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7年12月17日】20多年以来，中国的学界和官家，一直有个奇怪“学说”，叫做中国必须要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80年代的赵紫阳等国家领导人，也是这么看的。我感到，赵紫阳在反对向人民开枪这一点上，的确是千古绝唱；但是他的经济思想，我也一直不敢恭维。据悉，到了90年代，已遭到软禁的赵紫阳依然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悲剧，“都是由于没有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所造成的。”（1993.4.28.）因此，中国要实行私有化，要改变所有制，要实行市场经济。
他的理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1993.5.6.）
我读了他的一些讲话。我想，邓小平那一代干部和理论家，包括开明领袖例如赵紫阳这样的人物，其思想，有时也真还需要再“解放”一下。
为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补课”，中国理论界还生了个双胞怪胎，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想大概是，资本主义补课了么，但若说中国就此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抛掉那面“社会主义”的旗，好像还是有点别扭。这与中国已经形成几十年了的“惯性语言”有点相左，失去了蒙骗性，看来也不合于邓的心思。于是，也就又发明了这个新说法，也就是：
中国的“资本主义补课”期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为过去一直说，共产主义社会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共产主义）之不同。按照这个程式，中国邓时代的理论家，也是厉害，他们再辟蹊径，在共产主义这个“初级阶段” —— 社会主义里，还要再弄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来。似乎，以后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似的。
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80年代中期，也招摇上市，加入欺骗中国人民的行列。
其实，不少人也看出来了。不是民间早就有个顺口溜说：
“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人们知道，这个“资本主义补课说”，流行于80年代前中期。从1987年的13大开始，“初级阶段”论也正式成为中共的纲领。共产党宣布，中国将长期处在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我感觉，那时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应当说，“补课说”还是被广泛接受了。
大家的脑子里这么一转，好像，对呀！中国的“社会主义”看来是搞早了呀。中国经济这么落后，直接搞“社会主义”，不行吧？
后来，经过了一段“资本主义补课”，补到了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中国人民才忽然间痛苦地发现：所谓改革，所谓补课，不过是弄出了个“新三座大山”狠狠压在了自己头上而已。普通职工的低工资制度，再加上下岗失业大潮，农民工除了可怜的超低工薪外、还要每天10几 小时辛苦劳作。而且特别可怕的是，在“补课”中，全国很多地方，还发生了奴隶劳动，就像“山西黑砖窑”那样的悲惨事件，只是现在没有被报刊充分地暴露出 来。我曾见到一本书《中国工人阶级状况》，香港出版的，其中谈到大陆不少地方存在奴隶劳动。这些疯狂压榨工人的黑色事件，就连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很少见的，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补课”的血色内核。
现在，在许多普通家庭里，孩子读不起书，大人生不起病，成了常见的现象。社会上，则到处是诈骗、盗窃、抢劫、强奸、凶杀的新闻……。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 候，总觉得“犯罪”那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但看看今天，人们身边发生各种犯罪现象，已经多不胜多，几乎很少有人从来没见过犯罪现象和犯罪分子。当今的中 国社会已经相当病态，再怎么美化歌颂也不行。所以，不奇怪，中国的劳动人民对于“改革”以来的社会现状，产生了广泛的不满。
到了近几年，终于，不少人开始公开地质疑“改革”本身了。
这也使得党中央一再表态：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的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云云……
但是，我感到，尽管人们对现状不满，但对“资本主义补课说”本身，似乎还是没有多少人怀疑。好像人民仍然普遍觉得：由于中国是从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国家开 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遂带来了中国改革前的一系列问题。甚至例如大跃进、人民生活贫困、以及低效率的“计划经济”、国企产权不清、出现 严重亏损…… 等等，这一些，都是由于中国企图“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所引起的。
所以，领袖骗人、学者哄人、全党上当、全民糊涂，至今，也可以说仍在继续着。
大家都说“资本主义补课”，但是，要补多久就算补好了、圆满了呢？
这与老师给小学生“补课”不同，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补课”，非同小可，那时间可就太长了。
按照邓总设计师安排，中国先是“少数人富起来”，但以后“共同富裕”在什么时候呢？总设计师说可能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之后（大意）。几十代人啊，到底是多久呢？您瞧，孔老夫子至今，到了令字辈，不过76代玄孙，那么，大概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码要经过千年之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本位”……。那时，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还不知道呢。其实，就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一千年！就是神仙姐姐，也活不了那么长时间。
好家伙！总设计师给中国人民设计的“共同富裕”，要经过上千年风吹雨打，历练成精，才可能现出本相。
所以我说，中国当代的穷人，还有以后若干代的穷人，算是都没指望了。
顺便说说，咱们中国领袖，有这个脾气，就喜欢讲几多年！但有时候讲得未免太长了，就容易掉进算命家行列。毛喜讲“一万年”如何如何：“一万年太久”；一万年以后驴子也能进化成人（难道成了驴精）；还说和苏联本来要辩论一万年，现在减一千年，辩论九千年。…… 毛泽东这种浪漫“万年历”真使人晕头转向。邓小平则务实多了，开口也就是50年如何如何，例如香港就50年不变，50年以后就更不用变了，一百年不变也可以。讲到一百年了。但不知为何，他竟把中国大陆的“共同富裕”规定在“几十代”之后，总算讲到了“一千年”以后的事。但是伟人讲了以后，究竟能不能算数呢？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死后，还远远没有到1万年的时候，甚至还不到1个月时间，他的夫人兼战友就被逮捕了。可见即使是“四个伟大”领袖，也管不住一万年的！其实没几年，毛泽东许多“社会主义”时期论著就已经让人看了发笑了。那么，我就不明白了，邓小平要管50-100年以后的事情干什么？难道毛主席说了要管一万年，那么邓大人就要管上它100年到1000年！ 这些领袖们，莫非当真认为自己会有那么大神力？一言，千百年里都是九鼎？或者说，伟人们到了阴间之后，也还是要管管阳间的事？还有，人人都知道，邓小平有 名言道：“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好了，又是一百年！真搞不懂，讲话那么大口气干什么？一百年后的事情！真管得了吗？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一个人 能把自己当年的威风一直坚持到一百年之后？
我认为，伟人？也不可太自大了。
否则，反会成了笑柄。
尽管人们对“补课说”似乎不疑，但事到如今，中国已乱象四起，“补课说”真的不可疑吗？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个貌似有理的说法，其实很不对劲，也可以说简直就是乱乱的一团。
我想，是时候了。这个问题，真的应当重新梳理、重新认识一下了。
首先看看，要实现“资本主义补课”，其条件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是：
1、中国是社会主义；
2、中国是穷困的社会主义；
3、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
显然，若没有“社会主义”，那就谈不上“资本主义”的补课了。
中国由于穷困，所以才需要“补”上那曾经弄丢的、会给中国带来富裕的资本主义“阶段”。尽管目前的世界上，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占绝大多数，他们全 都天生是资本主义，倒也省事，不用补课了，但是却并非都是富国，所以，即使是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肯定能变富有。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认为，自己会通过 “资本主义补课”而成为富国的。至于口号么，当然还是社会主义的，据领袖们和学者们一口咬定，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改革”，补补课而已，并不是要通过改革 变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中国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垮台之后，中国仍然是一面社会主义旗帜 ……
……
虽然逻辑混乱，但这种种说教，都是人们所熟悉的。
问题是，到底有没有道理？我想了想，认为以上这几点，还是经不起推敲的。
但关键的错谬在哪里？
我认为，错误还是发生在事情的根部。
问题还是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
把中国和“社会主义”这几个字联系起来，到底是不是无懈可击？
不一定。
事情似乎还应当从头说起。
现在，人们已经说惯了“社会主义”几个字。其实，这个词也是个西方概念。因此，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个词汇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并非中国土造的。
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真有，或许，这几种“社会形态”过完之后，中国又演变成个“社会主义社会”也未可知。反正还说得通。但是，如果中国根本就没有过这么几种社会形态呢？是不是可能？
如果这样，那凭什么说，中国后来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呢？
这里似乎有个逻辑上的问题。
我认为，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种社会，其实与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基本不相干。这是欧洲的历史和社会形态，也并非马克思凭空想出。后 来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探讨了“史前时期”，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原始共产社会”。在欧洲历史上，原始社会之后，也就是进入文明社 会之后，出现了具有辉煌文化的古代希腊、古代罗马，这个时期，现在也被公认为是“奴隶社会”。东罗马拜占庭时期之后，约公元5世纪前后，进入所谓“中世纪”，约8世纪出现贵族庄园制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一直延续到约15世纪。15-16世纪，首先地中海沿岸，开始出现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欧洲并未发生工业化。直到约200年后，就是18世 纪，才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我认为，正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而并不是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但是，人们往往把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混 在了一起，好像工业革命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或者仅只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几百年的误解。毫无疑问，工业革命，首先是“理论自 然科学”的伟大成果所引起，是过去的、特别是17世纪开始的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的优异思维的成果，并非是资产阶级这一个阶级创造的。
《共产党宣言》在这点上说的也是不对的。
那么，欧洲情况大致如此，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是否也出现了欧洲这样几种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几种社会形态呢？
不是。
硬要把中国社会也扯进这几个“社会形态”里去，是中国一帮子社会科学家们做的。这在当时也是很自然的事，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未必没有道理。但是，我 感到中共的学者们和领袖们，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很客观，而是不管衣服是否穿得进去，也要使劲儿硬套下去。这大概是受了斯大林《联共党史》4章2节影响。既然斯大林说这5个 社会形态是人类共同的发展形态，那么就一定要在中国也找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我感到，这件事做得太牵强，例如郭沫若先生还曾一劲探讨 “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其实，中国有没有这两种社会都定不下来，还有什么分期问题？郭老也一再改变在分期时间上的论断，足见探讨的艰难。 最可笑的是，中国文革前，还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辩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何为“萌芽”？总之，现在我认为，那时节的该理论，实际是一 团糟。
其实，客观地说，中国在对商周的考古中能确定的史料，并不能证明中国曾有一个“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著名的有顾准先生，他认为郭沫若他们“实在可怜”。
中国既没有奴隶社会，那么，有没有封建社会呢？显然中国也没有出现欧式的封建社会。即使周朝的贵族分封制（封建），也与欧洲的封建制有很大不同。而且这 种封建制，在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国家制度后，也基本结束了。即使汉朝及此后也时有“封王”的存在，但也与欧洲封建社会中“贵族庄园制”中有司法行政权、对农 奴有人身管辖权的贵族大不一样。再说，中国皇权的集权和威势，那却是欧洲的国王们所远远比不了的；而幕府时期的日本天皇，甚至比傀儡还不如，和中国皇帝的 无上权势，更是比不了了。
我认为，既然中国没有欧式封建社会，那么，也就没有欧式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学者的确把很多事情都搞混了。
欧洲的资本主义，其工场手工业的时期，有200年 左右。这是一段没有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欧洲这个时期“雇工自由”的局面，中国大概早在汉唐时也就有了。宋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说相当发达并繁 荣。大概远超过了当时的西方各国。难道说，中国那时候就有资本主义了吗？提这个问题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从那时到今天，很多人并没有这个疑问，原因是他们 不是从“社会形态”来分析，而似乎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清末之前的中国没有工业化，那怎么能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我想，大概当时 人们是这样想的。
中国理论家们，是硬把中国安排了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社会……
毛选620页上，有一段著名的话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这一段糊涂的话，几乎影响了建国后全部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们。
但我很怀疑，中国仅凭五百年萌而不发的“资本主义萌芽”，仅凭使用方块汉字的“中华民族”自己，就能够进入现代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吗？另外，我体会，这里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其实还是中国学者们心目中的“工业化社会”。为此，我在1997年出版的《大工业与中国》一书中试图说明这个问题，并企图推翻这个糊里糊涂的理论。
我认为：
应当把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工业化的概念分开；
中国的古代经济，不可能自然地走向工业化；
中国古代的经济里，根本没有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萌芽；
仅靠中华民族自己（其实日本等也一样），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
……
中国的学者们，当时大都不是这样看的。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是信其有，还是疑其无，几乎所有学者，都没有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中大都相信：中国在19世纪某个时期，还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时候呢？不少中国学者，把“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开始，定在了19世纪约70年代，这或许因为此时出现了如继昌隆、通九源等20来个“民营”的近代工矿业小企业。它们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也就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老祖。但是这些民营企业，其投资和生产规模很小的，至甲午战前，即使搞得大的企业，大致上也仅只达到清政府官办机器工矿企业的平均投资额的10%左右。
那么，中国是否在这个时候成了个“资本主义”国家了呢？
我认为不能笼统这样说。
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中国学者把“所有制”和“工业化”搞混了。
如前所述，我的《大工业与中国》，就是力图把“资本主义”与“工业化”这两个不同概念分开来。工业化，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出现后约200年，所以，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工业化会发生于18世 纪？显然，其产生，中国学者大都把它讲成资本主义的成果，《共产党宣言》上也是这么说的，这是非常不确切的。工业化出现，时间上是在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之 后，这也许说明，科学家们的出现，有人文主义土壤的扶植。但更重要的，我认为，是在过去一切科学理论及科学实验的成就上，出现了“理论自然科学”的认识阶 段，迈过了“实证自然科学”阶段。正是在这个“理论自然科学”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基础上，才又出现了一个自然而然的成果 —— 工业化。显然，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没有数学的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就说数学吧，16世纪的代数才有用拉丁字母的表达方式，17世纪才有微积分的成就，而其后，才有可能在力学、热力学、化学等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
所以，在17世纪以前，不可能有工业化；但是，那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已经发生200年了。这难道不是历史么？
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18-19世纪电学发展起来，正因此，19世纪尾叶和20世 纪初，才有可能出现电气化，于是，“工业化”又开始展现了崭新的面貌。但是，这也不是“资本主义”所带来，而主要是电学带来。显然，正是赖有电学的成果， 才可能有电气工业，工业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再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无法凭空生产电、及使用电。关于这一段， 在《大工业与中国》中，我曾写过如下一段话：
虽然人们对静电和电荷早有研究，1650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静电起电机，但是，电学和电磁学理论的重要定律都是在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期间发现的：例如1785年法国工程师C.COULOMB经多次精确测量确立了“库仑定律”；1827年德国物理学家G.S.OHM发现“欧姆定律”；1841年英国物理学家J.P.JOULE提出了“焦耳定律”。电磁学的科学理论也已解决，1819年丹麦学者C.OERSTED发现电磁感应，次年法国数学家A.M.AMPERE建立了电流的磁效应理论，提出了安培“磁针”原则，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研究了奥斯特和安培的成果后，于1831年提出了电磁感应原理，这一重要发现在技术领域得到很大回响，人们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发明了永磁、直流和交流三种发电机。他的学生J.C.麦克斯韦尔，19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于1864年假设了电磁波的存在；德国物理学家H.HERTZ首先发现并研究了电磁波，所以它又被称为“赫兹波”。他们的研究为将来远距离发射无线电波创造了条件。
……
在这里，我想表明，科学发现及其技术上的应用，远比什么“资本主义”一类的生产关系对于工业化的贡献为大。中国人不明白，总说什么“资本主义”解放了生 产力，或是“社会主义”解放了生产力。这是糊涂的。现在历史证明：只有科学和技术，才能解放生产力；只有良好的国民教育，才能提高一个民族掌握科学技术的 能力。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人却以为只有“经济制度”的改变，只有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的生产力强大，是一种糊涂认识。其实，毛泽东时代，就是在不断地改变着 “生产关系”，农村如此，城市的工业也如此，以图“解放生产力”。毛泽东以为只要“发动群众”，“一大二公”或“队为基础”，“鞍钢宪法”或“突出政治” 等等，就能“发展生产力”了。到改革后，中国的领导人和学者们，也还是陷进了这种理论里，一再在“改革”和“补课”上兜圈子，也仍是以为改变“生产关系” 才能解放生产力。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我早就说过，我认为是不对的，起码有很大的缺陷。
显然，现在的世界历史和现实证明：只要掌握了工业技术，只要有资金，任何制度任何地方，例如政教合一国家、酋长国家、小岛国家、内陆国家、封建国家、皇 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但是全都可以办工业，建工厂，实现工业化。为什么？就因为“工业化”主要是由工业技 术决定的。
这足以说明，推动生产力的，主要不是什么生产关系！
所以，若用工业化的程度，用生产力的水平，来检验一个“社会制度”是不是先进？那也是不合逻辑的。而中国领袖们也好，理论家们也好，似乎都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从毛泽东起，直到赵紫阳，大家都一直在讲，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用的。
至于“生产力的质量”是不是被社会主义弄得很差？
至于“生产力”无节制地发展后，是否会对环境和气候造成灾难？
这些，中国人一概不管！
所以说，我认为：检验一个“社会制度”是不是好，也根本不能用“经济”来检验，即不能用“生产力”的标准来检验。
用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检验“社会制度”是否进步呢？我以前说过两个标准：
一是“人道主义”水准是否提高了？
（若是提高了，就是社会进步了）
二是人民的“公民权利”是否实现并增加了？
（若是实现并增加了，那就是社会进步了）
如果“生产力”倒是提高了，但是，依旧是“低工资制度”下生活的工人阶级失去了罢工的权利，工人罢工领袖被逮捕法办，还用成群结队的狼狗去咬那些参加罢工的年轻女工！…… 这样，我们能说“社会制度”进步了吗？
再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果对人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崩塌、工人大量下岗并失去了工作、剩余价值率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下，也可能“经济发展”了，“生产力”也被解放了，高楼大厦们都拔地而起了，鸡的屁股也好看了，但是社会就肯定进步了吗？不一定。
那是经济进步，不是社会进步。
其实，与“社会进步”比起来，什么“经济效率”啦，“私企经营的积极性”啦，“国企的亏损”啦，等等，都远不是最重要的。
只有人民，只有工农大众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中国精英主义者们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精英最重要，也就是自己最重要。只要“少数人富起来了”，中国社会也就算进步了。
我讲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我想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欧洲的概念。既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欧式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近代以来，中国也并没有真出现欧 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也根本就不是从前说的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我认为，它仍可以说是一种民主革命，这是就 推翻帝制来说的，但仍然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国也根本不需要解放贵族庄园里的“农奴”阶级，因为它在两千年来就没有。中国也不需要用一个革命狂 飙来使“土地、资本、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因为这三大要素本来也就随意地流着。土地的买卖和兼并，是中国两千年来就有的；而在雇工方面，中国有大量的人 手，就像阿Q们一样，本来就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他们可以给未庄不同的雇主们打工，也可以到城里去打工，其人身也是自由的。（但在毛泽东时代，农民却受到了自古以来未有的限制，工人的工作调动也非常难）
所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需要在革命中解决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三大要素的自由流动、雇工自由、贸易自由等）的束缚，在中国一个都没有。
那中国怎么会有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呢？
也因此，所谓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是不存在的。
诚然，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有烦恼，那就是政府官僚和军阀的挤压。但是一没有农村地主阶级的压力（不像欧洲的庄园主贵族），二没有工人阶级的压力，三后来还有共产党在1950年和80年代后的倾力支持和培养。所以依我看，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个很幸福的阶级，总体上可以说，是个幸福得过了头的阶级。
而且在我看来，19世纪末至20世 纪中叶，在中国的那些被称作“资产阶级”的人们，其实还名不副实。中国那时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似乎就因为他们经营工商业、而没经营农村土地和种植业 似的。其实，民族资产阶级，与出租土地的地主，特别是参与雇工经营的农村富农，在本质上，并没有“阶级特征”上的区别。
但是，荒唐的中国共产理论家们，却把中国“资产阶级”完全看做了几乎没有很多“封建性”（姑且用这个词吧）的、类似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这真有 点抬举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呢。而中国城市里的工商业经营者，确实还是有很多“封建性”（姑且用这个词吧）的，例如，建国初期曾经一再提到的工矿业的 “把头制”、纺织行业中的工厂“搜身制”，及城市运输行业的黑社会“把持制”……等等，当年在中国的所谓“官办”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中，都是广泛 存在的。
至今，在中国资产阶级（“新阶层人士”）的活动中，仍然紧身或贴身伴随着广泛而疯狂的“黑社会”活动。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身上粘着去不掉的“封建性”（姑且用这个词吧）。
中国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啊？
即使在目前，中国也只有“封建性（姑且用这个词吧）的19世纪资本主义”。
从19世 纪中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正是把他们身上一些最坏的东西（即血和肮脏的东西）带到了中国。然后，和中国一些最坏的东西结合起来，来压迫中国的劳动人民， 使中国出现了包身工、养成工等这样的奴隶劳动，给雇主（包括国家）提供了大量剩余价值。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已经改变，罗斯福新政之后，有了工会权 力对资方强有力的制约，因此，西方社会的文明和道德，也上升了很大一块儿。改革开始后，当外国的资产阶级再次被“请”到中国来的时候，起初还对共产党这几 个字有所顾忌，对中国的“工会”也有点畏惧。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国根本没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根本没有“集体争议工资”，又有一个拿工人利益根本 不当回事的各级人民政府，甚至企业里的党组织、工会组织等都会帮助资产者来对付工人（包括压低薪水和压制罢工）。整个社会上，还有新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也 在配合他们……，外国资产者们（特别是亚洲资产者）立刻就像鲨鱼们游回了19世纪的大海，资本的本性立刻复活了，他们快活似神仙，同时，也立刻对中国的工人阶级露出了牙齿。中国根本没有工人的独立工会，分散的中国工人很难团结起来以对付有组织、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特别是产业资本家们。于是，从此，18-19世纪凶恶的古老资本主义的梦魇，便死死地缠住了中国。
资本的本性在中国复活，但最终可能“精神污染”全世界。
中国，难道要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污染源吗？
所以我说，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封建社会，也不存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我想说，更为荒谬的是：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社会，既非封建社会，也非资本主义社会，一到20世纪50年代，却突然奇迹般有了个欧式“社会主义”呢？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也肯定有假。
当然，我说的是欧洲老马克思们心目中的那种“社会主义”，无论是哪一种。显然，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一词也是西方“舶来品”，不是中国土造国产货。那么，中国真的会有什么“社会主义”么？难道我们中国真会有什么 “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或者什么“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么？
没有。
我认为，根本就没有。
中国压根就没有过什么社会主义！
从老马的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既然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经的资本主义社会，那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呢？中国的理论拳师们，东一拳，西一脚的，大侃什么“社会主义”，到底在干嘛呢？
我不知道。
就为了说给领导听，讨他们喜欢么？
还是也要说给人民听，把人们都弄糊涂？
那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是个颇费脑筋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
凡事，定义都很难。其实两千余页的《资本论》对“资本”和“资本主义”，都没有下过定义。我认为，或许这也正是马克思非凡的地方。他只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他那个时候的“现存社会制度”。所以，他批判资本主义，也就是批判那个“现存社会制度”。
其实，这个社会制度，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自马克思时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很快就不是马克思那个“现存”的货色了。所以，著名的郎咸平教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也讲到：“《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2005.12.21.）
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时候的那个“资本主义”吗？早就不是了，甚至可以说，也已经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了。
但是，西方国家在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中，最终“获胜”了（当然啦，不是打胜的；我以前说过，这个胜利是西方等来的，只要等，就能胜利；若要 打，那就难说了。苏东“社会主义制度”，是自身混不下去，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崩溃）。所以，我感到，现在好像“得胜回朝”的西方国家们觉得“资本主义” 这一词汇更有光彩了，便乐得照旧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古老词汇。其实，谁都能够感觉出，现代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早已不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了。
重大变化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例如：
1、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19世 纪末期提出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每一个德国人，而不只是资本家。诚然，他是从统治者角度出发的，他说过：一个期待着养老金的人是最本分的，也是最 容易统治的。但是，社会保障制度思想的本身，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一个根本的变化，它使得人民不再害怕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是在“罗斯福新政”的最初两 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一百多年来，目前的西欧，特别是北欧，已经建立起相当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每一个公民。即使在欧洲、北美以外的其他地方， 也有大量国家建立了某种社会保障体系。例如，连伊拉克萨达姆也实行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的制度。我不明白，人家也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却知道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否则，国家就会动荡不安。而且，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表现，难道能够看着穷人活活饿死或者病死吗！但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就可以以“改 革”和“市场经济”的名义，让穷孩子们读不起书，让穷病人得不到医疗，把改革之前原本就较微弱的一点点“社会保障体系”，又完全摧毁掉呢？而且还振振有 词！
中国究竟是仅仅“补资本主义的课”？还是一头钻到了“当代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个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洞里去了呢？
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又到底到哪里去了呢？都藏起来、并只留给自己了吗？
2、1929-1933年 的大萧条之后，美国发生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我认为，这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一次最伟大的变化。新政不仅拯救了整个西方世界，拯救了“资本主义”这个名 词，而且照亮了全世界。而且，我认为，它也真正解放了工人阶级！因此，它也不经意间完成了马克思改变工人阶级被盘剥地位的遗愿。新政的影响，实际上远远超 过了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伟大的美国，在地球上，不仅开创了“人民选举总统”的新世纪，而且，还开创了工人阶级得以“集体争议工资”的新世纪！
因此，不仅是面临崩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因“罗斯福新政”得以保存。而且，我认为，它已经含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当时，美国就有人反对民 主党人罗斯福总统，说他搞社会主义，甚至说他在赤化美国。罗斯福不为所动。这里，我想把我的一本书稿的某些内容，附在此信的最后面，对“罗斯福新政”对工 人阶级的影响，做一个描述。
3、俄国十月革命，这也是企图改变19世 纪资本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现在，许多人彻底否定这次革命，把它讲成政变、谎言、残暴和灾难。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也是一部分欧洲人民试图改变自己 地位的一次努力和行动。当沙皇政府因参加战争，引起军队怨声载道，镇压工人罢工，再加上社会混乱和饥饿的时候，俄国人民是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在1918-1920年的3年国内战争的期间，苏维埃的保卫者们，主要是工人，有的地方甚至每天只能分到一口面包，但他们都坚持下来了，苏维埃政权没有垮台。这足以说明新政权得到人民支持，否则，仅仅用布尔什维克“搞阴谋”的说法无法解释。
千百万人民在革命的时候，是不容易受骗的，也不容易被镇压下去。
（现在，很多中国青年很同情沙皇尼古拉第二，觉得他已经退位了，很可怜。当然，我也不认为处决沙皇全家是正确的。但沙皇的暴行，也确令人发指。1905年俄历1月9日，约7.2万工人没有听取布尔什维克的不去冬宫的宣传和劝告，抱着孩子、举着圣像和沙皇的相片，跟着加邦牧师到冬宫向沙皇请愿，结果，冬宫门前早已准备好的哥萨克骑兵和军队疯狂开枪镇压，当街打死1000余人，打伤3000余人，顿时鲜血横流，一片杀人屠场的恐怖！这就是著名的“流血星期日”。后来1917年初，沙皇又下令向罢工工人开枪。但是今天，有人出来说“内幕消息”了，称沙皇根本不知道“流血星期日”向人民开枪的事，因而是冤枉的。就像318惨案，现在有人说，段祺瑞根本不知道军队要向请愿群众开枪的事。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大的杀人行动，责任人是回避不了罪责的。荒唐而残忍的是那些辩护者。）
我认为，参加过中国革命的人们，一定会理解这一点。革命的正义性，召唤着人民，召唤着青年，他们努力奋斗，革命才有可能获胜。
否则，就无法解释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什么胜利。
问题是革命之后。
顾准先生也是这样看的，他在《顾准文集》中一再讲到鲁迅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也就是说：娜拉走，没有问题，革命在革命的时候，肯定是正义的。问题是“走后”怎样呢？也就是建国以后，怎样避免重新走回19世纪的资本主义去。
十月革命也是如此。问题是：这次“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尝试，由于没有解决政治民主问题，而在建国后的和平时期，终于走向反面。几乎完全回到19世纪对待工人阶级的严酷。斯大林时期对待工人阶级也是严苛的，严禁工人罢工，否则就会严厉镇压。显然，俄国工人阶级的地位，此时若与美国工人阶级被“解放”的程度相比，那要弱得多得多得多了。
那么，究竟谁才是“社会主义”呢？
（对不起，我看问题，总是习惯性地站在工人阶级角度。）
这一点，我与中国学者群里各种“派”，与目前很多对现实不满的人们，大都有些差别。就是赵紫阳先生，我感觉，也是从私营业主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为多。他甚至说，实现了农村包产到户、实现了城里“独立商品生产者”的自主经营，都是一种“民主化”。（1995.4.11.）
我和他们有差别。
我常常是不自觉地站在工农劳动者的古老立场上来考虑任何问题。例如，对于罗斯福新政，我最感兴趣的，也正是新政对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影响，而不是它对于美国企业家和金融家们的利益的影响。
对我这一点习惯，务必请谅解，不要生我的气。
因此对于革命的考察，我也是这立场。革命，无疑是千百万人民的盛大节日，否则，不会发生革命。只有人民支持的革命，才会成功。同样，对于革命领袖们在胜 利后对革命的实质性背叛，对于党（特别是其高层）的蜕变，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予以谴责，并衷心希望能找出一条走向“人民民主”的途 径。
4、中国的革命。
中国的革命，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前面已经说了，不可能真是“社会主义”的。但是，革命刚成功时，的确给工人和贫苦农民带来了利益。有 人怀疑土地改革，说剥夺地主的土地是不对的；地主富农是勤劳的，贫雇农则是懒汉和无赖；土地改革就是一场抢劫。这些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我家就是地主，我的 祖父和伯父都是地主，他们也都是很善良的人，抗战时期一直是跟着新四军的。土地改革时，我家的地分给了农民，我对此并无抱怨。据我父亲说，整个旧社会对农 民是压迫的，而这是不合理的，若是不给农民分土地，那农民就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的懒汉和二流子是少数人，当年搞抗日根据地时，这种人也不难鉴别。正是由 于农民的支持，革命才可能胜利。父亲一直是站在贫苦劳动者一边的。后来，当父亲临终时，在医院的病床上，有个家乡的老战友告诉他说：回了一趟家乡，现在真 是不像话了，干部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父亲听着听着，忽然眼泪就掉下来了，并喃喃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说话已经很吃力了。我一辈子，就只这 一次见过父亲的眼泪。我想，他心里一定难过极了。他大概觉得从少年时候起的革命理想破灭了，而现在，他已经无力再给农民们做什么事情了……
我们怎样来考察社会问题？我认为，不同的人们，就会有不同的立场、视角和出发点。这是很正常的。
有人站在官员们的立场来考虑；
有人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来考虑；
有人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来考虑。
我就是第三种，我想，这是我的父母给我的遗传吧。
当然中国也有极少数人站在蒋介石、希特勒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这样的思想，在各国和各时代，总会有一点，人数极少，在西方国家被称为“极右翼”。只要是没有历史条件使其坐大，我想，他们也就无法对社会造成大规模的危害。
对于中国广大的劳动大众来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想，在中国老百姓心里，所谓社会主义，大概和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想法差不多，即：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但是中国学者们对此大加挞伐，80年代曾经极猛烈地批判“均贫富，等贵贱”，说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学者看来，“平均主义”思想的罪恶，比剥削和压迫还要严重得多，在改革中，“平均主义”简直成了中国的首恶！
我不明白，如果想迎合领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批批“均贫富”也就够了，为什么“等贵贱”几个字也跟着陪斗？难道要让人民明白：在中国就是有贵有贱，我们老百姓就是天生贱种？就只能仰望那些什么“伟人”，只能向高官们作揖，只能向牵着狼狗的“防暴警察”们下跪？
我看，中国的不少学者，才是真正有点贱人思想。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
就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这一点来说，20世纪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它们哪一个更像社会主义呢？
也就是说，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到底哪一种最后成了真的“社会主义”？
尽管多数美国人并不同意，但若从实质上考察，到底是罗斯福新政解放了工人阶级？还是十月革命解放了工人阶级？我想说，前者是无意的；而后者是有意的，并 大声宣布的，这是工人阶级革命！但是，正如中国俗话所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苏联自称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但是，工人阶级却受到国家的压 迫和剥削。美国仍然自称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已经不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工人阶级获得了“罢工”和“集体争议工资”的联邦立法，因此，它们能通过合法的、非暴力的方式，来敲打资产阶级，维护工人的利益。
苏联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几乎使本国的工人阶级失掉了一切正当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利。所以，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变成了 实际上的“反社会主义”。苏联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个口号而已，实际上，阶级的专政是不可能的，因此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
因此它势必走向反面，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势必转化为“专工人阶级的政”。
为什么呢？因为，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毛邓，才是统治者。美国是一群人的意志领导国家，而苏中却是一个人的意志领导国家。虽然不少人说，人民全都是被统 治者，但是不同的是，美国人民并没有“被统治”的感觉，它们有言论自由，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不害怕，基本没有对政府的恐惧，因为，这是罗斯福总统的四 大自由之一，叫作：“免除恐惧的自由”！
免除恐惧！也就是不准压迫人民。太了不起了！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需要好好想想了。
后来，我发现了，秘密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
当然，这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也可能，具体的竞选事件和某段时间中，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的宣示，对选民们会有很大影响。但我说的是另一回事。在整个20世纪，在西方和东方的较量中，西方阵营赢在哪里？我认为，既不是赢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也不是赢在科学技术上，而是赢在政治制度上，也就是赢在“民主制度”上。
西方和东方，到底谁更像“社会主义”呢？我认为，在政治制度上，民主制度才应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们比较理想的制度。
有人会质问：难道经济上不是西方也更发达一些吗？
也可能现在是这样，但问题还有另一个解释。
我认为，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领袖专制，对于“生产力”来说，都不能肯定就是“束缚生产力”的。因为应当考察苏联和中国的过去。即使在斯大林凶暴统治下，苏联的生产力也仍是飞速发展起来了。1928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1年爆发苏德战争为止，短短2个半五年计划时间，苏联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就增长了15倍。苏联从欧洲工业几乎最落后的国家，一举变为工业强国，仅用了12年时间。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时所有西方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因此，若是单单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无疑是“解放生产力”最为厉害的国家。怎么能说“计划经济”是“束缚生产力”的呢？中国的“改革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也太不严谨了。
看看战后的西方国家，似乎，只有美国，在军工生产上保持了优势，而欧洲和日本等，与苏联相比，其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可以说尚属落后。但是西欧国家和日 本，人民生活水平，却大大高于苏联和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显然在民用品的生产上，很容易获得优势。所以，有时我也感到迷惑。说到经济发展，好像要看 从哪个方面来说了。
那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哪个更好些呢？
总体上讲，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都不慢，因为推动它的往往是独裁领袖和行政力量，谁也限制不了他们。只要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出太大问题，经 济发展速度往往很快。也可能质量不高，但是事关统治者的面子，往往都“好大喜功”、干得挺欢。例如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把世界吓了一跳。当时，日本还 没完全走出战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日本人很奇怪，中国人有什么呀？经济上简直是个烂摊子，文盲那么多，怎么单单弄一个社会主义，就一下子改变了中国？据说当 时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也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而且西方国家不少企业，似乎也受到了中国人常挂在嘴上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语）一 类话语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劳资关系也获得很大改善，难道是东方“社会主义”也刺激了西方世界的人道主义水准的提高？当然，这与二战之后世界总的文明程度的 提高，也是相适应的。
自称“社会主义”的苏中阵营的出现，这一场“社会主义试验”的历史意义，其积极方面，现在看来似乎就是更多地刺激了西方国家，使他们在“冷战”和对抗中，不断暗自检查自己，检讨错误，调和阶级矛盾，调整步伐并更加团结。
而同时，中国自己的人道水准却不见提高，而且后来，搞得还越来越低。主要问题是，对所谓“自己人”（本国人民）是越搞越凶。高潮是文革，到了1989年，竟然发生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平请愿，同时也是最大的街头流血。
5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世界，就像电火花一样，一瞬间里曾经非常眩目，但是火花很快就消逝了。这是在1956-1957年。1957年， 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使苏联的经济发展显然受挫。比这更糟糕的，是非常缺乏各种工农业生产与数理化知识的毛泽东，发动了荒唐的大跃进，领袖的愚蠢盖过了一 切，并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时间。但是尽管如此，计划经济仍然使得中国经济低质量地、但是急速地飞跑。大量的宝贵的自然资源被胡乱消耗了，例如傻瓜式的 “农业学大寨”使得中国大量湖泊和湿地几乎遭受灭顶之灾，50年代初辛苦建设起来的荆江分洪区盖上了房子并住上了几十万人，奔来眼底的500里滇池也快变成个水塘了，全国的森林在大跃进中因“大炼钢铁”遭到第一次全局性大破坏……
领袖的推动力，有时是很可怕的。
数据也显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是非常快的。例如，中国在“大跃进”等运动那样的破坏之下，其“计划经济”的结果，仍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原煤0.32亿吨 0.66亿吨 6.18亿吨
原油12万吨 44万吨 10404万吨
发电量43亿度 73亿度 2566亿度
生铁25万吨 193万吨 3479万吨
钢15.8万吨 135万吨 3178万吨
但是应当说明，中国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虽然数量不小，正如如前所述，却也异常地“低质”。所以，单单说“生产力”，而不说到“生产力的质量”，这是中国各代“领导核心”的共同特征。
这个特征，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吗？或者说，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特征吗？在理论上，似乎还难以证明。但是实际上，却屡屡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使人有些迷惑。
但是，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世人们的主流看法相反，恰恰是能够猛烈促进“生产力”的。不过问题是促进了一种“生产性”的生产力，而非“生活型”的，它几乎不能同时也大大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此似乎，生产力还可以分成“生产性”的和“生活型”的不同。
苏中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领导者们，对于人民生活，确实是不大关心的。苏联的航天、核武、军事技术那么先进，但长期发生过缺吃少穿问题。至于中国，情 况就更为严重了，在人民刚刚熬过大饥荒时，在苏联也不肯再帮助了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在“发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生产）问题上，一点都没有停下脚。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9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此外，各种军工品的生产，二炮（导弹）的发展等都在持续进展，几乎不受文革的影响似的。但是人民生活？那就对不起了。文革十年中不涨工资还不说，由于全国农村都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农民生活相当苦，许多城市的食品供应也相当糟糕。
所以，说“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不了生产力，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发展了生产力，都不用在人民的生活上，那么，对于工人阶级，王进喜的“拼命精神”能坚 持多久？在苏中等国，生活资料的生产长期搞不好，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不是缺乏“资本主义补课”，这是个需要论证的问题。
80年 代初，中国曾出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好像是在“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里边的。现在想想，是多么空洞和不着边际呀！如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以提高广大职工的生活水平为中心”，那就清楚了，而经济建设也就会有正确目标，也会很有动力，生产力一定也会大提高。但中国领导人虽自称人民的儿子，却不会这 样讲的。实际上，邓小平的“一个中心”，完全失掉了服务人民的方向。为建设而建设，为“少数人富起来”而建设，尽管也是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但几乎必然将对 人民和后代都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现在，从工人阶级角度，我们大致看了一下历史。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1、马克思。他最早从理论上和道义上，提出和支持工人阶级解放。
2、列宁。他试图开始工农革命，由工人赤卫队和“工人监督”来完成。
3、罗斯福新政。美国的工人阶级获得了“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工会获得完全的独立地位，并卓有成效地保护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
3、中国共产党革命。对工人阶级，基本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
4、欧洲特别是北欧，人民生活水平很高。由于那里人口少，我没怎么说。
……
这一些，到底谁才是真的“社会主义”呢？
罗斯福在美国就曾被反对者说成是“社会主义”，他是不是呢？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味道，似乎也远比中国要浓的多。其实，也可能，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受到了“题目”所限，我们还是在这里罗嗦了半天。
那么，讲了这么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吧，我就是想问，中国到底凭什么能够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呢？
依我看来，若就工人阶级境遇来讲，苏联革命也都算不上真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凭什么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呢？反倒是西方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阶级状 况要好得多，他们可以有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利，有罢工和敲打资方的权利，还有向雇主方“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如果说西方国家仍没有“社会主义”，那么，整 个世界也就还根本没有走进什么“社会主义时代”。
说到工人阶级的权利，当代的中国改革当然不把这当一回事，但我认为，这些权利不能小看，这才是工人阶级神圣的、也是实惠的权利。
而苏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恰恰失去了这个最实惠的权利。而得到的，
只是空洞的“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工人阶级 能领导谁？能专谁的政？这不是胡说一气吗？历史证明，工人阶级根本就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和专政阶级。所以，在苏中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工人阶级实 际上也失去了任何“政治权利”。
至于中国工人阶级有什么权利？可怜！只有下岗失业、被买断工龄后唉声叹气的“权利”，抗议也不能提，否则就会逮捕“闹事”的工人代表，并把他们判刑。而农民工，只有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并被拖欠微薄工资的“权利”，要讨薪吗？那就可能被老板雇来的流氓打伤、或打死！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中国的工人阶级一概没有！但却被告知：他们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里面！
我的老天！
难怪有海外的朋友曾对我说：人家都是社会主义！只有中国不是。
所以，苏中所谓“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
这个符号，并不能代表真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因素”在整个世界出现了的时候，以“解放工人阶级”口号起家的苏中，却走向这个口号的反面。所以，现在中 国是不是真的“社会主义”，已经不重要了。中国仍然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不可能左右世界，这是世界的幸运。惨烈的二战之后，从《联合国宪章》中可 以看出，人类文明发生了巨大进步，这
个进步，肯定是出乎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这个进步，目前也基本上没有“今日中国”的贡献。
马克思不可能知道，在他身后，居然苏中的“社会主义”是打着他的旗号的。但是，又不给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如果冥冥之中，钟爱“无产阶级”的马克思看到了今天中国的农民工境况，他一定会掉眼泪的。
我们似乎不能说，美国和西欧已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是想一想，马克思的愿望也很简单，不外就是“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外就是穷苦的工人阶级能过上人的生活，有政治权利，并且生活有保障，有幸福和快乐。
谁做到了这一点？西方人做到了这一点。
是否可以说，西方人实现了马克思的愿望？
至于马克思政治上提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不要忘记它产生的时代。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也就像“山西黑砖窑”和中国的许 多黑矿主、还有实施奴隶劳动的工厂主那样。那时世界的人道主义水平，与中国现在黑窑主式的资产阶级的面貌异曲同工，因此，马克思就会自然想到，没有暴力革 命是不行的，否则，怎么能打倒黑窑主？
现在中国的情况也说明，对于黑窑主，必须采用逮捕和法办，也就是暴力处理的方式，难道还能指望黑窑主们自己良心发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
如果马克思看到了今天世界的民主政治，我认为，他一定会修订他的无产阶级理
论的。
西方国家，我认为，自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见图）主义后，就与19世 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里，不仅是只有哈耶克，实际上，哈耶克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才会使社会大众走向被奴役的道路。因为那样，劳动大 众，就会完全被资本控制，因此被奴役。而罗斯福新政后，不仅凯恩斯经济学，还有福利经济学等出现，都大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地位。那么，罗斯福的新政，凯恩 斯的经济学，那种所谓的“国家干预”，会不会也像苏中的社会主义那样，造成对人民的奴役呢？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为什么呢？
秘密就在于美欧的“政治民主”。
民主国家的构造，是由“民选”中获胜的党在政府执政，没有伟大领袖，没有永远执政的、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它怎么能够去“奴役”人民呢？在民主国家中，若有“国家干预”、“国家计划化”、“混合经济”等，政府便能够去奴役人民、奴役小业主、奴役学生和知识分子吗？不，如果他们奴役，他们就会被“民选”哄下台。在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里，不可能发生哈耶克的“奴役之路”的。而若是在一个非民主国家里，例如中国，尽管在鼓吹“经济自由化”，即使私营业主们也有了 绝大的自由，那么中国工人阶级就能够摆脱被奴役的境地吗？不还是要走上那个哈耶克的被奴役之路吗？
中国情况证明，没有政治自由的工人阶级，是一定会被奴役的！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自由的私有经济。
所以，与赵紫阳先生等中国政治家们的看法不同，我认为：
关键：不在于经济是不是自由，而在于政治是不是自由。
所以，我认为，政治自由，才是建立“真的社会主义”的前提。
比起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空洞地、蒙骗性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口号，西方国家的自由的工人阶级，有各种“政治权利”，因此也才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不才是同情工人的那位老马克思先生的真正理想吗？
难道老马克思希望他所同情的工人阶级落到苏、中等国家这样：罢工被镇压，罢工领袖被逮捕，罢工工人被狼狗咬，工人们不允许成立独立的工会，也不允许与雇主方“集体争议工资”的……什么“社会主义”吗？
写到这里，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阶级专政”？
即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势必会转化的。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整个阶级去专政。实际上，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地主阶级专政”，也是不存在的。一 整个阶级，有千千万万的人，怎么能去专另外千千万万人的政？中国的文革，就有这样一种实践，文革初期，许多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被另一些人群疯狂地 活活打死。北京郊区就发生了这样残暴血腥的事，后来一直没有受到追究，若干宝贵的生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它时时使我感到心里很痛。想想那 些无辜的孩子，想想那些并没有多少罪恶的老人（地主富农），在狂暴中无助地死去，实在是太惨了！难道这就是“阶级专政”吗？不，这是犯罪！
后来，千千万万的“走资派”也被专政了，这依然不是“阶级的专政”。
实际上，只有“独裁者”才能实现“专政”，他可以专所有人的政！
这样的制度，也就是独裁制度，我认为，必须从地球上铲除！
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呢？我想，如果工人变身“领导干部”，那么他本人也就不是工人阶级了。于是，还是不能完成什么“阶级专政”。对此，列 宁开始设想的过于简单了，由“工人监督”来使政府运转……，后来，又设计了“工农检查院”……，但实际上都不行，也都不能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列 宁1918年枪伤后，可能已经不大能够正常地思维和工作了，但是，即使他没有受枪伤，他能否就真的能够解决后来出现的“斯大林专政”（对全国所有人、包括对工人阶级的专政）问题？现在没有根据，也很难推断。
其实，我想道理也很简单，只要工人变成干部，那么“存在决定意识”，那么在总体上原来的工人们也很快就会有“官员习气”。结果呢？“干部所有制”很快就 会演化为“新阶级”，这也是近代“社会主义史”所一再证明了的。所以，没有“民选”和“三权分立”的苏维埃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限制“官僚体制”和“独裁体 制”。结果，独裁者斯大林上台了，把列宁时期本来是合法的“党内反对派”，一扫而光，反对派们全都变成人民公敌而被独裁者枪毙了。
民主制度的路被堵死了。
列宁曾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大意）。我认为，讲的很有些片面。人类历史上出现国家，就是为了压迫么？于理不通。我认为，国家，也就是公权力，必须首先要保障社会秩序。这也是该社会（任何社会都一样）全体成员的根本利益所在。
这就是我以前在《中国为什么会有皇帝》一文中说的那个道理。
否则，抢劫和争斗就不会停止，社会就不得有片刻安宁，就不能够正常运转，甚至于根本不能形成“社会”。
在中国古代，很多时间里，处理抢劫和偷窃，惩罚完全不同。通常，抢劫就会被砍头，惩罚偷窃要轻得多。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抢劫到处有，如果光天化日也 敢干，那么社会就会失去秩序。所以，李世民时可以达到“商旅夜宿”的程度，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井然，这非常不容易。这不是李世民“压迫”了某一个阶级所 带来的，而恰恰是协调了各个阶级的利益、依照法制来治理社会的结果。
对于一个社会，什么最重要？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
本来共产党教导一直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我很怀疑这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论断。
我认为，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
即使是在人类的蒙昧时期，我认为，那时候管理和分配（部落长老负责）也比生产（狩猎、打渔、采摘果子和简单种植业），对整个社会（部落）安定和秩序，要 更重要些。即使猎到的野兽再多，生活有了提高的条件，但是，如果酋长不公正的话，部落的“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安定。在现代中国，其实也是一样，即使经济再 困难，也总会有办法。可以通过技术教育、组织劳力、建设工厂等手段来解决。特别是农民，只要不束缚他们，让农民有自己的私有农地和耕种自由，那么，分得土 地的农民，总会有办法种庄稼和进行养殖的，再有物质困难，解决食物也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政治上不行了，毛泽东专制，实行人民公社，发展村办工业……，那么，就快要出大问题了。如果农民什么自由权利都没有，乡村的干部比地主还要凶，农民就没法活了，那国家不陷入大饥荒也是不可能的。
再谈谈几个小问题。
一是：有人担心若农民分得私有土地后，如果单干，不久就会发生土地买卖，部分农民就会重新陷入赤贫，又会重新出现地主。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时代不同了，为什么日本和台湾的土地改革后，并没有出现土地大规模兼并和农村两极分化，那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同了。
所以，我认为“农地私有化”并不会敲碎中国的“社会主义”瓦盆。
第二个，现在还有个新说法，颇有欺骗性。就是“中产阶级”这个怪词。
经济学家们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就是中产阶级的扩大，那样社会就会进入理想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会有多少人？学者们有各种猜测，1亿人，3亿人，5亿人，说多少的都有。为什么大家都瞎猜一气？说明什么是中产阶级，人们也并没有弄明白，起码我就是不明白的。在英文中，有“中间阶级”一说，即middle class， 那是指一种收入状况，而并非阶级地位。在中国，中间阶级，被翻译成了中产阶级，但实际上，何谓中“产”？被雇佣者们都有“产”吗？都变成小资本家了吗？所 以这种翻译，模糊了中国人民的正常视线，讨论起来，根本就没有意思。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中产阶级”无论有几多，都不能证明任何有关目前中国的“社会主 义”特征。西方人通常认为，比较庞大的“中间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中间阶级的扩大有利于“选举政治”，但在中国，我也还没有见到有任何的“小资产 者”们在高声呼吁政治民主。
我想，“中产阶级”即使有扩大，也不可能影响或改变中国的“劳资关系”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局面。那么，中国的胸前，仍不可能就此挂上一块“社会主义”徽章的。
第三个问题，中国在国际上是否是“社会主义”形象？
我感到，中国在60-70年代还是有些欺骗性的。当时，外界的人民不了解中国国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以为中国又发生了更革命的一场革命。当时，还有不少外国的青年学生加以模仿呢，也胡闹一气。在1971年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时，大量第三世界国家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大概以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60年 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后，中国更可以为穷兄弟说话了，可以为穷国家主持公道了。其实，他们误会了中国。后来，邓的外交政策却明确地提出了“韬光养 晦”，很快，中国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好汉”形象也就没有了。再后来的年代里，中国在很多事情上不表态，投了弃权票，似乎不分是非。所以，人们也似乎便对 中国的作用不大怎么期许了。
第四个问题，公营私营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由于股份制，私营的巨大公司和企业，好像是出现了一种“公营化”的劲头。80年 代的中国留美学生曾经奇怪，美国的私营大企业，就好像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似的，而不是林家铺子，“大资本家”在公司的股份，可能也只有百分之几。例如在 美国，哈佛是“私立大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哈佛是我的”。与此情况相反，在中国，那些巨大的国企，却正在“私营化”。不仅经营日益私营化，而且， 其利润主要也是为“国企高管”这个“新资产阶级”所大量吞食。
这不是两种制度的融合，这也不是互相学习的结果。
这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堕落。
最后我想说，我们看中国问题时，似乎应当跳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老概念，而使用“政治民主”和“独裁专制”的新标准。
中国的“资本主义补课”就是真好，就是再怎么好，若是没有政治民主，那么中国唯一的道路，就是走向政治专制和人民被奴役！与哈耶克说的相反，中国越是“补课”，那就越糟糕，最后将会弄得大量中国劳动人民没法好好过活。
所以，我现在一听到学者讲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废话，就觉得烦躁。世界上哪里有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我现在一听到讲些“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 样的蠢话，也感到很是乏味，听不下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早已经不是马克思讲的那种资本主义；西东方之间，也根本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区别，而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市场经济”一词，从美国人口里说出，那可能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蒙混，希望籍此攫取利益；“市场经济”一词，从中国人嘴里说 出，那多半是一种愚蠢，或者就是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做上一个漂亮、欺骗性的假动作。例如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明明是让少数与“有批文权力的高官”有联系的太子党们发了横财，但却被说成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必经的道路。还有什么“计划经济”啊，“市场经济”啊，等等，这些个名词，也实在太无聊了，简直听够了。
我们的学者，难道不能讲几句真的入道理、通情理的话么？
我感到失望的，无论是1989之 后的所谓改革派，还是守旧派，简直都是一样。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争谁的利益，有人争小资本家的利益，有人争“党”的利益（也是少数人的利益），有人争官 员的利益，有人争本垄断行业的利益，但看来，就是没有任何一方，认真考虑广大的工人的普遍利益。没有一派说一说，如何提高整个劳动人民收入，如何建立起社 会保障体系，如何降低“剩余价值率”，并给穷农民工们一条活路……。在这一点上，甚至就是赵紫阳先生的经济思想，也一样。“改制”啊，“产权”啊，都是为 资产者考虑和设计的。
附录：
按：我的一份书稿中关于“罗斯福新政”的一段文字。
我似乎经常迫不得已地想起“社会主义”这个词。我经常想，当现代西方社会克服了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时，是否也可以说，他们也已早就进行了某种“社会主义的改变”呢？一种对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还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吗？工人“集体争议工资”权利的确定，难道不是工人阶级的一次“伟大解放”么？苏中的社会制度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奴役，难道不是惊人的、令人反感的？那么，苏中到底有什么“社会主义”呢？
社会主义，毕竟只是个词汇，我总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词汇，而是要把工人阶级真正解放出来……
为此，我想把我过去一份书稿中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论述贴在这里：
《下岗经济学》书稿中一段文字：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个可怕的危机，至今能令西方人谈虎色变。危机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下降37.2％，其中美国则下降了46.2％（略好于中国1962年的工业下降幅度）。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4.9％。在这样可怕的情景下，西方所谓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是需要找个出路了。这时出现了两件大事：
一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则在经济学举行了“凯恩斯革命”。
先简述一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我看来，罗斯福的“新政”可以说是20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一次最伟大的实践。它不仅挽救了美国，而且挽救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当民主党人罗斯福1933年3月间就任总统的时候，美国经济简直已成崩溃之势，1/4的“工薪阶层”失业，商业活动还不足平时的6成，有1400家银行已经在头一年倒闭，商品价格大跌至最低却仍然卖不出去，全国笼罩在一片绝望情绪之中。
罗斯福竞选时并没怎么强调经济问题，但上台之后，迅速地采取有力对策，以对付经济大萧条。从金融、信贷，到农业、工业、电力、运输等业，很快地就“出 台”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法令，经济的形势很快改观。在此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罗斯福总统的劳工政策和工会组织的复兴。和现今的情况一样，经 济灾难总是首先落在贫穷的劳动者头上，大萧条引起的失业是影响社会安定最可怕的因素。当时罗斯福采取了三方面的政策，第一，最迫切的是“救济失业”，使失 业工人得以活下去而不至被饥饿吞没；第二，通过失业保险、老年保险等和其他的方法改善“工薪者”的经济安全；第三，加强了工会组织在美国经济制度中的地 位，这是在西方国家中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有效途径。
罗斯福对于失业问题异常重视，他刚一就职，就立刻着手处理失业问题。他制订了一个法令，授权总统可雇用失业青年组成一个“平民保持队”去进行造林、防洪和各种市政工程，总统对于森林有特别的热情。在头一年，该队就达到30万人规模。一二个月后政府通过《紧急救济法令》，成立了一个联邦紧急救济总署，又设立了一个市政工程总署、工程计划署等，前后拨了100多 亿美元从事就业与再就业的工作，解决了数百万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人们认为，罗斯福的失业救济政策，是基于人类应有“工作的权利”这样一个根本的信念，他认 为最好是让大家都有工作而不是靠救济金度日。但是这个计划当时在美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专家指责它浪费和缺乏效率。此外，罗斯福总统还通过立法、以各种法 律来保障劳工（工资收入者）的经济安全，如《全国就业服务法令》、《铁路员工退休法令》、《瓦尔希---赫莱政府合同法令》、《公平劳动标准法令》等。法令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作时数，例如凡和政府签订1万美元以上合同的商人所雇用的工人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0小时；不得雇用16岁以下的男工和18岁以下的女工。
“新政”时期，美国的工会权利得到了很大加强。《全国工业复兴法令》规定，职工有权“组织起来，并且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去向资本家集体地争议工资，而且 在选派这些代表或自行组织工会时不受雇主或他们的代理人的干涉、限制或强迫”；而雇主不得强迫职工加入“公司联合会”或是限制他们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 受雇的条件；雇主必须遵守该工业法规上有关劳工问题的规定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好像是获得了新的“自由宪章”，工会会员人数迅速增 长。当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项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后来，为了在工资争议时劳资双方能够有平等的权利，1935年又颁布了《全国劳动关系法令》，禁止雇主：1.在工人行使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时进行干涉、限制或强迫；2.拒绝工人集体争议工资；3.对组织工会或工会的行政加以干涉或操纵，或在雇用工人和工作时间方面用区别对待的办法对工人加入工会进行干涉。后来，美国最高法院认可并通过了这项法令。美国参加工会的劳工人数，从1933年的不到300万增加到1947年的1500余万人。
罗斯福“新政”对于工人权利的确认、对于工会有向资方“争议”工资的平等权利的确认，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从人权意义上讲，工人地位的改善使人 权状况获得阶级意义上的改善。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集体“争议工资”权利的确认，使得“剩余价值率”在实际上有所降低，工人工资的提高，提高了全社会的总购 买力，增加了全社会的“总需求”，使得“生产过剩”的危机得以缓解，这对于全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起了决定性的良好作用。
显然，“新政”已含有和“老资本主义”不同的气息，对先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很大的改良；当然，人们并没有把它叫做“社会主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 总之，罗斯福总统以他的“新政”和抗击法西斯的卓越历史功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是惟一任期超过两届而四次当选的美国总统。
……
（200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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