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管见：中共十七大“创新理论”大餐

（中共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此为马克思塑像）

【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19日】中共十七大的核心内容是新一届中央的人事安排，在大会前是幕后操作，在大会前半段也主要是在台面下做工作，并会以预选为正式选举铺路，免得出现“意外”。在台面上，则是以十六届中央的报告，将中共的一堆“创新理论”再次正式地端出来，作为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一种理论，它的发展，或中国化的发展，有一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例如，该理论原本是如何的观点，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在理论上引起什么样的变化，诸如此类。

然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创新”的气魄很大，已经不屑于做这些琐事。近几年来它的“创新理论”出笼的一般模式，就是把一些它认为有实际用处的概念拿过来，加工一番，弄出一副很新颖的模样，就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些东西，看上去与马克思学说有些象，又不大象，那没关系，中共宣布，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又拼凑出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然，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体系”。

中共的这些“创新”，现在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邓小平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自己大概不会同意将他的观点弄成一个所谓“邓小平理论”。他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不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其实是针对着那些“左派”，针对着以“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理念来控制经济发展的“左”倾路线方针与政策，实际上是与他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观点相联系的。

但是，求发展，在实践中就有发展方式的选择。在国际上，从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增长与成长之间有区别，GDP增长并非经济发展之全部，力求与环境、生态协调的经济增长方为可持续增长。

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左翼政党，对此应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然而，中共对“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观念，先是持蔑视与批判的态度，以为那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产物”，其“社会主义制度”则有无比的优越性。后来在现实状况面前不得不改变态度，改为沉默以对，再后来，突然间变了一副面孔，把相关的思想进展据为己有，仿佛“科学发展观”真是它的“创新理论”。而在实践中，中共在自己的官僚体系中，至今仍不能根据环境、生态的要求而做出实质性的调整，其政绩冲动支持的增长冲动有强大的惯性，以部门权力博弈、地方保护之类，将环境、生态要求压制到最低的限度。同时，以市场交易方式对付经济发展中的污染代价，十数年间已经发展起来，甚至在国际间也出现了相关的实践，而中共目前对付污染，仍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且多为事后补救，鲜少展现长远的视野。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高消耗不是新问题，污染也不是新问题，但市场经济的浪潮涌来，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规律在起作用，而中共政府对此全无思想准备。他们只有依恃“先进的社会制度”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教条式狂妄自大，那就只能随波逐流，被短期利益牵着鼻子走，然后到了局面难以收拾，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已故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头上，新的领导人提一句“科学发展观”，则奉为至宝，仿佛真是什么创见。

即使真有创新，也该有自知之明，应该坦率面对前人有何贡献。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在劳动价值论上有所发展，但在《资本论》中可以清楚看到，他对前人的贡献一条条地记录在案，并有相应的分析。都说马克思发现或创建了剩余价值理论，而在考茨基编辑整理的《资本论》第四卷里，也同样对前人的有关论述作了分析，表明他的理论并非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这种学术上的严谨，在全世界是通行的规则。大概唯独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理论（概念）“创新”吹得震天响，仔细瞧瞧，无论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或“和谐社会”，都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有些甚至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理论，却没有看见中共对此有什么具体的理论分析和阐述。一切似乎都是他们自己在独创，却又不伦不类，所谓“三个代表”思想，看上去象是马克思主义，但似是而非──马克思学说的有关论述本来很清楚，中共过来一搅，反而弄得一蹋糊涂。

中共这样“创新”，其理论风格有传统，也有变化。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名义整垮了“国际派”，共产国际与苏共的制约是削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与理解也同样被削弱。不过，毛泽东对马列理论毕竟还有着一份敬畏，与彭德怀斗争的时候，直到刘澜涛派人将整理的一份马列有关论述的资料送上庐山，他如获至宝，才放手决定了对彭的整肃。到毛泽东晚年，要为坚持文革理念与实践作最后的斗争，还特意发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特意选编了马列33条语录，组织全国学习，并为干部指定了有关马列著作以求提高其水平。与《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及其长期的灌输相比，马列的这些语录和著作当然已经很难对中国共产党有多深的影响，一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与论述是中国人的思想与论述，且通俗易懂为其特点，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另一方面，马克思学说基本理论理论的论述，一般地是针对欧美等工业化已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中国民众对其相当隔膜，而针对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则恰恰被中国共产党视为“禁区”，因为它对东方专制社会的论述被中共视为某种威胁。

这样，以“务实”政治家邓小平掌权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悄悄地有所转变。为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邓小平要求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系统地”理解，要认识其思想体系，这样就可以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思想贡献也算作“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语录式”的思想方法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风格特点，邓小平自己又不是理论家，难以根本改变这种既定局面。

于是，新的变化就是，一方面，适应时代变化的特点，大幅度地减少教条式地引用马列语录，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另一方面，“语录式”的理论风格还保持着，但“与时俱进”地体现为“语录式”的“创新理论”流行起来。后者的特点是，中共高层能够看得顺眼、能够派上用场的理论概念，就拿来作为“创新理论”的材料，将它们组装、拼凑一番，一道道理论大餐就适应着政治需要而端出来，而那些不利于共产党专制的理论及其概念，则一概视为“马列理论的个别论点或字句”，特别是马克思学说对民主、自由的论述，当然都特别有害，就不可以再提了。许多对马克思学说真有研究的人们，往往会成为中共政权的批评者，甚至不得不流亡海外。不过，这种标语口号式的“理论（概念）体系”当然难以真正服人，江胡等新领导人的“创新理论”之成效，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马克思学说，特别是它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它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到中期时已基本成型，但要到晚期时，才能真正展开──有点类似于数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猜想令人着迷，证明起来则需要付出持续的、艰苦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它在马克思时代就盛极一时，到资本主义中期时却因为共产党专制的盛行而后继无人，走入低谷。针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思维仍在发展，却已多为非马克思学说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学说本身的生命力目前尚无起色，则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还算幸运，不象“中国制造”那样，会在市场上（特别是国际市场）受到严格检验。它是真正的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还是冒牌的货色，人们一般不大在乎。况且，盗版往往很有市场，中共这种理论盗版，有权力为其支撑，更能卖个好价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