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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7日星期四

杜光:北大精神归来兮!

北大精神是什么?许智宏校长在今年428日校友返校时,引用了北大历史上四位先贤的名言,包括蔡元培(见图)“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来阐述北大精神。我认为,蔡元培老校长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对北大精神的最好的概括。

蔡元培对北大精神身体力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就是这一精神的集中表现。此后三十多年,北大一直是令人瞩目的自由园地、民主堡垒(包括西南联大时代)。学生可以自由成立社团,研究问题,发表意见,开展活动,各擅其长。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扩大了见识,拓展了能力,并且接受现代意识的熏陶,可以成为全面发展的知识分子。这正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体现。其实,不止是北大,当时的很多大学也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这个精神。蔡元培先生说它是“世界各大学通例”,开明的大学校长都懂得这个道理,不过北大坚持比较彻底,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罢了。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大自身的精诚团结。蒋梦龄前校长曾说:“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三派势力中最活跃的当然是学生,他们是历次民主运动的主力军。另两派势力,特别是教授,为推进民主运动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每次学生民主运动都得到教授的大力支持。他们或发表宣言、声明,或应邀参加集会讲演,或接受访问表态,总是站在学生一边,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194891920两日,北平市特种刑事法庭开出黑名单,以“匪谍”罪嫌传讯北平各大学的325名学生,其中北大93人。从19日起,北平市军警就紧紧包围了北大的各个校区,但在胡适校长和陈雪屏训导长、郑天挺秘书长的周旋与回护下,直到六七天后军警撤走,校内没有一个学生被捕。只有农学院几个没有列入黑名单的同学在校外的路上被抓走,后来也被校方保释出来了。

这种三方(校长、教授、学生)一致的情况,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从1950年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消灭了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外的所有学派的合法存在,摧毁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原来的经过多年实践是比较科学的大学体系和结构,全部打乱重组,进一步铲除了大学精神赖以存在的人文条件和物质基础。经过1957年和文革及1989年的血雨腥风的洗劫,更使这个大学精神荡然无存。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把大学教育全部纳入一党的绝对统治之下,三派势力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个党的统一领导。从而,使大学出现三种明显的转化:第一是党化。在教育内容上,把政治思想课作为主课,灌输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但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学生明知课堂讲授和社会实际的巨大差异,但为了分数,又不得不死记硬背那些虚假的说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虚伪的学风和校风。在组织体系上,党委书记成了学校的最高领导人,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必须听命于系和室的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1957年“帮助党整风”期间,有些老教授就反映,有些学生中的党员原来对教授还比较尊敬,毕业后留在系里当支部书记,很快就变得盛气凌人,对老教授颐指气使,横加批判。转入反右以后,提这些意见的教授,几乎都被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7年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对党化教育和党的领导说三道四了。

第二是官僚化、衙门化。首先,盛行官本位、等级制。学校有级别,行政人员也有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级别。凡是“长”字号人物,无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其次,颠倒了行政与教学的关系。这两部分人本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管钱管物的行政人员,应该是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服务的,可是现在却成了官民关系,养成了一种官僚作风、衙门作风。有些办事人员成为对教学与科研人员管卡压的老爷,教师办事要看他们的脸色,受他们的气。有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老教授,就因为晚上发病要不来汽车,未能及时治疗,不幸去世。再次,同一切官僚衙门一样,机构臃肿,冗员繁多。在加强管理(而不是加强服务)的思想指导下,有些部门的职能被扭曲,增加了不少的人员。如保卫部门的职能,主要应该是保卫学校的安全,特别是教授和学生的安全。但他们却把重点放在堵塞学生的思想自由上。像防小偷一样防备着学生和教师里的“不同政见”。

第三是市场化、商品化。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在改革的汹涌大潮推动下,同许多大学一样,北大也办起了一些企业。这当然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实现了科技和实业的结合,对于推进科技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缓解学校的财政困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教育产业化”口号的推动下,学校市场化,教育商品化。拜金主义的办学方向,在教师、职员和学生中间造成了追求物质享受的倾向,追名逐利,甚至不择手段地损人以利己,假学历、假论文也有所发现。

在上述“三化”影响下,原来的三派力量,即校长(还要加上行政人员)、教授、学生的精诚团结已经不复存在。相反,在凌驾于三者之上的党组织的操控下,全校党政机关都站在学生和教师的对立面,成为扼杀学生民主要求的凶手。1957年的“519民主运动”、1986年的“自由化高潮”,1989年的最终导致血流长街的民主运动,学校当局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脚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早已被他们踩在脚下。虽然如此,在北大的校园里,在莘莘学子中间,却潜藏着、散发着被践踏、被抛弃的北大精神。从1957年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的波浪起伏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是1989年的大屠杀,也没有根除北大精神对学生的影响。前不久我读到钱理群教授在学生社团“时事社”纪念创立10周年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朗读了“时事社”10年前在《时事》杂志试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寻找真北大的声音》:“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但他总也立不起来。”文章最后表示:“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请看,这些对北大精神的叩问,这些继承和宏扬北大精神的决心,不就是10年前的北大学生吗?他们没有被8年前的枪弹和鲜血的暴力镇压所吓倒,也没有被风靡全国的拜金主义所俘虏,却孜孜不倦地追寻着遗失的北大精神。10年过去了,“时事社”的社员大概也换了好几茬。在纪念建社10周年的时候,他们请钱理群教授来讲话,而没有请那些认为“反右有理”的孔子后裔或反对改革的毛派教授,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正继续沿着10年前的方向前进。我深深地相信,有了这样的学生群体,北大精神之火是不会灭的。

但是,对于要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来说,这一点点火苗是远远不够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不在于盖多少房子,招多少学生,而在于有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精神。只有恢复这个北大精神,三派力量才能团结在这个精神里面,使北大融入世界,为国家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许智宏校长在校友返校时引述蔡元培先生的话,说明他对北大精神是有所领会的。但是,在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他作不了主。在1949年以前,蔡元培、蒋梦龄、胡适等这些既有学识、又有良知的校长,还可以为学校的独立和学生的利益同执政当局抗争,当局也无奈他们何。但1949年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社会一切领域都“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下,大学校长却完全丧失了与当局对抗的勇气。因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是同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不相容的。宏扬北大精神,就意味着对这个专制体制的挑战,这是专制体制和代表着这个体制的政治势力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要恢复这个北大精神,就必须改革现行的专制体制。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精神,才有可能得到恢复,并且进而发扬光大。作为“北大人”,不论是在职的教职员工、在学的学生,还是已经离校的校友,都有双重的责任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是为了社会得以和谐、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恢复北大精神,使北大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

但是,学校当局在现行体制下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问题在于是否认识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能不能同学生和教师站在一起,追寻失落的北大精神,并努力恢复和发扬这一精神?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敢于承担起这个光荣的历史使命,那么,有所作为的机会和课题还是很多的。即使被有关当局否定,只要提出学校自己的建议,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进一步明确地宣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精神所在,并在各项工作中认真贯彻;设立公民课,加强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教育;通过自由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让学生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党团不得干预;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重新编写校史;精简机构,在行政人员和党务人员中进行为教学服务、为师生服务的教育;承认在1957年的民主运动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向所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道歉;与有关方面协商,在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旁,建立“五一九民主运动”纪念馆,收集包括受难者生平遭遇在内的有关史料;声明不久前拆除三角地不妥,开辟新的民主园地,为学生提供自由论坛;为1986年、1989年民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学生平反;恢复焦国标的教学工作;将历史上对民主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而被错误处理的校友,如罗章龙、扬帆、林昭等,列为荣誉校友,在未名湖畔树立林昭记念碑;把司徒雷登的墓迁入北大,并勒石纪念他对发展中国教育和建设燕京大学的贡献;等等。这些作为,都可以体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精神。当然,要实现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其中多数不是学校当局力所能及。但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取法乎上”;另一方面,现在做不到的,可以创造条件,逐步推进。

恢复与发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是所有“北大人”的光荣责任。在学校当局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在校的学生、教师和离校的校友,应当有所作为;特别是校友,可以在校外发出呼声。进一步展开来说,恢复与发扬北大精神,不仅是北大一个学校的事情,它对发展和完善大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对推进民主革命,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它值得一切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关注。让我们一起呐喊:“北大精神归来兮!”

(根据12月20日下午的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扩充整理而成)

20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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