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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8日星期一

二二八版畫《恐怖的檢查》75年後,重新窺見黃榮燦的謎樣足跡

藝術家梅丁衍在尋訪黃榮燦足跡的過程中,同時也以創作向他致敬,此為1996年的作品〈向黃榮燦致意〉。(攝影/楊子磊)


每年二二八將屆,各種相關的紀念活動或網路資訊中,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的圖像又會開始出現,被廣為分享與傳播。1947年事件發生不久後,來自中國的版畫家黃榮燦刻下的這幅景象,成為至今唯一關於二二八當下的視覺紀錄。然而,在白色恐怖時期,黃榮燦32歲的生命嘎然而止,與其有關的一切變成巨大空白。透過藝術家梅丁衍於1990年代中期的獨立尋訪與調查,我們重返孕育這幅畫面的時代,了解藝術家在當年留下的珍貴抗議身影。

被暗影裡槍托重擊的老婦,儘管鮮血從額頭汩汩流下,仍想拾起散落一地的香菸──那可能是全家僅有賴以營生的物品;暗影上方,一名梳著整齊西裝頭的便衣特務(或查緝官),從畫面中軸線左側,舉起槍口,子彈傾斜貫穿手無寸鐵的人民;畫面中央,視覺的焦點落在突兀舉起雙手、穿著日式木屐的女性,頭髮因極度驚恐而倒豎著,在她拼命伸直朝向天空的手旁,還有兩三雙無助的手,在即將傾倒前,不願落下──包括老婦背上的幼童,儘管肉身的抵抗只是徒勞;橫陳在畫面右前方的屍體,讓這場騷亂最後進入一片死寂,捲起的煙塵中,畫面後方卡車上載運的持槍軍警,表情漠然注視著前景發生的事件,向下一個地方前進,預示著還有更大的徹底的鎮壓,即將來臨。

黑白的高度張力與線條交織而成的動態──從表情陰狠的軍警、到撲倒前仍試圖微弱反抗的人民;從散落地面的煙盒與屍體、到行進中的軍車,讓畫面中的騷動歷歷如昨日,它是目前所知唯一以寫實的方式,正面刻畫關於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視覺紀錄:《恐怖的檢查》。

弔詭的是,目前所知僅存的一張原作,收藏在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永遠脫離了它所刻印下來的人與土地。

儘管如此,當今無遠弗屆的網路時代,與75年前藝術家採用木刻版畫為媒材的考量,至少有一點是類似的:不受特定時間與空間限制,用隨手取得的材料(木板、刀具、油墨、紙張),迅速刻下畫面並自行印刷、複製與傳播,把激動人心的訊息與畫面帶給每個角落的大眾。


《恐怖的檢查》原作曾回台展出,「小小的一張」未獲關注


「其實它有來過,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很小的一個展覽廳的櫃子裡面;一般老百姓從來沒看過那件作品,沒什麼印象,小小的一張,(觀眾)也覺得不怎麼樣,無動於衷,主流媒體也不知道。當時的木刻版畫尺寸都很小,比手掌再大一點而已,魯迅形容『頃刻能辦』,意思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版畫的好處是隨時都可以刻,」藝術家梅丁衍在工作室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2002年時,他透過日本民間研究者橫地剛,聯繫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協助台北市政府將這幅僅高14公分、寬18.3公分的原作,從日本借展來台灣。

本業是藝術家以及美術系教授的梅丁衍,前幾年剛從台灣藝術大學退休,1990年代中期,他透過獨立訪查與搜集各方資料,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館刊《現代美術》,連續三期(第67期到第69期)發表〈黃榮燦疑雲──台灣美術運動的禁區〉專文,首次完整還原黃榮燦身處的時代脈絡,以及直到生命盡頭的腳蹤,對於世人如何理解這位來自中國四川的版畫家,扮演承先啟後的關鍵,至今無論是網路資訊或學術論文,大部分都是在引用、重述、改寫或擴充梅丁衍的「業餘」研究。

長桌上堆滿了梅丁衍多年來四處搜集關於黃榮燦的一切:包括1940年代國內外報章雜誌中,刊載其版畫作品與文章的影本與原版著作;與其學生、藝術家同儕、中國與日本尋訪其蹤跡的研究者來往信件,他也都一一保留下來。

「『當年擁有這本書的人,都要被判死刑』,」梅丁衍拿出一本頁面已快脫落的線裝書,1946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抗戰八年木刻選集》,「當年我訪談前輩版畫家陳其茂,他送給我時這麼說;(因為)除黃榮燦之外,裡面收錄的版畫家後來全都加入共產黨。我追問『那你怎麼沒事?』,他只說了一句,因為『特權』,就沒再多說了⋯⋯。」

選集中刊載黃榮燦刻畫湘桂鐵路建設場景的〈修鐵道〉,作者簡敘中如此描述黃:

「重慶人。曾肄業於昆明時期的國立藝專。性好動,善適應環境,熱心木運,富有組織力。抗戰開始後參加劇運工作,流動於西南諸省。作品多現實生活的描寫。」


六張犁亂葬崗現世,他衝去掃墓、逐漸還原黃榮燦身世的空白


桌子另一頭,擺放著梅丁衍向黃榮燦致敬的創作,分別是一根名為《燦柱》的金屬柱子,以及由整疊明信片大小的紙片組成〈向黃榮燦致意〉,映照、拼湊出那幅刻畫二二八的圖像,在鏡像反射與成疊紙片中,觀者時常迷失在扭曲而破碎的片斷中難以看清全貌──如同整體社會面對這幅圖像的集體記憶時,會有的誤解或迷思,例如以直接的因果關係,解讀作者是因畫下二二八的景象,遭政府報復性殺害⋯⋯。

1980年代初期在紐約留學的梅丁衍,首次耳聞黃榮燦,是在黨外雜誌中看到那幅關於二二八的神祕插圖,以及1986年由畫家謝里法撰寫、刊載在《台灣文藝》的〈中國左翼美術在台灣(1945-1949)〉。這個1950年代後徹底從台灣消失的名字,如同徘徊不去的幽靈,積鬱在他內心深處。

1990年代中期,六張犁亂葬崗被尋找失蹤哥哥多年的客家籍政治受難者曾梅蘭發現,200多個墓碑姓名中,梅丁衍赫然看到黃榮燦名列其中。他回憶在一個天將暗的日子,獨自騎著機車前往六張犁,「在找黃榮燦墳墓時,真的有點瘋掉,狗對著我狂吠,這時一名住在路旁小屋、幫忙墓區除草男子向我走來,我趕忙跟他說明來意,他表示就在下方的第一區,」梅丁衍回憶道,他還記得那位守墓人說,在墓區被外界發現之前,上一位守墓人晚上常聽到哭聲。

被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初步除草整理過的亂葬崗,每個墓碑旁一一插上編號的旗子標定位置,然而現場所見的黃榮燦墓碑,斜倒在坡地,離插著旗子的埋骨處,至少2公尺遠。梅丁衍把它搬回顯然是墓碑原本站立之處的凹槽,花一點錢請人填朱,簡單的祭拜。

「(研究調查黃榮燦生平)20幾年來,我都不對外講,我認為做這件事的出發點,一開始不是為了任何的政治利益或沽名釣譽,就是一個『良知』,不一定要讓任何人知道,就像黃榮燦被這樣做(逮捕與處決)沒有人知道,凡走過必有痕跡。」梅丁衍在那個剛解除戒嚴的年代,用自己的力量窮盡一切,撥開重重迷霧,還原消失的空白。


戰後活躍文化界的身影,一度被謠傳是雙面諜


黃榮燦這位於1945年底才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有段短暫的時間,在戰後的台灣文化界異常活躍。

「除了黃榮燦,戰後至少有十幾個版畫家從中國來到台灣,他們的作品陸續刊載在當時大大小小的報紙和雜誌上。1946年1月1日,台灣光復後第一個元旦,官方的《新生報》裡面有重要政要如台北市長黃朝琴、游彌堅等人的文章版面,黃榮燦的木刻《重建家園》可以擺在中間當插畫,可見他當時是被主流尊重的。」梅丁衍提到。

除了頻繁在《新生報》副刊「週末畫刊」發表作品,黃榮燦也曾於1946年前半年,在當時最直言無諱批評時政的《人民導報》擔任副刊「南虹」主編,引介左派青年精神導師魯迅的思想,與抗戰八年來蓬勃發展的木刻版畫;在台日人即將引揚前夕,他還結識當時台灣幾位重要的日籍文化人士,包括濱田隼雄、立石鐵臣、池田敏雄等,彼此相知相惜;並透過後者介紹,頂下日本人開設的書店,成立「新創造出版社」;後又透過音樂家朋友牽線,讓其成為上海三聯書店的台灣分店。

其他如辦畫展、多次往返蘭嶼、綠島記錄原住民文化、擔任台大與師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隊」指導老師、進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擔任藝術系(美術系前身)講師⋯⋯從媒體、藝術、出版、戲劇、音樂、教育,戰後/光復初期的台灣,到處都是黃榮燦橫跨各領域的身影。

精力旺盛的黃榮燦,身處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台北,當然一點也閒不下來,在一片混亂動盪的街頭中,騎著一台破自行車到處跑,有人說他去看望並保護朋友的安全;但也有朋友因此對其充滿疑慮,懷疑他是國民黨特務,暗中監視左翼人士的行動。


祕密攜帶作品赴上海,讓二二八暴行被世人看見


1947年4月13日,從基隆港啟程開往上海的台南輪上,一片寂靜,船上的乘客們,深陷在不安與猜疑中,過去一個多月以來歷經的一切,仍餘悸猶存。2月28日查緝私菸事件引發動亂,蔓延全台;3月9日,國軍二十一師登陸,展開軍事鎮壓與清鄉;從販夫走卒到知識精英,在這段期間頻被逮捕、或未經審判處決,島上一片肅殺。

「輪上曾遇見在台灣文化圈子很活躍的黃榮燦,他胸前戴著警備總部的徽章。」

出生台北東門、當過紡織廠工人的周青如此說,他當時是《中外日報》記者,與吳克泰兩人當下目擊二二八事件,寫下第一篇相關報導,他們兩人都在這班船上。周青言下之意,證實黃榮燦是特務的臆測。此傳言隨著兩岸隔絕,一直在中國揮之不去,「中國那邊說他是雙面諜,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只有他不回來,卻不知道3年後(1952年)他被槍斃掉,90年代才恍然大悟,改變觀點,他不是特務。以前把他當作出賣同志的『抓耙仔』,」梅丁衍補充道。

梅丁衍認為,黃榮燦當天在船上的裝扮,是有意喬裝為警總人員,為了要掩護那幅將耳聞訊息融合街頭實際觀察、於台北祕密地一刀一鑿刻製的版畫。事發後的台灣發表管道緊縮,黃榮燦知道只能到當時言論最開放的上海,如同報信者,想辦法把國民政府的暴行讓世人知曉。

然而,等黃榮燦到了上海,原欲參加的第一屆全國木刻展已經結束,隔了兩週,這件作品成為報紙一角的插圖,首次刊載在4月28日上海《文匯報》的副刊「筆會」,名為《恐怖的檢查》,署名「力軍」;原作於1947年底第二屆全國木刻展上展出後,隨著內戰情勢愈趨嚴峻,與其他數百件作品被轉送給魯迅的日籍友人內山嘉吉,後者將整批版畫捐贈給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直到37年後,才被重新臨摹成與原作差異甚大的插圖,重現在1984年7月的黨外雜誌《夏潮評論》。


在歷史縫隙中,留下貼近當時台灣的紀錄


我來自祖國的高原,現住海邊的心,就在這陌生的地帶,我外鄉人拿起筆來,寫我所願:我以為我們致力予藝術工作的人,什麼都可以放棄,但不能放棄創作的生活⋯⋯

抗了八年戰,我們幹藝術工作的;尤其在新興的省都台北,使我想起過去流轉在祖國的生活,在那血的日子裡,用我用的工具,描寫種種,這種種的描寫中,我最愛那黑與白的分化,我愛它是人間的動力;今後,我當然不斷的描寫,直到理想為止⋯⋯

──黃榮燦〈迎一九四六年:願望直前〉

戰後的台灣迎接第一個新年,黃榮燦在1946年1月4日《人民導報》「南虹」副刊第二期中,以充滿希望與熱情的口吻,將藝術形式寄託於反映現實的理念背後,是戰後一批來自中國的左翼木刻版畫家,與迎向新生與未知的台灣之間,一段短暫卻空前絕後的交會,《恐怖的檢查》就誕生在這充滿矛盾與差異的歷史縫隙之中。

當時這批來自中國的版畫家有著相似的背景,他們都經歷了抗戰時期物資短缺、顛沛流離的歲月,見證貧富不均的階級壓迫,以及掌權者的腐敗,致力以線條粗獷有力、能快速複製傳播的版畫,反映現實苦難,並召喚團結抗敵與朝向變革;另一個最大的共通點,他們全都受到終生未加入共產黨的左翼作家魯迅的精神感召──無論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身為五四運動中引領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的旗手,魯迅發現當時德國表現主義木刻版畫,能夠有效反映中國的「時代精神」。透過魯迅的推動,1930年代的上海成為左翼木刻版畫發展的起點,一時之間版畫的欣賞、教育與創作風潮在大城市中蓬勃興起,更在八年抗戰、乃至國共內戰中,成為戰爭時期最佳的文宣利器,很大程度脫離了純藝術的範疇,而承載了高度的社會意識。

黃榮燦屬於第二代的木刻家,並沒有直接受教於魯迅,但他來台後仍積極發表多篇專文在當時重要的刊物《台灣文化》上,討論魯迅、其最崇尚的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家凱綏.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以及1930年代以來的中國木刻版畫運動。

短暫與台灣發生交會的左翼色彩版畫,如今如斑斑殘片,散落在國家圖書館早期報紙的微縮膠卷或美術館的庫房深處,如1946年到1947年初《台灣新生報》的「星期畫刊」中,大量刊登許多直接刻畫當下社會現實的版畫。

包括二二八發生前的1月19日,署名黃榮燦的《米又漲價了》,一整排黑壓壓人群在街頭眉頭深鎖,無望地等待,反映了長官公署的統制經濟下,民生物價暴漲,人民苦不堪言的景象;福建省的美術教師朱鳴岡,來台擔任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內部刊物《日月譚》週報美編,因不堪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與威脅,1948年逃到香港後,隨即刻出知識分子被特務抓走的作品《迫害》,現藏於北美館,預示著接下來30多年,國民黨在台灣展開的白色恐怖大清洗;廣東人荒煙,則在1948年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周刊上,赤裸地捕捉到戰後台灣的「兩個世界」。


美學經驗與社會發展落差巨大,左翼木刻在台注定遭遇斷層


這些具有批判意識的形式風格與內容主題,真的對往後的台灣發生具體影響嗎?

「台灣在日據時代是跟著日本人的美術教育,眼光100%放在巴黎、東京,重視的是日本人改良的沙龍印象派,掛在那邊至少看起來美美的;在熟悉日本殖民體制下美感的台灣人眼中,版畫黑漆漆的不夠好看。加上中國與台灣兩地的社會發展有一段差距,台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建設,在經濟、生活與文化等各方面水平,確實比抗戰八年後、隨國軍來台的社會底層人士來得要好,因此從大環境到美術養分,(台灣人)對它(木刻版畫)沒有感動,黃榮燦他們那一代的作品,來到台灣很快遭遇到斷層,」梅丁衍分析,甚至隨著左翼思潮在白色恐怖時期被連根拔除後,木刻版畫的形式反而被政戰體系挪用作為反共與歌頌國軍的「戰鬥木刻」,宣揚完全相反的意識形態。

長期身為學院裡的美術教育者,梅丁衍觀察到台灣至今的美術教育仍標榜菁英主義,尾隨形式主義,「不會去談『人道』;左翼木刻版畫中,常民化的趣味,不為金字塔的藝術概念、純為生活的熱誠,在台灣一直被忽略,也使得關於黃榮燦其人及作品的討論不容易往前推進。」

儘管後來的評論者會提及,戰後台灣畫家也開始有意識的反映社會變化,以李石樵表現各階層社會群像的《市場口》為最著名的代表作,然而相較左翼版畫家直接凸顯政治、社會與階級的尖銳矛盾,台灣美術家保守許多,僅在深厚的繪畫美學框架中,間接觸及現實議題。因此最早在紐約透過第一手訪談,釐清左翼版畫家在台灣活動足跡的謝里法曾感嘆:

「台灣美術史,看來確是一部沒有抗議的歷史!於是我們更加珍惜曾經有過的,中國版畫家遺留下來的抗議氣息,以及他們踩過的沉重的足跡。」

黃榮燦除了以凝視現實的作品展現堅定姿態,他更具體的介入與本地台籍畫家的「路線鬥爭」,直言批判戰後第三屆省展──繼承日治時期帝展、台展結構,匯聚全台灣最主要藝術家的展覽:

「總之,在這次的出品在純技巧上有所成就外,我希望在貧弱的部分──生命力,能解開小圈子的活動,走向現實中去發掘。」

〈正統美展的厄運——並評三屆「省美展出品」〉刊載於1948年4月28日《新生報》的「橋」副刊,其中短短一段文字,不難看出黃榮燦站在制高點般的「指導」姿態。

梅丁衍從廣泛與訪談中拼湊出黃榮燦的形象,「很多人覺得他太狂妄囂張,簡單說就是人緣不好。黃榮燦擔任師院藝術系講師時,與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畫家、時任助教的張義雄兩人,某次因故在辦公室吵架、摔電話,差點打起來。跟我談及此事的前輩畫家意思是,黃榮燦的脾氣不好、態度也硬,對助教沒風度,可見他的形象並不討好,最後出了事情,沒有人站在他那邊。儘管有些學生懷念他,但當四六事件發生時,他指導的社團學生被捕,他卻沒事,很多人又懷疑他是『抓耙子』⋯⋯,」梅丁衍表示。


白色恐怖生命經驗中,為被埋沒的黃榮燦伸張


隨著國共內戰愈趨白熱化,當初從中國來的左翼版畫家在台灣白色恐怖前夕,已無在這座島嶼生存的條件。二二八隔年的1948年2月18日,前國立編譯館館長、時任台灣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許壽裳──身為魯迅摯友,在台灣推廣魯迅思想不遺餘力,在青田街6號住所被刺殺身亡。這對於懷抱左翼理想的版畫家而言像是最後的警訊,他們陸續返回中國懷抱。

沒有選擇離開台灣的黃榮燦,捲入曾短暫在新創造出版社工作的地下黨人吳乃光案件,1951年底於師院教師宿舍被強行逮捕,並於1952年9月12日與其他3名被告因「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之」而判處死刑,11月被槍決。在《四十一年度防隔字第一零六號》國防部判決書關於黃榮燦的犯罪事實,他熱愛且投注畢生心力的一切:木刻、出版、教育、文化,成為致死罪行。在沒收物品清冊中,黃榮燦的「反動木刻書籍」足足有226件,還有三大木箱的中英日藝術畫冊與文化人類學等書籍,全數被政府沒收,連同其曾經活躍的身影,被埋葬在長久無人聞問的墓碑底下。

至今梅丁衍仍不認為他是中共地下黨人,「有人形容他『哪裡想就往哪裡跑』,雖然有左派思想,但太高調、該走的時候不走、亂罵一通到處得罪人,當地下黨的能力和資格都沒有!他就是一個太熱情、沒

回首尋找黃榮燦身世的初衷,除了與自身美術創作背景相關,想釐清台灣戰後一大段空白的左翼版畫史之外,最重要的是個人的生命經驗。1979年梅丁衍在馬祖當兵退伍候船返台,因為「莫須有」的原因,被憲兵帶走,關押在看守所,「退伍了卻音訊全無,媽媽還以為我跳海自殺,那年我25歲,心情很沈重、很絕望,甚至有最壞打算⋯⋯」後來才知道,是軍隊高層之間的內鬥,加上他服役期間表現很活躍,被上層懷疑思想有問題,以此作為整肅與警示的手段。

當時正逢蔣經國要前來視察馬祖,師長出面讓他「當文書贖罪」,為馬防部繪製向共匪「心戰喊話播音站」有效範圍的設計圖。梅丁衍不眠不休完成,三週之後終於被叫去自己寫自己的判決書,聽從軍法官指示要認哪一條罪,才從「被成為」政治犯的兩個月監禁中釋放,「開庭審判時,主審官還把被告姓名唸成軍法官的名字,一切都荒謬到極點⋯⋯」

黃榮燦後來的際遇,喚醒了他這段生命中難忘的陰影,「就算他死了,當時美術圈哪一個人像他一樣,做過那麼多具有意義的事情?只因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就要受到那麼大的懲罰!我會想到當年在馬祖,跟那些等待槍決的殺人犯和貪污犯丟在一起時的心情,覺得要(替黃榮燦)伸張。」儘管對於自己多年來的研究與重建,梅丁衍自謙並沒有改變什麼事情,「只是八卦多了一點」,但近年來仍可觀察到,木刻版畫與當代社會之間,有些微弱的火光迸發。

例如一群版畫愛好者組成的印刻部,與移工一起刻下他們的生命故事;由研究者、藝術和教育工作者組成的安魂工作隊也以工作坊形式,帶領參與者製作版畫,連結在地歷史與身體經驗;在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籍藝術家李迪權,則以當年左翼木刻的小尺寸、黑白對比的《少年、煙霧與傘》系列,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黃榮燦短暫的足跡,彷彿持續活在這個島嶼的記憶裡。


陶傑:北约承诺不东扩的见证人

俄國侵略烏克蘭,核戰風險驟升,假新聞滿天飛,全球無人可以挺身調停。聯合國秘書長是廢物,國際戰略理論專家基辛格化身中美貿易公關、盤滿砵滿之後隱形,今世只有一人,現在可以出來說一句公道話,至少為歷史做碩果僅存的證人。

這個人是戈巴卓夫。
半島電視台記者聲稱擁有美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文件,指前蘇共總書記戈巴卓夫在同意蘇聯解散之前,曾經由美國前總統布殊、國務卿貝克、德國前總理高爾、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法國前總統米特蘭處,得到北約不東擴的「口頭保證」。只是戈巴卓夫犯下大錯,沒有要求將西方各國領袖口頭承諾化為書面文件、共同簽署,存聯合國備案。
今日上述各人幾已逝世,在生而關鍵者,為受害人戈巴卓夫。
俄烏談判,若要抓緊機會,定論烏克蘭地位,達成先停火、後和平,必須回顧歷史,讓時間和事實來說話:

1990年2月9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與時為蘇共總書記的戈巴卓夫會談,談論歐洲前景。貝克表示華盛頓無意將北約向東擴展,除了東德歸併入德國而消失,以為統一德國的條件。
此後多項文件顯示,九十年代初期,「許多歐洲國家曾拒絕中歐或東歐國家加入北約」。
此一承諾是在1990年就統一德國問題的最高級別談判的背景,令俄羅斯對北約擴張的怨憤獲得了依據。
當年在研究德國統一的會談中,德國外交部長甘謝也曾向美國國務卿貝克強調,「俄國人必須得到一些保障,即如果有一天波蘭政府退出了華約,那麼它不會在第二天又加入北約。」
這些文件顯示,貝克會見前蘇聯外長謝瓦納茲(後來出任格魯吉亞總統)時,曾引據此點。
1990年2月9日,貝克在與戈巴卓夫會晤中三次重複「北約不東擴一吋」,北約擴張「不可接受」。
基於此等保證和承諾,戈巴卓夫同意德國統一,並保留其在北約內的成員國地位,條件是冷戰後的解決方案將會考慮蘇聯的安全利益。
但是美國政府內部意見不一,1990年10月25日,五角大樓提議為東歐國家加入北約「敞開大門」。
美國國務院卻認同「不將北約擴張納入議程」,組織一個延伸至蘇聯國家邊界的「反蘇聯盟」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布殊執政時期認可這一點。
認同此等口頭承諾者,包括時任北約秘書長韋爾納(Mansfield Wornor ) 。1991年7月,俄羅斯代表團訪問布魯塞爾北約總部期間,韋爾納在聯合諒解備忘錄中重申反對北約任何擴張。
而1991年3月,波蘭新任總統兼前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訪問北約總部,聲稱波蘭尋求安全,加入北約是唯一的方法。注意:此時蘇共尙未解散。
1991年3月31日,華沙公約國軍事總部解散,同年七月,華沙公約國正式解散。
1991年12月,蘇聯宣佈解散。
然而怪事發生了:到了1992年3月,同一個北約秘書長韋爾納訪問波蘭,在回應波蘭素人總統、前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的要求時聲稱:「北約的大門是打開的。」(The door of NATO is open)
此一變故,為今日的世界大戰危機埋下禍根。
許多評論家將當前烏克蘭戰亂的根源,歸咎戈巴卓夫忽略將口頭承諾化為書面保證。而北約過去二十年一直堅持可擴張開放,任何符合其成員國資格標準的國家都可以加入。根據北約始創條約第10條:「締約方可在協商一致的情況下,邀請任何能促進本條約原則並為北大西洋地區安全作出貢獻的歐洲國家加入該條約。」( The Parties may, by unanimous agreement, invite any other European State in a position to further the principles of this Treaty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security of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to accede to this Treaty. )
因此,北約日後擴張,早有條文依據。而貝克和韋爾納等,最初對戈巴卓夫信口開河。國際政治非常現實,等到蘇聯解體後,戈巴卓夫無權無勢,葉利欽上台,又經歷了一次蘇共回朝的政變,形勢出現變化。美國和北約又回到了北約憲章的初心,東歐國家紛紛提出加入,北約多多益善,全部吸納。而普京上台,又曾經向克林頓提出:俄羅斯不如也加入北約,克林頓拒絕。
從此普京對此耿耿於懷,認定西方佈局造就俄羅斯的屈辱。普京成為獨裁者,心智失常,動用核彈備陣,終於因此事而成魔。
因此,這兩天,在白俄羅斯邊境的會談,其實很簡單:只要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保證:烏克蘭不加入北約,只要烏克蘭不提出,北約也不會主動吸納。
為什麼做不到?因為普京向烏克蘭東部俄羅斯族裔挖墻角、運武器、挑唆叛亂分裂。根據明斯克協議,烏克蘭應准許此一地區公投獨立。但因為這個地區類似中國的華東沿海,是工業和經濟發達區,公投獨立,烏克蘭利益受損。烏克蘭當然係不情願。澤倫斯基要求:叛亂分子先繳械,西方國家派出觀察團,即可公投,卻又被普京和俄羅斯裔武裝組織拒絕。
於是就形成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僵局。烏克蘭問題成為歐洲的「以巴領土爭端困局」。
回首三十年,北約前秘書長華爾納是知情甚澈的關鍵人物,1994年,六十歲早死於癌症。今日只剩戈巴卓夫。
這兩日的俄烏會談,本來應該由聯合國秘書長主持,傳召證人戈巴卓夫,澤倫斯基和普京當場對質,兩國齊備專家,攜帶文件,細說重頭,全球直播。這才是和平之道。
但是,可能嗎?政治太黑暗了,「精英」太偽善了,世人太善忘了。無辜的千萬平民,要為一場風險中的核戰埋單?這是個什麼樣的混帳世界?


圖:垂垂老矣的戈巴卓夫(上)、貝克(下左)、韋爾納(下右)

——作者脸书 (标题为转贴者加)

范疇:習近平被普丁綁架後的世界格局及台灣

范疇/戰略作家 20220228

就像誤闖叢林的小白兔,習近平被普丁綁架了!天下若有後悔藥,習近平在聽完普丁2月21日的50分鐘演講後,一定抓一大把吞下去,槌著心肝痛斥自己技不如人。

普丁在演講時宣佈,俄國正式承認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兩區域為獨立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PR)及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DPR)。固然普丁用31項條約,以十年為期,將此兩國框限為附庸國,但卻一再強調俄國對此兩小國並不享有主權。

妙的是,普丁在宣告時,至少三次引用了以下的國際法原則,並逐字逐句的覆述了相關的聯合國憲章及美國在支持科索沃獨立時的宣言:

1)是否成為獨立國家乃住民自決之事,非住民無權干涉;

2)住民自決,公投就可決定,不需要任何「中央政府」的同意;

3)2014年克里米亞住民中92%公投贊成獨立,隨後以獨立主權國身份加入俄羅斯聯邦;

4) 此次盧甘斯克及頓內茨克住民公投中96%贊成獨立,且俄國住民中86%在民意調查中同意接受該兩小國的獨立。

本文要談的,不是普丁說這番話是否出自誠心、數據是否真實,而是他的立論基礎定錨於「住民自決」及「公投有效」。這一變化球,習近平接得住、接得起嗎?在普丁所宣揚的法理邏輯下,台灣近日引起社會爭議的「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這句話,頓然成了偽命題;應該擔心的不是台灣,而是中共政權。再來,國際上應該提出的警告不應該是「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而是「今日頓巴斯,明日新疆」。因為,在普丁邏輯下,不但台灣人,連新疆維吾爾人都可通過住民自決而選擇自己的憲法和國際身份。嗯,還有香港、蒙古、西藏呢。那上海人呢?福建人呢?

更進一步的,在演講中,普丁毫不避諱的說,除了上述的克里米亞、盧甘斯克、頓內茨克等地,他完全承認烏克蘭的領土及主權,希望烏克蘭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能夠進步發展,去除貪腐,「關心自己人民的福祉,接納融合烏克蘭國內的烏克蘭人、俄國人後裔、韃靼人才是烏克蘭領土及主權的真正保證,希望烏克蘭成為自給自足的強大主權國家」。

這一記悶棍,又打得習近平七葷八素。結合上述的「住民自決」原則,至少普丁有這勇氣表達他的價值觀:只要烏克蘭存在一個公民願意通過投票而接受的政府,雖然烏克蘭「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一部份、後來是蘇聯共產黨敗家子創生了烏克蘭國」,今日俄國在現行國際主權體系下,還是會依循住民自決原則,接受、承認烏克蘭的獨立主權,至於加不加盟俄羅斯聯邦,那是烏克蘭國自己的決定。

其實,若不因人廢言,普丁的這段話,對台灣也有極大的適用性,套用如下:「希望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能夠進步發展,去除貪腐,關心自己人民的福祉,接納融合國內的原住民、老移民、新移民、新住民,才是台灣領土及主權的真正保證,希望台灣成為自給自足的強大主權國家。」

普丁2022年2月的對烏克蘭動武,無論其軍事、政治結果如何,絕對是二戰以來全球權力格局的最大板塊挪移之開始,影響之廣度和深度,大過韓戰、越戰、中東戰爭、阿富汗戰爭、美蘇冷戰、蘇聯解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擴展等等事件。

世界局勢本來就已經像是高壓鍋內待烹的爆米花;經濟的貧富差距、金融的貨幣危機、政治的開放與獨裁對立、美國與中共政權的爭霸、跨國深層政府與在地利益之間的拉鋸、混雜著宗教及人種的地緣衝突、民粹派對建制派的挑戰、中心化及去中心化的科技拉扯……大家都在猜,究竟是習近平還是普丁,首先出手按下高壓鍋的開關?甚或更糟,普丁和習近平聯手按下開關?

事實上,普丁與習近平之間,完全沒有共同利益聯手的餘地。他們之間的關係,乃標準教科書中描述的零和博弈關係,也就是囚徒困境——不是我佔你便宜,就是你佔我便宜。現在,普丁吃習近平的蛋糕是吃定了。首先,藉著北京冬奧會唯一出席的大國元首之機會,換走了超過千億歐元的訂單,為侵烏戰爭之花費打了個底。若侵烏戰爭的軍事、政治目標達成,整個歐陸、歐美、歐亞的權力格局將改觀,普丁是大贏家,他會逼迫習近平做出中國無法負擔的、進一步威脅歐美的政經軍動作。若侵烏行動達不成目標,俄國被迫接受美國及北約的秩序,從此一蹶不振,那麼,普丁就會拖中國下水,以能源、原物料為要脅,對中國需索無度,再以聯印度制中,以中亞鬧中,使俄方變成中方的某種另類「超級大北韓」負擔,10~20年後最終反目成仇。

閃電戰不成,持久戰打得就是後勤,就是經濟。陷入持久戰,普丁就算是敗了。被普丁綁架拖下了水的習近平,至少會喪失一部份對台灣下手的動力。當然,從另個角度講,台灣也更應該加強備戰,因為,敵方的底氣由強轉弱,也是敵方氣極敗壞、破罐破摔的觸因之一。

普丁,以「住民自決」為由發動的入侵烏克蘭,是一樁歷史分水嶺事件。對世界如此,對中國如此,對台灣也如此。讓我們台灣人記住,「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這句話是不通的;「今日頓巴斯,明日新疆(西藏、蒙古、香港、上海、福建)」這標語才是通的。

當下,普丁已經祭出核子威脅,顯示他的軍力和經濟壓力已經快到頭了。接下來哪怕是他僅僅做一些核子假動作,對台灣而言,烏克蘭之戰就可能帶來一種「另類的韓戰」效應。被綁架的習近平,心中今夜是五味雜陳。

——苹果日報

費學禮:停止協助中國入侵台灣

自由時報 星期專論 20220227
◎費學禮(Richard D. Fisher, Jr.)

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CCP)意圖入侵並摧毀台灣的民主。對於如何防止美國和歐洲讓中國人民解放軍(PLA)更容易發動此類攻擊,我們應該加強關注。

美中台三方的共識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可能在二○二○年代中期試圖入侵台灣。

二○二一年十月六日,台灣國防部長邱國正告訴記者,中國已有能力入侵台灣,但到了二○二五年,中國能夠「將武力犯台的成本降至最低」。

二○二一年三月,前美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戴維森(Phil Davidson)在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表示,中國可能在二○二六年入侵台灣,「我認為這種威脅在未來十年,事實上在六年內就會顯現。」

雖然中共可能不會宣布入侵的時間表,但它有一群學者和記者充當馬前卒,奉命張揚這種威脅,以推進其政治作戰。

西方企業 貢獻中共解放軍

其中一人便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金燦榮教授,他在二○二二年一月卅一日告訴「日經亞洲」(Nikkei):「一旦二○二二年秋季中國共產黨二十大開完,武統將推動成為一個現實。領導層很可能將武統提前到二○二七年,解放軍建軍一百週年之際。」

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台灣的先頭部隊,將以特種作戰人員為主,與大量長期居住在台灣的「暗樁」(sleeper cells)裡應外合,但大部分的解放軍入侵部隊,還是會從空中和海上來襲。

而正是在這兩種途徑中,西方企業對人民解放軍的入侵潛力做出最大貢獻。

在空中攻擊方面,解放軍地面部隊今天可以動員一千多架運輸和攻擊直升機,持續擴大編組「空中突擊旅」(Air Assault Brigades)。這些旅級部隊的首要目標,將是佔領台灣的民用和軍用機場。

然而,即使這些機場被佔領,中國空軍也僅有大約五十架重型運輸機,包括約三十架西安飛機工業集團製造的運-20(Y-20),以及約二十架俄羅斯製伊留申-76MD(Il-76MD)運輸機,每架的負載重量大約五十噸。

空中來襲 動用波音飛機與空巴

不過,中國空軍早就將民航機組織成預備隊,而且毫不掩飾地公開相關圖片,主要是美國波音公司(Boeing Corporation)生產的貨運飛機參與機動演習,有時候甚至負責載運八噸重的中國空降兵軍ZBD-04式履帶式裝甲步兵戰車。

今天,中國空軍的民航預備隊可以徵用一七五架波音貨機和三架空中巴士(Airbus)貨機,數量大約是中國空軍大型正規運輸機的三倍。

中國的航空貨運公司擁有大約十架載重一二八噸的波音-747F貨機、三十三架載重一○二噸的波音-777F貨機、五十四架載重三十四噸的波音-757貨機,以及六十五架可承載二十三噸軍用物資的波音-737F貨機。

據Planespotters.net網站估計,中國的九十三家航空公司總共擁有四一四一架客機。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購自波音公司和歐洲的空中巴士公司,數量幾乎各佔一半。

根據台灣的統計資料,在中國病毒(China Virus)疫情大流行之前,台灣六個最大的商用機場一天能夠處理大約十七萬五千名乘客,包括通關手續的延誤。

一旦成功佔領這些機場,解放軍可能會在一個月內空運五百萬軍隊和佔領官員到台灣,而且這個數字還可能高出許多。

海上入侵 軍民融合徵召歐製郵輪

此外,西方企業也正在協助人民解放軍大幅提升海上入侵的潛力。

在二○二○年代中期的入侵行動中,解放軍將仰賴數千艘被動員的「民用」滾裝駁船(roll-on-roll-off barges),以及大批排水量更大的載客和載車渡輪,這是中共「軍民融合」(civil-military fusion)政策的要求,用來載運重型裝甲部隊。

還有,西方企業現在正在幫助中國打造新的豪華客運郵輪產業,到了二○二○年代後期,這個產業可能擁有多達八艘義大利芬坎蒂尼集團(Fincantieri)承造的Vista級大型郵輪,每艘排水量達十二萬三千噸。

二○一五年,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與分別在美國和英國上市的嘉年華郵輪公司(Carnival cruise Lines), 簽約成立一家持股比例各為六十%和四十%的合資企業,六艘這種可以搭載三九三六人的大型客運郵輪可能在中國建造。第一艘已經在二○二一年十二月啟航。

另外兩艘是由義大利歌詩達郵輪公司(Costa Cruise Corporation)針對中國市場打造,但由於需求低迷,其中一艘已經在二○二一年底轉進地中海市場。

由於中共鋪天蓋地的軍民融合政策,六到八艘這種大型郵輪可能被徵用為中國海軍的預備隊。

在一九八二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中,英國花了十天時間,將可運載一八九二名乘客的「伊莉莎白女王二號」(Queen Elizabeth 2)郵輪,改裝成一艘可輸送三千名官兵的軍用運輸船。

只要三天,中國海軍動員的Vista級超級郵輪預備隊,就可能將一萬人的兵力送到台灣。如果解放軍握有八艘這種大型郵輪,運載的部隊規模將增加到八萬人,相當於大約十六個解放軍旅級地面部隊。

假設解放軍能夠佔領足夠的港口,或建造足夠的臨時碼頭,再假設每週往返兩次,這八艘巨型郵輪可以在一個月內向台灣運送多達六十四萬人的兵力。

或者,它們也可以在一個月內將六十四萬名台灣政治犯轉移到中國大陸,面對可怕的命運。

因此,美國及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盟國應該考慮如何阻止中共/解放軍利用數千架美國和歐洲製造的客機,以及中國和義大利未來承建的大型郵輪,實現征服台灣的目的。

安裝緊急停止開關 阻止起飛

或許有必要考慮如何最有效地「吊銷」(decertify)中國所有波音和空巴客機的「證照」,直到它們在中國境外接受檢查,屆時可能安裝大量「緊急停止開關」(kill switch)裝置,以便在解放軍準備發動攻擊時使它們無法起飛。

或許只有施加足夠的政治壓力,才有可能阻止義大利擁有的Vista級郵輪被「徵召」(drafted)加入解放軍入侵台灣的計畫,但應該對中國的郵輪產業實施更廣泛的制裁,民主國家才不會為了維護中國海軍重要預備隊的入侵能力提供補貼。

全球自衛 拒絕提供中共武器

一旦成功入侵台灣,解放軍將動員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空中和海上軍事運輸系統,可以用來入侵其他民主國家,或是捍衛扈從的獨裁政權(client dictatorships),推進中共稱霸全球的野心。

因此,對於民主國家來說,拒絕向中共/解放軍提供這種武器,是一種集體自衛行為。


(作者費學禮為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資深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專欄作家政治書摘書評譬諸一嶼 策反「國際陰謀份子」實錄:《美麗島事件與大鬍子家博回憶錄》

 2022 年 2 月 28 日

書名《美麗島事件與大鬍子家博回憶錄》
作者:家博(J. Bruce Jacobs)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2年2月

家博(J. Bruce Jacobs)以一種極為荒謬的方式,既偶然又彷彿注定般涉入林宅血案。本來以文化大革命為研究主題的他,因機緣訪問台灣,為了通透台灣地方政治生態而與黨外人士建立交情,他所居住的國際學舍與林義雄舊宅相近,於是與林義雄一家建立了友善的私人關係。

1980年的2月28日,方素敏在九點半左右離開林宅至景美軍法處旁聽審判。實際上,林義雄並不是美麗島事件當事人,與運動的策劃也沒有直接關係,但蔣經國政權對美麗島事件的回應是全面性抓捕重要的黨外人士與積極參與者,既是全面鎮壓黨外,也是嚴厲威嚇支持者。

當天11點9分,毛清芬打來國際電話關心林義雄被捕後的狀況,毛清芬與丈夫羅福全因為組織「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串連海外台獨運動,而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林母在通話結束後暫時外出,約末11點半時,方素敏從景美打電話回家,林亭均告知阿嬤剛剛出門。

沒有「不在場證明」的家博

家博自述當天在午餐時段出門買便當,接著打電話到林宅尋方素敏未果,電話由林亭均接起,並家常了幾分鐘,他答應姊妹傍晚再過去陪他們玩騎馬遊戲,隨後便動身進行自己當天下午所預定的訪談行程。高檢署在2009年重啟林宅血案的調查報告中,並未紀錄這通電話,家博因此跨海投書台灣媒體,並指這通電話極可能就是林家雙胞胎「被殺之前的數分鐘」。

景美這邊,方素敏在約12點10分左右又撥了電話回家,卻已經無人接聽,隨後連續三通也都沒人接,困惑之際油然而生不安預感,但因為觀審無法抽身,最後由助理田秋堇趕回林宅。

任何稍具常識的人,會立刻懷疑這起血案會不會是蔣經國政權的政治謀殺與報復?雖然家博在事發第一時間的想法是「情治單位不可能如此愚蠢」。不過,他馬上就要經歷更愚蠢的事。

專案小組並沒有考慮當局政治謀殺的可能,第一時間將方向鎖定在黨外人士對林義雄的報復,雖然林奐均向父親表示自己並不認識兇手,但專案小組還是堅持依據林奐均「兇手是來過我們家的叔叔」的「證詞」,認定兇手是林家熟識之人,專案小組認為,殘殺手段「極似共產匪黨為制裁動搖叛徒所常用者」, 而兇手選定228這天作案目的是「殺雞儆猴」,動機則是「怨林供詞攀牽,乃有報復舉措」,推斷應是「陰謀組織內之另一派系」。

血案隔天,《聯合報》就以斗大標題「秘密證人向警方提供線索,全面查詢大鬍子外籍男子」明示家博的「嫌疑」,這也是「大鬍子」綽號的由來。除了家博以外,另一位被影射嫌疑的人則是「現年卅三歲,宜蘭縣人,某專科學校畢業,身高一七四公分,體重約五十二公斤」,且「曾在林義雄競選省議員期間擔任重要角色,且迄今仍有來往」,也就是現任立法院長游錫堃,但他當天的不在場證明充分,所以專案小組約談多次也一無所獲。

很難想像,游錫堃如果沒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他會陷入怎樣的境地?然而,在黨國媒體有意識的引導之下,「林宅血案起自台獨集團內鬨」的說法已經隱微植入人心,至今仍有人對此深信不疑,不少「小市民」家庭的長輩都以此告誡晚輩「政治」的可怕。

「台獨集團」會自相殘殺,而蔣經國時代是台灣是最好的時代,千軍萬馬來相見的「小市民」們,至今仍堅定不移相信。

沒有「明確不在場證明」的家博,就成了警方主要施壓「突破心防」的對象,顧忌外國人的身份,家博並未遭到刑求,但捲入美麗島案的其他黨外要角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不過警方仍舊不讓他睡覺,家博自述當時「一個警察說,除非我說出真相,否則警方是不會讓我去睡覺的」,在他的嚴正抗議之下,警方被迫停止剝奪睡眠的非正式審訊。

當天下午,家博確實依約進行了與連震東以及陶百川的訪談。所以,假設家博真的是兇手,代表他用殘酷手法殺害林家婦孺後,再從容不迫地去訪談,接著,六點左右再與友人一起前往林家。難以想像,一個普通的學者會有這般心理素質。

學者家博神秘的「真實身份」

不過,任何不合理的情節,在專案小組眼中,只要認定家博的學者身份不過是掩護,實際上他是訓練有素的特務,又是天生喪心病狂的冷血殺手,一切就「合情合理」了。那麼犯案後在林家又逗留了80分鐘,接著再從容前去訪談也難謂不可能。高檢署2009年重啟林宅血案的調查報告中還特別指出,警方曾在家博國際學舍的住處,發現兩處「如火柴頭大小之陳舊血點」,為了這個「重要線索」,專案小組還特別詢問家博台籍前妻的家屬關於家博的血型資料,並向家博可能就診的醫院查詢血型資料。可是一無所獲。

家博在回憶錄中的回應是「當然,如果他們有來詢問我,我會很樂意告訴他們我的血型是B型陽性,甚至也可以提供他們一份我的血液樣本」。然而,當年的專案小組似乎認定專業的特務不可能對血型問題輕易吐實,所以不曾對家博開口,既然如此,那這位國際級特務又為何在住處衣櫃中留下血跡?難道一切都是為了玩弄警方?從血跡陳舊的程度看來,家博可能在犯案前自己在衣櫃咬破手指滴了第一滴血第二滴血,可謂佈局機深!

警方要求家博交代當天中午的行蹤,因為據說有「多位目擊證人」指認他曾在中午時分去過林家,但被警方視為「鐵證」的照片卻是家博在案發後傍晚時段,到林家探視所拍,根本不在中午時段。若是家博是兇手,那代表他在中午前往林家作案時,不忘請刺客聯盟的另一個助手,像是我們現在打卡那樣,在門口拍下按門鈴的照片,而刺客組織,又非常不專業地讓照片流出,以至於專案小組與媒體人手一張。

除了當天中午的行蹤外,家博的「真實身份」也成了專案小組的重點突破口。警方的問訊不斷糾纏在家博的「學者」身份上,似乎認為只要揭穿其學者「偽裝」,案情就能重大突破。

當時的臺灣警備總部總司令汪敬喣在回憶錄中,曾特別指出「家博承認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事實上他是一個左派。」

一個人是自由主義者還是「左派」,究竟跟案情的關係在哪裡?警備總部對家博「身份」必也正名乎的嚴格檢視,潛台詞似乎是「如果是自由主義者就不一定是兇手,但如果是左派那就有重大嫌疑了」,至於是不是一個人「左派」,則是警總說了算。

案發兩週後,警方似乎覺得硬來無效,開始嘗試懷柔「策反」。他們告訴家博,如果「從實」交代,就能夠得到一千萬新台幣,這在當時無疑一筆鉅款;當局還會幫家博回復其「學術聲譽」,家博更可以安全秘密離開臺灣。

專案小組似乎認為,對家博來說,這是一個優渥的交易。首先,家博順利完成了在台灣的「任務」,對「組織」有交代了,而他自己除了可以保留用以掩蓋特務身份的「學者身份」外,還能另外得到一筆外快。黨國另外的盤算應該是,如果交易成功,家博就成了自己藏進「叛亂組織」中的一根針。

家博當時的回應是「真相毋須付費的。你們可以撲滅謊言,但是無法用錢買它」,這是正常人的思維,特別是對於一個無端被捲入案件的無辜正常人。

「國際陰謀份子」家博

回頭來看,家博被捲入林宅血案可謂倒楣至極,對他的質疑與調查都荒謬到近乎愚蠢。有常識的人都會懷疑,兇手如何能走進受到層層監控的林宅殘酷虐殺之後,再從容離開?

2009年重啟林宅血案的調查報告在說明層層索閱資料未果後,最後秉持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精神,做出「專案小組尚無法據以研判案發時是否有情治人員在林宅週邊監控,並縱放歹徒入內行兇等情事」的結論。

直至2020促轉會發佈的調查報告,才確認情治機關對林宅的監控,因此「懷疑監控者與兇手有默契甚至合意實屬合理」,而威權當局「涉入本案的嫌疑的確不容排除」。後來的研究者推測,林義雄一家的血案,極可能是國民黨特務的蓄意報復,報復台獨聯盟在洛杉磯針對王昇之子的炸彈暗殺行動。不過,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林義雄與台獨聯盟有任何實質往來。

專案小組自始即不願考慮「國家涉嫌犯下本案」的可能,反而在游錫堃與家博身上投入大量無謂的調查人力,原因或許是黨國鷹犬的「默契」使然,但顯然調查人員自己也深信存在著所謂「黨外、(海外)台獨與中共」三合一敵人。

「共匪」支持台獨,而台獨撐腰黨外,即便這個說法現在看來有多可笑,但極權體制畢竟不能沒有「客觀敵人」。2009年重啟林宅血案的調查報告中,沒有檢討依據客觀敵人訂定偵辦路線的荒謬,反而淡然寫下「研判本案為國際陰謀份子為打擊政府所為,而唯一與此論點聯結之重要涉嫌人家博」。

看起來,那個時代的查案手法應該是,先確定政治上的客觀敵人,然後再抓出一個可以「聯結此論點」的人,突破他的心防後宣告破案。蔣經國時代應該不愁抓不到犯人,難怪有人會覺得那是最好的時代。

林宅血案後一個多月,《亞洲世紀》週刊將家博在記者會上的照片,與已被處決的吳泰安並列,這當然讓家博感到相當不愉快。其實,選擇配合黨國構陷余家叛亂罪的吳泰安,與家博是一體兩面。他們的遭遇都見證了黨國體制在中壢事件之後對社會力量的強勢鎮壓,以及所運用手段的低能與無恥,吳泰安也不過就是接受黨國「策反」的家博。

家博的「倖存」來自於他的正直與運氣,以及那些記錄在回憶錄中的「黑暗時代微光」,比如為他的無辜而奔走的胡佛與陶百川,趙守博與黃越欽也積極為他提供協助,反之,也有無論如何都拒接電話的舊友魏鏞,以及或許是不願與「國際陰謀份子」有所牽連,一聽到是家博聲音就倉皇扔下電話的關中。

「大鬍子」家博的經歷,再天才的編劇恐怕也寫不出來。他以荒謬的方式涉入林宅血案,也見證了在一個需要客觀敵人的體制,再出奇的妄想只要政治正確,能迎合領袖思想,大家就會習以為常,並自行腦補情節。

謝謝家博為台灣人民留下了這本回憶錄,它是自由民主的警世寓言,人們將會記得,極權體制的副作用是讓正常的人失去智商,讓正直的人失去良心。

【書摘】《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2022 年 2 月 25 日 

第五章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

第一節:二二八厲禁

以上各章所述,只是二二八可見的「身體逃亡」;其實還有更全面、徹底、不可見的逃亡,也就是心靈層面的逃亡。廣義來說,對二二八噤聲、避談就是一種心靈逃亡。這和二二八帶給台灣人劇烈的傷痛,不忍碰觸,也和國民黨長期將二二八懸為厲禁,不准談論有關。

二二八是深入骨髓的痛,其禁忌性從逮捕之際即已形成。這部分,口述史提供豐富的佐證資料。僅以嘉義為例,許玉山(受難者許三貴之子)說,其父被捕後,阿公(三貴之父)不敢去保,怕如果去保,自己和家人都會有事;三貴死後,也不敢將屍體領回家,而是在崁腳找個地方埋了。這是作保和收屍的恐懼。蔡日洋(受難者蔡維之子)說:「父親死後,我們連顯出悲傷的樣子都不敢,怕危險。」這是悲傷的禁忌。

蕭秀鸞(受難者陳少輝之妻)說:「當時的鄰里長,都不敢讓人報真正死因;一般的人也不敢報,只能報失蹤。失蹤要十年以上才能宣布死亡。」陳信鈕(受難者陳容貌之子)說,家屬辦理死亡除籍時,「好多醫生因怕受牽累,不敢出證明,致無法取得死亡證明」,這是通報的禁忌。

又如嘉義商人張天賜被國軍刺傷腹部,緊急開刀仍告不治,戶籍謄本記載死於「術後急性胃擴張」。醫生對家屬說:「我不能在死亡證明上寫明是被槍尾刀刺傷,這樣子寫你們是暴徒,會影響家族的將來。」這是紀實的禁忌。劉厝庄居民劉清河說,劉厝事件的死者家屬們「像做賊似的」,半夜摸黑去撈屍、認屍,「挖個洞偷偷掩埋,沒有棺材也沒有草蓆,像埋死狗一樣」;三青團團員陳增雄說:「嘉義這些人死後,國民黨阻擋這些人的家屬料理喪事,禁制老百姓路祭,要他們不能一起出殯,也不能一起做祭。」這是善後的禁忌。

即使單獨出殯,國軍也要加以恐嚇。陳澄波之子陳重光回憶:

我父親出殯時,根本沒有人敢來致祭悼問。不僅如此,軍車每五到十分鐘就繞我家一次,軍車上約坐二、三十個拿槍的兵。出殯時,我母親怕我們兄弟出去遭到報復,不准我們五個孩子送父親出殯。只有一名鼓吹手吹著哀樂,一個親戚隨棺之後,一片淒涼景象。我父親真的比一個羅漢腳還不如。

嘉義陳澄波家所遭遇的,是暗示性的威脅;而台北林旭屏家所遭遇的,卻是直接性的警告。其女林慧珠說:

第三天開始,家中就常常接到怪聲怪調的電話,威脅說:「這件事不可對外面講!」「不可外揚,否則對你們一家不利!」「要小心,亂講話沒有命!」「別人問,要說沒有這個事情!」「要保自己的命,要注意了!」這些電話一天不只一次,好像很多單位輪流打,各說各話。

也是在台北。李瑞漢之子李榮欣高中畢業後,透過別人介紹,在美國駐台海軍醫院工作,前兩年領的是聯勤外事處的薪水。該處第二課一位少校軍官找他談話,恐嚇說:「我們知道你一切的事情。你不准把家裡的事告訴美國人一句半句,要是說了,你會有問題喔。」

王育霖被捕後,有人提醒其妻陳仙槎:王曾與日本人來往,證據要趕快燒。陳救夫心切,開始燒文件,「王育霖寫的書、文章、日記、書信,全部燒。那些東西燒了三天兩夜,又怕別人看見,遮遮掩掩的燒,也燒得乾乾淨淨」,但丈夫仍遇難。丈夫死後,她又交代兒子,在校千萬不能說父親死於二二八,只能說他「病死」,怕兒子講出來會沒命。

這些禁忌,有的是「他禁」,有的是「自禁」,說明在白色恐怖之前,二二八已經由無數「個別性恐懼」堆疊出影響往後數十年的「二二八恐怖」。其實白色恐怖的形成,亦可作如是觀。由於二二八禁忌刻骨銘心,有些台灣人乾脆將它和死亡禁忌結合,訴諸最原始的因果報應,以發洩人間無處泣冤之苦。

例如嘉義林登科落葬時,妻子為他穿草鞋,讓他握一支木刀,對他說:「科仔,你要有靈有聖,有冤就去報冤,有仇就去報仇,做鬼也要去掠害死你的人」。宜蘭的康介珪(二二八見證者)說:頭城事件的死者家屬在媽祖宮前收屍時,他在附近聽到一個女人說:「幫伊穿草鞋,讓伊卡會行路;可以去討命,幫伊佩關刀…」

同樣,台北的黃林玉鳳(二二八見證者)說,他的鄰居在西門町遭國軍槍殺,其母傷心之餘,「用桃枝做拐杖給兒子,讓兒子穿著草鞋,希望兒子走得穩又快,要兒子去找凶手」。有些凶手會在第一時間就領到這份「心意」。高雄煉油廠工人陳天生被國軍開了第一槍後,轉頭痛斥凶手:「我死後做鬼,也不放過你們這些土匪仔兵!」第二槍才倒地。

到了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禁忌更加體制化%緣於這兩種恐怖的無縫接軌。官方雖未立法禁談二二八,卻透過各種「潛規則」和打壓手段,使二二八議題在公領域幾近絕跡,進而成為「禍源」,談論二二八即可招不測之禍。以政治案件而言,部分言論案件如張四端案、陳盛明案、張嘉助案、陳恆昇案、王啟昌王丁德案等,都是被告發表對二二八的看法,而被交付感化,或以「構造謠言」、「為匪宣傳」等罪名判刑。土城鄉農民葉金水則因為聽陳義農(工人,死刑)「講述社會發展史、農民的痛苦、二二八事件等有利於匪幫之宣傳言論」,被以「知匪不報」罪判刑三年,則顯示不僅談論二二八有罪,聽到二二八而不告發,也是有罪。

其中陳恆昇案特別一提:第一,他是安徽人,這說明外省人也不准講二二八;第二,他對二二八的細節講得最豐富:「當時國軍在嘉義機場見青年即活埋;台北方面則以麻袋裝人往河裡丟;基隆港口之海軍小艇,見人即以機槍掃射,因而造成台灣人始終恨內地人」。細節容有誤植,但考其語意,是外省人對二二八的自省,即此亦不免獲罪。

陳案判決書稱,「查二二八事件,係共匪製造之變亂,該被告竟妄指為國軍來台時擾民之結果」,其論調和陳儀當局的口徑完全接軌(只是抽掉日本因素)。換言之:二二八與「叛亂」如影隨形,前人參加二二八是叛亂,後人談論二二八也是叛亂。論者常謂國民黨在台統治屬於「威權主義」,筆者認為此說過度簡化,並未深入實際,忽視該黨在強人崇拜、恐怖統治、思想箝控和特務治國等方面,許多措施之嚴厲綿密,並不亞於極權國家。二二八厲禁就是典型之例。

第二節:「移民國外」與「心靈脫中」

談論二二八既然危險,因此對二二八閉口不談,以求避罪免禍,自然也是一種「逃亡」。這種心靈上的逃亡,有時比身體上的逃亡,逃得更遠。一些作家的長期或永遠「封筆」就是一例。他們不僅不寫二二八,連創作本身都廢了。日治時代揚名文壇的張文環,曾對張良澤說:「自從二二八之後,我已發誓折筆不寫東西,也絕口不談文學。因為我所有的文學朋友都在那事件時慘遭殺害。」日治時代揚名詩壇的莊垂勝,二二八被捕羈押七天,並被撤掉台中圖書館館長之職,出獄後歸隱萬斗六山林。日治後期重要小說家周金波,二二八期間父楊阿壽逃亡,弟楊國仁被殺,周本人三次被捕,「用錢買性命」才獲釋,此後進入虛擬的戲劇世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另有些人雖未封筆,但移身比較「安全」的位置,如二二八之前常在《民報》對時政「冷語」、「熱言」的黃旺成,逃亡脫險後,進入台灣省通志館任編纂組長,研究台灣抗日史;《台灣新生報》編輯黃得時,離開報業「重災區」,應聘台大中文系,投入台灣文史研究。文史雙棲的楊雲萍,雖早於二二八之前已任職台灣省編譯館,但一九四七年八月應聘台大歷史系後,也投入台灣文史研究。對他們而言,二二八的逃亡是從現代逃回古代,心路歷程類似中國的沈從文和錢鍾書。

黃得時應該不知道,一九四七年五月,林頂立呈報南京保密局本部,聲稱《新生報》吳金鍊、阮朝日、陳昆山為影響事變,陰謀奪取報社,擬將該報改組為「民主報」,黃得時被列為十五名接收委員之一,惟未參加「偽組織會議」云云。此說真假不論,但他幸運躲過一劫,免遭清算命運。

還有一些人的逃亡更為迂迴。他們來不及在二二八逃亡,卻以時間換取空間,在十幾年或幾十年後以「留學」或「依親」方式逃離台灣,移民國外。二二八的受難家屬,此例特別多見。如林茂生之妻王采蘩、子林宗義移民加拿大;陳能通之子陳秀將,郭章垣之女郭勝華,李瑞峰之妻李藍慎、子李榮達;李仁貴之子李博智,林桂端之子林信一和林信二等移民美國;張七郎之子張依仁、張秉仁、張存仁移民巴西等。

張七郎之妻詹金枝說:「我甘願我的子孫做美國奴,也不願意做中華民國的紳士。」移民美國的李榮欣(李瑞漢之子)說:「美國的狗死後還被慎重其事的埋葬,而台灣被殘殺的菁英呢…有時不禁感嘆,做美國狗也比做台灣人有價值。」移民德國的黃文治(黃阿統之子)說:「有人曾經問我對台灣有沒有感情。我說,二二八事件沒有解決,要我愛台灣?我永遠不敢愛。」

梁熒汐(林光前之妻)一九七一年隨子女移民美國,其子林俊雄說:「家姊一九六五年去美國留學…並想辦法讓我們也能離開台灣這個傷心地。」陳仙槎(王育霖之妻)為了讓兒子王克雄出國,同意他加入國民黨。王克雄因受難家屬身分,出境證被刁難許久;但因其黨員身分,最後還是通過。陳仙槎說:「一直到(他)坐上往美國的班機,我們才能完全放鬆心情,是一種逃亡的心情。」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也牽連到白色恐怖的心靈逃亡。陳能通長子陳穎奇留在台灣,卻鼓勵弟妹出國。他說:「要是能出去就盡量出去,不要留在這個齷齪骯髒的地方;同時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會遭遇什麼不測,誰也不敢講。」林連宗之女林信貞說:「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仍處在白色恐怖世代,戒嚴令尚未解除,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又會發生類似二二八的事件…後來就全家定居美國。」

此外,也有人在海外「就地逃亡」。廖進平的次子廖德潛,在日本讀東京醫科大學,二二八事件後,再也不敢回台灣。陳能通之弟陳信德的遭遇更曲折。原本在北京大學任教,二二八事件後,聽從父親之勸留在中國,結果在文革被下放勞改,死於文革。兄弟兩人,都無所逃於中國人的暴政。

二二八家屬紛紛逃離台灣,緣於極限的悲痛經驗,這部分足以論述成另一本著作,本書權衡篇幅,做了割捨。他們除了遭受家破人亡之苦,受盡種種歧視與刁難外,並被官方造冊,長期監偵。在台灣的扭曲體制下,他們比任何人都更不能碰觸二二八,只有將二二八徹底隔絕,才有求生的機會。

資料顯示,許多二二八家屬與倖存者(包括自新自首者)都被列為「戊寅份子」,這是一九五五年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指示「曾參加二二八事件之積極份子,各單位要調查登記,平時注意防範, 戰時應作有效之控制」後,由保安司令部將現有資料彙整造冊,共有六千三百一十七人,並透過保防分工,加以監視考核,這是通案性的。此外在特殊時機,會成立專案加強監控異己,例如一九七一年(丁亥),為了「建國六十周年」的「維穩」(套用中共術語)需要,開始實施靖平專案,將二二八人士納入,列出丁亥份子、靖平份子等名目,這是特案性的,且不限於二二八人士。不論通案或特案,二二八的戊寅份子和白色恐怖的「特殊份子」雙軌並行,同為國民黨整肅異己的秘密和延長手段。

也有些二二八的親歷者,基於對中國政治的覺悟,心靈上雖不見得逃離二二八,但肯定逃離了中國。例如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在二二八與死神擦身而過,並嚐到「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李登輝二二八時曾躲在好友何既明自家開設的米店樓上,也目擊國軍在街上濫射。他說「自從二二八開始,我的各種想法就和中國『再見』」,轉而擁抱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

又如林界之弟林汗,上壽山欲救其兄,「結果全身被搜光,只剩一條內衣褲被趕下來」;復遭一名軍官恐嚇詐騙,輸送許多錢財仍救不回兄命,此後發誓絕不說北京話。張七郎熱愛「祖國」反被「祖國」殺害,其妻詹金枝教訓當地駐軍:「你們中國最會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是最不仁、最不愛的就是你們這些人。」

台灣人在心靈上的「脫中」,有很深沉的因素,也不始於二二八;究其根源,是「劫收」在台灣人心中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幻滅。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有台灣人向美國人抱怨:「你們在日本投了一顆原子彈,卻對我們投了中國人」;美國領事步雷克說:「一位睿智的年輕領袖目前觀察到:『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我們從未瞭解有關中國的真相;現在我們才知道,為何世界各地都不歡迎中國人,為何其他國家都在排斥他們。』」

二二八見證者,時為基隆市候補參議員的張桂章說:「我讀日本書,深深體會他們從頭到尾就是教你一個字:正直。不正直,很難在日本社會生存。」「在中國人的統治下,我們無法發揮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反而被他們拖累成整天說謊的人。」「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與他們都不同,絕對不同。他們動不動就說我們是一家人,其實,觀念都不一樣,怎麼會是一家人?」這種「不是一家人」的體悟,要發展出「台灣獨立」(政治脫中)的思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作者為台北市人,台大中文系、政大台史所畢,曾任《自由時代》週刊編輯等職。從事人權議題研究多年,並發表多篇論文與專欄文章。著有《李天生評傳》,編撰有《人權之路》;編輯有《白色封印》、《高俊明牧師回憶錄》等;並受補償基金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進行白色恐怖六張犁名單、政治犯名單比對考證,近年參與中研院台史所的白色恐怖歷史概覽編纂計畫等。


書名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作者:李禎祥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林忌:華文傳媒支持俄帝 入侵烏克蘭歪理驚人

20220228

俄羅斯繼宣布「承認」分裂烏克蘭的兩處獨立地區之外,上星期更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戰爭,不但發動地面入侵,甚至「借道」白羅斯入侵烏克蘭;這種典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為,在廿一世紀理應人人制止,然而一眾平日口口聲聲熱愛和平,反對「干預他國內政」,反對侵犯他國主權完整,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眾華文黨媒,卻公然與中國外交部的說法唱反調,紛紛發動親俄反烏文宣,連香港的立法會議員李梓敬,更在 Facebook以圖片諷刺西方傳媒,聲稱俄國打算進兵烏克蘭是「假新聞」,結果成功爭取烏克蘭與西方傳媒轉載,令香港立法會「威名遠播」,令香港蒙羞。

其中一種最廣傳的「歪理」,就是今次俄國入侵是因為北約「東擴」,而引來俄國不安所引致;這種說法,就有如說上世紀日本侵華,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當年「北伐統一」,威脅日本安全,因此令日方為「自保」要侵華一樣地荒謬。北約全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成立的目的是「集體防衛」,即只有防衛的條約,而沒有包括攻擊權;當中受到關注的公約第5條「集體自衛權」,即不再需要國會批准就可以派兵,要生效的條件,是北約的成員國受到了攻擊,並不包括入侵他國,可是很多華文傳媒,卻在四處散播這種缺乏常識的歪理,實在是可悲之極。

俄國作為超級強國之一,核彈頭與軍力只有美、中兩國可比,因此說加盟北約如波羅的海三小國的「集體防衛」是「威脅」了俄國安全,因此可以令俄國先行入侵,這種歪理已經違反了一切的常識;更何況加盟的國家並非烏克蘭,北約至今仍未有表示會容許烏克蘭加盟,那麼關俄國入侵烏克蘭甚麼事呢?

從近年白羅斯完全成為了俄國的傀儡,由容許借道入侵烏克蘭,以至直接派兵參加侵略,即可見到問題由此至終,都是俄國要恢復前蘇聯的疆土,而入侵以至控制鄰國;烏克蘭人民於2005年發動橙色革命,反對親俄與貪污腐敗的前總統,再於2014年發動親歐洲的革命,希望追求民主自由 ,以至加入歐盟,全面發展經濟,可是俄國卻借口說是「威脅」,甚至指控烏克蘭的猶太裔總統澤連斯基 (Zelensky)是「新納粹」,絕對是荒謬絕倫的指控。

因此烏克蘭人由始至終,都沒有第二個選擇——親俄,就是成為被控制的傀儡,更要接受貪污腐敗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親歐,就被俄國以種種籍口出兵分裂,以至仍未能滿足其狼子野心,要發動全面戰爭入侵。華人不斷舊事重提,提起上世紀日本侵華時,猶如昨日的事,可是卻居然為同樣理由行為歪劣的俄國帝國主義宣傳,作幫兇攻擊被侵略的烏克蘭,其行為不但可恥,更是置位於烏克蘭當地的華人於水深火熱,令那些中國留學生以至商人等,紛紛拍片求助說希望「小粉紅」收口,不要再令當地排華,實在是令人可悲加作嘔。

——RFA

埃隆·马斯克参战

 张3丰 城市的地得 2022-02-27 

埃隆·马斯克参战了。

 

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他并没有拿起枪冲向乌克兰。不过,他确实参与了这场战争。他的Starlink卫星系统已经在乌克兰启动,相关接收信号的设备,也在运输的过程中。

 

这是目前全球第一大富豪。由于特斯拉股价下跌,马斯克的身价最近也大幅缩水,到了2000亿美元以内——这仍然高于乌克兰这个国家的GDP。因此,无论如何,作为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富豪也是最有魅力的人之一,马斯克"参战"意义重大。

 

更有意思的是促成此事的方式,下面是社交媒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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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简单。乌克兰副总理在社交媒体上@了他,说,别忙着把火箭发射到火星,而俄罗斯的导弹正在炸乌克兰。帮下忙吧。

 

大概11小时后,马斯克作出了回应。他不仅是回复一个消息,也做出了"决定",并且做了技术上的准备。在这11个小时,马斯克可能处理了不少批文和手续,就像一个国家那样,开始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看上去这仅仅是一次网友互动,却足以保证乌克兰在最危险时候的通讯。有了马斯克,俄罗斯就无法切断乌克兰最危急时候的通讯——这或许有点高估俄罗斯,因为到目前为止,战场上出现通讯问题的好像不是乌克兰。

 

除了马斯克,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个体"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了战斗,支持乌克兰。黑客组织在和俄罗斯的网络军战斗,让俄总统府网站几度瘫痪,俄罗斯一家电视台因为黑客攻击,还出现"故障",播出了反战画面。

 

黑客组织虽然也有"组织"两个字,实际上却是程序员"自由人的联合",这些人团结起来战斗,并不是"分内工作",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他们都是代表"个体",通过技术能力影响到乌克兰的战局。

 

在欧洲,有一些人报名参加志愿军。泽连斯基专门发表一个声明,欢迎一切人去帮忙,乌克兰可以提供枪支弹药。捐钱也是一种途径,乌克兰在各国大使馆开通了募捐通道,在中国最初只有美元和欧元通道,现在也可以接收人民币。

 

日本乐天集团的董事长捐了1亿日元给乌克兰,特别强调这是"个人名义"。我认识的一位日本老师,她的中国学生捐了3万日元,那是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这样的举动,也改变了周围同学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

 

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就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种新的、世界性的战争,战火在乌克兰,而在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形式参加。

 

在最广泛意义上,它是一次有关价值观的投票:到底哪一方才是正义的,人类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你必须感叹,乌克兰虽然弱小,但是却拥有了某种可贵的东西——和世界的自由联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上网,这也才让副总理有了和马斯克交流的机会,而泽连斯基大概每4个小时更新一下社交媒体,这不仅让俄罗斯"泽连斯基跑了"这样的传统宣传套路破产,也是他和世界沟通的方式。在过去的2天,他和二十几个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交流。

 

是技术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发生在乌克兰的一切,就是发生在"世界"上。中国的中学生,在第一时间看到俄罗斯装甲车从平民小汽车碾压而过,听到手机中拍摄者的惊呼——乌克兰的苦难,就传递到了中国的城市。

 

这一切都让这一次战争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面貌。最根本的变化,是个人开始有了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解释权——国家不再垄断这个权力,并且能够作出有意义的行动。

 

这一次,"个体"的反应要远远走在"政府"的前面。在欧洲,首先出现了个体的"团结"以及这种团结所形成的道德压力,才鼓舞到政客——当他们发现支持乌克兰就意味着选票,新的局面就形成了。

 

就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信息混乱,并非坏事,也没有必要过度忧虑。


20年前,你只能通过电视看筛选过的画面,每小时的"整点新闻"有一点更新,而现在你可以随时"介入"。有很多假消息,中文互联网上尤其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终究可以在自己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