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30年的看法”的看法
【新世纪特稿2008年1月16日】本文以驳文方式，考证以下作者的看法；故此，呈现对其论点的几乎逐段反驳；异体字为笔者文字。——笔者注……朱学勤：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 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 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 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 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 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 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 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 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 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 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 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 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 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 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 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 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 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 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 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 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 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第一场改革为什么中断。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 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 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 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作者没有将官方否定文革的局限性加以揭露和分析。这里有一个关键：官方否定文革，是要救党，主要是平反官员，给49年以来的政治生态一个正面证明。这样，49年 以来隐含在（实际上是暴露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问题，就被这种否定裹胁在一起而被充分肯定了。这个动机，开启了所谓邓小平主义的改革本质。这个本质，就是 在充分肯定毛的建国合法性基础上，否定文革，而绝非相反。肯定共产党的历来合法性甚至合理性，其中，最重要的宣誓，是要全国上下认可共党是否定文革，主导 改革的唯一力量。这个东西被肯定以后，文革平反，在实质上，成为对于官员和官僚体制的平反，成为对于整个共党建制的平反，成为对于邓本人和刘少奇等党内大 员的平反。由于文革现象的复杂性，这种平反，成为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正面估计。但是，正好是在这种平反游戏的背后，共党建制在并不否定毛的开国地位 的前提下，成就了所谓的，我们称之为“官方的文革否定论”——与此相对，其实还有一个民间文革否定论——这是对于毛和政权合法性的彻底否定。
也就是说，不对极权主义的文革进行否定，仅仅否定文革打击了官僚，是邓式否定的要害，这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拨乱反正”的要害。这个拨乱反正，我们称之为：拨乱，却没有返“正”——因为正方代表的民主价值，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文革否定论中。于是，几乎全部官方伏笔，在此埋下。
这 个些伏笔是，一，毛，不可以否定。文革的拨乱反正，不是返“正”到对于文革祸首毛的否定，而是把文革做一个和“十七年”的切香肠论——十七年始终正确；文 革不正确；于是，绕过文革，他们要回到十七年——而毛，是十七年的魁首和做始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回到毛；再于是，文革极权主义精神，就此在抽象否 定，具体肯定的政治游戏中，来了一种同语反复的0论证。我们看到，现在的复毛热，正好是当年批判毛不彻底性的翻版。是的，众所周知，毛的瓦解，等于党的瓦解——邓如何可以不坚持！（他，其实是最大的“凡是”派。）
二， 毛文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没有得到否定——平反的主要官员，或者说主要平反官员的邓主义，在恢复其官僚体制以后，只是消除了另外一种毛式官僚“四人 帮”，并无产生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和政治派系的迹象与可能。一党独大的文革解释权，很快，变成对于文革的遗忘和漂白。邓的文革否定论，其实，只是包含了对于 文革和毛的深刻的赞成和肯定论——这个东西，就是文革赖以发生的极权主义之道——只是这个极权主义，从精神文化层面，被邓，转移到经济垄断层面——当然也 包括政治垄断。
三， 所以，笼统说邓式时代是拨乱返正，正是这些学者误解了“正”，究为何物？一个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由共党本身回返正道，是一种极其荒诞和缺乏常识的思维。 何时会真正拨乱反“正”，只有到了那个真正去毛化时代的到来。邓没有返“正”，他还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姑确认他确实做到了一些“拨乱”工作，平反了很多由 他本人造成的怨假错案，等等。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 年， 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 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 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 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那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 100张， 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 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 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 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这里的描述，很像四九年，胡风同志对于开国大典的描述：时间开始了！但是，时间还是控制在邓、陈等人的手里，时间，没有开始，只是一个朦胧诗开始的时代。朦胧诗带来全部政治思想的朦胧，同时开始了那个几乎没有思考民主真正含义的时代。
我 们说过，由“第五个现代化”思维开始的那个幼稚但是正确的思索，很快被遮掩和镇压。人们在回避基本政治主题的路径上，走向一种几乎是盲目的、对于邓式改革 的庆幸和幻想。所有的活力，来自于那个好像否定了文革的党的脆弱而真挚的信赖。人们像忘记了四九年以来造成的一切灾难似的，陷入了中国人特有的节日情结。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欢欣鼓舞，其实，正好是屠刀举起和财富劫掠的序曲。这个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想到人们如何肯定五七年以前，或者整个五十年代初期 那种幼稚见解。人们现在如法炮制，充分肯定党国体制丝毫没有动摇的八十年代，就变得匪夷所思了。八十年代，恰好是人们可悲地回转专制、极权主义“十七年” 的一种乌托邦幻梦——因为，正好是这个八十年代，全部积攒了共党转型为新型红色资本家的政治和经济本钱，包括他们营造的全部文化和改革“合法性”。
也 就是说，人民欢欣鼓舞的根据，其实根本不存在，真正值得欢欣鼓舞的的人们，就是那些以后成为亿万富豪的那个红色系列。故此，作者在这里的描述和忽略的，同 样是一个政治“不常识”：在极权主义之道稍稍放松的政治环境里，不是人民要走向什么幸福坦途，而是党人要在经济和政治上再次崛起——用文革语言来说，就是 他们不单要“打天下，还要坐天下”——这不是国人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是国人值得慎思的事情。
我 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了，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以陈云同志出来掌舵，而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 人向局内逐渐走进的阶段当中，这是一。第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那么在党内，大家公认的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 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 可以掌这个舵，但是我们这么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 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关于邓氏现象，作者显然是在做出一种非人权判断论。其主要特征，就是说出一部分事实（乃是谎言而已）。邓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有赖于他乃是1949年革命的元勋。于是，一，你如何评价49年革命，成为关键。如果你认为这场革命具有合法性，我们就失去了对话的基础。
二，邓在五七年和八九年的作为，究竟是合乎其七八年的改革之道？还是违背之？按照作者说法，肯定是要区隔之——但是，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箩筐到一起。正是基于上述党国改革诉求，任何违背这个党国政治的诉求，任何涉及于此的真正改革，都会被捏死在萌芽状态。
这 正好是，邓在完成文革后对于庞大官僚机构进行平反的终极目的。这个平反，带来的绝对不是任何民主的星星点点，而是民主的没有任何星星点点。他们的改革，完 全是为了救党，救邓，甚至救毛，救红色利益集团及其子弟。所以，在改革出现越轨和僭越的时候，邓氏实行镇压的历史，完全合乎他们的逻辑——就像他们不是把 马列主义结合他们的实践，诡谲的是，他们是把“民主自由”结合之——于是，从“民主先声”开始的一轮轮舆论准备，都是打出的美国旗号（含，邓登山美国杂志 封面）——“民主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获得普世合法性的人民借口，解放借口和改革借口；获得这个合法性以后，他们是不是准备实行丝毫？一丝一毫也没有。毛 说了一箩筐民主以后，不是就悍然宣告独裁了吗？邓在八九以后的悍然举措，难道不是对他自己政治改革初衷的美妙解释吗？所以，将邓举在改革初期的尊位上顶礼 膜拜，而且公然不提他对于八九年民主运动的镇压，这正好是所谓伪自由谈家们的风格。
邓 的作用是无可置疑。三架马车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说了，相对于赵紫阳来说，我想这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耀邦是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 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挫折，党内 那么多干部，包括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那么多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而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 是一个罕见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是一个透明的人格，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 现，起什么作用呢？其实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 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那 赵紫阳正好跟耀邦形成一个对应、互补，如果说这一边是火热的激情，那赵紫阳就是冰雪般的聪明。他没有读过大学，按照他的学历来说，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参加 了革命。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广东，还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总理、总书记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那种交流之透彻，使人不得不 惊叹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领导人悟性第一流。
胡赵问题，我们在很多文章里谈及。主要是谈及他们的局限性。这里稍加补充。首先，他们并无否定邓式改革的任何思维和理据；也就是说，他们只是邓式改革的执行者和效法者。任何把胡、赵凌驾邓上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
二是，他们主导的经济改革和并未展开的政治改革，其理据，不是欧式价值或者美式价值，而是党式价值。这个困境表现在，连胡，也无法彻底否定毛，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于文革和毛的清算。他们的去毛化运动，几乎等于0——这 种胡、赵主义和赫鲁晓夫的清算斯大林以及格巴乔夫的新思维，差得很远，乃至形成根本上的政治差距。这里，胡、赵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深入到西方政治学的土 壤中汲取营养——他们至多，产生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追溯，而不得任何普世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个东西，很有惯性；胡耀邦主义的最近发展，就是继续排斥和枉 视西方政治学ABC， 而一味抱残守缺地袒护和拥戴所谓的马克思真理。就像人们在面对一大桌丰盛酒宴的时候，可怜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偏偏要吃那桌变馊变臭的残席。他们主要的理论 法宝，一个是实践真理说，一个是思想解放说。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几乎只是一些机会主义的因应之道，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也不可能成为以后中国政治改革和政 治革命的思维武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道理在此。
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 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个人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本来根据议程是二十分钟结束，二十分钟 时秘书进来提醒结束，结果李院长说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陆来的教授谈的很投机，要结束我自然就结束了。我们谈了四十分钟，他就跟我说了跟这三位大陆领导人 的交流体会。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一次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说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 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 这句话，我一点也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 哲说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了。当时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只是长叹一声，哎呀，总是要叶落归根嘛，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 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说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远哲还说他每一次见赵紫阳，都是把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动态整理出来，带给他，告诉他中国人在哪些 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头赶上。他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也许，世界上对于极权主义者的赞扬总是随历史而具在。西方人对于所有拿破仑主义，梅特涅主义，马基雅佛利主义的赞扬，总是和基辛格和尼克松对于毛的赞扬，哈克对于列宁的赞扬，甚至德意志奴隶们对于元首的赞扬如出一辙。难道我们还要如何复合作者在这里肉麻的邓赞扬吗？
让他去问问六四受难者吧！
第一场改革的隐患只是观念风暴而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
但 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 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 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 器的批判所粉碎。
也 许提法应该是这样。由于邓式改革本来就是因应权贵的拯救之道，党阀的致富之道，邓检验的真理之道，他们的忽略民众利益，恰恰是他们并不忽略权贵的政治和经 济利益。而中国改革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言之权钱交易最早的表达方式。于是，这个东西，在完成一其分财产和权利再分 配（实际上是实行垄断）后，民众失去改革利益的结果也就必然发生。这必然是权贵改革的政治逻辑所致。
总 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 模式，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 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 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如 果作者现在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普世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讨论的必要。这个东西当然不是理论而是实际。笔者看到很多材料——出自官方； 也为国外观察家注意，中共经济的特点，就是权利的垄断和资源的垄断。百分之八、九十的财富被垄断和控制在少数权贵和太子党人手里。这个占据国家重要经济和 金融领域的党阀和红色资本家，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市场和经济，难道作者可以视而不见吗？我们建议你看看比如经济专家胡星斗同志等人的统计材料和统计数字，定 位中国究竟是市场经济还是“官场经济”，就会一目了然。此处不再一一。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
那 么发生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我们的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的，尽管 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 他曾经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出来，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 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 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谓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是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权贵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很类似希特勒的国家私有制权利结构——这个新的东西，实际上是旧的东西。
毛，不是什么“晚年犯了错误”。他一直以来就是实行极权主义的民粹运动加官僚统治。没有什么晚年才犯错误——难道仅仅是错误？！他中年就土改，反右，人民集中营……。是晚年吗？作者犯下的这个笔误，实在太滑稽了。
邓 的政改言论，和党历史上的、我们称之为伪自由谈的货色，毫无不同——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主的先声》里，毛啊，周啊，一切党人，不是用列宁主义讲话，是用 自由主义和民主原则讲话。他们反对的东西多了，从新闻钳制到一党独裁，从苏维埃宪法到压制民主——东西比邓的政改论，多出一百倍。
再 有，我们已经说过，邓在拥护民众拥他反毛的时候，是会想到政治改革的——就像毛在打击老蒋的时候，也会引用民主和自由——甚至，在文革中，周恩来还会在清 华讲到和煽动学生起来，以结社和言论自由，四大自由为武器——他们都是一些把民主自由结合其所谓改革和革命行径的行家里手，不用你做任何提醒。
我们在一篇写到法国政治混子约瑟夫.富 歇的文章里说过，富歇本是弑君者，却由于他顺风转舵，随机鬼变，成了和革命者相反的拿破仑的警务部长和朗特罗特伯爵；这个主张废除私有制的人，最后成为腰 缠千万法郎者，成为先富起来者；……你难道可以仅仅认同富歇作为里昂雅格宾派者，而完全忽视他成为拿破仑和路易十八的臣下，将其弑君行为和他的保皇行为分 割开来吗？富歇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皇帝的富有臣属——这个事实难道匪夷所思吗？一点也不！因为，如果你认为可以切割富歇和切割邓，切到你满足为 止，那么，你的言行，就变得像富歇一样寡廉鲜耻了！
邓小平的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现在都还没有失去光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你还是把邓从坟墓中请出来，拿下他的六四刀把子，然后，再点燃光荣于他的火炬吧！
改革中断，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广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而2002年第二个7月1日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里想到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 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 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 最有作为和为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 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 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时 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 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 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 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 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 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 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 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 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 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 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 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 二阶段改革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 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 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 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 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 ——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 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难道所谓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吗？不——他们恰好互为因果——就像我们在前此文章里分析的——这里姑且援用之：
“改革开放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和49年开国易帜，是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比较一番，即可一目了然。
其间，很多似是而非的正确论和不正确论，纠缠在一块，很像是一场朦胧大戏剧，看不出端倪。但是，只要从它造成的最终结局观察，事情也就十分清晰了。揭开所有遮蔽物，其本质凸现就是：改革，是由伟光正领导的，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不得介入和干预，这个事实——和伟光正领导49年革命，其实是一币两面，本质上，没有区别。有人说，改革是两阶段论，胡（耀邦）同志是伟光正，我看，对此，要打折扣。为什么要打折扣，就是因为和49年有的一比。49年，是人们说的革命或者建国"有功"。功在何处？就是恢复私有制，土地私有——这是伟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实行《共同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论，让资本家合法化，对知识分子来一个同进凌烟阁，大家分田，分钱，分官，真忙。所有伟大和不那么伟大的左派、后来成了右派的章罗们，都很忙，办同盟，办报纸，很忙。这个情景，是不是第一阶段"正确论"呢？我看是不太正确的诱饵论，不是绝对正确，不是社会主义好、新民主主义好论。因为，众所周知，这个逻辑很快就破产了，章罗们，很快就成为右派；资本家们成了财产被剥夺者；农民们，被取消了土地私有，被栓在人民集中营里，不得动弹了。于是，所谓"第一阶段正确论"，成为人们想上天堂，却下地狱的一个《埃格蒙特序曲》。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没有人说，你要切割毛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你要把49年做成一个美丽的姑娘，不可丝毫触犯之，没有人会这样说。
但是，对于所谓同样伟光正的邓氏改革，人们却是这样说的。我们和分析49年一样，也从结局出发，来判断它的开始和过程，事情，其实也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改革的结局是什么呢？和49年过去，56年到来，57年到来，66年到了一样，这个结局，就是89年的到来。89年以前，是不是好一点呢？89年是不是可以撇开来，放到后面去讲，只是讲79年，或者整个七、八十年代呢？七、八十年代，是不是"好得很"，和56年以前，57年以前，一样好呢？人们可能要争论一百年！但是，我以为，事情是一以贯之的，不可以切香肠，不可以把结局和开始，和过程，切割而论。于是，我们从结局看待当初，会有一种"统一场"论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所有权贵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现在所谓92年邓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后，变得变本加厉。这些端倪是什么呢？一是，改革不曾引进任何普世价值和自由理念。这个东西，比较49年 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谓市场经济机制中，从来没有引进党可以不领导经济，也无权领导之的任何理念。党的经济垄断，从来 没有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哪怕是做些许摒除。在人头介入经济领导权方面，政治领导，从来就是经济领导和社会文化领导的同构——任何以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他 们所有的发迹史，都是官商勾结的产物——几乎无一例外。这个东西，被说成是以后的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坏的资本主义和最坏的社会主义，是从七十年代， 就明文或者暗文规定了的——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中国不存在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中产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官僚依附物。我们说过，西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第三等级和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地位，甚至选帝候的地位，在毛和邓的极权主义社会里，从来不曾存在。”
这 就是两阶段论转化为一阶段论的理据。重复而言，四九年。通北辙想机所谓“民主的先生，他们是依靠所谓“民主的先声”，自由民主承诺转化成为政治垄断——七 八年的改革，他们依靠同样的魔术，将改革希望和老百姓的信任，转化为中国特色的市场，随最后完成红色原原始资本积累，形成经济垄断。也是，在改革三十年以 后，人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几乎不可逆转的改革梦想的最终破灭——他和四九年革命梦想的破灭一样异曲同工！
千百万的民众产发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
1989年 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 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 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 话时，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 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 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 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 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 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 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 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 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邓 的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试验场所——我们承认，这个中国模式正在带动一种世界化中国的可悲进程——虽然，这个进程的最终结束，将不是世界的中国化，而 是中国的世界化，自由和民主；但是，这个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可低估。正好是因为，这个进程不单挑战中国，也将挑战世界。诚如作者所言，邓氏预言，在八 九.六四以后成为现实，成为资本的蝴蝶效应和趋腐效应，是一个实证。这里表达的含义是：
邓式改革，姑且还是叫其改革，是完成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谓真理和所谓实践。但是，这个真理和实践之阐释，在历史上并不呈现空白和阙如。我们早就注意到，阿伦特和罗莎.卢森堡做出的预言式分析。
这个分析如下——
“阿论特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在殖民地执行总督制度。她还就此引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多余的人”、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是形成法西斯主义之根源，等等看法。
卢 森堡并未直接诉诸殖民地政治形式，却在批判《资本论》中简介涉及此课题。她关于资本运行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本身，提出了非《资本论》运行模式。这个模 式，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在资本运行的规律，而是强调资本外在抢掠的模式，导致所谓剩余价值的不断产生。这个模式的揭示非常重要。如果说，《资本论》的模 式，被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否定了，那么，卢森堡解读和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却极具现实感和真实性。这个模式的延伸，直接诉诸中国经济今天的运行 模式——也就是，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连手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甚至是资本奴隶制度）积累过程之再现。这个发现，使得卢森堡至少在其眼光独特和观察深刻方 面，独占熬头，她确乎成了鹰——而马克思和列宁，成了鸡——中共呢，正好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在掠夺模式，和那些见利忘义的资本沆瀣一气，制造了现代资 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另类范畴，很需要强力研究之。为此，我们引述卢森堡的观点，以便澄清关于“马克思正确论者”的误导。
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到——
“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 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 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 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只发生过一次 的事件，或者只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 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 素为生。”（均见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
资 本主义并未崩溃，也不可能马上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但在卢森堡时代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其间，出现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只是证明了资本主义不 死论而他们的主义实际上死了——只是，这个不死论，并不是说明卢森堡是资本化社会的拥戴者，恰巧相反，她是反对者，是改造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不是列宁 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这个改造者的政治论断，说明了批判资本主义吞食外在要素之必须和必然。什么是资本主义吞食外在之要素呢？一种方式，是和极权主义统 治机器在政治经济上谋得媾和效应——如，香港和大陆就是这样的媾和；毛时代，和西德、日本的经贸媾和，亦如此；再早，有列宁和哈默的媾和（列宁签订“布列 斯特－里沃斯特条约”，就是一种叛卖行止这个无原则间谍，如何不可以和迁就其屠杀政策的美国人合作呢？）——资本主义不是要关闭和苏联和毛的政治经济联 系，而是要“吞食”和继续吞食这样的半关闭、半开放的“市场”——到了八十年代，即邓时代，邓完全看透了这个吞食主义的致命症，施行了各取所需的开放模 式，让资本主义之吞食和他的改革开放，结合一体——也就是说，邓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反面的卢森堡主义者，他不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要利用之；而且是为 其家族和集团所利用。这样，邓主义，就和吞食主义接轨至今。
在 另一方面，邓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汲取了资本和允许资本之吞食，也就广开市场，广开资源，广煞生态，广开奴工。这个红色政权的无产阶级（＝暴力）性质，从 毛式皇权改变成为媾和与吞食主义二者得兼得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原则，对内，是中国崛起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就是卢森堡所谓迎接“不断吞食”——“一遍 一遍重复进行”的开放式吞食主义。这个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门徒和谢韬先生们可以理解的——他们只会说，啊，邓改革了，开放了，但是，没有政治改革了……殊 不知，卢森堡早就有言在先，你不解决资本吞食主义，如何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呢？
所以，西方资本有两个本性。一个，是在其国内实行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在现在的后殖民地或（准殖民地地区），如中国地区等——施行外在“资本原始掠夺”。
这 当然是一个悖论。美欧日国，在民主法治之游戏规则辖制下，近百年来，已经成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各种维权组织。他们的工人和蓝领，尚动辄要上街游行，罢工 示威。他们那里，吞食主义有了长足的改进。但是，在中国，双重压榨之一重，就是来自西方。这个课题日益被东、西方学者重视和强调。也关系到其政府政策的制 定。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没有改变。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确定美欧日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消除其在中国的吞食主义？这个难点，很难有 人给出准确的回答。换言之，美国政府可以管理其国内的资本家，用政治法律甚至经济杠杆来操控吞食主义——但是，他又如何管理在中国地区的资本家呢？那些一 小时不足一个美元的廉价中国奴工，在西方资本家那里与在中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那里，一并是吞食主义之牺牲和饕餮之物、大鱼大肉也！他们要反对这个类似供 奉慈禧太后的统一中国市场乎！反之，中国的官僚阶层，在国内可以施行残酷的奴隶佣工，但是，他们在美国，在英国，在哈佛，在耶鲁，照样可以大谈民主和市场 ——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们也听得一头雾水。这个中国的政客究竟是民主乎？专制乎？好像都是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这个 畸形的中国市场，他们究竟如何用“看不见的手”——人权政治和经济剥夺这个熊和鱼掌，来干预奴隶制度的中国市场，无人可以解答。撤销资本输出？不对。鼓励 资本输出，亦不对。这是一个矛盾。
正确的解决法则，当然是在中国实行“吞食有度”——就是和西方“允许剥削”一样（暂用一句老话），但是，不可以完全剥夺人权，不可以不让组织工会，以延续生命和健康，延续“剥削”，叫做可持续发——一句话，在中国实行民主法治之经济政治制度。
所以，卢森堡主义在上个世纪初叶提出的反资本论观念，是一种远见卓识，颇有预见性——颇有对于中国国情的预见性。这难道不是卢森堡的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吗！”（见刘自立 《卢森普和她的社会民主主义》）
上 述分析，就是证明，中国问题和中国改革问题，是一个全球效应问题；也是一个如何估计世界化市场和政治外交场域，如何应对中国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中 国问题像三十年代欧洲和美国无法对应纳粹崛起问题一样，其引发的后续效应和最终结果，将会是极权主义中国和民主欧美最后和最新的较量。到了那个时候，全世 界的学者，将会因为他们事前无法解释这个中国模式而悔之晚矣！的确，这将不是一两个中国领导人如何进行政策抉择和命运挑战的问题，而是一种既定中国模式带 给世界的蝴蝶效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
允诺的镇痛作用消失，社会公信力丧失
我 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 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不赞成这个定义。为什么不赞成？这句话里主语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 相比，“有韧性”这一定语，当然是指中国坚持改革。定义中国为“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而中 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但核心结构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不一样。所以对这个主语，我 就不赞成，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之间本质性差别。
左 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这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它当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 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的，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的，这是共产主义。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可以给原始积 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嘛，我们最终是代表你们的根本利益嘛。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 形态话语，这个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 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 是这个公信力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
这 里最为简单的分野就是如何规定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历史上，中国是专制主义，是有帝师分家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以后，儒家承载的皇权体制崩塌， 遂产生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儒学赖以存在之体制的覆灭——儒学也就不再存在。这就是说，所有威权主义，都不是文化极权，这个东西只是苏，中特色。所以，考量中 国体制，误以为可以威权，完全是一种误解。赘言之，台湾民主化，是赖于专制而不是极权主义之转型——极权主义是不可以转型的，有纳粹为证。
全 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 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 稽？
但是，你认为的中国邓氏改革论，似乎占到你的意识和无意识之大部。这个思维，也是改革年势必要郑重反思的一个话题。我们并不期望邓式改革本身会接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变革。这个话题当然还可以展开。
第二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阶段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 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有朋 友说，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 的。
我 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 当变则变，应该改变的是政治体制。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凸现在这里。东亚四小龙是右翼威权，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 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中国不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是不能用东亚四小龙不能解释的巨大现实。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
同时，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市场化的取向有别于东欧，列宁主义政治结构跟东欧基本一致，以东欧模式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
其实，计划经济中，无论是中共还是苏共，都涉及到引进外国资本的问题。列宁和美国石油大亨哈默的故事，最后，发展到邓和哈默的故事。一个现象，两种思考。一个现象是：他们都是要用外国资本支持共党政权，而不计某种原教旨原则——比如，中共，可以不收回香港于195年代；在文革前后，继续和西德和日本进行经贸往来——而最后，这种利用外资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做法，在中国，成为一种风格，一种模式。于是，这个哈默方式，统合了列宁和邓。是一个现象。
两种思考，即是，列宁是暂时和并不用哈默方式统领苏俄经济——加之，他死得太早，就无可能做到更大试验——是邓，完成了这个试验。所以，邓要考虑的课题，是整体的中国特色即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来不及给他的经济政策，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
从共党机会主义原则出发，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中，都可以实行拿来主义——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看看列宁货款于德国政界，做其间谍的故事吧！
1989年 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 什么呢？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 我们也拍卖，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中国和东欧在1989之 后不又殊途同归了吗？不。德国信托局是提供上下两块夹板，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 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你是有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 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但有没有这两块夹板，是造成同样是市场化，但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发生完全不同社会后果的根本原因。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你这样来处置当中这一块国有资产，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剥离感、被离弃感，这是第二阶段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 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阶段改革也，非第一阶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 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 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
中 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总得来说，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 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 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我只能引用温家宝在今年三月份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温家宝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其 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中国问题不是经济改革而政治不改革，而是经济改革从来没有让出共产党掌握主导权利的问题；故此，中国经济改革，其实也就是权贵的先富 起来和市场的不对称竞争——所有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而这样的改革之依托，恰好是所谓政治不改革——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政治改革改掉了 权贵和共党垄断，市场及其资源呈现一种公平和正义的程序来源，那么，共党全部改革的动力就会完结；他将首先成为改革的宣判死刑者和反对派。事情难道还不清 楚吗？一般而言的、共党经济改革会逐步滑向政治改革的说法，完全是不懂得共党改革之道的逻见地，呈现完全白日梦性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权贵垄断改 革和攫取之道，这个经济改革，本来就不会出现——当他偏离或者稍稍偏离了共党的利益攫取轨道，像六四的反官倒等，官方镇压，马上接踵而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试想，在这个经济改革的前提下，如何可以进展到所谓的政治改革呢？
再 就是，我们一向所言之改革或者革命之道，从来不应该是改革对象处于主导和主动地位，对改革实行任意剪裁和取舍，并且最后加以扼杀和涂炭。可是，现在，仍然 要党来完成政改的呼声，此消彼涨，蔚为大观。我看，这是国人不谙共党经、改之道的受蒙蔽现象。我们的基本提法是，三十年共党改革，基本上没有接触任何走向 公正和民主的实质课题，他们的经济改革或者无限期许诺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和本来人们设想的普世价值，根本是南辕北辙，无法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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