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急着给你答案，你是否还保有提出问题的能力？

历史与秩序  2026年1月31日

在一个人工智能能为你写论文、算法能预测你喜好的时代，我们似乎比父辈掌握了更多工具，却陷入更深的"意义焦虑"。一边是科技大佬畅想"普遍高收入"后工作成为奢侈品的未来，一边是我们当下"越努力越焦虑"的紧绷现实。这些努力并非是压力源的出口，我们批判"表演性自律"，拥抱"有效努力"，但何为"有效"？我们追求"做个活人"的真实感，但什么构成了"真实"的自我？当AI不仅接管任务，更开始充当"精神股东"，我们倚仗的理性与判断力，其根基是否牢固？

 

问题的核心或许在于，我们用来应对世界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本身，已悄然布满陷阱。我们的大脑为高效而生，预设了多种思考的快捷路径，这在信息稀缺的过去是优势，在今天却让我们轻易落入"幻想性错觉"，在庞杂的噪声中错把回音当作答案。

 

这正是"英国哲普天王"朱利安·巴吉尼"思想实验室"系列的价值所在，它并不提供简易的题后答案，而是通过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思想实验和妙趣横生的生活案例，为我们锤炼应对复杂生活的思辨思维。

 

4种"认知漏洞"，正悄悄接管你的判断

 

你是否发现，自己能一眼识破广告的夸大其词，却很难拒绝朋友分享的"成功偏方"？

 

我们每天都在进行一场与思维惯性的无声战争。巴吉尼在《一只摸了就中奖的鸭子》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真相：让我们做出错误判断的，往往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我们处理信息的"默认方式"，他用100个真实案例，为我们标注出了那些思维路上的隐蔽陷阱，以下便举四个典型的思维谬误，洞悉大脑"快捷却走岔路"的思考路径。

一：因果关系的幻觉生产

 

典型症状："自从我用了这个方法，业绩真的变好了！"

真实情况：两件事先后发生，不等于前者导致了后者

 

我们的大脑有一种顽固的倾向：无法接受"纯属巧合"，一定要为连续事件编织因果关系。某天你穿了红色衬衫后谈判成功，从此红色就成了你的"幸运色"；股市在你关注后开始上涨，你觉得是自己的"眼光"起了作用。这种思维模式在投资、健康、人际关系等领域尤其常见。它的诱惑在于提供了虚假的掌控感——相信某个简单行为能带来确定结果，远比接受世界的随机性来得安心。

 

我们该如何破局？建立"多元因果"思维当是最佳解法。当你想说"因为A所以B"时，强制自己列出至少三种其他可能的原因。

 

二：无证据的"断言高手"

 

常见话术："你也不能证明我说错了啊"

逻辑漏洞：无法证伪≠已经证实

 

当我们在与对方争论时，对方或许最擅长利用认知的灰色地带。从"科学还没完全解释，所以我的理论成立"到"既然无法证明没有外星人，那外星人一定存在"，它巧妙地将举证责任偷换给质疑者。日常生活中，这种思维表现为对谣言的不加核实、对偏方的盲目信任、对阴谋论的轻易接受。它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望——宁愿相信一个没有证据的明确答案，也不愿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

 

那你听说过"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吗？

当对方要求你证明他错误时，这正是逻辑漏洞的明显标志，发现它，然后一击致命。

三：自我验证的信息过滤

 

运作机制：只收集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危险后果：活在自己构建的"真相泡泡"中

 

一旦我们形成了某个观点，这个敌人就会悄然启动。它像一台智能过滤器，自动放大支持性信息，悄然屏蔽相反证据。相信某个养生方法的人，只记住成功的案例；支持某个政策的人，只看到正面的报道。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个过程是自我强化的。我们越依赖这套过滤系统，接触到的信息就越单

一，从而更加坚信自己的正确——最终困在自己编织的信息茧房里。

 

四：均值误读：在波动中寻找根本不存在的理由

 

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类家长，看见孩子一次超常发挥后成绩回落，就认为是"骄傲退步"。但其实极端表现后回归正常水平，是概率的必然我们对统计规律有着天然的直觉障碍。当看到"异常→回归正常"的模式时，我们本能地要编织一个因果故事来解释变化。运动员打破纪录后的下一场表现平平，我们说是"压力太大"；股票暴涨后的正常回调，我们认为是"市场转冷"。

 

这种误读导致我们不断在"神化"与"妖魔化"之间摇摆，无法平静接受事物的自然波动，总是要为随机变化寻找莫须有的理由。

 

那如果在解释变化前，先问：如果什么都不做，这样的变化是否也会自然发生？我们是否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认识这四种思维敌人后，我们面临一个根本选择：是继续被这些认知捷径无声操控，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思考过程？

 

真正的清醒思考，是要与它们建立更明智的关系。

 

那只被无数人抚摸却从未真正带来幸运的鸭子，最终教会我们的是：真正的"好运"，不来自外部的神奇物件，而来自内部清醒的思考能力。 当你能识别并管理这些思维敌人时，你就已经为自己创造了最可靠的认知优势。

 

4个哲学视角，重新审视世界与自我

 

是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一头幸福的猪？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困扰了人类数百年——是要清醒地审视生活必然伴随的困惑与阵痛，还是满足于无知带来的简单快乐？

然而真正的生活困境往往不是选择题。《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通过110个思想实验告诉我们：比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具备面对复杂性的思考能力。这本书不是要给你答案，而是给你一套思维工具，让你在四个关键维度上重新审视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一切。

 

真实与怀疑：你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缸中之脑"？

 

想象一下：你所有的感官体验——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可能是一个邪恶天才用电流刺激你的大脑产生的完美幻觉。这就是"缸中之脑"实验提出的挑战。

这个实验的恐怖之处在于：你无法彻底证伪它。

我们建立对世界认知的基础摇摇欲坠。书中另一个经典实验"体验机"更直接：有一台机器能提供任何你想要的人生体验，真实感百分之百。你会选择进入吗？

这个问题逼迫我们直面：我们珍视"真实"到底是因为它更有价值，还是仅仅因为它是"真的"？当我们开始怀疑现实的根基时，我们才真正开始哲学思考。

 

道德与处境：没有标准答案的电车难题，暴露了什么？

 

"电车难题"众人皆知：一辆失控电车将撞死五个人，你可以扳动道岔让它撞死另一个人。但巴吉尼的版本更残酷：那一个人是你的至亲。

你的选择改变了吗？为什么？

这个变体暴露了我们道德判断的真相：抽象的"最大幸福原则"在具体的情感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同样，"虚拟出轨"算不算背叛？"无人受害"的犯罪是否错误？

这些实验的价值不在于找到"正确答案"，而在于揭示：我们的道德直觉充满矛盾，且极易被具体情境左右。 在评判他人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先审视自己道德准则的弹性限度。

 

自我与自由："忒修斯之船"与你，哪个才是"真"的？

 

如果一艘木船在航行中逐渐更换所有木板，它还是原来的船吗？如果替换下来的旧木板被重新组装成一艘新船，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把这个悖论用到人身上：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被更换，你还是你吗？

更进一步，如果你的每个选择都被证明由先前的物理状态决定，"自由意志"是否只是幻觉？书中"发条橙"实验中的暴力少年经过治疗后"变好"了，他应该为治疗前的罪行负责吗？

这些追问直指核心：在科技能够真正改造人类之前，哲学已经让我们面临身份认同和自由意志的深层危机。

 

意义与荒诞：面对"自愿被吃的猪"，你的原则还剩下什么？

 

终于来到那个最著名、也最令人不安的实验：一头拥有与人类相当智能的猪，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愿："我活得很开心，但我的'猪生意义'就是成为人类的食物。请尊重我的选择，吃掉我。"

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你会吃吗？

这个问题抽走了素食主义通常依赖的两个理由：动物受苦（这头猪不痛苦），剥夺生命（这头猪自愿）。当反对吃肉的根基被动摇，你坚持的究竟是什么？类似的，"被判处永生"实验追问：如果生命是无限的，一切意义是否会被稀释？这些实验将我们的价值观推向逻辑极端，在荒诞中逼迫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珍视的，是事物本身的价值，还是我们赋予价值的习惯？

 

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是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幸福的猪？

这本书提供的或许是一条中间道路：先勇敢地成为苏格拉底，去经历审视带来的不适与困惑；然后，带着更深刻的洞察，去构建一种清醒基础上的扎实幸福。

 

这种幸福不同于猪的简单满足。

 

思考带来的不仅是痛苦，更是从思维惯性和蒙昧中解放的自由——那种知道自己的信念经受过极端检验的笃定，那种在复杂情境中能保持审慎判断的清明，那种理解人类局限后依然能积极生活的勇气。

真正的哲学思考，最终不是让我们在痛苦与幸福之间二选一，而是培养一种更宝贵的能力：在不确定中保持思考，在复杂中保持清醒，并最终，在清醒中学会如何更真实、更坚韧地生活。这或许是这头"想要被吃掉的猪"能带给我们的最好礼物——不是简单的答案，而是持续追问的能力；不是坚定的立场，而是理解复杂性的智慧。

 

从内耗到自洽：1套为现代人打造的心理之壳

 

是想得太多做得太少，还是做得太多想得太浅？这种"道理我都懂，但就是做不到"的撕裂感，几乎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底色。我们一边用"爱自己"的消费犒劳自己，一边在深夜自我苛责；既渴望改变，又被"明天再开始"的承诺不断拖延。

 

《一只带壳的乌龟》指出，这种困境的本质并非缺乏意志力，而是思考与行动的结构性失衡。这本书不提供速效解药，而是提供一套打造"心理之壳"的哲学工具——让你既能深入思考保护内心，又能脚踏实地持续行动。

 

你被困在哪种"思维牢笼"里？

真正的成长障碍，往往不是外在条件，而是内建的思维模式。一是完美主义的诅咒，类似"做不到一百分，就等于零分"，这不是高标准，而是非黑即白的认知扭曲。它让你因为恐惧"不够完美"而迟迟无法开始，或是在过程中因微小瑕疵而全盘否定。最终，大部分能量消耗在自我对抗中，而非真正的行动上。二是自我欺骗的舒适区，高喊着"逃离舒适区"的同时，我们却擅长对自己巧言令色，选择性记忆成功、合理化失败、将责任外化。这种心理防御短期内缓解焦虑，长期却让你活在失真的自我认知中，基于错误地图做出的每个决定，都通往更深的失望。

 

三类现代人的"存在困境"

 

这些思维模式会具体外化成三种生活困境：

自我认知困境

在"职场人"、"伴侣"、"子女"等角色中疲于奔命，却回答不出"真实的自己"究竟是谁。更矛盾的是，我们对他人宽容，却对自己严苛到近乎残忍。

目标管理困境

生活被一个接一个的外部目标填满，像在完成他人的任务清单。很少追问：这些目标真的符合我的需求吗？ 于是达成后只剩无尽空虚，然后匆忙寻找下一个目标填补这份永远不会填满的空洞。

情绪调节困境

在"完全听从感觉"和"绝对理性压制"之间剧烈摇摆。要么被情绪裹挟冲动决定，要么过度压抑导致内心淤堵——我们既不相信情绪，也不信任理性。

 

打造"心理之壳"的四个维度

 

要走出这些困境，需要系统性重建思考与行动的关系：

实践"中道"智慧：在极端之间找到你的平衡点

真的勇气，不是在怯懦与鲁莽之间二选一，而是根据具体情境找到恰如其分的勇敢。慷慨不是挥霍与吝啬的折中，而是在尊重资源与善待他人间找到平衡。"中道"不是妥协，是最高级的精准。

练习自我接纳：像对待最好的朋友那样对待自己

这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将你给予他人的基本善意也给予自己：承认局限，允许失误，理解在特定处境下的艰难。只有停止与自我的战争，能量才能流向建设性行动。

建立反思习惯：让理性成为情绪的"对话者"

重视直觉传递的信号，但不在它面前自动投降。在重要选择前，我们有意识地问：我的判断是否被"非黑即白"的思维局限着？是否落入了"以偏概全"的认知陷阱？ 一个简单的暂停，或许你便能重归内心的静流中。

修炼当下的专注

真正的行动只发生在当下。培养一种能力：将注意力从对过去的反刍、对未来的忧虑中，温柔而坚定地拉回你手头可做的小事上。认真完成一项具体工作，全心投入一段真实对话——当下的专注是最被低估的力量，便能拥有一份站在空虚对立面的获得感。

 

成为"带壳的乌龟"，而非无壳的肉身。

生活的艺术，不在于永远保持前进，而在于像一只乌龟那样，既有深入思考的内在世界作为保护的硬壳，又有脚踏实地、步步前行的行动力量——带着思考的深度，也带着行动的勇气。

 

你不是蚁群中的蚂蚁：关于生命意义的6个迷思

 

如果生命没有预设的"出厂设置"，我们该如何为自己编写代码？

当无数人仍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时，《一只蚁群中的蚂蚁》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起点：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问错了。 本书作者朱利安·巴吉尼没有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带领我们拆解了关于生命意义的六大常见提问，最终揭示了生命的终极命题：

意义不在远方等待发现，而在脚下需要创造。

 

一、在生命的"出厂设置"中寻找说明书

 

我们习惯性地问："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仿佛生命像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有预设好的说明书等待阅读，可是真的如此吗？书中犀利地指出：即使知道宇宙大爆炸的每个细节，也解释不了你今天该做什么选择。

 

这种思维源于一个根本混淆——将"起源解释"等同于"目的赋予"。就像知道石头的形成过程，不等于知道它应该被用来建房子还是做雕塑。意义不藏在起源故事里，而诞生于我们如何使用生命的过程中。真正的转变发生在这一刻：当你不再问"我为什么存在"，而是开始问"我选择如何存在"。

 

二、把未来目标当作终点站

 

"等我考上好大学...""等我财务自由...""等我事业成功..."我们把意义的全部重量，寄托于未来的某个里程碑。但无数人到达后却发现：目标的完成带来的满足如此短暂，紧随其后的是更深的茫然——"然后呢？"

 

对时间的误解导致了我们把人生看作从A点到B点的直线，那么B点之后的一切都成了冗余。但真实的人生更像登山——登顶的激动固然真实，但真正塑造登山者的是攀登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处风景、每一次喘息。而只有不再把意义完全寄托于"到达"，而是享受"正在行走"的状态，意义才真正开始渗透进每个当下。

 

三、将答案"外包"给信仰体系

 

面对意义的迷茫，转向宗教或灵性似乎是条捷径。但作者警告：这常常只是把问题从"我该如何生活"换成了"我该如何遵循这套教义"。

 

信仰可以提供社群、仪式、道德框架，但它无法替代每个人必须亲自完成的工作：在具体情境中做出选择，在矛盾价值观间权衡，在不确定中依然行动。最深刻的考验不在经书里，而在你与家人争吵后的道歉中，在同事推卸责任时你的承担中，在诱惑面前你的坚守中。意义无法完全外包，它需要你亲自在场、亲自抉择。

四、把幸福当作唯一终点？

 

如果幸福是至高目标，为什么人们不愿进入那个能提供完美幸福体验的"虚拟现实机"？因为我们不仅想要快乐，还想要真实、成长、自主和意义。或许，你是否清楚"幸福"是什么？

 

书中引用的那句"你如果追求幸福，就永远也找不到它"，道破了一个悖论：幸福更像呼吸——当你忘记它时，它最顺畅；当你刻意控制时，反而容易窒息。那些最幸福的人往往不是整天研究"如何幸福"的人，而是全心投入热爱之事、深度关系、创造性工作的人。幸福是他们全然投入生活时，自然伴随而来的副产品。

 

五、用社会标尺衡量成功

社会有一套现成的成功模板：头衔、资产、影响力。但本书挑战我们：即使集齐所有外在成就，你仍可能内心空荡。

 

因为真正的成功不是"拥有什么"，而是"成为了什么样的人"——一个持续成长、保持正直、对自己诚实的人。

 

这种成功没有最终的"完成状态"，它存在于每个选择对齐内心价值的瞬间：选择诚实而非便利，选择勇气而非安逸，选择正直而非捷径。这种成功无法被他人授予，只能由自己承认。

 

六、把"活在当下"等同于及时行乐

 

"把握当下"常被误解为享乐主义的通行证。但书中澄清：这是对生命有限的清醒回应，而非放纵的借口。真正的"活在当下"是在认知到时间不可逆后，选择不虚度、不拖延、不错过重要之事。无论是创造、关爱、学习还是奋斗，关键都是时间投入的质量与专注，而非感官刺激的强度。

 

当你不再用娱乐填充每个空隙，而是允许某些时刻的深度专注甚至单调，意义反而有了扎根的空间。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个解放性的反转：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寻找"人生意义。人生需要是一种根本的姿态转变——从被动的"寻找者"变为主动的"生成者"。意义不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等待被发现，而在我们每个选择、每次行动、每段关系中不断被创造出来。

 

当你明天醒来，不必问"今天要做什么才有意义"，而是问"今天，我要如何有意义地度过"。

徐景贤：马天水为什么 死在精神病院

 

徐景贤回忆录(5) | 毛泽东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 马天水出山 

马天水

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曾经利用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单独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作过一次深谈，想要把这个30年代就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从“四人帮”一伙的圈子中拉出来。可是，没想到马天水不但不领邓小平的情，反而马上把谈话内容密报“四人帮”。而且，在1976年2月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还进一步站出来作了揭发，对邓小平不啻是重重的一击，把邓小平搞得狼狈不堪。

01

识途老“马”的经历

马天水，1912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50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马天水的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无论柯庆施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或是陈丕显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都得倚重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了马天水。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前他扪在上海市委共事的时候，张春桥先当市委常委，再当市委候补书记，但马天水早已是书记处书记了，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权所不满，在1966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騒，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当时已经去了北京的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1966年底，上海市委被打倒以前，我在市委写作班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和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联系以后，我在市委机关内部打出了“造反”的旗帜。当时，姚文元就从北京打保密电话给我，转达张春桥和他的意见：要我在实施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以后，把马天水从市委的营垒中争取、分化出来。

1967年初，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就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求早日“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1967年2月23日，张春桥在上海全市大会上公开说：“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级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解放马天水还有点用处，他打电话（指和各地联系经济工作）也比我熟悉。”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了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持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02

向张春桥、王洪文效忠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了。当天晚上，在上海外滩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由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姚文元与张春桥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当选以后，马天水连夜被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喜从天降，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里。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至中央，马天水接班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他又替王洪文“抬轿子”、“吹喇叭”，1973年8月“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在酝酿王洪文进入中央常委领导班子时，马天水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华东大组会议上，向华东六省一市、南京军区的负责人介绍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十大以后，王洪文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返回上海检查工作，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马天水、王秀珍和我在锦江饭店设宴为王洪文接风。在宴席上，马天水面对王洪文说：“我觉得你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大。”这一番话说得王洪文都不好意思起来，连连摇头，表示不敢当。

03

“他是揺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的种种表现，都足以证明：自从他重新站出来工作以后，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他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来看待邓小平，怎么也看不上眼。1973年3月，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工作指示，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邓小平向中央写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决定向中央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在讨论中央文件时，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马天水说：“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痛骂归痛骂，拥护中央决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改，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写道：邓小平同志原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电报经马天水之手签发了。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遇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对马天水和我们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张春桥责怪说：“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挲着光滑的头皮，向张春桥老实交代：“这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张春桥继续埋怨，“写一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中央要印发政治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这次张春桥虽然作了批评，但是没有发火，于是马天水心里明白张春桥的想法其实和我们这几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邓小平多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来上海访问，马天水和我们便接受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邓小平十分尊重，在送走外宾以后，邓小平曾有几次在上海逗留，顺便参观视察一下上海的工厂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有一次，马天水陪邓小平去参观了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又视察了几个重点企业，回来以后，马天水对身边的人嘟哝说：“邓小平在工厂里一股劲地问干部和工人：实行不实行计件工资？他这个人呐，就是老一套。”

04

马天水要给毛泽东写信

周恩来总理病倒以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开始着手抓多条战钱的整顿，工交战线首当其冲。邓小平主张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到纲上来。这一下马天水激动起来了，他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我们上海的钢铁生产，就是靠批‘唯生产力论’搞上去的”。

邓小平在全国部分省市工业书记会议上讲了关于整顿的讲话，传到上海，马天水更是睡不着觉了，他嚷道：“我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不对头呀！他说工业要整顿，‘积重难返’，他把当前形势说成什么样子了！还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要‘矫’到哪里去呀？不是要纠偏吗？他就是想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

为了这件事，马天水有好几天坐立不安，他晚上把我找去，和我商量，说是打算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反映邓小平讲话中存在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新华社上海分社从北京传来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是批在姚文元送审的关于新华总社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请示报告上的，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接着，毛泽东把笔锋一转，写道：“我看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徐景贤

我赶紧把这个批示转给马天水。马天水看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心中一惊，因为这个批示，分明是针对张春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次报告以及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论断而发的；至于批评“动不动就训人”的那段话，不就是指的江靑吗？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批示呢？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马天水和徐景贤都吃不准，也不便问。于是，马天水想起了那个“摇鹅毛扇”的电报的教训，决定看一看形势再说，终于把给毛泽东写信告邓小平状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05

王洪文亲自打来电话

当然，马天水的这些背后表现和心理活动，邓小平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实际上上南辕北彻，背道而驰。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是估计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种“挖墙脚”，想要把马天水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十分麻烦的后果。

1975年6月12日、是邓小平陪同菲律宾贵宾从北京抵逹上海访问的日子。6月11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亲自打来的。

王洪文

“马老吗？明天邓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天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王洪文那儿摸到一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它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避问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起来。

06

邓小平找马天水密谈

6月12日，邓小平果然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去一次。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发上只剩下邓和马两个人。马天水先寒暄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网上来，树了几个典型……”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这个……”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这……我倒不知道……“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姚，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絶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熟人很多……”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

“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邓小平继续问

“我跟他们可熟了……”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

“吓，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马天水毕竟是有着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的口里就是不表态。

“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28） 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07

姚文元说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

马天水告辞主人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他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捉摸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击江靑同志呐，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马天水越说越气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

“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唷，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王秀珍关切地说。

“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就是想来做上海的工作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他说他知道王秀珍，过去当过劳动模范，现在是工人造反派；他说对老徐也很熟悉，是市委机关造反的。所以他不找你们，只找我，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的‘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马天水说到这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徐景贤当面替他鼓劲。

“上次文元同志讲，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我一直在想究竟会有什么事。”马天水想起了几个月前姚文元的预言，“现在看来，要出事恐怕就出在邓小平身上。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

“我要报告中央！”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过了几天，也就是1975年的7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

姚文元听了神情凝重，沉吟了半晌，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说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马老，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

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通给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7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了上海，住在东湖路七号招待所，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謡，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向王洪文请示下一步怎么办。王洪文叮嘱说不要急，看看再说。

08

批邓的“重磅炮弹”

过了一段时期，到了1975年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老房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纪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徐景贤和王秀珍听、让他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水谈话记录，自送王洪文。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同时作了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批给政治局了，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

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张春桥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演示文稿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狠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在会上不讲昵？”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演示文稿。马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

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

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老马走后，由谁主持上海的工作，请你们考虑一下……”

大家都很清楚，过去的几届国务院部委负责人中，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李富春、余秋里副总理，都兼遇国家计委主任。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计委主任，以后在国务院领导人选上要另作安排，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09

马天水疯了

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

可是，6月毛泽东病重，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10月7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我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我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我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萧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京。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和我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王秀珍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可是他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上海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前，他以自己的老到的经验教训劝慰和告诫我和王秀珍说：这是路线斗争，检查时态度要好，帽子要大，内容要空……我有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经验，不久就会站出来的。”

但是，这一次马天水彻底失算了，他再也“站”不出来了。

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

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闵行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牵挂着吴泾的热电厂、金山的石化总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

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时年76岁。

作者简介

 徐景贤，1933年生，上海奉贤人，1951年参加工作，高中文化。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文革结束后被判刑，1992年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卒于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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