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大部分皇帝的愚蠢超过你的想象

使人愚蠢的是皇帝的权力，是任意妄为的权力。阿克顿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是他忘了说，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者绝对的愚蠢，这种愚蠢会完全超过你的想象。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明君梦，很多人希望朝廷出现一个明君，但现实呢？恰恰相反，历史上的明君不超过五个，大部分皇帝都是又蠢又坏。

这是很让人费解的，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皇帝不少于400个，但是能够称得上还可以的皇帝，不会超过40个，也就是皇帝的合格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十。有些人不仅仅是不合格，而且愚蠢至极，将整个国家拖入各种灾难之中。

虽然我们一直做着一个梦，希望出现品德高尚、能力超强的明君，实际上，这个梦极少实现，比中彩票还难，不败坏一个国家就已然不错。

近代最愚蠢的统治者非慈禧莫属，几次对列国宣战，对国家的变革充耳不闻，导致整个清朝实力不断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还将上千万两军费给自己过生日，不单是极端的愚蠢，更加是一种只为自己的极致的坏。

直到今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以当时大清的综合实力，哪里有勇气对11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宣战。但是慈禧不仅宣战了，还幻想能一举战胜列国11强。最后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慈禧的宣战没有使清朝走向强大，反而极速地败坏整个国家，割地赔款、各种限制，让整个国家背负沉重的债务。

以当时大清的军事实力，面对任何一国都难有胜算，但慈禧却有勇气同时对十一国宣战。为了不让人阻止，反而将反对战争的大臣全部诛杀。慈禧已然不只是愚蠢，而且是极其的坏，本来做的就是祸国殃民的事，还不让别人说，谁说就杀谁，只能在祸国殃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承担这个后果的就是所有的普通老百姓，他们被迫缴纳更多的税收，整个中国赔款近十亿两白银，而慈禧到死都一直享受奢侈的生活。

鲁迅先生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确实对普通人可以恶意揣测，但是对统治者呢？由于中国人一直都有一个玄幻一样的明君梦，所以更不会去揣测那些统治者，但是事实却是，那些统治者往往更坏也更蠢。

普通人的坏和蠢只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统治者的坏和蠢，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

中国历来不缺既坏又蠢的统治者，他们高居上位，却蠢地让人难以想象。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一个鸡蛋十两银子的道光，很多常识性，他们就像不知道一样。

中国皇帝很多时候愚蠢地可怕，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愚蠢？是权力，极端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愚蠢。

中国古代皇帝很少出宫，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获取的少量信息也是来自周边的大臣，当旁边的大臣和宦官来一场集体欺骗的时候，这些皇帝不愚蠢都不行了。十两银子鸡蛋的道光成为了笑话，但是如果当身边所有的人都说这个鸡蛋值十两银子的时候，道光又怎么会怀疑呢？

因为有了无上的权力，周边的人只会阿谀奉承，只会说你伟大光明正确，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不要打，即使要对万国开战，他们也会闭着眼睛说好好，继续打，我们一定会大胜，我们会成为唯一的胜利国。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之前，慈禧收到的一直是捷报，每一份电报都是胜利的消息，但是当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城了，慈禧才知道原来大清国一直在输，输地彻底，只能急急忙忙地西逃。

权力是什么？权力是赵高的指鹿为马，权力是秦桧的莫须有，只要有了权力，所有的人都会又坏又蠢，不见得是皇帝选择了愚蠢和坏，而是你周边的人，会让他一步步地坏又蠢。

使人愚蠢的是皇帝的权力，是任意妄为的权力。阿克顿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是他忘了说，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者绝对的愚蠢，这种愚蠢会完全超过你的想象。

古代的皇帝，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他们的耳朵听不见，因为绝对的权力，所以绝对的耳聋眼瞎，想要突破宦官、大臣、后宫，甚至全天下人的包围，看到更远更深邃的未来，何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觉得中国古代还会产生所谓的明君吗？

一开始绝对的权力，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不会产生明君了，这样的幻想不要再有了，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粥都吃不起了，还能选择吃肉？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在他那里值十两银子鸡蛋实际才几文钱，他们的愚蠢不是来自自身的智商缺陷，而是来自权力和制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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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保卫香港和平』运动的伟大力量——全体香港人民应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一百天香港发生的运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场运动，就是『保卫香港和平』运动，是避免「另一种制度」强加于香港头上，造成「灭顶之灾」的「保护香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运动。

  一场「灭顶之灾」，像巨大的黑影一样，从北方上空向香港逼近。全体香港人民，不畏惧、不慌张、不怨恨、坚定沉着、充满理性，直面灾难。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从伟大的香港人李小龙那里继承下来的伟大精神。^【註】

  「上善若水」，李小龙以水比喻中国武术最高境界：

                   腾空心灵

                                水无形无相，

                                倒进杯子，它就是杯

                                倒进瓶子，它就是瓶           

                                倒进茶壶，它就是茶壶

                                水能奔流，能缓行

                                水能滴沾，亦能沉积

                                要像水一样

                                我的朋友

                  【图】李小龙生于旧金山，他是真正的香港人

     反送中运动以来，全香港的和平抗议运动，持续了一百天，至今没有平息。这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我最后离开中国的地方，就是香港。我认同香港人，敬佩李小龙，历经三十年终于悟出了香港人是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台湾的中国人，香港人有三大特性：

一、    充满理性；

二、    崇尚法治；

三、    有李小龙「上善若水」的强者精神，

这就是『保卫香港和平』运动的伟大力量，香港人是不可战胜的 ！

  香港人是流动在香港土地上的水，他们没有干预内地政权的想法，持续一百天的和平抗争，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样一场伟大的、可歌可泣的和平运动，怎么会被来自北方的武警部队所征服，或被解放军所解放呢？

  从6月初以来，香港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美国，每一天看到的都是香港新闻和视频。人们既为香港民众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屈不饶的抗争精神而感动，又为香港前途万分担忧。林郑是否辞职？会不会因少数人的「低暴力」动作而成为北京出手「重暴力」的借口？内地武警部队或军队会不会进入香港？北京「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会不会「五十年不到一半」就大变？

        香港和平抗争与分散「低暴力」的比重

       香港和平抗争是香港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是为了让北京听到香港人民的呼声。香港面前的前途掌握在北京手里，而北京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与北京评估香港的和平抗争与分散「低暴力」产生的原因有关。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深圳召开了一次香港问题研讨会，一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说，香港从一九九七年到和平抗争前，实行的制度很好，有人权、有自由、有法治，「香港过去一直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优等生，是文明法治的表率，也是内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学习的标杆。」但是，今年大游行以来，「当前香港形势极为严峻，礼崩乐坏，暴力蔓延，一些暴行震惊全国和全世界。繁荣稳定的根基正在被一点点动摇、蚕食和削弱。来之不易的宪制秩序和法治每时每刻都在流血，一国两制的根基和底线正在被疯狂破坏，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断被突破，香港国内国际形象遭受重创，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命悬一线，危在旦夕，前途堪忧！香港病了，得了大病、重病。」

  这种说法，是对香港人民和平抗争的歪曲描写。在几十万、几百万香港人民和平抗议的同时，事实上有几十、上百的年轻人，他们在示威过程中，对一些公共设施进行破坏。这些人的暴力，可以称为「分散性暴力」或「低暴力」，是违法行为，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不容许的。

  八月二十四日深圳会议反映了中国内地很多人对香港局势的错误评估。对一个城市在大规模和平抗争中少数人低暴力的比重，可以比较准确地分类、量化。就像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低风险、高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一样，暴力可以分为小范围的「分散性暴力」、大范围的「系统性暴力」、「低暴力」、「重暴力」。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行使的暴力是「系统性暴力」，政府垄断这种暴力，但动用这种「系统性暴力」镇压和平抗议的人们，是非法行为。今年六月初以来香港市民的大规模和平抗争的同时，所出现的小规模的「分散性暴力」，它们之间的比重为 99.99 % ：0.01 % ，最多为99.9 %： 0.1 % ，而且0.01 %丝毫不能主导或影响 99.99 % 。用 0.01 %来代替 99.99 %分析香港局势，不是错误，就是故意。更严重的是，这0.01 %的暴力行为中，还可能出现北京「假祸与人的重暴力」。

            香港示威抗议的三大原因

香港今年之所以爆发规模宏大而持续数月的和平抗议运动，实际上是三个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这三个原因是：

① 对北京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事实上放弃《基本法》规定的强烈不满；

② 对林郑修改逃犯条例、企图使内地司法与香港司法融合、动摇香港司法独立的不满；

③ 对香港回归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内地权贵资本渗入而变质的不满。

第一个原因，出在北京身上。香港几百万人大游行要求实行

普选，北京完全可以说，香港市民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香港《基本法》明文規定了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的目標」。二〇〇七年胡錦濤時代，當時北京擬定了一個香港《普選問題的決定》，規定二〇一七年行政長官實行普選。二〇一四年张德江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时，通过了一个造成问题的决定，这就是八·三一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在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中，将由一千二百位「提名委員」提名行政长官候选。这种提名办法是一種由北京操縱的「官方候選人」制度。在「官方候選人」制度下，「自由選舉」變成了「受控選舉」。这种「受控選舉」，控制程度还算有限，可以最后确定二至三名候选人，而不是像内地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省长、市长、县长、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那样只有一名候选人。看一看今年香港大游行，如果香港现在实行这种有三名候选人的选举，林郑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当选。

  张德江时期的这套「受控選舉」辦法，很快就被香港立法會部分議員看穿，知道這是一種损害自由選舉的程序手段，公開表示反對。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香港立法會投票，七十名立法會議員，缺席三十四位，只有三十六位在場參加投票，以二十八票對八票否決了香港行政長官新的產生辦法。這一否決，把「普選」的可能性封殺了。看上去，似乎是立法會自己否定了普選，實際上是张德江时期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及其後的一些辦法，造成胡錦濤時代通過的《普選問題的決定》不可能再執行。這是一種北京不遵守承諾、欺騙人民的行為，是近代歷史上獨裁政權利用程序，扼殺自由選舉的行為。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是八·三一决定通过五周年的日子，香港市民申请游行未被警方批准。「抽刀断水水更流」，香港人就是李小龙所说的「水」，这一天数千名基督徒冒雨举行了「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基督徒高举十字架和耶稣像，喊着「香港人，加油」口号，同时「为抗议者和罪人林郑月娥及暴力警察祈祷」。当手持盾牌的警察屡次向游行者喊话并举起黄旗，警告他们正在触犯法律时，警方的广播被民众吟唱的赞美诗声淹没。这是多么像水一般柔软而无形 ！多么充满人间的浩然正气 ！多么崇高、多么庄严、多么神圣的场景 ！

  北京的八·三一决定的後果，至今没有消除。从那是以来的五年中，寻求正义的浩然正气长期留存在全体香港人心中。四年前，占中运动中爆发了。这也是今年八·三一决定基督徒「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和一次又一次几十万、几百万香港民众持续不断大游行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林郑推出修订《逃犯条例》，这是从根本上破坏香港司法独立的做法。《基本法》规定，在一九九七年後香港实施的法律有四个方面的改变，包括《基本法》附件三中的法律、因设立特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的法律、香港原有法律中与《基本法》相抵触或经过香港立法机关作出了修改的法律、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但更为大量的是香港原有的法律。这些原有的法律，《基本法》第八条作了明文规定，就是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从一九九七年来，这些规定使得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都得到宪制保障。这次反送中运动，不仅是捍卫人权的运动，而且是保卫香港司法独立的运动，也起到了保卫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伦敦、纽约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它们使用的都是普通法，作为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的普通法，能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分析、处理各种经济事务的地方，就是香港。这是大陆法系的深圳不可能代替海洋法系的香港的重要因素。

        这两大原因，是香港人为保卫香港家园的和平抗争，是今年香港历时一百天伟大的和平抗争的主要动因。

        第三个原因，是香港回归以来受到内地不良影响而形成的。一九八九「六四大屠杀」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步变质，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在拒绝学习西方法治、权力制衡、议会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把西方历史上的和最新的资本主义各种糟粕都引进到了中国内地，名义上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质上的「权贵资本主义」，权力至上、官商勾结、金融欺诈、炫耀奢靡，四处泛滥。

  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开始，特区政府实际上只对北京负责，没有一套要求行政长官对香港特区负责的「政治责任制」机制，特区政府虽然有自治权，但从来没有把抵制内地糟粕侵入香港作为一个目标。当内地这些糟粕年复一年渗入香港後，使香港新一代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一些人不再感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能够改变香港，企图寻找新出路。

       林郑这样的人，没有对香港特区负责的想法，只想「迎合上意」，欢迎北京用社会主义来改造香港。用今年八月一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的话来说，如果把内地的社会主义在香港实施，立即可以给香港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弊病不能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毛泽东的暴力掠夺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只能在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前提下，用法治、用政府经济政策、用适量的而不是全面的社会福利来解决。

       这次 0.01 %的低暴力者，他们怀着对香港前途的关心，面对香港回归後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他们找不到出路，其中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香港的突变上，即使给北京以实行紧急状态一个借口，出动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把这个有弊病的香港打得落花流水，玉石俱焚，在所不惜。这种想法，与深圳会议的参加者一拍即合。这位参加会议的前中联办官员在八·二四会议上说，香港暴力事件的恶化，「无非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但对香港所有市民、对所有持份者，这是灭顶之灾，是百分之百、毁灭性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街头暴力不立即停止，这个结局是完全可以预见得到的。」在这个人心目中，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灭顶之灾」，他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     

  二〇一九年是香港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到二〇一九年结束一天，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到，香港人民是欢乐，还是悲哀；香港上空是灿烂的阳光，还是乌云密布。如果香港人民欢乐，全中国人民就欢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就充满希望；如果香港人民悲哀，海外的中国人就忧愁。当中国跨入本世纪二十年代时，十四亿中国人都在问：一百年前北洋军阀时代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不接受不解释就是不讲理性

香港人民坚持和平抗争，是李小龙精神的发扬光大，香港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和平抗议中，保卫家园，目标一致，香港人用他们高度的理性精神，像水一样柔软而无形，没有人发号施令，互相默契配合。正是李小龙柔软而无形水，加上香港人的「高度理性」，缔造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和平抗争。这次反送中大游行之所以三个多月没有结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香港政府和北京不能采取理性的态度，及时地、正面地回答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是：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不起诉示威者、撤回对六·一二抗争的「暴动」定性以及实行「双真普选」。

香港特首林鄭終於在九月四日下午正式宣佈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案，回應了「五大訴求」中的第一個。林郑说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理由是不充分的。对另三大诉求，林郑至今没有回答。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五大诉求之所以广为传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林郑之所以寸步难行，不作解释，或置之不理，就是因为她没有理 。

 应当说，如果林郑正面回答了其他四大诉求，得到了香港大多数民众的赞同，连续三个多月的和平抗议，就会平息下来。

  回避问题，不作解释，就是不讲理性。把个别人的暴力行为肆意夸大，把什么「港独」硬加在几百万香港民众头上，这就是强词夺理，也是不讲理性。把这些作为行使军队、武警部队暴力的理由，更是欺骗和谎言。只有理性可以平息矛盾和冲突，面对几百万人一次又一次提出的诉求，不接受、不解释、不负责、不辞职，这就形成了三个多月来持续不断的和平抗议大游行。

            动物理性与人类理性的对比

动物也有理性，但与人类理性相比，是不同性质的理性，主要区别有三点：

① 动物理性是低理性，是从本能产生的维护个体生存的理性，人类也有这种理性，但在这种基础上，人类发展出一种高度理性。

② 动物不能形成抽象概念，不能理性地表达对未来的诉求，因此动物之间只能用暴力和暴力威胁，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

③ 动物理性不能在群体中依靠信息广泛传播，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中，唯有人类遵循「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规律。

  林郑三个月来作为香港行政长官，她面对香港人民的五大诉求，与香港人民在理性水平上表现了很大的差别，五大诉求是一种有传播力的理性诉求，不仅为全香港99 %的成年人所接受，而且传遍了全世界。林郑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她的聪明才智和谋略钻营，这是一种高度理性，但面对香港人民的五大诉求，却表现了她的「低理性」，而支持她的北京，直到九月四日才满足了香港人第一诉求，才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一个在本国事务上不能用对话和理性解决问题的世界大国，其他国家也就会认为它不善外交，只会用非理性手段处理国际问题。今年六月底，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记者会上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陆慷居然不顾《中英联合声明》除了第二条30多个字是英国政府「把香港交还中国」的声明外，90 % 的文字是中国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声明。在《中英联合声明》第八条中，中国政府自己承认，「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约束力」。现在中国外交部长和外交部发言人，与历史上的外交家顾维钧、周恩来的外交表现，形成了鲜明对照，个个像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不诉诸于理性，不知道要以理服人，而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张牙舞爪、强词夺理。

  国家是一个垄断暴力的实体，合法暴力由国家通过政府来垄断。任何个人用暴力来伤害他人、抢劫、破坏他人和公共财富，都是法律不容许的行为。政府用警察来制止这种暴力，是法治社会的合法行为。     但政府也可能非法地行使这种暴力，一个缺乏人类理性的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往往会非法地诉诸国家所垄断的暴力。现在香港的问题是，按香港警方统计，反送中运动至八月二十三日的两个半月中，已有七百四十八人被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有暴力行为，可能只是阻挡了警察的行动，少数属于小规模「低暴力」。如果林郑当局和北京企图在反暴力的名义下，出动武警部队和军队，动用这种大规模系统性暴力对付和平抗议的香港人民，就是非法行为；如果造成死伤，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以英雄气概走到和平抗议的人民中

  面对这样有高度理性的人民，香港问题实际上很容易解决。这就是在已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重申「五十年不变」，重申实现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的目标」、第六十八条規定了「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要纠正张德江时期在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错误决定，废除实际上的「官方候选人制度」，把《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普選條款，認認真真、不折不扣地實施。另外三个诉求，要肯定它的合理性，让香港立法会和行政长官自行解决。在林郑对另四大诉求不接受不解释的情况下，北京只要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不惧怕人民，怀着对人民的爱，来到香港，「以爱之义，止息怒愤」，在和平抗议的人群中，亲切地与香港人民对话，就可以让历时一百天的和平抗议运动平息下来。这就是男儿气概！这就是英雄气概！李小龙就是香港的男儿、香港的英雄。有这样的男儿气概，有这样的英雄气概，中美贸易战也能很快平息。没有这样的气概，就只能遭受屈辱。二〇〇六年香港出版了我的《霸权论》一书，是描述充满动物行为国与国的关系。国家关系，从来存在着动物社会中争夺霸权的斗争，国家除了表现出人性外，还有强烈的动物性。一个只会用国家暴力镇压本国人民的首脑，就是「非理性」的动物，就不会有理性的、主动的、守信的、英明的外交，在国际活动中，不受人尊重，就会自惭形秽、形单影只、理屈词穷、忍受屈辱。

     现在看来，实行一国两制，内地不出男儿，不见英雄；香港遍地李小龙。

  「和平理性非暴力」三者不可分割。看一看林郑表现出来的、拒绝回答、强词夺理的非理性行为，看一看香港人民高度理性的和平抗争和在大游行中的表现理性精神。这是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的鲜明对比。

     不可扑灭的「保卫香港和平」运动

李小龙精神，是正气浩然的精神，在历时三个多月中，形成了香港持久的「保卫香港家园」的和平运动——护港运动。如果几天、几十天後的那一天，北方的武警部队或军队突然进驻香港，香港人的「家园」就会失守，就像八月二十四日中联办人员在深圳会议所说，香港人将遭受「灭顶之灾」。

「灭顶之灾」就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三个多月中，三个多月後，当二〇二〇年新年来到时，无论是香港渡过危机、一片欢腾，还是灾难降临、哀伤遍地，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二〇一九年的香港人民，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和平抗争大游行，其规模声势之宏大、浩然正气之飞扬、理性精神之充足、和平秩序之遵循，在人类全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人民，必然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肯定。在二〇一九年当年或以后，将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或其他全球性的和平奖。与这一点相联系的是，如果在今年剩下来的几个月中，北京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香港遭到了北京系统性暴力的摧残，那么，谁决定用武警部队或军队暴力摧残香港，给香港以「灭顶之灾」，谁就是「人类公敌」。

【註】「灭顶之灾」出自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深圳会议一位前中联办官员之口，本文後面提及有关「灭顶之灾」的含义。李小龙生于旧金山，一岁回到香港，他的生活和事业都与香港不可分离，是事实上的香港人。

              （2019-9-7  Washington DC 近郊）

香港《前哨》2019-10-1

冯崇义：习近平大阅兵与党国七十年大限

耗费巨资密锣紧鼓地准备和彩排的国庆大阅兵，动用近三十万人在京城反复演练国庆大阅兵，明天终于可以登场了。这些天来举国上下红旗飘飘、红歌嘹亮、红潮滚滚，似乎是要营造节日气氛。但是，这只是庞大的党国官僚机器制造出来的表象。在这些表象之下，看不到发出内心的喜悦与笑容。那些血腥的红旗招展与声嘶力竭的红歌吼叫，展示的反而是沉重、萧杀和惨淡。这次阅兵还真有喜事当成丧事办的势头，北京当局如临大敌，严控进京人流，所有刀具一概下架，而且在北京街头布满警察和其他巡卫人员监视所有居民和行人，连沿街窗户窗帘也列入严控范围，连各种鸟类也一律禁飞。莫非中南海高层真的是内心高度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国庆阅兵是党国前朝旧例，由毛太祖始创。毛太祖在位时，从1949年登基至1959年建政10周年，每年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国庆阅兵，前后共有11次。1959年建政10周年那次阅兵庆典，已属非常鲜廉寡耻，因为当年由于大跃进带来大灾难，已是举国饿殍遍野，党国上层严重分裂。的确，民不聊生、内外交困之下大办“庆典” 迫于这种逆境，1960年党中央国务院顺势改制，结束了一年一度的无聊阅兵，规定以后国庆典礼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才举行阅兵。从此而后，毛太祖就再也没有机会享受国庆阅兵了。1969年党国建政20周年，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闹得人心惶惶，满朝文武反目成仇，毛太祖顾此失彼，实在没有心情阅兵。暮年毛太祖众叛亲离、顾影自怜，常常吟哦《枯树赋》而哀叹“此树婆娑生意尽”，等不到党国建政30周年便已郁郁而终。 毛太祖之死，并没有带走国庆阅兵陋习，就像其僵尸仍然留在天安门广场一样。邓太宗出掌江山之后，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志得意满，于是在1984年国庆35周年安排阅兵，也因此恢复了国庆阅兵这一党国旧例。邓没有等到1989年40周年国庆才操办阅兵，大抵是担心老躯熬不到那个年头。邓要是真在1989年之前离世，中华民族便有可能避免当年那场大灾难，他本人也不会留下千古罪名。1989年国庆到来之时，邓自知在当年春夏之间犯下滔天大罪，再也不敢造次阅兵。但是萧规曹随，江泽民和胡锦涛虽然无功受禄，却也依样画葫芦，分别于1999年国庆50周年、2009年国庆60周年劳民伤财各寻一回阅兵之欢。习近平入承大宝之后，则是阅兵成瘾。习近平即位7年，至今已举行4次阅兵。包括2015年9月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2017年7月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阅兵，以及2018年4月无缘无故举行南海阅兵、2019年4月以海军成立70周年为由在青岛阅兵。 习近平缘何如此热衷于阅兵？习近平阅兵成瘾，在当世各国领导人中间，只有金正恩可以与他媲美。坊间有很多人喜欢将当今中共党国称为“西朝鲜”，也常常不太礼貌地将中朝这两位“领袖”戏称为“二胖”和“三胖”。其实，这等戏言所透露的信息不容忽视。人们听其言而观其行，从直观上觉得几年来打得火热的这两位“领袖”，其行为与嗜好显然在伯仲之间。中朝这两位“领袖” 这样热衷于阅兵，正是因为他们都是狂热的极权主义者，都迫不及待地利用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资源和仪式来展示其权势、强化其权位。 习近平当然知道他与金正恩一样频繁阅兵，显得相当异类。他此时知正用反、如此不合时宜地大办阅兵，或许恰恰显示他比他所崇拜的毛泽东更为阴毒、更有心机、更加无耻。毛泽东迫于内政外交上的困难，也不屑于掩盖他与同僚们之间的严重分裂和分歧，因而在1960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操办阅兵。习近平柄政7年来倒行逆施，向普世价值宣战、向公民社会亮剑、向互联网开刀、向私营经济抽血、向国际社会耍横，造成的内外交困并不亚于毛泽东时期。这7个年头，中国经济从下行走向滑坡，企业倒闭潮频现、失业率猛增、物价连续暴涨、金融界“暴雷”不断、股市萎靡不振、楼市危在旦夕、政府债务疯狂飙升。这7年以来，习近平以“大国领袖”自居、四面树敌。他蛮横地对香港和台湾步步紧逼；他轻率授意设定东海识别区、不惜践踏国际公法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礁并构筑军事基地；他组建上海合作组织、亚洲投资银行等挑战性组织；他盲目地推广“一带一路”项目并大举“撒币”；他提出“新型大国关系”、 “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咄咄逼人的口号。习近平这一切张牙舞爪，除了满足他自己及其一些拥趸的虚荣心，不但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实际利益，反而在国际社会造成普遍的反感、反弹和反制。港人反“送中”争普选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台湾“反共拒统”的阵营日益扩大，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全球民主国家围堵中国的联盟正在形成。 在这种四面楚歌、怨声载道的情势之下，习近平还要劳民伤财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阅兵式，足显其厚黑至极。这种厚颜无耻的本色，集中体现于习近平登基之后到处背书单自吹自擂炫耀学问；模仿君臣关系自立规矩，要求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定期向他“述职”；一再恬不知耻地怂恿那些摇尾乞怜、邀功争宠的马屁精们不仅以肉麻至极的谀词对他献媚吹捧、表达忠心，而且制作了大量肉麻至极的歌曲和影视作品毫无根据地将他吹得神乎其神；怂恿奸佞之徒别出心裁地利用谐音双关语鼓捣国人“学习”（学习近平），人民日报推出“学习小组”公众号为习近平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中宣部推出《学习强国》软件平台强制官民人等学习习近平的指示和讲话。 当然，习近平也并非毫无庆幸之事。此人治国无能，却害人有胆、集权有术。他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和周永康的暴力维稳推向无以复加的高度，全面激活极权机制，使本已觉得做贼心虚、对“干脏活”自知理亏心有余悸的打手们重新理直气壮起来，对贤良人士下狠手。他与王岐山联手以黑反贪，肆无忌惮地利用反贪利剑清除政敌、整人立威，迅速实现了党、政、军大权在握、“定于一尊”，甚至顺利取消了对他的任期限制。阅兵浪费的是民脂民膏，而对统治者的最大好处是通过阅兵欺骗国民。党国阅兵的所有表演，都是鼓励种种反智“美德”，诸如无限忠诚、盲目服从、集体狂热、崇高威武、雄伟壮观、步调一致、整齐划一，这些都是符合“法西斯主义美学”和“共产主义美学”的“美德”。通过阅兵来愚民，斯大林很成功，希特勒很成功，当今世界是北朝鲜最成功。 对习近平而言，能平安度过2019年，也值得庆幸。今年年初，他与他的跟班们就忧心忡忡，担心无法度过这个有着六四30周年等几个重要纪念日的年头、担心无法跨越“七十年大限”。他们一月份在北京连续召开了三次“维安会议”，严密布防。15日至16日是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将所有专政机器开足马力维护中共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特别是习近平的安全。17日接着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对全国“安保维稳工作” 做出周密的具体部署。21日，习近平再将全军军级一把手和党政省部级一把手召集到中央党校训话，全部政治局常委都集体出席，要求“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七大领域全力以赴，防范“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严防民变、兵变和政变。 这些举措表明，习近平热衷于通过阅兵展现大权在握，透露了他的内心恐惧。习近平在几年来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上犯了那么多罪、害了朝野那么多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万分恐惧，这也是独裁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所有独裁者的心病和代价。这个外强中干、岌岌可危、色厉内荏的政权和领袖，不断自说自话，在疑神疑鬼、神经衰弱之中靠大声吆喝来壮胆。习近平登基以来强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宣传的显著特点，就是将重点放在对习近平个人的效忠、要求爱党爱习的统一。在这个惯于“口号治国”的国度，当今党国最重要的口号是“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都是紧紧围绕效忠习近平这个主题。“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落脚点是向习核心看齐；“两个维护”，即维护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是赤裸裸地要求拥戴习核心。 问题在于，这个新核心本就是平庸之辈、无功受禄，上台后又不断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造成党国当局在国内焦头烂额、在国际上四面楚歌，根本无以服众。众多官员早就离心离德，日夜盼着核心早日下台或归天。实际上，习近平只能依靠枪杆子和刀把子强迫众多从心底里蔑视他的官员们向他称臣表忠。众多官员也是自身平庸、血性不多，特别是因为贪腐而被“核心”捏住把柄和软肋，心怀不满怨恨但不敢拍案而起，只好普遍进行软抵抗。怠政避祸是最流行的软抵抗方式，辅以捧杀阴招。因而，这些年来到处是形式主义，到处是顺着“核心”的调子表面上投其所好实际上败坏其名声的“高级黑、低级红”。 从另一个角度说，蒙昧是狂妄的底气。习近平予智予雄的底气来自他的特别蒙昧。只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当年都底气十足，带着共产主义蒙昧或法西斯主义蒙昧将二十世纪闹得天翻地覆。习近平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只及中学一年级，集共产主义蒙昧和法西斯主义蒙昧于一身。带有党文化梦呓性典型特征的“中国梦” 话语，恰恰是因为飘忽不定、不知所云而对他特别受用，自我感动得一塌糊涂。中共党国的最高权力不幸落入这样一位极权主义者手中，他在“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的梦幻中不可一世，掌握着党国巨无霸绞肉机，开足马力折腾，祸盈寰宇。 习近平及其跟班们开口闭口“四个自信”，而且信誓旦旦要坚决坚持“中国特色”，则半是由于蒙昧，半是由于道德堕落。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当年提出“中国特色”，乃是出于无奈。本意是承认中国落后，无法一蹴而就而到达世界水平或国际标准，从外部引进的先进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的“中国特色”，还得急起直追以求改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党国，居然将“中国特色”当成“优越性”，公然以谎言掩盖中共党国在制度和观念文化上的整体性落后，画地为牢来高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共党国是与时代脱节的制度，从未获得真正的合法性，从来也无法克服合法性危机，从来就是依靠无耻谎言和政治迫害来维持，在共产主义极权党国已在世界范围被淘汰的今天，“四个自信”实在无从说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等人开辟改革开放新时代，是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头，有改弦更张、改邪归正之意，有揭示真相、追求和解之心。习近平当今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过头去追捧混世魔王毛泽东，要将已经经历“去极权化”而转变为后极权主义的中国重新向后扭转为极权主义中国，表明他怙恶不悛，对党国罪错没有负疚之心、悔改之意，既愚且妄。 我一再指出，党国没有红三代，极权党国无法传承给红三代，无论习近平红二代们如何折腾，如何强调“红色基因” 和“红色引擎”、如何热衷红色崛起、如何向往红色帝国。蒋经国1986年决定开放党禁和报禁时留下一句常识性名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上文所谓“七十年大限”，指的是“革命政党”在暴力夺权后实施一党专政，迄今没有连续执政达到八十年的先例。在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几个政党中，苏联共产党从1917政变成功到1991苏联解体，执政74年；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一统江湖到2000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政党轮替中下野，连续执政72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民主的独裁党”，严格说来不在此列，但它从1929年上台到2000年大选败北沦为在野党，连续在位也只是71年。朝鲜劳动党是1948年上台，中共共产党是1949年上台，这两个政党虽然苟延残喘，能突破“七十年大限”的机会很小。中共党国已是亢龙有悔、国势日蹙、天命已殆、来日不多，“七十大庆”将是最后一庆。

林忌：中共70周年内外交迫

民主自由国家庆祝国庆，是与民同乐；独裁专制的中共国，外强中乾时局不稳的情况下，则连庆祝也要进入临战状态；自8月底起，交通、邮件要过三关安全检查，访民不准上京，民运人士「被旅行」，游客以至外籍人士「被搬家」，菜刀、生果刀、三文鱼刀等全部下架不准发售，无人机之外连雀乌也要禁飞；更荒谬的是医院的病人只许出院，不许收新病人，甚至禁止医院进行非紧急手术；部份公安派出所贴出通知，自周一（9月30日）八时起，停止煤气供应；十一国庆当日街道禁行人行走，居所却禁止人留家，要由朝早八时起在楼下集合，所有窗户需要紧闭，八楼以上要贴反光贴，而街头则更挂出了「确保进入北京的人乾净」的标语……这种「国庆」，究竟是甚么人在「庆」？究竟是「庆」甚么呢？

比起早几年甚么一带一路，甚么19大报告，很多「中国人」对中共国实力得出超欧赶美的幻想，而随著现时经济下滑失业上升，贸易战的阴影以至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弱势，却令冷静的人都意识到，风向转了；上年很多人以为，贸易战只是小问题，一堆亲中国的「国际专家」声称，美中两国之间没有本质的矛盾，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因此不会构成冷战，如今他们都已闭口不敢再提。今日美国政坛不止是共和党籍的总统侵侵（特朗普）要与中国打贸易战，连民主党也一再在国会立法，要就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追加去制裁中国，因此无论是谁当美国总统，都不会改变美国对抗中国的新形势。

又例如早前侵侵威胁美国要退出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以杯葛中国电子商贸滥用其「发展中国家」身份，以比起美国本国邮寄更廉价的收费，作出不公平的竞争，结果联盟屈服，宣布将容许成员国自订收费，以挽留美国不要退出；这些都说明，以往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与规例，正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压力下，实行全方位的改革，而终结中国多年来滥用制度的做法。

中国面对美国的施压，近年改变外交策略，甚至为讨好日本，而停止全国的反日宣传，以至全力制止国内针对日本的国族主义宣传；然而日本表面上虽然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也没有直接参加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与杯葛，却同时密密与美欧之间，签署更多友好的协议；上周四（26日），日本与美国签署初步贸易协议，最快本年内生效；周五（27日），日本与欧盟签约，建立「欧盟──亚洲对接项目」，为此签署600亿欧元的计划，将协助欧亚之间的国家与地区，在能源、数码科技等基建的兴建，以抗衡提出一带一路的中国在这一带的影响力。

日本这两步棋正说明，与中国的友好，只是表面上的关系，而日本真正的合作对象，仍然是美国与欧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解决了中国反日的问题；再反过来透过与中国的友好，达成和美国的贸易协议，以至排除中国来和欧盟合作开发欧亚基建，这一连串的外交成就，当然要肯定安倍的政治能力，然而这一切几乎都是中国自己的愚蠢所促成的！

就连脱欧压力下的英国，其外相也在周一（30日）也声称，要跟进美国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Magnitsky Act），去制裁侵犯人权的相关官员等，这姿态正表明，即使英国离开了欧盟，其主要结盟的对象都是美国，而非中国，甚至会比今日与美国走得更近；因此中国外交部除了用天价买起了如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这些台湾前邦交国之外，在大国的外交上却输得更多；北京在十月一日的国庆庆典上举行隆重的军事汇演以至展示外交「胜利」，却全部都只能赢得面子，真相却是：中国在国际陷于更孤立的泥足深陷了。

——RFA

白信：一个非理性超级大国的崛起？

北京政府一直试图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时政评论家白信认为，中共为建政70年的阅兵和庆典以及习近平近年来的许多做法不得不人让人对此产生怀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是否已经摆脱毛邓世时代的政治承诺？而这一切，甚至与中国一千年来平行于儒家精神之外的的另一个社会信仰空间息息相关？

（德国之声中文网）再过几天，北京就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庆祝，包括阅兵和游行。人们会在这次空前规模的阅兵式上看到一个庞大的武装组织展示他们最先进的装备，也能看到跟在装甲纵队后方的”游行群众”如何向一个领袖效忠，再配合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就不难发现一个超级大国的基本面貌。这最后一点，或许才是中国政府此番不遗余力地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所发出的信号，试图表明中共政权已经成功领导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并且可能跨过苏联崩溃的诅咒，在执政70年后继续稳固。

1. 超级大国

不过，人们有理由相信，外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本身，或者说，对于中国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一个超级大国后，仍然保持着高度怀疑。这种怀疑是多方面的：巨大规模的经典鹅步和装甲洪流无法不让人回想纳粹时代的纽伦堡阅兵或者冷战高峰时期通过红场的红军，就像今年4月的青岛海上阅兵仿佛”红海军”（苏联海军）舰队的复活；而近期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危机的阴影更无法不让人纠结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

更基本的，当”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久违气氛重新弥散在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身处北京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个70周年大庆本身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和与民众的强烈疏离，让人无法不怀疑一个缺乏民众参与和欢乐的国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国家的复兴。类似的，但是从历史的维度，面对大庆当中强烈的个人崇拜，以及一些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狂热，任何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都无法不与文革相比较，或者抑制其生理厌恶或恐惧，从而对习试图统一毛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努力产生怀疑。

而对严肃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或者国际观察家来说，如果他们还记得即使在同一个广场接受红卫兵欢呼的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的”中国绝不当一个超级大国”，或者邓小平曾经做出的24字政治嘱咐，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受拙、绝不当头”，就能发现七十年的国庆阅兵和庆祝其最大意义可能在于中国正在迫不及待地展现为一个超级大国，颠覆了毛、邓时代的政治承诺，也不再是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间的有限超级大国，或者邓时代致力于”闷声大发财”的成长中的经济大国。这可能是1949年以来今天中国最大的改变，也是习近平最急于、最乐于向外界表明的，以此增强他在党内和国际的权力或者影响力。

“两个霸权似乎都还没有学会如何相互承认和共处”

但是，就如1907年《克劳备忘录》曾经所警示或开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崛起本身就可能引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冲突，即如最古老也最现实的”修昔底德陷阱”所呈现的中美对抗图景，中国的崛起是否可能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相容已经成为美国和国际外交届最为迫切和长远的中心问题，两个霸权似乎都还没有学会如何相互承认和共处。而这一切，如果要在70周年庆典上寻找答案，似乎并不现实，尽管一些资深政治家们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巨著《论中国》当中凭借他一贯的睿智和丰富的经验得出了1949年以来中共毛邓时代都是理性政治的结论，多少可以让人感到安慰。这也是更多美国的资深中国通们在最近的公开信中所坚持的立场。

类似的，虽然不否认中美之间可能重蹈类似1962年古巴危机的危险对峙，艾利森对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建议也是以持久谈判换取长和平，简直就是冷战经验的翻版。诚然，因为从冷战高潮的1969年起及早转向投入美国和西方怀抱，中共政权避免了1989年后的崩溃，且在调整后继续投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获得政权巩固，并且开始了一个至少形式上的向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政党的转型，但是包括艾利森在内的今天大部分西方世界的观察家们都抛弃了此前抱有的民主化幻想，同意中国将继续保持她的威权主义，而不是融入西方，也就是中共所宣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情景，与七十年前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并且其中许多挂着共产主义旗帜的盛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环顾四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中国却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宪法原则和执政指南，不能不说，虽然凸显了习近平和中共的制度自信，却也难掩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制度孤独。而作为中国革命的结果，中共政权能够建政并且存续70年，却是另一个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同样孤独的共产主义大国–苏联输出革命的产物。这一革命虽然暂时延缓了全球化进程，但是中国依靠1979年后的缓慢转型逐渐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车，得以成长为新的超级大国，并且将全球化推进到一个全然陌生的阶段。

在这意义上，无论毛泽东时代向世界输出毛主义和游击战式革命、还是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更像是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长久孤立的回声，而后者是借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打破孤立、参与到世界政治进程中。因为，如果追溯更为久远的历史回声，就能发现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陷入”大陆岛”的地缘政治困境，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是充满动荡的逼仄险途，西南通道也是艰险低效，为西南化外民族控制，而面向东南亚的海上道路仅仅在宋元朝代一度繁荣，当郑和下西洋结束后很快陷入明清两朝海禁的自我封锁。至于尔后乾隆皇帝接见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的庚子之乱，这种长久以来的大国孤立所引发的与国际社会的冲突–国际社会的另一面却是亚当.沃森(Adam Watson)所说的欧洲主权国家模式的扩展，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今天中共声称为扭转晚清以来的孤立和积弱、以民族复兴为超级大国目标所呈现的历史回声：既坚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主权国家模式作为东亚秩序基础，又固守儒家天下主义的中国中心主义，在二十一世纪演化成一种奇怪和陈旧的大国外貌。

所以，欲理解中共建政70周年以及这一非西方模式可能对世界未来带来的不确定，就需要从70年执政所基于的中国革命框架，然后跳出去，放在更为长远的历史主义背景中，重新发掘引导其历史发展的所谓隐秩序，一个通过文化基因进行无限竞争和迭代遗传的历史动力，以此观照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代理人中共和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内核。其中，习近平最近几年反复讲的几个关键词，例如”红色基因”、”伟大斗争”和”不忘初心”，频率最高，也颇有深意，暗合着相对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的第二期，即第二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毛主义，也包含着更多本土传统。

只是，这一本土传统之本体论所要求的，恐怕不合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邹谠生前反复强调的将理性选择引入党史研究的方法论，自然也开始跳出基辛格所经历和理解的中共政治的理性主义，可能驱动着中国政治的非理性发展，朝向一个非理性的超级大国，而可能挣脱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新冷战下未来长和平的框架。

2. 毛主义

在习近平执政将近七年后，已经很少有人再怀疑他不是一个新毛主义者。无论从他有意模仿毛的话语修辞，还是重复毛式的个人崇拜与个人威权，或者效法毛发动的以公有制经济和中国制造为中心的”习跃进”、以及跃进失败后的类似毛在大跃进失败后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不忘初心”教育，甚至对”枫桥经验”的高度重视和新近大谈伟大斗争，都显示他有意地以毛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内核、以毛氏的终身执政作为榜样，并自命为1949年后与毛并列的”伟大领袖”。其”一带一路”倡议便可看作效法毛的输出革命，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实行的全球战略，升级毛时代中国作为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超级大国，并在欧洲、中亚和中东展开与美国的竞争。

事实上，自2012年秋天习近平宣布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应该统一认识”的论调以来，1979年以来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无所适从，当他们转向并且努力说好所谓”中国故事”或者解释中国模式的时候面临着各种理论和现实冲突，国际社会也从此放弃了此前中国市场经济可能引发民主化转型的幻想。对于毛主义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统一、进而与习近平的新毛主义路线统一，人们的认识似乎落后于这位独裁者的极权主义发展。

即使在过去几十年林林总总的毛主义研究中，人们对毛主义的理解仍然限于游击战（包括全球范围的城市游击战）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等，中国革命史被简单化为对莫斯科路线的修正和本土化，即毛泽东思想在1944-45年间中共”七大”的兴起–在对日的民族主义战争中，毛泽东不仅夺取了全面的领导权，而且完成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的建政，直至今天被习近平重提。

在2019年最新出版的《毛主义：一部全球史》中，以新清史研究著名的蓝诗玲(Julia Luvell)把毛主义总结为九个方面： 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妇女能顶半边天、批评和自我批评、东方红太阳升、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造反有理、与对立面的斗争永无停止等，构成一个系统化的强调实践（行动）和斗争的革命（暴力）哲学，充满领袖崇拜、浪漫主义和自我否定，很大程度上因此在实力相对较弱的冷战时代，敢于不断发动与西方、东方阵营及不结盟体系在边界的战争，如朝鲜、台湾海峡、中印边界、中苏边界和中越边界，也为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提供了在斯大林主义之外的另类选择，支撑着毛时代的”另类超级大国”。

不过，即使蓝诗玲的最新著作也只能解释毛泽东所代表的本土意识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理化他们的胜利，并不能解释何以在中国化完成之后中共内部仍然爆发近乎全面内战的文革，最初和王稼祥、陈伯达等一道树立毛泽东思想、代表儒家共产主义的刘少奇等党内官僚集团最终成为毛的敌人。瓦尔德(Andrew Walder)的最新尝试《毛统治下的中国：一个脱轨的革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则同样继续了一个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和中共政党机器二元体制的神话，并没有把他最初的”新传统”假说深入下去。类似的，裴宜理虽然从一开始就难得地试图以更大的框架找到历史延续与变迁背后的真正原因，注意到”古老的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将中国革命追溯到十九世纪例如淮北的捻党，也注意到当地以士绅为主体督建圩寨的更为久远的传统，甚至还注意到了二十世纪河南红枪会的信仰和仪式问题，知道这些地方力量与会道门和千禧主义的关系，但是很可惜没有继续深入，错失了对中国革命另一条主线的探寻。

3. 白莲教

而正是这另一条主线，一直延续到毛氏后半生的斗争中。邹谠引述过毛在1971年9月林彪出逃前的讲话，毛称此前50年有过10次路线斗争，前5次都与共产国际有关，而后5次则在内部与高、饶、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等”儒家共产官僚”们展开。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表明，他从1958年开始以”三面红旗”颠覆苏联式体制、引发中苏分裂在先，而1966年发动文革推翻儒家官僚制度的政府和司法机关、高考和教育制度等在后，那么毛自己到临终前的十年统治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中共中央已经于1981年以决议文方式彻底否定后，习近平重新肯定并全盘复活又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新毛主义和毛主义的内核一致性到底是什么，居然能够在中国自1911年进入现代社会后屡屡发挥颠覆性的破坏力量？

虽然，毛在1969年后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路线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且被邓小平所继承最终发展出改革开放政策，我个人也曾经以邓式的极权主义国家化代替毛的极权主义运动来解释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但是这一实用性假说却很难适用在习的路线上，而极权主义国家化在1989-92年后向威权主义国家的转型后，习近平重启极权主义运动和国家化的双重进程还是与邓小平有着相当差异。至于答案，其实就在习近平提出的”初心”、”无我”等口号之中，如同他的讲话修辞刻意模仿毛式口语风格和大量的第一人称使用，也刻意模仿毛式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引用范围，即集中在先秦与汉、明清两朝等，呼应着毛泽东晚年对五斗米教的推崇。

也就是说，在这些原本出自佛教用语的政治口号背后，折射着毛主义本身被人忽视的重要一面：从南宋以来的白莲教政治。这是过去一千年里中国政治里平行于儒家政治抑或所谓儒法表里的政治张力之外推动中国政治的另一条主线，可在今天倍受推崇的王阳明的毕生经历中窥见，两者如何相互融合、分裂和对抗，而白莲教以来直至尔后经历数次转型，始终扮演着中国底层政治的主要动员方式。如元末白莲教在弥勒崇拜和千禧主义的激励下成为推翻蒙古政权的主力，在明朝则因应王学推动的儒释道合一兴起罗教，广募士兵、水手和漕工等，以居士为主的白莲信众其佼佼者甚至常以（道教的）真人自居，再到1796-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和1813年八卦教攻打紫禁城，最后一次大规模上升到主流政治并不限于1900年的义和拳，从罗教演化出来的青帮积极加入民族主义革命甚至1925年对上海工人的镇压。

另一方面，在这些”起义”的间隔期，在禅宗以及白莲教本宗之净土宗浸润儒家文人的同时，”低端”的白莲教却是普通民众直至今天的日常信仰生活，特别以其祖师茅子元所葬地的金泽镇为例，积极塑造着民间（白莲）宗教为动力的城镇化经济。这是儒家精神世界之于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的一个平行信仰空间和社会空间，也是有别于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模式下层级化的市镇体系，却长期被儒家霸权的中国知识传统所轻视，更动辄被儒家-朝廷视为危险政治力量，污名化为”吃菜事魔”和淫祠左道，在元、明两朝都被官府多次严禁。朱元璋甚至对白莲教泛滥严重的松江府采取高税政策，以示惩罚。最近一例便是与白莲教有许多相似和传承的法轮功。

而一向精于三教九流之道的毛泽东，显然深谙白莲教的末世主义和菩萨崇拜的动员方式，暗合从新教革命中衍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包含的千禧主义传统，这或许是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逻辑，都在表面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等富有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方法论之外，另据其千禧主义传统而产生出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在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失败后以底层民众为主要动员主体，即白莲教底层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化。其革命路线区别于德国、苏联式的工人革命，土地路线也区别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在与莫斯科派的竞争中胜利后最终与代表儒家伦理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儒家主义和务实主义的路线先后发生根本冲突，尽管毛主义的路线路线长期得到儒家共产主义者的拥护执行、此种冲突也并存在毛和习的个人思想内部，经常发生摇摆。区别在于，毛或自知而习恐不自知。

至于其关联或传承，除了文革时期的个人经历，宗教学者如张彦(Ian Johnson)在其《中国的灵魂》一书里归诸后毛时代中国人的信仰真空和宗教复兴，他还亲身观察和记录了习从正定以来对佛教的连续和特别的关注。此外或许没有更多公开证据表明习和白莲-净土信仰的特殊联系，但是白莲所本之净土宗作为在普通百姓中传播最广的汉地佛教宗派，无疑地便可视为白莲教-底层政治的土壤，这是任何一个笃信毛主义群众路线的领袖都不能不认真面对的。何况近年来这一浅白的佛教甚至以北京龙泉寺的现代传教方式在社会精英人群中得到广泛传播，而本土佛教总体上还被中共当作牵制外来基督教发展的竞争性宗教予以大力支持。

虽然宗教学者倾向于中国汉人的信仰无论儒释道都关注共同的魂魄问题，无关一神教的超越，从而在理论上和起源上难以与原始的萨满做绝对的区分，那可能解释北方民族如蒙古人和满人与汉地的融合其程度之易，酷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但是相对于儒家的实用理性传统，以义和拳为例证的白莲教的非理性主义似乎根深蒂固，且白莲教主导的过去一千年的历次底层起义无不被中共视为政治正确、符合其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那么这种非理性的底层政治传统一旦克服了儒家伦理的桎梏而登堂入室，便可能形成新的白莲教政治。

例如义和拳运动一度对儒家们自我革新的努力——洋务运动造成严重挑战，置帝国于前所未有之危局，而今则完全可能进入新兴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内核，再次放弃儒家技术官僚们数十年改革开放的制度性成果，从内部劫持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重复白莲教长久以来深为儒家所憎恨的“夜聚晓散”高频开会模式对党员们进行控制和洗脑。然后，这一二十一世纪的白莲教政治将以“白莲教左派”的面目出现，区别于保守的儒家官僚，也区别于世界范围如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新著《资本和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所谓“婆罗门左派”——另类的左翼精英阶级，后者面对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无力给予这一现代白莲左派以民粹主义的空间，且混迹于全世界范围的民粹主义浪潮，形成世界范围2.0版的红卫兵运动或3.0版的义和拳运动。

如果幸运的话，中共党内或有儒家继续抵抗，如温家宝一般离任之际发出文革可能再来的警告，那么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内部的非理性倾向或许可以得到遏制，例如毛主义政权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实用主义。否则，如果儒家官僚和文人们都被禁声、边缘化或依附化–如明末崇祯皇帝时期的袁崇焕或者李自成身边的牛金星等，且白莲教底层政治寻找到新的形态或寄主而复兴，抑或儒家官僚们至多也像王阳明时代的儒生们一般，虽尽全力还是受儒家自身局限而难以挽回朝代衰落，如同今日技术官僚们困在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内，那么出身红卫兵的领袖其个人意志便成为国家保持理性与否的关键了。

接下来，如果一个类苏联崩溃的末世主义论调还在继续，那么世界很难期望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愿意接受现有秩序的合法性从而维持稳定，而当一个古老的非理性政治传统死灰复燃，一个新兴超级大国崛起后采取竞争性的姿态来对待现有国际秩序，从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到核不扩散等等，那么当年克劳备忘录所标注的德国式的外交革命以及随之带来世界的不稳定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德国之声

70年：美国对台政策逐渐与中国因素脱钩

中国军机为十一阅兵操演。(2019年9月22日)

VOA 钟辰芳 – 华盛顿 — 今年是中共建立政权70周年。回溯过去70年来两岸关系及美国在与台湾断交前后至今的对台政策变化，对台湾地位如何定义是核心问题。

北京坚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台湾内部一直对此存在分歧。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之后才给予北京外交承认，但华盛顿持续维持与台北的非正式关系，并且在北京坚持台湾为其叛离省份并威胁以武力实现统一之下提供台湾包括军售在内的安全援助。

1949年共产党建政，国民党政府退守到台湾，两岸形成各自分立的局面，蒋介石与毛泽东政权相互以“匪”称之，美国持续与台湾的中华民国(ROC)政府维持外交关系，一直到1979年卡特总统任内，华盛顿与台北断交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并为止。

美国曾考虑承认北京

在中共建立政权初期，美国曾考虑要承认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资料照片：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国安顾问叶望辉在传统基金会参加台湾总统蔡英文视讯演讲活动。(2019年3月27日)

前白宫副总统切尼特别助理叶望辉(Steven Yates)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这段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

叶望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正处于二战后的重建阶段，美国一般看法认为，既然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与蒋介石的国民党这场国共内战中取得胜利，美国也应该并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当时包括国会和许多政治人物仍然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因此美国内部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辩论，看法并不一致，随后韩战爆发，美国也不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

请同时参阅：马英九金门揭幕和平碑，希望台海和平永续繁荣

关于这段历史，中国外交部在解说“武力解放台湾方针的调整”的文件上说，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台湾和美国开始讨论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再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表示不允许美国军事干涉和占领台湾，并且从当年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政府也在12月2日与国民党的蒋介石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北京认为这是美国有意阻挠中国统一。/**/ /**/ /**/ 请同时参阅：台湾国防部举办金门823战役60周年纪念特展

1955年1月，解放军发动渡海战役，攻克了一江山岛，随后美国协助台湾守军和居民撤出大陈岛。中国外交部的历史叙述说，此后“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出现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对美对台的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这段时间台湾的地位也一直随着历史在变动。

历史照片：总统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离开台北的圆山忠烈祠。(1995年3月29日)

叶望辉说，当时台湾从战后日本殖民地变成“多少有一些”是中国一部分，接着“几乎”要被视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又到冷战期间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一直到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深陷越战，为平衡当时的苏联而做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定”。

叶望辉说：“再一次，美国看似准备要牺牲它在台湾的权益(equities)和台湾本身，它宣称要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事实上，美国对双重承认政策持开放立场，只是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此表示反对，所以我们被迫做出选择。当美国被迫做出选择时，我们最后选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公报》关于一个中国的表述

在美中正式建交前，尼克松总统即开始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但在过程中双方对如何处理中华民国/台湾的议题难以妥协。

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泽东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中南海握手（1973年11月12日）

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解密文件透露这段期间美中两国折冲的复杂过程。

《美国外交关系：1969-1976年》的记录显示，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的前半年，美中两国第一个公报-《上海公报》的雏形也开始出现。

根据白宫录音档案(第192号文件)，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前与他的国安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有长时间的谈话，在这些对话中，尼克松清楚表明并坚持中国不能对台湾动武的立场：“如果他们真的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和福尔摩沙是有条约的。”

基辛格答复：“的确是这样。”

尼克松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条约。”

基辛格表示，公报前面的文字有提到美国对条约的承诺，不过他也表明，“公报最大的争议部分是台湾。”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在上海与周恩来总理发表联合公报，两国在公报中就长期以来的 “严重争议”(serious disputes)，各自确认对“台湾问题”(the Taiwan question)的立场。

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周恩来总理和翻译唐闻生在场(1972年2月21日)

在美国在台协会的中文版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中国方面也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历史照片：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准备在电视上宣布与北京建交。(1978年12月10日)

1978年12月15日晚上，卡特总统发表对全国讲话，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并宣读了美国的建交声明及建交公报的内容。

在美国的声明中卡特宣布，美国将终止与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且在未来4个月内撤离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人员。

他还说，在没有政府的官方代表性与外交关系之下，他的政府将寻求政策与法规上的调整，以便维持美国与台湾人民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他还说，美国“持续在台湾议题的和平解决上存在利益，也预期台湾议题将由中国人他们自己和平解决。”

影响华盛顿-北京-台北关系的美国重要文献

1979年12月20日，前总统尼克松在卡特宣布美中建交之后给卡特写了一封信，信中特别提出他对中共“不对台动武的保证是否足够”的担忧，希望卡特能明确向北京表达美国的立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尼克松说：“我知道现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军事攻击的可能性在几年内都还很低，不过我认为美国应该公开表明，任何对台湾使用武力都会无可避免地危及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他还说，美国也必须对中国表明，美国有权利批准私下售台武器，不过美国打算“只有在有必要威慑任何对台动武的情况下行使这个权利。”

台湾的地位不确定

谭慎格

曾任美国驻广州副总领事的前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首席分析员的谭慎格(John Tkacik)，今年4月在一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活动中，回忆他在1978年8月从台北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被调到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的亲身经历。

谭慎格说，当时国务院内部已经开始在准备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因此对台事务的处理也在做内部组织调整，把“中华民国科”改为“台湾协调幕僚”(Taiwan Coordination Staff)，“尽管实际上我们就位于中国科隔壁”。由于台湾科(Taiwan Desk)与中国科(China Desk)只相隔一个角落，因此，“我们都戏称那个角落是台湾海峡”。

谭慎格说，当时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台湾科并不在中国科之下”，但台湾科并没有一个主任，而是隶属于地区事务局(regional bureau)，当时外界也不清楚国务院内部有台湾科与中国科的区别，他说，国务院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美国在政策上并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政策的背景，其实要回溯到美中正式建交前8年。

1971年4月，美国国会就曾经几次要求国务院说明，台湾的地位是什么。谭慎格说，当时“国务院的正式答复是，台湾的地位没有确定”(The State Department’s response, formal response, was that ‘Taiwan’s status is undetermined’），而中国对此自然是“极度不高兴”(terribly upset)。

历史照片：蒋介石总统和夫人蒋宋美龄在台北的“双十节”集会上挥手致意。(1971年10月10日)

谭慎格提到的这段历史，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1971年5月3日，蒋介石总统曾经会见到台北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肯尼迪(David Kennedy)，会面主题是有关台湾纺织品销美的议题，但国务院发言人查尔斯·布雷(Charles Bray)4月28日发表了一段暗示台湾地位仍然有待决定的谈话，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悦，中国也对布雷的说法表示不满，尼克松总统在5月5日的白宫每日汇报中批评说：“为什么国务院不按照我的说法呢？”

1971年5月1日的《纽约时报》曾经对查尔斯·布雷1971年4月28日的说法报道说，国民党政府“严重关切并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关于台湾主权的表态。

报道称，“这位国务院发言人说，另一个台湾前途可能的解决方式，是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自行谈判取得协议。”

据国务院解密文件，在美中建交前的1978年12月初，北京对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点仍然非常坚持，并指称美国同意北京的立场，但卡特总统并不接受这个说法，还在国务院的电文中亲自写下他的谕令。

请同时参阅：VOA专访：前总统卡特回忆为什么要与中国建交

谭慎格说，“在国务院的记录中有那个电报，卡特总统亲笔写的字就在上面，‘不，我没有同意这点，不要有任何逾越《上海公报》的东西。’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那就是台湾要被以一个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来分开看待，并且在美国国内法上被视为一个国家。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与台湾有一个全新的防务安排，那原本并不在国务院的台湾关系法草案中。”

他说，当时国务院并不想要在草案中有任何涉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US-ROC Mutual Defense Treaty)的部分。在美中两国的协议中，美国打算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因为在法律上国务院认为，这个条约的范围只涵盖台湾，并没有扩及中国大陆，依据条约的规定，如果美国要终止这个条约必须在一年前通知台湾，因此卡特总统决定一年后终止条约。

谭慎格认为，卡特总统这么决定的理由，是因为当时在国会中包括参议员戈德华特(Sen. Barry Goldwater, 台湾称高华德)等人非常重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认为这个条约是美国参议院在1954年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的，也只有参议院才能终止这个条约，因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1980年1月1日终止。

请同时参阅：美台关系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上)：“台湾会生存下去”

《台湾关系法》旨在维持美台政府间接触

1979年4月10日，第96届美国国会表决通过《台湾关系法》(P.L. 96-8）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提供指导方针，并将其生效日回溯至当年1月1日美中正式建交同一天，美国在台协会也依据这个法律设立，负责处理美国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经济关系。

历史照片：因美台断交而愤怒的台湾示威者冲击从华盛顿抵达台北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乘坐的黑色轿车。(1978年12月28日)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研究员邓凯丽(Kerry Dumbaugh)2009年《台湾的政治地位：历史背景与美国的政策意涵》报告，第96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通过《台湾关系法》之前的两院协调会议中，希望对美中1972年及1979年两个公报中关于“一个中国”部分加强表述。协调会议报告说：“美国认识到中方立场指台湾为中国一部分，但美国自己并没有同意这个立场。”

已退休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太安全研究员简淑贤(Shirley Kan)，对国会在《台湾关系法》条文的讨论与立法过程做过深入研究。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的目的是为了要维持美台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接触，如果没有这个法律基础，双方原有的接触、合同与各种协议、所有美台之间的往来将无法持续，因此“为了美国国内的目的，为了我们的法律，台湾被以一个国家的身份来对待”(for US domestic purposes, for our laws,Taiwan is treated as a country)。

简淑贤撰写过《中国/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 – 华盛顿、北京与台北的重要声明》报告以提供国会作为政策参考。 她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至台湾后，过去70年发生许多事，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到被国民党占领和统治，没有人知道台湾会如何发展，“没有人真的去问台湾人民他们要什么，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她说，美国在这段期间看到共产党的中国大陆有许多自由化(liberalization)，但也有许多对自己人民的压迫。另一方面也看到台湾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但也受到专制政权的压迫，国会希望透过《台湾关系法》的条文来促进台湾人权民主发展，台湾人民能享受更多的政治自由(freedom)，朝现代化、自由、民主和繁荣的方向发展，也正是美国想要支持的典范。

历史照片：蒋经国

简淑贤认为，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后来会做出让台湾自由化的战略决定，有很大的原因是受到来自美国，尤其是美国国会的压力，“他们知道必须给人们自由，领导层知道他们别无选择。”

简淑贤说，美国国会一向希望台湾能够自由化、民主化、更加繁荣，“台湾人能够不受中国控制，让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如何在一中政策下确保台海和平？

已故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澜(Alan Romberg)在他2003年出版的《悬崖勒马》(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一书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主权不可分割的坚持，以及台湾的相反主张，为美国政策带来矛盾，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北京所坚持的“一中原则”，对北京而言，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在美国的政策下，这却被视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阻碍，因此“只要美国能正确看待主权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自然解决”。

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副主任及发言人的容安澜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开始时，北京的核心议题一直都是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到双方往来更频繁之后，美国也极力避开被卷入任何涉及确认台湾地位的法律名词和复杂问题；多年来美国的官方政策已演变为：这不是“我们的议题”(this is not “our issue”)，而所谓“我们的议题”，在美国官员的陈述中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abiding interest)，也就是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正由于对“台湾问题”(the Taiwan question)立场分歧，容安澜说，从基辛格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的30多年来，美中之间就充满了各种“计谋与反计谋”(ploy and counter-ploy)，试图将台湾议题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动，中国寻求让华盛顿“至少要认识到(acknowledging)、最好是支持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而美国则寻求“避免做出明确的支持，但要从中国取得一个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议题的承诺。”

容安澜说，这段历史充满了“误解、误判和相反目的(cross-purposes)，有时甚至导致彼此利剑相向(crossed swords)”，即便在美中关系已经达到比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好”的时候，“台湾问题”(the Taiwan question)依然是美中之间“一个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定时炸弹”,不仅仅是对美中关系和对台湾2千3百万人而已，对中国、美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地区未来的战略和经济前景也是如此，也因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这因此成为美国决策者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conundrum)，那就是“如何保留(preserve)美国参与这个岛屿安全的法律基础，但同时也不去否定(contradict)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主张。”

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在其“一中”政策下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官员经常覆诵的一中政策包括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在涉及军售和安全议题时，官员经常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

台湾的汉光军事演习里，美国制造的F-16战斗机从公路上起飞 (2015年12月16日）

中国政府一向指责美国对台军售违反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1982年关于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最近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一笔66架F-16战机的军售案，北京一样要求美国“立即撤销”此一决定，对于这个被视为已跨越“红线”的举措，表示将对参与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虽然中国总强调美国对台军售违反“八·一七”公报规定，但美国未因此而停止售台武器。最近解密的一份文件，终于让华盛顿处理对台军售一贯依循的指导方针曝光。

这是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写下的备忘录，今年8月30由时任白宫国安顾问的博尔顿(John Bolton)签注解密，备忘录对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明确下达关于对台军售的指令。

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表示，他已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关于对台军售政策的联合公报，在签署公报前的谈判中双方都有清楚的理解，那就是“任何此类军售的减少必须视台海和平，以及中国持续其已宣示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根本政策’。”

资料照片：美国总统里根和夫人在访问中国期间，在西安参观了真人大小的兵马俑。(1984年4月29日)

里根重申，中国对和平解决台海两岸分歧的持续承诺，“绝对是美国愿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条件”，这两者间的联系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永久的必要性”(permanent imperative)。

此外，里根还说，美国提供台湾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完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而定”，台湾应对中国的防卫能力无论在性能或数量上都会得到维持。

中国外交部称，“美国内部单方面搞的所谓备忘录，完全错误和无效。”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费舍尔(Richard Fisher)说，只要美国能保持在全球而不仅仅是在亚洲的军事优势，也能够继续提供台湾足够的武器装备，就能够威慑中国对台湾的武力侵犯。

他说，华盛顿或北京如何描述他们的关系并不重要，因为40年来双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交手，今后也会继续如此，“重要的是，尤其是对北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如果对台动武是否能赢，只要他们决定不会赢，他们就不会发动攻击，而这也是我们如何维持和平，以及和平所带来的所有好处，例如贸易和教育等等。”

台绿营人士呼吁美台建交

随着中国在台湾2020总统选举前加大一中原则的紧箍咒压缩台湾外交空间，有台湾绿营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正是美国与台湾建交的好机会。

台湾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在台北举行新闻发布会(2006年11月8日)。

前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堃最近访美时就发出这个呼吁。游锡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中关系发生变化，虽然主要是经济的问题，但美中两国的冲突本质是“政治价值观”的问题。

游锡堃认为，如果中国不能民主化，两国关系要改善是很困难的，现在美国正在从三方面对中国施压，除了打贸易战要求中国做结构性改革外，美国也正在全面清理中国的渗透，接下来还要改革国际组织，因此一个新的、对中国的围堵正在形成，中国如果不民主改革，双方关系将更为恶化。

游锡堃说，台湾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与美国站在一起，不仅是美国的民主同盟也处于美国印太战略最前线，因此他认为“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的话，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我很希望借这个机会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应该想办法台美建交，让台湾能跟美国有更多交流、邦谊能更加巩固，甚至能够参加联合国。如果能这样，对美国好，对台湾也好。”

游锡堃的论点在于，特朗普“勇于打破现状”，上任以来已经撕毁多项国际条约和协议，例如巴黎气候公约、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甚至还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度，所以特朗普“有能力要改变美国的一中政策”对台湾的限制，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此外，游锡堃认为，特朗普的内阁及国安团队有许多友台人士，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他们对中国都非常强硬；再加上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冲突一旦爆发，美台的确有可能“一下子就建交”，问题只是在于台湾是否已准备好。

资料照片：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新馆 。(2018年6月2日）

对于美台是否有可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事，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助理叶望辉说，特朗普政府正在从许多方面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正常化”，这包括让台湾的军购过程以及美台官员互访的常态化，这些都已经可以看到改善，他预期未来还有更多朝此方向发展的空间。

谈到外交承认，叶望辉也说这个议题目前还有些不成熟，因为还没有看到美国国会在朝这个方向走或是有“破天荒”(ground-swelling)的支持，不过特朗普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原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例如重新谈判美墨加贸易协定，所以“绝不要说不可能”(never say never)。

叶望辉说，可以确定的是美台关系的发展弧形(arch),是不再把台湾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慢慢开始接受台湾自身所拥有的面貌条件，不管这个过程是几年或几十年，这都是历史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