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许多人越来越看透四九年以来历次灾难，非得认真反省、道歉、赔偿不可，因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这里面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认真研究、穷搜资料，固 然起着不小的推进作用，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让当事人愿意起来回忆过去的灾难生活，让他们将资料整理出来，以便留给后人反省。我认为任何研究都代替不了 当时人的感受与回忆，虽然他们的回忆因年龄较大、时间较长，难免出现一些内容方面的偏差与失误，但其精神内核是值得认真重视的。
我很有幸做一点对右派的基础研究工作，结识了全国各地不少右派老人，包括各个时期受尽磨难的人。他们不仅阅历甚深，永不屈服，而且心态亦好，要求的只是真 相下的和解。如重庆、新疆、北京等地不少右派上书要求最高当轴的国家赔偿，如孙文广、李昌钰、铁流等右派老人频发批判右派时期与当今现实的檄文，其精神其 勇毅，真可谓鼓舞我等后学。更有许多右派老人拿起笔来，回忆自己一生的惨痛，如曾伯炎的《幸存者手记》、陆清福的《左右春秋》、李才义的《潇潇风雨路》、 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北师大五七难友回忆录《不肯沉睡的记忆》等。至于其它运动受整者亦有云南杨天胤先生的《我的〈金色年华〉及其他》，记录了人间地 狱马豆沟。或者接受有关朋友的采访，将其纳入史料回忆之中，如杨显惠的《夹边沟》等，至于单篇之回忆文章就更是不可数计，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洪水平 《站着写人生》等。另外，尚有学者如李辉整理出来的《杜高档案》等。我一直说，保留与整理最基础的史料，让历次运动的亲历者开口说话，拿笔回忆，是目下中 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认为这项工作，并不亚于占有资料后的分析研究，因为收集资料的难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不特受难者分散，年龄大，身体差， 心有余悸，而且经历者的后代也未必认可受难的父母说出真相，这似乎还是个令人难过的普遍现象。受难者的后代中有发迹的，不愿父母提及，影响他的前程；后代 中游走底层的人，本身无力管这些事，自顾不暇；后代中温饱小康者，不愿意父母说出真相而打破他们相对平静的生活。我当然尊重大家的选择，但我还是不无遗 憾。其实，我都非常理解。如果不使社会走向民主自由，而强权暂时分你的一杯羹，亦可以随时取走，这样的事，在四九年后我们还见得少吗？
前几天 我曾就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残害未成年人这样前无古人的惨祸，发表一点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别说并不成熟，就是精到到位，也比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与充满创痛的回忆逊色不少。他们一生的春春与美好年华，都深陷灾难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回来，这样的人间惨剧在神州大地上上演了多少次？至今仍屡屡上演！因 此当我看到五八受害时尚未成年的老一辈们要将其受害的经历写成书时，我内心对他们的感激难以言宣。在制度没有实质性变革的情况下，整人的制度是不可能真正 道歉的，整人的个人能道歉反省如肖菊人、黄显君先生等，也算稀如星凤。在此我要向那些后来忏悔反省的整人者表示我极大的敬意，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 错即改，而不在于死不认错。死不认错，抱着错误命赴黄泉，不是一个理智有识、流满悲悯者之当为。让我这样的后辈颇受鼓舞的是，不特一些著名的右派老人出来 发表自己回忆，向后一代提供资料。更有在边远地区备受欺凌的右派老人，坚韧努力，写下并编出非常有用之资料与回忆录，如云南禄劝魏光邺先生编著的《命运的 祭坛》（上下卷）近六十万字，就大量搜罗了禄劝的反右情况，并记下了一个堪与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等地一起，可列入右派受难地的劳改营元谋新民农场， 对研究“右派地理群”贡献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如其中保留下来的“新民农场日记”等，堪称至为珍贵。
魏光邺先生作为一名老右派，退休后，走访 了许多右派老人，费尽苦心，花尽钱财，是为了什么啊？难道仅是止于展示受难与诉苦么？我认为他们这样的右派老人，除了为自己的受难经历立此存照，表达自己 的人权受损，要求当轴者道歉与赔偿以外，还有为更多的人将来免受此种厄运的慈悲之心，也为我们民族记下这空前灾难的一页。因此，谨让我在此公开向以上提到 的诸位以及尚未提到的众多右派老人（许多老人及其子女给提供右派名录及资料，再此一并谢过），表达我的尊敬之情。人活在世上，活法固然有许多，但有尊严与 体面、健康与平和地活着，才是正理。我们现在尚未得到这样的生活，让我们为获得此种生活而努力。
本来应该给各位寄书籍、资料与名录予我的右派 老人及其子女，回信予以感谢的，但晚生百事缠身，复有生计之累，亦需奔忙；再者，近两日患感冒，无暇一一回复，在此谨请诸位老人见谅。因此我将此篇文章当 作一个对大家的公开回复，请相识的朋友互相转告，让各位老人知晓我的心意，不胜感激之至。2007年11月7日8：11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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