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作者：陈奎德(图）

共产国际(the Comintern)已经消亡，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

杭廷顿 Huntington, Samuel P.

风乍起

正当“中国崛起”的颂歌不绝于耳、喧哗赫赫的北京奥运会准备张灯结彩之际，在纸醉金迷夜夜笙歌踵事增华的背后，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北京的外交天空上，却升起了一片片日益扩展的浓云。它使中南海的主人寝食难安, 夜不能寐。

何事致此？一言以蔽之：外交风向变了。

中国人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近代民主国家的外交史上，宏观而言，实际上也有一个周期更替律：或可曰：三十年地缘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三十年价值观外交 (Value Oriented Diplomacy)，风水轮流转。

当然，三十年者，比喻而已；同时，“地缘政治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也不是纯而又纯绝无混杂的。但是，确实存在外交哲学的取向重心之差别。人所共知，在西方民主国家外交史上，外交取向重心的轮流转换，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诉诸人们所熟知的二十世纪，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的典型，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和罗纳尔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总统，则是价值观外交的代表。

如今的风水，是向价值观外交倾斜。

战略迁移：以共同价值为旗

鉴于中共以其“低人权”和廉价劳工优势吸纳资本，它作为一个保持共产专制制度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崛起，势必对世界格局产生冲击，从而诞生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第三帝国崛起时的类似情势，构成了对世界秩序挑战。因此，民主国际的整体外交构想必定需要有相应的调整，提出新战略，亮出新旗帜，以因应这一历史性挑战。

在这一外交战略倾斜的历程中，美国是稳定性的长期支撑力量，而德国则是风向转换的先驱，在它们所引领的风潮推动下，在共同价值以及各自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下，法国、新西兰、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前东欧国家等…..各主要民主国家均不甘落后，纷纷跟进，举其荦荦大者，我们看到：

首先，最富于象征意义的，是倏然而起的“达赖旋风”。它指各民主国家首脑不顾北京的抗议和阻挠，纷纷在官邸或重要场合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系列旋风：澳大利亚总理会见达赖喇嘛，新西兰外长会见达赖喇嘛，奥地利总理会见达赖喇嘛，德国总理会见达赖喇嘛, 达赖最近又访问日本九天，……风生水起，蔚为大观。达赖一路走来，气度从容，春风化雨，凤凰来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高潮，当是10月17日美国国会向达赖颁授地位崇隆的金奖，布什总统亲自颁奖并致词。 这种盛大的规模和热潮，这种各国几乎不谋而合的外交姿态，在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它戏剧性地宣示了潮流的转换，彰显了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价值鸿沟。而对北京，它无疑是一场无声的精神性示威，是中南海难于下咽而又不得不下咽的一剂苦药。

其次，人们注意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不久前出台了一份德国新亚洲战略构想的文件，要调整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强调了德国政府必须和中国保持相对的距离，加强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

此外，欧盟委员会在2006年10月公开了一份对中国的政策文件，语气冷峻；随后，欧洲理事会在2006年12月又发表了一份更强硬的23点“结论”，确信“台海两岸的稳定对东亚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是不可或缺的”；2007年初，一份“中国战略文件”出台，对中国现状的判断，语调悲观。

由于近年来美国对密切跨大西洋战略关系的意识强化，美德、美法关系获得正面调整，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美欧裂隙逐步弥合。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领袖的换届，更有助于改变早前的中、欧政治氛围。过去一直迁就中共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现在都已鞠躬下台，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中国更持怀疑态度、对美国更加友善的布朗、默克尔和萨科齐。萨科齐在当选之后曾表示，“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法国永远会和美国站在一边”，不久前又在美国国会发表回顾法美友谊的热情洋溢演说，并在两伊问题上呈现出亲美立场。在对待中国的态度问题上，萨尔科齐不仅因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点名批评过中国，而且，他访问中国的日程，是排在就任半年之后以及访问德、俄、美及北非之后。而默克尔，作为在前东德成长起来的总理，其表现更为激进，对她，本刊已多所解析，兹不赘述。

总之，诸种迹象表明，美英德法四大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评估，有了更多的协调和默契，出现了向美靠拢的迹象。譬如，欧盟最终仍然维持了对华武器禁运，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识”的政治后果。

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大亚洲”设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

2007年9月，关于“亚洲北约”的构想开始进入国际性博弈的阶段。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该演习显示，印度已经着手把这一构想转化为现实。实际上，北京自己也指美日印澳四国加强合作是“亚洲北约组织”的开始。于是，亚洲的一个新的地缘军事结构正在孕育之中。

人权：缺席审判北京

人权领域，历来是北京的软肋。中国的恶劣纪录导致西方主要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批评。各国纷纷指斥北京未能履行其奥运承诺，未能开放其允诺的“新闻自由”，在有些方面甚至开了倒车。欧洲公众、企业和政府对中国的情绪已经发生明显改变，欧洲与中国关系从伙伴关系向强烈竞争的关系转变，中欧的所谓“蜜月”早已烟消云散了。

在欧盟新成员国中，尤其是在前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当中，一直对中国的人权纪录进行了严厉抨击，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有在共产制度下生活的惨痛经历，他们比世界其他国家国民，更有洞察力，更能够透过北京的宣传和“做秀”的表象，直抵真相，更真切深入地体会和想象当代中国的人权状况。原因无它，那是血泪凝成的洞见。

而多年来单刀直进不假辞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最近更强化了其音量。最近，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决议案，对中国关押、虐待、处决良心犯的行为加以谴责。该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未向政府登记的宗教团体，立即释放良心犯，并对被中国政府关押及处决的良心犯家属表示同情与哀悼。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1月6日，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雅虎公司在中国记者师涛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举行听证会。师涛及王小宁两人都在雅虎公司把他们的电邮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后被逮捕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雅虎公司首席执行长杨致远 (Jerry Yang)以及该公司执行副总裁迈克尔.卡拉汉(Michael Callahan)出席作证。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及另一位受害者王小宁的妻子俞陵也到场聆听，坐在杨致远和卡拉汉的背后。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的严厉质询和呼吁下，雅虎创办人杨致远和执行副总裁卡拉汉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事后，双方达成庭外和解，雅虎公司并承诺成立雅虎人权基金，以帮助因追求言论与新闻自由而受迫害的中国公民。在这场国会听证会中，形式上是议员们质询和批评美国的雅虎公司，实质上是一场缺席审判，真正的被告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共。听证会实质上是在审判北京当局迫害记者压制新闻自由的反人权罪行。毋庸置疑，这场听证会，中南海诸公料已仔细收听收看，想必如芒刺在背，如针毡在臀，他们在虚拟的被审判席上，坐立不安，毛骨悚然。

这是新一轮“软力量”竞争的先声。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已经厌烦于对中国那若即若离的“大市场”扮演求婚者的角色了。

成也经贸， 败也经贸

这当然不是指西方各国已经不在乎经济增长，不在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了。事情并非如此。西方外交风向的转换，有两个最基本原因：

其一，国家的基本利益、其国民的基本福祉，是综合性的，它不仅关乎经济方面的民生水准，也关乎个人自由与尊严，关乎基本的立国原则。

其二，更现实的是，近期中外经贸关系，本身也导致了各自由市场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乃至反感。最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在与北京做生意的经验中，常常感受到了高度的不公平感和无奈感。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政府主导，它有一套不同于国际规范的“潜规则”，而中国一些受保护的行业（如传媒、石化、银行）的市场准入，被政府设置了高度壁垒，货币又不能自由兑换，而别国的知识产权，在中国被广泛窃取。再加上中国劳工的低人权状态（如不能组织独立工会来保障自己权益等等），以恶化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导致双边贸易极不公平、极不对等，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最近，欧洲公司日渐强烈地表现了它们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挫折感。各种歧视性的贸易和投资的做法，让与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怨声载道，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践踏，对其金融服务行业、分销网络和受保护的行业的市场准入所设置的障碍，更令其沮丧。

中国的工业间谍特别是尖端技术的间谍活动，也影响了美国与欧洲对中国的情绪。特别是对企图侵入德国总理办公室和英国外交部及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网络，更强化了这一感受。

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在中国与西方经贸关系中，已成为持续了好几个月的严重问题。虽然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急于打击劣质产品，以图重建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但是，中国出口海外的海产、汽车轮胎、牙膏和儿童玩具等引发的一系列产品安全丑闻，仍然导致其他国家不断采取禁令和召回产品。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指出，虽然欧中双边贸易红红火火－－2006年为2540亿欧元，2007年有望超过3000亿欧元－－但是，欧洲工作的外包，迅速飞涨的贸易赤字（欧中贸易赤字正以每小时1500万欧元的速度增长，可能将从2006年的1280亿美元涨至2007年的1700亿欧元），还有中国市场准入所引发的越来越多的担忧，正让欧盟各国政府和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感到不安，后者正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进行猛烈抨击。

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大约是1千7百亿美元，预计今年升至创记录的2千3百亿美元。欧盟官员把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归咎于他们所称的中国人为压低货币兑换率，他们说，这让中国占有不公平的贸易优势。欧盟给中国官员施压，要求中国增加对欧洲产品的市场准入，并改革中国的货币兑换制度。

事实上，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民调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欧洲公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已经下降了15%至20%。在经济关系上﹐从基本图景看，最近两三年中，欧洲与中国关系已经从伙伴关系转向了强烈竞争的关系。

有鉴于此，可以说，中国的外交环境，是“成也经贸，败也经贸”，怨不得所谓“阴谋论”的。

冷战残局

有人会说，所谓“价值观外交”是陈旧的冷战思维的复活。

不必讳言，价值观外交的确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然而，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它有现实政治和经济的依据，它溯源与现实的政治版图和政治理念的竞争，我们不能鸵鸟式地视而不见。特别是，一个与国际主流体系格格不入的庞然大物，正在拼命地扩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它正在把自己标榜为一种新的模式——“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以挑战主流世界的生存模式。这一严峻的事实是不容漠视的。

人们常常不经意地谈到“冷战终结”。实际上，这是一句容易误导文明人类的断语。试想，一个经济迅速膨胀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党国家的招牌及其基本的政治统治方式，拒绝三权分立式的宪政民主，拒绝新闻自由，拒绝政党政治，我们有权利绝对精确地断言冷战终结了吗？事实上，冷战只是在主战场上终结了，但在亚洲，尚未签订“共产主义投降书”，甚至，连“停战协定”也迄今未签。在此情势下，侈言弃绝“冷战思维”，只能被视为是一种“麻痹战术”而已。 事实已经很清楚，“价值观外交”正是在这一历史际遇下应运而生的。它的使命是解决“冷战的残局”，清扫最后的战场，从而真正导向和平的终局。至于北京当局，面对价值观外交的挑战，是明智地以内政改革相回应，融入文明人类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去呢，还是仗着“财大气粗”，坚持共产招牌，并向国际主流社会摊牌呢？倘若如此，那就可能是最后一场战斗了：共产主义vs. 自由主义。

何去何从？也许所需时间不长，我们就可以看见中南海的抉择了。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