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界：民主社会主义和宪政改革
在2007年表现最为活跃的，首推思想理论界。《炎黄春秋》在今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谢韬（如图）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它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坚持民主社会主义。这篇文章本是谢韬为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的专著《千秋功罪毛泽东》所写的序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网上发布后，就已经受到人们的注意。谢韬应约把序言加以修改压缩，并在《炎黄春秋》公开发表，反响更为强烈。人们或奔走相告，赞不绝口，或复印文章，相互推荐；有些民间研究机构召开座谈会，围绕谢韬文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讨论；网上更是好评如潮，赞赏支持的声浪占着压倒的优势。与此同时，某些半官方的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一些研究机构，则在毛派人士的推动下举行批判会，理论批判中不时出现文革式的漫骂甚至人身污辱，给正常的理论讨论添加了不和谐的色调。
继谢韬的文章之后，南京的一位离休干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家典10月上旬在天益网上发表了有两万多字的长文《恩格斯——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文章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分析了恩格斯的《遗嘱》，说明他同伯恩斯坦等的亲密关系和思想一致。他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事议会合法斗争，争取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正是恩格斯逝世前专心致志的事业。文章着重从恩格斯的四篇文章，分析他对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特别是《卡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序言》，王家典认为，这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纲领性文献”。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反思他们对以前主张的法国大革命模式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历史教训”，“总结和论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争取掌握民主立宪政体人民代议机构权力中心，以实现和平过渡的利益和优势”，并且分析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不利条件，“进一步论证了和平过渡路线的理由和根据。”王家典的文章，加强了人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关切。
谢韬和王家典代表了老一辈理论工作者对社会发展途径的关注，张博树（左图）和郭泉则反映了中青年学者的思维方式和改革思路。在谢韬文章发表半年之后，网上出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主报告是《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还有两个附件：《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台湾民主转型的历史——制度背景》。主报告和附件共有十几万字，它们分析深刻，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关于宪政改革的最严整、最具说服力的理论作品。主报告在谈到宪政改革的背景时指出：1989年前，“由于掌握实权的中共元老们的保守性，中国共产党错过了在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相当成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真正引向宪政民主之路的历史机会。”1989年后，专制体制更是病入膏肓，各种完善执政体系的总思路“仍然没有跳出在党专制体制内自我调整、自我修补的框框。”因此，中国宪政改革的总目标，应当是“解构以至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再造共和，建设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汇入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在提出九项制度的改革主张和三条改革原则后，他具体地列出了宪政改革的实施步骤：1、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2、改革教育体制，废除党化教育；3、推进基层和地方自由选举；4、建设政党政治；5、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化；6、解决两个标志性事件，六四与法轮功；7、举行制宪会议，确定多党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法律框架。围绕这个主报告，还有十个分报告和一个附件，预计在今后两年内逐渐完成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将会提供更为具体的宪政改革方案。
与前三人相比，39岁的南京大学副教授郭泉（右图）的遭遇是不幸的。他在今年10月发表了致胡锦涛、吴邦国的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公开信：《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不久就被南京大学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被派到资料室当资料员，原来带的14个研究生也不让他带了，民盟南京大学支部还开除了他的盟籍。他在公开信里说了些什么，竟然遭到如此严厉的惩处？公开信首先就“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全民福利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上就是一个从剩余价值垄断到剩余价值共享的一个过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
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公开信的主要内容还有：执政党和在野党竞选轮替的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的途径”；“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应该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权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承诺，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体系”；“台湾问题只是靠‘一国两制’是不够的，恐怕还得走联邦宪政道路”；“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这些不都是民众的呼声吗，何罪之有？
除了上述四人的文章、报告、公开信外，在网络和报刊上都可以读到许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与建立宪政民主的文章（加上2007年适逢苏联十月革命90周年，有些民间研究机构举行研讨会，重新评价十月革命，许多发言否定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网上发布。这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的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举。当然，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不是2007年才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理论界最为注意的问题，但如此集中、如此热烈的争论与探讨，却是前所未见的。人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和关切，汇成为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改革理论的关注。一个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初现端倪。
（二）企业家的政治觉醒
与理论界的改革主张遥相呼应，企业界也有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言，这是2007年值得注意的另一亮点。中共十七大后，安徽有两位企业家发表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一位是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另一位是安徽嘉禾食品公司董事长郑邦柱。汪兆钧在10月22日的公开信里，首先分析了当前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股市危机和物价上涨，进而指出：“中国经济的所谓‘高速增长’，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糟蹋资源，破坏环境，少数人赚钱，多数人受害，给儿孙留下灾难和惩罚”。在分析房地产泡沫时，他主张实行城乡土地私有化；谈到国有企业改革不公时，他认为应该把国企的所有财产和股份，分配给全国人民。针对“不安定，更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他的对策是“执行和捍卫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更认为“势在必行”，他的建议是：1、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对话机制；2、信仰自由，为法轮功平反；3、释放所有政治犯，欢迎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4、开放言论自由；5、军队国家化。他说：台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民主选举，是大陆政改的楷模。中共经过改造，实施多党政治，台湾就能回归。他希望胡、温不要“把变革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别人”。在这封长达三万余字的公开信里，我们不难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企业家的炽热的爱国情怀。
郑邦柱在11月1日的公开信里，首先分析说：“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明、宽松。”他认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几个死结，一是六四事件，二是中国民主党事件。他承认自己2001年已经成为在1998年申请成立时即遭查禁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他向胡、温申说：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主张“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死结之三是法轮功事件。他批评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明智地制造了法轮功事件”。他在公开信里引述他1998年写的文章《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后机会》，再次批评“把人权的特定内容篡改为‘生存权’”，呼吁执政当局“施行民权”，“和一切爱国人士、组织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民主、强大、统一而奋斗。”他分析了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并提出改革的具体步骤：县市级政府官员和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开放新闻自由，施行舆论监督；为省级政府改革提供基础；等等。
长期以来，由于阶级斗争和剥削有罪等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上一直存在着鄙视、敌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观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营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因经营有方而致富的企业主。这个发展趋势引起了保守的毛派势力的极大反响。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两份毛派万言书，就认为这个现象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两份万言书的标题就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前一份万言书引用《国内动态清样》的资料：“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应当指出，全国县以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数达百万，私营企业主只占千分之一二，就引起了毛派人士的惊惶不安。这种过度的政治敏感，在民间曾经相当普遍。因此，民营企业家一直恪守着“只谈生意，不谈政治”的原则，埋头经营，不表政见，即使要谈，也只是顺着官方的口径，随声附和一番。现在，他们敢于向国家领导人提出与官方的传统观念相悖的政治见解，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两位企业家的公开信，反映了这个阶层已经开始了政治觉醒的过程。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三）农民讨回土地所有权的伟大进军
2007年还有一个灿烂耀目的亮点，就是农民提出了占有土地所有权的要求。12月8日，黑龙江富锦市长安镇、兴隆港镇、头林镇72个行政村的4万农民发表公告，宣布收回自1994年以来被各级官员以低价强行收走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以及政府或开发商要开发时的谈判同意权和要价权”。“原被侵占的集体土地全部划归全体村民平等占有”。“遇到官商勾结、强行征购，各村委员会和自治组织有义务组织农民誓死捍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农民不但发表文告，而且采取实际行动。就在这个公告发表前几天，长安镇东南岗村900多村民已经在罢免原来的村官、成立自治组织后，收回被侵占13年的15000亩土地，并在全村农民中平均分配。
12月12日，陕西三门峡库区76个行政村的7万农民向全国公告收回土地所有权。公告诉说；上世纪50年代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占用了80万亩土地，经过30年的血泪抗争，国务院在80年代划拨了30万亩土地，用于安置回迁移民。但实际上移民只得到了15万亩，另15万亩被渭南市和大荔、潼关两县及华阴市的官员侵吞了。移民被迫以高价向官员租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占地官员每年仅出租土地收入就达4000万——6000万元。为此，三县市库区的7万农民向全国公告：（1）各户对现在承包的15万亩村集体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2）对于由国务院划拨而被官员侵占私分的15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3）“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它“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它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4）清算几十年来国家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该划归农民的必须给农民，对涉及的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为也要追究”。
12月15日，江苏省宜兴市250户农民发布拥有宅基地和耕地所有权的公告，揭露宜兴当局“以建设公共设施的名义，强行侵占我们农民的土地，而实际上就是盖宾馆、酒店、跳舞厅和商业一条街”，还要“在先民世代耕作的土地上建‘新农村’。”宜兴市国土局甚至公告要农民在15日以内到镇人民政府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针对当局的蛮横行为，250户农民向全国公告：（1）“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2）“除非经我们农民共同同意，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3）“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任何人或任何单位应立即终止对省庄村全体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侵占行为，并撤除其地上所有财产。”
12月18日网上报道，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4村农民最近几天连续到上马台水库工地阻挡武清区和上马台乡侵占他们土地的非法行为。1992年，区乡为修水库占了农民的9000多亩良田，区里每亩给了850元补偿，却全部被乡政府占用了。水库建成后，因没有水源，为了养鱼经常抢夺农用活水，农民无法正常浇水，损失惨重。更为荒唐的是，9000亩良田成了水库，农民每年还要承担这些土地的农业税和公粮任务。现在区政府不养鱼了，要把水库改建京津唐绿色生态园。农民们认为，这9000亩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应永远归他们所有，重新分配给各户农民。为了争取这个正当的权利，他们联合起来，以行动来保卫属于自己的土地，希望能够得到媒体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发生在12月里的这四起事件，使我们看到了农民维权运动的巨大进步。他们不再默默地忍受着失地的痛苦，也不再乞求政府的垂怜，而是联合起来，采取行动，夺回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合作化后，五十多年了，农民第一次提出了对土地的要求。相对于近三十年前安徽凤阳县的农民为了包产到户，只能够偷偷摸摸地串连按手印，而今天的农民却大声呐喊着要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起而抗争的农民，达到4万、7万之多，黑龙江富锦市长安镇东南岗村的900农民甚至夺回土地自行平均分配。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多么大的进步！
（四）毛派人士的空前活跃和政治理论见解
2007年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思想动态，是毛派人士的活跃。春节刚过不久，一封3274人署名的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就在社会上流传。公开信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做出决议，坚决纠正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违宪行为，依法严厉追究侵犯公共财产的犯罪活动，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7月12日、15日，先后有17名和28名离退休的领导干部、高级将领联署致函胡锦涛，呼吁正视目前政局。前信陈述改革以来的种种弊端，列举社会的各种黑暗现象，并且提出警告：如果不能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就会出现“叶利钦式”的人物，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后一封信从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外交、对台方针等六个方面，说明现行路线和方针政策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接着，信里列举了十五个方面的危机，呼吁十七大拨乱反正，否则就会发生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大动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正在等候时机篡夺领导权，甚至发动政变，必须高度警惕。
毛派人士的最具代表性的见解是十七大前夕发表的170名离退休和在职干部联名致胡锦涛、政治局和十七大代表的信。在这封长达3万字的信里，他们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地阐述了他们的政治理论观点。第一、二两部分的主题分别是：“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紧要的历史关头”，“统一全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第三至六部分分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从外部和内部进行篡夺和腐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改变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在分析了当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存在的问题后，他们提出具体建议：“重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恢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设以合作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都应当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立即建立并严格执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定期申报和公布本人及子女财产的制度”；“改进人民代表机构，加强民主监督，清除官僚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资产阶级分子不能当十七大代表”，“在《党章》中删除十六大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决定”；对于已经入党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他们自愿选择：或者放弃剥削，保留党籍，或者不放弃剥削，自行退党”。在分析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指导思想的提法时，他们指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错误的东西更多一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一种用含混词句包装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建议：在《党章》中不再提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恢复和加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明确而简要的阐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坚持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最后部分是：“恢复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重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我虽然不同意毛派人士的基本观点，但对他们如此全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还是十分欢迎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陈情反映了他们的一片爱国心怀，而且在他们的见解中，也确有一些可取之处；同时，他们毫不掩饰地袒露心迹，使大家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思想脉络，便于展开讨论，探讨问题。毛派人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曾发表过几篇万言书，对改革提出质疑和批判，还专门组织过一些批判会，对主张股份制改革的意见，进行了过于苛刻的批判甚至人身攻击。但后来却因批判“三个代表”而受到不公正的压制，他们的刊物遭查禁，网站被封闭，近几年来，发声较少。进入2007年后，他们却一再发表政见，这无疑是值得高兴的。它为遭到文化专制主义禁锢的理论思想界，注入了新的因素。一个全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需要最广泛的参与，毛派代表着社会上一部分怀恋毛时代的民众，他们的参与有利于探讨和揭露毛时代的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五）青年学生：正在涌动的潜流
在我回顾2007年的社会思想动态时，青年学生并没有进入我的脑海。我一直认为，在八十年代培育和积蓄起来的校园民主力量，经过1989年的镇压，遭到了毁灭性的洗劫。在政治高压和物欲横流的双重夹击下，校园里已经没有萌发政治民主意识的土壤。但是，一条令人兴奋的信息，却纠正了我的偏见。不久前有一位大学教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其中谈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理念作为普世价值，现在其在大学生以上的知识人中的传播已经是几何级数的速度。”这位老师还告诉我：在2007年下半年的期中考试时，参加考试的410名学生中，有54人表示了鲜明的反对落后的专制现实的民主主张。这就是说，约有13%的学生能够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民主观点。这个值得重视的百分比，正是青年学生群体的希望所在。在这里我们不妨从他们的试卷里摘录一些话，看一看这些十七八岁的大一学生是怎样认识民主的：“民主的本质是以民为主，民主的最终目标是人类幸福”；“民主应当是全民所共享的，人人都可拥有的，不因阶级、种族、性别不同而异”；“民主是没有阶级性的，加上阶级的背景，就已经背离了民主的本质”；“人权是实现民主的最基本的要素”；自由民主制度“强调对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判断是否民主（只限政治民主）的标准是‘执政者由谁决定’”；“所谓民主就是把对官员们的选举权交给人民，由人民投票来决定，让人民真正成为主人”；“民主需要有监督，其必要组成部分就是言论自由”；“所谓民主就是将国家权力分解，分解为行政、司法、立法，使三权独立并相互牵制，相互制衡”；“公平选举+选民监督=真正民主”；“中国大陆有民主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公平选举；“民主的选举应该有公开性、透明性以及全民性的特征，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些要求”；“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是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恰恰影响了我国真正民主的实现”；中国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它“依旧是形式上口号上的民主”；“从政策上、法律上，我们有民主，并且很民主，可实际上距离真正意义的民主还远得很”；“我们说西方的民主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那么我们的民主是不是也打上了执政党一党的烙印呢”；“大陆的非民主和共产党专政已经成为两岸走向统一最大的障碍”；“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还需要更多的改革与革新，给予更多的自由和更广泛的权利”“要想实现民主，必须先实行还权于民，由人民决定代表他们利益的人，而非在党派关系上做文章”；“只有改变一党专政，让不同的声音都能在政治上有代言者，民主才可实施”；“中国的民主道路还很长，执政者应该进行大胆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地回避，只求安稳。否则，中国不会进步”；“中国民主的现状堪忧，中国的民主出路在民众自己的脚下，要靠中国民众自己努力争取”；“中国的民主之路，还需要不少仁人志士的探索奋斗，我们青年人，任重而道远”；“我喜欢民主，期望民主，支持民主，愿为民主而战”；“勇敢地向真正的民主迈进吧，我的祖国”。
读着这些明心见性的肺腑之言，我深深地被打动了。虽然能够这样思考问题的还是少数，但他们代表着青年学生的主流，体现了这个群体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方向。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青年学生向来是民主运动的中坚，他们一旦觉醒，将会迸发出强大的潜力，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北大教授钱理群9月间在参加学生的“我们社”的座谈会上说：他的两个基本信念是——相信青年，相信时间；“为下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这是十分中肯的判断。
图左起：张鸣、陈丹青、贺卫方
对青年学生寄以厚望的又一个根据，是在大学里有一些既具崇高理念、又有魅人品格的老师。他们恪守“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训，孜孜不倦地为学生的健康成长而呕心沥血，因而受到学生的爱戴，闻风影从。虽然有些老师因各种原因而受到整肃或自动离开学校，脱离同学生的接触，如卢雪松、陈丹青、焦国标、张鸣、郭泉等等，但坚守知识分子的底线、坚持独立自由品格，能对学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教师，还是大有人在。如前面提到的钱理群教授在“我们社”的座谈会上，就以十几位学界前贤的高风亮节来开导、勉励学生，他鼓励学生“立志”，说：“有了志，心就有了‘着落’，精神就有了‘寄托’。”“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应该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建立信仰，确立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既慷慨激昂，又苦口婆心，体现了为人师表的品格。
最近有机会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师刘利华[1]与她的学生们的两期《一周通信》。在这两期《一周通信》里，学生们给她写了十几封信，向她倾诉听课后的感受、疑问。这位教师对每封信都作了答复。师生之间疑义相与析，学理共切磋，思想感情的交流，道义学术的探讨，都洋溢着敬爱、平等而又自由、独立的精神。通信内容广泛而深入，如真理问题、生命的意义、老子哲学、关于死亡的探讨、民主与专制、形而上学、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大我与小我、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等等。师生之间相互鼓励，彼此交心，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与期望，学生对老师的信赖和敬重，都跃然于字里行间。如在讨论因一位教师自杀而引起的话题时，老师说：“有良知而不坚强的人，连上帝也会批评。”“我们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努力，不论遇到多大的压力，都不能自己选择放弃。”谈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异常”时，她说：“我特别感到自己的工作的重要，因为我还有改变这种情况发挥作用的余地。”还在另一封回信里说：“我是你们的台阶，你们应当能踩着我上升到更高境界、更高能力。”“咱们也来个世纪之约吧：无论今后遇到什么样的富贵、贫贱、威武，都一定要坚守好我们的信念：推动我们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伟大复兴事业！完成我们活在这个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赋使命，踏踏实实，方向上坚定不移，方法上追求最大效益。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努力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也尊重好自己。”对老师的课堂教学和通信，学生的反应是积极的。如有的学生在信中说：“听到您对中国民主之路的发展这么乐观，我不由得也燃起了些许斗志。”“听着您讨论中的话，感到自己身上肩负着前所未有的沉重责任。或许真的，中国的明天，将从我们手中开启。”“总有一天我们会成长起来，良知和人间真爱也会传递下去。”有些学生在通信里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如一个学生谈到老子的“无为而治”时，认为“无为也是一种有为，所谓的‘无为而治’，实际上也是一种‘治’之道。”
师生之间能够如此坦诚相见、平等交流的情况，也许并不多见，但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应当不是个别地存在于高等学校。哪怕只是少数，他们发挥作用的能量，他们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也会远远超过人数的比例。在他们的教诲和榜样的示范下，当代青年学生是很有希望的一代，在校园的斑斓驳杂的图景里，不能忽视那些明亮的色彩。诚如《一周通信》里一位学生的信中所说：“只要有一缕光线，光明就有希望。”
出现于2007年的前述五个方面的呼声和动态，反映了广大民众对我国改革前途和发展路径的关切和期望。尽管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路径选择各异：有的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主张在中国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有的借鉴西方经验，提倡宪政民主，多党政治；有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希望恢复毛时代的体制。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1、他们行使着自己的自由权利，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要求；2、他们都呼求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农民夺回土地虽然是个经济体制问题，但他们挑战、冲击的却是现今的政治制度，因为五十多年前没收他们土地的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权力，近几年侵占耕地达一亿多亩的也是依仗特权的官僚权贵,“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只有在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才能彻底实现）；3、他们都对执政当局寄以希望，期待当局倾听他们的呼吁，接纳他们的要求。应当指出的是，1989年来，执政当局一直淡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即使在报告、文件里提到，也很少落到实处；近几年有所行动，却只在政治制度的外围打转，如行政体制改革、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执政能力等，根本不涉及一党专政的根本制度。这是因为，1989年的大镇压消灭了政治民主化的契机，一个依靠特权致富的权贵阶级已经逐渐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加大了，成本更高了，执政当局已经无能也无法推进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如开放党禁报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间的呼声和压力就显得更加重要。2007年的前述诉求与动态，只不过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希望它能够引起强烈的回应，在进入2008年后，侵淫溪谷，进而激扬飙怒，成为推动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如此则祖国幸甚，人民幸甚！
2008年1月6日完稿[1] 刘利华在今年五月间在网上发表了70余万字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该书鲜明地提出了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其哲学内核为：“在世界观或本体论上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使多元世界观合法化。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接受标志着当今人类精神成熟程度的人类普遍价值。在认识方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与还原论的方法结合起来，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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