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初，我突然接到西安家中的电话，说父亲病了。
4月29日父亲开始发烧，到干休所医务室，医生建议最好住院治疗。父亲说：“要放五一长假了，如果我住院，搅得所里工作人员不能好好休息。我吃点药在家里捱一下吧，说不定自己会好。”
放假的七天里，父亲体温越来越高，家里劝他住院，他还是不愿意麻烦人。5月8日上班时，他发烧39度多了，被送到陕西医学院附属医院，那里马上安排住院，抱怨说为什么不早送来，88岁高龄老人发烧，太危险了。
陕西省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本来要送父亲到那儿。但他不愿意，说过去看病对他冷漠，而医学院附属医院对他很尊重，医疗上热情周到。
我们理解父亲，有时候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医院初步诊断父亲为肺部感染，经过治疗没有好转，体温时高时低。医院用尽了办法，但效果不佳。父亲有点着急，他想到了去北京诊断。陕西省委同意，责成管理父亲的省老干局安排。老干局如以往一样请示北京，却没有任何回答，再请示，仍无回音。对于父亲这样的人，陕西方面多几分谨慎可以理解，但医生说，这样拖延下去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眼看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老干局决定“自作主张”，人先到北京，他们派人陪同去，就地进行请示。
陕西敢这样作，因为心中有底。1981年父亲被安置在西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过批示，给予关照。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父亲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住进了省委第一干休所，“人事关系”从公安局监管改变为老干局管理照顾。后来中央发生了人事变动，但对父亲关心和善待没有改变。父亲去湖北武汉省亲因居住不便曾向上写信，总书记江泽民作批示安排了住所。前几年父亲曾想搬到离北京近一点的河北定居，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为此帮过忙，拟安排在原河北省长曾经住过的房子里，行文口气完全是为一个老同志办事。在军委副主席张震等老同志的帮助下，我母亲的人事关系从西安转回到北京，在总后干休所里分配了住房……近些年来越来越宽松的气氛让陕西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人生了病，希望到好的医院治疗是人之常情，但对父亲来说，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陕西的老干部遇到重病常到北京看，去的是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大医院。那里也愿意接收这样的病人，干部病房可以提高利用率，保健医药费亦是一笔收入。这次父亲想住北京协和医院，陕西省和那联系，但并不顺利，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父亲看病要紧，不管用什么方法先住进医院再说。我哥哥情急之中想了办法，叫朋友通过私人关系给父亲联系好了协和医院的干部病房，却要按“社会人士”住进去。近些年来有些人先富了起来，他们想得到好的医疗，医院开辟了“创收”门路，只要交付高于正常收费几倍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高干待遇”。医院声称可按此接收病人，可以说是委婉的拒绝，因为父亲每月微簿的生活费，一天也住不起这种病房，何况床位费和医疗费要预交数万元才行。于是陕西老干局请示省委，答复是用多少钱，省财政厅先想办法，然后请示相关上级部门，把父亲的医疗待遇落实。
陕西省老干局派专人和医生把父亲护送到北京，让他先住进了协和医院的“议价”病房，然后再和医院商议，争取按照干部的待遇正常收费。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医院问邱某是什么级别？在哪儿任职？他们的“明知故问”让陕西难以回答。老干局的人说，邱老到陕西是中央的决定，享受高级干部的医疗，他们有一个省里关于父亲生活待遇看病可以享受的标准。医院说陕西的文件在他们那儿没用，他们听卫生部的，中央对省部以上的干部有名单，此人不在其中。在“待遇”上有争议，如果听任下去，事也办不成，陕西老干局把所带的现金全部交出，好在可以应付几天。
陕西老干局对父亲的医疗请示了卫生部，那里推诿问题特殊，要请示中纪委。老干局的人即去那里汇报，说这是生活问题中的一个具体事，由他们按以住的精神办理即可。陕西老干局这样作，是希望最好不作答复，只要他们请示了，就可以按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办。他们的经验是，只要不涉及“政治”，“生活”问题好解决，因为以前随物价上升提高父亲的生活费，改善居住条件，都是上面不予具体的答复，陕西根据当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执行，而且办成了。我们家属与陕西老干局有同感，这二十年来有许多具体生活困难涉及到“级别待遇”，请示上面多无回音，可是偏偏这次有了明确答复，是以“两案办”名义的指示，说要按“规定”办，是什么“规定”，又不向家属具体说明。
按说，那里是最了解中央“内情”的机构，在答复的潜意识中让人感到，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的指示，好像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更不是什么要执行的“精神”，而是下了台的某些人的个人意见，这把已相约成俗实行多年的事情复杂化了。
陕西老干局并不灰心，找熟人通融，得到了暗示：你们送到北京的病人情况“特殊”，别去碰那个敏感的问题。毕竟还有好心的人暗中帮忙透了“底”，说有很多“不符合规定”的人到协和医院看病住院，是找人通融关系就在那儿办成了事。我们去卫生部门找了那样的“关系”，答复说，本来可以帮忙，但事情落在了“这样的人”头上，就不敢了。
这时，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中国的事情很奇怪，要整一个人的时候，上上下下都雷厉风行、争先恐后，墙倒众人推，把人往死里整。而要宽待一个人的时候，各部门都扭扭捏捏、拖拖拉拉，互相推诿，让你继续受苦，苦不堪言。”
父亲住进协和医院，同样的病床费，老干部每天一百多元，父亲却要八百多元，那是面积十几平方米较小的一种病房，屋里放了一张病床、一桌一椅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之后，空余之地无几。略为宽敞一点的套间病房要一千五百元，议价病床价格不仅翻了几倍，医疗费也要增加很多。请一个专家会诊，“规定内”的病人的诊费每次是三百至五百元，而“议价”病人要二千元或更多，如果院方安排三四个专家同时来会诊，就得近万元。别的重病人的护理是护士日夜看管，而我们则是请护工，费用自理……
我们不敢让重病中的父亲知道这些，但他从护理工那儿问了出来。他在这里不仅住房费高，吃饭也贵，每天80元（每餐是一个盒饭，市场上十几元），一个护工每月两千元……只有有钱人才愿到这儿来“消费”。
父亲心理负担很重，这些年来发给他的生活费很少，最近才提高到每月一千五百元，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福利收入。父亲这点钱连医院里每月的饭费都不够，床位费还不够住两天，更不用说治疗了。这种病房收费，一般人住不起，这样看病，一般人也看不起！这那里是在“议价”，是在“议政治”。这令重病中的父亲心里非常焦虑不安。病人患了疾病，自己有信心、精神愉快很重要，对此，医院比谁都清楚。上面有些人坚持如此“议价”，其实就是当成了“政治包袱”。
十几天过去了，父亲诊治少有进展，但每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要签单，实在令人揪心。为凑钱急用，即便我们家人可以倾家荡产，可也不可能无穷无尽。就在这时，陕西打来了电话，说请示了省委书记李建国，他指示，用多少钱实报实销，还说，这件事不要再在钱的问题上考虑，为病人治病要紧。
急忙赶到的老干局干部带来了陕西省财政厅开具的空白支票，医院收费处想在上面填多少钱数都可以。父亲得知此事，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医疗费全额预交了，医院请来了一些的专家为父亲会诊，对此，我们心存感谢。专家一组一组地来了，事先他们没有看病历问情况，到了病房才知道是谁。父亲担任过中央医疗领导小组负责人，医疗界认识他的人多。专家们非常认真热情，说是把父亲当作老首长和前辈看待，他们不肯拿专家费，说是尽心意，有的还向医院建议，会诊中凡是能不算钱的就不要算了，至少，涉及到给他们的报酬不能要。但医院还是要足额收费，据说医院有提成，比例相当大。我们得知这个，是护工说的。患者使用一个护工一月要付给医院约两千元，护工本人收入最多七八百元，只拿“小头”。
我们对此略有微词，一位医院副院长说：即便是一个囚犯被送来看病，也一视同仁。他的话中流露出了一个意思，父亲至今还是“囚犯”，他们能这样，已是“破格”，宽大为怀了。
父亲来北京看病，我们没有对外说，因为病人需要安静治疗。但是没有几天，消息不胫而走。
来医院看望父亲的人很多，有他过去的战友、朋友，有他的老部下，而最多的是老同志的子女。时值夏天，一些老同志到北戴河休息去了不能来，或是本人来不太方便，于是就派子女来看。人们送来的鲜花在父亲住的小病房里摆放不下，只好堆放在门口外边。花香在走廊里飘荡，离开那里远远就能闻到。来探望的人不用讯问，见花闻香便直奔而至。护士们说，很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望一位病人了。
父亲和探望的人见面，最激动的是看到了原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他们曾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奉命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处理了许多事宜，为了稳定因受造反冲击而混乱的军委机关日夜操劳。他们说起那段往事，谈了很久都不愿分别。
最牵挂父亲的是那些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管理员老刘，1939年入伍后就当炊事员，为父亲作了几十年的饭。从挺进东北到进关南下，解放华中华南，再随父亲从广州调到北京，他从来没有和我们一家人分开过，早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多年来，刘叔帮着因工作忙而不能过分操持家务的父母把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带大，并在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打砸抢风潮时保护了这个家里的小孩子，他精心地管着这个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这次，他听说父亲胃口不好，就做了几道他最爱吃的菜，用保温桶放好，老远地从永定路的总后五号院赶来。刘叔看父亲已经吃不下什么了，就一脸笑容地劝他吃，用勺子喂，说那怕是再多吃一口也好。刘叔看到父亲因病重已难以下咽，一个人躲在门外远处偷偷地哭。他已经八十岁了，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还在为父亲尽自己的心意。
协和医院干部病房的医生多是海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人，从父亲入院安排到医药收费标准上的争议，他们都看在眼里，知道了这个病人的治疗中还有医学以外的因素。父亲的病房不可能再是一方患者康复的净土，这个“包袱”和责任要让这些医生来背。从那些医生的年纪上看，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是孩子，对那场中国社会动乱的来龙去脉，未必知其真实。他们会如何作为？多少令人有些忧虑。但我们发现，父亲入院困难所形成的阴霾，被来看望父亲的人流化解了。来慰问者或是派子女作代表来的人，多是这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或老将军，那些花篮卡片上送花者的名字早为人们熟知。而且陕西老干局的人再三向医生护士强调，父亲是他们的服务对像，是他们心目中非常尊敬的老人，希望能支持他们的工作。
医生们或许看出了我们的疑惑，说：“我们是把老人家当成首长和长辈看待的。”他们叫我们放心，一定会为父亲的治疗尽心尽力。
可是，毕竟父亲的入院受到干扰，伤害了他年老虚弱的身心，病情已经有所延误。医生们很着急，陕西的同志也着急，我们更急。父亲的病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关心父亲治疗的还有一些老医务工作者。原解放军总医院的副院长来了，他建议用中医中药，这样对父亲虚弱的身体好一些。还有一些曾给领袖人物作过保键的医生们来看望时也如是说，他们对高龄老人医治富有经验。
我们向主管医生提出，想看看中医，病房立即上报。一位医院的副院长得知后说：“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协和住院，他想看中医，这里也不安排，这儿只有西医。”
我们不知道历史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上面又下来了一个“逐客”的借口，总是感到有个阴影在我们身边徘徊。好心的医生想出了办法，搞一个“中西医结合”吧，这是卫生部规定各医院都要开展的业务。我们请来了中医老专家为父亲看了病，开了药方，请人煎好给父亲服用。尽管中药效果来的缓慢，但我们还是充满了希望。
父亲到北京已经半个多月了，病没有见起色，低烧一直不退。医生们发现父亲的肺部有炎症，决定从胸腔中吸出因炎症形成的积液。当他们用移动X光机在病床前为父亲透视时，发现了他的背上肩上有被打伤的痕迹，清晰可见肋骨有多处骨折、脊椎三处有压缩性骨折。医生看那里不像是战争年代的旧残，当得知这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伤所致，沉默无语。这些伤残一直疼痛，折磨着晚年的父亲，但他很少对人说。如果不是医生们亲眼所见，恐怕是也会相信是父亲搞武斗而不是挨斗者这个被广泛宣传的“伪命题”。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从间断到持续，从低烧到高烧。为防止涌痰堵住气管窒息呼吸，给父亲作了喉管切开吸痰手术，作得很成功。父亲被送到ICU重症监护病房，起初还好，手术麻醉解除后恢复清醒很快。他用眼睛看我们，因为不能再用喉咙说话，就用眼神叫我们放心。
但是几天之后，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失去了意识，只有偶尔的间断性苏醒。紧急抢救开始了，父亲的身上插满了各种针头管子，那些先进的医疗器械的屏幕上显示着父亲的生命活动，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体温、他的血压、他的生命体征在屏幕上显示变化着，逐渐微弱……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能直观地看到父亲的生命离我们渐行渐远，一直到完全熄灭。
父亲走了，于2002年7月18日早上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的消息由陕西省向中央报告了。我们从对父亲这次住院和抢救中看到了陕西在尽力，相信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丧事。但很快我们发现气氛不对，在北京的陕西老干部局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了，总是沉默，偶有只言片语，也是说要作好最坏的打算。几天之后，陕西专程来了一位老干局副局长，代表省里作家属的工作。在和我们宣布“上面”的精神之前，他们内部先进行了磋商，看样子有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发生了，而且很难向我们开口。
终于，他们找我们谈了，说是“上面”精神到了，无论如何，要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那是一份由“两案办”承办，以最高纪检机关名义发出的“中纪[2002]12号”文件，题目是“关于邱会作丧事活动的批复”。原文不肯给我们看，说是上边那么要求的。我们感到非常奇怪，既然是向我们家属宣布和要求如何办丧事，为什么不叫我们知道详细，难道是“说不出口”、“见不得人”？文件的内容是：
1、不准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
2、不准发生平简介，发讣告；
3、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
4、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
5、费用要按照有关的规定办理；
6、不要造成负面影响；
7、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
传达文件后，要求我们一定要“自愿地”同意，要与“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如果一时想不通，也要先冷静下来，不要有不恰当的举止。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样。父亲是一个公民，去世了可以发丧，亲朋好友可以悼念，这是公民和家人的权力。那个文件的前六条表现了某些人的意志，但第七条是谎言，“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我们从来没有那样说过，也不可能那样说，因为我们之前根本不知道“两案办”还存在，也从来没去过那里，此刻父亲尸骨未寒，我们哪能想到将来安葬。为了父亲看病，他们有很多无须管的具体的小事都插手了，但是这件事却完全推给了家人，因为这对他们很棘手。
面对“上面”的精神，我们很无奈，只好与陕西老干部局沟通，他们被尴尬地推到了第一线，当某些始作俑者的挡箭牌。
老干部局说，没想到会这么严厉，因为这和近年来对父亲的宽松是相反的。他们劝我们，无论有什么想法，都不要闹。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受到牵连。服从“上面”的规定，就算是帮助他们个人的忙了。我们深知，如果不同意，那么老干局的人会有什么政治后果，这些年来他们对父亲不错，不能难为好人。
但我们不能同意那六个“不许”，它们是何等残酷。对一个已经去世作古的老人，对他还怕什么？即便有人还把父亲看成是政治对手，也要有人格上的尊重，就是对战场上败北的战将也要人道待之，死者要以礼安葬。
事情就那么僵持着。
父亲病逝的消息传了出去，是有些以为他还在住院的人去看他、扑了个空之后说出去的。知道父亲去世的人越来越多，都以各种方式表示悼念和慰问，已经造了相当的传播，如果再不办丧事，影响会越来越大。有些人可以打压我们家属，但不敢冲撞那些想要悼念父亲慰问家属的人，就责成陕西老干局快速办理后事。
陕西老干局说，“上面”的意见他们不能违反，那就打“擦边球”吧。虽然规定了不许有遗体告别，哪总得把人送走吧。陕西老干局说，到底怎么搞，大家可以动脑筋，只要有先例，就可以参照。
我们拿出一本公开发行的书《陈伯达遗稿》，里面有一些插图照片，是陈伯达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生前好友和亲属来送行，其中也有“要人”。陕西老干局几经讨论，说在八宝山那儿火化只是“手续”，并不是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明知“手续”与“仪式”难以区别，他们如此上报，得到了同意，因为再拖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多，一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责任是躲不掉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六不许”，但此时反倒有点“气短理亏”的味道。
我们到了八宝山联系事宜。那里问父亲是那一级的干部，若是使用一号告别大厅，须“部级”以上、要有介绍信。我们说没有，但能提供证明，拿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原以为无法当作“文件”的书，居然被八宝山默认了。告别大厅里挂的横幅上写什么？上面要求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我们提出，按《将帅录》叫“将军”吧，他们不允许，说那样显示了父亲的经历。他们说叫“先生”吧，但很快自己便否定了，那样就把父亲说成是“民主人士”了。他们建议称作“老人”，我们说，这样独出心裁一定引人注目，惹得人们要问为什么如此？他们一听就怕了。双方几经商议，找不到一致认可的词来。中华文化丰富，汉语文字悠久，没想到父亲走的时候，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于他的称谓，我们百般无奈，只好不用任何称乎，横幅就写“会作千古”四个大字！
陕西老干部局上报了他们做工作的结果，说没有追悼会，只是遗体火化前有亲朋好友送行简单手续，人数控制在几十人之内。父亲去世了快半个月了，丧事再不办，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情况难以预料。看来上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形成新的社会新闻和关注。这次他们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准了。
我们决定在2002年8月5日那天送父亲走。
我们忙着做准备工作。
中国有传统，人之已去，寄托哀思，讣告多是追忆功德。我们考虑到“六不准”，草拟讣告上说的父亲生平，只有他那年生人，那里人氏，作过何事，只是表述，短短几百个字，比文献部门出版的资料中父亲的简历字数还要少：
邱会作同志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在家乡参加苏维埃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红军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军委四局三科科长、供给部粮秣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豫皖苏财经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组织部长及供给部政委；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政治委员。他率部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防工办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邱会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邱会作同志从少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英勇奋斗；在把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的繁重复杂的工作中，尤其在人民解放军后勤建设中，他积极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和贡献。作为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指挥员，现代化后勤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卓越领导人，被毛泽东、周恩来评价为“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
“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一句话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责问有此评价吗？我们找出了原文，是周恩来于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这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毛泽东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公然否定领袖公开的言论很难。他们要求不要发送这个简历，说这是组织上对我们家属的“关心”。
讣告的封面要印逝者一幅相片，一般用最代表他生涯的留影，无疑应当是军装像。但他们不许那样，无论是战争年代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还是和平年代有军衔的、没有军衔的，所用照片不能显示他曾在人民军队工作过。我们决定采用一张父亲晚年微笑的相片，他在经历了苦难之后，还是那么乐观地面对人生。那是陕西省一位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像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当他听到了父亲的噩耗，立即表示慰问。他听说要用他的作品作遗像，非常欣慰，连夜买来最大号的相纸全幅洗印数张，请西安奔丧的亲友及时地带到北京。
父亲是军人，讣告里总得有张像吧，我们用了《将帅录》里的一幅，放在了讣告内第二页，没有违反“封面不许用穿军装的像”的严格规定。
我们准备好了讣告底稿，到印刷厂洽谈。业务接待的人叫我们稍等，难道是政治上敏感了不给印？工厂领导来了，说这活他们接了，但是有个条件，不能收费，算是他们对老将军的敬意。我们执意不肯，他们只好同意代收从外面购进的纸张费，厂里现有的纸质量不够好，他们立即出去采购。我们要印一千份，虽然那天到现场告别的人规定只许几十人，但我们要把这份讣告于事后送达给亲朋好友。到我们取货的那天，清点后发现有二千份，工厂说，多的是他们赠送的。
为了留住父亲离开我们的最后场景，我们想摄影。然而那“六不准”中严厉规定“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这是要堵死了我们的路。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摄影高手要来，他们不是以什么“新闻单位”的身份，而只是“志愿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免费前来服务。
为父亲送别的8月5日一天天地近了，陕西老干部局的人每天都在叮嘱，人数不能超过几十人，只能是亲属。我们小心低调地等着那天的到来，可是不断的电话、问讯、来访让我们心里明白，不可能只是几十个人参加。
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曾是四野解放海南岛时的师长，他托人打电话来说，丧事一定要办好。还有很多在职的、离休的、去世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和家属打电话来说，一定要办好告别。父亲的战友多已不在世了，他们家人的问候多由遗孀作代表，刘亚楼的夫人两次打电话，说“邱部长是大好人呀，人都走了，还这样对他，事情一定不能这样不声不响地就过去。”
很多人得知父亲的去世，都表示了要最后送他一程。父亲家乡的人要来，江西兴国县主要领导表示了慰问，并提前备好了花圈。一些老同志和家属要来，他们是延安供给部的，新四军四师的，四野的，还有中南军区的，总后的，国防工办的，那些地方留着父亲的工作足迹。从这些致意和问候中，我们得到了安慰，但也如实说明情况劝他们不要来。
要来的人在增多，现场要有人维持秩序。北京十一学校的“校友会”闻讯，会长王鲁光不顾身体严重残疾，亲自布置，要求“校友会”全力以赴作好这件事。
为父亲送行的日子到了。
从医院到八宝山的灵车是我们请用的红旗牌轿车，司机五十多岁，和我们素昧平生。灵车开到了天安门，司机突然停车在路边的金水桥傍，自言自语说：“老爷子过去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在天安门上，今天让他再看看这儿吧！”天安门前不能停车，交通民警过来示意是违章，要作处罚。司机想作些解释，但不知如何开口，灵机一动拿起了放在车子里的讣告展示了一下。民警敬了个礼，说了声“别影响交通”，转身离去。
灵车路过万寿路总后大院门口，司机又停了车，说“这是老爷子长期工作的地方，让他再看看吧。”灵车到了八宝山，我们按白喜事的规矩给了师傅一点意思，他表示了拒绝，说能送这样的老人走好最后一程是他的荣幸。一个普通司机令人非常感动。我们一直记得他——李师傅。
我们预定了一个休息厅，来的人很快就挤满了，工作人员很快为我们开了第二个、第三个休息厅。但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人多拥挤不能进到里面休息。来的有些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年纪略轻一点的就自觉地聚集在大厅外，形成了一片人群。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匆忙赶来，说在八宝山大门外的马路上车子被堵住了。他乘坐的出租车司机问，是哪位领导人的丧事，为什么没有交警维持交通？同学回答，是一个普通老人。司机说，那他一定是个好人，自发来这么多人送别，那可是积了德的大好人呀！。
聚集在大厅外面的人很多互相认识，他们互致问候，谈论着，问着为什么以“会作千古”写横幅，为什么不发逝者生平简历？
人们很快发现，有两个人不去签到，在人群中走来串去，不时地看停车场上的汽车牌号和下来的人。对他们的举止，人们纷纷投过鄙视的目光。他们察觉后离开，很快又回来，在签到处翻阅一下签到册，然后到一边在小本上记着。每当新到了一批人，他们再重复着刚才的动作。人群中有人在低声骂着，有人干脆向他们发出一声“呸！”那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死去后仍被他们羞辱的老人会受到如此崇敬，而他们的“使命”却被视作如此作贱！
签到册一页一页地被写满，粗算已有一千多人，但实际不止这个数。因为有了“不速之客”在签到处附近徘徊，有些人有所忌讳，不便前去签到。
有的人带来了鲜花和花圈，或是当场买来花圈和挽带，请人写上敬献者的名字。那些以老同志名义送的花圈被放在了告别厅的室内，很快就挤满放不进去了，晚辈的花圈只好放在告别厅门外，上面清楚地写着敬献者的名字，就摆在那两个“不速之客”的眼前。
但是，“不速之客”毕竟奉命而来，消息传开，给等候在休息厅的人们心中加上了阴影。走在最前面向父亲送别的人，一定是重点的监视对像。几位老同志遗孀说，她们先走，他们的丈夫都是中国老百姓耳详能熟的功臣名将，又能怎么奈何了她们。父亲的老战友、解放战争中的四野兵团政委、原总政副主任黄志勇说，他走在最前面，记名字就记吧，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份上，还怕啥！？
礼仪开始了，人们四个一排，在哀乐中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然后向站在侧面的亲属慰问，这样一排人紧接着一排人地连续不断走了两个小时。
告别仪式结束了，我们撕裂心肺的哭声也留不住父亲。我们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门外，那里的工人师傅叫我们稍候。原来，平日只开启一般设备，那个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设备事先没有上级通知做好准备。当他们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亲，他们自己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它开启，以最高规格表示对逝者的敬重。
不知道这个自发的送别得罪了谁，我们又受到了新的刁难。此时下手让人难过之处，莫过于丧葬费了。父亲生前没有“职业”，没有普通城市居民的“劳保”，也没有“工作单位”，按规定只能由民政部门按社会无业人员那样发放最低的丧葬费用，金额还是几十年前的规定，随着物价的上涨，现今连个体面点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封建王朝时有句话，对人最刻薄的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此时此刻，莫过于此。
陕西老干局实在看不过去，但无法违抗那个“政治格局”，也不便违反上面“规定”。他们反复商议，对我们家属说，赶紧找出一些医药和看病的发票，与此相关的或多少能沾上点边的发票也行，不是说老人家看病吃药可以全额报销吗，那就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尽管抚恤金一时没有着落，他们还是比照干休所里其他去世的老干部的标淮，费用一律从宽从优开支报销，并及时地发放了。在这上，陕西省领导表现出了从容大度，老干局不愿再请示北京了，因为每请示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有可能比他们想的差得多，不仅有时不近人之常理，有的甚至难于向公众启口。
令人心痛的一幕终于过去。
我仔细地回忆着父亲最后的日子，想他还有什么交代的事让我们办。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幕，当父亲在喉管切开手术后，就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他被送回病房麻药失效后，病情很快就恶化了，一时清醒，一时昏迷。有一天我们去看他时，护士对我们说，早上接班时发现父亲自己咬烂了自己的舌头。护士的表情极为惊讶，她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一个人咬破了布满神经的舌头，是多么大的痛苦，父亲一定是要以此表示什么。他在弥留之际有话要说，他不愿意让人堵住他的口舌，他有多大的冤屈要说，有多少历史真相不愿意让它们湮灭。
父亲初到北京住院时仍然很乐观，他自认还有几年阳寿，说病好后要把他的回忆资料继续修改，他说他不怕死，但不想现在死，他还有事要作。喉管切开手术后父亲病情的急剧恶化，令他意识到，他的心愿怕是难以自己完成了。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就咬烂舌头示意我们，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竞事业……
我把存在我这里父亲的东西清理出来，有他的手稿，有录音记录，有他的书信，还有我记下他谈话的笔记。最多的是一些我记写的小卡片，有他和我长谈的实记，有他闲坐或散步时即兴议论，有他在来人看望他时和我们聊天谈事，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每次之后我都立即整理记写下来，久而久之，居然记下了五百多张卡片，七个本子，后来有了电脑，就及时输入，已累积成了几十万字的电子文档。我看着它们，细心作着整理、核对、取舍、归纳。此时，父亲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他遭难重新有点自由后走过的二十年艰辛的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整理父亲留下的谈话记录，重新阅读这些年来父亲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时，我把他的遗像摆放在我书桌上，他面对着我在笑，像是在鼓励着我，可是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在那些稿子上写的修改和批注，已经成了他最后的遗笔。
父亲晚年受了那么沉重的政治打击，他没有消沉，他把最后二十年精力全投入到他认定的崇高事业中去了，他要还原一些历史真相，把它们留给后世。父亲耗尽心血和精力作这些事，他的一句话令我悟出了其中原由，他说：对那段历史，毛泽东不是最后的裁定者，邓小平也不是最后的裁定者，历史才是最后的裁定者！
父亲生命最后岁月里所作的，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下一笔珍贵资料，让历史更好地进行裁定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父亲一生中有过辉煌，也遇到过挫折，功过是非，要让后人去评说。但是，父亲承受着个人屈辱，尽晚年之生命心血，把他所知的国家那段历史秉直写下、说出，就会受到后世的敬重，那怕是另眼对待过他的人，也不敢小视！
——程光作于2007年4月邱会作去世五周年之际
(2012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