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感激命运（代序）

左起：高尔泰、王若水、刘宾雁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伟国摄）

生活不安定，又怕热闹,没过过生日。五十、六十，都没庆祝。今年满七十那天，很偶然地，在桑塔菲附近的高山上度过。寥寥长风，莽莽奇景，感到是最好的庆祝。和小雨谈起一些往事，我说，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婴儿，或者是一个婴儿的病危的母亲，对于自己的、或自己死后孩子所面临的如此人生，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恐惧。现在都过来了，能不感激命运？

何况除了活着，还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义的追寻，化作了文字。早年冒这个险，是因为心灵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墙上挖洞，以透一点儿新鲜空气。空虚感迫使我盗窃党产，想偷回一点儿被夺去的自我。机会很少，“作品”更少。字迹是赃物罪证，保存比写作更难。少而往往失去，常不得不从头来起。能有这些残余，确是命运的恩赐。

但是，只是我个人的幸运。许多比我优秀的人们，已经消失在风沙荒漠里面。尸骨无存，遑论文字？遑论意义？从他们终止的地方开始，才是我对于命运之神的最好答谢。但是走到这一步，脚下已没了路。坦克当前，铁窗断后，一切又回到零度。

流亡十几年，漂泊无定据。海洋郡日夜海风松涛，烦透了古典主义的宁静。偶住纽约，受不住钢骨水泥森林里那份现代主义的机械、效率、以及结构性的刚硬与冷峻。拉斯维加斯红尘滚滚，白天黑夜理性非理性大街上和高楼里都很难分清。无数流动交织的边缘，叠现出后现代主义模糊的面影。但是解构的语境，解不开“轻” 的沉重。总是在寻找意义，看到的却只有霓虹。烟花万重后面，是荒凉无边的太空。

十几年来，眼看着人类失去好几百种语言，地球失去好几万种生物，新世纪与第三波恐怖主义同来；眼看着同情心、爱和被爱的需要、对自由、正义和更高生命价值的渴望等等，也在和森林草原冰川矿脉等等同步萎缩；眼看着专制政权黑帮化，知识分子宠物化，文艺学术商业化，生化核弹普及化；眼看着欧盟要卖武器给中国，北大清华学生们敲锣打鼓为“911”欢呼，以骁勇剽悍着称的“高丽棒子”齐齐俯伏在一个无赖的脚下；善良温柔的阿拉伯妇女为了扞卫自己的石刑、面罩、和无权地位，而争当人肉炸弹……我只有惊讶。

瞪着惊讶的眼睛（显出智力的限度），看世事如魔幻小说。看自己的过去，也觉得像是梦游。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全部经验、知识和观点,都局限在一个狭小闭塞的范围。没有书籍，没有信息，没有朋友，独钻牛角。在许多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因果律，质量不灭定律，历史不会倒退，真理只有一个，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等等一再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以后，还在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还在“以为真理在手，不由别人分说”（某人的批评，现在我认同），非梦游而何？无知是内在的黑暗，引导我在外在的黑暗中摸索，非梦游而何？

梦醒时分，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混沌。知道了我借以呼吸的“有序”，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童话。在核恐怖平衡的钢丝绳上,随着无数人类从未经验的事物如反物质、隐秩序、基因工程和所谓“文明的冲突”等等进入“视野”，我发现自己由于定向思维的宿疾，有一种结构性的软弱亟需克服。面对无序的世界，又感到呼吸困难。不在矿井下，不在上访村，也还只是，我个人的幸运。孤蓬绕天涯，无力正乾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

写作“寻找家园”，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真已似幻，梦或非梦？果真无序，哪有命运？我依旧罔惑，只能听从心灵的呼声。

听从心灵的呼声，是不问收获的耕耘。不问不是不想，凡事不可强求。现在和同龄人沟通都难，遑论与E世代新新人类？遑论从难友们终止的地方开始？在这网路眼花缭乱，声、光、色、影像飞旋，“文化消费”市场货架爆满的年代，在这信息滔滔，文字滚滚，每天的印刷品像潮水一样漫过市场的日子里，我一再嘱咐自己，要写得慢些，再慢些。少些，再少些。

想不到《寻找家园》能在大陆出版（要感谢徐晓女士和林贤治先生的努力）。想不到虽然经过删节，还能得到那么多陌生的知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音。“自由鸟永不老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都是莫大鼓励。最使我感动的，是余世存的两句话：“原来高尔泰就是我呀，或者说我们都是高尔泰。”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团体使我恐惧，我宁肯选择孤独。在流亡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尽管如此，朋友们建议我结集旧文，出个集子，我仍然有些犹豫。且不说参照系已几度更换，旧文也有其本身的问题。五七年发表的两篇，是我的地狱之门，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毕竟太不成熟，翻出来做什么？五七年后的写作，都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匆忙潦草，深藏若虚。后来发表时，穿靴戴帽绕来绕去，擦边球打得云山雾沼，谈何文章？例如针对不把人当人的国情，写了篇《关于人的本质》。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是主体不是工具。两万多字的形而上，进去了找不着北。《美是自由的象征》、《异化现象近观》……都有这个问题。那种说了像是没说的文体，本应当和那个产生它的时代一同消失。翻出来做什么？

一位台湾诗人来访，说要收集评论，出本书，给我庆祝七十。不值当，我谢绝了。翻印旧文，如果是为了存档，也同样的不值当。现在查资料易如反掌，无需送货上门。书是给人看的，可看才值得出。旧作有上述问题，但还是有可看之处。读那份灵魂的颤栗，自己有一份馀痛。本想趁这次重印，全部删改一遍。但没时间，只动了一部分，就感到吃不消了。（例如《象征》一文，是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式：1，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2，人的本质是自由；3，美是自由的象征。前两段在《人》文和《异化》文中都说过了。重复的地方很多，一经删除，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动的只是文字，观点一如既往。太不成熟的，“过火”通不过审查的（如 “答〈当代文艺思潮〉社问”，《和温元凯的对话》等，发表在相对宽松的时期，现在已显得过火。）就不收入了。收入的，也只能是老样子了。和海外发表的部分（散文《寻找家园》）放在一起，风格廻异。一位朋友说，前者“咬牙切齿”，后者“云淡风轻”，像“换了个人。”

这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面。在海外发表的其他文章，如《拒绝遗忘》、《音调不定的号角》、《民族主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事实的另一面。这方面大约八九万字，很想收入。但如果收入，这本书就休想在大陆出了。我虽人在海外，文章都还是为大陆写的。为能在大陆出，不得不放弃一些。能放弃的，至多也只是文字。那些从我们这一代人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东西，已没有可能连根拔起。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被仇恨喂大的。刚一出生，就遇上日本侵华。还没长大，又受到暴君奴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在在为我们提供能源，使我们燃烧如火。这火在超高压下凝固，在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粱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象个人样。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故乡----的疏离。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早已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

逃亡前，曾到我的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的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更远地漂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云淡风轻”，无关价值判断,更不是宽容妥协。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无有。

出书的事，一拖再拖，让我的朋友和代理人徐晓着急，我很抱歉，也很不安。摊子收不起来，只能就这么交给她了。具体如何安排，一概由她处理。书稿能由如此杰出的作家和编辑徐晓来处理，也是我的一份幸运。

总是幸运，感激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