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马三立当“右派” 始末

 江淳散文

我落泪了。1979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亲历了一个十分动人的场面：《买猴儿》的作者何迟坐着轮椅，老泪纵横，喊着马三立的名字，到医院看望因演《买猴儿》而被打成“右派”的马三立：“我是向你负荆请罪来啦……”马三立也流下了热泪……——孙福海（今晚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爸爸事业大展宏图的时候。《文艺报》对何迟先生的相声作品——《买猴儿》组织过讨论，一些知名人士对作品热情赞扬、支持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买猴儿》的作者丑化新社会的商业职工，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相声里群猴闹干货公司的情节象征着一帮作家“大闹”社会主义。何迟先生的发言强调了作品艺术的真实性，相声的夸张语言和喜剧效果。对于一些人给作品扣了很多帽子他表示莫名其妙，他重申自己的创作初衷是严肃的，是负责任的。就这样，一场没有结论的讨论结束了。（文/马景雯/江淳编辑）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57年夏秋之际，何迟先生却仍因创作《买猴儿》而被第一批打成“右派”，爸爸自然也在劫难逃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离“右派”还有多远。

    爸爸是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他清楚电台有五百余名职工，先是揪出四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出十一名“指标”来，要求各个单位落实。曲艺团领导小组先报一名老艺人，没批下来，又报一名年轻演员还未批准，说还是不符合条件。这不禁让人想到“合格”的人选条件是上级领导事先已拟定好的喽！直到一天下午，一位领导告訴爸爸说：“马三立，从明天起，你就只盯晚上的演出吧，不用参加领导小组的会了！”爸爸在惊愕中暗想到“这回轮上我了！”

    果不其然，不久的一天，爸爸被带到南市的一间楼上办公室。“整人”开始了。问：你说过相声《买猴儿》吗？答：说过。问：你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吗？答：不知道。问：共产党干部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来，不然，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答：我上哪找马大哈去！那是根据作者原文说的。问：好！你提到作者，何迟就是大“右派”，听说你为改编《买猴儿》下了大力气，是不是一唱一和？你就是“右派”的狗腿子！答：演出本子是领导批准的！问：嗬！马三立你可不简单，学会“以攻为守”了，把责任往组织上推！“那你也难逃罪责！”一句“马三立不老实后果自负”，又一句“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再一句“想找个靠山吧”，数不清的恶语一齐倾泻下来。有几个人向爸爸冲过来横眉立目指手画脚……

    爸爸受气不是第一次了。可是“挨整”却是第一次，他明白现在等于是“一头官司”，对方可以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强压在自己头上却不容自己分说、分辩，只有一条路，就是按照“整人”的人逼的、喊的条条“招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走狗。”他看了看冲过来的几个人都是昔日自己的麾下，这些年来我何曾对你有半点儿……怎么一旦间就变得五官异位、面目可憎了呢？“别想拖延时间！”“休想蒙混过关！”又一次反扑过来，其气势是想“速战速决”。爸爸被逼无奈，全身战栗，气往上撞，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了声：“你们，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话音刚落，哗啦一声，临街的窗户被推开了，一个整人的手指窗外说：“呦嗬，你拿死吓唬谁？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爸爸愤怒了，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样活着不如死！他忽地站起来一头向窗外扑去。当大半截身子已经悬挂在空中时，两条腿却被好心人紧紧抱住了……

    爸爸是被同事送回家的，妈妈吃惊非小。细心的妈妈看见爸爸手上皮肤青紫，流血的破口已经结痂。

    爸爸被扶到里屋床上，妈妈给他脱了鞋，便问：“是没留神摔了一下吗？”爸爸没有回答只是两眼瞪着前方。妈妈没有再问，叫我们先出去让爸爸好好休息。

    当天晚上妈妈全知道了，只因演《买猴儿》，爸爸差一点竟被逼得跳楼！妈妈强忍着悲愤劝了爸爸好长时间，妈妈虽然对“右派”的事不懂，但她认为没错就是没错。任他们处理，是非自有公论。面对爸爸胳膊、手腕、胸部及下肢多处流血的伤口，妈妈心疼的流泪。事过多年，爸爸谈起这段往事时说：“我现在也有些后怕，我不是怕死，真要是这样死了还不一定被扣上多少罪名，算是畏罪自杀。那才叫冤沉海底呢！”

    1979年，何迟先生和爸爸先后平了反，证实是错划“右派”。在单位当众传达并在《天津日报》上公布于世。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过程中竟然发现这样一件奇闻：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爸爸当初被打成“右派”的材料，包括言论、“罪行”和上级关于“戴帽儿”的复批等。为了负责任，他们从文化局一直追踪到曲艺团原来的上级单位广播电台。而“反右”时的经办人却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回答：“咳，本来定下四个，后来又追加到十一个，就是凑数，哪有过什么材料呀？”爸爸被“整”了二十年原来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右派”！连告诉爸爸这个消息的人都气儿不忿儿。爸爸听后只是苦笑着蹙额点头，习惯地说了声“是呀”就完了。

丁东、邢小群：报人李大同

原创 丁邢 丁东小群

           

   李大同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自信。不论顺境逆境，他总是精神抖擞，振振有词。14年前，我们曾在《中国青年报》，请他口述历史，回忆生平往事，几段故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1966年7月，李大同14岁，还是中学生，就对文革的过火行为提出了十个不理解。当时他父亲在农业部工作，每天回家很晚，他见不到，就把十点疑问写在一张纸上。母亲在团中央办公厅，负责内参《团的情况》编辑工作。觉得儿子的思考有价值，拿到团中央书记处，团中央的领导们如获至宝。很快刊登在《团的情况》上。引语说：14岁的干部子弟李大同，向其父提出了十个问题，代表了中学生中的一种倾向。《团的情况》实际上是上报中央的内参。这种倾向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思想。现在看来却有某种前卫性。

 后来，李大同到内蒙牧区插队。他所在牧场原来管理混乱，牧民到年终见不到一分钱，牧场还欠国家好几万。1972年，总场把核算权下放到分场，让分场独立核算。这就需要有管理人员，有会计。开会讨论谁能当会计，分场老乡一起举手喊——大同！大同！为什么选他？一是因为他蒙语学得最好。二是因为他生性老成，很有主意。牧民看中他的能力。他担任分场会计后，建立了严格的财务秩序，开源节流，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经他一番整顿，分场的工分值连年上升，他当会计的第一年工分值是1.2元，第二年是1.6元，第三年到了1.8元。李大同的私章在当地有了名气。任何人批条子，如果不盖李大同的篆字印，休想拿走一只羊。书记来要也不行。先问：有没有大同的印？年底分红时，李大同宣布：80%以上的家庭还清了欠分场的款。到了第二年，100%的家庭有了收入。除去他们所有借支，平均一家能拿五、六百元的现金收入。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钱。李大同拿着自己年终分得的收入，回北京探亲，有了大款的感觉。

李大同政绩突出，在当地牧民中威望很高，三次被推荐上大学，都因父亲受审查，未能录取。他当了九年牧民。1978年，父亲平反，他被安排到旗党校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开团代会，把他借调去起草报告。这时，《中国青年报》复刊，要招收第一批记者。李大同讲述了他被招收的经过：“招第一批记者，报社是三个人去考察：记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每一个记者，当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来。我呢？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没有上过几年学。后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有一本《赛马日记》。另外有给家里人的信。那时，给家里人写信经常讨论局势，一写就是上万字。我说只有这些。他们说拿来看看。一个报社副总编辑看后说：‘很好。《赛马日记》证明文字功力很强，信证明思想非常解放。’结果，一纸调令就发下去了。”

进入《中国青年报》，他先在内蒙古记者站当记者，两年后提升为机动记者，然后当编辑、编辑部主任。在北京，他参加自学高考，两年后顺利拿到文凭。这样，一个只上过两年初中的老知青，成为《中国青年报》的中坚。在报社，李大同率先发掘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比如周有光在汉字信息处理方面的贡献，就是他和记者俞敏最先在1984年1月2日以长篇通讯《于无路处辟通途——记我国汉语拼音语词处理机研制成功》报导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李大同还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所谓新闻改革，说白了，就是告别《真理报》模式。在这方面，走在前列的是一南一北。南边是从《南方日报》中孕育的《南方周末》，北边是《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南方周末》的开创者是左方，《冰点周刊》的开创者是李大同。《冰点周刊》不像《南方周末》，有独立的报号，可以单独订阅。最初是1995年开始每周一版的“冰点特稿”，2004年发展为每周四版，仍然是《中国青年报》的一部分。李大同和他的同事，就在这每周四版的园地上，掷地有声，引起举国瞩目。我和谢泳也应副主编卢跃刚之邀，以对话方式，一起在《冰点周刊》开设专栏，由此认识了李大同。

开办“冰点特稿”之前，李大同有一段相对清闲的空隙。他还参与了一件有影响的事。那是1993年，中青报老领导钟沛璋受东方文化研究会之命，创办《东方》杂志，他请李大同参与。创刊号的全部内容，就是李大同一个人组稿编辑完成的，为后来的《东方》奠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报社召回李大同办“冰点特稿”，钟沛璋又邀请朱正琳、梁晓燕参与，使《东方》在1993到1996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成为知识界聚焦转型期中国的高端思想平台。

2006年初，因为刊登袁伟时教授反思义和团的文章，李大同从《冰点周刊》去职，在报社内再度赋闲，直到退休。一个不甘平庸的报人，能够施展抱负的时间太短，给历史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羽戈：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来源：转自公号  大家谈B 很短2

作者羽戈：青年学者、作家。皖北人，生于1982年，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不为什么而读书》《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等。
梁启超《李鸿章传》写到结尾，将传主与古今中西人物对比，其中一个参照系，即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其评语仅一段，言简意深，鞭辟入里，堪称至论：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这段话在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曾经现身，不过删繁就简，改头换面。话说1906年初，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大清官员出洋考察政治，途径日本，拜谒伊藤博文。伊藤从老同学严复——事实上二人并非同学——的遭遇说起，最后谈到李鸿章。他拿起一本书念道："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顿了一顿，他告诉载泽等人，此书作者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处"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最后他大发感慨，热泪盈眶："李中堂若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
不得不承认，改编的台词，半文半白，朗朗上口，并不逊色于梁启超原著，尤其"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一语，将问题上升于制度层面，则比梁启超高明一档。梁启超的着眼点，犹在国运，殊不知国运的要义，一是人，二是制度，李鸿章之才既然胜于伊藤博文——当然这个判断未必站得住脚，以雄才与大略而论，李鸿章胜在雄才，伊藤博文胜在大略，二人各有所长——中国却惨败于日本，原因只可能出在落后的制度身上。说白了，不须等到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已经可视为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已经证成了"立宪必胜，专制必败"的时代公理。
《李鸿章传》引西人之言云："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可惜后面的诠释，不尽属实，如称"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这显然在抹黑大清，当时各省出钱出兵，不在少数，只是有心无力，不堪一战。不过，如果就制度之争而论，我则无比同意西人之论：日本举国立宪，中国距离立宪最近的只有李鸿章等寥寥数人，他们推动中国前行的同时，几乎举国（无论庙堂还是民间，无论清流还是民意）都在拖后腿，故此，李鸿章不是一人与一国战，而是一人与两国战。甲午战争还怎么打呢，战火尚未点燃，胜负已经分明。这正应了梁启超的话："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立宪与专制之战，说立宪必胜，也许武断；然而若论胜率，当以前者为大，高居十之八九（据李宇晖对民主的量化研究，1992年，西方学者曾整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史，统计发现，民主国家胜率高达80%）。这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人力或人才。专制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其对人才的摧残，远过于对人才的生产。立宪国家，恰好相反。

张学良口述历史之时，曾引国民党大佬王新衡的妙语："王新衡说过，蒋介石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把奴才当人才用。所以，蒋经国有东西留下来，蒋介石甚么都没有。"蒋介石的人才观，可比专制，蒋经国的人才观，可比立宪，前者在禁锢人才，后者在解放人才，前者把人才关进笼子里，后者把人才从笼子里放出来。这一消一长，一损一益，决定了专制与立宪之战，胜利的天平，将向哪一方倾斜。
具体说来，专制对人才的摧残，可用三句古语概括，一如病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龚自珍《病梅馆记》），这可视之为规训；二即"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彀者，圈套、罗网，这可视之为过滤——经过这两道关卡，被纳入体制（入彀）的人才，几乎都成了奴才，至少得表现为奴才；对于遗留在体制之外的人才，则需第三步：魏国大臣公叔痤临终，劝魏惠王重用当时还叫公孙鞅的商鞅，告诫道："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史记》）换言之，当一些人才不愿为体制所用，则当杀之而后快，这可视之为压制或灭绝。
走完这三步棋，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还剩下什么人才呢，体制内的人才尽成奴才，体制外的人才尽成尘埃。须知专制政治是依附性最强的制度，神似奴隶制，专制对人才的选拔，实质则是逆淘汰，最终晋级、手握重权的那些人，不仅缺乏才略，而且缺乏骨头，为了博取专制者的青睐和信任，他们献祭了自己的独立性。对他们的仕途而言，忠诚比什么都重要，所谓忠诚，换一个说法，叫奴性。
奴才能带来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不会带来什么，或者说，它将阻止什么。与此相对，自由能带来独立与理性，带来创造力，带来勇气，带来尊严。一支由奴才组成的军队，绝不可能战胜一支由自由人组成的军队；一个由奴才组成的国家，绝不可能超越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国家。
还得说回大清。因为奴才之于大清，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略读清史，应会发现，官员在皇帝面前，有些自称奴才，有些自称臣。看起来前者的地位不如后者，实际情况，则如鲁迅《隔膜》所云："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要言之，自称奴才，是满族人、蒙古人与汉军旗人的专利，那些汉官，往往欲称奴才而不得，尽管他们同样是奴才。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社会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一些人坐稳了奴才、另一些人挤破头皮去做奴才的历史。
——读者推荐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七十五）——中共统治七十一年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七十五）

——中共统治七十一年

此文发出时，应该已经是中国大陆的十月一日了——共产党执政七十一年的国殇日。这七十一年中，中国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更确切地说，是掌握在四届“当今”的手中。他们依次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习近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算不得“当今”，因为那个普通党员邓小平说：“我在我说了算”，何况他们根本没想过要做“当今”。胡锦涛也算不得“当今”，因为那个被邓大人“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所教诲出的江泽民在，不会允许他做“当今”。如今的习近平当然算得上响当当的“当今”了，江泽民不被他送进监狱得唸“阿弥陀佛”。问题是，这个“当今”是个“毛病不改，积恶成习”的“习当今”。

我上期“跟进”引录语栏中引用了父亲口述的一句话：“毛泽东最大的坏处还不是他的随心所欲，乱来，是搞个人崇拜，搞专治主义。”我根据父亲的语音将“专制”录为“专治”，立即有两位前辈指出这个误植。我因此根据记忆上网搜到李慎之先生谈“法治”与“法制”的文章（见本文引录语）。巧的是，我又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看到2020年4月21日刊出的一篇文章，开篇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宏阔视野，从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认识法治、定位法治、布局法治、推进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明确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话说得很明白：习主席坚持的是“法治”，可在现实中，横看竖看“习当今”行的都是“法制”——一人尊于法典之上，以习老大的家规宰制天下。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全党围着一个人转，这还叫政党吗？早就不是政党了。他就是一个黑帮老大，政党是他手里捏着的一个工具而已。”此话一出，蔡霞教授先是被剥夺了领取退休金的公民权，接着连银行账号都被冻结。党员企业家任志强说的直白，习近平不过是“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直接后果是被重判18年。蔡霞可谓女中豪杰，任志强可称是条汉子！

行笔至此，突然发现今年的国殇日居然也是中秋节，衷心地向与家人分隔两岸的蔡霞教授和囚于铁窗内无法与家人团圆的任志强先生送上我中秋的问候，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心中为你们祝福！

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位黑人女英雄，被尊称为“塔布曼将军”。最近看到一部记述她的事迹的电影，影片中塔布曼将军的一句话令我感触至深：对方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恐吓，当你不再惧怕死亡的时候，这个武器在你面前便丧失了一切力量。（大意如此）这与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是一个意思吧。许章润教授撰文《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我想，现在夜夜不得安睡，日日活在恐惧之中的应该是“习当今”了。对于他的下场，我不想预言，只等看戏。

诡异的是，我居然在今年美国的大选中看到了将无才无德的习近平拥为至尊至上的“中国现象”。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失智症状再迟钝的人也能看得出来，前天接受采访时，居然说出“我进入参议院180年”这样的昏话，可是拥戴他的人不但有前国务卿希拉里，前总统奥巴马，现众议院议长佩罗西，支持拜登的基本盘更是半夜三更聚集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家的门口，高举着“今夜我无法入眠，你也不能睡觉”的牌子，喧嚣鼓噪，只因他说：若总统将大法官候选人提交参议院，我们立即启动审议程序。

我拥护川普连任，道理不少；我反对拜登当选，理由多多。只一条：绝不支持拜登们主张的“杀富济贫，人人所得平等”即压倒一切。因为“均贫富”需靠强权推进，执政党必定会将一切法典程序踩在脚下，将美国引向“法制”的深渊。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一年的教训就在眼前。拜登的支持者们到了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发生在美国的“中国现象”的时候了。美国民众筚路蓝缕建立起这个世界灯塔之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毁掉她只是一夜之间。不信，就看看中国的香港！！

身为旅居美国的中国侨民，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用我的笔警醒“中国现象”在美国的蔓延，为我生活着并深深热爱的这个国家尽力；不断“跟进”发生在中国的“状告海关案”，为我生长的并无法割断心结的母国尽力。友人丁东说我是个“犟人”，是的，我会犟到底的。

2020年9月30日

王丹：亚洲北约是否将会形成？

2020-09-30

 

2020年9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意大利时发表演讲。（美联社）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9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蓬佩奥从10月4日至8日出访日本、蒙古和韩国，并且将在东京出席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组成的四边机制外长会议。这是时隔一年多之后，蓬佩奥再次出访亚洲国家。正值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加紧在全球寻求组建国际联盟之际，蓬佩奥将出访目的地从欧洲转向亚洲，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表明美国在取得欧洲国家的支持以后，开始积极探索组建“亚洲版北约组织”的可能性。

亚洲版北约的概念，最早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他2007年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以日本、印度、美国、澳洲等国家组成“自由与繁荣之弧”；2012年他再度提出类似想法，但当时并没有得到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认定中国是战略对手之后，上述几个国家逐渐走到一起。随着在南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对中国警惕心提高，中国在台海制造紧张气氛，以及中国和印度在边境上发生激烈冲突，相关的一些国家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对于美国来说，这是难得的重返亚洲的机会，而重返亚洲的主要动作，就是组建一个类似“亚洲版北约”的军事政治合作同盟。

这个构想的明确化、清晰化，最早是美国副国务卿比根8月底首先提出，希望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建立有结构的团体，并准备10月在印度新德里会谈，邀请韩国越南和新西兰加入。紧接着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9月16日再提出“亚洲版北约”的构想。可见，以国务院和国防部为首的美国对华鹰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经过讨论取得了共识，这次蓬佩奥访问亚洲，想必会与相关国家进一步深入讨论建立这个同盟的可能性。今年年底将要在孟加拉湾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海上军事演习，是否由美、日、印、澳四国联合进行，将是检验“亚洲版北约”是否成形的一个标志。

其中，日本的态度至关重要。安倍晋三辞职之后，新的日本政府虽然宣称要延续安倍的外交路线，但新任首相菅义伟是否能像安倍晋三那样有能力和魄力面对中国的压力，尚是未知数。而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近几年一直维持良好；越南是否愿意放弃巨大的贸易利益，甘心成为中美对抗的棋子也都要打上问号。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欧洲的北约组织能够成立并维持，是因为美国付出了庞大的欧洲防务开支。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对于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一直念念不忘；如果拜登上台，更不会愿意走上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道路。如果美国不愿意在亚洲投放资源，而中国继续用大量经济援助作为诱饵的话，美国要组建这样的一个对抗中国的同盟，恐怕会有很大的难度。

总之，美国的战略布局已经开始转向亚洲，“亚洲版北约”是否能够形成，对于中国是否能进一步崛起至关重要，中美之间必将为此展开激烈竞争。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RFA

张鸣：按历史学的规矩，他的书，都没地方摆放

李强好书伴读

吴思

按历史学的规矩

他的书，都没地方摆放

文：张鸣  

写吴思有点困难，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找到他的毛病，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看都那么完美，完美的人不是不能写，而是写者自己觉得有点麻烦，找不到茬儿调侃。

吴思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也最冷静的人，七八年上大学的时候，如果学的经济，那么今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肯定有他一个，没办法，当年文学历史才是显学，挤不进来的，才选经济和法律。

所以，吴思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之后，做了报人，那点骨子里带来的经济之才，只好偶尔在炒股上一试身手，据说人家屡战屡胜，无论股市牛还是熊，总是胜多负少。

一个著名书商跟我说，吴思有本炒股笔记，如果能出版，肯定卖疯了，可惜，无论如何诱惑，人家都不肯出，显然，吴思不想借这个出名。据说，吴思炒股，在家里被女儿批判过，说是发不义之财。

作为职业报人的他，报告文学写的好，也是挖新闻的能手，在业内业外很有名气。但是，真正让吴思出了大名的，却不是的报告文学，而是历史著作。

试问，当今的中国，三百六十行，哪行的人士不知道“潜规则”呢？这个吴思发明的概念，跟古汉语似的，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说那里存在潜规则可以，说今天某某被潜规则了，也可以，能否变成形容词，估计可以一试。

这个词，让某些官家的人很不高兴，因为自家那点把戏，都给吴思说破了。接下来的名词概念，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发明一个，火一个。

做《读库》的老六，干脆称吴思是修辞学家，严格说，应该是流行名词创造的修词学家。

吴思的大学同学，也是一个极度不无正业的家伙李亚平说，他和吴思的大学生涯，感觉没学什么东西，也许是属野狗的，非自己找食吃才舒服。

因此，两位都酷爱历史，正史野史不挑不拣，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爱到比历史专业的人，吃得还多。但吴思的历史著作，写出来却有经济学，尤其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味道。

我没查过吴思的阅读记录，但从结果来看，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他十有八九看过，无论科斯还是诺斯，都有涉猎，但是，他不是不喜欢，就是没有掉书袋的本事。

因此，这些理论的形式，在他的书中找不到，但是交易、成本的精气神，却无处不在，书越写，这个味道就越是浓，连推理，计算，都来了。

当然，这样写历史，尽管一出来就火遍海内，洛阳纸贵，但历史界却没法子接受。的确，按历史学的规矩，无论怎样通融，吴思的书，都没地方摆放。因此，不能说我们历史界中人小气，没肚量，关键是吴思太怪，没有规矩，人文社科领地到处跑马圈地，圈的地方太大，都赶上清朝初年的满族的皇亲国戚了。

据吴思自己说，他也是个好玩之人，爱好多项体育运动，跟我同龄，身材却一级棒，至今走到哪儿都骑辆看起来很破个头儿也很雄伟的自行车，风雨无阻。

一次上珠海做讲座，接待者是个美女，一见着我，就连说崇拜吴思，连思想带身材，夸了一路，最后问我能不能帮她问出吴思的联系方式——我强压嫉妒，成人之美，把吴思的联系方式拱手出卖，一点代价都没要。

也不知道后来吴思去讲了没有，反正他一点口风都没露。

喜欢运动的吴思，据说还下的一手好围棋，也好这口的我，其实特想跟他手谈一次，较量较量，但是，约了几次，大家都忙，一起爽约，到今天也没下成，因此，我可以吹牛，到今天我对吴思有保持不败的记录。

其实，仅从平时论棋，我就有点打憷，这家伙，头脑太清楚，算路太精，真上手下，我肯定必败无疑，所以，还是约而不下，保持不败的好。

吴思现在名头很响，人很忙，据说自己写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为大家伙办事的时间越来越多。最近担子撂下来了，应该有时间了，希望他再接再厉，多发明几个名词出来，好让这个乏味的世界有一点味道。

正如张鸣老师所言，吴思老师是一位有趣又思想非常深刻的学者。曾担任原yan huang chun qiu杂志总编辑，原天则研究所理事长。吴思老师创造的“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元规则”……等等概念都大火。认识吴思老师的朋友都知道近年来他不断有鲜活的思想涌现，但近年来鲜有作品公诸于世。

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荐“吴思亲笔签名套装”：《潜规则》+《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潜规则》：一本书读懂从古至今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本书获2013年第八届最佳经典畅销书，更荣获“30年来30本书”。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有人说黄仁宇的历史是把水烧到了80℃，而吴思老师这本书则把历史这盆水烧到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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