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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航亿苇:思想才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只能排第三

航亿苇(1962-2018)


编者按: 惊闻航亿苇老师29日晨于广州寓所去世,享年56岁。航亿苇,本名季兵,曾用笔名航忆苇,1962年生人,江苏南通人,现代诗人、小说家、社会评论家。公开发表各类作品逾280万言,是东莞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另写作有(网络)社会时政评论3000余万言,连续多年被一些网络媒体评为"年度十大网络评论家"之一。本期推送一篇航亿苇老师的旧文,以示哀悼与纪念。



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理念,是1980年代确立的。老航也曾一度非常认同。可现在想来,并不是很准确。

诚然,如果倾举国之力,致力投资于某一两项或数项科技项目上,带来的生产力、影响力、威慑力及效益可以十分惊人。比如曾经让我们津津乐道的"两弹一星",我们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出来的高铁技术、航天技术(嫦娥工程)、超级计算机技术等,也十分明显,我们的大飞机、航母等大玩艺,也似模似样地给整出来了。

但是,美国疯狂科技运营企业家、"钢铁侠"马斯克的成功模式,却深深教育了我,原来举一企之力,完全可以比举国之力更有成效。埃隆·马斯克从特斯拉电动汽车改变世界汽车传统格局以来,更惊人的成就是他的Space X公司仅用8年时间就取得地球上许多国家做梦都难达到的成就,2010年12月8日,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成功将"龙飞船"(太空舱)发射到地球轨道,2012年5月31日,"龙飞船"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后返回地球,开启了太空运载的私人运营时代。目前,世界上掌握了航天器发射回收技术的只有四个:美国、俄罗斯、中国,还有埃隆·马斯克。2016年4月9日凌晨4时52分,SpaceX公司成功在大西洋上回收猎鹰9号一级火箭,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火箭回收壮举。

马斯克于2013年提出超级高铁(Hyperloop)概念,构想的时速达到1280公里,比目前的飞机速度还快,该项技术首次于2017年7月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测试,被证明技术确实可行。规划中的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到芬兰的赫尔辛基超级高铁线,全长500公里,设计运行时长却只有28分钟,造价每公里3800万欧元,比原规划的加州高铁每公里7000万欧元,便宜近一半。

马斯克还在光伏发电(太阳能屋顶)、储能墙、三轴无人机、"半机械人"方面着力探索与研究,搞出一个又一个"黑科技"产品。他的超级隧道项目,用于完全解决高密度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可将隧道挖到地下30层甚至更多。而他的盾构机,随随便便就造出来了。盾构机,中国花了十多年时间,有N多家机构进行研制,但至今关键部件,仍不能完全实现自主生产。

在美国,如此超牛的科技牛人,不止马斯克一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乔布斯外,拉里·佩奇、马克·扎克伯格、杰夫·贝佐斯、拉里·埃里森等,都在实施和组织令人讶异的现代科技计划。这些人在科技本身,并不具特别强的专业能力,但他们项目判断能力与组织研发的领导力,十分强大。微软的比尔·盖茨虽然不当CEO了,但在盖茨甩手专门当慈善家后,微软虽然比老对手苹果公司在智能手机时代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却又将他们的扛鼎"黑科技"拿出来亮相了。Surface Studio一体电脑、VR头盔、Microsoft Band手环、Hololens全息设备等,令人眼花缭乱。

这里面究竟包含什么意义?是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看样子是的,实质并非如此。科技只是结果,而不是真正的原初动因。首先得有思想,有基本的方向,其次得有制度与体系配合。产生力的基础来源,是创造性。而创造性,是思想决定的,又由制度来作为保证。没有创造性,美国不可能产生那么多疯狂的科技型企业家。请注意,他们虽然有一定的科技背景,但他们还不是科学家,具体的科技研发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一开始可能是进行具体科技研究的,但在某个事项获得商业成功后,他们即转为科技项目的组织者,而不是具体的科技研究者。具体的产品技术问题,可以由他们聘用的科学家、研究员来解决。而且,那些科学家、研究员,也可能在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科技项目的组织者。

生产力因素,还包括金融(资本)运营、销售和制造等。根据老航的个人判断,是以下排序:
思想是第一生产力;
制度是第二生产力;
科技是第三生产力;
资本是第四生产力;
营销是第五生产力;
制造是第六生产力。

你必须有心念,有想法,有方向。这是第一步,必须具有创造性与可行性。第二步是制度保障,没有适应创造的制度体系,那你有好的想法也干不成。第三步是真有料,你的科技真能够出彩。然后你必须有资本支持,没有资金支持,一切免谈。美国"天使资金",有企业界也有政府方面的资助,能够忍受重大投资失败,这很关键。但"天使资金"投资一旦成功,收益也可观,可能是当初投资的几百倍甚至上万倍。然后,你要有营销能力。在社会对你的新产品不了解的时候,你更要善于讲故事,引导消费。生产力的最后关键因素,才是制造。制造很重要,但新产品发明方可以较随意地安排设立工厂,工人、管理人员可以满世界招聘。现在的新制造特点是可以配置大量机械手、机械人,建立全自动生产流水线。一家工厂,过去在传统制造时代,可能要上万名工人,现在则可能只需要一两百名看管、维护、检验人员就能保证24小时全马力制造。

若再深想一想,又发现生产力需要文化与教育来辅助。文化是境界。只有在良好的文化体系中,你的思想的创造力才能迸发。制度、科技、资本、营销等,也需要文化来滋润。教育是人成为人才的重要一环。没有好的教育,那就没有好的思想与文化,就没有优秀的科技人才。而思想、文化、制度又直接影响教育品质的提升。
如此,我们再回过头去检视历史,便更能理解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只看到科技产品带来的可怕效能,不想在思想与制度上有什么实质性改变,那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一切又归于零。"五四"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简化成"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但民主与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先后顺序,并没有认真想清楚。"五四"的民主包含思想、制度问题,但简单化的思维,变成主义的激烈之争,又转化为救亡运动与革命、反革命的激烈斗争,最终,科学也在那些争讼中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革,但将科技视作第一生产力,实际还是患有"五四"简单化思维之病,没有认真在思想与制度上进行彻底的改变,我们现在资本、营销、制造都不缺,但科技整体水平还是远远落在美欧后面。

我们曾经气愤"8亿条裤子(衬衫)换欧美一架飞机",苹果智能手机中只能到1~2%的微利,中国产品长期在外国超市只能作廉价品,档次上不去,但是,你的技不如人,当真有资格抱怨吗?百度与Google差不多同时创建,到了15年左右后的2016年,人们发现百度陷入了"魏则西事件"、多项贴吧及过度营销危机中,而Google公司却在机器人、人工智能(AlphaGo)、手机安卓系统、高速互联网接入、智能城市等方面,有了诸多杰出或有前景的上佳表现。阿里巴巴当年成功在中国市场击败eBay,导致eBay于2006年底关闭了在中国的主站,是阿里巴巴一直津津乐道的成功故事。但10年后,阿里巴巴还是电商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体,在科技创新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并因淘宝假"货集中营"名声有些狼狈,而eBay除了电商,还在机器翻译、电脑图像、引流"黑科技"及各种eBay独有的新奇科技新产品(如无绳真空吸尘器等)。

常说一国的科技实力是长期的积累,但韩国1990年代前,虽然表现还不错,却也平平,远远落在台湾后面。但1990年代以来,韩国的汽车、智能手机、液晶面板、存储卡、造船等就在国际市场十分抢眼。韩国只是5100多万人的国家,而我们有近14亿人。一些中国人非常鄙视韩国,但"韩流"的市场不仅是中国。韩国的国家故事表明,在科技的前面,有其他东西存在。韩国最明显的变化,是1990年代以卢泰愚政权终于放弃了军政体制与强权治国的思路,国家在思想、制度上有了新的面貌,那科技生产力也很自然就被激发出来了。

对思想与制度的纠缠,很多国家和我们一样,陷入了某些历史误区之中。个人认为,主要是没有表现对创造力的尊重。而创造力的前提,是解放每一个人,给予每一个人充分的平等与自由。在16世纪,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与开创者布克就因自己的入狱前后的对比发现,人只有身心愉悦,才能到达最好的工作状态。世界上所有的发明与创造,都必须拥有自由的空气,由自由精神哺育。我们要让科技生产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要有对人真正的理解与尊重,就要通过良好的法治社会,保护好每一个人应有的权益。我们总是在左右两极的圈套中出不来,被一些理念与主义框住了手脚,或者保守,或者冒进,反而忘记了善恶、是非、曲直的基本价值观判断,那就必然造成资源与人才的巨大浪费。虽能有举国之力办成一些大事,但整个社会的活力并未得到有效的激发,那我们在某些方面,就只能眼高手低了。

——来源:人生茶馆
永远的少数派
yydssp

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拯救濒临破裂的中美关系 (感悟生活)


  美国人要来谈判了。从媒体报道的代表团构成来看,特朗普经济智囊的关键人物悉数到齐,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甚至包括那个曾经自带矿泉水参与北京一带一路高峰会的美国总统代表、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亚洲主管波廷杰——我在《重温大国领袖风范 笑看美帝日薄西山》对此人做过详细介绍。这几个人,除了姆努钦对华态度较为柔软,其他都是著名的对华强硬派。

  许多国内媒体在意淫美国人慌了,怂了,于是派了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代表团跪求中国来了。我必须要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注定将祸国殃民的义和团心态。是中国邀请他们来中国谈判,还是美国请求来中国求和,现在双方似乎各说各话。在我看来,这种面子上的东西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中美关系,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这次至关重要的中美贸易谈判,以及准备为拯救濒临破裂的中美关系付出多大的努力,最终在谈判桌上为中国赢得最大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中美关系一步步走到今天,可以讲我们的主流媒体和专家们存在一系列的误判。对此,我曾经写过大量文章做分析,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章,因为直击要害而惨遭封杀,甚至在最近一次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前一天,有关部门责令将我的两个微信公众号永久封号。因此,我现在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来说几句真话、实话。

  如何看待中美关系?许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强大了,不需要再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甚至认为中美关系破裂,类似美国制裁中兴这样的事,看似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有利于中国的奋发图强,独立自主。这样的语言和逻辑,对经历过闭关锁国时代的国人来讲,其实非常熟悉。我的立场其实与官方的公开说法非常一致,中美关系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差别在于我不认为美国离开了中国,美国人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中国离开了美国,真的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改开"前。对此如有任何的怀疑,可以看看中兴通讯的下场。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这次中美贸易谈判?我看韩朝两个长期敌对国家,最近打得火热的一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核心是两个字:"真诚",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而绝不是"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来忽悠与欺骗。因为美国来谈判的这几个人,都不是只会夸夸其谈的职业政客,而是非常专业且对中国以往套路非常熟悉的谈判专家。如果再像某名人去见特朗普那样,没有具体计划就抛出一个为美国创造百万就业岗位的伟大构想,或者把所有八字还没一撇的意向性合作协议打包成一个2500多亿美元的大礼包之类,除了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不会对改善中美关系带来一丝一毫的好处。

  有了真诚的态度,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守住什么样的底线,拿出什么样的干货,中国高层财经官员肯定比我更专业。在我看来,把前不久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的多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措施落到实处,就是非常好的开端;然后解决好类似美国二、三十元一斤的牛肉进口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二、三百元,美国市场上30多万元的汽车进口到中国就变成了100万元左右的问题,中美贸易关系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人一定会讲,你不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接触变成了全面围堵么?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让步,能改变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战略么?如果不能改变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战略,凭什么中国要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让步?

  是的,美国对华政策已经由全面接触变成了全面围堵。用中国主流媒体和专家们的话说,是因为中国强大了,挑战了美国的霸权,老二跟老大必然产生的矛盾。在我看来,则是美国企图把中国带入所谓国际主流社会,也就是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图谋失败,而不再给予中国贸易上"搭便车"、占便宜的机会。基于中国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绝无妥协的立场,中美贸易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美国现在不想再让中国占便宜,且变得斤斤计较。但美国不让我们占便宜,或者中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占太多的便宜,不等于双方要断绝生意往来,何况中国对美国还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并且在高科技领域处处依赖美国,这是不争的事实。

  贸易战一旦开打,双方就没有回旋的余地。现在离美国宣布的500亿美元征税清单付诸实施,仅剩下大约一个月时间。美国这个超级代表团来华谈判,就是双方避免贸易战的最后机会。

  我们不能再指望美国人民把特朗普推翻,因为美国众议院刚刚发表了几十万字的调查报告,确认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与"通俄门"无关;而且,尽管中国媒体宣扬中国的反制措施让美国一些企业和支持特朗普的大票仓吓尿了、吓哭了,但实际上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上升,超越了同期美国历任总统的平均水平。我们也不能指望再像过去那样,以不能落实的空洞承诺来应付这个强硬的谈判对手,而只能以真诚的态度,直面分歧,有守有退,最终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正如中国官方所宣扬的那样,我们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而绝不是向什么人低头妥协。

  中国经历过闭关锁国的贫穷落后,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发展。在中美关系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我必须再次大声呼吁,中国必须以真诚的态度和更大的魄力,着力推进中国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拯救濒临破裂的中美关系,而千万不能在狂妄自大的民族主义叫嚣中迷失了方向。
 


作者:感悟生活
来自微信公众号:shsp_005



在变革时代,为真相呐喊

丁学良:外部世界对准中国此起彼伏的反击并非一时冲动


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击,从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到观点趋同初拟方案,仅仅在美国本土,就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初拟方案纸上谈兵到出钱出人调兵遣将,又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情报界军方开始安排落实操作机制到其它政府部门做出协调项目、外加工商业界的参与,还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目前实际上就是处于这个进程之中。他们眼下针对中国的那些作为,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尽管在众人眼里,特朗普的具体操作常常显得是心血来潮。
  最近一年来,任何关注国际关系的人士,不论在哪儿做研究,也不论在为哪一方工作,都不可能不被一个波及面广泛的势头所吸引: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非官方部门,正在采取措施或准备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势力影响",或曰中国在外部世界"咄咄逼人的、具有触犯他方性质的(assertive/aggressive)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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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中国赢了

  并非早先的"中国威胁论"余火冒烟
  估计有些读者马上就会说:这个趋势咋看起来好像并没什么特别新奇之处,大不了就是嚷嚷好多年的"中国威胁论"再来一波嘛!然而,笔者可不是这么看待的,因为以前是为数不少的外国机构大声或小声地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而目前却是为数日增的外国机构以实际行动或计划中的行动来对付他们视野里中国迫近的威胁。
  外部世界最近期间对中国的多种反击,具体实例层出不穷:既有聚焦在中国官方赞助的海外宣传、教育和文化项目或所谓"软实力"投射领域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产权结构不甚清晰的公司从事的高科技(尤其是双用技术即民用和军用皆可)转让操作的,也有阻止中方资本收购兼并所在国制造业厂家和金融机构的,也有检讨亲中的华裔人士金援所在国政界选举和影响外交政策走向游说活动的,还有追究中国留学生正规社团在留学地区接受中国驻外使馆财源、组织"干涉和操控性"活动的,甚至还有质疑中国新移民社群政治忠诚程度的。至于对来自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有重点地进行反倾销惩罚、以单一国家军队或协调多国武力进行针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抗衡性巡逻和演习,更是被国际媒体高调张扬。
  本文标题刻意用"外部世界",就是因为这些针对中国在海外的项目和活动所发起的反击虽然还处于实施的起步阶段,但发起地点却不是集中在一两个国家。美国当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发起国之一,但是,就连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通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得相当"本分、平和、谦虚"的中小规模国家,也陡然提升了对中国海外势力和影响的防范及抗衡。这类事例近来发生得过于频繁,因篇幅所限,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

  理解外部世界反击的深层思路
  对于外部世界以上的反击势头,中国官方发言人及媒体的公开解释和应对,多半是大家熟悉的那些铿锵短语:冷战思维、反华阴谋、相由心生、草木皆兵、贼喊捉贼、恶人告状、螳臂当车、不值一驳,等等。我们必须越过这些套话和成语,冷静客观地透视外部世界反击中国的深层思路,即便我们不同意众多反击方的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式,也应该心平气和地梳理清楚它们背后的脉络,这对于未来15年的中段时期北京高层如何考量及安排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国际关系观察界分析圈里,对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摩擦冲突诸多事态的解读,最基本的参照框架是三个。第一个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最近,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关切,那就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贸易纠纷。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含义中文译名不够明晰)为分析基准的: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像体育比赛而是像战场。行为国增强本民族国家的实力是其不变的目标;尽可能出口产品以赚取他国的硬通货是其手段的"阳面",尽可能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是其手段的"阴面"。阴阳两面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行为国难以和他国合作共赢。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实行的就是这个大战略。在战败之前,日本决策层同时抱有以军事手段在国际上谋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战败后再也不愿意重操此道,于是以经济贸易手段来谋取最大利益就成为唯一的富强之道。用当年这个领域最震撼公众的畅销书之一的作者的话说,"现在,无论本土厂商多么有竞争力,在美国没有一个行业是安全的",因为日本的做法太厉害(帕特•乔特:《银弹攻势》,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译版第1页)。
  第二个框架是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冷战。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分析基准的:挑战方对抗西方是认定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实践这套价值观的政治社会制度,既是邪恶的,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挑战方不惜以一切手段来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灭亡,包括宣传战、情报战、经济技术竞争战、代理人战、直至必要时全面热战。灭掉西方制度后,挑战方将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成套制度推广至全世界,也即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George Kennan, "From Containment to Self-Containment", pp. 348-423 in G.R. Urban ed., 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三个框架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是最远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格局。名著《极端的年代》作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此勾勒得简明扼要:"对英德两大竞争国而言,天际才是它们的界限。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的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地位,如果德国意愿得逞,国势已经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法国同样攸关生死:它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资格也受到严重挑战。……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于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总体战爆发了。"(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译版,上册第44页。)

  三个参照框架的解释力和误差
  上述三大参照框架,对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都有局部的启迪意义,也都有重要的误差。第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参阅"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译版,第3卷第477-481页)。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村上薰:《通产省的挑战》,台北:创意文化公司1986年译版)。可是,有些敏锐的分析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继续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
  第二个冷战性质的国际关系框架,也面对很多质疑:那个时代的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全球各地不仅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枪炮对枪炮、核武对核武,不仅对外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输出武装革命,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和财金援助,必要时甚至派遣大军开进别国领土扶持红色政权(比如在阿富汗),力求早日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可是当今的中国,虽然在本国周边增强军事实力,对外进行大外宣"软实力"投射,但是远远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和西方作军事对抗,更没有输出武器金钱支持别国革命组织搞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简言之,当今的中国,并非昔日苏联的再版。
  有鉴于此,有些分析家就在上述两大参照框架的关键词之前加上一个前缀"新"(Neo/New)——"新重商主义"、"新冷战"。奥妙就在这个"新"里面:新要素是哪些?从何而来?有何特别功能?对互动的对方提出何种新的挑战?会把当今世界引入何种新的困境?这些要害问题我们将会进一步挖掘。
  第三个框架是基于国家或强权之间竞争的历史经验归纳,是所谓"价值中立"、接近于"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被更多的评论家所采纳,认为它最适合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即便如此,这个基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国际格局的参照框架的应用,也含有内生的和大环境的困难。
  笔者提及的第三大参照框架,分析家们拿它来解读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一一对号入座作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相当于如今的美国,都是老牌霸权强国,光荣依旧,可是综合实力却相对下降了,难保昔日的全球独占利益。一战前夕的德国,则如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双双急剧增长,对海外市场和经济战略资源的需求也剧增,然而却被老牌老大英国处处掣肘,忍无可忍,终于横下一条心以战争开启机会,促成加速发展,志在必得,要一步成为欧洲首强。其时的法国,仿佛是如今的日本,本来是旧大陆的头号实力大国。然而统一后的德国,民族主义高涨,发展模式强硬,一下子就猛窜上来,大大压缩了法国的生存发展空间。于是,三个大国火拼起来,打得血肉横飞,残垣满目。

  新力量加进老框架的惊恐含义
  不过也有少数观察家提出异议,说当下的印度而非日本,更可比照于那时的法国。印度深感在和中国的竞争中时不时地暂居下风,极力要维护并强化自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处的黄金战略地位。而且它又与中国有边境领土纠纷,再一次动枪动炮的主观客观动力都在那儿。
  拿以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局势作参照,虽然可以向我们提供几点有意义的启发,但还是免不了带着"古为今用"的误差。在很多人的研习视野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力量,令当今的中国和主要竞争对手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根本上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争霸格局,那就是核武器的冷峻现实。既有的霸主美国拥有一大堆核武器,迅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也各有一小堆核武器,日本处在美国安保条约的核保护伞之下。这一现实的残酷含义,令第一次大战的残酷结局也相形见绌。虽然百年前的那场大战是历史上的首场总体战,英国阵亡80万兵员(其中很多是牛津剑桥的大学生和贵胄子弟),法国160万,德国180万;连稍后匆匆赶来参战的美国也阵亡了12万(前引《极端的年代》上册第38-39页)。与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后果相比,这些数字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们还不能严格地顺着上述第三大参照框架推理下去,还得要从其它的维度来审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击背景。

  冷战结束后的潜在敌人定位
  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虽然还不是最严厉的,但它毕竟是外部世界反击中国的最重要动力来源和最可能的牵线方,比如,在引发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关系紧张化的过程中,就能看到美国政界军界的影子(Jamie Smyth, "Australia urged to counter China by boosting US ties", Financial Times, 24 November 2017, p. 2)。冷静回顾一下美国的战略考量,就能为我们理解更大尺度上的国际关系走势提供一个相当清晰的路线图。1990年代初期美国官方和政策研究圈里,反复争论冷战结束后,谁将是美国最可能的首要威胁,至少有四个备选对手:苏联解体以后依然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俄罗斯及其一两个附属国;经济技术实力和贸易措施日益正面冲撞着美国利益中坚地盘的日本;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支撑恐怖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往区域外蔓延;中国逐渐显露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对美国霸主地位的综合挑战。
  这场争论延续了好几年,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美国分析家趋向于把中国放在首要威胁者的位子上,他们的具体理由我们后文将一一列出。诸位如果翻阅1990年代末期的国际形势资料汇编,就能看到,那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作全球军力的重新配置,把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2001年5月美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国防部和战略研究机构为针对中国,推动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海基和空中攻击力量的陆续到位。只是因为这一年9月11日的那场突发大事件,才减缓了这一战略安排的及时实施。从天而降的9•11袭击迫使美国采取救火式的紧急措施,匆忙应付原来在他们的备选对手单子上居中的恐怖主义势力。即便如此,美国政界的一些核心组群也不忘提醒最高决策层:对付恐怖主义是燃眉之急,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才是常年大计("Worldwide
  threat – Converging dangers in a Post 9/ 11 world", The CIA Director testimony, 6 February 2002, CIA Homepage)。2005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郑重告诫美国军方,反恐剿匪之余也要准备和中国可能发生的正规武装冲突(Bryan Bender, "US needs China plan, former commander says", The Boston Globe, 26 November 2008)。
  大家都知道,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总统结束前夕,规划多年的美国海军力量的50%-60%布置在靠近中国的东亚地区,基本上已经到位了。而我们不要忘记,奥巴马在美国政界和战略分析圈里,是常常被批评为"太软弱、太犹疑不决"的好好先生式的领导人。奥巴马尚且如此,遑论特朗普这样的角色!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击,从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到观点趋同初拟方案,仅仅在美国本土,就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初拟方案纸上谈兵到出钱出人调兵遣将,又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情报界军方开始安排落实操作机制到其它政府部门做出协调项目、外加工商业界的参与,还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目前实际上就是处于这个进程之中。他们眼下针对中国的那些作为,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尽管在众人眼里,特朗普的具体操作常常显得是心血来潮。
  相隔虽不久,仿佛两重天
  在笔者的研习经历中,有一件事特别富有反差刺激的意味。十年以前,北京2008奥运会举办前夕,全球关注的这场"中国国势秀"当时也引发了国外许多地方的抗议示威活动。我们在北京召开了几场与此有关的小型国际研讨会,大部分出席者的分析得出的初步认识是:这些此起彼伏的抗议示威活动尽管非常引人注目,有时甚至导致局部的暴力冲撞,但它们基本上都属于草根运动型,主体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政治组织,看不出它们背后有外国政府或大财团的有效支撑。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该国的工商界能从"北京奥运办不成了!"这种事态中明显得分或攫取到工商利益。这期间澳大利亚的首要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执行主任访问北京,座谈中与笔者分享对国际舞台上中国这样的"大块头秀肌肉"引发的种种反弹的评估。我们都承认,随着中国的块头越来越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戒心就会相应提级。但我俩都坚定不移地认为:不论美国和日本如何防范中国,澳大利亚是绝不会采取同样政策的,澳大利亚从民间到工商界到政府到军方,根本就无意于和中国作任何摩擦,更不可能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两国之间的利益重叠互惠太深厚了!
  我们这么乐观认定,是基于对澳大利亚的近身观察和对澳中交往具体领域的跟踪了解。然而,最近两年来澳大利亚发生的多起广泛报道的与中国相关的负面事态,把我们的乐观主义结论扫除掉一大半。最近的两件,一是推动立法防止被怀疑为来自中国及华裔商界的财金渗透,影响到该国的政策走向;一是该国联邦政府与东盟各国的峰会,其协商议题,包括确保南中国海域不受到中国海军海警力量的控制。而从2008年奥运会到现在,时间相隔还不到十年!如果眼下再相聚北京,再回到那个夏天座谈会的话题,我们将作怎样的检视反省呢?这后面的深刻变异轨迹及其动力机制,值得分析界用力探索和细心辨识。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金融时报,网友推荐

苏晓康:戊戌春回——当中国被打回原形

余英时夫妇给苏晓康夫妇的贺卡
4月23日收到一份傅莉的生日贺卡,来自一对老人:余英时教授、陈淑平女士伉俪,贺卡乃余先生亲书,年年如此,已经二十几年。跟贺卡一道寄来的,还有一件新年贺卡,赫然见余先生手书"戊戌春回"四个大字,我心头飘起一股春风,描述此刻天下大势,除了这个四个字,你还找得到更恰如其分的吗?
其实今年全球都失去了春天,寒意料峭,冷风冷雨。三月里曾有暴风雪袭击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听说新泽西特别厉害。一日严家琪来电话:"好几个朋友都说,他们给余教授家里打电话,几天都打不通,晓康,你要问一问啊!"须臾耶鲁康正果告诉我,余府的电话线被刮断了,一直未能修复。这件事,也是这场倒春寒给我留下的一个寒意。
今年是戊戌年,中文语境里自然躲不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虽然这个历史记忆并不令人愉快,尤其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里,戊戌人物绝大多数都在北京城的现实里,找到了他们的当代替身。更加荒诞的是,有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大国统治者,大喇喇的最近竟模仿起袁世凯来。
这不是"政治倒春寒"吗?全世界都有点干瞪眼没辙。未几,号称上亿用户的"内涵段子"被封,不问政治的九〇后、〇〇后也开始了弱弱的"政治抗议"。终于要"人间四月天"了,忽然惊雷炸起,中美贸易战开打,天下没人觉得那是政治,因为美国总统是个商人。直到美国商务部宣布停止向中国的中兴公司供应晶片,中国上下才一片哀嚎。
如果微软、苹果和谷歌三大作业系统同时向中国关闭,有人如此描绘:1、中国所有的大飞机当即落下;2、中国所有银行重新使用算盘;3、所有商场的收银台电脑彻底死机;4、医院重新回到望闻问切时代;5、学校回到粉笔时代;6、电视信号消失电视台关闭;7、所有通讯重新回到骑自行车传递信件时代。
川普打到了这个极权制度的三寸,是筹画已久的一个杀手锏呢,还是意外命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中共三十年奇迹、积累庞大资源和国力提升极权制度,靠的是盗窃西方技术而侥幸成功,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三十年它能造太空船、太空梭、长城防火墙、人脸识别系统,却造不出一个小小的晶片,便是全部问题的实质:由于这个庞大系统过于功利的统治哲学,而形同筑于沙滩之上,除了技术之外,其他都是虚假的,它的强大只是因为人民的恐惧而已。
法广网的评述说,中国建立在贸易顺差上的"大国崛起",也将随着美中贸易战开打,要求中国回到公平、对等、互惠的国际贸易准则,消除贸易逆差,而被打回原形。"打回原形"的中国,不但经济奇迹不复存在,势将陷入经济危机甚至面临经济崩溃的局面。
人们还提到两条:如果网路长城崩溃了,如果超过国防经费的维稳费枯竭了,仅仅这两条,这个政权还撑得下去吗?
戊戌年真是不一样呀,
"戊戌春回"真乃神来之笔!

——作者脸书

沉雁:每一滴无辜的血里都有我的耻辱(附:谁能保护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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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沉雁璧花:谁能保护我们的孩子?

微信:chenyanbiyue

这篇文章我尽量用舒缓语气且理性缜思地与读友交流,做一个号不容易,因为我不愿过早被举报控围剿。
泸县14岁少年死亡事件正在激战真相,昨晚微友发给我一个视频,内容是一个模样近似泸县少年在深夜草地被群殴毒打,虽然不能确认是否是同一人,但看见其背部全被打黑打烂七窍流血的惨状,我就不忍再看。
关掉视频,抱紧五岁女儿入怀,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瞬息漫延全身血管,心若冰霜,头重如铅。再回忆起河南未成年少女被禽兽糟蹋的事件,无论你有没有儿女,但至少有亲人朋友的儿女,我们都必须直面一个远比大国崛起的紧迫问题: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伤害?救救孩子,责无旁贷。
大国崛起了,但孩子却一个个倒下去,这崛起的大国究竟是为谁崛起?难不成崛起的目的就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倒下去?
每每路过下午四点到六点的都市小学,爷爷奶奶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在接孙子孙女。这景象是全世界一大奇迹,因为只有中国的孩子才需要各家各户的大人亲自护送才会有安全感。如果不接送呢?如果没有爷爷奶奶呢?一切意外都可能发生。
为什么都是爷爷奶奶在接送孩子?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呢?因为爸爸妈妈都在为家庭崛起和大国崛起而忘我奋斗打拼,他们当然不知道,他们在慢慢奋斗的崛起就是在奋斗他们孩子的纷纷倒下。
那些山区的留守儿童,那些被性侵的未成年少女,那些被校园暴力笼罩的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无一不是奋斗在为了他们孩子的路上。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砖奴阶层父母,他们繁荣国家的主力军,但他们的孩子最不安全,因为他们的孩子只能靠爷爷奶奶手无缚鸡之力去保护。
那些推高学区房的父母,那些挤爆重点中学的父母,那些节节抬升起跑线的父母,他们无一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属于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父母,他们的孩子很安全,因为他们的孩子有金山银山的保护。
那些高唱看齐意识的父母,那些心怀绝对忠诚的父母,那些埋头领会精神的父母,他们无一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属于这个国家的高端阶层父母,他们的孩子最安全,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在深宫大院有枪杆子保护。
一张清晰的孩子安全谱图似乎若隐若现,有的孩子安全不足,皆因有的孩子安全过剩。正如大多数人都觉得食品不安全,但总有人会觉得食品很安全,因为他们有特供。这道理可以推及到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有特权必然有腐败,有腐败必然有伤害。特权腐败是制造所有可预防伤害的根源。
特权,不是人人都有的,但特权意识却是人人都有的。正是因为人人都有特权膜拜意识,才助长了特权阶层和特权系统的固若金汤。无论上中下层,无一例外在行为上都是"为了孩子"而不遗余力地奋斗,但请问,父母是为了孩子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能争取到特权优势么?当底层父母在拼命争取自己的孩子逃离底层的不安全风险时,从而更加助长中上层父母顽固强化既得特权的优势,并为中上层固化特权利益夯实了合乎情理的社会基础。我当然不是为了苛责底层的被迫无奈,而是要明晰我们大多数底层孩子所受伤害的社会生态逻辑。
为什么大家都对特权意识这么情有独钟?特权意识,是一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众多人痛苦基础上的幸福感和成功观,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基石,再也没有比掠夺众人安全而无限增长自己安全的优越感更能彰显幸福的可触摸性,这就是特权依赖的心理病灶。皇帝的安全感最强烈,出去都是前呼后拥肃静回避,层层推演这种安全感和幸福观就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从而将特权社会的国民之三观打造成:唯利益至上的世界观,唯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唯成王败寇的人生观。相反,大家都把正确的三观彻底边缘成"偏激"的政治犯。正确的三观是:真理至上的世界观,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超越自我的人生观。
三观彻底废了,人权和平权就是扯淡,人人都只能靠特权保卫自己的安全。特权,就是践踏人权的代名词,每多一分特权就必然践踏更多人权。由于人人都在争取特权,特权系统和特权阶层就越来越庞大,从而就需要牺牲更广泛更纵深的人权为代价。孩子的校园生态是父母社会生态的校园版,当父母在社会生态中离特权越远,则离危险越近,父母保护不了自己,当然也就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因此,要有能力保护孩子,首先得有能力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方式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牺牲他人安全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就是特权之路;另一种是通过维护他人安全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就是自由之路。
走特权之路保护自己,看起来样子上很安全,但其实很不安全,既会受到更大特权阶层的安全威胁,又会受到毫无特权的阶层不按牌理出牌的安全威胁。当谷俊山将自己亲闺女送进更大特权卧室时,自己在客厅听叫声,我不认为他心里一定就不痛苦,只不过是他不能保护自己时的一种求生方式。当特权阶层遭遇杨佳、夏俊峰、贾敬龙和明经国等退无可退的意外出手时,他们死得比底层更难堪。于欢母子从辱人特权的风光无限到被特权所辱的砧上鱼腩可知,特权最终深受于特权之害。金正男的大马遇害可知,生于特权之灿烂,但最终死于特权之危险。
走自由之路保护自己,看起来大家都不安全,但其实大家都很安全。众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可以与平民同餐共饮,总统犯法也得入监,因为谁都没有特权,因此谁都没有腐败。没有腐败就没有伤害,从而人人就安全。父母都安全了,哪还有孩子不安全?当然,还是有可能遇到精神病患者校园枪杀或爆恐分子的丧心病狂,但这些意外的伤害不会有因为特权伤害所产生的持续恐惧感,即便不幸遭遇,也不会有像泸县悲剧一样的群体对抗事件。
保卫不了自己就保卫不了孩子,要保卫自己就得首先保卫自由,没有自由就得敢于为自由而战。没有自由,连自己都没安全感,又何谈保护孩子?自由,既是自己的安全符,更是孩子的保险单。

——沉雁璧花的博客   (2017-04-30 23: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