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三个选举对着看
12月3日有三个选举消息。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普京所在的统一的俄罗斯党夺得杜马三分之二席位。委内瑞拉全民公决宪法修正案，查韦斯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未获通过。在古巴，圣地亚哥市官员一致推选卡斯特罗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三个选举，三种结果。俄杜马选举后，新华社消息说，普京表示选举结果体现出俄罗斯人民对他治国的信任。委内瑞拉修宪公决后，媒体报道说查韦斯“终身总 统”梦破。卡斯特罗当选人大代表，然后才可能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赫说，古巴需要卡斯特罗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因为这一工作需 要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责任感。
其实，非独古巴，哪一国的元首，工作上都“需要敏锐的测定力和强大的责任感”。但产生元首的方式各不相同也是显然。 （图：查韦斯探望病重住院的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曾经表示，只有自然规律可以让他休息。查韦斯曾经表示，希望担任总统职务直到2050年，修正提案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总统可以无限次连选连任。普京则多次表示不会连续第三次担任总统，不谋求为连任而修改宪法。
古巴需要卡斯特罗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卡斯特罗总是听从国家的召唤，这都没有问题了的，这样卡斯特罗是否担当国家元首，甚至不取决于他自己，而取决于自然 规律，生命不息，卡斯特罗就得一直把元首做下去。普京将完成第二个任期，舆论认为前不久俄罗斯突然任命新总理，是普京在为下任总统进行布局，至于普京是否 会转任其它职务，一届以后会不会再次参选总统，则未可知。既然俄罗斯姑娘都唱“嫁人要嫁普京那样的人”的流行歌曲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吧，如果他继续发挥 影响力，估计也会被歌唱。
只有查韦斯很受伤，志在“终身总统”（在中国，人们只知道袁世凯搞过“终身总统”，但很快嫌不过瘾，当了皇帝），却 被民众否决。他提出的修宪内容包括，延长总统任期，不限连任次数；允许总统直接任命省市官员；总统有权宣布紧急状态，时间长短不受约束；设立以反帝原则为 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总统掌握中央银行；全民每日法定工时从8小时减至6小时；最低法定投票年龄由18岁提前至16岁；为诸如佣人和街头小贩等下层民 众设立基金以享受到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等等。修宪方案中总统扩大权力与民众增进福利同步并进，但最终民众似乎宁可放弃一些福利，也未同意总统无限扩大权力。
《北京青年报》点评说，“委内瑞拉修宪公投和俄罗斯杜马选举看似两码事，但其实都是现任领导人谋求突破宪法对总统连任时间限制的举措。不过，查韦斯直接 要求修改宪法，激起民众不满；而普京采用迂回战术，取得民众对他治国的信任。”我说，宪法修正要付诸公民公决，这么高的门槛才导致查韦斯提案未获通过，可 能也是威望如普京之高也不设想修宪的原因。我还要说，一个人是否会永远发挥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在有的国家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例如美国，例如古巴，前 是是必然不可能，后者几乎是一定会这样，都不成为问题。而在有些国家，则成为一个问题，例如俄罗斯，例如委内瑞拉。
世界各国的道路，按说都是 “人民的选择”，人性又基本上是相通的，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是否该永远治理国家，有的全无可能，有的则是必须，而有的则成为问题提出来了呢？ 这些真的是人民在起作用吗？如果确实是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如此不同，以至于接受怎样的管理才合意都答案不一？
2007-12-5
刘洪波：搞拔举，试推举，何如上道行选举
在安徽，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近年已出现了18位被查处的县委书记，原因多为卖官买官。去年11月以来，安徽省在肥西、五河、定远、无为、潜山、镜湖等五县（区）开展了规范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的试点。
《中国青年报》12月10日就此发出大篇幅报道，试图回答规范县委书记用人行为的试点工作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就“规范用人权”来说，给安徽五个县的试点一个肯定的答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试点县内，至少从程序上讲，干部任用不再由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在动议、提名、推荐、考察、酝酿、决定、考核等步骤中，群众、组织部门、常委和书记办公会开始对书记权力的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
正如试点名称所揭示的，这些进展，属于“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区）委书记用人行为”的性质。也就是说，县委书记的“用人权”仍然得以保持，试点工作只是为用人权的滥用设置一些障碍，从制度上使县委书记难以去卖官买官。
但就解决卖官买官问题而言，一群人作决定比一个人作决定要好，这是无庸置疑的，却并非没有“集体贿买”的可能。虽然乐见试点中显示的“用人决策层扩大”的效果，但我想，官员任用的机制，从根本上讲，还在于“用人权”这个权力的消失。
在皖北，出现过卖官买官而产生的“千万县令”。“千万县令”这个说法，将共和制度下的政党干部与王朝政治下的地方长官进行了直接比附，这种比附能够产 生，在于县委书记确实具有了“县令”的权能，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原因，就在于这一职务几乎让一个人具备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带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生活的 条件。这种条件使县长往往变成名义上的行政长官，而实际上不过发挥主簿的作用（腐败官员者都感慨“书记县长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使得一个地区民众的幸 福要寄望于县委书记对政党事业的忠诚。而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也显示了这种忠诚设计无法超越“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的规律。
对一个地 区的治理来说，官员任用怎样从“书记用人”转变为“民众用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但在“书记用人”的条件下，书记成为代 表人民来赋予某人以权力的人，问题是书记是否能够代表、是否愿意代表千差万别的人民。县委书记的用人权被规范为“集体决定人事”，仍然会有这个问题。
在官员任用上，需要有一个从拔举、推举到选举的转变。县委书记拔举，或者几个人拔举，都是提拔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经过了民众推举，有些地方民众连 推举的资格都被取消了。而一个现代治理，应当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合乎社会治理的道德与理性，也是避免卖官买官的根本办法。我们想想，即使在选举 这种大范围空间，也往往要制定办法去防止“贿选”，在小范围决定人事的情况下，行贿受贿的发生机率会有多高。我就不明白，与其苦心孤诣去完善拔举、试验推 举绕来绕去，何不走上大道行选举呢？
从“书记用人”到“集体用人”，对书记用人行为会有一定的约束，但在书记具有更大权力的环境下，“集体” 未必不受到书记好恶的影响，即使书记不加明示，不发表“引导性意见”，他周围的人也不难从日常行为中猜度书记的“用人意图”。而且在一个小圈子内，投票范 围的扩大，也可能意味着行贿成本的提高。
授予某人以权力，需要走出神秘状态。因为权力行使的对象是民众，那么民众不应只是被通知、被听取意 见，而是应当能作出决定。而无论是书记做主，还是书记周围的集体决定，都会使“用人”在秘而不宣的酝酿中、神秘忐忑的表决中产生。让权力的授受走出密室， 走到阳光下，把民众变成权力授予的主体，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出路。
200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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