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长者关怀，愧对前辈期待──纪念王年一先生
本来，在今年的“九一三”这一天，我很想公开提出“林彪遗体归还”问题。
这个想法，产生于我研究林彪事件的过程。阅读有关史料时，我曾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耻辱感。首先是孙一先先生《在大漠那边》描述的林彪一行的下葬情况。当时，由于死者身体僵硬时的形状不一，有的盖不上棺盖，掘墓人不得不将死者手臂强行折断。孙一先曾清晰地听到手臂折断时发出的“咔嚓”声。还有澳大利亚记者汉娜姆的描述，苏联克格勃医生盗取林彪夫妇头颅后，带回苏联，并将之置入沸水中煮熟，然后剥去头皮，露出头骨，以验证头部枪伤……这些情节令我震惊，乃至于呕吐！
不久前，我读萧军回忆录，他也曾眼见一群士兵以死人头颅当足球踢而愤慨而恶心。报载一则陈赓大将的往事，也提到他见一位士兵脚踢死去敌人的身体时责备的话：他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侮辱他？可见，对于死者尸体的尊重，是人的“类”的共同感情，是文明的标志。而侮辱死者身体，是可怜的人类不文明时代的陋习。由于本国历史的不幸，而使本国人的尸体遭致外人的侮辱，不能不是流有相同血液的我们“族”的耻辱。
我期望，在国际条件允许时，中国政府能够向苏联与蒙古政府提出索还林彪一行遗体的问题。这不仅将体现一个政府对本国人生命的重视，也必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文明与自信的形象，对于军队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更是有益无害之举。
我曾设想，在适当的时候，与王年一先生探讨此事的可行性。但王先生却不幸过早离开了我们。
林彪研究的困难所在
奠定王年一先生在文革研究界地位的《大动乱的年代》，我是在一出书时就读到过。当时，碍于对“文革”认识的肤浅，并不能完全看懂其中的“伏笔”。后来，在亲自研究“文革”及毛泽东问题时，我重读这本书，才感到作者在许多关键处给后人留下的空间。我感到，作为一位前辈，在他所处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透过这些星星点点的提示，我看到了一位正直学者对于真相的执着，对于来者的期待。虽然当时我与王先生素不相识，但这预示着我们已经有一种精神的接触。后来，王年一先生告诉我，在读到《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其心理分析》之前很久，他其实早已读到我的《八九民运史》。
2005年8月24日，《牛仔》出版不久，我就接到王年一先生一位朋友的来电，他转告我说，王先生说：“这是我极盼望的一本书，请向作者致敬意！”11月11日一位长辈告诉我，王年一对他谈到：“小雅这本书可以传世”。他说这本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对“九八手令”中那个“盼”字，抓得很准；另一处是对军队干部子弟的描述，很到位。──这些评价，让我倍受鼓舞。
过去，我出书写文章，有时也送朋友，有时什么也不说，但这一次，因为这位长辈的鼓励，我访问了王年一先生。因明镜出版社很快就来信要我有心理准备出第二版，所以，我向王年一先生请求，能否为《牛仔》的第二版写一篇序？
王年一先生慨然应允，还建议我找李锐先生，请他重新题写书名。由于李先生经常不在，第二版也很快就印了出来，此事没有进行下去。
在那次访问中，王先生跟我谈到这项研究的许多困难。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中顾委讨论《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位老人提出，趁大家都在世，把林彪的案子澄清一下，邓当即表示反对，他说：“林彪的案不能翻，这是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的问题。”
王年一先生说：“我们研究文革，澄清历史旧案的真相，就是要打破这种逻辑。”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王先生没有说。按我的理解，就是专制的逻辑。
王先生还告诉我，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世时已经提出：既然大家都知道，当年给林彪定案，有许多东西是出于政治需要强加的罪名，那历史上总是要翻过来的，与其让后人翻，不如在我们手里说清楚就好。但老邓说，还是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如此说来，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差别：一个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一个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性格鲜明，眼光各异，孰长？孰短？从不同的角度和专业出发，也就自然会有不同的评论。
王年一说，我是搞历史的，当然从历史上考虑问题。
在研究毛和文革后历史的过程中，我也感到邓与林的关系不仅有政治的因素，还有个人因素。这个因素是毛种下的。因为毛在世时，党内高层和美国人都预测，毛的接班人可能在林和邓之间产生。毛也一直用邓来胁迫林彪就范，因此，邓也被林看作肘腋之患。文革中，一日不开除邓的党籍，林彪一日不得安心。而邓在林彪之后取得军队实权，对军内林系人马一直深怀忌惮，“六四”把38军推上“前线”，而同时又派各派人马从旁监督，就是暗含其长远忧虑的一个安排。
王先生不管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就不会来“管”他。从2005年年初起，有关部门已经公开警告他的家人。王认为，这很可能与《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一书的出版有关。哈佛大学一直在邀请王先生访问，但碍于军队纪律，他既不能出国，也不能在境外发表文章。而林彪案，与法轮功问题一样，是已经被“钦定”不能碰的。
愧对王先生的期待
在那次访问中，王年一先生谈到了“林彪案”研究中三位女性作者引人注目的事情。这三人一位是张聂尔，一位是舒云，一个是我。他表扬了丁东在国内民间文革研究中所发挥的组织作用，希望“林案”也有一位这样的学术组织者来担当。碍于对于本界的生疏，以及家事的拖累，我只能进行个人作业，当时就向王先生表示了自己的不可能。
以后，直至王年一先生去世，我们之间有过七次书信往还。王先生来信的日期分别是：2005年11月17日、11月23日、12月6日、12月12日；2006年1月5日、1月6日；2007年1月23日。其内容大多是给我以鼓励和建议，大到一个选题、一个人物，小到一个名词解释，一个用字，同时，他老人家还将手边随时看过的文章，随时想到的可以采访对象及其联系方式向我推荐。在在都体现了他对学术的追求完美的境界，对晚辈的一片拳拳爱护与扶持之心。同时，也寄托了许多他自己未竟的期望。他希望，他的学术生命，能够在下一代中间得到延续。
如今重读这些信件，我对王年一先生除了感激之情外，就只有“惭愧”二字。这里面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的懒惰，尤其是脑伤之后推卸责任的意识几乎占到主要的方面。我不敢保证我今后是否还能重振信心和激情，但我希望王先生能听到我的道歉。同时也请他老人家放宽眼量，寄希望于未来！
写在2007年9月15日王年一先生出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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