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否定“文革”，在30年前可以说还有较大的正面意义，而到现在，则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这姿态未免僵硬，仍是维持官方结论、封杀民间讨论的老套，致使对“文革”不能扬弃，难以形成社会共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胡锦涛左右开弓，有点儿象十多年前邓小平南方之行讲话所谓“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但却有很大的区别。
那时，中共保守派正在全力将改革推向倒退，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恢复为“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民众在市场化改革中得到的一些经济自由的空间，面临着紧缩直至消失的威胁。
现在则不同。国有体制支配下的市场化改革，形成了一种极度扭曲的“市场经济”，社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力量也在变化。
其中，保守派中的官僚阶层，其变化最具特色。他们本来并不热心于改革，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敏锐地察觉到市场经济展开进程中巨大的商业机会，对他们而言意 味着攫取财富的机会，而他们掌握的权力，使这种机会成为实实在在的“与时俱进”的机会。至于中共高层，在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相继失败之后，真正的改 革冲动基本上消失殆尽，表现为对政治改革完全没有意识，也没有兴趣。看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官僚权贵阶层是中共维持执政的现实政治基础，同时，在 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资本家－企业家阶层，而此时它的两翼，一为国有垄断企业干部阶层，一为民营及外资企业家，对中共都尚无真正的敌意──当 然，条件是中共本身也相应变化，放弃左翼政党追求民主政治的原则，蜕变为右翼的、官僚化的政党。
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里，企业家、政府、工会各据一方而鼎立，官僚阶层的变化有其社会影响，但在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中，份量不是很大，而在我们这种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社会里，这种变化却非同小可。
于是，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就更为复杂。不过，它的基本脉络，仍然清晰可见──对市场经济的政治的观念的禁锢已经失势，而国有体制的支配仍然维持着。
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有意思的是，“文革”之初，公私合营企业一夜之间成为国有企业，而改革之初，城市土地一夜之间国有化。这两次重大的变化，竟然毫无社会震动地轻易完成，可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实际上已根深蒂固。
现在，人们或者全面否定改革，或者坚持改革不能动摇，据说，对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对改革的看法尖锐对立。那么，向着尖锐对立之表面的背后看过去，可以发现，改革的过程是矛盾展开的过程，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它各种矛盾在其中错综复杂。
发展是硬道理，然而现实中的发展特点有二，一是在漠视环境生态、漠视劳工权利的状态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一是囿于专制政治需要而阻碍政治与社会发展。改革 难以在政治方面取得进展，是畸形的改革，权力对资源的垄断与对市场的控制，制约着发展，使之成为畸形的发展。1990年代以来，国家实力凭借经济增长而大 为增强，国有垄断企业实力的增长更为显着，权力明显地恢复了自信，支配之手愈益无所顾忌，矛盾愈益表面化。只有发展才能够支撑人们对改革的支持，使改革得 以持续，但发展的实际状态不能令人满意，情况就起了变化。
官方还在坚持改革，民众正在质疑改革，这本身就体现着官民之间的矛盾状态，而对改革中矛盾的分析，则恰恰是事情之关键所在。
写到这里，有必要提及冼岩最近的两篇文章《很难得出“中国在变好”的结论》、《胡锦涛治国方略的软肋》。以笔者看来，这两篇文章很有意思。
据冼岩的观察，认为“可以说这几年中国在贫富关系、劳资关系的调节上取得了显着进步，但在官民关系上却没有进步，最多只是维持现状，甚至还有所退步”。在 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的支配下，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奇怪。但是，面对这种“繁荣但潜伏着危机，发展却未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的状况，“无力遏制特殊利益集团 势力和利益的膨胀，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方略的软肋与死角”。让人不免有几分惊讶的是，冼岩对着这一“软肋”，却扯出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软肋”。
据笔者所知，冼岩欣赏朱镕基的政策思路和行政能力，更推崇康晓光的“仁政”观念，而在其新作中，则干脆认为，“实际上，执政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就是对 ‘仁政’的一种现代化表述”。在冼岩看来，就观念创新而言，“新东西未必就是西方那一套”，康晓光“以思想原创对现实政治发挥如此深刻的影响”更有意义。
不过，冼岩很清楚，“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思想创新”，需要给予“思想理论的自由讨论、争论”以空间，需要“语境畅通”，但是，“一旦开放言论与信息，尤其是 当有人下去‘扇风点火’时”，“老百姓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变化，或者说，“一旦承认民主的正当性，非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在最基本的立足点 上就成为问题”。同时，冼岩也很清楚，“难的是怎么协调两个在抽象理论之外的具体对象，即‘对应于事实’和‘与体制相容’”。换句话说，中共的“体制”与 “事实”尖锐对立，成为它的“软肋”──“在今日中国，能够解释事实现状的理论，往往难与体制相容，而能够为体制所容的理论，又必定不能解释现实”。
冼岩对中共的尴尬很理解，因为“执政党对言论开放的高度警惕，至少从它本身的利益角度而言，其实完全合乎理性，绝非如某些自诩高明者以为的那么不堪，更不 能用执政党取得政权前的行为来揣摩它今天的可行空间”，据说，在这个意义上，“搁置合法性，只谈有效性，确实是现行体制的最佳选择”。然而很无奈的是， “仁政”与“民主”相比，只是在于前者“相对更无害于稳定”，那么，康晓光之“思想原创”的价值，也就只是在维护共产党专制的前提下，或者，在规定的“语 境”下，提出了一个似乎具有最佳有效性的思路，如此而已。冼岩与康晓光（图）一样，很自觉地回避对共产党专制的批判，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总要流露出对“西方那一套”的憎恶，但在这里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向 往也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而对着那其中的民主逻辑仔细一推敲，他们苦心经营的议论框架，也就无力地坍塌下来。这应该是一个信号，一种迹象，表明，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实际上不得人心，即使冼岩那样的人，也要借着“语境畅通”之类发发牢骚。
胡锦涛为坚持其改革而在中共内部表态否定“文革”的规定“语境”，很是僵硬，但是，即使冼岩之类也在触及中共“软肋”了，中共的处境看来的确是不大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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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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