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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9日星期五

【特稿】管见:中共十七大“创新理论”大餐

(中共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此为马克思塑像)

【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19日】中共十七大的核心内容是新一届中央的人事安排,在大会前是幕后操作,在大会前半段也主要是在台面下做工作,并会以预选为正式选举铺路,免得出现“意外”。在台面上,则是以十六届中央的报告,将中共的一堆“创新理论”再次正式地端出来,作为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一种理论,它的发展,或中国化的发展,有一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例如,该理论原本是如何的观点,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在理论上引起什么样的变化,诸如此类。

然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创新”的气魄很大,已经不屑于做这些琐事。近几年来它的“创新理论”出笼的一般模式,就是把一些它认为有实际用处的概念拿过来,加工一番,弄出一副很新颖的模样,就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些东西,看上去与马克思学说有些象,又不大象,那没关系,中共宣布,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又拼凑出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然,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体系”。

中共的这些“创新”,现在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邓小平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自己大概不会同意将他的观点弄成一个所谓“邓小平理论”。他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不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其实是针对着那些“左派”,针对着以“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理念来控制经济发展的“左”倾路线方针与政策,实际上是与他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观点相联系的。

但是,求发展,在实践中就有发展方式的选择。在国际上,从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增长与成长之间有区别,GDP增长并非经济发展之全部,力求与环境、生态协调的经济增长方为可持续增长。

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左翼政党,对此应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然而,中共对“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观念,先是持蔑视与批判的态度,以为那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产物”,其“社会主义制度”则有无比的优越性。后来在现实状况面前不得不改变态度,改为沉默以对,再后来,突然间变了一副面孔,把相关的思想进展据为己有,仿佛“科学发展观”真是它的“创新理论”。而在实践中,中共在自己的官僚体系中,至今仍不能根据环境、生态的要求而做出实质性的调整,其政绩冲动支持的增长冲动有强大的惯性,以部门权力博弈、地方保护之类,将环境、生态要求压制到最低的限度。同时,以市场交易方式对付经济发展中的污染代价,十数年间已经发展起来,甚至在国际间也出现了相关的实践,而中共目前对付污染,仍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且多为事后补救,鲜少展现长远的视野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高消耗不是新问题,污染也不是新问题,但市场经济的浪潮涌来,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规律在起作用,而中共政府对此全无思想准备。他们只有依恃“先进的社会制度”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教条式狂妄自大,那就只能随波逐流,被短期利益牵着鼻子走,然后到了局面难以收拾,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已故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头上,新的领导人提一句“科学发展观”,则奉为至宝,仿佛真是什么创见。

即使真有创新,也该有自知之明,应该坦率面对前人有何贡献。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在劳动价值论上有所发展,但在《资本论》中可以清楚看到,他对前人的贡献一条条地记录在案,并有相应的分析。都说马克思发现或创建了剩余价值理论,而在考茨基编辑整理的《资本论》第四卷里,也同样对前人的有关论述作了分析,表明他的理论并非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这种学术上的严谨,在全世界是通行的规则。大概唯独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理论(概念)“创新”吹得震天响,仔细瞧瞧,无论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或“和谐社会”,都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有些甚至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理论,却没有看见中共对此有什么具体的理论分析和阐述。一切似乎都是他们自己在独创,却又不伦不类,所谓“三个代表”思想,看上去象是马克思主义,但似是而非──马克思学说的有关论述本来很清楚,中共过来一搅,反而弄得一蹋糊涂。

中共这样“创新”,其理论风格有传统,也有变化。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名义整垮了“国际派”,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制约是削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与理解也同样被削弱。不过,毛泽东对马列理论毕竟还有着一份敬畏,与彭德怀斗争的时候,直到刘澜涛派人将整理的一份马列有关论述的资料送上庐山,他如获至宝,才放手决定了对彭的整肃。到毛泽东晚年,要为坚持文革理念与实践作最后的斗争,还特意发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特意选编了马列33条语录,组织全国学习,并为干部指定了有关马列著作以求提高其水平。与《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及其长期的灌输相比,马列的这些语录和著作当然已经很难对中国共产党有多深的影响,一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与论述是中国人的思想与论述,且通俗易懂为其特点,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另一方面,马克思学说基本理论理论的论述,一般地是针对欧美等工业化已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中国民众对其相当隔膜,而针对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则恰恰被中国共产党视为“禁区”,因为它对东方专制社会的论述被中共视为某种威胁。

这样,以“务实”政治家邓小平掌权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悄悄地有所转变。为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邓小平要求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系统地”理解,要认识其思想体系,这样就可以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思想贡献也算作“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语录式”的思想方法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风格特点,邓小平自己又不是理论家,难以根本改变这种既定局面。

于是,新的变化就是,一方面,适应时代变化的特点,大幅度地减少教条式地引用马列语录,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另一方面,“语录式”的理论风格还保持着,但“与时俱进”地体现为“语录式”的“创新理论”流行起来。后者的特点是,中共高层能够看得顺眼、能够派上用场的理论概念,就拿来作为“创新理论”的材料,将它们组装、拼凑一番,一道道理论大餐就适应着政治需要而端出来,而那些不利于共产党专制的理论及其概念,则一概视为“马列理论的个别论点或字句”,特别是马克思学说对民主、自由的论述,当然都特别有害,就不可以再提了。许多对马克思学说真有研究的人们,往往会成为中共政权的批评者,甚至不得不流亡海外。不过,这种标语口号式的“理论(概念)体系”当然难以真正服人,江胡等新领导人的“创新理论”之成效,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马克思学说,特别是它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它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到中期时已基本成型,但要到晚期时,才能真正展开──有点类似于数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猜想令人着迷,证明起来则需要付出持续的、艰苦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它在马克思时代就盛极一时,到资本主义中期时却因为共产党专制的盛行而后继无人,走入低谷。针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思维仍在发展,却已多为非马克思学说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学说本身的生命力目前尚无起色,则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还算幸运,不象“中国制造”那样,会在市场上(特别是国际市场)受到严格检验。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还是冒牌的货色,人们一般不大在乎。况且,盗版往往很有市场,中共这种理论盗版,有权力为其支撑,更能卖个好价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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