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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0日星期日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五十二)——走出“不暇自哀,而后人复哀”的怪圈

上篇“跟进”发出之后,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问题在于:利害的取舍。贾志刚既然是个人,就应该知道善恶、是非。但为了既得利益,他不能不按照当局的意志去办理一切案件。其内心有没有矛盾、斗争?应该有的。只要还有一点点良知,就一定会感到痛苦。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外人是不知道的。这一点我们能够断言。但未来的走向,我们却不能预言。也许明天,良知忽然发现,也可能做出令当局不满意的行动。这样的人多了,当局就会感到心劳日拙,穷于应付。其命运也可能走到了头。

我写这篇“跟进”时,正迎来共产党夺取政权第六十九年的“庆祝日”。这个党虽已腐烂到头脚流脓,恶臭无比,却似乎依然坚挺在那里,它的命运何时走到头,无人能够预测。这是否因为中国人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直至今天习近平所挟持的共产党越来越荒诞、越来越丧失人性的铁腕统治之下,尙存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人越来越少,因而“仁、义、礼、智”在中国大陆将近散失殆尽的结果呢?

贾志刚先生坚守“绝不开庭”却稳坐“审判长”之位;蔡奇在严寒的冬日,将居住在北京的“低端人口”残忍地驱赶出家门而市委书记照当;曾某一家在瑞典泼皮耍赖竟引来桂从友大使出面撑腰……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确是如此”!

2012年11月29日“新华网”有报导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六年之后的现实是:共产党正在朝着彻底剿灭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目标一路狂奔。习近平所承的“前”自毛泽东始,所继的“往”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恰恰是本文题头引文中,父亲李锐在1988年底完稿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所痛切联想到的“不暇自哀”的悲哀。

父亲在《李锐口述往事》“臧否人物”一章中对习近平有如下的叙述:

习近平原来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我到正定去同他谈过话。那时他也是第三梯队成员之一。当时的省委书记高扬在省委常委会上将习仲勋关照儿子的事提了出来,这当然使得习近平很难再在河北呆下去。后来组织部知道了,将习近平调到福建,先在厦门市当副市长,然后慢慢上来了。

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我和老伴儿还有秘书薛京有一次到杭州,他请我们吃饭。我跟他讲:“你现在地位不同了,可以向上提点意见啊。”他说:“我怎么能跟你学啊,你可以打擦边球。”

西方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有了权以后是会变化的,这样的人我接触多了,前边讲了江泽民。耀邦和紫阳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坐到总书记的位置上,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一身正气。习仲勋也是如此,在批判耀邦的生活会上,他事先并不知道,进去以后看到那个场面,拍了桌子,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他大概骂过一次李鹏,后来就长期住在珠海,不住在北京了。我只要到深圳,每次都去看望他。

父亲在他2012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述:

七点起床。准备参加上午《炎黄》社的会。九点前到达,到十多人。吴思、杜导正主持,有郭道晖、何方夫妇,彭健、丁东等和社中主要人杨继绳等……讨论很热烈。最后谈到对习近平的看法。导正谈父亲曾教育儿子两条:办事实事求是,对人包容宽厚。儿子曾表示,前者难以完全做到,后者定能作到。

 “人有权以后是会变的”,而且往往会沿着植入内心最深的那条脉络变化。中国人如何才能走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怪圈呢?如何让中华民族回归人人本应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呢?让《李锐口述往事》这类为后人鉴之而得以不复哀所写的真实追忆,取代放置于大陆书店显赫位置的那些习近平所著的:《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习近平2015年联合国讲话选编》、《习近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讲话》、《习近平用典》……应该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第一步。
最后,将我收到的三中院发给我的第十六次“延审通知”贴在这里,静候六个月后贾志刚提出第十七次延审。让我们一起见识什么叫“无耻”了还要再“无耻”!坚持跟这种“无耻”叫板,是我作为一个公民争取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文明复兴的实际行动。

2018.9.30.



雅理君:在大法官提名被国会否决十年后,他写了一本全面批判美国文化的书!

原创  雅理读书


《堕向罪城:现代自由主义与美国衰落》出版于1996年,在1987年的大法官任命战中败北之后,罗伯特·博克(Robert Heron Bork)可以说是无官一身轻,也因此才有了这本无所禁忌,写作得肆意汪洋的论战之作。博克在书中将矛头指向由“激进个人主义”和“激进平等主义”所共同组成的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六十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原子化、道德的相对化和法律的自由意识形态化,提出了作者念兹在兹的一个命题:“一个民族的道德生活是其文化的根基”。



堕向罪城:现代自由主义与美国衰落

导 言
罗伯特·博克 著 | 田雷 译

有日清晨,走在前往耶鲁法学院教课的路上,我在法学院大楼外的人行道旁,发现了已经在法学图书馆内烧毁的书,正成堆地在路边缓慢燃烧着。这些书籍的余烬是一个缩影,象征着在整个国家的大学校园内发生着的乱象:暴力、损毁财产、以及没头脑的对法律、权威和传统的憎恨。第二日《纽约时报》上有幅照片清晰地捕捉到这一幕,我就静待在那里,茫然无措。

这些学生们,他们到底想要些什么?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还有他们在大学校园内所掀起的普遍混乱,追根溯源都是为了何种可以想见的目标?生活在六十年代的当时,我在法学院的同事和我本人都全然无法理解,这动乱到底事关什么,源自何方,而这场悲剧又会持续多久。只是到了许久之后,我才对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
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

如要理解我们当下的困局,我们就必须回首这段岁月的动乱,它将五十年代出现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在此之前,我们多数人对对之视若无睹或有所误解。我们注意到(谁又能注意不到呢?)猫王、摇滚乐、詹姆斯·迪恩、激进的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杰克·凯鲁亚克以及垮掉的一代。但是,我们当时却无法理解,他们绝对不是相互孤立无援的怪诞现象,而是一种新文化的预兆,不用多久,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将我们席卷至一个不同的国度。政治作为一种信号总是姗姗来迟。

文化最终造就了政治。而五十年代的文化细流一路走强,到了六十年代成为了席卷整个国家的一股洪流,不曾想终在七十年代渐变枯竭。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与此同时最极端的数位自由派参议员在竞选中落败,看起来既是对传统价值的重申,又是六十年代已经死亡的明证。但事实并非如此。六十年代的精神在八十年代得到了复苏,最终为我们带来了比尔·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他们是六十年代的化身,现在已经人到中年,而其所肩负的意识形态成见却从未变更。

左图为《Esquire》在克林顿离职之际推出的封面,右图为希拉里。


本书是关于美国衰落的。而既然美国文化是内在于所有西方工业化民主文化的,那么我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写作了一本有关西方衰落的著作。至少在美国,这场衰落同它所激起的不断攀升之对抗已经导演出一场我们现在所知的文化战争。我们尚且无法预言谁将在这场战争中胜出,但是就当下的时刻而言,我们的通道却是持续向底线堕落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我们文化中还有许多方面依然健康,而且美国许多家庭并无解体破碎,父母们仍在向孩子们灌输着强烈的道德价值。美国文化是复杂的,而且有其韧性。但是,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在我们文化的几乎每个分支中,都有诸多方面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要糟糕,而且这种腐朽正在蔓延。

本书所说的“文化”,是指全部的人类行为和制度,包括大众娱乐、艺术、宗教、教育、学术、经济活动、科学、技术、法律和道德。而在以上列举中,只有科学、技术和经济在今天还可以说是健康的,而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多久,现在也是有疑问的。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科学和技术现在也愈发受到攻击;而在一种赢弱的享乐主义文化中,充满活力的经济能否得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不可能的事,特别是这种文化越来越坚决地否认以个人成就作为分配收益的标准,因此扭曲了人们的激励动机。

Harper Perennial出版,2003年12月版

每一种堕落腐化的新证据到来时,我们都会为之做片刻的悲叹,而接下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今天,我们听到最潮的说唱歌曲,鼓动枪杀警察或者性虐女性;明天,就听到左翼政治力量在某所精英大学内的强行教条灌输;接下来就看到在纽约市、洛杉矶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最新杀人犯肖像;刑事司法系统也在我们面前崩溃,它对严惩犯罪表现地无能为力,而且很多时候,它甚至没有能力去将显而易见的犯罪人定罪处刑;而在我们的娱乐中都是露骨展示出的性态以及司空见惯的暴力;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持续恶化;女权主义、同性恋、环保主义以及动物权利都有愤怒的积极分子——而以上的列举清单可以近乎无限地扩展下去。

现代自由主义的规定性特征就是激进的平等主义(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和激进的个人主义(个人满足所受的制约得到大幅减少)。这两者看起来是一种奇怪的搭配,因为个人主义意味着自由,而自由会制造不平等,但另一方面,结果平等就意味着强制力,而强制力会摧毁自由。如果两者想要同时发挥其作用,那么在激进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将会出现冲突之处,就必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必须运转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内。而这正是我们在今日文化内所见到的景象。


激进平等主义主宰着生活和社会的领域,在这些方面,如若没有趋向于一种平等状态的强制力,则高人一等的成就可能出现,并将获得奖励。配额制、平权行动以及女权主义中更极端的流派,都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但是正如下文可见,激进的平等主义正在摧毁我们文化中的许多方面。而在那些个人成就不会制造出不平等,同时人们想要不受约束地追求幸福的领域内,激进个人主义就是一种命令。个人主义在性态和流行艺术的领域内找到了特别的藏身处。

有些时候,激进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驱动力可以相互配合。例如,两者都逆反社会的传统道德——个人主义者是如此,因为只有通过免于权威的自由,前者的愉悦才可能得到最大化,而平等主义者是如此,因为后者憎恶在个人或行为形式之间进行任何区分,只要这种区分意味着在此方或彼方的高贵之处。如果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联起手来,否认了在文化或道德观之间进行高低排序的可能性,由此而至的结果就是文化和道德混乱,而这就是我们当下时代显著的破坏性特征。

《阿甘正传》剧照:阿甘与詹妮于独立纪念碑映照池相拥,
周围是参加反战集会的人群

激进的平等主义必然会将我们引向集体主义,这是因为若要压制由自由所催生的差异,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这种状况也就提出如下这种看起来吊诡的险恶可能,也就是激进个人主义反而成为集体主义暴政的引路人。这种个人主义攻击着家庭、教会和私人社团的权威,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家庭据说是有压迫性的,是我们诸多不幸的根源。个人主义者同样否认,教会有权坚持要求其成员恪守它所认定的合道德行为。而私人社团也没有例外地被剥夺了自治权,无法为社会自身去定义它们的成员资格。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这些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制度受到日复一日的弱化,它们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地要听命于国家,或者为国家接管。个人与其说是强有力的私人机构的一份子,不如说是松散群众中的一员,受制于国家的集体主义强制力。正因此,激进个人主义掘开了自己的坟墓,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现代自由主义就内容而言非常不同于比方1940或1950年代的自由主义,而且当然有别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但是,驱动自由主义的情感和信念,却是始终未变的: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这些理想带来了西方文明伟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成就,但任何一种理想,无论其本身多有价值,只要被一直推演下去,就必定会发生变异,事实上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是现在正发生的变化。从流行音乐到高等教育和科学,美国的制度无一可能保持独善其身。

在某种意义上,衰落总是与我们同在。听一听每一代美国人是如何谈论他们后来的一代人的,我们就可以得知,我们的文化不仅在今天正迅速堕落,而且一路走来总是如此。感怀过去的黄金时代,很可能是普世的,并且同人类种族相始终。史前部落的长者无疑会这么认为,年轻一代的洞穴涂鸦总是无法企及他们所达到的水准。而既然这数千年来的退化呈直线向下的趋势,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化应当不只是一片残破,还已是尘埃遍地。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直至晚近,我们的艺术家所做的都还是要好于史前的洞穴画家。

祖国母亲到底多少岁?北大的笑话(天志环宇)

2014-10-10

其实,国庆都过了,你还是应该了解,免得以后犯傻哦!
祖国母亲到底多少岁?这种低级错误犯不得。
昨天两条微信被疯转:
一条是:
十一到,央视等媒体都报道喜迎祖国65华诞。不了解历史的人都认为祖国真年轻,才65岁。但你一定要知道,10月1日是共和国生日,不是祖国生日。祖国已经存在五千多年了,不是从1949年才有的,不然,诗经、楚辞、汉赋从哪来?唐诗宋词元曲又从哪来?如果祖国才65岁,那二战侵华日军侵略的不是我们的祖国?
另一条是:
一大早,北京大学官方账号发微博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唉!这智商,自己116岁了,要祝一个65岁的“母亲”生日快乐,有校友看不下去。严肃认真地批评了一下,它果然删贴了。
網友神評:那是后妈。
这两条微信都是关于祖国母亲到底多少岁的——“王思想”的这篇文章写于五年前,现在看来,依然有科普的必要。以下为原文——
谁在犯“祖国母亲60岁”这种低级错误?
大家应该为国庆60周年添彩,而不应该给国家丢脸。
那些说“祖国母亲60岁”的人,就是在给我们这个国家丢脸——连“祖国没有生日”都不知道。
“祖国”,自然是“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并且传给了后代的这块土地和种群、文化的集合体”的意思。就像我们不能断定人类究竟是哪一天开始直立行走一样,我们无法确定祖国的起始日。也就是说,祖国没有生日。
“中国”一词,既是个全称,也是个简写。作为全称的时候,其意义接近于“祖国”,比如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作为简称的时候,目前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简称。比如,当我们说“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时,指的是侵略“中华民国”。中国人民抗日,指的也是“中华民国的人民抗日”。
“中国”作为上述两个特定简称的时候,才是有生日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生日。
所以,我的记者朋友们,以后写文章,你可以写“祖国万岁”,可以写“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但是,你再也别说“在祖国的生日这天”,“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了,那样说会让人笑话的。
其实非常简单:如果10·1是“祖国的生日”,那么,今年“祖国才60岁”???那些媒体再白痴,总不至于白痴到连这么简单的小学算术题都不会吧?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那么说呢。唯一的解释是:那些媒体拿受众当白痴了。
我们院扫地的那老太太今年80岁,她难道是“祖国的妈妈”或者“祖国的姑姑”?
有一首著名的歌,歌颂共产党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起先的名称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据说有一位学者听了以后,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就去找伟大领袖说。伟大领袖把手下人叫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中国存在这么多年了,共产党才存在几年?赶快把歌词改了。
于是歌词就加了个“新”字。至于是聪明的手下人加的,还是毛泽东加的,那就说不清了。总之,从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毛泽东还是很有水平的。
一些记者用“共和国”,属于歪打正着。他们其实未必知道“中国”、“祖国”、“共和国”的区别。 之所以用“共和国”,是受20年前苏/晓/康“三音节词汇”的影响,觉得好听而已。可惜,他们继承了苏/晓/康“河/殇体”的外衣,没有找到“河/殇体”灵魂。
说到国家,就不能不说“万岁”。咱中国人有山呼万岁的优秀传统。
人当然是不可能万岁的,傻子都知道。可是就有些傻子,整天希望被人喊万岁,或者自己作为奴才去喊别人万岁。那些整天被山呼万岁的秦始皇、雍正等暴君,当然早已经死去。而这块土地仍然存在,人民依旧繁衍生息。
朝代呢?说起朝代的“万岁”来,先说没有生日的“祖国”反倒是可以万岁的。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由历史评说。目前我敢说的是,中华民国恐怕难以万岁。
说到台湾,再多说一句:“统一祖国”最好改为“两岸统一”。祖国这个概念,其实并无具体疆界,几千年来有多少个地方“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但是自不同的“古”有不同的“国”。所以,还是不要用模糊的概念。用“促进两岸统一”比较好。
我们有同一个伟大的祖国做基础,两岸统一是大有希望的。
其实,此文的大部分意思,我在前年、去年就发过了。不知道那些媒体认真学习了没有。
这两天大家可以留心,看看哪个媒体又出来说“祖国生日”了。凡说了“祖国生日快乐”的,都是那些没有认真听我讲课的。该打。明年也要注意看。那时如果说“祖国生日”的人少了,说明今天我这课没有白给他们上。
每年9月底都发一次此文,看什么时候民智能开启到不用我唠叨常识的地步。
课后作业1:
写篇论文,题目是《祖国到底5000岁还是60岁?》。
提示:祖国是弹簧,想要多长就多长。
说我们悠久历史的时候,就说5000岁,源远流长。
说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就说50多岁,经验不足。
课后作业2:
论文题目:爱国是爱哪个国?
提示:A,爱祖国。
B,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C,爱中华民国。
D,爱满清。
E,爱明朝。
F,爱元朝。
“中国”到底多少岁了
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是地理名词、政治名词、文化名词,还是种族名词?这个问题,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历史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总过程以及“中国”这一名词涵义演变的大体情况,本不难辨别明白。而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也必须首先研究历史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总过程,以及“中国”意识演变的情况。
历史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 “中国”一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有各种不同的用法。
古代“中国”在地球上所笼罩固定领域之范围,秦汉统一前,当已形成了共喻之理解。就是普通观念之中国,载于文献者,均漫指黄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分。而沿边裔之秦、楚、吴、越则不在“中国”领域之内。至秦统一之后,形成政治大一统局面,中国行政制度改变,遂使“中国”称谓之实义又有新确立,不但三十六郡沿为正确之中国领域,而东南至于海,北至于塞,西接流沙,则俱为秦汉时代所共喻之中国领域。 “中华民国”的命名及其诞生,在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周、秦以来第一次将已经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两字迳直用来作为正式的国名。
“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
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原意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
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1773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
前面提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中国”。
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杀了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适都洛邑。周人大多随平王东适,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
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迁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
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适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二年,前769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
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
如齐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齐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但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被纳入中国的圈子——
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镐和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西戎,又长期处于戎狄之间,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国”诸侯会盟的圈子。
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在荆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
对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
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
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是“中国”;韩、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
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
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已以“中国”自居了,因为从战国后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后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
今天的江西,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3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汉武帝征服东瓯和闽越以后,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后虽然恢复了若干县治,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宋、金之间,如金朝的女真人自称中国,视南宋为夷狄。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CHINA ,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清朝理解为Central Empire(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时所发布的宣言书中,第一条就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明示“中华民国”是生活在中国广大领土上的所有各族共有的统一国家。
中国这一概念不仅我国使用,而且日本,越南也使用
中国的称谓可以说明反映人类各民族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恃文明的心态,我为华夏,你为夷狄。故在清末,李鸿章向日本首相讨教向日本现代化的问题时,伊藤博文说:首先不要再将欧洲人称为夷狄。
除了日本在战国时代,曾有一个叫中国的诸侯国外,世界历史上再也无一个朝代把中国作为国号,直到中华民国开始,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

——天志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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