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经济为什么不容易崩盘

梁京评论中国经济形势（粤语部制图）

Photo: RFA

上周，中国经济的前景再次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学人》杂志的智库把中国经济可能会硬著陆列为全球十大风险的第一位。尽管如此，美国和中国股票市场似乎对此没什么反应，该涨还是涨，与今年年初股市对中国经济坏消息的反应，形成鲜明对照。换句话说，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虽然不乐观，但也不那么悲观了，至少没有前一段时间那么恐慌。

这是否意味著《经济学人》智库关于中国经济可能硬著陆的警告有点言过其实呢？我没有看到这份研究报告，不知道他们如何定义中国经济硬著陆。不过，如果按照中国官方自己过去对经济硬著陆的理解，也就是经济增长率远低于百分之八或者远低于调整后的百分之六，中国经济硬著陆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现在，无论是中国专家还是外国专家，真正相信中国经济增长官方数字的人可以说基本没有。多数人都不愿公开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是想给中国官方留点面子，另外，包括中国官方自己在内，谁也无法说清楚中国真实的GDP到底是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真正关心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全面崩盘，以致引起全面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而现在的主流判断是不会。那么，这个判断是不是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呢？我认为是有的，虽然我的理由与中国官方公开宣称的理由并不一样。官方宣称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政府不仅有能力控制债务增长，而且有能力改革，有能力维持相当高速的增长。但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恰恰表明，经济形势还在恶化，而中国的经济决策者还没有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最近发生的一线城市房价恶性上涨，黑龙江煤矿工人的大规模抗议，就是明证。

其实，最能说明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的就是习近平不得不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作出重大调整。可以想像，他如果对中国经济真像官方说的那么乐观，就不大可能作出这样的转变。

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不容易坏到全面崩盘的地步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时代变了，人类的相互依存，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自己和全球利益出发，不仅不希望中国经济崩盘，而且有相当能力与中国协调经济决策。2008年温家宝的4万亿决策至今被人诟病，但温家宝并不后悔，因为他的这个决策有美国支持，有可能真的救了美国经济，或者说救了资本主义。

没有这个历史性的外部因素，美国，特别是中国当权者作出损人不利己的选择的可能性都会大大增加。这个基本事实是许多中国人不能、也不愿意理解的。他们不能理解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奥巴马强调的这个道理：美国人固然不高兴看到一个比他们强大的中国，但更不愿看到一个动乱的中国。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成为另一个叙利亚，世界会是什么样？

在这个大势下，一些人认为，中国最大的前景就是拉美化。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无论从人口和经济规模还是从文化传统来对比，中国与拉美的差异都很大。因此，我更倾向于相信，中国经济的低迷会持续相当一个时期，不仅如此，中国经济会拖住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美国的政策选择，今天谁也没有完全自主的货币政策。

这样一个持续低迷或增长缓慢的经济当然意味著发生各种各样的危机和动荡，但也正因如此，一个危机重重，难以暴富的经济会促使各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放弃浮躁，反思各种过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想像和建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RFA

余英时：习近平想做“毛泽东第二”将一败涂地

图片：习近平七常委集体朝拜毛泽东 。（视频截图）

最近有许多迹象表明习近平想做毛泽东第二，但是这里面有许多迹象可以看出他怎么样从各方面去努力把大权抓在自己一个人手上。首先，当然他也要建立一个形象跟毛泽东一样。毛泽东当时在老百姓中间是有极高的威信的，他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在宣传之下都要把他当神一样。所以他也想走这条路。

最近一个报道，他在江西井冈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去访问。这个村子本来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好些人都走了，不过因为他要来访问，所以找了许多附近的人来跟他谈话，当然都是听他说些什么然后恭维他，觉得他是在爱老百姓。这就是在学毛泽东在向下，在老百姓中建立一种威信，建立一种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可以让老百姓崇拜他，否则他没有理由在井冈山附近找一个村子做一个这样的表演；

第二个迹象就是他在最近一连串的媒体机构的访问，包括人民日报，他要讲一个东西，媒体包括电视报纸在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党做宣传，是党的喉舌，媒体属于党，而不是批评党，或者对党有所指责。这就是一个很大胆的动作。因为媒体属于党本来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看法，可是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媒体是属于人民的，是为人民说话的，不是为党的机构做宣传的。几十年来都没有人挑战这个想法。

现在习近平公开认为党要控制一切。实际上党控制一切就是他把党抓到自己手上，所以这都是他个人的。 一些媒体个别的也在听他的话，所以在今年新年联欢庆祝晚会他就把他太太的妹妹提拔起来做晚会的照片的主人，整个电影就是他太太妹妹的手上。这也受到外面很多人的攻击。

换句话说，他把媒体变成个人的东西了。这种言论对媒体是党的造成很大的反响，反响之一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党内做房地产发财有几千万美金的任志强，他也是党员，而且是红二代，在网络上很红，他的微博上的听众差不多有三千多万，四千万人，所以是势力很大的。他的言论虽然是批评党，但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而是为共产党着想的。认为把习近平把媒体变成毛泽东时代纯宣传的机构是不对的，所以他提出批评，马上就把他的东西删除了。而且还发表长篇言论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性是有问题的，所以媒体应该信党，而不是信人民，所以，媒体信党的情况之下，任何人发表言论都是不合法的，提供的消息也是不合法的。所以要加以禁止。所以这就是习近平更进一步地在党内也进行的言论控制，而且控制得非常严。

最后还有一个消息很有有意思的，就是网信办又删去了《财新》上的一连串报道，就是两会在开会的时候政协委员跟人民代表事实上都不能发言，不怎么发言，不怎么说话。怕说话惹出麻烦来。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两会是代表共产党的立法机构，尤其人大是立法的。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说出话来，说出一些建议，国家应该怎么办？党应该走什么路？给党做参考的。这是他们的职责。可是，现在这个职责不能运用。大家都不准说话了。这就引起一位教授叫蒋洪，他就觉得这个方式实在是太偏了，应该把它改过来，他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对中共领袖直接表达意见的。如果他们不能表法意见，那就表示两会完全没有作用了。这个对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这个话是由《财新》出来的。《财新》后来还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都是关于这件事情，登出来以后一一被删除。所以被删除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自然的，是大家可以想象，可是不寻常之处就是《财新》居然把这件事情公开了，就是党控制言论这件事情本来是秘密的，在底下运作的。可是因为现在《财新》保持它的言论自由，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西方记者的兴趣，觉得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中国禁止言论是人人都知道的，但禁止言论由官方的新闻机构说出来那就是非常不常见了。所以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国内对习近平一手抓权的这个方式是非常不满的。习近平的做法是最后非要变成毛泽东那样有绝对的权力不可。这一点不一定能做得到。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是一败涂地。所以这里隐含了他做毛泽东第二的一种深刻的危机。这一定不是短期内能够消弭的。我们要放长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怎麽发展。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金雁：99%的人都没有经受住考验

由于惧怕对"告密信"处置不力会殃及自身，接到告密信的任何单位和人员，都会投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追寻行列，结果就会像投入水中的石子，逐一扩散波及到更大的圈子。

在30年代苏联有一种理论："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敌人的反扑就会越猖狂。"于是在斯大林提出"抓魔鬼"的口号下，曾短暂流行于内战时期的"告密文化"再度大行其道。它的再次兴起起源于一个叫奥西波夫的人在给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检举信中建议："每一个人都要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看看他们关心什么，为什么活着以及在干些什么。""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从最紧密关系的人入手"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个方法对于正发愁无法控制社会信息来源的苏共上层来说，可谓正中下怀。这种做法立即得到整个领导层的首肯并大力推广，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培养阶级嗅觉和阶级敏感而进行背靠背的揭发高潮。

"人是可以被驯化的"

搞这种运动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全人类福祉的基础"，任何其他理由都必须让位于这个崇高的目的。而人其他的所有情感和伦理无疑无法与之相比，统统必须服务于这个伟大的目标。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指示，"去除不必要的愧疚心理"。为了把"危险的政治因素"扼杀在摇篮里，本着"人是可以驯化的"这一法则，把人扔进"革命的火炉里锻造"、"在杀人中培养人"、"最大的愿望要以最大的行政压力来实现"、"每个人在伟大的目标面前都要有罪孽感"，等等。正是这些思想引领了后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

当时"告密者"还有一个好听的称谓——"啄木鸟"，意为从树干内部找出害虫的"有益动物"，所以"告密运动"也叫"啄木鸟运动"。举报信还有另一个称呼叫做"战斗情报"。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人性、亲情、友谊都成为"资产阶级感情"，而背叛、诽谤、诬告、谎言则受到大肆鼓励。苏俄1926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就有这样的条款："匿名报告可以作为提起刑事诉讼的缘由"。58条第12款规定对于58条中列出的任何罪行不检举者与当事者同罪，也就是说，"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犯罪"，而且可以实行株连政策。为惩治不检举的行为，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整个国家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米沃什曾说："告密这种行为，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的文明中都时有发生，一般而论从来没有人将此种行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扬，虽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家都竭力回避告密这个称谓，而是采取迂回的说法。告密是使所有人畏惧和防备其他人的原因所在。最让人身心交瘁的是：还得随时提防无所不在的眼睛和隔墙有耳的现象。

"而在这种斗争中，那些好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总体而言，看门狗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狂吠而粗暴的狗，隐藏在暗处不声不响、伺机咬人的狗，第二种类型的狗在新信仰国家中享有最多的特权。"

凡是被抓到"卢比杨卡"的人审讯过程通常都是这样的：专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被提审者指着桌子上一大摞卷中说："我们掌握了你所有的材料，任何时候不但可以把你关起来，也可以把你的家人抓起来，现在取决于你能否有立功的表现，就看你能不能揭发同党了。"

这种"抓家属"的方法的确是一剂灵丹妙药。斯大林在1930年大肃反高潮以前开始大批抓人的时候，就指示"一定要把苏汉诺夫、巴扎罗夫和拉姆津抓起来，应该试探一下苏汉诺夫的妻子，因为她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家里发生的丑事"。[1]这种方法一般都会奏效，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崩溃便会乱咬一气。但是也有人实在无法编织罪名诬陷他人，就会受到侦讯人员明里暗里的"引导提示"，以此就会把更多的人网罗进来，一个反党集团就此形成。

在这股疯狂的鼓动人们相互撕咬的政治气候下，人们这样自我安慰，"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我还有别人"，"与其让别人——坏人去当暗探，不如我这好人来充当"。这是人们争先恐后自告奋勇其充当暗探。在"鼓励揭发亲人"的社会风气下，"用别人的血保住自己的脑袋"成为常态，整个国家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很多人已经丧失人性"出于半兽的状态"。

于是出现了很多荒唐的案例，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就说，有很多的人被检举因一粒麦穗、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根木头、一个轴线而判刑。

有人因对铁路桥梁、对工厂的烟囱瞧得时间过久，都会被指控有间谍行为而判刑。有一个学生揭发老师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著作，而不引用斯大林语录，导致老师被判刑10年。一个老农问区委书记，集体化七年以来没有得到粮食，得到的只是麦秸，为什么？结果被举报，属于反苏宣传，刑期10年。有一个农民干活卖力，得到了一枚勋章，他说，要是给我一普特面粉顶这个勋章就好了。此话被举报，于是他带着全家6口人流放到马加丹。一位妇女把家里唯一的牛卖掉交税，别人问她，"把牛弄到哪里去了？"，她说，"给斯大林做香肠了"，被人检举后获刑10年。一位农夫把自己养的猪拿到市场上去卖，被举报为"投机倒把罪"，也是10年。克拉斯诺达尔一个女电车司机深夜从车场回来，看见有一辆卡车被陷入道旁，帮忙去推车无意中看见了车上有尸体的手脚，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如实回答。结果以"反苏宣传"罪名处以10年徒刑。前苏联将军、后苏联时期著名的反叶利钦人士列别德的父亲有两次上班迟到了十分钟，被判处服刑5年。

在1937-38年"抓捕"战役中，据赫鲁晓夫披露有150万人被捕，苏联解体后内务部公布囚犯人数：1937年是120万，1938年是188万。各监狱和劳改营都在抱怨，"人多的已经实在塞不进去了"。 赫鲁晓夫承认，1937-53年间，1700万人被关进了劳改营。

苏联陷入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怖状态。30年代巴甫洛夫院士在给人民委员会中信中说："连续不断、不计其数的逮捕使我们的生活很不正常，我不清楚这些逮捕的目的何在？但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逮捕毫无根据，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行径的。然而大规模逮捕的直接后果却显而易见，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无法预料，这是为了正常的国家吗？……唯唯诺诺才是当政者的不幸和末日呢。"

托洛茨基原来也曾精于此道。但是不久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原来用于对付别人的那一套如今落在了自己头上。此时已经成为"反党集团"头头的托洛茨基于是也对大力倡导"告密文化"表示了愤慨。他说，在"维护党的阶级纯洁性"的口号下，"被迫清洗者告密，要求他们忏悔和出卖他人，而所有这一切都在用'列宁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加以解释"。"凡此种种使革命的内容遭到阉割"。我们本来是要用权力来实现理想主义的奋斗目标，而现在，"权力成了目的本身"[2]。

"纳粹党徽"事件

这其中最荒唐的要属因持有"类似于法西斯纳粹党徽"标志而遭到被捕的人，大概要数以千计了。起因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积极分子"，从一些带钩的交叉十字形象中发现了众多地方都有疑似卍的"纳粹标志"，于是全苏上下都开始了排查过程。

据一位当事者说，"我们那里所有区党委书记和古比雪夫市区委机关全体人员手拿放大镜跑来跑去"。他们每到一个单位，事先不通知，"招来区委代表就开始查看笔记本，我们所有的笔记本全被撕坏，他们在封皮上发现有法西斯纳粹党徽，甚至饼干上的鹿也是法西斯标志，糖果上焦糖有小花，这也是法西斯标志"。 一时之间苏联的法西斯特务遍布的消息震撼上上下下，人们如惊弓之鸟、杯弓蛇影般从任何带有十字交叉的图形物体中都能发现"法西斯的隐藏符号"。人人都在自查，人人都在检举，一时间不知道毁掉了多少物品和图案。

1937年10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施基里亚托夫收到其下属的重工业组组长瓦西里耶夫的"举报信"。信中说："全苏国家金属制品供销局莫斯科州办事处主任带来一台由第29厂制造的榨油机"，其螺旋轴上四个叶片据说像是"卍"标记。经调查，该榨油机是由主任工程师图恰什维利设计，车间主任克劳兹（1924年党员、德意志族人）负责安装，由航空工业总局日用品公司经理塔尔斯基（1925年党员）批准投入生产。第29厂1936年共生产该型号榨油机23247台，1937年生产32516台。1936年日用品公司副总经理博罗兹坚科（1926年党员）来到该厂检查工作时，德意志族人克劳兹向他指出，榨油机的叶片与法西斯标志之间相似的政治问题。 博罗兹坚科回答说："只要对工人阶级有利，不必管它"。于是他们均没有采取措施取消或停止生产这种"有法西斯标志"的榨油机。"举报人"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敌对行为，请将这件案件全部移送内务人民委员部"。

我们从常识中也知道，有叶片的轴承只要是顺十字交叉顶端有折角都有可能形成类似图像。在那个年代没有人从"常识"出发，由于惧怕对"告密信"的处置不力会殃及自身，接到告密信的任何单位和人员，都会投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追寻行列，结果就会像投入水中的石子，逐一扩散波及到更大的圈子。而榨油机已经销往各地。兹事体大，监察委员会不敢怠慢，赶紧召开常委会作出决定，除报送国防工业部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批准在一个月内限期拆除更换所有的榨油机叶片外，把所有关于设计、制造和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带有法西斯标志的榨油机的有关人员逮捕移送内务部。

最后到底有多少人为此事受到牵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知道苏联有一则政治笑话：押解队长问一位被判了20年徒刑的政治犯，你为了什么事而判刑的？——"平白无故。""你胡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十年的。"

索尔仁尼琴，摄于1994年，流亡二十年后回到俄罗斯

"99%的人都没有经受住考验"

在后苏联时代关于"古拉格恶行"的讨论中有两项内容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局面。所有人几乎一面倒地反对"以刑事犯惩治政治犯"的管理办法，对这种"狼群治理方式"进行了众口一词的谴责。

劳改营也是一个小社会，分不同的群体。一般来讲，苏联斯大林时期政治犯占全部囚犯的1/3-1/4（1946年由于庆祝战争胜利而特赦刑事犯，使得政治犯的比例上升到60%），但是他们处在劳改营生态当中的最底层。职业罪犯或刑事惯犯处在这个小社会等级制度的顶端。他们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势力很大，他们有自己的关系网和对外联络渠道，说着"道上"的黑话，有一帮听命的马仔，甚至可以左右着劳改营的生活法则。这些人由于活动能量大有威望，可以当调度员、当工头、当临时管理者，在劳改营里把持着特权，可以随便惩治政治犯。当时古拉格当中有不成文的规定，"劳改营当局公开利用少数职业罪犯控制其他囚犯"[3]，有些地方甚至推广"把政治犯与刑事犯混杂在一起"的经验，认为这比看守管理更有效，因此劳改营当局对刑事犯恐吓、威胁、敲诈侮辱、虐待其他犯人（特别是政治犯）的行为不加干预。

尤其在犯人集中的大型劳改营，刑事犯可以作为被作为控制政治犯的辅助力量。当时政治犯大多是"反党"干部、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人，而窃贼、流氓等刑事犯多来自社会底层，根据那时所谓的阶级原则，在古拉格便把这些刑事犯称作"社会亲近分子"，把政治犯叫做"祖国的背叛者"。这些职业惯犯大多是没有原则、为利益可以出卖一切的"无灵魂者"、更愿意检举告密政治犯，更愿意与狱卒配合。诱使他们与当局合作。通过把他们提拔上来成为"模范犯人"，不但可以得到一定的食物和享受营中特权奖赏，而且还可以减免刑期，这些人就会特别卖力靠出卖他人争取"立功受奖"，"为了在劳改营的等级往上爬一点而拆别人的台"不遗余力。政治犯在古拉格除了受管理当局的残酷虐待以外，还要遭受刑事犯的欺辱。

索尔仁尼琴、利哈乔夫等人就特别痛恨这种借刑事犯之手收拾政治犯的作法。痛斥那些职业惯犯活着但没有灵魂，只要有利益可图什么事都能干，他们只有医学上说的心脏，而不是人类，是人渣。在索洛维茨集中营办的一个壁报，冠冕堂皇的就叫"告密者"（стукач），主要任务就是监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据劳改总局局长纳谢德金给贝利亚的报告总说："在犯人中加强招募侦探情报人员，劳改营当中的情报网扩大了186%，特情组长增加了225%，特情人员增加了303%"，成效显著。

20年代国家政治保卫局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掌握不低于集中营囚犯25%的告密者，30-40年代这一数字降低到10%。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中提到，很多人都讲述到劳改营的第二天，就会被带到行动特派员——告密者的招募人（在劳改营里被称为"教父"）那里要求合作。索尔仁尼琴说，他刚到劳改营的那段日子是他最初软弱时期，他签署了一份保证书，同意报告当局所需要了解的所有消息，还为自己取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化名："维特罗夫"。索翁说虽然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报告，但是"那四个字在我的记忆中打上了耻辱的印记"。1956年再次受到招募时，他拒绝签署任何东西。

关于如何看待"模范犯人"的问题上人们的分歧很大，并曾导致过一场著名的争论。苏联末期与后苏联时期不少古拉格幸存者都谴责这种体制，但他们中有些人也是靠当"模范犯人"才得以幸存的。索尔仁尼琴以经受住了考验者自居，说他鄙视所有的模范犯人，这些人靠出卖别人取得自己的生存机会，这一称呼"让我倍感耻辱"。但索翁也表示自己有愧于那些更坚强更正直的人——他们大都没能活下来。

《科雷马叙事》的作者沙拉莫夫也说："我拒绝谋求提供某种生存机会的工头职位，在劳改营里最卑劣的事情莫过于把自己或者别人的意志强加于像自己一样的囚犯身上。"（383）但他也指出这是个极高的标准："劳改营是对我们道德力量、我们普通道德观的一场严峻考验，99%的人都没有能经受住这场考验。"（381）

而同样是古拉格揭露者的列夫·拉兹贡，就反对索尔仁尼琴把模范犯人描绘成卖身投靠者，他认为，有好的模范犯人和坏的模范犯人，有帮助别人的人和伤害别人的，他们并不比地位低于他们的囚犯更安全。因为拉兹贡本人就是一位高级别的模范犯人[4]。附和拉兹贡观点的人都说，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长时期服刑之后活下来的所有犯人中的大多数在劳改营生涯的某一段时间都曾经当过'模范犯人'"，"选择模范犯人，只是生存的需要，否则根本不可能活下来"。我想作为局外人，对于如何在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中选择生存策略，而同时又能坚守道德底线，恐怕语言是无法说明的。这的确是一种把人变成鬼的"改造"。

注释:
[1]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11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6页。
[2]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12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51页。
[3]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2013年，309页。
[4]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2013年，399-4-3页。

（本文原标题：《荒唐年代的人性考验》）

江棋生：说说文革这面镜子

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多次检阅红卫兵。（Public Domain）

前不久，我在自己的一篇题为"成也智者，败者智者"的文章中，提到了引力波激光干涉仪中的人造蓝宝石镜子，并细聊了有人在面对玻璃镜子时出现"镜前盲"的故事。此外，人们还应当听闻过，自然科学领域中还有一些别的镜子，如棱镜，牛顿用它将白色太阳光析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光谱。又如引力透镜，它和引力波一样，是由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所预言，并已成为天体物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工具。

而在中国的历朝史籍中，最为著名的关于镜子的高论，则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唐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直谏大臣、谔谔之士魏徵病亡后，李世民亲往吊唁时流泪长叹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尝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逝，一镜亡矣。"不过人们不难明白，李世民的话要能真正管用，有两个前提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一是镜子要合格，不能是假冒伪劣产品。二是照镜子的人要有比较好的知性品格，如不太虚荣，闻过不恼，不逃避难堪甚至残酷的事实等；最起码须做到一条，不能耍赖皮诿过于镜子。在这篇短文中，我将只议及第一个前提条件，且只谈文革这面镜子，说说它的不合格，不平整；并将强调指出，官方打磨的文革镜子，远非合格，远非平整。

中国的文革，50年前发动，40年前结束，史称十年文革。华东师大的王海光先生说："在拨乱反正时期，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进行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时，曾要大家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给出一个合格的答案。"（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王海光说的，是句大实话。然而关于文革，又有什么是已经给出合格的答案了呢？首先，关于文革的定性，有合格的答案了吗？其次，就是王海光提到的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以及毛为什么能发动文革，迄今尚无合格的答案。此外，还有所谓"人民文革"，这种立论能站得住脚吗？……

在文革结束五年之后的1981年，中共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给出的文革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王海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及文革定性问题，自然也就没有对官方的上述定性作出是否合格的评判。我认为，上述官方的文革定性是明显不合格的。根据我对文革史实的认知和对文革的多年反思，我愿意提出自己对文革的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蓄意发动，并精心利用林彪、江青及其他各色助纣为虐者，将极权统治推向极至，从而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我相信，这样的定性比官方的定性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为何要蓄意发动文革呢？我的看法是：自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人相食事件发生以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毛泽东，真切地感知到各级官僚听命于他的程度在下降，明确地获悉他被有限架空的事实在增加；特别是，在1962年1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被他视作接班人的刘少奇破天荒地和他公开唱反调、批了他的逆鳞之后，绝大部分与会者不仅当时没有与刘划清界限，以后也比较认同刘相对务实的经济政策主张。尽管毛十分清楚，刘少奇决不会也决不敢公然篡权，将他赶下台，但是，刘对他乌托邦治国理念和模式的有限修正和偏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刘个人威望的提升，都是他决不能容忍的。同时，由于担心用传统方式扳倒刘少奇等一大批人会留有后患，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泽东遂决心采用非常手段。而一旦堪称人类政治史上一绝的非常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获得成功，毛本人将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可争辩地赢得他所渴望的超越斯大林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又为何能发动文革呢？我认为，理由主要有四。第一，由于大搞个人迷信，毛在中国极权社会中的地位至高无上。第二，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战略运作，毛要"政治正确"地给刘少奇等人扣帽子、打棍子，难度已不大 。说他们"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就由同事和战友，变成了敌人和坏人。第三，文革发动前夕，毛有步骤地先后取得了林彪和周恩来的首肯，这种首肯缺一不可。第四，毛清楚，极权制度下的各级官僚体系在不同程度上被民众所怨恨。

在文革中，尤其是在1966年至1969年的三年中，尽管有意料到的和出乎意料的阻力、反抗和曲折，毛泽东基本成功地将个人迷信搞到极至，将"封资修"文化催残到极至，将传统的政治贱民及知识分子迫害到极至，将整人和大清洗进行到极至。而这些，都是通过愚弄和玩弄平民达于极至，将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达于极至来实现的。

在文革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决不能加以忽视的，那就是，在1966年到1971年的五年中，拥护文革、奉旨造反的人受到来自官僚体系、军方和毛本人的多次镇压和清算。首先是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搞第二次反右。接着是1967年2月由"支左"军方搞二月镇反。再者是毛从1968年夏秋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最后是毛于1971年搞"清查五·一六"运动。毛搞文革，不能没有奉旨造反的人。但是，毛搞文革，决不是要拔除官僚体系；他只是要对其进行一番强力冲刷，使其乖乖听命于自己而已。在目标差强人意地达到之后，毛就毫不犹豫地革造反派的命了。而邓小平、陈云等人，更是绝对容不下文革造反派。所谓"三种人"被彻底清洗和清算，并永不叙用，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除了毛的"官方文革"之外，是否还有一场"人民文革"呢？有人说：1966年至1968年的两年中，有些民众乘机起来反官僚、反特权，追求自身利益，讨还一些公道，这就是"人民文革"。对此，我难以苟同。应当承认，上述历史事实的确存在。但是，它只是一个小插曲。而人们在同一时间段内，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中去奉旨造反，^[1]将各级官僚扣上"刘少奇代理人"的帽子，对其进行政治指控和政治迫害；横扫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文攻武卫、互掐互撕，乃是主旋律。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他迫于老迈力衰，越来越守不住文革的成果，压不住人们对文革的非议，且亲眼目睹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反文革的怒潮，但他至死认定文革的"政治正确"，并曾放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然而，1976年9月毛病逝之后，作为极权统治极至形式的文革，就再也绷不住，再也撑不下去了。中国很快回归极权统治的常态形式，此后，更是一步步向后极权演化……

一篇短文，话题却有点大，只能"宜粗不宜细"了。但是，经此勾勒而得的文革镜子，比起官方兜售的货色，无疑要合格和平整多了。镜子合格了，再加上合格的知性美德，以史为镜就有了恰当的前提。就当下而言，若要将"习近平想搞第二次文革"、"新一轮文革已无可避免"和"十日文革"等等说法拿来辩识一番，看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就近乎洞若观火了。

在我看来，在政治上，习近平绝不是"中国力挺普世价值第一人"，^[2]而是铁了心要和普世价值对着干的人。但是，习没有必要、没有图谋、更没有可能去发动第二次文革。习效仿毛泽东抓权、集权和强化个人权威，不是为了再次发动文革，而是为了全力维稳，为了在后极权的新常态下，尽可能延长一党专政的寿命。在执政风格和执政手段上，他的确明显有别于胡锦涛苟安自保式的"击鼓传花"；他是有心要玩出一些"中兴"气象和名堂来，再把那朵一党专政之花往下

传递。习真正念兹在兹的，是反对宪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而不是怀揣中国梦、遥追毛泽东，时隔40年后，在明知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已然难于被忽悠和驱使的时代情势下，将邓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扔到太平洋里，再去搞一场习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再说了，退一万步讲，习如果真的要搞第二次文革，又岂能如孩童们玩"过家家"一般，说来就来，说不行就拉倒？毛泽东从1962年1月被刘少奇的发难气得够呛，到1966年5月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其间有长达4年多的处心积虑和老谋深算。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后，毛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才首尝灰头土脸之感。但是，他以后又将文革一直撑到其生命终了之时。如今，十分奇葩的"十日文革说"认定：习的文革从批任志强开始发动，到中纪委发文把其浇灭，区区十天之内无疾而终。如此早夭的原因是，习近平反文革的政治局同僚们将其给生生掐死了！

眼下倒是不兴"妄议"，但，戏说无妨。不过，再怎么戏说，也得多少讲点逻辑吧？习近平上位三年多来，至今连"核心"都还没当上，他又有什么资格乾纲独断地去发动文革呢？

注释：

[1] 1973年冬天，我曾去金立群插队的常熟白茆公社与他相聚，也曾与他相约于常熟城里小河头30号邵墨寅家中，开怀畅聊。 当时，我们都是插队知青，但早已开始私下妄议中央，妄议文革。 我至今清楚记得，金立群有板有眼地说道：别看毛主席让底下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实质上是让民众在他的鸡罩罩里造反而已。

[2] 焦国标语，我作了浓缩。焦国标于今年2月28日说的原话是："我是双拥模范，一拥习，二拥普世价值。有人说二者不太吻合。我说你的上下吻还不完全合呢。当今中国，习是通往普最近的人了。谁能给俺推举一个比习离普更近的人？你推举不来。所以您哪，就将就些吧。"国标是个痛快人，不惧怕说出他的观点；我也终于，忍不住点了他的名。

2016年3月18日至20日 于北京家中

——RFA

魏京生：习近平的麻烦

图片：习近平（法新社）

上个星期刚说了有好戏看，没想到好戏这么快就上场了。上个星期刚说了在党媒上骂共产党才算好汉，这个星期好汉就纷纷出场。这个速度倒是挺合我的脾气，有事就说有话就放，别磨磨唧唧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好汉是谁，不知道。隐士一名，刺客列传。直接写公开信叫习近平下台，而且还是刊载在正宗的党媒上。当然，人家早就算好了现代技术条件，上网后很快就删除，你的棍子打不到俺的屁股上。可是微信等等早已经传遍了世界。闹得习总书记习泽东很没有面子。

好戏要有连场才好看，才过瘾。继叫板下台信之后，还是党媒出了一个看似无意；又看似有意的错别字。习总书记成了中共最后的领导人。这个错误如果从反面来解释倒还可以，说明习总书记独裁可以延续到他死，成为真正的习泽东。从正面解释就是中共垮台指日可待了。

接下来好戏就升级了。新疆的书记，政治局委员在被问到是否拥护习近平的领导时，居然会说；再说吧。这在中共官场语言中就是明显抵抗的情绪。这可确实升级了，有点儿政治局民主的意思了。有反对情绪居然不会饶着圈儿说，这就是公然反对独裁者。张春贤同志需要鼓励。

林林总总，最近的趣闻实在不少，不必一一列举。都说明习近平遇到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据某外国中文媒体评论，是什么四种势力吹响了反习的集结号。有鼻子有眼，好戏才刚刚开始吧？

据 我观察，可能不止一种势力反习。究竟有多少不好说，因为没有公认的划分。中国的政治暗箱操作，很难肯定谁是什么色彩，这还不包括各路卧底的英雄。很难说清 楚三种四种势力。甚至公开逼习近平下台的究竟是什么人，习近平自己都查不清。可能得到监狱里问问周永康才知道是谁的卧底。

现在连网友们都看得眼花缭乱了，吹捧习近平的是不是习总的马仔都不一定。害得习总享受了两年多之后，终于禁止人家叫他习大大，彭嘛嘛。这可真是一场乱仗，算起来习近平已经是孤家寡人了。据说连王岐山都不带他玩儿了，这可是有点儿耸人听闻。

虽然有点儿耸人听闻，但还不算捕风捉影。习近平和王岐山虽然是铁哥们儿兼政治盟友，但在走向独裁的道路上，他们开始产生了分歧。王岐山所属的党内明智之士小圈子认为，不向民意妥协走向民主法制就是自取灭亡，届时大家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 以曲线民主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他们的基本路线。之所以不得不当地下反革命，是因为他们名义上所属的共产党，还包括一大批身负血债的中下 级官吏。这些人一听见民主法制就会发抖，不管你是谁也要一反到底。要想和平演变达到民主改革，党内大多数是他们绕不过去的障碍。

习近平的从政风格，就是脚踩两只船，模糊到了真假难辨，哪边都不沾的不粘锅。为了当上新一代的皇帝习泽东，他需要党内大多数的拥戴。所以不得不向血债帮妥协，装扮出一副极左的面像，表示不会向民主自由妥协。还迫使王岐山公开表态不会实行真正的法制。

可是走向皇帝新衣的道路上，终于踩到了地雷。害怕死无葬身之地的明智派终于忍无可忍了，任大嘴代表他们出来戗声了。这一下子天下大乱，反习的号角终于吹响了，各种不同的势力都卷入了战团。党内党外的民主派卷入战团很正常；奇怪的是血债帮也卷入了战团，有点儿匪夷所思。

左右齐上阵加入反习的战团，让人感到有些怪怪的。

民主派看见他走向独裁忍无可忍很正常；血债帮看见他脚踩两只船也不放心，不如换上一个听话的头头，可以不必每天提心吊胆。与其不知道选择性反腐会反到谁的头上，不如反掉这个反腐的头头更安全。这就是党内各派势力都加入到反习战团的主要原因。

他们的口号是学习慈禧太后扶持一个听话的弱主，据说备选的人士，第一名就是现在的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官方的解释当然是他得到了党内多数的拥戴。习近平对他出奇的冷淡，正说明血债帮对他全力支持，准备取代习近平。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党心。

可 是仅仅冷淡没什么用，人家弱主李克强就是比你用着放心。即使没有李克强；还可以有张克强，王克强、赵克强等等。总之，党和它的大多数已经抛弃了你习近平， 现在就是低头服软也为时已晚。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把你习近平得罪了，就只能得罪到底。而且这是利益攸关，生死搏斗。看准了机会就下手，党内斗争你就 别想了，胜负已定。

那么习近平还有活路吗?有还是有，只不过以习近平的四平八稳脚踩两只船的习惯，恐怕他没这个胆量。党内民主你占了少数；人民民主你不一定占少数。任志强已经给你指出了人民民主的活路，说明双方都已经亮剑了，狭路相逢勇者胜。

习近平的麻烦不是一件坏事，习近平优柔寡断的性格，可能才是他真正的麻烦。看清楚的事情就要下决心，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RFA 

鲍彤：“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图片：鲍彤近照（鲍彤提供）

鲍彤提供

俗话是普通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对今年的两会，我想套用一句俗话："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一锅粥，指人大和政协。一粒老鼠屎，指某宣传部向媒体发出的一纸负面清单，禁忌之多，据说有21条。明明全国都在谈霾，但两会谈霾不得见报。谈经济，除了好声音，其他的信息和质疑，都是禁区。宗教禁得更严，一省连拆数以千计的十字架，也许受到了嘉奖吧，反正批评和问责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21条禁令到底由谁家的宣传部发出，由于没有人出来承认自己对此负责，似乎需要存疑。不过按常理而论，媒体已经"姓党"，有资格向它们发号施令的，不可能不姓党。由此观之，这粒老鼠屎的其他内容可想而知：凡是"姓党"所不爱听的信息和意见，一律在严禁之列。

负面清单的影响所及，不限于媒体和受众，而且必然迫使两会的参加人、报告人和主持人就范。须知上级有令拒不报道，你那两会即使讨论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又何苦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部才是真正的主宰，两会的全体代表和委员，其实都是些辛辛苦苦照本宣科的艺术家。

因此，两会对会外的声音居然充耳不闻，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144位公民要求全国人大对〝709〞大抓捕事件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彻查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有无违宪违法行为。两会几千位代表和委员，对此无动于衷，置若罔闻。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丹麦、芬兰、德国、冰岛、爱尔兰、日本、挪威、荷兰、瑞典等12国代表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特别对逮捕维权人士、公民社会领袖和律师的行动感到担忧。两会几千位代表和委员，对此无动于衷，置若罔闻。

有位省长在两会发出好声音，宣称该省"不欠工人一分钱"。这一句话，仅在该省某市，就激起半年来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补贴的数万名煤矿工人游行示威，指出这位省长对两会撒谎。两会几千位代表和委员，对此同样无动于衷，置若罔闻。

所以我认为，两会的准备和召开，花的是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完全有条件开好；可是溜来一只老鼠，把粥锅当便池，下了一粒"严禁不同意见"的屎，搞坏了一锅粥。

这使我想起了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本来胡耀邦根据中央精神，宣布理论无禁区，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开得好好的。突然邓小平心血来潮，拿出四个坚持，即四个不许动，四个禁区，邓小平下的这粒老鼠屎，也毁掉了一大锅好粥。

——RFA

《动向》长短论：源自五十年前的红卫兵脾气

2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宣布关闭任志强的微博账号；称该微博账号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已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关闭。与此同时，还以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等为名，关闭了影视演员孙海英、学者荣剑和城市问题专家罗亚蒙等人的微博帐号。此类事件并非初次，只是这次动静更大而已。

三年来，他们封网封博，打压维权律师，罗织罪名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符合人类文明潮流的东西，都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凡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东西，就成为他们手上的香饽饽、甜点心，必大胆尝试、推而广之；如跨境抓捕、电视示众等等。更荒唐、更邪恶的是，居然搞出一个"妄议中央"的罪名，并以正式文件下发。在罗织罪名上，他们已经超越了毛泽东，在恐怖的手段上比毛泽东更精致、更隐蔽！

如此这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三个"自信"到抨击普世价值，从"七不准"到跨境抓捕，令人眼花缭乱，看不懂是什么套路。于是评说纷纭：道路自信、一盘大棋、宫廷内斗、大权独揽、回归毛左。且不管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干什么都得讲个规矩章法，岂能八方树敌、自相矛盾？这种毫无章法的做派，不外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超级高人的超级谋略，非神人不得而知；而毛泽东式的神人五百年才出一个，这种可能几乎等于零。另一种可能只会和秉性有关而不是其他，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这种让人想起"红八月"的秉性，说穿了就是红卫兵脾气。五十年前的八月，正是红卫兵脾气大发作之时，他们成立了若干司令部、战斗队，抄家打人、挂黑牌、批斗会；路名说改就改，领事馆说烧就烧，毁文物砸古迹，抓人游街示众……这种无法无天的野蛮暴力，被他们美其名曰"红色恐怖"！

1966年的8月，他们以纠察队、司令部的名义，发布1号通令、2号通令、3号通令直到N号通令，这些通令不外是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谁敢不听砸烂谁的狗头之类。如今他们以最高当局的名义，发这样规定那样规定，讲的还是不准乱说乱动，谁不听就吊销你的执照、敲你的饭碗，甚至送你坐牢。

1966年的8月，他们以纠察队、司令部、战斗队的名义到处抄家，房主被赶、房屋被封或被占，被封的家门上，无一不是贴上红卫兵各路司令部的封条。如今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封微博、封微信，封图书。只是把当年的焚书改为下架。

1966年8月，他们以纠察队、司令部、战斗队的名义，到处抓人挂牌批斗，四处抓人游街示众，如今他们利用公众媒体平台，以认错的名义电视示众。

红八月半年之后，谢富治搞了个《公安六条》，为红卫兵的野蛮暴力提供法规依据，并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如今，就有了"妄议中央"为党规所不容，成为一个新罪名。如此法规，其目的说穿了，不外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五十年前如此，五十年后亦然，其政治理念并无多大进展。

眼下，在各级党政机关里真还有不少人就是当年的红卫兵，甚至就有"红八月"的参与者，身上有红卫兵的脾气一点都不奇怪。对于红卫兵干的坏事，有良知的人多有反思，而红卫兵观念上的毛病能反思者就不多了。尤其是文革成为禁区之后，几乎就大而化之、不了了之。红卫兵毛病的养成其实和前三十年的教育、和文革种种恶行有直接关系，所谓"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当人们把文革反思作为禁区、认为前后三十年可以并行不悖之时，其实是把是非善恶混为一谈。于是骨子里的恶就不断地膨胀，使我们面临着文革重演的巨大风险。文革是否会重演，根子不会在戚本禹这种文革遗老那里，而在红卫兵这一代人身上。因此，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研究文革、反思文革就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3月号

洪哲勝：港獨和港人的追求自由與自主（附民主學者：倡議獨立只會讓香港分化、內地團結）

這是胡平所轉載的關於香港統獨之爭當中的一篇"反獨"議論

──《民主學者：倡議獨立只會讓香港分化、內地團結》。

由於香港的自由、自主問題的真解決，不是眾口一詞地堅持：

　　　◆追求獨立！

　　　◆追求一國兩制的統一！或

　　　◆追求聯邦制的統一！

等等所可以簡單地追求到的。

我想，香港的最佳未來，應該是作為一個聯邦中國當中擁有一定自主性的一個邦國；

而不是絕然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作為這樣的既與中國保有關係，又讓自身保有一定的自主和自由的政治單元或個體，

是對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最有利的一個結局。

香港無需犧牲自身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自主發展，

如此一來，

可以避免中國人民暫時（很久的暫時！）無法管控的中共專政所會帶來的國內、國際困境

　　（如果中共政權要繼續阻擾中國的民主發展，港人怎辦？

　　（如果中共政權胡亂對外開戰，港人怎辦？

　　（如果中共政權在一國兩制的承諾之下繼續干擾港人政治發展的自主追求，港人又能怎辦？

　　（……）

因此，

◆港人當前的要求中共政權的踐行"一國兩制"承諾，非常重要。

◆港人的進一步鼓吹未來中國的採行《零八憲章》所高舉的聯邦制，更加重要，

　因為，這不但可以解決香港的自由自主問題，

　而且可以通過聯邦化解決中國中央政府派遣"巡撫"壟斷政權的無效集權制的弊病。

然則，中共政權不但不許港人自主地民主化，

尤其不讓大陸的中國人自主地民主化，

港人單靠上訴的兩個訴求：真正的"一國兩制"和地方自主、分權的"聯邦制"，

顯然就不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辦法。

因此，港人有需要給自己提供一條新的道路，

那就是香港獨立。

既然中共政權不願意提供上述兩條比較簡單的好路，

作為東亞的先進者之一的港人最終的提出港獨的訴求，

也就是一個最最合理的結果了。

我不認為港獨是港人應然的第一優先選項，

因為，

　　　◇香港屬於中國是個歷史事實，也是當前的現狀，

　　　◇而且在當今的中國人當中，絕少有人樂於見到港人的自決分離。

　　　◇香港人當然有自己的人民自決權，

　　　　但是，港人的自決實踐，顯然會受到大陸中國人的阻擾，

　　　　更不用說來自中共政權的強壓了.

　　　◇……這裡略去一些別的理由……

但是，在港人追求自由自主的奮鬥當中，

"港獨"這個理應不是最優先選擇的選項，

卻具備了它的必要性、重要性、乃至關鍵性。

為什麼？

　　　◇它可以給中共政權一個壓力：你要蹂躪香港，還是要看著香港獨立？

　　　◇它可以給大陸中國人同樣的壓力：

　　　　☆你要不要大力追求中國的民主化，讓港人考慮留在中國裡面？

　　　　☆你要不要阻擋自己的政府干擾香港的自由和自主，讓港人考慮留在中國裡面？

　　　◇港人擁有人民自決權，有權通過公投選擇走自己的道路，

　　　　當中國和中國人不給港人一條做"人"（作為擁有人權的人）的道路時，

　　　　"港獨"就必然成為港人的唯一選項──沒商量的選項！

港人怎麼搞"港獨"？

◆不是反對中國，反對中國人；

◆不是反對一國兩制

◆是反對中共政權的破壞自己的"一國兩制"諾言；

◆是反對大陸中國人任由中共政權破壞自己的"一國兩制"諾言；

◆是告訴大陸中國人"一國兩制"之外，還有更好的聯邦制，

　"零八憲章"已予揭櫫你們為什麼不讓中國政府聽話？！

◆是告訴中國人，港人有自己的人民自決權；

　大陸中國人如果喜歡中國擁有香港，

　你們就得追求儘快當家，善待港人，

　讓港人無需選擇公投獨立！

我想， 上述的運動策略考慮，

在西藏的追求自由和自主的情況下

應該也是可以適用的

洪哲勝  上

【附录】

胡平推薦

民主學者：倡議獨立只會讓香港分化、內地團結

"但極度憤怒、忍無可忍只是一種情緒，不是一種策略。"

2016年3月18日 晚上6:38

Jeffie Lam

Larry Diamond (攝影記者：Jonathan Wong）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Larry Diamond教授建議香港社運人士有戰略性地行動，而不只是洩憤。他同時警告，分離主義情緒的上漲會給香港民主的未來帶來事與願違的結局——如果不是自殺性的惡果的話。

Larry Diamond說，任何試圖宣揚獨立的做法，或認為這是2047年之後香港出路的想法，都只會推動中央政府打壓香港，以及進一步邊緣化已經勢弱的親民主陣營。

正在訪問香港的Larry Diamond週五（3月18日）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表示："我認為這是自殺性的。這不是香港達至民主、獲得更深入或者更有意義的自治的方式。這只會給中國最強硬的強硬派帶去方便。"

Diamond所談的是本土主義思潮在香港的的湧起。最近的一個體現是，上個月，立法會新界東議席補選中，"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儘管只進行了短時間的拉票活動，但最終仍獲得了超過6萬6000票，佔總票數的16%。

學生政團"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也計劃在下個月組建新政黨。黃之鋒說，新政黨會爭取10年後進行公投，讓香港人決定2047年之後路向。"學民思潮"在2014年的佔領示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為研究全球民主化進程的《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聯合創刊編輯，Diamond指出，社會運動的基本戰略規則是"團結你的盟友，分化你的對手"。

談到內地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Diamond說，提倡獨立只會分化香港人，同時讓內地人更團結，更別提這樣做會讓內地部分希望與香港關係更緊密的溫和派轉而離開。

同樣的理論也可以用於警察和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的關係上。在2014年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中，兩者衝突連連。

Diamond詳細，示威者應該更有同理心，了解政治對手的想法，尋求消除對立。

Diamond強調他理解年輕一代的沮喪，他不是要年輕人改變追求，只是建議他們要帶著分析性思維，更有策略地行動。"當你成為受害者……受到不公對待——就像全部香港人受過的那樣——憤怒、沮喪和憎惡是自然的反應。"

"但極度憤怒、忍無可忍只是一種情緒，不是一種策略。"

他補充道，民主陣營比起建制陣營，只有極少的權力和資源，"沒有發脾氣的奢侈"，情況和1986年菲律賓經歷的相似。

同時，Diamond相信，內地最終會變成不對稱的聯邦體系，允許兩個特別行政區享有比其他省份更多的自治權，這可能是香港的一個出路。

他說，中共應該像國民黨那樣，進行漸進式政治改革，這可以"給他們賺來很多時間"。

"我認為，如果中共會向這個方向走，領導並塑造政治改革的進程，他們可以像國民黨那樣，保持在位。"

——《南華早報中文網》

杨光：“习大大”输给了“任大炮”

图："任大炮"的网络漫画

任志强所盖的高价房屋或有朽坏倒塌的一天，但他在中共再度发动个人崇拜的紧要当口，以倔强不屈的战士姿态向最高当权者放言"挑衅"所体现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争自由争人权的史册。

习近平自曝其短

习近平说了一句蠢话，"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简称"官媒姓党"。问题是，中国只有官媒，"党和政府"一向霸道，只许自己"宣传"，不许他人发声，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除了互联网自媒体之外，中国迄今尚无一家真正由私人机构或外国资本主办的、胆敢对"党和政府"保持独立立场的自由媒体。所以，"官媒姓党"也就变成了"媒体姓党"。

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也都知道垄断媒体、操纵舆论的正是"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但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尊，直截了当、直言不讳、理直气壮且咄咄逼人地把这件并不光彩的事情亲口说出来，多少还是让人有点吃惊，颇感意外。老实说，习近平自曝其短——既曝了共产党操控媒体的短，更曝了习本人缺乏政治智慧的短——的 "坦诚"与"霸气"，还真是让人有些吃不消。

看来，"姓党"是习近平乐于采用的表达方式——虽然这种表达方式曾被邓小平公然嘲弄，且嗤之以鼻，邓九二南巡三言两语便打发了那场一度甚嚣尘上的姓"社"姓"资"之争——因为他用过多次，不久前说过"军报姓党"、"党校姓党"，可惜并未引起广泛反响。习所谓"姓党"是什么意思呢？此前只有政府福利院收养的孤儿、弃婴才姓党，难道习这是在暗示军报、党校和媒体离不开党的奶水，是除了党没人要的孤儿？其实，习近平没有这么发达的幽默感。习的思路大约是沿着"吃饭砸锅"一路走来，他无非是说：你们既然吃了党的饭，靠党的恩赐过日子，就必须一生一世当党的奴才，乖乖听话，惟命是从，从一而终，哪怕丢了灵魂，昧了良心，也不许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谓"姓党"，大概如此吧。

在习的心目中，该"姓党"的可不是三两个，而是一系列，一火车。也许下次、下下次，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悍然昭告世人："政府姓党"、"人大姓党"、"政协姓党"、"公安姓党"、"法院姓党"、"城管姓党"、"国库姓党"、"国企姓党"、"教育姓党"、"文艺姓党"、"历史姓党"……，所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通通都"姓党"的时候，人们将不再惊讶，而只是相视无言，会心一笑。习近平说得真不错啊，中国可不就是一党专制吗，可不就是一个丑陋的党国吗？感谢习总实话实说，自曝其短，自认其丑。他要真按任志强的意见说话，倒是合了毛泽东的思路，中国"姓人民"的东西不可谓不多，诸如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日报》、人民广电、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航空、人民铁路、人民银行、人民币……，不过让中共占了"人民"的便宜而已。

"姓党"要害是向习效忠

说了蠢话，自曝其短，想来习近平也有自己的苦衷。据西方媒体分析，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势过于糟糕，为了严控社会负面情绪爆发，防止大众信心崩溃，习只得加强媒体管制。也有人说，"中共强调什么，说明它缺少什么"，似乎媒体真的不大买共产党的账了，似乎中共正在丧失对新闻、舆论的导向与控制能力。还有人说，"姓党"不过是习随口一说，并无强化一党专制之意，是刘云山掌控的宣传系统故意捉弄习近平，将习的出言不慎无限放大，拿习的一两句蠢话大做文章，貌似个人崇拜，实为"高级黑"。但是，以上三种分析都不太能站得住脚。即以高级黑为例，也未免夸大了刘云山的阴险与习近平的昏聩。从"三个自信"、"两个不能否定"、"意识形态亮剑"、"七不讲"、"共产主义信仰"到军报、党校、媒体"姓党"运动，这是一个系列化的、逐渐升级的毛式极权话语回潮行动，岂是刘云山辈高级黑做得到的？岂是"阴谋论"解释得通的？

请容许我作一个大胆假设，当习近平说"媒体姓党"的时候，他后面应该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口，完整的表述是，"媒体姓党、党姓习"。欲求证这一假设，只需联系最近几个月来各省纷纷表态的所谓"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便知端详。核心意识就是"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看齐意识就是"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齐"。最近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竟要求"政治局成员必须经常主动向中央看齐"，可是党章规定，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代行中央职能，其成员该如何自己向自己"看齐"呢？此话当然是话中有话，"向中央看齐"者，向习近平效忠是也。习亲自发动了"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活动，但最该恶补党章的，倒该是习总本人。

"媒体姓党"的潜在涵义其实就是"以我为尊，向我看齐，对我效忠"，媒体不要站错队，要做只做习家军。这层涵义并不隐秘，三大央媒，各级官媒里做稳了奴才、拍马屁成了精的那批人，以及大大小小的五毛、自干五们，也都听明白了。不信请看，有握了手不肯洗手的，有写了恶俗颂圣诗还自夸脑残的，有编写了乱伦歌曲一边叫大大——陕西方言大大即是爸爸——一边喊要嫁的。这就是"媒体姓党"的直接效果：像催情药一样让脑残粉、跟屁虫们欲望亢奋，像照妖镜一样让白骨精、马屁精们立即现形。不过还是央视最聪明，一句"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马屁标语既说到了"习大大"的心坎上，也戳破了"媒体姓党"的窗户纸："姓党"的目的是"看齐"，要害是"绝对忠诚"。

难得有个任大炮

多少有些令人感伤的是，"媒体姓党"的公然羞辱并没有激发媒体人的人格自尊和职业尊严，也没有点燃知识界的普遍愤怒和反抗，却引来了轻量级"红二代"、重量级房地产大亨、拥有3800万粉丝的微博超级大V任志强的公开质疑与嘲讽。仅此而言，我们就该敬佩任志强，感谢任志强。昔有孙大炮（孙中山），今有任大炮，在这个以言论禁锢为"新常态"的丑陋时代，他配得上"大炮"这个荣耀的绰号。

任志强一向大胆直率、口无遮拦，近十多年来屡有出位之思、出彩之言、出格之论，或令人大惊失色，或令人拍案叫绝，有时候也令人切齿痛恨。他预言过房价还要涨十年，也说过"只为富人建房"，为此得罪民粹，入选"全国人民最想抽的人"前三名。除了谈房价，任志强最擅长的话题其实还是"妄议中央"，他曾指责胡锦涛的"八荣八耻"是"一条也不符合现代的价值"，曾嘲讽温家宝的"企业家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是"他自己缺什么，就叫别人补什么"，他也曾批评习近平的"七不讲"、"刀把子"、"共产主义信仰"是"车轮倒转"、"枪口对内"、"邓被遗忘的（得）太快了"、"连续出臭棋"。任志强心目中的"一代伟人"是蒋经国，最同情的政治人物是赵紫阳——他说过"永远怀念（赵紫阳）他老人家"，对毛他颇为不屑，对邓则基本赞成——甚至连邓的"六四"镇压他也曾公开赞成。作为知名企业家，任志强讨厌"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也被讥为"无一日不拱卒的公知推墙党"。

口炮放了十多年，这一次任大炮终于祸从口出，捅了娄子，遭到了官媒铺天盖地的文革式大批判，调门一个比一个高，帽子一顶比一顶大，转眼间任志强已从血统纯正的"优秀共产党员"变成了人神共愤的"反党分子"、"资本翻天派"、"西方敌对势力代言人"、"八千多万党员的耻辱"，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文革五十年了，习仲勋老人"利用小说反党"的教训大概是早就忘光了，"利用微博反党"的荒唐罪状都说得出口，这是个什么党、什么国家呀！有何面目面对数千万文革受难者？

平心而论，任先生此番对"媒体姓党"的批评比起他以往的"妄议"不知要温柔了多少倍，本不值得大动肝火、大动干戈。而且，任把"媒体人民性"拿来对垒习的"媒体姓党"论，在中共语境里也算中规中矩。殊不知，中国各大学的新闻学教科书也全都奉"人民性"为社会主义媒体的金科玉律，因为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毛泽东就是靠打"人民"牌才在独裁之路上逐步做大做强的。倒是习近平的"姓党"论过于粗鲁，过于"坦诚"，把"伟大领袖"招摇过市的那套陈词滥调都给卖光了。

习近平是真正的输家

任志强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的立场鲜明、言论正确。只要是陈述真实的想法，本着良心说话，即便说错了，也是他的权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当所有的人都被文革味儿十足的"看齐"、"忠诚"吓得张口结舌不敢发声之际，当君子蒙尘、小人得志、溜须拍马之辈飞黄腾达之际，他不合时宜地跳了出来，"狗急跳墙出来嚷嚷"（官媒批任语），说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不必管他的意见正不正确（在笔者看来，媒体"姓党"或"姓人民"都是不恰当的政治修辞，多元社会里的独立媒体不管替谁发言，都是它的自由，媒体代表多数、少数，抑或只代表极少数、极边缘人群，只要不违反法律，则均无不可。媒体"姓"什么本来就是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因此，"姓人民"并不比"姓党"好到哪里去）。

有人说，任志强之所以敢批逆鳞，是因为他有红色血统，而且"海里有人"，后台很硬。千龙网一篇声讨任志强"反党"的文章说，"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任志强的自传《野心优雅》描述了他与王岐山从少年时代建立的持久友谊，书中提到二人有时半夜会通电话聊天）。任志强似乎不仅给自己惹祸上身，也给打虎英雄王岐山添了不小的麻烦。中纪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以《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回敬了那些含沙射影的大字报作品。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任志强已经被永久封杀了微博，且极有可能失去党籍。但他也得到了更多更宝贵的东西：任志强所盖的高价房屋或有朽坏倒塌的一天，但他在中共再度发动个人崇拜的紧要当口，以倔强不屈的战士姿态向最高当权者放言"挑衅"所体现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争自由争人权的史册。毫无疑问，在这场"习大大VS任大炮"的不对称批判赛中，任志强已经赢了，习近平才是真正的大输家。习虽然得到了一群连文句也写不通顺的文革吹鼓手，而其所失去的东西，则远比任志强的微博和党籍要大得多、也贵重得多，就连他女儿的微博也痛心地看到了这一点。也许有那么一天，习近平会为自己说了"媒体姓党"的蠢话、纵容了"姓党"的宵小对任大炮的文革式大批判而感到后悔莫及。

2016/3/3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3月号

陈明：在历史大图景中看炮轰任志强

北京官商房地产大亨、"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因被认为是跟声言"党媒姓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公开叫板而受到官媒的猛烈炮轰。中共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称任志强"在网上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和错误言论并产生恶劣影响"，将按党纪对任志强做出严肃处理。

就在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认为他在劫难逃之际，局势却陡然峰回路转，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似乎是为任志强辩护的文章。对任志强以"文革"语言进行的大批判骤然刹车，所谓的严肃处理被悄声束之高阁。

当今中国政局之诡异和动荡令各路的观察家跌破眼镜。有人认为上述的峰回路转意味着所谓的"十日'文革'"的破产，意味着当今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政变的先兆。但也有人认为当今中国政治大形势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截至本文动笔写作之际（2016年3月中旬），任志强事件究竟将如何收场依然是一个悬念。这一明显牵涉中共高层政治争斗的事件究竟有什么意义？究竟有多大意义？要想得出大致不差的答案，就必须做一点必要的历史对比和分析。

2月与3月的突转

说起历史对比和分析，人们不妨先观察最近5年的历史。众所周知，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观点各异，但其中绝大多数普遍认为，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的政情越来越富有戏剧性。

其中戏剧性最足的例子当推2012年2月，中国直辖市重庆市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亡命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从而牵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及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案。在当年3月，也就是在所谓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之后薄熙来倒台，中共最高层领导由此发生大洗牌。

时间快进到2016年2月。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6年2月19日视察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并强调"党媒姓党"之后，任志强随即通过微博发出质疑："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任志强随后受到官方媒体以明显的"文革"语言进行的集中猛烈的炮轰，并被"依法"吊销微博帐号，被"依法"永久性地剥夺网络发言权利，但当局没有说究竟依的是什么法，或任志强究竟犯了什么罪或具体违反了中共的什么纪律。

在当今中国，中共当局肆意无视自己制定的法律实行以言治罪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在习近平的权威和权力已经被中国国内外的许多人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今天，任志强看似明显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因而立即受到官媒猛烈炮轰并被普遍认为是大难临头，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进入3月，就在众多的人等着看任志强要怎么个"死"法的时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好似为任志强撑起了有力的保护伞，前者赞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谔谔之士"，并警告为政者"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后者批评"有的（领导）怕丢面子，不愿听群众的逆耳之言；还有的怕出乱子，不愿让群众知道太多的信息"。局势如此突转，任志强看来大有可能大难不死，甚至不会伤筋动骨。

这种局势突转令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扮演中共意识形态打手的角色趁火打劫的人大丢面子，其戏剧性和重要性在以下六个方面可以说比王立军逃奔美国领事馆引发的薄熙来倒台和中共高层震荡有过之而无不及：

（1）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至少在发生时候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构成挑战；任志强事件则是明显地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构成挑战；

（2）王立军/薄熙来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任志强则有意无意地明显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3）在处理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过程中，中共最高领导层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分裂；但在处理任志强的的过程中，中共最高领导层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展示了明显的分裂；

（4）薄熙来虽是中共高官但很快被拿倒，但任志强虽不是什么高官却大有可能拿而不倒，从而显示了四年前中共最高领导层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可以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联盟，但今天这种联盟已经难以形成；

（5）在2012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闭幕记者会上，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敢于大谈薄熙来问题（尽管没直接点名）；在2016年3月的全国人大闭幕会记者上，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则不敢谈任志强问题；

（6）同是在2012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闭幕记者会上，温家宝那样的中共高官还可以发出中国返回"文革"将是重返大灾难的警告；但在今天的中国，李克强总理那种级别的中共高官已经不能发出那样的警告。

在众多观察家看来，李克强级别的中共官员现在之所以不能发出那样的警告，并不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那样的灾难离中国更远了，而是更近了。"文革"思潮、"文革"语言，甚至"文革"的许多做法在中国明显死灰复燃，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因此，中共高官在四年前还可以批判"文革"，现在则不得不回避其锋芒了。

中共合法性的困惑

以上所列举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与任志强事件的对比，也是2012年2月与3月中国政情跟2016年2月与3月的对比，这种对比使人们得以清晰地看到，对中共政权和中国公众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今中国政情比四年前更为凶险，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更差，合法性危机更为明显。

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的时段来看，靠枪杆子"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共政权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有严重的合法性问题。这种问题之所以成为危机，关键就在于它变得"更为明显"——专制独裁的合法性危机本质上就是其合法性问题变得难以掩饰，被统治者由先前的忍气吞声或腹诽转向对统治者进行公开的质疑或嘲弄。

具体就任志强事件所暴露的当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合法性危机而言，观察者可以从"党媒姓党"和"文革"语言两个话题着手进行有趣的探讨。

这里首先讨论所谓的"党媒姓党"的问题。

习近平在当今中国如此公开强调"党媒姓党"即使是从中共当局的立场来说也是一种失言和不智之举。这一点从习近平说出"党媒姓党"之后立即受到任志强的质疑，以及中共官方媒体随后忙不迭地为习近平补台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任志强在提出"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这种质疑之外，还提出"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面对任志强提出的难题，中共官方媒体一直拿不出任何像样的回应，只能用"党性和人民性历来高度统一，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最终都要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之类的陈词滥调来瞎对付。

但这种陈词滥调技术含量太低，甚至连现在的小学低年级学生也骗不过。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不太聪明的中国小学生也可以问：既然要"党媒姓党"、"党性和人民性历来高度统一"，为什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改名"党中央电台"？为什么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不改名"中国共产党电视台CCPTV"？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改名"中华中共党国"，中央人民政府不改名"党中央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正式名称当中的"人民"为什么不用"中共"取而代之？改名可以一举澄清混乱，从而也一举消除任志强这样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口实，为什么不？

显然，无论从中共当局的立场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实际政治利益来说，习近平在今天的中国公开强调"党媒姓党"都是一种失言和不智之举。把一种政治把戏或语言把戏玩得连小学低年级的学童都能一眼看穿，那就只能用拙劣来形容。

换句话说，在这个民智大开、中共政权为自己的合法性而感到焦虑的时代，在中共政权忙不迭地试图用"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执政绩效"、"执政能力"和"民众支持率"来为自己制造或捏造合法性的时候，中共政权理应竭尽全力隐藏"党媒姓党"或"党天下"之类的事实，大力宣扬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属于全民。在这个时代还公开强调"党媒姓党"，必定会被广泛认为是霸道，甚至是耍流氓。

既然如此，习近平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呢？或者说，使习近平忍不住要强调"党媒姓党"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毛泽东。在很多人看来，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共政权就思想水平或意识形态操控水平而言从一开始比扶持它夺权的苏联共产党政权低一个或N个档次，其具体表现就是，中共政权从一开始就不能清晰地理解、更玩不好甚至玩不了"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把戏。

打通前后两个30年

"党性"和"人民性"在共产党国家是概念把戏，但从学术上说也是政治或哲学课题。这种课题或话题难以一下子说个透彻。不过，这里不妨简单地说，这就是，在很多人看来，苏共政权早早就意识到，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要强调党性；但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制造合法性，为了维持和巩固政权，则要强调人民性和全民性；然而，这个浅显的政治道理是被许多人认为是精明过人的毛泽东始终闹不明白的。

中共官方的历史纪录显示，在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前夕和夺取政权之后，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先后三次竭力劝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制定宪法。在中共立国前夕，中共高级领导人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把为什么中共要制定宪法的道理说给刘少奇听：

"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中共）。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斯大林的反复催促之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1954年才制定和施行宪法，但制定和实施得很不情愿。毛泽东显然是始终一贯地认为，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党天下是天经地义，制定和施行标榜全民国家的宪法是犯傻，是书呆子气，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多此一举。因此，中共1954年宪法在发布和施行三年后便被逐渐弃废。

在1957年将几十万胆敢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一网打尽之后，到了1958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番高瞻远瞩的意见，展示了他对有碍于党天下统治的法律和宪法的不屑："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此外，在斯大林死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开始跟苏共闹别扭最后公开闹分裂。当时的中共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展开意识形态论战，中共批判苏共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苏共背叛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推行所谓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反修"（反对修正主义）和"防修"（防止修正主义），毛泽东大力强调党天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大讲阶级斗争，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人大停止活动8年。地方人大停止活动的时间更长，各级政府被废弃，由所谓集党、政、军、审判、检察权于一身的"革命委员会"取代。

假如说中共在后毛泽东时代有什么"与时俱进"的进步，那就是它在毛泽东死后基本上放弃了毛泽东频繁而公开地强调党天下的做法，而是转而尽力强调中共的全民性/人民性，并试图以此挽救其千疮百孔的合法性。

打通两个30年撞墙

然而，中共政权的这种"与时俱进"随着公开声明自己尊崇毛泽东的习近平上台而被逆转，党天下的说法和做法再度大行其道。本文开头提到的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实行党政一家，发布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计划处理任志强的告示便是其表现之一。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上台不久就提出要打通中共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前后的两个30年，力图使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回归毛泽东时代，再度强调党天下，甚至强调中国的司法系统必须是中共的"刀把子"，从而暴露或挑起了中共合法性危机。

这种危机正是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去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所发表的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的一个主题。沈大伟文章的大意可以归结为，中共政权在江泽民时代采取多种措施实行有限的政治改革，试图扩大中共的权力基础；然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大大加剧中共合法性危机与统治危机，大有可能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

沈大伟由此而被一些人指责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卷入中共党内斗争，挺江泽民、反习近平。这种指责是否有道理或有多少道理在这里姑且存而不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将近70年来党天下的问题一直是中共纠缠不清的难题。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就是，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对共产党应当如何掌权、如何谋求长治久安有截然不同的思路。前者认为应当努力以全民的名义掌权以争取和巩固靠枪杆子夺取的政权的合法性；后者则认为应当以明确的党天下语言和姿态威慑天下，使异议者死心。

在过去的将近70年的时间里，这两种思路在中共党内明里暗里此伏彼起相互较劲。党天下的思想在习近平时代再度得到高调的宣扬，可谓习近平打通前后两个30年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最明显的成就。

然而，习近平尽管如今看似权倾一世，中共党内无人能给予挑战，但习回归毛泽东强调党天下的做法显然在中共党内以及在中国公众当中遇到强力的阻力和反对。中共党内的阻力和反对不仅来自江泽民派系，而且显然也可以来自习近平的头号政治盟友王岐山。

人们知道，中共先前一直假装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不存在。但近10年或20年来，中共政权才开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应对政权合法性地问题，并以"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就明确正面应对中共合法性问题而言，王岐山可谓中共高层第一人。在跟随习近平上台、成为习近平头号重臣之后，王岐山别出心裁为中共政权合法性添加了"执政绩效"、"执政能力"和"民众支持率"的内容。

王岐山由此展示出他对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的真切关心乃至忧虑。王岐山的这种心态显然是跟习近平（或毛泽东）那种认为中共政权合法性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的思想意识大相径庭。可以说，王岐山的这种关切在中共党内并不孤立，甚至很有市场。

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公众有了更多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纳税人税款应当用于全民而不应当为中共窃取私用的意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能接受毛泽东和习近平所喜好的党天下的思想。对这种时代的潮流、民智的攀升，中共宣传部门显然心知肚明，也感到头痛，但没有什么应对的好办法。

可以说，任志强对习近平"党媒姓党"的党天下言论发出挑战，获得了中共党内和民间的上述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和不公开的支持；而任志强之所以还没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也是得益于这种力量对那些想打翻他的人形成的震慑。

在这里要顺便说一句，当今中共当局显然在某些方面甚至很多方面打通了两个30年，而且是融会贯通，在某些方面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当今中共当局对任志强的处理比彻底践踏法治/法制的毛泽东"文革"时期更进一步，仅仅是根据"网民举报"就做出了判决和处罚，剥夺了任的言论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干脆连"革委会"之类的过场也懒得走。

尽管如此，看似强大无比的习近平及其打手在习遭遇任志强的挑战之后不能对他进行称心如意的歼灭性惩罚，这无疑意味着习近平高调的党天下言行在当今中国撞上了厚墙。

眼下局势不明朗

后来海外中文媒体当中出现的所谓习近平亲自叫停了"文革"式的对任志强的"大批判运动"传闻，则看上去或听上去太像是习当局的文过饰非，用英语的说法就是损害控制（damage control）措施——假如这种传闻是真实的，就等于说习近平在高调宣扬"党媒姓党"之后接下来的十几天里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对党媒的控制。

更为反映实情的说法大概是，习近平或打着习近平旗号来趁火打劫的打手本来想对任志强来个杀鸡儆猴，但后来发现不好杀，因为可能会触发非常麻烦甚至代价巨大的猴子造反，于是不得不住手。

这种不得不住手是着眼于以利再战的战略性撤退，还是习近平在中共高层失势的先兆，外界依然不得而知。目前来自中国的信息依然不明朗。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一个月前的那种近乎肆无忌惮的习近平个人崇拜明显收敛，但人们不清楚这种退却是否是今后更猛烈和残酷进攻的前奏。习近所崇拜的中共已故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曾经"退居二线"，然后再卷土重来，打倒了所有对手，其中包括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

 以习近平靠着隐忍最终得以登上大位的精明和他对毛泽东毫不掩饰的崇拜，不能排除他会玩出毛泽东那种后发制人的故伎并且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对手多么平庸和胆小。这就是眼下的中国政局前景不明朗之所在。

——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