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用什么阳光驱散政治黑暗？

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报告里，明确地提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的政治承诺，不仅赢得了在场代表热烈的掌声，更赢得了公众发自内心的赞许，被称作十七大政治报告的一大亮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反之，不在阳光下的权利运行，就是政治腐败，就是时代的悲剧。胡锦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句话，道出了中国政治的实质：专制的、阴谋的、不透明、落后的政权形式。一言蔽之，就是政治黑暗；若非如此，“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就无从谈起。

胡锦涛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实是个很好的政策，而真实的、能驱散政治黑暗的阳光又是什么呢？当然是指阳光政治，而不是唱唱哪个地方的天是明朗的天，到处宣讲科学发展意义深远，整治腐败决心很大；于是政治黑暗就冰消瓦解，贪污腐败就无处藏身，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阳光政治这个概念流行于世，可以追溯到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那一年。朱厚泽先生（见图）一篇《呼唤阳光政治》的纪念文章，他对阳光政治这样论到：“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 人讨论，最终由众人决定。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众人的事，不能任凭宫帷深处，一言九鼎。哪怕它是圣主、明君。 众人的事，不能听信密室策划，阴谋权变。不论它是政客、精英。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在这点上，两代的政治家的看 法竞如此相似，可见中国政治的症结所在绝非无人明白，更不是无药可治。如果真能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从第一缕阳光撒向权力 运行的那一刻开始。

政治黑暗是一党专制的痼疾，黑暗产生于一党把持和垄断几乎整个 社会资源，还利用强权将自已的那些并不高明的思想强加于全社会。如何改变一党专制的现实呢？很多人在思考着这一问题，思考着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一党专制不 是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在中国不过是穿西装打领带、会说编造新词的皇权专制继承者。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胜利，就是把君主把持的政治权力归还给社会，这才使 政治成为众人的事，所谓的还政于民即是。还政于民是历史的潮流，是现代政治的必然；也是区分现代的工业文明还是落后的农业文明的试金石。以君权神授的名义 也好，以几个代表的名义也罢，只要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而不是众人的参与，就是政治黑暗，就是独裁专制。在这个意义上讲，宪政民主才是皇权专制的克 星。但在中国，竟会找到那么多反对现代政治制度的理由来，国情不同，国民性问题，理由种种，不外就是一句话：令人崇拜的权力，岂容他人染指？于是就垄断、 就把持，正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民主的缺失，使众人的事成为政治寡头的私事；多少腐败由此而生，多少弊端由此而起。不过，政治黑暗的宫帷深 处，圣主、明君，政客、精英，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见光死。策划于密室，阴谋权变这些皇权政治的鬼魅魍魉，不怕心计不足，就怕阳光下的运行。那些见 不得人的鬼事，岂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猖獗？

民主宪政是政治黑暗的天敌，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权力在阳 光下的运行才能成为可能。而一党专制下的“宪政”，连边缘式的宪政资格都无从谈起，是挂着民主的羊头卖专制的狗肉，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差十万八千里。假民主 之名行寡头政治之实，害国害民害自己。毛泽东时代以路线斗争在党内剿灭异己，用阶级斗争在社会上滥杀无辜；而今天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是严惩还是放纵？在黑 幕的遮掩下，也成为真真假假的“政治”，而这又使多少人成为这种黑暗政治的作恶者和受害人？不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就没有什么公信力可言。只有确立真正的 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中国才有可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社会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常识，也是百年来无数生命和鲜血给我们的教训。即使那些所 谓的法制，没有政治阳光的照耀，也不外是苛法恶法，并成为司法腐败的滋长发生的土壤。权力制衡、司法独立并非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我 们并没有多少理由拒绝它。马克思主义不能拒绝它，声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能拒绝吗？总不能把中共就是理所当然地要把持权力，众人就是不得参与作为理 由，拿到桌面上来说事儿吧？

我们并不相信政治变革可以一蹴而就，转眼间阴霾扫尽阳光灿烂；专制的嘴脸在一夜间就一脸的民主。但我们始终相信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皇权专制的遗产迟早会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使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寡头、帮会称作political party， 这堆腐朽的遗产最终是现代文明的弃儿，也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死敌。冯友兰曾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 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城里人和乡下人是个比 喻，却道出了工业文明和农耕文化的根本差异。而所谓的中国国情不同，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同，我们国民的素质差，不过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我们至今还深深 地陷在农耕时代政治观念的泥潭的事实，摆不脱的还是皇权专制阴暗心理。所以才有把民主和自由视作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的现实。对于这样一个可悲的政治黑 暗，用什么样的阳光才能驱散？当然只能以民主和自由对之。而这其中最要紧的不外是出版、新闻和言论自由，这是对付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利器。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于1786年指出：“我们的自由取决于新闻出版自由，限制这项自由即会失去这项自由。” 从一开始，甚至在美国宪法于1789年生效以前，美国革命的先驱们就强烈地感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便无自由可言。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中就有了这项重要原则，即保障新闻自由的宪法高于联邦、州或地方的单项法律。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修正案中有一段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教授、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前执行主任简·柯特利(Jane Kirtley)根 据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若干裁决，连同下级法院做出的其他数百项裁决，说明司法系统在美国体制中所发挥的保障新闻自由的重大作用，并突显了司法独立与公正的 必要性。她明确指出：“宪法与权利法案从来都不是自动生效的文件。它们依赖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来解释它们并赋予它们生命力。”但将有关原则永久地纳入宪 法，有助于确保法院系统会采取行动尽量扩大新闻自由，而不是极力压制新闻自由。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法学理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如一，大概这就是美国强 大的软、硬实力关键所在吧。

如果说美国在新闻出版自由上的司法保障是城里人的法律，我们在 新闻出版自由上的规定倒真像是村长在土墙上贴的通知。至于司法保障——连一部《新闻法》都不敢制定的国家，更是无从谈起。虽然在宪法里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 言论出版自由，可是至今为止，哪个公民在中国有一点出版、新闻言论自由？中共把持了出版、报纸、广播、电视，就连互联网都不放过。这种做法是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还是让专制在黑暗中作恶？胡锦涛在十七大不是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吗？那就请把这缕阳光先还给我们！让它划破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长夜，指引我 们从政治黑暗中走出来。问题是，胡锦涛先生虽然讲了，但他的同僚和他的下属会按照他的政策执行吗？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