而成。这是当时知识界绝无仅有的事例，堪称奇迹。

梁先生为什么如此特立独行呢？他是位学者，23岁即以《究元决疑论》名噪一时，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大任教。他执著于东方文化，于28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西方文化与中印文化作了比较，开东西文化比较之先河。晚年出版《人心与人生》，对东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儒学及人类心理学作了进一步阐发。梁先生作为颇具影响的儒家学者，对佛法亦有深刻研究，集儒佛之比较而成《儒佛异同论》，阐述了它们出世与入世的机理。他相信中囯文化将启示世界的未来，因而推动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成就使他的文化思想越出国界，远播海外。他珍视自己的学术思想的贡献，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为我一生的使命。”（见前注，第83页）所以，他视自己的学术思想如同自己的生命，由此才能把身外之物视若虚无。为什么三代遗留文宝、自己研究所需遗存付之一炬而能镇定自若，在大乱中凭记忆完成《儒佛异同论》，从这里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梁先生沉缅于《儒佛异同论》，正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表现。

抛却眼前得失、荣辱，视世事为无形、无物，只醉心于自己所好的精神，概而言之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梁先生不仅将这种精神用于学术研究，而且贯穿于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他19岁参加同盟会，剪掉辮子，立志革命。张勋复辟，段祺瑞誓师讨伐，讨逆檄文就是出自梁漱溟手笔。以后军阀混战，梁撰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鼓吹组织国民息兵会，自费印刷数千册，广为散发。抗战胜利，他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主持民盟所办《光明报》，奔走于国共和谈。他代表民盟提出：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实施宪政，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交出军队。一时，这一呼声甚高。梁先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国共两党军事力量面前得到充分显示。当国共内战已见分晓，中共惩办战犯的条件已经公布时，梁先生在重庆《大公报》分别发表致国共的公开信。对国民党，要求高位者一律随蔣下野，闭门思过；要求组织国共之外的五至七人调查“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责任者，公开审判，“作出历史定论”。对共产党，他指出：“第一、武力虽然可能带来统一，但到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武力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武力统一不可能有民主；第二、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同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我并不是不欢迎――我欢迎。”这些意见堪称卓尔不群，独树一帜。旋即发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明言：“今天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和而不同”、“小心应对”表示他的认识是清醒的。

他一旦依附中共，话语权即被剥夺。1953年他提醒中共注意农民生活困苦，本是实情的反映，却遭到毛泽东一场流氓式谩骂：“杀人犯”、“野心家”、“伪君子”、“反动透顶”！梁先生不怕威胁，力请毛表示“雅量”，结果被轰下台去。（其实，直到1955年，农民吃粮问题仍未缓解。黄炎培、彭一湖均上书反映，中央警卫团不少战士也有回乡调查报告证实，人民日报接到读者来信告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民少吃、吃稀。这些都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文革”后期，全国政协学习小组讨论“宪法草案”。别人都说好，好，好，只有他冒险进言：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不甚妥当”，一国不设元首（主席）不知为何。很平淡的两点意见却使四座大惊，认为是“现行的反动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召集人决定向上反映，听候处理。后来，批林批孔，全国政协学习小组又是一通批，批，批，梁先生本不想发言，但沉默是不允许的。“退路没有了，我答应作准备。这期间，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我，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音，贴大字报，证实了这个消息。江青的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说话不可的决心。”（“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分两半天约8小时，作了长篇发言，总旨是“不批孔，但批林”。他认为林彪并没有路线，“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如此，招来的是横七竖八的批判：“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从一二十人的小组上升到一二百人的大会，历时一年之久。主持人一再问他的反应，“我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座者哑然，转而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见前注，第175-184页）从此，“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与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马寅初之“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与吕荧在一片声讨胡风声中力言“胡风不是反革命”，彼此交相辉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尊敬他们！

孟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我反省，若理直气壮，虽有千军万马阻挡，我也勇往直前，决不退缩！）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