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笑而不应？
很多人谈论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很少有人谈论：谁能够发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不会从天而降。政治改革只会由具体的人来做。这种具体的人要有实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意愿，要有操作政治改革的政治能力，要有参与政治改革的政治条件。
胡锦涛总书记不是发动政治改革的具体的人。在我笑而不应之后半年，胡锦涛主持起草并亲自宣读的“十七大报告”，没有丝毫政治改革内容。在胡锦涛的最后5年任期，他的主要精力将放在权力分配的拼搏中。
我的老朋友“李克强（見圖）副总理”是不是政治改革的具体的人？
“李副总理”长期对政治改革缺乏真实的兴趣，他的真正的兴趣是依靠共青团帮派迅速升迁。
1987年1月，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随后在1987年11月的“十三大”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当时中共领导层多数成员的赞同下，停止了一度存在的重用缺乏实际经验的共青团干部、滥用缺乏工作业绩的共青团干部的错误做法。1988年初，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请我去他的家，不无忧虑地问我：在赵紫阳的领导下，会不会系统性地更换共青团干部？我对他讲：赵紫阳没有帮派色彩，不会系统性地更换共青团干部，但是会调整对共青团干部的使用，不再重用来自共青团的人。
赵紫阳担任代总书记和总书记期间最大的功绩，是主持制定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并在“十三大”后着手实施这个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1988年 正是政治改革开始的时候。此时李克强关心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赵紫阳会不会系统性地更换共青团干部”。对赵紫阳领导的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都不感兴趣，难 道会对根本性的民主变革感兴趣吗？赵紫阳初步的政治改革仅仅不重用共青团干部，就引起了李克强的担忧，彻底的政治改革必将取消共青团，难道不会引起“李克 强们”的抵制吗？
后来的政治进程表明，李克强对政治改革越来越冷漠。
1989年的“6·4事件”中，分管全国学校共青团工作的李克强自始至终参与了对学生抗议的处置，同邓小平、李鹏、杨尚昆为首的保守势力“保持一致”，明确赞成“制止政治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坚决拥护撤销赵紫阳一切职务的“正确决定”。
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邓小平违反政治规则和组织原则，指名毫无政治威望毫无工作业绩的胡锦涛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同样对政治改革缺乏兴趣。胡锦涛的上升，使处于政治冷宫5年之久的共青团干部沐浴到了帮派政治的春风。1993年，胡锦涛提名李克强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一提名得到了顽固拒绝政治改革的江泽民的首肯。从此，李克强坚定地走上了追随江泽民、胡锦涛的保守路线的政治道路，以便在一党专制的官僚阶梯上继续升迁。
今天，“李副总理”仍然是胡总书记的反对政治改革的执政方针的忠实支持者。
中共“十七大”10月结束后，12月来自共产党中国的使者到纽约同我会面，再次探询我是否愿意回国。我强调：大量保守、腐败、无能的官员充斥中国的高级职位，因此需要腾出一部分位置，使具备改革意识、廉洁清正、懂得良治、拥有世界眼光的人参加到中国的政治进程中。
只有封闭、僵化、陈旧的领导体系开放，才可能产生发动政治改革的具体的人。没有政治改革的具体的人，就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全面现代化，就没有文明大国地位。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200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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