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1958年，中国假话的开创年

“风雨送春归，飞雪迊春到”。用毛泽东这两句诗来形容50年前的1957年跨入1958年到十分生动、形象、准确：五七年是“腥风血雨”之年，五八年是“冰雹狂雪”之年。尽管他一生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总还箕给中华民族留下不少的“精神遗产”，诸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以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而才有了更大一笔“政治遗产”---全民说谎的1958年，也是中国假话的开创年。假话，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连续三年大饥荒，活活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条鲜活的生命！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假话中生活。

1957年“反右斗争”前，作为大多数中国人不能不说真话，“反右斗争”后的1958年，面对“三面红旗”的“大跃进”，大家不能不说假话。不说假话就办不了事情、升不了官；不说假话就当不了科学家、作家、诗人、教授、劳模、先进工作者；不说假话老百姓休想活下去，轻则批判斗争，重则啷铛入狱。于是，整个中国像疯了一样全在说假话，共产党带头倡导说假话，各级党政领导极积制造假话，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和各省市县媒体，拼命传播假话，科学家用“科学数据”肯定假话，文豪巨匠用小说诗歌赞美假话，大大小小机关干部执行贯彻假话，谁个不说假话，能不说假话？尽管本人已身为“賎民”，仍参予了这个全民说假话大军，不然何以幸存于今日？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有着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省市县委书记，都是名符其实的“说谎英雄”、“作假模范”，此风一直相沿至今，不然何以有“强迫遗忘”诸多绝技登场？君不见，“饿殍盈道鸟无树，相食人肉说丰年。”

究其祸源，那一场“反右斗争”的政治运动，受到伤害打击的不是五十多万争民主求自由的知识分子，而是打断了中华民族敢讲真话的脊樑，开创了“以言治罪”集体坃杀的历史先河。于是，在中国的政治圈里出现了这么一个怪现象：一大批说真话、干实事、有能力和刚正不阿、品性端庄、真诚热爱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志土人仁，受到迫害而沦为“賎民”，而另一大批见风使舵、吹牛拍马、阿谀奉迎、趋炎附势的嗜利小人，却受到重用提拔，加官晋爵，妻荣子贵，位居要津。代之而起的是说假话、做假事、造假货、卖假药，从中央到地方，从红墙内到红墙外，再没有人敢对“伟人”心存置疑，更没有人敢对共产党工作上所出现的偏差说三道四。如果谁存置疑，谁说三道四，“前车之贱（鉴），后车之覆”，在恭候阁下“光临”。

历史的进程如同摆弄棋子那样随心所欲，毛泽东所有盲动的政治行为都是遵循着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结果：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毛—个人意志的统治独裁。自此，他成了至高无尚的神，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全中国在他掌控之中，好像在他治下的国家是个面团，想怎样捏就怎么捏，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家”发现的“真理”：“思想政治胜利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这个果就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

1958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给我们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了全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团结，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干劲。经过整风运动，许多人过去认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很快地就办好了；许多过去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快地解决了；许多原来想不到的好办法，现在群众都想出来了；许多过去没有被发现的潜在力量，现在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之后的５月５日至２３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一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很快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这条总路线完全是人为的主观臆想，毫无任何科学依据，就像作家在凭空编写小说，诗人在亭子间写诗。接着，在５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讨论１９５９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１９５８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6月，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纲》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在同年9月5日的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作了明确的肯定﹕“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裏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在这之后的四天，毛泽东又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要求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要以“一天等於20年”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这还不够，在９月１３日至２０日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在会上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也要“大跃进”，“放卫星”。１０月，在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局面。于是，在“精神变物质”的鼓噪下：“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在神州各地高高飘扬，蔚为壮规：敲锣打鼓出工干活，揹着背包上山採矿炼钢，土高炉遍地燃火冒烟，成熟庄稼烂在田里无人收割……

为什么毛泽东这一系例反历史、反科学、反自然规律的疯狂行为，竟然在全国通行无阻呢？因为反右派以后再没有人敢于站出来讲真话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脊梁，不少人反争着去做伥鬼。所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伟人”才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地胡讲一通：“右派、中间派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处於被动地位，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农民都不是专家。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批驳右派不系统，讲得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既是内行，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种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一门。一万行中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点常识，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工程师、教授看我们不起，我们也觉得自己不行；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们，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外行是很难的。”

中国历史就这样走入一个新的拐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所谓的“三面红旗”，就这样写进中共“光辉”“伟大”的决议里。纵是开国元老、国家主席，也只能默默无声低眉以应。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凡对“三面红旗”持异议的反对者，被杀被戮的何止千万！

“大跃进”的要害是反对科学和自然规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一切。胡说什么“一天等於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出火车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及“人定胜天”等，似乎太阳的起落都可以听人的指挥，因而才有广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四川“猪儿长得比牛大”，河南信阳“包谷捧子刺破天”，广东“一亩地产蕃薯二十万斤”，等等。这些假话谎言，公然刊登在中共大小机关报上，还外加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我想今日回头去翻阅这些报纸，纵是戈贝尔也会感到脸红。毛泽东的制造的谎言帝国，谁与能比？

“大炼钢铁”就是不从实际出发，盲动加蛮干，倾全国之财，竭全民之力，毁千年之树，留亘古之灾，村村架高炉，县县溶铁水，家家献锅灶，户户折门板，不分日夜把农村丁壮驱赶到荒山野地挖取矿石，长年累月不准回家，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致使田无人耕，地无人种，熟透的庄稼稻谷烂在田地里，造成惨重的人为灾害，很快饥馑遍于中国。赤地千里，人相而食，七千多万中国人民活活被锇死。真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

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使几千年自然有序的中国农业经济又回到落后黑暗的奴隶制社会。在“一大二公” 的推动下，迫使千家万户的农民不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失去了一切生产与生活资料，再没有能力和权力养猪养鸡养狗，自此不再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桥流水人家”田园美境，也再没有“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的谐和画面。千百万农民均是绑架式的出工，劳动所得全变成“公有财产”，人身自由被彻底毁灭与剥夺，一个个全是会说话的牛马，谁还去极积劳动耕作？

由于“三面红旗”所带来的灾难，中国从1959年初不少地方就出现因营养不良的水肿病，很快漫延到全国，大批大批非正常死亡人数急遽上升，这就是当今中共主流媒体众口一词的“三年自然灾害”。有没有灾害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想编造编造不了，想掩盖掩盖不了，凡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看到的那个年头，哪一年不是风调雨顺，柳暗花明？哪一天不是月朗星疏，兰天万里？但却死了很多很多的人，都死于一个病---水肿病。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至今三缄其口，秘而不宣，严密封锁，惟恐外泄。

一九八三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每个年度的人口变化的数字。这数字一公布，立即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一九六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一千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接着，一九九一年八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以无可争议的权威事实指出：“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仅为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实际产量四千亿斤减少六百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五千四百亿斤……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一九六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又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一九六0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九点四，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七十。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大于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一九六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一九六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来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见该书第368至369页）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地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二00五年第一期，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二00五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数为基础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

二00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并无跨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实事求是的，无文过饰非之心。］

1984年《大自然探索》第十期陈玉霞、高建国在《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开特徵》一文中作过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而三年“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非正常就是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这就是“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鉄”、“人民公社”所带来的伟大“战果”。这个战果就是全民不得不说假话的“战果”，也是“反右斗争”的“胜利品”。为此，中囯历史应大书特书一笔：1957年的“反右”，开创了1958年的“说谎”，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