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蘇爾維琪之歌

 作者臉書 2026-7-11

【按：因為劉曉波，我們不會忘記這首歌，那是「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瞬間，那也是破涕為笑的一刻，更是價值高端之北歐，蔑視富裕強大卻野蠻之中國的時刻，何時中国就会重生，等到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将有一个刘晓波的纪念碑，我们大家都去给晓波獻花。】

「一年年地等待：

我始終深信，

你一定能回來，

……。」

舒緩、淒婉的女高音，引領典禮的開場。這首似曾相識的歌曲（節目單的歌名Solveig’s song，中文譯為〈蘇爾維琪之歌〉），一下子將我帶到傷心處，好似一瓶打翻二十年未及耙梳的無言心情，淚水抑不住流淌，竟至抽噎出聲。

一、臨門一腳

奧斯陸2010年選了一個中國人，是大異數，也成大震盪。諾貝爾和平獎是「天王級」，當今頂尖榮譽，文明衰敗又成精神奴役之鄉的中國，哪來豪傑與此有緣？這可作「東亞病夫」之新解。然而，奧斯陸將「和平桂冠」授予中國監獄裡的良心犯劉曉波，不啻對「中國崛起」的當頭一棒，它銳利而不強勢，但影響深遠。中國經濟強大，卻暴虐對待其子民，於國際社會和文明前景堪稱隱憂，而美英法德諸大國皆與之媾合，挪威則憑依百年「諾貝爾和平」精神，踞普世價值高端；一個北歐小國也敢仗義執言。

北京對此事的瘋狂杯葛，甚於1936年的德國納粹（德國得主亦被囚禁）。2010「諾貝爾和平獎」慶典邀請的所有中國國內人士皆被攔截出境，唯有海外流亡者去奧斯陸站台撐場面，這也把挪威人弄得七葷八素。他們發出的一個電子郵件邀請函（給紐約一個無國籍的流亡者去申請簽證）甚至被中共截獲，而且冒充諾委會發了三千份假邀請。11月16日，我收到諾貝爾委員會行政負責人的電子邀請函，特別說明「正式邀請函，包括所有附件（入場券），將於12月9日在奧斯陸格蘭特大酒店前庭的諾貝爾服務台等候您。」

諾委會還說：「我們誠摯地請您以電子郵件確認你將出席慶典、晚宴和音樂會。」我卻遲疑未覆，有點害怕自己帶著坐輪椅的傅莉飛到冰天雪地的奧斯陸去；況且我也只能把她一個人放在旅館裡，自己去參加這場已跟中國錯過百年的盛典。直到李曉蓉從日內瓦趕回來，讓我帶上傅莉跟她走一遭，我才當真起來。她說國內諸君出不來了，要求我們幾個人，方勵之、林培瑞（Perry Link）、她和我一定要去奧斯陸出席典禮，才讓他們安心。

臨行前，我為奧斯陸慶典的著裝規定，幾乎陷入休克狀態。邀請函指示上「諾貝爾和平獎」網頁查詢「穿著禮儀」，我上去一看，授獎儀式規定男士必須以a dark suit and tie 出席；晚宴則是「正式場合，須以black tie 現身；有人說此即晚禮服也。我閒散了快二十年，幾套舊西裝早已穿不下，對他們說的這些服裝更是一頭霧水。趁感恩節的「黑色星期五」去買西裝，竟沒買黑色的，半價弄來一套深灰色的。再問曉蓉，她說在歐洲出席晚宴，男士都穿黑色西裝加黑色領帶，不是非要「燕尾服」不可。我再去店裡調換一套黑色的，看到居然有零賣的一盒黑領帶、白襯衣、腰帶，乃搭配燕尾服的，我如獲至寶，覺得總算不至於太寒磣。

「中國崛起」原不過是鄧小平殺了學生娃娃之後，鐵了心「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結果；照理中國民間社會，也可以從國際上找到一點什麼力量與之抗衡的，否則這個「國際社會」不就是一個叢林了嗎？

〇八年北京奧運會之後不久，胡佳獲選「歐洲人權獎」，也被列入諾貝爾和平獎候選名單，當時我就想，在國際/西方的視野裡，魏京生之後終於出現了另一位象徵性人物。假如沒有替代/接續的人物出現，魏京生永遠遮蔽其他人而無可替代，無論大家多麼不喜歡他。魏京生是「民主牆」人物，那遠在七0年代末，這中間的空白，並沒有因為一場震撼世界的八九學生運動、且延燒為「蘇東波」而導致整個共產主義陣營的坍塌而有所填補，主要就是沒有出現一位政治道德上經得起挑剔的代表人物。無魅力便形成空白。中國的民間近三十年無魅力型人物出現，無疑是一個莫大的遺憾。

〇八年歲尾，劉曉波、張祖樺在北京發佈「零八憲章」，三百多人簽名，範圍和共識前所未有，但兩人隨即被捕。張被抄家後放出，劉則被重判十一年徒刑，他的法庭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達到聖雄甘地的境界——一個魅力人物終於出現。

到此奧斯陸終於坐不住了。除了魏京生、胡佳之外，他們還接到過天安門母親、高智晟、趙紫陽等提名，每次都伴隨著北京的威脅。秋天諾委會主席亞格蘭在牛津大學就說，再不給中國說不過去了。過去和平獎給了緬甸的翁山蘇姬、南韓的金大中、南非的曼德拉；好像只敢給小國家……。

就差臨門一腳。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想出一個點子，請一位國際上知名的道義領袖出面向諾委會呼籲，將2012年的「和平獎」授予獄中的劉曉波。他們想到了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於是草擬了一封信，但要找一個中國人當信使。這個人他們很快就在日內瓦找到了，她立即奔赴布拉格。此人就是李曉蓉。事後她告訴我：「哈維爾一看我帶去的信，馬上就說他要去找當年『七七憲章』的全部簽名者來簽這封信。你知道，現在他們已經在兩個國家啦，但哈維爾是國際上一面道義旗幟，所以捷克議會四十人、斯洛伐克議會六十人都支持提名劉曉波。」

這封信9月21日在《紐約時報》刊出。第二天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轉給我一封電子郵件，是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邱慧芬提議，華人應該熱烈響應哈維爾，建議由蘇曉康出面發表徵集簽名信。我雖覺得自己沒資格做領銜人，道義上卻不能推辭，也就顧不了那許多，立即起草了一封信，先交曉蓉傳給國內朋友們修改、簽名，然後在海外徵集簽名。

10月8日一早五點鐘我就起身上網查新聞，劉曉波果然獲得「和平獎」。電話裡則已有一則留言，是余英時教授的，他說：「我們五點鐘聽到廣播新聞，劉曉波獲獎，這次你功勞很大，將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我再去聯絡曉蓉，她說她昨晚熬到一點半，結果五點鐘是她老公叫醒她看電視新聞。她才是真正的功臣。

二、川妹子

「李曉蓉來過，繞到後面來看我坐在這兒，就敲窗戶，我說妳跳進來吧。」我一回家傅莉就對我說。我又在外面瘋跑了一天看房子。

那大概是九九年下半年。李曉蓉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訪問一年，全家從華盛頓DC搬來這邊住，她先生在「人權觀察」主持北非事務——就是後來大鬧「茉莉花革命」的那個伊斯蘭世界。他們住處離我們運河社區很近，有時她白天自己跑過來跟傅莉說說話。那時節，恰是《寂寞的德拉瓦灣》第二章『孤舟』裡所寫的，我把傅莉扔在家裡上網，自己到處看房子、放押金，常常不在家。我們住的公寓（condominium）是雙道門，開門太複雜，傅莉學不會，李曉蓉就跳進陽台來，傅莉給她開邊門。跳陽台這個細節，正顯示這位「川妹子」的潑辣風格。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際，她是史丹佛大學的哲學博士生，書讀不進去了，跑到紐約曼哈頓來創辦「中國人權」，在「人權觀察」辦公室裡添了一張辦公桌。我流亡到普林斯頓後，也被她請去當理事。

她也是個倔脾氣。畢竟她還得回到史丹佛去把博士學位拿下來，只好暫時離開“中國人權”。待九三年讀出來，受聘到馬里蘭大學教書後，她又重返「中國人權」當執行理事，但是很不順心，因為這個機構雖然挪到曼哈頓最顯要的帝國大廈裡，卻對中國日趨惡化的人權情境隔膜而生疏，其間種種不必去囉嗦它了，總之「川妹子」怒髮衝冠而去，白手起家另創一番人權事業，艱辛不已，弄到心臟患疾、脊椎疼痛的地步。方勵之、林培瑞和我，皆與她一道退出「中國人權」，看她一個人死磕，於是又都來幫襯她。

當然，更主要的是理念相近。李曉蓉堅持要把人權做到中國境內去，而不是在美國辦一樁向富人籌款的慈善事業。她從六四救援一路做下來，漸漸開拓監督中國政府人權記錄、訓練國內人權志願者等新領域。她的開創性作業，又在世紀初遇到中國民間維權運動的興起，兩廂可謂久旱逢雨。人民備受官府欺壓，權利意識開始甦醒，維權律師舉足輕重，李曉蓉則要進一步用國際人權知識和規範，把他們訓練成「人權捍衛者」（Human rights defender）。這是中國制度轉型的一種奠基。今天許多著名的中國維權律師，都要管她叫「老師」呢。

〇三年春天她聽說我回國奔喪，就來問我：「怎麼會讓你回去呢？」原來，自從中國政府不准她入境以後，她在四川的父母先後離世，都不准她回去奔喪，她說著就抽噎起來。我跟她說是我父親臨終提的要求，說過好幾次，她似乎都聽不懂，只是問，然後哭，足見傷心。——中共拿她沒奈何，只有拿親情折磨她。

三、奧斯陸之行

紐華克國際機場的安檢員，指指我手裡端著的一杯茶水，勒令我返回安檢防線之外去倒掉它，再領我重進防線內，急得我渾身出汗。李曉蓉和蘇菲推著傅莉在裡面等我，說你怎麼不知道機場安檢最忌諱水呀？蘇菲是「人權觀察」的亞太部主任，一個高個兒銀髮女郎，說一口在臺灣學的中國話。12月8日我們一行四人從華盛頓DC先飛到這裡，匯合從加州飛過來的林培瑞，再坐夜行航班飛奧斯陸。

因為傅莉坐輪椅，我們皆可走特殊通道登機。空姐一見傅莉是個殘疾人，座位又很靠後艙，就籲請前艙有善心的乘客樂意調換一個靠通道的座位給她，卻無一人應答，大概誰也不樂意這十三個小時裡（六小時時差）太受罪。好在傅莉久經鍛煉，走到機艙最後面，擠進自己那個靠窗戶的座位，呆在裡面硬是不喝水，十三個小時只上一次廁所。

12月9日上午九時抵達奧斯陸，一個灰濛濛的冬晨。十二月裡的斯堪得那維亞半島，已是日短夜長，地面氣溫攝氏零下十度。進旅館我倒頭便睡。這次旅行從機票到旅館皆由李曉蓉幫我辦理，她訂旅館時跟人家說好有殘疾人，所以給我和傅莉的房間稍寬大，便利輪椅，隔壁住的是從三藩市飛過來的雙腿截肢者方政。

下午把傅莉留在旅館裡，我隨李曉蓉去中國使館抗議。這裡下午三點天就黑了，路燈大亮。我事先已擬好一封抗議信：「自從諾獎宣佈兩個月來，中國政府在國內不僅軟禁劉霞女士，也對民間人士大肆拘留、傳喚、抄家、軟禁，對頒獎典禮受邀者進行騷擾、警告、跟蹤，還無節制地阻攔各種人士及其親屬出國，甚至到了『寧堵一千，不放一人』的瘋狂程度；在國際間，中國政府也公然威脅各國使節不要出席本次典禮，比納粹德國當年對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方式還要卑劣。這個政府創造了諾貝爾和平獎109年歷史上第一次獲獎者本人和其他任何代表都無法出席的可恥紀錄。」—此信也請林培瑞譯成英文。

我們順著殘雪覆蓋的街路去抗議，凍手凍腳。港支聯的長毛（梁國雄）拿著一隻喇叭在中國使館門前大聲疾呼。他把喇叭先送到李曉蓉面前，讓她用英語宣讀抗議信，再送到我面前用中文宣讀。然後我們把信塞進大使館門外的信箱裡。「和平獎」慶典期間，天文學家方勵之攜夫人李淑嫻正巧訪問奧斯陸大學，便說一定要去會場「站腳助威」，但對總使館抗議，不以為然；他發來一個電郵：

「我不覺得，在12月9日送一封信給中國駐奧斯陸大使館（小小六品官僚一個）有多少作用。這種信已經很多很多了。在12月10日，最大的事件之一當是授獎儀式。特別，諾貝爾委員會將有長篇發言（一般20-30分鐘），一定會有精彩論斷。供參考。方」

當晚還有一個記者招待會。曉蓉說：「我們推著傅莉一道去吧。明天她得在旅館自己呆一天，先出去透透氣。」我問有多遠？她說只需穿過一個街心公園。我們推著傅莉出了旅館，街上都是冰，輪椅倒不怕的。未幾，來到那街心公園，茫茫白雪覆蓋如初，連腳印都沒幾個。我們沒有經驗，只管推輪椅上去，不料很快就陷在雪裡推不動。我們又推又抬，急得傅莉直發火，她身上雖裹著羽絨服，還是凍得夠嗆。從記者會返回旅館，我們不敢再走街心公園，繞了個大彎走大街。到旅館已經餓壞了，進餐廳要了一大盤鱈魚片、火腿片，挪威人的家常便飯，忙亂中我沒聽見傅莉要咖啡，她小聲說了幾次我也沒給她去端，逼得她大叫了一聲。——在公共場合，她很在乎被我關注的程度。這是殘疾人的本能。

推著傅莉返回旅館的途中，經過奧斯陸格蘭特大酒店，我們順道進去領了所有入場券。慶典入場券是月白色的一張精緻硬紙卡，左上角有諾貝爾勳章圖徽，券面印著英文字樣：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榮幸邀請

蘇曉康先生

出席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典禮

奧斯陸市政廳，12月10日，下午一時

著裝禮儀：黑色禮服

入口：羅森克蘭茲門

在門廳請出示此邀請和身份證明

此係非轉讓邀請

此外，還有節目單和2010年「和平桂冠者」劉曉波的證書（小張樣品），印著諾貝爾委員會五成員的簽字。

明天是大日子，白天授獎儀式、夜裡晚宴，傅莉都不能跟我去。我乘夜色出來在附近轉轉，發現這旅館隔壁就有一家中國餐館；再往前走還有一個超市，我順手採購了一批水果、點心、花生、瓜子、飲料等拎回旅館。一如既往的，我帶傅莉出來開會，需先安頓好她的飯食和零嘴，讓她以此延挨獨自守候旅館的孤寂時光。

四、諾貝爾和平獎典禮

典禮場所，是奧斯陸市政廳，猶如艨艟兩翼風帆高聳的一棟簡樸磚石建築。奧斯陸是一座沒有森森殿宇巍巍鐘塔的歐洲都市，與巴黎、羅馬判若兩界。這大概是維京人簡樸文化傳統的外部特徵。據說歐洲古典建築風格，有一種從西往東越來越靡費奢侈的傾向，當然主要是指教堂、宮殿。倫敦比巴黎簡樸，羅馬又讓巴黎遜色，東正教的彼得堡最靡費。維京人偏處西北一隅，也許因此簡樸？

奧斯陸市政廳據說建於五0年代。會堂並不寬敞。走進去但見主席台上，右側七把椅子，正中講壇，左側一架鋼琴。席座好像都是臨時擺的椅子，分三列，呈凹字型，中央一列只有一個空心島，那裡擺著兩把座椅，我想當然以為那便是所謂「空椅子」。

按照入場券上明列的座位，我是20號，在右側席座第四排最靠左，緊挨那個空心島。李曉蓉坐在我右邊，她再往右是一位女士——歐盟人權主席；我前排坐的是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音樂起時，走來挪威國王王后，落座空心島的那兩把椅子。跟隨他們身後的，是諾委會五成員（四女一男），魚貫前行登上主席台。再後面，是丹澤爾．華盛頓為首的一批明星，從右首偏門入場進入座席。

「一年年地等待：

我始終深信，

你一定能回來，

……。」

舒緩、淒婉的女高音，引領典禮的開場。這首似曾相識的歌曲（節目單的歌名Solveig’s song，中文譯為〈蘇爾維琪之歌〉），一下子將我帶到傷心處，好似一瓶打翻二十年未及耙梳的無言心情，淚水抑不住流淌，竟至抽噎出聲。曉蓉從旁遞過來一塊白手絹，示意我拭淚，我這才看見她也是淚水滿面。我哭得緊攥著那手絹不放，她又一把從我手裡拽走；原來手絹是那位女士—歐盟人權主席—的。

據說那一刻很多人都在流淚，吾爾開希更是到了崩潰地步。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我雖男兒，這二十年裡常常涕淚，但也並非「輕彈」，只是傷心不已。此處傷心究為哪般？當時滋味莫辨，行文至此再回想，我其實是在哭自己、哭旅館裡的傅莉。跟平時不同的是，我們二十年的苟且孤寂，到了這崇高場合，在這盛典、也在那盛典所掂量出來的價值——國內志士們在野蠻嚴酷的壓制下剛強不屈，輪番入獄，仍堅守和平抗爭——映照之下，顯得那麼不值得，統統化為委屈與悔恨。

方勵之說得對，慶典的重頭戲，是諾委會主席亞格蘭的演說。他講畢將一冊證書置於他的座位右側那把椅子上，方知那才是「空椅子」，而曉波的巨幅頭像，便在那椅子後上方微笑著。

亞格蘭的「精彩論斷」大致有兩個，一是歷數「和平獎」遭遇獨裁政權的歷史，特別提到1935年授獎德國和平主義者卡爾．馮．奧希茨基，「引起軒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往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這次中共又創紀錄——中國自近代為世界文明貢獻寥寥，卻常常輕易增添恥辱紀錄，她還總是覺得自己「國仇家恨」——不僅獲獎者身陷牢獄，甚至沒有他的任何一位親屬、代表被允許前來奧斯陸，一百年多來還是頭一次。

二是亞格蘭精湛簡述「和平」思想與人權、文明之接榫，與劉曉波「非暴力」信念之吻合，也進而評說「非友即敵」（非此即彼）思潮在當下的氾濫。不少人說，劉曉波的「和平桂冠」，有一半是胡錦濤相送，因為後者犯了一個低級錯誤（重判劉十一年徒刑）。這只說對了一半；更重要的是，諾委會對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異常傾心。對於兩極化日趨嚴重的這個世界來說，曉波的法庭陳述，又藉由諾貝爾桂冠的提攜，而被賦予普世、先鋒的廣泛涵義。

挪威女星麗芙．烏嫚在典禮中朗讀〈我沒有敵人〉，宛如一曲歌詠，彷彿曉波當初就是寫給此刻；而它的全部內涵，要等到這個特定場合，才能釋放出來。也只有此刻此地，純用中文書寫的一種理念和情愫，才那麼貼切地可以用另一種語言完整表達出來；那是我們在其他時空中不可能讀得出來的。尤其他寫給妻子劉霞的那個段落，「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如泣如訴、如醉如狂，中英文在意義上的融合毫無縫隙，直抵美麗的境界。

我卻在這殿堂裡靜思一個問題：劉曉波「非暴力」信念的價值來源在哪裡？這對於思想史來說，或許還是一個靠得太近而難以釐清的課題。在這位「和平桂冠者」的祖國，暴虐歷史、激進思潮循環不已，何曾有過「和平」之瞬間寸土？連他都曾是一個「反傳統主義者」，抑或因為他「執著」的西化？我們還在歷史中，一時沒有答案。

五、兩個激進之徒

也唯有此刻，提供了一個超時空的場景，讓你回味自己跟那個人的片段歷史。劉曉波傳奇，始於八0年代「文化激進」年代，雖只趕了一個尾巴，卻稱得上是一記短促的壓軸戲。我甚至是先聽說「黑馬」之稱，再聽說他的大名。「黑馬」之謂，乃指他挑戰「四大青年導師」之一李澤厚，那大約是1988年夏秋之交。當時我正跟李澤厚的一個博士生，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此君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的談資卻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劉曉波「文化激進」的頂峰，大概要算在香港說出「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驚世駭言，至今無人超越，因為中共始自毛澤東便以民族主義馭國，而西方學界則被左派「反殖民」論述駕馭，兩廂均無此說的空間。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我和劉曉波皆屬「激進之徒」，在國內卻未曾謀面。

對政治運動的態度，我跟曉波是兩種人。八九風雲驟起，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的天安門廣場，飄盪著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恐懼「革命」，在旁邊又哄又勸。組織「勸架」最積極的人是戴晴，5月14日夜裡她動員了十二名「著名知識份子」到紀念碑底下去，其中也有李澤厚和我。這事也怪我，戴晴到我家來動員的時候，我順便說出了住在附近的李澤厚。面對沸騰的人海，李澤厚緊挨著我，身上微微顫抖，戴晴請大家對學生演講，李澤厚和劉再復都拼命搖頭。——來到海外後，他們兩人對談了一本《告別革命》，我猜天安門現場所體驗的刻骨銘心是原因之一。——我倒是斗膽對著火燒火燎的廣場侃了幾句，語無倫次，卻都被藏在人群中的便衣錄了音。「勸架」完了我們十二人被沖散，幾年後李澤厚到海外才告訴我，那晚他竟找不到交通工具回家，最後是掏了五塊錢，央求一個騎摩托車的青年載他回家。——這就是美學家遭遇革命的故事。

劉曉波那年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訪問學者，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參加「革命」。十幾天後，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到廣場包圍後，是他出面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厚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我與曉波失之交臂。他在國內堅持抗爭，幾進幾出監獄。我逃到海外偏遭車禍，伴妻療傷當「家庭主夫」之餘，還兼職當《民主中國》編輯。這份網刊，成為我倆結緣的媒介。多年來，劉曉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2002年5月16日他有一個郵件給我：

曉康：

這篇文章寫了很長時間，斷斷續續將近一年，寫得心裡很痛，有時還會流淚。常常因為寫作過程中的心痛而擱筆。此前給你的那篇關於「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調節自己的心態而寫的。

十幾天前，我決心完成這篇文章的動力，一是為亡靈，再有就是想起了與你通過的電話。你在電話中的自省之言，開始時讓我有點感動，後來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像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於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現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書。你可以寄一次試試，我有時能收到境外的政論雜誌。

曉波

就在那篇斷斷續續寫了一年的文章裡，他提到「諾貝爾和平獎」。他極沉痛地拿「緬甸的曙光」，對照「六四」十三年後中國的黑暗：「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誰能料到，八年後「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劉曉波的頭上，而奧斯陸慶典竟出現了「空椅子」。「和平獎」的道義壓力，遭遇了比緬甸軍政府更顢頇的中共政權。

曉波那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周年祭〉，他寫得很痛，長達一萬四千字。完稿後兩天發給了我，隨即刊於2002年六月號《民主中國》。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其中有些文字彷彿在滴血：「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就在那很痛苦的時候，他提到我的那本《離魂歷劫自序》，並稱之為「自省之書」，要我寄給他。時至今日，我沒有寄出這本書。我不敢寄給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種。他是悲憤，我是悔恨。但是這種區別，我很久都描述不了。後來，還是《離魂》的出版主編季季詮釋出這種不同：

曉康以前在大陸出的書，都背負著為天下蒼生請命的大骨架，沉重而冰冷。寫《離魂》之書，大骨架已被大時代拆解；在異國守著癱瘓的傅莉，筆下只有血肉和血淚，一字一句柔軟而滾燙。

這「拆解」二字，真的入木三分。我在《離魂》中寫過這樣的話：「我們曾是那樣自信於『修復』國家、民族、社會、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類『人物』，臨到獨自面對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災難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無所憑。」如果曉波讀到我的這些話將作何感想？他已經很痛苦了，我不想再給他添堵。

他指我說的「輝煌的流亡」，是我倆在Skype上聊天聊出來的。我倆互相朝對方傾訴，他怒斥國內知識界的犬儒，我則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話是：大概從二次大戰猶太人流亡以來，沒有誰像「六四」中國流亡者那樣在西方如此受寵。這個意思，很讓他吃驚。他一向是鄙視「六四」逃亡者的，從方勵之到學生領袖們，當然也包括我。這也是我不敢寄書給他的一個隱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憂國憂民的「大骨架」之下，我找不到我所延挨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們的失之交臂，是多層次的。

六、「西化」極致，人性之微

直到在典禮上看到最後的童聲合唱節目，我才破涕為笑。這是挪威國家歌劇和芭蕾舞團童聲合唱團，首排最中間是個小男孩，也最矮小，被兩側高大的金髮少女擠得好像無處安身，似乎不舒服地時而閉嘴時而唱兩句，憨態可掬。——諾委會也邀請了中國童聲合唱團，卻被拒絕。

童聲合唱是曉波對奧斯陸慶典提出的唯一要求。此刻，我忽然覺得自己跟巨幅頭像上的曉波，交換了會心的一笑。我覺得，曉波「西化」的極致，即在此人性之微，而非政治、文化之大端。曉波也曾跟我談到一次他的兒子，父子早已天涯淪落，他決不奢談什麼「望子成龍」，卻要在這個時刻，讓童聲來告慰一點什麼，於願足矣。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曉波，你是沒有敵人，但是大眾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到了2006年，我編輯《民主中國》這個網刊已十年有餘，覺得累了，想停刊；又轉念一想，何不乾脆交給曉波去辦？辦網刊於我，不過是療傷之餘的副業，但我對中國已然生疏，對新一代網路作者的風格和思路，更如霧裡看花；網路中文對我而言，純屬一種新的文字，我已跟不上，對稿件的篩選和編輯，皆頗覺費力。這意味著，我已是網路時代中國民間抗爭的局外人。

總之，曉波先是接辦《民主中國》，後又獲選「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在虛實交錯四通八達的網路世界開拓出一片民間中國的新天地，搞得熱火朝天，著實讓那個兇暴而糜爛的現實中國頭疼至極。網路提供了一個超越「現代極權」的空間，曉波如獲至寶，似乎不再那麼痛苦。他從那裡一路走到兩年後的「零八憲章」。他走向了頂峰，但也消失在我的狹窄侷促的視野裡；直到我在奧斯陸市政廳跟那把「空椅子」相遇。

七、我与晓波失之交臂

（大华府华人公祭刘晓波悼词）

1991年，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一个剥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无法承受由此而来沉重的道义压力的……军政府迫于国内局势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无条件地释放昂山素季。

然而，谁又曾料到，八年后“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刘晓波的头上，而奥斯陆庆典竟出现了“空椅子”。“和平奖”的道义压力，遭遇了比缅甸军政府更蛮頇的中共政权。

他是一个才子，曾经傲视天下，放言无忌，后来不仅介入 “异议运动”，而且跌入尘埃，谦卑如蝼蚁，他坐牢时大量阅读基督教历史，写信给妻子：

“亲爱的霞：

朋霍费尔的榜样正在逼视和召唤，坐牢正是参与尘世苦难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纵使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们的行为起码可以证明耶稣精神仍然活在人间；在无上帝的现代世界，耶稣精神是唯一能够抗衡人类堕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费尔所说：产生行动的并不是思想，而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准备。”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十几年前当我们隔着天空大洋聊天时，晓波已经在“成圣”的路上，他已经看到了监狱、晚期癌症、一间病房里的死刑……。

一个才子到英雄、或者圣徒的转变，是中国当代精神史上的一个谜。他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我写道：

“国事已荒凉，民族在鼾睡，而且还在梦里咬牙切齿。今天不论是‘〇〇后’还是‘QQ群’，鲜有几人还知道刘晓波这个人了。”

今天我正在美国之音的直播采访中，插播进来他的噩耗，我对着镜头忍不住抽咽：“我们不要难过，我们要继承他……。”

2017.7.17

大华府华人公祭刘晓波悼词

（2017年7月16日，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

刘晓波先生，在狱中罹患肝癌，且被延误至晚期，于2017年7月13日不幸去世。

他的骨灰，装在一个坛子里，已经沉入海底，

中国的善良和光明，也随他一同沉入海底。

刘晓波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从此关闭，

黑暗降临，国运也从此扑朔迷离，中华民族前景堪忧。

中国在失去刘晓波的时候，整个民族正大梦如鼾，

刘晓波是为了避免中国坠入暴力而被杀死的，

一个为和平努力的人被杀掉，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我们的祖国，今天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种严峻？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他世界顶级桂冠，

但是国际和平正义力量，终于敌不过物质上崛起的强大中国，

西方眼睁睁看着刘晓波在警察包围的一个病房里死去，

如此强烈的国际呼吁被一个强权拒绝，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先例吗？

现代社会可以挽救灭种动物，却对一个异议者的死亡束手无策，

这是今天才开始的一种耻辱吗？

我们感觉从来没有跟恶魔这么接近过。

但是晓波说：坐牢正是参与尘世苦难的一种方式，

纵使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我们的行为起码可以证明

耶稣精神仍然活在人间。

刘晓波的境界已经超越尘世，

他从一个世俗才子走向背负苦难的圣徒，

他也超越了中国、超越了人间。

刘晓波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我们所有同龄人都愧对于他，

他把我们这一代人提升到不能再高的境界，

他又令我们这一代无地自容，

因为他的勇敢和牺牲逼视我们。

由此，我们期待后来的中国年轻人，

请你们伸出双手来承接刘晓波，

承接他滚烫的鲜血，

承接他滚烫的精神，

刘晓波不希望你们充满仇恨，那会叫你们弱智，

他也不希望在他身后是一个血流成河的中国，

但是刘晓波希望你们从真诚做起，拒绝谎言、自欺、只顾眼前，

你们只要学到刘晓波一个品质就够了，

那就是承担！

中国人要配得起拥有刘晓波，

就大家都送出自己的肩膀来承担一点什么，

承担会帮助你克服恐惧，

承担将教会你刘晓波勇敢的诀窍。

千千万万个刘晓波站出来，

中国就会重生。

等到那一天，

天安门广场将有一个刘晓波的纪念碑，

我们大家都去给晓波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