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换一种思路看中国——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

【按：此文寫於三十年前，我們還在普林斯頓那些宮殿式的教室裡，有幸聆聽名師教誨之際。那時我也才知道「帝國的邪惡」，而「鄧小平帝國」剛剛屠城首都之後，就氣勢洶洶要併吞英國的香港和國民黨的台灣，雖然我們聽了布朗教授的課都很解氣，但是並不知道大陸那個帝國的擴張，已經不可遏制，雖然那是一種「反動」。這個歷史延續到今天，香港已經玉碎，台灣也岌岌可危，帝國思潮也在大陸上蔓延，而「俄羅斯帝國」在烏克蘭節節敗退，中美也將要在台灣海峽對決，老式「帝國」是贏是輸，好像全憑中共最後一役嗎？】

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

这个世界完结过多次。三千年前，赫梯人洗劫了巴比伦。公元前612年，亚速的尼尼微破城。一百年后，控制黄河流域三个世纪的周室东迁，天下大乱。在西方，希腊城邦的民主和自由，到公元前338年终结了。又到前30年左右，延续了三十个王朝的古埃及，和亚力山大大帝的希腊世界，同时灭于罗马人之手。公元五世纪前后，黑白匈奴大泛滥，古典世界濒于坍塌，西罗马倾覆，中国分南北朝，波斯奄奄一息，印度芨多王朝灭亡——每一次崩溃，在当时人看来，都是世界末日，但其后又总有更灿烂的文明涌现。

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除了大崩溃的恐惧，仿佛没有其他更乐观的看法。邓小平说，如果共产党垮了，中国就会崩溃，亚洲就会混乱。知识菁英们说，中国一旦失去权威，就会重新陷入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生灵涂碳。海外一些名流，每每也拿东欧和苏联说故事，极言其后果不堪。这一来，中国老百性吓住了，他们说，算了吧，闹个兵荒马乱，还不是咱们当百姓的遭殃！我自己好象也颇相信此类「崩溃」说，读了那本《黄祸》，出了一身冷汗，写了一通谈「黄」色变的文字。

这些看法，与其说是对未来的冷静分析，不如说是某种强迫性的历史记忆使然，它们大概包括：世界的（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黑暗中世纪）、近代的（大清帝国崩溃后的军阀割据）以及眼前的（东欧共产体制消亡后的乱局）。中国人一时看不到出路，就只好拿这些历史记忆互相吓唬。难怪哈佛大学的史华兹教授（B．I Schwartz），在今年夏天的一个讨论会上叹道：传统中国的政治总是徘徊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不曾出现其他的选择（Alternative），似乎只要能维持天下不乱，便不曾好好思考另一种政治形态的可能性。

换一种思路去对付那种令人窒息的预设的「崩溃」说，或许有柳暗花明之感。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

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著，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一个题目，叫作「古代世界的终结」。开宗明义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才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演讲前，布朗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 皮伦（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布朗说，把罗马的政治结构，与它的经济、文化分开来看，这是皮伦的一大贡献。皮伦并不觉得罗马政治结构的终结有那么重要。他把地中海看作一个生态单位，是罗马网络的中心，有如中国的长江和运河。地中海交通快捷，从罗马到埃及走海路，只需十天，走陆路却要一个月，而且运费高出56倍。因此，公元472年罗马城的陷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又延捱了一千年，其实都不重要。倒是公元642年伊斯兰海军攻占亚力山大里亚港口，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罗马帝国真正不存在了。所以，罗马的灭亡，是一种生态的灭亡。

然而，皮伦又指出，正因为「地中海生态」消失了，昔日帝国的贸易和税收不复存在，西欧君主们只有靠土地的税收来维持财政，农民只依附地主，职业军队没有了，世界统一的感觉也没有了，这才逼出一个封建主义。

我不知道，皮伦的这种「分离法」能否用于中国历史。我只知道，虽然我们颇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漫长」而苦恼，其实我们压根儿没有真正「封建」过。大概，不是因为封建制而漫长，恰恰因为没有封建制而漫长。漫长的不是封建制，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不是罗马式的那种大的政治结构？金观涛先生曾有「超稳定结构」之说，然而，果真有「超稳定」的东西，那不会是政治结构，而是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按照皮伦的说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说中国社会高度整合不易转型，说中国不整合不统一便没有现代化可言，说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权威就会「飞灰烟灭」，大约都是神话。

我想，罗马的政治结构，又何尚不是一种生态现象呢？帝国体制的功能，集中于征服世界，从北非到撒哈拉，从西班牙到不列颠，这样大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其控制力是很可怀疑的。帝国在其漫长的边境驻扎大量常备军，沿英格兰北部、莱因河甚至北非，都筑起永久性的壁垒，颇象中国的长城。但所谓的「罗马世界」，其内部另有一个看不见的疆界，仅仅环绕地中海。对罗马人来说，巴格达很近而不列颠很遥远。布朗教授说他在北英格兰看到古罗马的「长城」时就想，罗马人的生活多么乏味呀，如果它不灭亡，我们就没有阿瑟王的故事，没有后来的城堡，而城堡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从北非出土的罗马庄园，已经有很高的墙，显示对周围有很大控制力，庄园主俨然一个小皇帝，只是为了享受繁华才去罗马。后来，他们都呆在自己庄园里不去罗马。罗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消亡了。

罗马退出历史以后，欧洲的政治结构从此变成比较小的单位。帝国式的结构，叫人不堪忍受，封建的政治单位相对小而分散，有竞争，人的生存状态，也多元一些。这是帝国终结的一大意义。那些处在边陲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逐渐走向中心舞台。他们的心态，比较容易超越那种大罗马情结。欧洲中世纪，除了基督教，没有其他大一统的结构。众口一词的「黑暗中世纪」，其实也大值得怀疑。君不见，巴黎的圣母院，科隆的大教堂，都是那时的杰作。即使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也终于打出一个洛克所说的「容忍」，打出政教分离的制度性妥协，神归神，人归人，奠定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基础。

老式帝国的政治结构，到近代纷纷解体。倒是本世纪在共产制度下，又出现令人不堪的帝国模式。不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恐怕活不过二十世纪去。苏联的解体，象一出神话，连俄罗斯人都把那个帝国弃之如蔽履，放波罗的海诸国走掉，真可谓「提得起，放得下」。我们中国人好象就差这点气度，其他大概都不在乎，就舍不得那个大一统，情愿大伙儿都在里头膘到底，否则就是玉石俱焚。中国人在大结构的生态里活惯了，除了泱泱大国的感觉，不知道「小结构」的滋味，要超越大中国情结（或可称「大罗马情结」），是不容易。

由此我便想到台湾和香港。它们好象是从一个大结构里被甩出去的碎块，在边缘自行运转。它们受那个呆板的大结构制约，但它们自身却灵便得多。久而久之，大结构慢慢僵死，而边缘的碎块却越来越活跃。大陆与港台，不过四十年的分道扬镳，当年远东第一大都会上海的风光，尽悉被香港占去；高雄跃为世界第十大港。进而，广东受「港」雨「台」风熏染渐次开化，粤语风靡大陆，北京「小痞子」径相模仿；连穷乡僻壤的海南岛，竟也引来几度「淘金」狂潮。那个上国大都的北京，则是风流散尽，不死不活，混吃浑喝，越发凋敝起来。怎能想象，当初若将港台也拢进这大一统里来，如今岂不早就一古脑憋死？这就如同布朗教授所感慨的，倘若罗马不亡，哪有他的祖先？

那天布朗最后谈到，他的老师写完「古罗马灭亡史」说，让人奇怪的不是罗马消失了，而是它为什么能在那里呆这么久？我想，这个问题如今该问中国人了。

——作者脸书

臉譜出版

5月27日 03:30  · 

今天要介紹臉譜六月新書《帝國如何改變世界》。這是一本由十五位共同作者合力完成的歷史作品，會向讀者娓娓道來從近世到現代十三個廣義西方帝國的故事，其中不乏殘酷手段、流血衝突、英雄主義、壯闊探索、結盟或對立。所有作者都運用了大量現代學術資源，從殖民地官員與平民在拓墾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到帝國對於生態、飲食、科技、文化的影響，再討論到革命行動、公民意識與近期全球各地自帝國時代承襲而來的政治沿革......這些專家學者無處不能找到驚人且有新意的切入點，來回顧這段影響力遍及全球、至今餘波不斷的歷史大時代面貌。

除了已有無數作者探討過的荷蘭、英國、法國等知名又長壽的殖民帝國的相關著述，本書也未遺漏格陵蘭島與冰島在北歐強權間宗主權變換移轉的歷史、「歐洲火藥庫」──巴爾幹半島多舛的地緣宿命、莫斯科對於東歐廣闊土地的執念以及對西歐強權歷久不衰的忌憚。至於書中也多處著墨的美帝及俄羅斯侵略行動，外加若干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現況，更多是從近世、近現代史一脈相承而來，其實我們很難明確劃分「現今」與「歷史」之間的分際。時至今日，（前）殖民／帝國列強之間的政治與外交勾連、合作或對抗都還是現在進行式，那麼帝國主義真的已徹底步入昨日、成為歷史了嗎？恐怕不然。

本書不侷限於古老的編年史與地圖集形式，內容探討也不僅涉及軍隊及行政組織，而會檢視社會文化的諸多層面，以了解殖民者如何在遙遠的土地與人民身上烙下印記，最終也因殖民活動重塑了自身。書中精確刻畫「帝國時代」所造就當今全球文明的多元樣貌，既非對殖民歷史抱著不切實際的懷舊情緒，也不是對帝國心態進行憤怒而極端的苛責。最核心的問題：過去如何形塑了現在？全球（前）殖民母國與（前）殖民地無不努力試著理解這條曾讓兩者緊密相連的「臍帶」。從社會文化架構的變形、民族認同、意識型態，一直到堪稱標誌著我們眼前世界的全球化現象，統統都還籠罩在帝國主義尚未完全散去的陰影中。在動盪的世界大局下，安頓身心就從理解歷史開始。

梁京：今年夏天很關鍵

RFA 20220531

在政治意義上，2022的夏天會是一個熾熱的夏天。核心問題，就是與當前局勢有關的大國博弈，能否阻止普京和習近平做困獸鬥可能給世界帶來一場比新冠病毒大流行更慘烈的大災難。第一場博弈，就是圍繞俄烏停火甚至是停戰談判。我相信，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之所以敢高調敦促澤連斯基以放棄部分領土換和平，就是因為他看到了許多國家都害怕戰爭拖下去給本國帶來的風險，特別是與一些國家發生饑荒相關連的動蕩風險。老邁的基辛格雖然還保持著機會主義的品性，畢竟失去了對現實的敏感，澤連斯基怎麼可能接受放棄領土呢？

問題是，澤連斯基如果堅持不割讓領土，是否就意味著普京能通過戰爭升級，包括把糧食武器化來制造一場全球大災難？從俄國的反應來看，還不到這個程度。俄國一方面要求以解除部分制裁來交換放行烏克蘭糧食出口，同時又明確表示不會使用核武器，以換取拜登在對烏軍援上手下留情。看來，儘管普京知道自己大盤已輸，但他對國內的控制還有相當信心和把握。或者是按照美國歷史學者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邏輯，那就是普京知道他若發出毀滅地球的命令，未必會被執行。因此，即使普京沒有三長兩短，俄烏戰爭拖下去而不至釀成全球大災難的可能性應該更大些。

對比之下，中國最近的內部局勢變化則讓人看到了更大的變數。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解讀李克強居然召開了一場全國（十萬）各級長官聽訓的救經濟大會。此舉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英語輿論界的關注重點是中國經濟遭遇空前災難，而華語世界則更多關注這個大會是否意味著習近平20大不能連任。我認為英語世界抓住了重點。正如很多人沒有想到普京真的會發動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一樣，幾乎沒有人想到習近平的「清零」會走這麽遠、走這麽「絕」，以至中國經濟實際上已因「清零」而發生崩盤。

那麼，如何來解讀這場史無前例的「十萬人大會」與當前中國經濟災難和政治危機的關係呢？我的邏輯是這樣的，如果習近平有本事救經濟，李克強就不可能有機會開這個大會，反過來，如果李克強和支持他的反習勢力知道如何救經濟，那也就無需開這個大會，他們或是乖乖地幫習近平救經濟，或者是想辦法把習近平逼下台，就像當年元老們逼華國鋒下台一樣。換句話說，這個「十萬人」大會的怪事之所以能發生，實在是證明中國的經濟災難已經非常之嚴重，而且，看來當局不知如何應對。

第三個重要問題，就是當下中國經濟超出預料的困局，對美、中、俄的三國博弈意味著甚麼？親俄的樂玉成離開外交部，有可能傳達的是這個信息：中國願意以犧牲俄國來修復與美國的關係，因為要救經濟，只有求美國。很顯然的是，拜登，甚至是美國精英都沒有料到會遭遇這樣的挑戰。

2022的夏天之所以很關鍵，就是因為普京和習近平的歷史性誤判引爆的世界秩序危機，把世界推向了一個新的關口。這個夏天，美、中、俄以及一些重要當事國不得不面對現實做出困難而又影響深遠的決斷。美國的角色最為關鍵，但正如世人所見，美國自身也深陷嚴重的危機之中。這是否意味沒有樂觀的理由了呢？當然不是，普京和習近平的慘敗，本身也包含著很多希望的因素。

王丹：這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有蹊蹺

王丹 - 上報 - 2022-06-01

最近幾天推特上盛傳，因為防疫問題產生的分歧，習近平在黨內受到批評，有可能已經交出權力，並不再連任。並有人注意到，中國官方媒體已經連續幾天在對習近平個人的宣傳上有所降溫，習近平和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活動也罕見地大幅度減少，並以此為依據，佐證中南海已經發生"軟性政變"的傳聞。本來不準備評論的，但傳言越來越多，我覺得有必要說說我的不同看法。

首先，根據瞭解中共高層政治政治規則的人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比較具有例行性質，也就是每個月召開一次，每次都會向外公佈會議內容；但中共政治局的常委會並不一定定期召開，也不一定對外說明。通常來講，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需要討論或者需要向全國發出政策訊號，才會召開常委會議或常委擴大會議，並通過官方媒體向外發佈新聞稿。5月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顯然不是一次例行會議，而是出現需要處理的重大問題才召開的。而這次會議的召開，動因只可能有兩個：要麼是習近平作為總書記，認為中央高層的防疫措施遇到施行的困難，需要統一思想而召集會議；要麼是其他政治局常委（某人或某幾個人）對現行的防疫政策有不同意見，動議召開而得到習近平同意。無論是哪種情況，都說明中共高層內部，對於目前中國的疫情和防疫措施產生了嚴重分歧。否則，不至於要用常委會議來統一思想。

其次，關於這次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新聞公佈非常耐人尋味。按照新華社的通稿，雖然第一段中有" "習近平主持會議併發表重要講話"這一句，但之後，通篇再也沒有提習近平三字。即使提到"黨中央"的時候，也沒有按照慣例加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字眼，對比以前的類似會議公報，這是非常罕見的對於習近平核心地位的淡化處理手法。整篇新聞稿中，雖然說是習近平本人做了重要講話，但引述的內容一律都是"會議認為"，而不是"習近平統治指出"，這樣的新聞處理，也是很少見的。

第三，關於5月5日的這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所有官媒的相關報導，都只有播音員的口頭播報，沒有任何相關的畫面；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天也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樣是只有文字稿沒有電視畫面。中共的宣傳規矩是非常嚴格的，什麼情況下播出畫面，什麼情況下不播出畫面，都是有一定的成規的。顯然，這一天的高層會議的氣氛，有些不同尋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通篇闡述防疫政策的情況下，新聞稿最後加了一句話："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這句話，因為並未說明是什麼"其他事項"，足以給外界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它至少說明，這次政治局常委會上，還討論了與防疫本身無關的一些問題。雖然一句帶過，但我認為這最後一句，才是5月5日政治局常委會議最值得關注的地方。而外界的傳聞，恐怕也是來自於對這句話的猜測。

我要再次強調，作為政治評論，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我不會附和網路上的傳言，也不會相信中共內部已經發生了"軟性政變"。離中共"二十大"還有半年多的時間，現在判斷習近平是否連任絕對是為時過早的事情。但是，5月5日的這次中共中央常委會的召開，至少可以讓我們做出兩個肯定的判斷：第一，中共高層對於目前上海等地的防疫措施出現了極為尖銳的對立和分歧，否則，會議的新聞稿中就不會使用"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這樣激烈的言詞，要知道，來自民間的不同意見壓制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常委會號召"鬥爭"；第二，這再次證明，習近平在黨內的權威並非像外界以為的那樣已經十分穩固，他可以在黨內一言九鼎了。否則，習近平一句話就可以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召開會議"統一思想"。這也再次告訴外界，習近平表面上的核心地位，其實並不牢靠，中共"二十大"上他是否能夠連任，的確並非已經定局。

關鍵還是經濟問題，這一關過不去，黨內反對連任的聲浪就會大起來。目前來看，形勢對習近平是不利的。政府釋放了一大堆刺激消費的政策，但沒有見到一個是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的。這不是緣木求魚嗎？沒有錢，怎麼消費？經濟肯定是大幅度下滑的。當然，習近平也不會坐以待斃，黨內鬥爭的大戲，應當說已經拉開帷幕了。

王丹：写于“六四”三十三周年的公开信

RFA  20220531

各位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六四镇压的幸存者；各位当年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声援学生运动的支持者，包括为此不能回国只能留在美国的留学生们；各位没有忘记"八九六四"，仍然期待中国民主化的朋友们：

一九八九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不幸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残暴镇压了，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三十三年过去了，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挑战。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

在这里，我更要呼吁大家一起来努力维护历史记忆。我要呼吁：人血不是水，不能白白流淌；历史的伤痛，不应被墨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国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底线。

几个月前，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共同向外界提出了倡议：在美国的纽约，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我认为，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历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历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

我要对当年的参与者，对八九一代的朋友说：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在当年为争取一个美好的中国倾城一战，希望你们如今虽然步入中年但仍然拥有理想。让"六四纪念馆"的建立成为我们延续理想的具体方式；

我要对当年的支持者，尤其是当年海外的留学生说：谢谢你们曾经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传达声援的力量；我希望"六四纪念馆"能够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如同当年一样；

我要对所有支持中国民主的朋友说：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把中国引入邪路，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中国只会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威胁。我们也要看到，仅仅坐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因此，我们在这里呼吁大家，重新光大八九精神，积极对抗共产专制政权；警惕中共政权对自由民主社会的挑战，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协助建立这座纪念馆，本身就是抵抗的一部分。

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欢迎大家点击"六四纪念馆筹备网"（jinian64.org ），欢迎大家关注筹建进度，更期待大家踊跃捐款，让纪念馆早日建立起来。

最后，作为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并代表一些八九同学，在这里面宣誓：不管我们面临多少困难，我们会继续坚持反对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理想。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会放弃，当年那些死难者的亡灵，就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也期待并恳请，今年六月四日这一天，请你用你的方式为纪念馆的建立出一份力。

谢谢大家!

王丹

2022.5.31

陳文瀾：打台灣、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陳文瀾 / 思想坦克 2022 年 5 月 30 日

「什麼是宣傳：就是無恥地說別人的壞話，還有不要臉地說自己的好話，順便睜著眼睛說瞎話。另外，還要禁止別人說真話。」這段話可精準地總結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宣傳手法，而同樣深受蘇聯共產黨文化薰陶的中國國民黨，宣傳策略如出一轍，而師法中國共產黨的台灣民眾黨，也是此套宣傳手法的信徒。

烏克蘭、俄羅斯開戰，不僅烏克蘭領土、領海槍砲聲不絕，網路上亦相互廝殺。自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以降，俄羅斯即大舉發動資訊戰，攻擊烏克蘭各級政府網站，企圖封鎖、癱瘓烏克蘭政府傳遞訊息的管道。而在2022年烏俄衝突擴大前，俄羅斯更散佈海量的假訊息、假新聞，以激化烏克蘭內部矛盾。

俄羅斯資訊戰的矛頭，除了鎖定烏克蘭，也指向歐洲、美國。春季以來，歐盟正醞釀制定《媒體自由法》（Media Freedom Act），以增進媒體透明度，打擊假訊息、假新聞；而持續干擾歐洲、美國輿論的國家，不只俄羅斯，還有中國。

俄羅斯對歐美搞資訊戰

俄羅斯透過釋放假訊息、假新聞，干預美國總統大選，讓美國開始警惕資訊戰的威脅；當下，愈來愈多美國知識分子大力呼籲，應正視中國資訊戰的危害。然而，受中國資訊戰危害最深、最烈的台灣，危機意識卻最低，還有許多人高舉言論自由，協助發送中國製的假訊息、假新聞，樂於引發國內輿論內戰。

台灣民主化時間不長，就連若干高學歷的名嘴、政治人物，都不知言論自由的基底是言責自負，動輒信口開河、道聽塗說，理不直卻氣壯山河。幸而，台灣已是多元化社會，在大多數情況下，僅有少數國人會隨假訊息、假新聞起舞，多數人或半信半疑，或一笑置之，危害不大。

不過，當重大天災、疫情、人禍發生時，最容不得假訊息、假新聞擴散恐慌。但此時，卻也是假訊息、假新聞最易滲透社會之際，其所製造的恐懼，危害不下於天災、疫情、人禍本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以為善的蠢者最可怕

可怕的是，有些假訊息、假新聞早已被確認為假，仍有部分國人相信其為真，或故意主張其為真，讓台灣陷在言論內戰的泥淖，繼續對立、內耗。但在假訊息、假新聞傳播鏈中，最防不勝防的，並非惡意的假訊息、假新聞，或別有目的的「在地協力者」，或無事生事、以搬弄是非為業的名嘴，而是自以為良善的散佈者，與將假訊息、假新聞當真訊息、真新聞看待的政黨與媒體。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台灣以來，急著搶網路流量、媒體聲量的假專家，其預測、預言已嚴重影響正確訊息、新聞傳遞；「進口轉內銷」的假訊息、假新聞，更讓台灣社會不堪其擾。藝人郭彥均「很多孩子都走了」事件，便是一例；武漢肺炎疫情未趨於緩和之際，類似事件將層出不窮。

言論自由得自負其責

多數台灣人不僅不知言論自由應基於言責自負，更誤以為社群網站，自己註冊的網址，就不是公共空間，可以像在自家中，肆無忌憚地暢所欲言，並誤以為傳播假訊息、假新聞，法律責任止於假訊息、假新聞的製造者，自己縱使未曾查核，依然「不知者無罪」。

只是，「不知者無罪」只存在於人治社會，現代法律體系，根本無此一說；傳播假訊息、假新聞者也常援引「法不治眾」，為自己開罪。於是，當政府、檢調單位追究法律責任時，常見假訊息、假新聞傳播者，或狂呼「迫害言論自由」，或高聲鳴冤，「我只是在『我的』臉書、Instagram上貼文，犯了什麼罪？」，或吶喊「那麼多人都轉貼了，為何只針對我一個人？」

假訊息、假新聞傳播者也常轉移焦點，塑造「政治受害者」的形象。更麻煩的是，在政黨與其他斷章取義、腎上腺素狂湧的網友加入戰局後，政府、檢調單位很難再將輿論焦點，拉回違法情事本身，甚至得開脫假訊息、假新聞傳播者的法律責任，才能免於輿論轟炸。

郭彥均事件已嚴重失焦

郭彥均「很多孩子都走了」事件正是如此，縱使其貼文，已被證實是「內容農場」的假訊息，縱使行政院長蘇貞昌只發言偵查「內容農場」。但若干名嘴與多位中國國民黨政治人物，卻不顧郭彥均貼文內容為偽，不顧此篇貼文章在10秒內於19個網路社群齊發，將傳播假訊息、假新聞事件，扭曲為政府冷血、無情，眾多網友也跟著口誅筆伐。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殺君馬者道旁兒」，郭彥均「很多孩子都走了」事件的真相已被謀殺，但眾多網友依然義憤填膺，不批評政府為何還未揪出「內容農場」的主事者、金脈與人脈，不批評假訊息、假新聞對醫療體系的傷害，卻直指政府是兒童死亡的元凶。

可以確定的是，擾亂台灣輿論的「內容農場」，相當高比例與中國有關。中國共產黨20多年發現，「打台灣不如買台灣」，晚近更發現，「買台灣不如騙台灣」，透過「內容農場」擾亂台灣輿情，最為「經濟實惠」，還有萬千網友樂當攻城拔寨的馬前卒。

其實，台灣、中國的戰爭早已展開，商業戰、資訊戰無時無刻烽火交熾，但多數台灣民眾卻仍認為歲月靜好。當西方國家積極修改法令，限制中國資通訊產品進口，限制中國透過資訊戰「以假亂真」，混淆國內民眾視聽；但台灣卻因為一篇明顯為假的貼文，朝野與不同立場的民眾對立，付出沉重的社會成本。

武漢肺炎疫情仍處於高原期，人心煩躁、浮動，更易因假訊息、假新聞，引發傷感、悲情。可幸的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年多來建立的公信力，迄今尚能防禦假訊息、假新聞的侵襲；但三人市虎，若坐任假訊息、假新聞流竄與橫行，公信力也將有頹傾之日，禍害將遠大於武漢肺炎疫情！

顏寶剛：警察政權是如何練成的？ 由網絡安全到眾籌規管

RFA 20220530

警察政權Police State的特質，是以維護市民安全之名，全方位監控每個公民的生活環節，務求將所有威脅政權的潛在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因此在每個生活環節，由經濟、教育、網絡、傳媒及社交媒體，甚至一些不起眼的部分，例如眾籌都要規管設限。

之前一篇文章「完美封暴」中已指出，相信香港在廿三條及假新聞立法及網絡安全法通過後，政權就有足夠法律理據要求社交平台，以國安理由封鎖或移除經常批評政府的意見及KOL內容。

上周五（27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提到，有人逃到海外勾結外部勢力，企圖裏應外合，與一些想危害國家安全的本地媒體或組織「連成一線，煽動仇恨」，明顯就是針對部分在海外繼續批評政府的意見及KOL。

之後警務處副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更直接表明，本港網絡安全有局限，特別是社交平台數據庫均設於境外，而且慣常拒絕本地調查單位的請求，再加上本港的法規並無規管網絡供應商監控網絡言行、保存用戶的網絡足迹，以及查核和記錄用戶的身分，限制了警方執法。

因此劉賜蕙建議本港要建立「全方位戰略性網絡安全治理體系」，由這個部門擔當牽頭角色，全盤推動策略制定、分配部門權責，以及統籌網絡安全工作。

按這個構思，即是在假新聞立法及網絡安全法通過後，還會有一個上層建築「全方位網絡安全治理體系」，全面執行網絡規管，審核每個用戶的網上留言。恐怕這個議題對政府來說的迫切性，甚於廿三條立法，屆時香港變相封網的日子，很快就會出現。

除了網絡規管，政府會加快監管的，是過去三年在本港遍地開花的眾籌活動。政府表明會檢討眾籌活動的規管，計劃於第四季展開公眾諮詢，目標是「切斷逃亡海外不法分子在港的眾籌資金鏈。」

目前眾籌主要有四個類別，即股權眾籌、點對點借貸、慈善或政治活動的捐獻性質，以及預售服務/商品性質的眾籌。

據保安局稱，執法部門調查2019年以來的反政府案件時，有3宗涉違《港區國安法》案件懷疑以網上眾籌取得資金危害國安，又有5宗案件涉挪用眾籌資金干犯「洗黑錢」、欺詐或盜竊罪。

早在2019年12月，為支援因社會運動而被捕人士的「星火同盟」，先被匯豐銀行中止戶口，期後警方以涉及洗黑錢的罪名拘捕四人，並凍結星火約7,000萬元。

至於規模更大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在去年8月宣布將有序地停止運作後，到今年5月11日，警方國安處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罪」逮捕五名信託人，由於「612基金」捐款人數以萬計，事件迅速在香港社會引發巨大震盪。

政府作出的諮詢，將包括眾籌平台是否須獲得牌照或進行登記，募集者是否須作出披露身份，有關規管架構會包括眾籌平台和籌募人要否需要註冊、登記、披露及審核賬目等。同時需建立匯報制度，識別及舉報可疑交易。

按這套要求，要眾籌就幾乎等同成立一家公司，既需要註冊及領牌，同時有公司董事負上責任，以及日後每年審核帳目。更甚是眾籌要有匯報制度，這個幾乎是只有銀行才有的反洗錢匯報要求，可以想像日後民間大部分眾籌都會消失。

目前科技界不少項目都是靠網上眾籌起家，當中不乏初創企業及網媒，原因是眾籌在不同集資渠道中門檻較低，不少初創企業會網上眾籌，雖然過去亦有「磁能線」、「智能咖啡機」等爛尾項目，但一些平台如Kickstarter亦能成功為很多初創可以先募集資金再製作產品，一旦加強規勢必窒礙創科發展。

同一時間，很多支援弱勢社群的社企，亦是靠眾籌募集資金，部分有規模的會領有慈善團體牌照，但也有很多是規模較少，例如支援少數族裔或流浪動物的團體，亦是靠網上眾籌支持經費，一旦面臨規管，恐怕這些在社會最底層的弱勢族群，將會失去依靠。

更大打擊會是獨立媒體行業。近年不少網媒亦是透過眾籌成立，包括最早的《傳真社》以及之後的《立場新聞》，以及一月解散的《眾新聞》。目標都是希望不依賴財團支持，靠民間眾籌以維持財政獨立。

到近日不少已離任的新聞記者亦重拾初心，希望成立新的平台，可以繼續發揮自己的專業，例如專門報導法庭新聞的媒體，靠的亦是眾籌，希望可以維持新聞獨立自主。一旦規管眾籌後，這些媒體日後眾籌會更困難，最終市民及社會亦會失去碩果僅存、獨立媒體的選擇。

新聞媒體靠人民支持及眾籌，在全世界有不少成功例子，當中最著名當然是去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俄羅斯《新報》創辦人穆拉托夫。

香港的獨立媒體能否參考這條道路？《立場》及《眾新聞》的成功經驗，一度令人滿有信心，相信是獨立媒體營運的一個可持續發展模式，但最終都被政權直接或間接瓦解。

當然眾籌平台仍可設於外地，特別是香港銀行一向視眾籌平台為反洗錢的高風險機構，不會為他們開設帳戶，因此由本港支付的眾籌資金，轉帳多數是到海外帳戶，用戶在港以信用卡或其他網絡付款，政府難以追蹤資金，但這種迂迴的註冊方式，涉及的行政及開戶支出龐大，個人或小型機構不容易負擔。

今天政權以國家安全為藉口，進一步收緊眾籌的方式，受害的不止是本港的創科、社會的弱勢社群，恐怕連獨立媒體的最後出路都會被切斷資金。加上當局表明會加強規管網絡安全，令人憂心香港的資訊自由進一步受限，同時不能排除外資會擔憂資訊封鎖，最終令相關投資卻步，打擊的將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何清涟：李克强5·25讲话透露的三大经济危机

RFA 20220530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5日全国各级政府十万官员参加的电话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5·25讲话），从内容上来看，谈的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类难题，只要没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际环境不能改善，中国经济将进入严重衰退。但国外（尤其是中文圈）现在一切都围绕权力斗争，离开权斗无法解析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所以硬是将这场谈话附会成高层习李两派势力斗争白热化，极端的说法更是将此附会比喻成刘少奇当年的七千人大会讲话，还将参加的十万官员说成是拥李且暗反习。

先看李克强讲话涉及什么。这个谈话比较散，内容有交叉，但三大层面的危机讲得很清楚，其中最令北京头痛的是财政危机：

第一点，"当前经济平稳运行面临严峻挑战，必须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一旦运行滑出合理区间，要想再拉回来，不付出巨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是很难做到的"。这段谈到他"下去调研，很多中小微企业各级工贸干部说他们已经到了最困难的地步，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实就是停业、破产企业多，报告说"企业注销数量也增长了23.1%"。企业是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孵化器，近1/4的企业关门，其余经营困难，意味着政府税源枯竭，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财政收入"。列举的数字并非国家机密，5·25讲话说得琐碎，其实就是5月17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 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4.8%，支出同比增长5.9%。

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增长幅度更大，这情况意味着政府财政压力山大。因此，"要确保今年的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支出不能出问题"——这句话才是重点。今年俄乌战争的发生，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世界同属一个没有战争的地球村的美好梦想，例如德国就很不情愿地表示要重整军备。对于时刻想与美国一争雄长的中国来说，军费与国防开支自然是重中之重。中国的义务教育开支虽然连续9年"不低于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主要欧美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比在11%左右，其中美国高达15.8%，日本仅8.2%，分别为高低两端。4%也就是普通发展中国家水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连这个比例的义务教育投入也不能保证，只能说这个政府严重失职。

用那么多话来掰扯中央财政困难，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强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别指望党爹央妈救急了，自行想法子解决。

第二点，采取有力措施，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市场主体是指企业，情况在第一点中已经谈过，这段主要谈失业问题： "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已经达到6.1%，特别是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高达6.7%"，在16岁到24岁青年中，大学生失业者占18.2%，这是"再叠加到我们今年大学毕业生是历史最高1,000万人以上带来的后果"。这里谈的是城市，农村不在内，因为讲话中说到"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那块地还是能养的"，农村失业不在全国失业率统计范围内。

这也不是新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堪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候。中国当局现在除了掩盖失业真相之外，别无他法。掩盖手法我多年前讲过，一是使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18年始改为"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官方失业数据。这个数据根本不可靠，因为所谓"城镇登记（调查）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加上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也不会出现在政府登记失业的名册上。

二是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政府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农村青年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5·25讲话中谈到的1000万大学生问题，详情如下：2021年1,020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所、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仍然会是如此分流。为什么大学毕业后不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市场主体不稳），很少聘用新员工。

海外自媒体当中，不少属于每天都在强调中共高层权斗、国际社会四面楚歌，前者属于中南海听壁脚式发挥，后者则夸大表述。但却不少听众，闻危则喜。他们当中不少就是对中共严重不满的失业青年，其前辈就是当年抗战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第三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

于中国而言，能源与恢复并寻找新的产业链的重要性无需多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刚好写了一篇文章《国家安全新领域：美国农地与中国粮食需求分析》，这里简单概括一下。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谈到中国经济危机，第三条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个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就这份报告涉及的六大关切话题而言，偷窃农业知识产权与购买农地早就引起美国关注：因偷窃玉米等种子被判刑的有莫海龙等；因购买农地被视为有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被叫停的，前有2012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一重工关闭项目；后有2021年，被称为"新疆首富"的孙广信在美国德州购买土地兴建风电场的投资案被叫停之事。近日，美国联邦众议员纽豪斯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地。该修正案已被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纳入2022财年拨款法案，正待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这一切就是美国向中国表示"别碰我们的粮食"。

尽管中国宣布2021年粮食总产量1.37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多年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口粮自给率达到100%。但是，作为油类与饲料来源的大豆、玉米等，中国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因此才有了5·25讲话的第三条。

最后，回到李克强5·25讲话这个主题上来。李克强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讲话？我认为是职司所在。与前任总理温家宝不同，胡锦涛这位总书记并不强势，与温更象是同僚而非君上，因此传说中有南北院之争，李也公开说过"相忍为国"。目前经济困难是明面上的事情，做为总理，藏着掖着不是事。但以李拥有的政治资源及其性格而言，我认为他宁可选择届满退休，也不会去冒险与习政治对抗。那么，中共是否有权力斗争？当然有，不满习近平的人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还有民间全有。但是，以中共如此监控能力，这些人在国内是无法形成组织性力量的，反习力量存在于海外各自媒体包括中文媒体的报道中。既然力量存在，总得找个代表人物，于是理论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成了海外反习势力选中的代表人物。反习的真实带头大哥当然会有，不过不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魏京生：八九六四和"清零"的关系

RFA 20220530

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大屠杀可能没什么认识。由于共产党的信息封锁，大家对那场大屠杀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是很清楚。我在外国讲演时还碰到中国年轻人提问说：是不是暴徒杀害解放军？可见不是年轻人不动脑子，而是共产党的虚假信息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想一想就知道，学生和市民们手无寸铁，怎么可能去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呢？

很多经历过那场事件的人也认为事件起因是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为现任总书记赵紫阳鸣冤叫屈，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为前任和现任总书记叫屈，是导致那场运动的导火索。造成成千上万人民上街示威的，是邓小平学习早期资本主义制造出的不公平和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贪官污吏与奸商合作，是那场运动指向的目标。屠杀人民的军队，正是代表着贪官和奸商阶级，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富裕阶层。

人民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动乱都起源于官方制造出来的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的暴富，对比人民困苦的生活，是导致激烈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九八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为共产党总书记伸冤，只是导致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虽然当时运动的口号和诉求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幻想共产党自己清除贪官污吏，但也已经让邓小平集团认为是难以调和的敌我矛盾，只有使用暴力镇压才能解决。

现在的贫富差距比三十年前小吗？现在的贪官污吏比三十年前收敛了吗？现在的共产党比三十年前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吗？都不是。三十年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除了在美国的帮助下快速发展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江泽民时代对社会做了一些妥协，扩大了统治阶级的范围，用经济利益收买了知识精英；因而扩大了中产和小资产阶级，抑制了导火索的出现，使得不断出现的反抗不会有大的规模，维持了中共的专制政体。

如今的形势，靠欺骗和美国大资本的配合所制造的快速发展，明显不能持续了。贫富差距和官商结合导致社会矛盾快速升级，被收买的精英们的丑恶嘴脸，已经很难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了。习近平不但要割老百姓的韭菜，而且要割共产党官商阶级的韭菜，这一波操作超过了邓小平，直接朝着独裁专制的皇帝去了，因此必然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对。

反抗的目的不同，但反抗的目标一致，其严重的程度超过了一九八九年。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是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不但习近平的独裁地位不保，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系也将随之而垮台。这就是为什么，官商结合的有权有势阶级至今还不对习近平动手的原因。

但是习近平不想收手，他需要加强自己的权威，摆脱死无葬身之地的后果。加强权威的两个手段：一是借口病毒对各个城市的封锁。显示权威之外，提前消灭胆大包天之徒，消灭造反的种子，是他的真正目的；第二就是发动一场他认为必胜的战争，解决靠选举延长任期的难题，成为真正的皇帝。

不过，很可能没有他的第二个动作了。这场清零的野蛮政策已经导致民怨鼎沸、民不聊生，各种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清零政策不仅仅导致经济下滑，而且导致人民的生活环境快速恶化，正所谓官逼民反。清零政策恰恰是现在官逼民反的导火索，导致中国政权变化的导火索，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垮台的导火索。

宋國誠：低估中共、錯估中國——布林肯中國政策演講的「中國盲點」

宋國誠 2022年05月29日

期待已久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中國政策演講，美東時間5月26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登場。也許是「閱讀前」期望升高而在「閱讀後」產生落差，或者是布林肯只是領取演講費而做了一場應景式的演講，以致不必期望過高；但如果都不是，也就是如果不是消費性聽講，而是嚴肅認真的探索深究，那麼布林肯的通篇演講可謂蒼白軟弱、戰力不足，只有重申，沒有推進，主觀願望覆蓋了行動方案，嚴詞批判取代了戰略對策，難以反映美國對中國「蒼勁有力｣的應對戰略。

 

美國三次中國政策錯誤的總結：低估中共、錯估中國

 

演講中，布林肯就像一個「時事評論員」，不像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與執行者，更像似一個「傳教士」，娓娓道出美國對中政策的聖經文本，一個手拿十字架的神父，對一個妖風邪雨的魔鬼侃侃佈道。

 

如果在今日21世紀，已經高齡99歲卻仍然活不出智慧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竟然主張烏克蘭應該對俄羅斯「割地求和」，認為台灣議題不應處於美中關係的核心位置，就足以證明這位「廉價的現實主義者」當年促成中美建交是美國對中政策的第一次錯誤，到了「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時代的「民主演變中國」政策，認為「引領」中國進入世界體系就可以促使中國民主轉化是第二次錯誤，那麼布林肯這次以「投資（invest）、協同（align）、競爭（compete）為主軸的演講，則是美國對中政策「無可辯駁」的第三次錯誤。總結三次錯誤的關鍵就在於：「低估中共、錯估中國」。

 

美國依然沒有看清中國！

 

在布林肯的演講中，出現了許多顯而易見的「中國盲點」。所謂中國盲點，例如沒有從中共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非人道作為，完全透視中共「欺弱」的本質，對此美國只是「呼籲改變」（call for change）；沒有從中國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徹底看穿中國打倒美帝的終極意圖；沒有從中國留學生攜帶的政治任務看清中國偷竊與顛覆的陰謀；沒有充分自覺只有徹底改變中國，才有美國期待的國際戰略環境。布林肯沒有看清，重點不是「重塑戰略環境」（shap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而是改變中國；換言之，一個沒有在政治上「被孤立」、經濟上「被脫鉤」、國際上「被脫群」的中國，永遠不會是美國的合作夥伴。

 

中國盲點之一：認為中國「尚可教化」

 

通篇來說，布林肯依然站在一種「教士－感化主義」的高度，對中國發出一篇說教式的勸世文，認為文明教導、道德勸說、循循善誘，就可以讓中國迷途知返，與美國攜手營造和平理性的國際環境。布林肯一方面認為，「對國際秩序最嚴峻的長期挑戰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造成的」，但又認為「美國無法改變中國，但可以尋求塑造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以推進我們建設一個開放和包容的國際體系的願景」，這就是「還境改變氣質」的主觀願望。換言之，美國依然把中國視為「可教化的客體」，這個迷失方向的中國，必能領悟美國的苦心與善意而重回文明的軌道。

 

布林肯指出：「北京的願景將使我們遠離過去75年來維持全球如此多進步的普世價值觀」，也指出「不能依賴北京改變自身的發展軌跡」（We can't rely on Beijing to change its trajectory），既然如此，美國自始就不應該假設無意改變中國！因為如果基於此一假設，美國所有對中國的競爭或合作，意義何在？目標何在？實際上，美國所謂「開放和包容的國際體系」，並非中國的願景，而是中國亟欲打破的阻撓和障礙。美國自認「文明大國」，中國卻認美國是個「帝國霸權」，認定「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布林肯不知，美國的願景並非中國的夢想，而是中國的噩夢；如果美國希望塑造一個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中國同樣也希望塑造一個改變美國的周邊環境，然後，彼可取而代之！

 

布林肯的演講並非毫無貢獻，那就是鄭重確認「中國威脅」的真實性與嚴重性。（美聯社）

 

中國盲點之二：天真的「中國合作論」

 

在演說中，布林肯再次強調與中國「合作」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認為「美國和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需要繼續打交道」，這是美國對中政策「有競爭，也有合作」的再度重申。國際社會固然需要相互合作、解決問題，美中之間確實在若干領域具有合作的客觀必要性，但問題是，中國願不願意與美國合作？

 

事實是，凡有一句不讓中國稱心如意者，中國必跳腳反擊。遠的不說，就以最近美國總統拜登出訪韓日之前，中國派出了遼寧號航母戰鬥群在西太平洋進行示威性軍演，即使在訪問進行中，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做出「印太經濟框架」必將失敗的警告式反嗆，即使在拜登結束訪問之後，中國立即與俄羅斯在日本海上空進行聯合軍機演習，這就是向美國擺明：你有印太框架，我有中俄聯盟！而就在拜登提出「軍事保台」之後，中國立刻對台灣進行壓迫式的實戰演習，這也是向美國擺明：你要軍事介入，我就武力反介入。試問，自從美國前任總統川普對中國進行貿易戰以來，中國可曾與美國合作了什麼？換言之，布林肯難道不知，中國的對美政策「只有競爭，沒有合作」！

 

中國盲點之三：沒有規則，哪來合作？

 

布林肯一方面譴責中國是國際秩序最強大的破壞者，一個最具有「惡的意圖」與「破壞能力」改變國際秩序的國家，但又主張美國應該組織一個「國際大家庭」，也就是「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能夠共存及合作的國際法、協定、原則以及機構」，這種說法，豈不是「引虎入室」之後再「與虎謀皮」？在聯合國所有關於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決議中，中國一律投下棄權或反對票。試問，中國可曾願意與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共存與合作？換言之，與一個當今國際秩序最大的破壞者「共建」國際秩序，這是美國至今依然執迷不悟、不可理解的自我矛盾！

 

中國盲點之四：台灣議題愈描愈黑

 

在拜登的亞洲之行中，向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國家釋放「軍事保台」的承諾之後，布林肯卻再度重申美國的對台政策沒有改變。這種說法若不是證明拜登口誤或失言，就是收縮美國對其盟國安全承諾的強度。布林肯強調，「我們的政策沒有改變，變化來自北京日益增加的脅迫—例如試圖切斷臺灣與世界各國的關係，阻止其參與國際組織。北京的言詞與行動日益挑釁，中國軍機幾乎每天都出現在台灣附近」，布林肯認定中國恫嚇台灣的行為「嚴重破壞穩定」（deeply destabilizing），但同時又強調美國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此一說法不僅對美國對台戰略究竟是「清晰」還是「模糊」愈描愈黑？而且默認中國一切的政治脅迫與軍事冒險都不會改變美國的對台政策？乃至於形成另一種對中政策的「戰略模糊」。在面對中國對台灣日益「模糊」兩岸和平談判以及武力侵台日益「清晰」，如果美國的對台政策沒有任何精進與推展，只是「以不變應萬變」或「以被動應主動」，美國又如何拿出實力阻止中國片面改變台海現狀？

 

一個「無意改變中國」的失敗政策

 

不出所料，中國只接受吹捧而不是批評，就在布林肯演講剛剛結束之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隔日立即打臉布林肯，宣稱這場演講是在「散佈虛假信息，渲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是在「遏制中國發展，維護美國霸權」。美國應該看到，其實「美帝從無亡華之心」，但今日中國卻已認定「中國亡美之心不死」！

 

當然，布林肯的演講並非毫無貢獻，那就是鄭重確認「中國威脅」的真實性與嚴重性，確認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直指習近平是一個「對內壓迫、對外好鬥」的獨裁者。然而，批評不等於應對，布林肯的演講，證明了一個「盎格魯－撒克遜紳士」難以應對一個「豺血狼性」的中國，也證明布林肯的中國政策是建立在一個「低估中共，誤判中國」的架構之上，因為在一個價值無法共享、制度無法融合、文明無法齊一的現實之下，不能用「期待中國的方法」來應對一個張牙舞爪的中國。雖然天真的綏靖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其來有自，但難以想像竟然持續到今天。布林肯這場演講或許表達了美國全球安全戰略的願望構圖，但一個「無意改變中國的中國政策」，隱約流露出「美國衰落」的隱憂與危機。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上報

拜登是真心話還是口誤？──台灣人如何解讀美國對台的「戰略模糊」

李昱孝、陳方隅  / 思想坦克 2022 年 5 月 27 日

美國總統拜登於5月23日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高峰會，會後記者會上拜登被問到「如果台灣遭受到任何攻擊，你是否會願意軍事介入保護台灣？」他的回答是「是的，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這引起了各國媒體的爭相報導，美國有許多電視台開始討論起平常能見度不高的台灣議題，台灣媒體也紛紛以「打破戰略模糊」、「美國將軍事介入」等斗大標題報導。

不過，拜登剛講完話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白宮隨即發聲明表示「我們的一中政策沒改變」。回顧過去，這已經是第三次白宮及國務院出面為拜登「對台灣軍事協防承諾」的發言澄清，大家在困惑之餘或許更該從以下的面向來看這一系列的事件。

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戰略模糊改變了嗎？

從當時提問與回答的語境中我們分析，我們無法從此單一事件推斷出美國的戰略模糊有所改變。當時的問題是，「基於一些明顯的理由你不想軍事介入烏克蘭的衝突，你是否願意軍事介入防衛台灣，如果台灣遭受到攻擊？」提問者的問題邏輯重點應該是在於美國對兩種狀況反應的「差異性」，也就是說她想問的是「如果你因為某些原因在烏克蘭狀況僅提供軍事援助而未派兵參戰，那在台灣的狀況你是否會這樣做（派兵參戰）？」

如果當下拜登有理解到此問題的核心他應該會遲疑一下再回答，然而他卻迅速回答「對。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Yes.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如此迅速的反應可能是他並未意識到提問者真正想問什麼。不過更關鍵的應該在於「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這句說明 ，因為目前為止美國並未公開對台灣做出派軍協防台灣的承諾，更沒有說明協防是怎麼樣的協防方式，所以這裡的承諾更可能是指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維護台海穩定這種「戰略模糊」。其實拜登後來馬上又提到一中政策，補充說明：「用武力取得（台灣）是不洽當的，可能引發類似烏克蘭的情況。」由此可見，「此次」拜登的論述基本上還是屬於戰略模糊，只是多數人並未明察當下問答的語境。

如同一開始提到的，我們無法從一次事件就推斷美國政府將有政策大轉彎，不過也無法否認過去的戰略模糊沒有轉變的跡象。例如拜登曾在2021年8月提到對《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的神聖承諾，並表示這承諾「對日本、南韓和台灣」也是一樣（We made a sacred commitment to Article 5 that if in fact anyone were to invade or take action against our NATO allies, we would respond. Same with Japan, same with South Korea, same with – Taiwan）。儘管事後白宮仍表示對台政策沒改變，但很難想像拜登會在有「集體防禦」概念以及「美國有與日本南韓簽署軍事條約但台灣沒有」的認知下還能犯下這種錯誤。換句話說，拜登的談話內容，可能是有意為之，很可能是刻意和白宮及國務院的官僚一搭一唱釋放訊號，也可能他只是將決策圈平常在討論的事情拿出來談（所以才會講了之後又說政策一直沒變）。

總而言之，面對我們仍須繼續的仔細觀其態度，而不是隨即從單一事件做出定論。

戰略模糊或清晰非重點—嚇阻能力才是

無論拜登這幾次發言是口誤還是真心話，許多人最關心的還是美國政府對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選擇。就這點來說我們必須再次討論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辯論，不過這次不是辯論其優劣，而是辯論它的意義。

簡單來說，以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Richard Haass 和 David Sacks為首的「戰略清晰派」，認為隨著近年中國軍事行動對台灣造成的巨大威脅，美國的戰略模糊已經壽終正寢、不再能威嚇（deter）中國，而必須改以戰略清晰來嚇阻中國；另一方由「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畫主席Bonnie Glaser代表，認為美國若立刻將政策轉向至戰略清晰，可能直接導致中國認為必須先戰先贏，而立刻使用武力。

兩派主張的主要差異在於中國對美國政策的轉向反應以及手段應該為何。不過兩派之所以有辯論和爭議是因為他們討論的是要不要有「立刻」的政策改變。然而，戰略模糊與清晰的概念間，並不是零和的關係，它們更像是光譜的兩端。也就是說，每個政府就任時皆有其基本立場，但會隨時間環境朝向其中一端移動。因此更該考慮的是該往哪個方向移動、又該如何移動。

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得以運作邏輯的關鍵在於威嚇的可信度。就戰略模糊而言，美國需要維持足夠的威嚇讓中國或台灣任何一方不會突然做出開戰或宣佈獨立的行為；以戰略清晰來說，美國的威嚇力也必須讓中國相信，一旦它攻擊台灣，美國肯定會反擊而且具有讓中國付出慘痛代價的能力。所以無論是哪一派，追求威嚇的可信度都十分重要，因為它支撐著這兩個戰略。

不過，威嚇的可信度又部分建立在美國現階段的能力，這也是為何模糊派認為以美國現在的狀況改變成清晰會有危險，而清晰派也不斷在敦促美國政府繼續強化自己的軍事能力。其實在拜登發言後兩派的反應就已反映出他們對美國威嚇力的重視以及擔憂。在各家媒體報導一出沒多久，戰略清晰派學者紛紛表示非常樂見這種戰略清晰的表態，但更希望這次拜登政府不要再收回這樣的論述，而能進一步提出具體政策改變。至於戰略模糊派則立即表示質疑，認為這樣子無法保持足夠的彈性，並且持續觀望著之後政府的反應，畢竟對外界來說這已不是第一次拜登發表如此具有爆發性的言論。

雖然兩派一開始有著態度上的差異，但白宮最後的聲明仍將兩派的注意力重點拉回政府的可信度。例如Richard Haass提到，在可信度使得威嚇性較強的狀況下，戰略清晰將優於戰略模糊；David Sacks 希望美國清楚聲明政策改變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強美國防禦台灣的能力；而Bonnie Glaser則批評戰略模糊不該變成戰略困惑（strategic confusion）。由此可見，無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的觀點一時之間誰負誰勝，使政策發揮效果的關鍵還是在於美國是否具有與其政策相對應的嚇阻能力。

就這點而言，想必台灣會希望美國對中國的嚇阻能力越強越好，即便是站在美國政府戰略模糊的角度看待，現在最棘手的已不是台灣獨不獨立的問題，而是中國何時會對台灣發動攻擊，以及屆時台灣能如何自保。因此我們仍期待美國政府能繼續保持言詞與行動間的一致性，以避免其嚇阻的可性度降低。

台灣人該怎麼看待這次「意外」

我們認為這事件之所以會引起熱烈的輿論討論，又或者是對某些人來說是期待的落空，可以歸納為兩個原因。第一，正如上述針對發言語境的分析，即便提問者可能隱含美國是否出兵台灣的問題，但那樣的提問其實不甚明確，即使外界看起來清楚，對拜登本人來說他可能也未正確認知到該隱含的問題。第二，許多媒體紛紛在拜登回答之後渲染戰略模糊的改變，然而事實是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本來就不是二分法、而是應該看移動的方向，只是大眾仍將焦點放在戰略光譜的兩極。即便有學者或是官員可能在某些場合上提到戰略模糊，但若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歷任美國政府在官方的發言上似乎皆會避免提到這類的詞，而是僅用我們遵守《台灣關係法》、一中政策或六公報等等來說明其立場。

這也意味著戰略模糊除了在目的上具有模糊的效果，在方法手段上亦然，意即美國官方從來不明講這是什麼東西，並且試著保有詮釋的彈性。簡單來說，它更像是一種長期的實踐，而非政府明確公佈的官方政策，因此除非美國政府突然的宣布政策轉變，不然它也只會在這個光譜移動，而不是有沒有存在或者打破的問題。

既然是如此，台灣該如何解讀或反應？我們承認戰略模糊與清晰辯論的重要性，但更關鍵的事情是，當中國使用武力入侵台灣時，無論美國派兵或不派兵，我們是否先具有能力抵抗中國的第一擊。也就是說，無論美國的能力或政策如何變化，其實台灣本身就該做好準備抵抗中國入侵的工作，而非一直在美國政策的辯論上消耗過多的能量。

台灣應該在「美國始終維持戰略模糊」的假設下就做好準備，這麼一來即便美國轉變為戰略清晰，又或者是當中國做出任何的威脅時，我們更能從容面對可能發生的危險。現在我們該問自己的問題是，台灣在爭論之餘做了多少準備？即使台灣大眾已經有愈來愈多人意識到中國的威脅，台灣人又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和努力？

美國方面不管是民意或者是政策決策圈的人們，都已經形成多數的意見是要面對中國的挑戰，只是大家仍然在討論什麼方法才是最好的。這樣的辯論在現在國際政治的發展下，自然是愈來愈重要。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因為烏克蘭軍民的英勇反抗和多國的合作，而使俄國陷入戰爭泥淖。某方面來看這對台灣來說是件好事，因為俄羅斯的挫敗可能會讓中國不敢輕舉妄動，而烏克蘭的作戰方法以及反抗的決心，也可以提供台灣學習。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國也能從中學習（尤其如何整備補給線、如何面對國際輿論、以及如何操作資訊戰等方面）並且將這些經驗用在入侵台灣的準備工作上面。

也就是說，不管美國國內的討論如何熱烈，對台灣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續討論該如何增加自我防衛的能力。當然，正如我們一貫的主張，這樣的能力也包括了辨識出那些疑美論者的論述（例如不斷質疑美國是否真的會幫助台灣，或者講說美國一定會棄台）、傾向中共的論述（例如一直講說是美國或者台灣的作為刺激了中國，讓中國一定得出兵），以及各種的失敗主義論（抵抗中共沒有用，一定會輸），辨識並且反對這些謬論，這樣才有助於我們持續提升自我防衛的決心。

叶宝生：一篇硕士论文前前后后的故事——想起老同学张炜

时光虽荏苒，岁月更如梭。一晃，我们告别未名湖已经四十年了。

任何一位曾经在1978—1982四年间的未名湖畔徜徉的莘莘学子，都会把燕园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和"一塔湖图"珍藏在自己的灵台深处，我也如是。但是，我还珍存着所有77、78级校友都没有的一个"藏品"——老同学张炜的北大经济系硕士毕业论文。

（这是这篇论文的封面照片，封面上标题等字，是我当年的笔迹）

论文题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分析

姓    名：张炜

导    师：厉以宁

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时    间：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一个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78级的毕业生，一个离开北大7年之后才和张炜老同学重新见面的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我为什么会珍存着一位与自己同期的经济系校友的硕士论文？为什么北大学子都引以为骄傲的厉以宁教授，亲自首肯并对我说："在外面，你可以说是我的学生"呢？——一切都要从这篇硕士论文谈起。

我们这拨儿北大学子本科毕业七年后，碰上了特殊的年头和特殊的事件；在之前的1986年—1987年之间，我和张炜仅通过两三次电话，已经知道，那时候他离开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任管委会主任的位置，回到市里担任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兼天津市政府外事办主任，并做为天津市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还从当时在天津纺织学院工作的化学系77级的高卫平同学（不幸英年早逝）那里，听到已是高官的张炜，对北大同学仍然关爱有加的佳话：高卫平知道张炜回到市里工作，一次携幼子赴市府大楼看望张炜，见面问候之后，张炜马上向秘书发话"半小时到40分钟之内，任何电话不要往我的办公室里接入，我要和老同学聊一会儿……"。虽然彼时我也有张炜对我的允诺："你来天津，我可以随时和你见面。"但，我知道一个北大出身的正厅级的高官，工作会有多忙，所以一直也没有去天津打扰他。

这里允许我倒叙一段：

1982年初，77级大学生毕业时，北大党委首先选择张炜留校任北大团委书记，但张炜不仅志存高远，而且还要从基层做起，所以他在感谢校党委信任的同时，坚决地婉拒了校党委的精心安排，提出到新疆去，从基层的锻炼起步。

张炜毕业后的去向，不仅是北大校党委的重要工作之一，也当然会引起有关上层的注意，最终他来到了天津，初步符合了他"下基层"的愿望，而这个安排也很自然地开启了张炜本人和中国历史从那以后的波澜起伏……。

张炜虽然分配到天津，但最终他不仅没能"下基层"，而且也没有避开"团委书记"这个"命里注定"。1983年，他被任命为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当时，他还与安排此职位的市委领导分辨："我没当北大团委书记，为什么到天津，还要做团委书记？"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职级"上的安排，上级已经在初步设计张炜的从政之路了。

因为担任了专职的团市委书记，张炜到天津的第二年，29周岁时，已经是正厅级别。

而我们俩毕业后的第一次见面，已经是张炜辞职后的那一年，那一年他不足35岁（被安排为副处级）。

为了这次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一次会面，我也做了些功课：

首先，我和已与张炜解除了婚约的生物系78级同学在北京见了面，谈到他们仅五年多的婚姻，更多地由于张炜辞职的政治原因而导致解体，我能感觉到她满满的无奈与惋惜；

其次，我已经确认了张炜辞职的具体日期：那一年的5月20日上午，天津市委书记传达中央紧急戒严命令之后，张炜愤然辞职；

再者，我还落实了：张炜是那年那件事之前提出辞职并得到上级批准（行政降三级重新安排）的体制内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我和张炜的会面，是在天津天塔地区附近的一所极普通的二居室单元房里（约四、五十平方米），他自己下厨为我做午餐，吃饭时，他不仅酒、饮料不喝，连茶都不用。他家里那个冰箱很小，我很好奇：张炜做为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出国机会不少，国内外的交际应酬也会很多，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简单？

我们的第一次会面，还没有闲暇谈及张炜的硕士论文事。因为那个阶段是张炜辞职后，主动把突然诊断出患了白血病的儿子接到自己身边治疗的最紧张最让人心痛的一段日子……。

张炜的儿子患病那年四岁。（请原谅，我写到这里，潸然泪下，太多的故事，我实在写不下去……。）

我只想告诉同学们：那时候孩子仅仅才四岁啊！在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白血病，必须接受高能量的放射治疗，孩子极难忍受，张炜每周往返京津两三次，为了鼓励儿子在痛苦中接受治疗，张炜此时也必须忍受痛苦……。唯天地才有知！

大家知道，白血病的儿童一定不能感冒，孩子住院前后,都与张炜同住在天津家里，天津的夏天比北京还热，半夜里，张炜经常要给孩子洗澡，有时一夜要洗两次，既要降温，又不能着凉，父子俩都在咬牙挺着！

在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精心治疗下，孩子的白血病得到初步并有效的控制，但同时引起了对肝部的严重伤害.全身黄疸。如继续放射治疗，肝部受损会导致死亡，不继续放射治疗，白血病有可能复发。中国儿科白血病治疗的最高权威单位——北京儿童医院、最权威的医生胡雅美院士明确告之了，中国当时的医学技术在两难中不得不选择后者——停止对白血病的治疗。胡院士也同时指出：孩子只能也必须赴国外才能继续医治。

可亲可敬可爱的海内外同学们，以生物系78级同学欧阳三、新闻77级同学刘娟为代表，他们不仅发起了募捐，而且在美国落实了可以给孩子免费治疗的医院。

孩子出国治疗，已刻不容缓。

而此时，正逢张炜"诸事不顺"之时：

出国需申领护照，可是孩子的户口在其母亲那里，我和孩子的奶奶找不到孩子的母亲（很久以后得知，她已于此前出国），就找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孩子的外婆，但交涉和索要孩子的户口时，遭遇到始终的巨大障碍。我们最后只得被迫采取了其他特殊措施，总算给孩子办妥了护照；

张炜当时以"副处级"的干部身份，递交了携子出国治病的正式申请，石沉大海……；

恰在那个时段，天津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和一位京剧演员擅自出国不归，上峰迁怒，由政法部门出面，加强了对张炜的戒备管理（作出此项决定的人，是天津市前公安局局长宋长顺，此人于2007年畏罪自杀）……；

而同在此时，张炜的硕士论文，也进入了最后阶段，怎么办？

我们从这个"怎么办"开始，回到张炜的硕士论文：

1991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第一次来到了厉以宁老师彼时在中关园的那个很不宽敞的住所，讨论张炜论文答辩的有关问题，具体谈话内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厉老师对张炜的呵护有加，寄予厚望的神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厉老师爱学生，不仅爱出自他门下的学生，也爱每一位曾经在北大读过书的学生，我是有太深的体会了，希望在下面的文字里还能涉及。

这里请允许我引用张炜的原话："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厉老师鼓励和指导我完成硕士论文。"短短十几个字，饱含了厉老师对学生最深沉的爱与期待，我也深知：对于张炜来讲，厉老师对其硕士论文的鼓励与指导中蕴涵的深厚师恩师情，是天高海深但极难面谢！这种师生情谊，只能埋藏在各自的心灵深处，倾诉的机会少之又少……，因为自张炜离开祖国后，只与恩师在伦敦见过一面，那还是2003年夏末时分，迄今已近20年了……。

1991年12月的第一场雪后，我和张炜在北京再次见面，他显得有些激动，又尽量平静地告诉我：上午，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的答辩，厉老师特意请陈岱老（陈岱孙）主持了答辩……。我十分着急地问他，有没有留下答辩会现场的照片？当然是没有！同学们可以想像，那一个答辩现场是一个多么庄严肃穆而又神圣的空间，当年已经91岁高龄的陈岱老，不仅已经关门多年不收研究生了，而且很少走出晚年的住所——燕南园55号。但，此时，陈岱老在北大经济系的第一位大弟子厉以宁教授，要为其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张炜举办硕士论文答辩了，这位轻易不说话，但在中国经济改革紧要关头总会发出掷地有声之音的中国经济学泰斗，打开了燕南园的大门，在自己的家里，为自己学生的学生，举办了正式的论文答辩会。当时的陈岱老一定身姿挺拔如临风玉树，当时的陈岱老一定从容不迫，高贵不凡！

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可以进入北大史册的答辩会，因为那是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对一位特殊的北大学子的答辩会，而且是在特殊的空间——陈岱老的私人园邸的一场答辩会，而研究这场答辩会的主导者、主持者、应答者……到底覆盖了几代北大人？那就是历史系同学的课题了。

张炜还告诉我，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履宽教授也参加了他的答辩会。       

那一次见面，我和张炜来不及谈论这场答辩会的细枝末节，我只知道一切都空前顺利。这当然是张炜的荣耀，但，这又仅仅是张炜个人的荣耀吗？当然不是！这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北大传统与北大精神，这就是厉老师在《山景总须横侧看》散文集中所阐述的："于是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界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那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只有生活在北大，同北大的命运始终拴在一起，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这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的北大"；"想铲除北大探索精神的人的打算落空了，北大依旧是北大"。

北大依旧是北大？但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的张炜，却不可能再去顾及"证书"、"文凭"之类，也顾不得考虑当时国内重要地区单位的邀请，他要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才能让重病的儿子顺利出国继续治疗。

正式申请携子出国治病不批，反而更加处处地对张炜加强了管理，我们不由得想到一起：张炜要先出国，再把孩子接出去……。

我已经淡忘了或不清楚这中间张炜经历了多少曲折与多少揪心的等待，有一天，一个不相识的北大同学给我带来一封张炜写自东京机场的短信，他写到："走得太匆忙，但你知道我顺利离京赴美，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已通过正常渠道赴美，联系为小孩治病，为了避免麻烦，手续一办好，便于X日迅速出国……"，"我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深感满足……"。我看到此信时，高兴仅仅是几秒钟，就深陷痛苦的思念与茫然，此时应该是1992年10月。

在我们于2003年的久别重逢时，我才得知：1992年10月张炜出国时，手里持有天津颁发的中国护照，和美国大使馆给予的入境签证。

前面已谈到，我和张炜不辞而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已经是2003年的夏末秋初，是在英国的剑桥小镇。

此时，张炜已经从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取得了剑桥大学经济系的教职，同时还担任了剑桥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而这个研究中心是由英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一手创办，并担任主席。

这个研究中心也得到了撒切尔夫人的关注和支持.

张炜在担任剑桥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课程的同时，举办和主持了"中国经济改革问题讲座"，第一位受到邀请的贵宾主讲，就是他的恩师厉以宁先生。我十分荣幸地做为厉老师、何（玉春）老师夫妇的唯一随员，一同赴英。

厉老师办理这一次出国手续时，特意地使用了因私护照。他对我说，"我有公务护照，但这一次是我的学生邀请我，我要用因私护照……"。老人家的语气平静而饱含深情、深浸其中，那种师生相知相爱、贵相知心的厚重情感，非北大人，是无法体味到的。

那次的剑桥相会，不算太短、又实在短暂，也是迄今为止，厉老师与张炜在毕业后的唯一一次见面。

从那以后，我倒是和张炜有N多次见面：在伦敦、在华盛顿、在香港、在台北……。

2003年这次赴英，我受邀作为厉老师、何老师学术访问剑桥大学的唯一正式随员，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张炜在厉老师面前给我做了"背书"，从那以后，每当我服务的中国教育电视台有北大光华学院的采访任务时，我总是最早赶到现场的记者，为的是与厉老师见见面，为的是把张炜的问候与思念带给恩师。而每一次，我自然分享了厉老师与张炜之间的师生情谊，我也总是感动其中。

从厉老师和张炜的言谈身教中，我做为一名北大78级理科生，也对"经济学"这门经国济世、经世济民的显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下功夫研读并曾在某业大讲授经济学的相关课程。

经济学是讲究"外部效应"的，我也讲讲张炜那篇硕士论文给我带来的"外部性"：

从陪同厉老师、何老师夫妇访问剑桥大学后，厉老师曾三次带我赴贵州省的"毕节生态扶贫试验区"，做扶贫实地考察。两次带我赴新疆石河子大学做学术演讲（那时，北大的现任党委副书记、厉老师的博士生于鸿君，在石河子大学任支援新疆教育的副校长）。2010年10月，厉老师委托我把给石河子大学经管学院的院名题字送到新疆，临行前，厉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你可以对外说，你是我的学生"。

尽管我与张炜在境外见面有过N次之多，但我深深记住的是：每次见面时，他总是不忘让我给厉老师、何老师带去问候，厉老师何老师每年都要把自己最新的学术著作送给张炜，也不忘把印有北大风光的纪念品托我或其他同学带给他。我也曾经把北大"双甲"庆典时的体恤衫、棒球帽带给了张炜。（我记得，次年张炜戴着北大"双甲"庆典棒球帽，出现在HK的活动中，生物系78级的王飞澜高兴地给我发来微信：张炜戴的棒球帽是我设计的……）因为厉老师知道，我更知道，张炜想念北大，张炜想念厉老师，张炜也想念北大77、78级的同学们！

那篇硕士论文之后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

我退休后，因独子在海外患病不肯回国治疗，我们只好准备出国去照顾生病的孩子。出国前的2011年6月，我和经济系77级的石小敏夫妇、哲学系77级的杨利川夫妇在香港与张炜有过一次见面。那是张炜离开了剑桥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后，受HK查氏跨国公司的诚邀，担任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刚刚落地HK的几天之后； 

我出国后仅一个多月，就被查出肠癌，匆匆回国手术，术后又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在两个重病叠加的打击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想见任何同学和朋友，包括张炜那里也断了联系。但是，张炜得知我患病后，先后委托他经济系77级的同班同学石小敏、朱善利、金利佐等，先后给我送来医疗费和药物，我当时在深度抑郁中，全然不想、也不可能问问他们三人：是怎么找到我家的？为什么金利佐会在雨中长时间等候，不见到我不罢休……？

两年后，我才明白：这一切也来自张炜的悉心嘱咐和周到安排……

其实，用文字讲故事不是理科生的长项，我从事的电视职业又是靠画面说话的，所以，那篇硕士论文的前前后后，从那一年张炜的愤然辞职，到1991年12月，厉老师主持、陈岱老坐阵的论文答辩，再到2003年夏末张炜与厉老师的第一次海外重逢，这十几年里，张炜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很少知道，并不是他不讲，也并不是我不问，而是我们之间太少有这样的时间谈谈家常。2006年5月，由在摩根斯坦利公司工作的无线电系78级同学刘嘉陵的悉心安排下，我和张炜同班的石小敏专程赴伦敦，计划有一周的时间，但张炜只能抽出一个下午和晚餐时间和我们见面谈话，这中间还要扣除从伦敦开车到剑桥的往返车程耗时。那次会面时，我尚处于极度的"时差疲劳"中，只给他们俩留下了一张《只谈国是》的照片（该照片收藏在77级经济系的纪念册中），尽管画面感极强，但我已经困得撑不住了。

这十几年间，张炜的学术造诣，我尚不能从经济学、政治学专业角度准确评价，但每一次在电话里和张炜讨论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时，我总感觉张炜对中国大陆社会民情的了解，远远超过我这个国家级媒体的记者；我也知道，他在美、英近20年的求学做研究的学术生涯里，不少国内出访的很高级别的干部，总要千方百计地与他非正式的会面或电话交流；要知道，张炜是从38岁又开始了新的学习，他不仅依次取得了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的MPA硕士学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最后任职在剑桥大学，而且他用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政治学的评论论文，每周一篇，坚持了23年，这发表在海外主要媒体的近1200篇论文，影响了很大的一批国内外华人；他在剑桥大学任教的时候，英国皇家只要举办重要的中国问题研讨会，他就必然成为受邀的主讲嘉宾。但是，在他自己主持召开的研讨会上，却仍旧保留了北大学生会主席的老传统，例如，2005年秋，剑桥大学"中国制造"研讨会上，仅是海外的北大同学就占据了近半数的席位。

这十几年求学加研究的过程中，张炜不仅要抚养孩子，还要给孩子寻医治病，他曾经把哈佛医学院的最新研究文献提供给医生，其实就是指导了医生的治疗；我也知道，张炜从美国转到英国读博士时，孩子抚养权的转移，落定，发生过不小的法律障碍，中国人要在英美法庭上辩护维权，难度可想而知，他也不得不面对、解决。

而张炜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呢？依然是几十年如一的简朴、谦和、有礼：

大约是2014年上半年，张炜大病一场，需要有人在病床前照顾，他自己强忍病痛，不向同学声张，只有当时在HK工作的金利佐同学闻讯赶到医院，照顾了不短一段时间，后来我们谈起此事，他总是把金利佐同学的悉心照料放在嘴边，对自己的重病却极少谈及。

2014年11月下旬，我和哲学系77级的俞晓阳，不约而同来到HK，我们仅有一个小心愿：想给老同学60岁生日增添些快乐，减少些孤单……。没承想：直到晚饭后，张炜才有时间与我们俩见面聊天，而且仅仅是我俩各一杯啤酒、他一杯冰水而已。他少有地提到，本来公司最高负责人要利用当天下班后，给他安排集体性宴会庆生，他坚决婉拒，理由是公司不能开此先例。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在本周五的中午午餐时间，全体员工一起小聚一下，就算庆祝了。

此时是张炜来此公司仅3年多的时间，他已经担任了此大型跨国企业的CEO……。

我在澳大利亚时，遇到了张炜在剑桥大学的博士生钟先生，这是位工学和经济学的双博士，当他讲到：这一辈子有北大张炜这样的导师，是此生之骄傲……。我听了，心里真为张炜和母校感到自豪。

这十几年的故事，张炜不会讲，但我从网上文章得知：张炜在剑桥大学基本落定之后，出于对一个当年曾经采访北大竞选时的记者的礼貌，而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采访，张炜讲述了这十几年的风雨兼程，采访的记者们都留下了眼泪，他们说：尽管这个节目我们还不能播出，但，你是我们心目中高大的英雄……。写到这里，我也唯有泪下。

2022年，是77、78级同学告别我们的母校40个年头，也是老同学张炜离开自己的祖国30个年头……。

一篇硕士论文前前后后的故事还在延续，

我在聆听，也在创作；

北大77、78级学子毕业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波澜起伏如历史画卷，

我在画外，更在画中……，……。

            北京大学无线电系78级学生 叶宝生

                  2022年3月16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