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杂志2010年第11期上网文章
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朱学渊与王康讨论俄罗斯文化
朱学渊评：王康先生是不多的中国哲人之一，他对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有很多表彰的意见。我也常常表扬别国文化，其实就是批评中国文化，因此常常落到“政治不正确”的陷阱里。刘晓波说的“三百年殖民”不也是在批评中国文化吗？
我们这个时代，世界文化竞赛已经有结果，西方文化胜利了；而西方文化中，英美文化胜利了。其他的文化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魅力。文化魅力是来自“正确性”和“丰富性”，英美文化之所以表现为“最正确”和“最丰富”，世界上不同凡响的事情大都出在美国，那是因为它“最宽容”。
世界人民的眼光不可能瞄准着“次正确”和“次丰富”的文化，更不可能是“不正确”和“不丰富”的文化。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欧洲大陆文化、伊斯兰文化在与英美文化面前统相形见绌。世界大学排名前十名的统统是英美大学，就是一个客观见证。
“多元”和“宽容”是一切“进步因子”生存和生长的环境，愈多元愈宽容，进步的事物就发生得愈多。美国政府不断轮替更新，美国人民习惯于多元意见的争论，一切都交给思想和商品的市场去选择。黑人能当总统则是以“最宽容”的文化为背景的“最民主”的制度的一大成就，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都只能望美国之项背。
任何人都可能对某一种文化情有独衷。但是，我们今天研究一种文明或文化，已经不仅仅是为评价它过去的成就，如为李白杜甫和莎士比亚，或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而是鉴定这种文化是否具有一种不断发生进步的健全内质（integrity）。急迫的是，文化是竞争的，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是有曾经辉煌和已经败灭了的马雅文化为鉴的。
我曾经在重庆市荣昌县教书十年，希望有机会回重庆见王康先生。
【附录《纵览中国》王康文章】
—— （附录：关于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
我近期因病�床，本不欲对晓波获奖发表意见。但是由于一名俄国斯大林分子的文章被新华社引用，朱学渊先生由此提到对我关于“俄罗斯文化或文明”的言词持保留态度，我就不能不略予回应。
我当然认为此奖是1949年以来最值得两类国人——自由派思想界和中共统治集团——共同深长思之并择善而处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我为中国人的自由精神 终于获得世界瞩目而深感欣慰，也为西方20年间从现实功利主义转向自由理想主义这一姗姗来迟的义举感到快意。我还不无忧虑地预感到，正如每一次西方、俄罗 斯、东欧发生的自由进军，都几乎宿命式地招致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性复辟一样，这次奖项能否成为中国自由运动的新发轫，仍是未定之数。我曾在不同场合指出，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以贯之两千多年不易不移的亚细亚专制传统仍然具有深厚的血统和法统基础，中国转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红色黄种人罗马帝国的前景，一个前所未 有的东方巨型国家利维坦，正在成为21世纪的世界性可能。自由与专制在中国的较量，还停留在欧洲中世纪和俄国十九世纪初的历史水准。
我当然不会站在240年鞑靼军事专制主义、304年罗曼诺夫沙皇专制和74年布尔什维克极权统治一边。正相反，我力图发现并讴歌六个多世纪里薪火相 传并最终凌驾于三个专制帝国之上的俄国自由精神，尤其十九、二十世纪两百年间俄罗斯自由与专制间此长彼消、俄国最终转向人类自由正道的历史启示。
谁都知道，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直到今天，俄国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任何国家，几乎成为中国难以逆转的宿命。我特别强 调，现代中国的专制特性，主要 源自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经由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东征和抗日战争，中国本来完全可能走上真正中国式亚洲式的宪政之路。
问题在于，1989到1991年两三年间，苏联解体，柏林墙坍塌、冷战终结，为何同为斯大林模式的中国不仅没有顺乎世界潮流而动，其专制制度反而起 死回生，到2009年竟然重新祭起“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旗帜，苏联帝国在现代中国借尸还魂了。这恐怕是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无法回避的最大历史叩问。
作为一个不懂俄语，至今无缘踏上俄国大地的人，对十九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派与西欧派、民粹主义、民意党人，对赫尔岑、巴枯宁、索罗维约夫、 托尔斯泰等，我比以赛亚•柏林等人更瞩意于俄罗斯弥赛亚主义关于真理、自由和救赎精神的求索；对二十世纪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 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悲剧人生和自由呐喊，我由衷地赞颂和向往。我已尽其所能地对俄国蒙受的苦难、罪孽和不幸深致过同情、谴责和祈祷。我还提醒我的 同胞，关注俄国两百年间体现的伟大历史法则：保持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对峙和抗衡。其中最可给中国以启示者，是俄国自由运动史诗般的救赎精神、牺牲意志和浪漫 情怀，对于日益世俗化、功利至上和亵渎神圣的中国，俄国的启示甚至高过西方。
至于俄国民族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权的关系，我愿在病体稍愈后与学渊先生讨论。至少，从彼得大帝把首都建在面对西方的涅瓦河畔，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把狄得 罗请到彼得堡皇宫，从戈尔巴乔夫首倡“欧洲同屋”、“俄国属于基督传统”等俄、苏最高统治者的执政举措，我看到的是俄国与西方最终融为一体的前景。
同时，我要表明，与俄罗斯一样，西方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程中也曾经受过甚为沉痛的教训。中世纪宗教裁判所、20世纪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两 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惨烈代价，而不是任何地缘或文明意义上的东方传统。我还要强调，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自由与专制，良善与野蛮，神圣与邪 恶，决不是某一方的专擅。梅尼克1946年在柏林废墟里再三引用歌德的感叹，好与坏、善与恶，正如黑夜与光明一样，总是那样难分难解地混杂交替在一起。索 尔仁尼琴曾对苏共统治集团痛心地指出，正是从西方十九世纪刮来的先进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和理论体系，玷污了俄国的灵魂，俄罗斯为此付出了6,600万生命 的代价。我们不能轻易将老索这一指控归结为某种病态的大俄罗斯主义。同理，1949年出现在中国的镇压反革命、阶级斗争、一党专政、集体化、工业化、意识 形态至上、人民拜物教和领袖崇拜等现代极权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无神论、进化论、世俗主义、消费主义等轮番败坏和折磨中国的各种试验、创造发 明，都主要源自西方。古老的中华文明自有其愚昧、偏狭、腐朽和专制的积蔽，但它确实无法对中国现代悲剧负责。事实上，中国传统文明本身正是被诟病和摧残的 对象。我最后还想指出，无数教训表明，任何外来文明，即使对中国充满善意，其价值确实为中国所亟需，也应该适合于中国人的道德生命与历史愿望。
那名“政治观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其文字流露的是冷战和世界性道义较量中失败者——苏联共产党——的酸涩心情。他回避了在俄国已是路人皆知的善恶是非，即也道出了某种历史玄机。
我最担心的是，俄国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大斯拉夫主义重新结盟，并借助中国二十年间聚敛的世界性红利，重建欧亚共产极权主义，这将是特别令人不 寒而栗的噩梦。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金帐汗帝国，曾在近两个半世纪间大大强化了俄罗斯专制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深深地带有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烙印，这一沉 重历史遗产在20世纪可悲而分外诡异地回馈给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魂灵。全球化普世伦理和国家制度乃至文明交流远未形成之际，世界 重新陷入又一轮意识形态冷战的现实危险性已然浮出。中国正在显示并推销的模式、道路、旗帜，以巨大财富为后盾，一旦投合俄国专制传统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历史 需求，甚至将十月革命的遗产重新奉送给其发源地，地球上最大的轴心同盟就会以某种形态出现于世。在此意义上，我高度认同学渊先生对俄国专制历史死灰复燃的 警觉。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也极不可能的事象。不仅对于西方，乃至对于全世界，首先对于中国和俄国，都是充满灾祸和毁灭的前景。刘晓波获奖，不会纯然是35 年前萨哈罗夫获奖的东方版本，历史毕竟发生了巨大变化。至少，我希望这次西方对东方的关注，不会是又一次世界性冷战的导火索。在有限的资讯中，我尚未发现 不可理喻的阴谋、恶意和寻衅，在根本点上，至少在言辞上，此项奖事与中国宣称的和平发展、以人为本等国家诉求，不相冲突。
我相信，萨哈罗夫院士如果在世，他会对自己的中国后继者致以热烈祝贺。同样，普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以及整个俄国自由思想界，都 会这样做。我相信，偌大俄国，决不可能只有这名“政治观察家”对诺贝尔和平奖在东方的巡礼感兴趣。虽然普京、梅德维杰夫没有公开表态，但至少他们已经再三 指出，俄国已不可能回到斯大林时代，就连斯大林作为苏俄卫国战争统帅的最后荣耀，年轻的俄国总统都已予以否认。索尔仁尼琴曾先后获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普京和梅德维杰夫的赞扬这一事例表明，这名形迹可疑的“政治观察家”表达的不过是苏俄历史坟墓里的空洞回音，不能代表俄罗斯自由精神的主流正声，更不是俄 罗斯的经典思维。
布哈林曾指出，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任何个人、政党、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受世界法庭的审判。俄国终于度过了它最黑暗最痛苦最艰难的岁月，我以满 腔的同情和敬意向这个伟大的民族祝福。我坚信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瓦文萨、哈维尔等俄国和东欧先知不仅是我们的苦难兄弟和自由同道，而且是人类自由先贤 祠的伟大英雄。今天，晓波走进了他们的行列，这份殊荣应为所有珍视自由与和平的中国人所共享。
我希望，我们不再对一个民族、尤其俄罗斯这样一个伟大民族作出大法官式的裁决。我相信，以先生的渊博常识，你会作出必要的调适而上达不止。
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关头，来自遥远北欧的颁奖，已引发如此浩大的震荡。无论官方和自由知识界作出何种回应，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在21世纪的选择。由于病患和疲惫、更由于还没有领悟到这一事件的历史涵义，我因而无法独立而系统地表明一己之见。
幸好，历史留下了萨哈罗夫们，有苏联这一空前红色帝国解体的启示，我们至少有所参考，有所借鉴。
刘宾雁先生曾说过，历史从来不打招呼。事变时时发生，一个真正理性的民族，切记历史教益的政府、豁达并有基本时代意识和人类责任感的中国，应秉持“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古老智慧，择善而从，则幸甚。
身在自由世界的学渊先生比我更清楚，人类自由精神出自宇宙法则，出自人类本性。在全球化时代，自由成为世界最珍贵的精神财富。20世纪无论出现多么 惨烈的悲剧，人类向往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却无远弗届。天底下纵有无数民族、文明，唯有自由可以维系以至协和万邦。学渊先生与我都会同意，自由不可分割，每一 个民族都有其自由天赋，其中当然包括俄罗斯民族。我愿援引1975年萨哈罗夫获奖一例，与学渊兄分享俄罗斯自由精神的不朽纪录。
全文完，以下：
附录一，关于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况介绍
附录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萨哈罗夫的公告
附录三，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瑟•丽安丝的演说
附录四，关于安德烈•萨哈罗夫
附录五，萨哈罗夫获奖答辞
附录六，萨哈罗夫纪念诺贝尔演说：和平、进步、人权
--------------------------
附录一，关于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况介绍
诺贝尔委员会10月份宣布，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安德烈 •萨哈罗夫，苏联科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斗士。萨哈罗夫的受奖是适时的，因为1975年8月1日，35个国家，包括苏联，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 与合作条约”，其中有用促进人权作为达到缓和的手段的条款。
在致辞中，丽安丝夫人引用颁奖公告中的话说明选择萨哈罗夫的特殊理 由。她还列举了最早一批因人权事业而获奖的人：艾伯特•卢图利（1960年获奖），他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马丁•路德•金（1964，年获奖）， 他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法国的勒内•卡森（1968年获奖），她将他称之为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建筑师”。
深知苏联媒体上将萨哈罗夫获奖视为亲西方和反苏动作的谴责，丽安丝夫 人痛苦地指出，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当局、政党、团体和个人”，它的决定只严格建立在诺贝尔遗嘱的指导之上。这并没有阻止她以宣布委 员会“对安德烈•萨哈罗夫被阻止不能个人前来这里接受和平奖这个事实深感遗憾”来批评苏联，并将此与希特勒政府所为相比，它1936年阻止前集中营囚犯卡 尔•冯•�西埃茨基前来奥斯陆接受推迟了的1935年度和平奖。萨哈罗夫的妻子伊丽娜•波尼，得以代表他出席仪式，因为她得到允许出国接受医疗，当萨哈罗 夫因藉口他熟悉“政府和军事秘密”而被拒发护照时她正在国外。实际上，当萨哈罗夫发表了他的《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后，他的安全许可出入证就于 1968年被吊销。丽安丝夫人在讲话中概括了他这本著作和以后出版物中的观点。这些著作和他为人权所作的工作给他带来了秘密警察的骚扰，但因为萨哈罗夫是 如此著名的科学家，所以他一直还是自由的。
不是前来奥斯陆接受授予他的奖，萨哈罗夫12月10日是在维尔纽斯， 苏联立陶宛的首都，站在一座法庭外面，他的朋友舍夫•科瓦里耶夫，一位生物学家，正在因他的人权活动而受审。完全知道苏联政府不会允许他们去，萨哈罗夫邀 请了科瓦里耶夫作为他在�斯陆的客人，另外还有其他三位科学家瓦伦廷•特钦、安德烈•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和于列•沃洛夫，他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
在维尔纽斯，萨哈罗夫能够在收音机上收听到授奖仪式，他能够听到妻子 波尼用俄语朗读他自己接受和感谢的言辞，场面“隆重而又热烈”，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在这个讲话中，他重复了当得知自己获奖后对新闻界说过的话，说他与良 心囚犯们同享这一荣誉，他希望为了他们的自由在每个地方都实行普遍的政治性大赦。
在他题为《和平、进步、人权》的纪念诺贝尔演说中——这是12月11 日由波尼代读的，萨哈罗夫阐述了三个目标是如何“不能分解地相互联系着”。国际和平与武器控制只可能出现在开放的社会之中，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是科 学进步的基础。这类进步要成为有益的，就只有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技术发展提供了对贫困、饥荒和灾害的克服的同时，它们也同样能产生严峻的生态危险。
人类面临着消灭核武器和裁军，这是必须履行的职责。萨哈罗夫提出了一 个国际裁军协议样本的大纲，但它获得通过只能是当赫尔辛基协议所开辟的可能性被认识到时，而这个协议在苏联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在那里仍有成千上万的良心囚 犯继续在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遭受苦难。萨哈罗夫列举了100个以上的姓名，这仅仅是他所认识的人的一部分。他要求遍布世界的这些、这类囚犯能通过联合 国一个国际协定而获得自由。
演说结束时又重申了他对于理性的信念，有了理性我们可以“创造一个配得上我们自己的生活”。他的传记性叙述比绝大多数获奖者所提供的都要更加全面、更富个人性，也同样以对他信念的肯定而结束：
“现在和永远，我打算坚持我的信念，对人类精神中所藏力量的信念。”
附录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公告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安德烈•萨哈罗夫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 奖。萨哈罗夫无畏地、个人性地坚持人与人之间和平的基本原则，这是对所有真正为了和平的工作的强有力的激励。萨哈罗夫开展了强大的、不妥协的反对滥用权力 和所有形式的违反人的尊严的斗争。他还以同样充沛的精力为政府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理想而奋斗。用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萨哈罗夫强调人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是真 正的、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由此，以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在考验人的环境中，他增进了对一些价值观念的尊重，这些价值观念是和平的所有真正的朋 友都支持的。
A•萨哈罗夫向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表达了和平与正义的信息。对他来说， 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国际和平不会有持久的价值，除非它建立在对社会中个人的尊重之上。这么一种尊重在一些国际公约，包括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有过表述。萨哈罗 夫坚持各个签署国必须为完成这些自己已经担当了的义务而负起责任。今年由35个国家在赫尔辛基安全大会上签署的协议中，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作为这些国家的义 务得到了强调。签约各方认识到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是“和平、正义和幸福的事业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保证友好关系与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在它们自己之 间，而且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是必不可少的。”较之他人更为有力地，萨哈罗夫对漠视这一点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在促使赫尔辛基协定条款中所表达的理想成 为活的现实上，萨哈罗夫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
在民族之间的友爱和真正的和平共处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上，A•萨哈 罗夫有着坚定的信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想过更加安全的未来的可能性，这只有通过建立在真理和正直基础上的“国家之间的兄弟状态”来实现。根据萨哈罗夫 的观点，当政府违反了基本人权时，它们就对国际间信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萨哈罗夫对建立在幻觉和一厢情愿之上的�假缓和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作为核物理学 家，他能够权威地、内行地谈论军备竞赛的危险。他的目标是所有国家的非军事化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及更快的社会发展。
萨哈罗夫对真理所承担的义务，对人类不可侵犯性的坚定信念，他对暴力和野蛮的斗争，他对精神自由的坚定捍卫，他的利他主义和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得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良心的急需的发言人。他对正义、真理和爱的呼吁是传给这个世界所有民族的一个信息。
附录三，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瑟•丽安丝的演说
国王陛下，殿下们，女士们，先生们：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将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于1896年临终之前起草的遗愿和遗嘱中，他指示和平奖应该授予那些“为民族之间的友爱，为常备军的削减或废除，为和平会议的促进和召开而作出最多或最好工作”的人。
诺贝尔委员会对这些指示的阐释，显然只能是与这些年来对和平概念变化着的态度相一致而多样化。
在过去74年和平奖获得者的行列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委员会授奖给：
国际法观念的斗士；
社会正义的斗士，如莱昂•茹奥；
为了人道主义进步的人，如阿尔贝•施韦策；
为和平工作者，如舒特纳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
为促进人权者，如勒内•卡森、马丁•路德。金和艾伯特•卢图利。
从一开始起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就经常成为批评和辩论的对象。然而，这并不表明它们就不正确。
诺贝尔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当局、政党、团体或个人。它决定的基础完全是存在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愿和遗嘱中的指示和意图之中。
对于委员会来说，如果允许它的工作在任何形式上受畏惧的影响或者是受方便起见或机会主义的支配，那将是它责任上的不可宽恕的玩忽职守。
今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它的和平奖授予了我们时代伟大的人权斗士之一。
在列举它现在这个选择的原因时，委员会特别宣布：
“萨哈罗夫无畏地、个人性地坚持人与人之间和平的基本原则，这是对所 有真正为了和平工作的强有力的激励。萨哈罗夫开展了强大的、不妥协的反对滥用权力和所有形式的违反人的尊严的斗争。他还以同样充沛的精力为政府建立在法律 基础上的理想而奋斗。用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萨哈罗夫强调人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由此，以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在考 验人的环境中，他增进了对一些价值观念的尊重，这些价值观念是和平的所有真正的朋友都支持的。”
在1940年到1945年激烈进行的伟大战争中，我们一再被告知，这场战争的进行是为了保卫未来代代人的人权。那些为了这个崇高理想而战的人，那些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献出生命的亿万人，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是，他们的伟大目标——人类尊严的持久建立——没有实现。
战后联合国精力充沛地、毫不疲倦地为一个全球性的宣言和两个关于基本人权的公约的起草和被普遍接受而工作。它这样做是相信这些权利和自由是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绝对必要。
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了这样的思路。
然而今天，尽管有着所有那些牺牲和努力，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亿万人民不能说他们享受着最基本的人权。甚至有些地方，人民原先是享受着这些权利的；有些地方，在战争结束后，人民丧失了这些权利。
勒内•卡森，那个全球宣言的建筑师和诺贝尔和平奖的一次获奖者，对此有充分意识。对现在这种情况他有过这样的评论：
“宣言为我们奠定了一个追随的理想，它为我们的行动设置了指导方针。
但是对今日世界的一瞥就足以证明，在我们实现这个理想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能够以实现了宣言中的所有条款而自豪。
我们目睹了对生存权利的违反。暗杀和屠杀可以通行而不受惩罚，妇女被蹂躏，饥荒遍布各地，良心的自由和说话的自由被蔑视，四处蔓延的种族歧视——所有这些罪恶蔓延得太广阔了，你不可能视而不见。”
然而，这种悲剧性的情况决不能导致放弃。相反，对所有有责任感的人来说是一种挑战。不分国家疆界，强化他们致力于尊重人的尊严的斗争，团结在那些拒绝屈服的勇敢者的周围。
今年的获奖者A•萨哈罗夫，1921年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物理学，早年就因发表了一些科学论文而引起相当的注意。
从1948年到1968年，萨哈罗夫在一个核研究院工作，是一个从事核武器发展研究的秘密科学家小组的成员。
萨哈罗夫自己强调他对这个科学家小组工作的贡献并不是唯独指向军事目的的，同样也考虑驯服原子能用于其他目的，比如用于工业和能源生产。
尽管苏联在1949年，同美国一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原子弹，但不用说美国在原子技术方面远比苏联先进。萨哈罗夫的观点是：从和平的利益来说，缩小这种差距是重要的，以便建立军备竞赛上的一种均衡，能够阻止两方发动战争。
在32岁时萨哈罗夫被选入苏联科学院，他是里面最年轻的成员。由于他为他的国家在科学上的工作，他两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金，分别三次被提名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然而，1968年他的身份和他生活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被调离他的研究岗位，分配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萨哈罗夫环境和地位的变化是他思考的变化，以及他对此直言不讳的承认的直接后果。
他在他的书《萨哈罗夫说》中对此这样描述：
“从1957年开始——并非没有受到如阿尔贝•施韦策、莱纳斯•波林和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我感到自己对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污染负有责任。”
萨哈罗夫并不隐瞒他已经得出了这些结论这个事实，实际上他用书信向当局作了直率说明。在书信中他提出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他希望这可以为自由的、开放的意见交换奠定基础，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是深深失望了。
不管怎样，萨哈罗夫相信他的观点在一个重要方面起了某些作用，这就是1963年苏美就禁止大气层、空间和海洋的核试验完成了一项协定。
1968年萨哈罗夫发表了他的“宣言”：《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他的“宣言”不仅是建立在他自己国家的情况上，而且是从全球观点来写的，并提出了最诚挚的和平呼吁。
在那里面，他谈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的文明全部湮没的威胁，这将是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他坚持认为这种危险只能以世界范围内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分界的合作作为手段才能避免。
基于这种联系，他特别关注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相信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之间采取某些求其近似的方法对话的话。
萨哈罗夫相信这种形式的合作提供了替代核战争的唯一选择，他形容核战争是集体自杀。
谈到他自己国家对这种趋同能做什么贡献时，他强调民主化、反官僚主义、非军事化和社会、科学进步等改革。
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密切合作上，萨哈罗夫也设想在解决世界的饥饿、人口超量和污染方面巨大的联合攻关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一种实质性援助计划可以为第三世界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持久的基础。
他相信，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总体贡献，也会包含这些国家在军备上所花金钱的一个相当可观的下降。
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些在联合国反复辩论过的想法。这些论点后面的哲学曾经、尤其是在联合国1970年向富裕成员国发出的呼吁中表达过，它呼吁这些富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分发出来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萨哈罗夫的“宣言”，在世界大片地方引起过那么大的反响，这是他的第一个出版物，在那里面他对自己在缓和与知识分子自由政策上所需条件的各种观点作了紧密结合的阐述。
在后来出版的著作如《萨哈罗夫说》和《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他 “宣言”中谈论过的问题，某些观点经历了一个变化。他说其原因可以从近些年来戏剧性发展的国际形势中找到，在他与自己国内和来自国外的人们的交谈中找到， 也可以在他扩大了的个人经验中找到。它们不再是那样执着于关于未来的梦想，更多的是插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所有起着威胁的危险。
在评价他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观点时，萨哈罗夫个人强调，在他写这些时，他还是生活在一个孤立的、享有很大特权的科学圈子里，与外面社会没有任何联系。
他是这样描述他那个时候的生活：
“我与人民相隔离。”
在一次采访中他接着说：
“所以，在评价我1968年的文章时，你必须懂得这一点，我从为核武器工作到关注核试验的后果——对人民的毁灭、遗传学的后果和所有这类事情，所走过的这条道路，要考虑在内。
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从面对全球性问题开始，只是到了后来才关注更为具体、更为个人性、更为人性的东西。”
他与人类同胞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和他的关注，催迫他将自己投入热烈的斗争中，去寻找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他在写给当局的一封信中已公开指出，并要求对此的改革。
为了把他的建议提交给更广大的公众，萨哈罗夫1970年与一些朋友和同事一道建立了“人权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工作，为促进人权进行建设性的改革，与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中阐明的人道主义原则相一致。
萨哈罗夫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致力于达到下述要求：废除秘密审判；新的新闻法，保证人民能够得到充分的消息；监狱制度的改革；对政治犯的大赦；废除死刑；开放边界；禁止为了政治目的使用精神病院。
对于萨哈罗夫来说，得知他在和平与缓和所需条件上的观点在“欧洲安全与合作条约”上得到了反响，无疑是很高兴的。这个条约在那一年的8月1日由34个不同的国家在赫尔辛基签署。
赫尔辛基条约第7部分宣布：
“各签约政府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
它接着宣布：
“它们将促进和鼓励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和其他权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实践，所有这些源于人类内在的尊严，对人类自由和充分发展至关重要。”
这是历史性的事件，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个文件中确立了人权是国家之间缓和必不可少一的因素。
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单个的政治家能够在国际法术语上的形式主义争论中等找藉口，从而压制或者逃避这些条款中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的义务。
那样做的话，就是对人类与和平的背叛。
A•D•萨哈罗夫已经表明他准备承担这个重载中他的那一部分。
诺贝尔委员会的话是这样说的：
“安德烈•萨哈罗夫对和平的伟大贡献是：他以特别富有成效的方式，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最伟大的个人牺牲精神，为取得对一些价值观念的尊重而奋斗。这些价值观念，赫尔辛基条约宣布是属于它的对象。”
萨哈罗夫为和平、为裁军、为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奋斗，是将和平作为它的最终目标的。
由于他在唤醒每一个国家中广大民众上所做的努力，我们今天在这里以授予他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来表示敬意。
诺贝尔委员会对A•萨哈罗夫被阻止不能亲自今天前来这里接受和平奖这个事实深表遗憾。
他与另外一个人分享了同一命运。40年前的1935年，这个人被授予和平奖，他的名字是卡尔•冯•�西埃茨基。
萨哈罗夫广为人知的1968年“宣言”，扉页上印有歌德这样的话，作为警句：
“只有那个为他们天天而战的人，才配有自由和生命。”
A•D•萨哈罗夫真正实现了歌德要求的条件，拥有了自由和生命。
附录四，关于安德烈•萨哈罗夫
我生于1921年5月21曰。我父亲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教师和许多教 科书、习题书和科普著作的作者。我在一个很大的公有公寓中长大，其中绝大多数房间归我的家庭和亲戚们使用，只有少数几个由外面的人用。这座房子充溢着一种 强烈的传统的家族精神——对工作生命般的热情和对专业能力的尊重。在家庭内我们提供相互之间的共同支持，正如我们分享着对文学和科学的热爱一样。
我父亲钢琴弹得相当好，特�是肖邦、格里格、贝多芬和斯克里亚宾的曲子。在内战期间，他靠在电影院里为无声电影伴奏维持生活。
忆起我的祖母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我心中特别感激。她是这个家庭的灵 魂。她在战争前死去，享年79岁。我祖母带大了6个孩子，当她50岁左右时，她完全靠自己来自学英语，直到她死的时候，她一直阅读原版的英文小说。从我们 很小的时候起，她就为我们——她的这些孙儿们朗读，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着她给我们朗读的那些夜晚，朗读的可能是普希金、狄更斯、马洛或者斯托，在复活节前 的那一周，则是福音书。
家庭对我影响极大。特别是因为我是在家开始学习课程的，后来在与班级 同学的适应过程中我很感困难。1938年我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学考试并获奖，然后马上就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开始学习。在那里，我也同样于1942年通过结 业考试并获奖，当时因为战争我们被疏散到了阿什哈巴德。
在1942年的夏季和秋季，我在卡夫洛夫住了几周，我原是在毕业之后 被派遣到那里去工作的。后来，我作为一个伐木工人在靠近米莱克斯的一个荒凉的乡村工作。我最早对那个极为艰苦岁月中工人农民生活的痛苦印象即是来自这些日 子。1942年9月我被派到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大军工厂工作，我在那里担任工程师，搞创造发明，直到1945年。在这家工厂，我搞了一些生产控制方面的发 明。不过在1944年当我仍在这家工厂工作时，我就写了一些理论物理方面的科学论文寄到莫斯科以求得鉴定和评价。这最早的一些论文从未发表过，但它们给了 我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极为重要的自信。
1945年我开始在列别捷夫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它是苏联科学院的物 理学研究部门。我那里的老师是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他对我有巨大的影响，他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947年我通过了我核物理方面的论文答辩，1948年我被编入一个科学家小组，它的任务就是发展核武器。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就是塔姆。
在随后的20年中，我在最高的机密状态和很大的压力中工作，先是在莫 斯科，后是在二个特殊的秘密研究中心。当时我们全都相信这个工作对世界的力量平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被这个任务的伟大性迷住了。在我的书《萨哈罗夫 说》的前言和《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都描绘了我的社会一政治观点在1953年至1968年这一期间的发展，以及那些戏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或是影响 了这种发展，或者就是这种发展的表现。1953年到1962年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与核武器的发展相关，并涉及对核试验认识的酝酿期。与此同时，我也较以前 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这项工作内在的道德问题。1964年中及其后，我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特别是从1967年以后，我不安地感觉到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已经 增大到这样的程度，在1968年我产生了一种催促的急迫，要把我的观点公布于众。
于是，就有了《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这篇文章。事实上它们 就是与7年半后我的纪念诺贝尔演说标题一样的主题。我觉得这些主题具有基础般的重要性，而且是内在紧密相联的。我的公开表态代表了我和我整个未来的一个转 折点。这篇文章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新闻界不提这篇文章，而后来出现的评说不是极端批判性的就是讥讽性的。大量的批评，甚至似乎是 同情地指向了我，视我在这篇文章中的思考为极端幼稚和抽象的。今天，在经历了8个年头之后，看来这些思想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苏联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很多 被认为是重要的东西联系起来了。
从1970年以来，对人权的捍卫，对政治审判牺牲者的捍卫，对我来说 成为最重要的事情。与查利泽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后来又与夏华诺维奇和普得耶普斯克等人一道，我参与了主持人权委员会的工作，这就使得我的立场十分清楚 了。我无法摆脱对政治中两个人命运的记忆：1976年4月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因其社会工作被判5年流放；5月，普得耶普斯克因其悲剧性的过早死亡而使我们失 去了他。
早在1950年，塔姆和我就是一项苏联受控热核反应工程的共同创始 人。这是为电力能源生产或为核反应堆燃料生产的氢同位素的热核反应，在这项工作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年以后，在我的提议下，就内爆磁发电机的建设开 始了试验，这是一种将化学或核反应转化为磁场能源的装置。1964年我们得到了一个2500万高斯的磁场强度的记录。
从1968年7月开始，当我的文章在国外发表后，我被调离了最高机密 的工作并“解除”了我在苏联“专名集”——这是这个体系中最高的特权阶级名单——中的特权。从1969年夏季开始我重又在列别捷夫研究所工作。从1945 年到1947年，我作为一个助手曾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了我的科学工作。我现在的工作涉及与基本粒子理论相关的问题，涉及万有引力和宇宙学理论。如 果我能努力对科学的这些重要分支作出某些贡献，我会十分高兴。
不过，社会问题并不放我过去，它要求我作出负责任的个人努力，它把增 长着的要求压在我的体力和精力之上。对我来说，这压力并不直接个人性地指向我，道德上的困难来自压在我朋友们和家庭成员身上的持续压力，但与此同时，它也 总是环绕在我周围。我在许多场合曾写到这一点。但是，悲哀地讲，我以前所说过的仍然适用于今天。我不是职业政治家，对我朋友和我从事这类工作目的为何，最 终结果为何的质询一直困扰着我，这或许正是原因。我倾向于相信，只有道德标准加上思想上的客观，才能够作为这些复杂问题中的矛盾中的一种指南。
我早巳多次通过写作表明，我打算克制作任何具体的政治性预测。目前在 我的生活中有一个范围很大的悲剧，那些最近对我亲密朋友的宣判——舍夫•科瓦里耶夫，就在举行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时候被判了7年监禁和3年流放——和特维 尔多赫列鲍夫，就代表着这方面最新和最不含糊的证据。然而，即使如此，现在和永远，我打算坚持我的信念，对人类精神所藏力量的信念。
在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萨哈罗夫在继续着为人权的工作，并通过在莫 斯科的西方记者向西方发表声明。1980年初，在他公开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被流放到高尔基市。1984年他的妻子伊丽娜•波尼也被宣判流放， 来到他这里。隔离于家庭和朋友，他们继续受到了克格勃的迫害。萨哈罗夫用绝食来要求使波尼得到治疗，波尼最终在1985年得到允许离开苏联去做心脏手术。 在M•戈尔巴乔夫掌权并实行自由化政策后，他们获得自由并于1986年被允许重返莫斯科。尽管有了现在这种程度的自由，这使得他能够作为选举出来的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发挥政治作用，萨哈罗夫仍然批评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应该远为深入。他1989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逝世。
附录五，A•萨哈罗夫的答辞
主席先生，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来到这里，由于我丈夫和我作为公民的那个国家的一些奇怪特征， 我丈夫出席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今天他不在这里，而是在维尔纽斯，立陶宛的首都，在那里科学家舍夫•科瓦里耶夫正在受审。由于 这同样的、使得萨哈罗夫不可能前来�斯陆的奇怪特征，他现在正在法庭附近，不是在里面，而是站在外边，在大街上，在寒冷之中，等着第二天，等着对他最亲密 朋友的宣判结果。
尽管所有这些，萨哈罗夫相信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它的名字本身就有着如此之深的象征意义和人类意味——必须举行，他打算在这里要说的话也必须被人听到，这就是他要求我向你们宣读他的讲话的原因。
我非常感激非常自豪。我自豪地看到我的名字与许多杰出人物的名字放在了一起，在他们中间有阿尔贝•施韦策。
30年前，除了废墟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惨景留在了我祖国的一半和欧洲的 一半上面。亿万人民在悼念并一直悼念着他们的亲人。对于所有那些经历了历史上可怕战争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战争这个对全体人类来说是最糟糕和最罪恶 之大灾难的概念，成为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想法，而且是深深的个人感受，成为一个人对世界整体看法的基础。要保持一个人的自尊，一个人必须就与人类对和平、 对真正的缓和、对真实的裁军的普遍渴望相一致地行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深深地被你们将我的活动视为对和平的贡献而赞赏所感动。但是，使我特别愉快的是看 到委员会的决定强调了保卫和平与捍卫人权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对人权的捍卫保证了真正的、长期的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这样你们就不仅仅阐释了我活动的意义， 而且给它以强有力的支持。将和平奖授予一个捍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人，反对非法和专横行为的人，这意味着对原则性的肯定，这原则在决定人类的未来中起着 如此重要的作用。成千上万的人，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他们中的许多为捍卫这同样的原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代价是丧失自由、失业、贫困、迫害、被逐出自己 的国家，对于他们，你们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个人性的欢乐和礼物。我知道所有这些，但我也知道另外一个事实：在目前的形势中，这是一个理性勇气和伟大公平的 决定。它授奖给一个人，这个人的思想并不与官方关于领导一个大国强国的概念相吻合。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珍惜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我也在它里面看到 了宽容的宣言和缓和的真正精神。我想表达一个希望，即使是那些现在用怀疑或者恼怒的眼光看待你们决定的人，有一天也将会赞同我这个观点。
我的国家的当局否定了我旅行前往奥斯陆的权利，藉口是我熟悉政府和军 事秘密。我想事实上用一种我们当局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安全问题并不困难，但不幸的是并没有这样做。我个人不能参加今天的授奖仪式。我感谢我的住在国 外的朋友们，他们在这儿作我的客人，使我深感荣幸。我也邀请了来自我的国家的朋友：瓦伦廷•特钦、于列•沃洛夫和两个最高贵的正义、法律、荣誉和诚实的捍 卫者舍夫•特瓦里耶夫和安德烈•特维尔多赫列鲍夫，他们两人现在都在狱中，等候审判。不仅仅是这后两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不能来。在苏联，当事关获准到国 外旅行时，每个人各自的情况并不能得到区别对待。但是，我还是恳请你们宽厚地将所有这些人视为我的正式客人。
我愿意用表达对和平与人权原则的最终胜利的希望来结束我的讲话。这种希望能够实现的最好标志就是世界所有国家普遍的政治大赦，每一个地方良心囚犯的获得自由。为普遍的政治大赦的斗争就是为人类未来的斗争。
我对诺贝尔委员会授予我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深表感谢，我请求你们记住，授予我的荣誉也为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良心囚犯们所分享，为所有为这些人的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所分享。
附录六，纪念诺贝尔演说：和平、进步、人权
1975年12月11日，A•萨哈罗夫
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 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他两个。这就是提供了我常说主要论题的基本思想。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伟大的、富有意义的奖励授予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机会今天在 这里对诸位讲话。对我来说特别满意的是注意到委员会的嘉奖，它强调了人权是真正和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 一可靠基础。我想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国际信心、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一个有着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权利和旅 行及选择居住国家权利的开放社会的话。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一样，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基础，为科学发达不至于被用于掠夺人类提供了保障，为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发展转过来又是有卫社会权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与此同时，我也愿意就特定人类命运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起源和决定 性意义这个论题进行论说。这个看法与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根本不同，也与专家治国论的意见不同，专家治国论认为只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及经济条件具有 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当然，我这么说，无意否定人民物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我愿意在我的演说中表述所有这些主题，我尤其愿意详细讲述一些涉及违反人权的具体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决定方法是绝对必要的，而让我们用来处理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这就是我把我的演说称为“和平、进步、人权“的原因。它与我1968年的文章《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的标题有着有意识的类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说与那篇文章，在内容上和寓意上都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
有很多迹象表明，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开端，就进入了它历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决定性和严峻性的阶段。
热核导弹存在着，它在原理上具有消灭整个人类的能力，这是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由于经济、工业和科学进步，所谓的“常规”武器也同样发展得不可比拟地更加危险，更不要提化学和细菌的战争工具了。
毫无疑问，工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克服贫困、饥荒和灾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也导致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不祥变化，导致了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险。
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数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发展 中国家尤其明显。人口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在未来还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更为严峻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食品的缺乏会成为一个亿万人生活中一个压倒性的因素，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饥饿的水准上被挤压为一种悲惨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前景具 有威胁性，在许多专家看来会是悲剧性的，尽管“绿色革命”有着无可怀疑的成功。
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过分城市化 导致的压力和那些打乱社区社会和心理稳定的所有变化：对时尚和潮流不断的追逐，过分生产，生活的麻木和疯狂节奏，精神和神经病况者数量的增加，被剥夺了与 大自然的联系的人，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正常人类生活的人，家庭的解体和朴素的人类欢乐和愉悦的丧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衰微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他们在 生活中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么一幅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骚动不安的现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动的增加，等等。即将到来的世界资源 的枯竭，人口过多的威胁，扎根很深、持续不断的国际、政治及社会的问题也对发达国家有着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而且剥夺——至少是有着剥夺的危险——许许多 多人早已习惯了充裕富足的物质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临问题的形成方式中，人类那种全球性的政治性的两极 分化起着更为决定性和更为重要的作用。人类被分成了所谓的第一世界——这通常用以称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事实上已成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一个党派及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着极端的权力。它们拥有巨大的扩张潜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 地区增长它们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只达到经济发展的一种相对不太高的水准，而另外一个——苏联，通过开发它独一无二的自然 资源，通过对其民众才智和能力的极端剥夺但使他们的生活处于经常的匮乏之中，在今天已经积储了巨大的战争潜力和相对高的——尽管是单方面的——经济发展。 但是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低，公民权利比起那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也更受限制。高度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同样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里，一个相对停滞的 经济与增长着的国际政治活动同时可见。
而且，两极分化进一步增强了威胁着世界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核消灭、饥荒、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过多和非人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这些急迫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 一个要点就是：任何放慢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节奏，倒转城市化进程，呼吁孤立主义，古老的家长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产生的民族传统回归上复兴， 所有这样的企图都将是不现实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对进步的制止将带来我们文明的衰败和沉陷。
人们熟悉化肥、机械化耕作、农药和密集农业方式的时间并不很长，有着 要求回到更加传统和可能较少危险的农业方式的声音，但在一个有着亿万人民遭受饥饿痛苦的世界上，能够将此诉诸实行吗？相反，无疑我们需要密集农业方式的增 加，我们需要在全世界传播现代方式，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地使用医学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医学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细菌学 和病毒学、神经生理学、人类遗传学和基因手术，不管什么样的潜在危险潜伏在对它们的滥用中和这种研究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那种旨在创造一 个系统来模仿智力过程的研究，那种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研究，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全球传播系统，选择和储存信息的系统，等等。很明显，在没有责任感的官僚主 义当局的领导下，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所有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异常的危险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可能对人类极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们处在政府控制之下来试 验，进行社会学和科学的分析的话。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的使用化学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个方面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反对增长着的自动化和工业产品 的增长，无论它们可能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反对越来越大的热核能源站的建设，或者是核物理的研究，因为 能源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之一。在这种联系的意义上，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25年前我和我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在我们的国家奠定了核物理研究 的基础。这个研究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延伸到各个极不相同的方向，从传统的磁热提取装置到激光器使用的各种方式。
我们不能反对那些努力，它们旨在控制围绕着我们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来自我们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号的尝试。这类试验成功的机会或许很少，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成功，它们的结果可能巨大。
我仅仅提及了一些例子，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实上，进展所有重要的 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能够使用而不冒毁灭我们整个人类文明体制的风险。进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进展的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种试图低 估这种因素的作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广泛，这无疑是官方哲学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教条所致，可能导致出一幅扭曲的进步图画，甚至是它的中断或萧条。进步只有当 受到理性的控制时才是可能的和无害的。涉及保护环境的高度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公众舆论、开放的社会、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里面特别明显。斯 大林死后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们能够参与60年代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公众讨论。但是，对这个问题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强社会的和国 际的控制。科学成果的军事应用和裁军的控制也是同样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其中的国际信心依赖公众舆论和开放社会。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例子已经是一 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尽管这还显得很遥远。
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 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这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结果，它是这些国家的特征。 实际上，这些条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对于进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滥用，而且，还可帮助增强进步，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的教育体 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 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 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极权主义国家今天由于缓和会享有一个机会，沉迷 于一种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们都认为很有必要的那种内在变化不发生的话，看来它们很快将会被迫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这正是缓和所带来的许多后果之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世界局势爆炸的危险只会增加。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广泛的合作，对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科学成果、技术、贸易以 及相互经济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换。但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开放的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有着开放的头 脑，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国家对它们极权主义国家邻居害怕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合作将只会涉及一种讨好一个可怕邻居的意愿。而这样一种政 策只能意味着将灾难之日拖后，灾难很快会从另一个门又回来，带着十倍增加了的力量。这仅仅是慕尼黑政策的另一版本。缓和的成功只能这样来保证：从一开始它 就与对所有各方开放性的持续观察相伴，与唤醒公众舆论的意识相伴，与信息的自由交换相伴，与所有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绝对尊重相伴。简而言之，除了 裁军和贸易这类物质意义上的缓和外，缓和还应该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中，用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表达 了这一点。而当一项重要原则的维持处于生死攸关时，也值得听一听一个人自己国家内那些短视的实用主义者的批评。
在讨论裁军问题之前，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醒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 遍性质的建议。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有关裁军、人权、环境保护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有 权从所有国家接受对委员会所提质询和建议的回答。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机构，来保障在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问题上的国际讨论和信息。 我等待着对这个想法的支持，等待着对它的讨论。
我也愿意强调，我认为，为了抑制国家和种族集团的武装冲突，更普遍地 使用联合国军事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对联合国作用的潜力和重要性估价很高，我认为这个机构是人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来这个组织 遇到了困难和批评。我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写到了这个主题，但是当书出版以后发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认真辩论的情况下，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离之后一种民族再生的 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导致反对任何其他民族。通过这样一种决议，在我看来，对联合国的声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动议——它常常因 某些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导人责任感不够而提出，我还是相信依据它提出了自己目标的那些条款，这个组织或早或晚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一个有价值的角色。
现在让我来谈谈今天这个时代核心问题中的一个：裁军问题。在我的书 《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已经详细描述了我的立场。绝对必要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信心，在国际核查小组的协助下采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缓和延伸至意识形态 的领域，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在我的书里我强调制定国际公约限制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供应的必要，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停止生产新的武 器系统，禁止秘密的重新军备的协议，消除战略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弹头核导弹。
我所考虑的技术层面上的理想的国际裁军协议是什么呢？
我相信，对于这么一种协议来说，优先的是我们必须在军事潜力的程度上 有一个正式的公布——尽管在最初的几个阶段尚不需要正式，这包括从核弹头的数量到可用于服役的人的数量的预测，还有例如指出那些“潜在冲突”的地区。这个 协议的第一步将是保证对每一个单个的战略地区和所有具有军事潜力的地区作出调整，每个地方中签约一方与另一方相比的优势要调整下来（自然，这种模式应该易 于调整）。这首先就防止了一个战略地区——比如说欧洲——的协议被利用来加强另一地区——比如说苏中边界——的军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数量比较上的力量公 平与否将排除从不同类型威力的角度来考虑——举个例子，说多少组Abm（反弹道导弹）相当于一艘巡洋舰，等等，这是很困难的。裁军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和 所有战略地区的成比例的、同时的军事力量的下调。这么一种两阶段“平衡”的裁军方案将保证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保证所有存在潜在对抗性危险地区的军事力量 之间一种相互联系的均衡，与此同时它也为作为军事化后果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专家和政治家提出过相似的观 点，但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有意义的进展。然而，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核爆炸大屠杀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灭的威胁，我希望人类理性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 一步骤。根本的和均衡的裁军实际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构成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威胁性和急迫性问题的多样化的复杂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关系上的一个 新阶段被称为缓和，它看来以赫尔辛基会议而达到了顶点，它的确原则上为这个方向的进展开辟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有一处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式表述 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径上的细微差别，这种表述上细微不同的途径看来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唯一可能的方法。这个文件中有着在国际安全与保障人权、获悉信息自由、 迁移自由之间联系上范围广泛的宣布。这些权利由签署国庄严的义务所保障。显然，我们这里还不是说一种保障了的结果，但我们能说新的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只 能由长时期的有计划的活动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签约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应保持一种统一的、与之相吻合的态度。
这尤其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我将用我演说的最后部分来谈论它。我愿意主要谈谈我自己的国家。在赫尔辛基会议以后的这几个月里，在这个方向上完全没有真正的进展。事实上，强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图表明是“把螺丝拧得更紧一些”。
涉及信息的国际交换，选择居住国的自由，出国学习、工作、治疗和一般旅游等重要问题，也同样是这种情况。为了给我的这种评价提供一些具体佐证，我愿意给你们一些例子——随便挑出来的一些例子，远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
你们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儿童，比如说丹麦儿童，可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骑到亚得里亚海。压根就不会有人想到他们是“少年间谍”。但是，苏联儿童却不被允许这样做！我肯定你们都可以找出与这种或类似情况的一样的例子。
如同你们知道的，联合国大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一部分的压力，决定限制通过卫星传播电视的自由。我相信，现在赫尔辛基大会开过了，该有着充分的理由重新处理这个问题了。对于亿万苏联公民来说，这既重要又有趣。
在苏联，假肢和类似的对病人的帮助很缺乏，但是没有苏联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国公司的正式邀请——会因回应这类邀请而被允许出国。
苏联的售报亭不卖外国的反共报纸，而且也不可能买到每期的共产党刊物。甚至信息性的刊物如《美国》也极难买到，它们只在很少的报摊上有售，而且马上被急切的顾客一抢而空，这一般还要搭配那些卖不动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从苏联移居国外的人必须得到近亲的正式邀请，对许多人来说这 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30万希望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去旅行的德国人——每年向德国的移民限额是5000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计划将不得不等上60年!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些希望与非共产党国家里的友人团聚的人，处境尤其悲凉，他们没有人为自己的申请移民案子辩护，在这样的事情中，当局的裁定遥遥无 期。
旅行的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万集体农庄工人仍然得不到这样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30年前被残酷地、野蛮地从克里米亚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没有重返家园的权利。
赫尔辛基条约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则，但是，如果条约的内容要变为现 实，还需要进行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苏联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这既是通过法律机构的又是通过非法律机构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 他们想在宗教精神中将孩子带大的愿望；因为阅读和传播——这通常只是对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欢迎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从一般的民主角度来看是完全正当的，比 如宗教作品；还因为想要出国的愿望。对那些在道义的角度上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辩护的人、那些致力于发表和尤其是散布有关迫害与审判的消息、拘留营这类地 方环境的消息的人，对他们的迫害是特别严重的。
一想起来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们为这个庆典聚集在这个大厅内的这一 刻，成千上万的良心的囚犯正因营养不良而受苦，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由于他们日常伙食中几乎完全没有蛋白质和维他命，由于药品短缺——禁止给犯人送维他 命和药品，由于过分的劳动。他们因寒冷、潮湿而颤抖，在光线阴暗的地牢里精疲力竭。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人性尊严和反对“灌输机器”的信念，实质上是为了反 对对他们灵魂的摧毁，他们被迫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集中营系统的特殊性质非常小心地隐藏着，有一些人承受着全部的折磨，因为他们拉开了帷幕暴露了这个，为 他们揭露和控诉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关于人类尊严的概念要求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对这个体系立即进行改变。而那些无罪者的苦难 又怎么办呢?最坏的是存在于特殊精神病院里的地狱，它们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塞特沃维克、海兰泡、喀山、切尔诺戈尔斯基、奥廖尔、列宁格勒、塔什 干……
今天没有时间供我来详细描述一些特殊审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运 了。关于这个主题，有大量的作品。我请你们注意纽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专门出版苏联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选印本，它也出版同样的新近事件的 简报。这里，在这座大厅里，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如你们昨天被告知的，我请你们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 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下面是部分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维斯基、格鲁斯曼、莫罗斯、玛丽娅。塞敏努娃、娜德什 达．斯维特利什娜娅、斯特法尼亚•沙巴图拉、伊利纳’克利内兹一斯达斯夫、伊利纳•塞尼克、尼约拉•萨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奥斯波夫、克罗尼德• 柳巴尔斯基、舒姆克、文斯、鲁马切克、考斯托夫、苏珀芬、波莱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里、马尔特申科、舒切维奇、帕夫伦科夫、彻诺格拉斯、阿班 钦、苏斯伦斯基、梅谢纳、斯维特利奇尼、索夫罗诺夫、罗德、沙基罗夫、海费兹、阿凡纳舍夫、莫一丘恩、布特曼、鲁基安南科、奥格尔佐夫、瑟吉延科、安东纽 克、鲁皮诺斯、鲁班、普拉乔特纽克、科夫加、贝罗夫、伊格鲁诺夫、索尔达托夫、米亚蒂克、基伦德、约什科维奇、兹多罗维、托夫马扬、沙奇弗德扬、扎格罗比 安、阿里基安、马尔科申、阿尔沙基安、米罗斯卡斯、斯图斯、斯维斯蒂尤克、钱迪巴、乌波什科、罗曼纽克、沃罗比沃夫、盖尔、普罗纽克、格拉德科、马尔切维 斯基、格拉齐斯、普里什利亚克、萨佩利亚克、科利内兹、苏普瑞、沃尔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维、戈巴蒂沃夫、伯乔夫、图里克、泽科斯卡斯、伯龙 钦、利索沃伊、佩特罗夫、奇卡林、戈罗德茨基、奇尔诺沃尔、巴拉科诺夫、邦达、卡林钦科、科罗敏、普卢姆帕、约格利斯、费多塞耶夫、奥萨德奇耶、布杜拉克 一沙里京、马卡伦科、马尔钦、什特恩、拉扎•柳巴尔斯基、费尔德曼、罗伊特伯特、什科尔尼克、默齐恩科、费德罗夫、迪姆什茨、库兹奈佐夫、门德莱维奇、阿 尔特曼、彭森、诺奇、伍尔夫•佐尔曼森、伊兹赖尔。佐尔曼森，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人。在他们中间，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马尔特申科、纳什皮茨和柴特莱纳 克。
马斯塔发．德茨麦里夫、特瓦里耶夫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在等待对他们的 判决。没有时间提到我所认识的那些囚犯的命运，而更多的我不认识，或是我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讲的这种情况内，我希望我没有提 到的那些名字宽恕我。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难，多少年为了人的尊严的斗争。
对迫害持异议者这个问题的主要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国际公约上的自由。所 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关押在监狱、拘留营、精神病院内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话，建立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上。这个建议并不涉及对任何国家内政 的干涉，因为毕竟这是在同一基础上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对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对智利、对南非共和国、对西班牙、巴西、对每一个其他国家。既然联合国人权宣 言已经宣布了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就没有理由说它是纯粹的内部或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任何伟大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不管这道路看起来有多漫长。 这条道路之漫长在最近联合国的会议中已经明显看出。在美国提出政治特赦议案的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试图过分地扩大这个框架，以至于涉及大赦这个概念时，美国 将这个提案撤了回去。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深表遗憾。这是一个不能撤回的问题。我深信，能够使一定数量的人获得自由还是好的——即使他们可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 罪，比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起来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为每一个反对非正义的囚犯、每一例对人权的违反而战。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我相信，在保卫人权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作为不同国家内政体的无辜受 害者的保护者而行动，并不要求这些政体的毁灭，或者是对它们的全面谴责。我们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需要一个柔韧的、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这种 社会可以选择性、试验性地对所有社会制度的经验作自由的、非教条主义的利用。什么是缓和？什么是和睦状态？我们不对字眼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个更好、 更友善社会的愿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几千年以前，人类部落在生存的搏斗中备尝困苦。在这种搏斗中，重要的 不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维的能力，处理部落积累下来的知识与经验，发展将提供与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联系。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在 无限的空间中必定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中有一些也会比我们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这样一个宇宙学的假说，它宣布宇宙的发展是保持着它的基 本特征而无数次地重复的。这样，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为“成功”的文明，将在宇宙这本大书“前面”和“后面”的书页上无数次地存在。然而这不能导致将我 们在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神圣努力尽量缩减。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中出现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 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纵览中国》首发
焦国标：莫忘造文献 【附】陈思和：土改暴力的文学反省
因编本期《黑五类忆旧》，浏览到陈思和教授的《六十年文学话土改》一文。该文有句话引起我许多联想。这句话是：“在1949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为此（土改）写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六十年的大陆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
我的联想之一是，大陆六十年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为此写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此”这个代词，实在上不止可以代土改，也可以代这六十年里的一切重大历史题材。土改题材固无杰作，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拆迁、野蛮计生这些题材又如何呢？有杰作吗？同样没有。
联想之二是，不止是文学领域“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史学领域有吗？同样没有。中国每一所文科大学和综合类大学都有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区社科院里都有历史所，那里的历史学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多如海沙”，可是以土改为题材的历史杰作又有几部呢？不止以土改为题材的，以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大迫害、野蛮拆迁、野蛮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历史学著作又如何呢？不也同样影子也不见吗？
联想之三是，学者要研究文献，更要制造文献。中国是文献大国，所谓学者就是在文献里找食儿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学者不仅要在文献里找食儿，还应该，或者更应该，制造文献食粮。你研究的文献都是祖先造的，你也应该制造文献，留给后人当矿藏，让他们从中寻宝找食儿。
职是之故，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们，研究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们，不要单单吃文献，也要花一些精力把身边脚下的资料想办法保存起来，供后来的同行享用。如今是硕导、博导满街走，可是迄今我没听说哪个硕导、博导组织自己的研究生编纂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拆迁、计划生育等等当代最重大题材的文献。
联想之四是，当代中国学者分两大类，一是书斋文献学者，一是御用歌德学者。这两类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眼睛都是朝上、朝虚，下层民众不入其目。前者的人格理想是传统的士大夫，后者的人格理想是政府官员。士大夫不考虑小民生活，他们考虑的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宫廷政治，都是大话语。胡适、鲁迅、陈独秀不谈四书五经宫廷政治了，换成谈民主谈自由谈国民性谈朋友谈文坛对头谈军阀政客了，仍然一如旧士大夫，作品里几乎不见下层人的灾难。
因而我建议硕导、博导们组织自己的研究生，搞搞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大拆迁、计划生育等当代重大题材的文献编纂工作。网上就有很多零散的资料，让学生分门别类做做收集整理编辑的工作，丰富一下文献宝库，也是挺有意义的研究项目。【附录】
陈思和：土改暴力的文学反省
文革后最先反省土改暴力问题的文学作品是山东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山东是革命老区，土改进行得最为惨烈。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小说仍然有经典的意义。
主人公隋抱朴出身地主家庭，亲眼目睹了几十年来暴力不断的惨烈事件，苦苦思索人性与暴力的关系。他始终警惕在历史的轮回中暴力会以各种新的名义死灰复燃。他苦读《天问》与《共产党宣言》，天问所问的是宇宙最根本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则是在《共产党宣言》里找到的，那就是人类私有制度和贫富的不均与分化，最终会让人们在争夺利益过程中变得冷酷无情，暴力是人性异化的必然产物。张炜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把土改中的暴力作为一种个案的病例，放在人性的聚光灯下加以解剖和考察。在作家的思维力度所能够达到的范围内，他把暴力视为人性异化的结果，超越了政党与政治的斗争。土改暴力的轮回，有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与报复，也有地主还乡团的反攻倒算的血腥暴力。仇恨激化了人性深处的暴力，每个地主的家族和血统，在长期的贫富不均的社会制度下都犯有罪恶，而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复仇中也情不由己地以恶报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有一个老汉手持镰刀，走到杆子下边，猛然砍断绳子。‘面脸’(一个地主)倏然落下，跌得七窍出血。一伙人围上去就踢，老汉挥手挡开，伸着镰刀问台上的干部：‘我儿子给面脸扛了五年活，伤了腰，卧炕不起。我要剜面脸一块肉煮汤给儿子治腰！这个要求过分不？’干部还未表态，人群就嚷：‘快割快割！’老汉低下头去，在一阵惨叫声里剜下了巴掌大的一块肉，高举过顶，对台上喊一声：‘我们的账结了！’说着跑走了。”
张炜把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的狼子村佃户吃了一个恶人的故事重复了一遍，把吃人的民族历史从古代延续到了现代。他揭示出，土改中的暴力不仅仅是因为农会混进了流氓坏人作祟，真正的阶级报复是来自被奴役者集体无意识的创伤记忆。小说里的批斗会上，除了一个有姓名的坏人赵多多以外，所有施行暴力的全是没有姓名的“老汉”、“老婆婆”、“民兵”等等。他们都是苦大仇深，内心深处的火仇恨山一旦爆发，谁也挡不住人性深处的恶魔性因素决堤狂泻，弥塞他们整个心智。
人性的拷问还没有结束，紧接着作家又以同样的笔调描述了地主还乡团对劳苦群众和土改干部的疯狂报复，照样是血流成河的屠杀和骇人听闻的酷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栾大胡子在多人的注视下，被绳索套住，缚上了五头黑牛。栾大胡子大骂不止。有人喊着号子，另外五人各自鞭打黑牛。黑牛扬脖长啸，止步不前。又是鞭打，又是长啸。这样折腾了半天，五个牛才低下头去，缓缓地往前拉。栾大胡子骂着，最后一声猛地收住。接上着噼噼啪啪的碎裂声。血水溅得很远；五条牛身上同时沾了血，于是同时止步。当夜，还乡团又从碎肉中分离出肝来，炒菜喝酒。”
老汉剜了地主的肉给儿子补身体的细节，对应了《药》里华老栓用烈士夏瑜的血来做治疗肺痨的药，对应了狼子村佃户集体吃了一个恶人的故事，那么还乡团的兽性大发的描写，我们又一次会想到鲁迅笔下出现的徐锡麟被杀后清兵的兽性报复。张炜非常尖锐地指出，暴力不尽是农民大众的本性，也不尽是地主阶级的本性，而是几千年私有制度形成了贫富不均的制度，形成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积累了难以消解的仇恨，一代一代以暴易暴的斗争彼此交替，终于促使了人性向兽性的倒退。在反省了私有制是仇恨的总根源的基础之上，张炜把暴力与人的攻击本能与侵犯性联系在一起，从检讨人性的角度给以展示与考察。
《古船》对暴力的反省达到了文学史上的最高水平。他不是一般地揭示人性与暴力倾向的内在关系，而是把人性中的暴力视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异化的产物，这样，就与一般地从抽象人性角度来探讨暴力划清了界限；同时，他也没有把土改中的暴力行为仅仅归结为少数流氓痞子的本性使然，而是把暴力视为一定阶级关系下必然性的表现：既是农民的，也是地主的。换句话说，所有的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都可能产生暴力行为。
张炜对暴力的考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暴力应该是人类从动物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过程中残留的动物本性。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过程中，暴力是动物捕食、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它是以强力破坏另一个生命为主要表现特征。即使现在，人类对动物仍然在使用各种暴力攫取它们的生命。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发展，人类自身对暴力有了限制，尤其是建立了国家这一阶级统治的工具以后，人类个体生命的暴力倾向被法律禁止，但同时又被升华到国家机器的功能。通过国家化的形式，转移了人类个体生命的暴力倾向。现代社会由国家暴力来转移个体生命的暴力，一方面是人的攻击本能和侵犯本能受到了国家机器(法律、军队、警察、社会制度、社会风俗、道德宗教教育等意识形态等等)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国家以更大的利益驱动利用了暴力，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对反抗者实行武装镇压，监狱制度下的“躲猫猫”，法西斯的集中营，灭绝种族的焚尸炉，以及关于英雄主义暴力的渲染和意识形态的教育，等等，都使暴力变得合法。这样，人类进化中的原始的暴力性，在现代社会中可能转化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民众的暴力，它是在国家法律制度的约束一旦松弛的情况下，由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决定了它的爆发；另外一种是国家暴力，即通过国家机器在现代文明制度下履行使命的暴力，它的前提是维护国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并且以统治者的利益为核心，分出多层的社会阶层。当有一部分人被宣布为国家政权的敌人，这部分人不再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那么，这部分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暴力的对象。
张炜的深刻性还表现为对这两种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描绘。同所有的土改题材的创作一样，《古船》对于解放区土改的全过程有准确的把握。首先是暴力与土改的最初宗旨的冲突，小说里的工作队王书记被塑造成一个严格执行土改政策、反对群众暴力的人，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发动的是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是发动一部分人的兽性！”但问题是，一旦群众真的发动起来，连王书记也控制不了局面。接着是土改复查中王书记和洼狸镇的土改工作被批评为右倾，于是左的暴力狂潮开始泛滥，乱打乱杀从此开始，三天里在非法酷刑下死了十多人，其中最多是五个人有死罪的。王书记带来了“巡回人民法庭”，宣布这是违反政策，但有人当场在下面呼喊打倒富农路线。紧接着，地主还乡团回来疯狂报复，更残酷地杀害了土改干部和无辜农民，人们又开始后悔：后悔当初没有把那些家伙更多宰一些，大家恨不能重新开一次杀戒才好。当这种仇恨被带到了战争，成为大批农民参军投入解放战争的驱动力。
这里所描写的场景完全符合后来历史学家关于土改的研究成果。土改暴力，以前常常被学界认定是事先由土改当局设计好的、为紧接而来的战争服务的举措，但是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土改最初是因为抗战胜利后农民对土地的进一步的要求，这是重新分配国家资源的一个民间自发的举措。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都考虑过用土改来满足农民渴望土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尤其是在广袤的抗日敌后根据地。而中共抢在前面实现土改，是由它一贯地站在民众的立场的宗旨所决定。当局起先并未使用暴力的动员，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实现和平土改和赎卖政策，但是随着土改的深入和出现的情况，尤其是当局的长期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不通过残酷斗争，地主阶级是不会轻易放弃田地，他们的经验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所以本能上站到了民众暴力的一边，结果造成的是国家政权暴力非但没有升华、转移和替代民众的个体暴力，反而由民众暴力取代了国家政权的意志，国家政权鼓励了民众的暴力，最后发展到无法无天不可收拾的惨局。这样的惨局，在文革中又重演了一遍。由党的领袖的名义来鼓励和号召民众暴力，一旦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占领了上风，暴力就变得不可驯服和难以收拾，反过来取代了本来应该由国家暴力来完成的工作。
《古船》以后，关于土改暴力的反省还是在继续中。尤凤伟也是山东籍作家，他的小说多次涉及到土改背景，但他更多的是在人性本来的意义上探讨暴力的来源。在尤凤伟看来，暴力是被一种遮蔽人性的仇恨观念所唤起的。他在小说《诺言》里描写土改前的李家庄本来有着千年不变的文化传统：“世间万事皆以古训为道：仁义礼仪、三从四德、忠孝廉耻、种田交租、借债还钱、犯罪交官、老实长在、富贵在天、福祸由命……世世代代，千古不变。”然而，土改使一切都被颠倒过来。
“其实，多少年来住在一个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并不陌生，可是在知道了这伙人是他们的敌人后就突然感到陌生，并且充满了仇恨。”于是，“与数千年漫长岁月相比，这一切几乎是变化于一夜之间，惊喜而迷惘的人们甚至来不及对发生的一切进行思索，只好运用便当的翻转逻辑来衡量客观是非：大肚子都是坏蛋，穷兄弟都是好人；有钱是罪恶，赤贫最光荣；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不讲仁义。”这些观念，是一夜之间由土改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正因为是观念带来了暴力，所以，尤凤伟也天真地相信，只有人性的善良和道德重新被发现，才可能避免人类的暴力行为。《诺言》以地主的女儿李朵为中心而展开，也写出了杀人如麻的民兵队长李恩宽良心发现。在一篇叫《小灯》的作品里，他写出了一个土改运动中“人性之光在瞬间微弱的一闪”的故事。因为一个穷苦农民出于同情和怜悯私自放走了那些土改中受难者，结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据说在还乡团复仇的时候，那些受过那个牺牲者帮助逃命的人阻止了血洗村庄的行为，而且这个村庄从此就没有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在长篇小说《衣钵》里，作家又写了一个老实农民出于同情，帮助一群学生逃出解放区，自己终于被迫害死去的故事。从人性善良的角度来纠正、战胜土改暴力的还有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作家把人性之美写到了极致，以至于在更为广宽的人性的背景上，暴力也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
在另一个度向上，刘震云与张炜一样，还是从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来考察暴力与政权、人性的关系。但是刘震云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描写中国的地方政权与民间的痞子运动如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暴力的民间社会。《天下故乡黄花》从民国初年孙、李两家为富不仁争夺村长位置开始写起，他们同样是利用了民间的土匪流氓力量来争权夺利，故事一直沿伸到“文革”中的两派武斗，比《古船》更进一步地揭示了民间的痞子运动是如何与政治斗争遥相呼应。这又深入到另一个与土改暴力相关的问题，即群众运动中的痞子因素。文革后的农村土改小说中对于痞子的揭露仍然继承了赵树理的尖锐性，如《古船》里的赵多多，《天下故乡黄花》里的赵刺猬和赖和尚，等等，这是中国农村特有的一种人群，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杨奎松关于土改论文的主要成果是阐述了中共领导人为适应解放区农民在抗战胜利前后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要求，而及时调整政策，全力支持和领导了一场土改运动，设法满足农民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需要的过程。在土改实践中，本来也是有和平土改的可能性，但在阶级斗争观念和支持农民立场等因素的制约下，最后导致了暴力土改的左倾泛滥，结果是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和代价。这种破坏性是中国民族传统中特有的。在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在长期的贫富不均和土地兼并中，必然会出现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沦落为农村流浪汉，他们可能有机会成为雇工，靠出卖劳动力来养活自己，也可能连正常的打工机会也没有，迫使他们采取非法的手段来谋取生存机会。这群人，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被称作游民无产者。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革命刚开展不久，毛泽东就注意到这群人与革命的关系：“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我们要注意，毛泽东在这里用了“处置”和“引导”一对动词，既表明了革命政党与这群人的距离，又抱有热情的期望。
按照毛的解说，似乎游民无产者可以归入流氓组织的范围，其实，是否参加民间秘密组织并非是游民无产者的主要特征，而无固定职业和收入，无固定居住的社会环境，无固定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观念，才是这类社会群体的普遍特征。他们可以是流氓，土匪，青红帮，也可以是一般的雇农和工人，而后者的社会身分更加具有影响力，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对既成秩序的强烈的仇恨和破坏欲望。这群人在传统社会里就是江湖上的流浪者，如《水浒传》里的赤发鬼刘唐、混江龙李俊、白日鼠白胜等等，均属此类。往好里说是江湖好汉，往坏里说就是泼皮流氓、亡命之徒，他们挤入了官场就是董超薛霸，蔡福蔡庆，占领了山寨就是吃人心肝的燕顺王英，混入黑社会就是恶霸老大如混江龙李俊之流。他们身上并没有反抗阶级压迫和社会秩序的自觉，因为他们作为个体在社会上是弱者，不可能产生成熟的反抗愿望，但是他们具有破坏性，一旦个体汇合成疯狂的群体，他们马上就成为最活跃也是最有力量的人物。
——原载《黑五类忆旧》第七期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图为马悦然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5日
地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
受訪人：馬悅然，瑞典中國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
採訪人：北明，旅美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節目主持人
北明：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您這位十年前頒發另一位華人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此有何感受？
馬悅然：得知劉曉波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我非常高興。
華人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小小的冰島獲獎，為什麼有五千年優秀歷史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還沒有獲獎呢？我回答說： 冰島並沒有獲獎，是一位冰島的作家1955年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一位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
高行健獲獎之後，另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哈，中國作家協會有250個作家比他寫得好！ 我問他讀過高行健哪些作品，他就說： 高行健寫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讀。我相信多半的大陸讀者只讀過高行健的《車站》。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大陸的讀者無法讀到，因為大陸的人不 僅缺乏言論自由，也缺乏閱讀自由。
劉曉波是一個很勇敢的為了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而鬥爭的人士。他明明知道他的活動會對他個人有很不愉快的結果，還是不放棄為他的同胞們服務。 他這方面跟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敢出來講幾句真話，我為此常常感到遺憾。巴金先生文革後發表的《隨想錄》在每一頁談到說真話的必要， 但其實他真話很少，也不夠尖銳。我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膽子最大一位是詩人艾青。艾青年輕時候坐過國民黨監牢，一九三十年代末年在延安呆過。一九四二年 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幾個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批評共產黨對作家的壓力。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艾青給 帶上了高帽子，作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北大荒去做21年的苦工，1979年再平反。劉曉波，像艾青一樣，真懂得"君子自重"的意義。
北明：
最近幾年您訪問過個山西很窮的山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在那裡的見聞和感受？
馬悅然：
爭取自由的中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我最近幾年有機會到山西省幾個非常貧窮的山村去，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呂梁山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告訴我，他 們的土地給底層幹部奪走了，賣給一家煤礦公司。說的是每畝地十年內每年要得500塊錢的報酬，可是農民一塊錢都沒有得到。所有的錢都落在幹部們的兜兜兒裡 了。農民上縣城去提出抗議根本沒有用：縣政府的幹部跟村里的幹部一樣腐敗。
兩年前在中國發生過九萬七千個大小不同的騷亂。壓得沒辦法的農民用暴力攻擊派出所和黨政機關。今年發生的騷亂增加到二十三萬! 1989年的六·四，政府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公民的和平示威。現在，地方當局已經沒有必要要求解放軍的部隊鎮壓農民的騷亂了，他 們向當地的黑幫組織顧了一群流氓和健壯的打手就了事了。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辦法。
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中國地方當局跟黑幫關係密切。我一九四零年代末年在四川呆過兩年。我在四川鄉下旅行的時候需要跟秘密社會哥老會打交道。我發現秘密組織的哥老會的頭頭不缺乏一種道德觀。今天大陸黑幫的打手好像都是為自己服務的流氓。
北明：您是說當年的哥老會還會為人民做點事情，還"盜亦有道"對嗎？
馬悅然：真的是。我認識的一些哥老會的頭頭，四川話叫"舵把子", 他們很願意為被壓迫的貧苦農民抱不平。
北明:
劉曉波的獲獎，與改善你所看到的窮困山區情況之間是什麼關係?
馬悅然：
言論自由問題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劉曉波是一位堅持不懈地推動人權事業的人士。我曾聽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言人說：人權就是吃飽肚子的權 利。那當然也是一種人權。可是人權這個觀念的範圍是很寬的。它包括公民生活的精神上和物質上所有的方面。人權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該享受的，它該涉及到國家的 每一個公民。經濟發展是一回事，改善一個社會制度是另一回事。中國農民非常困苦的物質條件起碼有3000年的歷史，一朝改不了的。可是言論自由已經寫上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 只需要中國政府遵守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章的第35條就會實現言論自由。一有言論自由，其餘的人權就會慢慢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認為劉曉波是一個違犯中國憲法的罪人，給他判了十一年的監刑。其實違犯法律的是不遵守憲章第35條的中國政府！
北明:
中國大陸政府對此獎非常反感，事前警告，事後抗議，還要求諾獎委員會道歉，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馬悅然：
中國官方的反感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他們事前警告挪威諾獎委員會，事後提出抗議，說明他們簡直不了解諾獎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不聽誰的話的機構。中國官方的這一措施真的為天下笑!
中國官方的喉舌《環球時報》 10月18日發表的社論說中國十三億人對此事很氣憤。只是在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多數根本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們聽官方宣布劉曉波是一 個關起來的罪人，他們就上街抵制挪貨，結果燒了一部譯成中文的日本小說 《挪威的森林》!! 正如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說，這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真可怕。
《環球時報》社論的標題是"諾委會做一次史無前例的道歉吧"。這老大哥的官腔多麼不好聽! 這篇社論的執筆者還認為挪威和平委員會採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態度，（a fundamentalist attitude） 像一個保守教會的牧師。寫這篇社論的同志顯然沒有弄懂他的胡說八道會遭到公開的嘲笑，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方的輕視。
北明：
中國至今是、未來也將是最後一個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大國。中國一百年來為了爭取自由權利，一代代不斷抗爭，至今未果。您覺得諾貝爾和平獎 有可能持續關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情況嗎？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2007年和2009年，美國一名副總統、一名總統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輿論 一般引為笑談。無論笑談與否，中國人爭取人權的努力肯定比美國人更艱難，更英勇。
馬悅然：
劉曉波當然有資格得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在位的政治家，像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等等。我最大的希望是頒發給劉曉波的獎會起一個肯定的 作用，讓中國官方了解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利。老黨員李銳和20個老幹部最近給政府寄的公開信說明黨內對言論自由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讀這封 公開信，我特別驚訝是：中共宣傳部甚至敢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北明：
對劉曉波得獎， 您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馬悅然：
我當然希望中國政府會釋放沒有違犯國家憲法的劉曉波。最底限度我希望中國政府會讓劉曉波的夫人到挪威去替她的丈夫領獎。
北明：
謝謝您。
（本稿依據訪談問答提綱和訪問錄音整理，葉經雙方校對）
原載香港《開放》2010年11月號，作者供稿
【特稿】王容芬：韦伯、索罗斯基金会、中国人权――纪念梁从诫先生
图为梁从戒
图为梁从戒与索罗斯一起工作
图为梁从戒与索罗斯等在一起的照片
【新世纪特稿2010年10月31日】1988年秋天，我在社科院社会学所以韦伯125冥诞为名，联合世界史所、北大和人大的社会学所及准备出《儒教与道教》的商务印书馆，筹办“韦伯与中国现代化国际研讨会”，除了各家出资，梁从诫老师任主任的索罗斯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是主要赞助者。索罗斯先生访华时，梁老师把我们的项目介绍给他，索罗斯先生握着我的手说：“韦伯与中国现代化，好题目！韦伯的著作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
负责编纂韦伯全集的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愿意与我们联合筹备研讨会，系主任施卢赫特教授专程来北京演讲，讨论与会者名单，还考察了会场和下榻处。会议定于1989年6月12日韦伯冥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厅开幕，接下去是发邀请、审核各国代表论文，一直干到89年4月。
这中间，梁老师以索罗斯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的身份接待了美国人权观察基金会主席，我也去了。见面在颐和园里面的一家餐厅，美国客人非常关心魏京生先生和其他政治犯。
1989年6月4日，戒严部队进驻社科院。原定的会议厅成了营房，那是严格防火的建筑，大兵们在里面烧饭，外面晾衣服。长安街戒严，我不能去建国门上班。家里电话日夜不断，国外长途都是询问我的安危和会议能否如期召开的。我据实以告。施卢赫特先生当即决定会议地点改在联邦德国，日期推迟。
我上次回国后还没交回公务护照，去使馆办了签证，门卫没有盘问。出租车在枪林弹雨里到达机场，我出示护照，机场工作人员双手抱头垂在桌上。
到了海德堡大学，我负责邀请亚洲代表，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梁从诫。会议1990年春天在巴的红堡举行，原来的筹办单位，包括商务的代表都来了，梁先生却未能成行。索罗斯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被作为天安门事件的黑手赶出中国，梁老师没了单位。
2005年又跟梁老师联系上了，电话里，他滔滔不绝讲的都是自然之友的活动，告别时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好要跟方晶老师一起来看我。这句话竟成了遗言，梁老师没过了80这个坎，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苦胆：“全民开灯”与“五年只用六度电”
中国大陆官方为营造亚运会的气氛，突显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效果，要求广州全市在十一月份的六个晚上于特定时间全部开灯，也就是除开启室内外公共照明灯外，也要把住宅及办公大楼的室内照明灯全部亮起，以配合中央电视台高空拍摄开幕式及珠江巡游彩排。（据羊城晚报报道）
不就是一个亚运会么，不就是一次航拍么，不就是一场转播么，为了一片璀璨的灯光，为了追求所谓的隆重、热烈、恢宏，犯得着这般兴师动众，这般费电吗？如此折腾，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句怕要改成“广州数夜斗灯光，星河惊讶地上忙”了。这教我不由得连接起前两天读过的另一则报道：
重庆开县临江镇福德村有位74岁的五保户张青田，五年只用6.1度电，家中两间屋子的顶部挂着的两个5瓦的灯泡，是唯一的电器。而两个5瓦的灯泡从未同时开启过……（据重庆商报报道）
有心人算了一笔账：五年共用6.1度电，每年老人家中仅用1.22度电，平均每天仅用0.0033度电。无论老人是主动节约用电，还是因经济状况窘迫而不得不省电，这都与广州的“全民开灯”的“豪放”用电形成了强烈反差。别说“六个晚上”的“全民开灯”了，就是一分钟“全民开灯”的耗电量，也足够老人用八辈子了。
一个权重势威、财大气粗的政府，把“节能减排”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实际却在挥霍无度地浪费着宝贵的电力资源，人为加剧了“温室效应”的严重程度；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乡间老人，也许并未听说过“低碳”之类的新名词，他只是长年累月默默地自我克制地“省电”（不拘是自觉自愿，还是出于不得已），却在客观上切合了节能、环保的宗旨，尽管这种“节电”有点令人心酸。
现政权下令“全民开灯”，五保户“五年只用六度电”——两者的鲜明对照，不光显现出暴发户式的大肆耗电正是一种政府行为，也让人看出这个国家对于公权力的滥用，对于市民生活的粗暴干涉，自然，还让人看出了农村老人的隐忍和辛酸。从“全民开灯”的一片虚幻的光明中，透射出另一种黑暗；而那个只有5瓦的灯泡，其发出的昏黄的灯光，倒是映照出了某种现实的真相。
“全民开灯”与“五年只用六度电”所折射的，不单单是灯光的亮度和对比度的问题……
《争鸣》杂志社论：晓波有大功，中共有打过
向23位賢者致人大常委會公開信喝彩
二○一○年十月八日是個舉世注目的大日子。這一天，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佈，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以表彰他對「改善中國人權的努力與貢獻」。
許多中國人、不少外國人，對此都予以肯定。本刊二○一○年一月號發表的專論提出劉曉波應當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因此劉獲獎信息傳來時，倍感興奮。我們和熱愛和平民主自由人士一起，以萬分熱誠向和平民主鬥士劉曉波致敬致賀。
但是，中南海卻傳出反調：諾貝爾和平獎給了罪犯。究竟劉曉波是仁人還是罪人？
中共執法者的判決是：劉曉波犯的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主要罪証是提出「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是非常可笑的罪名。
第一，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建立聯邦共和國是建言，不應視為違憲；
第二，中共在一九二二年七月舉行的「二大」就提出「聯邦共和國」的口號；
第三，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重提這個口號，毛澤東還直說「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
有憲可依，有例可循，為什麼劉曉波在《零八憲章》提「聯邦共和國」就犯罪？這不是荒唐可笑的罪名嗎？
對劉曉波的指控，實際的矛頭是指向劉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其實《零八憲章》，對老百姓、對共產黨都是個好東西。第一，這是一個和平理性的《憲章》，而不是一個暴力革命、擾亂社會秩序的綱領；第二，《憲章》是政治改革的建議書，改革不是要消滅執政黨，而是要求進行憲政改革；第三，《憲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是基於國家和中共面對諸多嚴重問題（包括貪腐）不能解決，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其淵源是一黨專政。如果按照《零八憲章》的精神、意見，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憲政、建立真正的共和國，那不但是全國全民之福，也是共產黨擺脫重重危機的出路。因此對《零八憲章》，共產黨應當歡迎而不是敵對，更不應當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強加於《憲章》和《憲章》的起草人從而抓捕入獄（連劉曉波夫人也被剝奪多方自由）。這倒是百分之百的違法、犯罪行為。
我們強烈要求中南海、執政者立刻釋放劉曉波！並向劉曉波及其家人認錯、道歉賠償！
我們強烈要求中南海、執政者嚴肅處理這個冤案錯案，懲辦有關犯案的主要罪犯！
我們認為中南海這樣做才能避免最後一點點公信力的丟失，才能在國內外撿回已經丟失了的面子。
對《零八憲章》，如果中南海、執政者堅持反對立場，民眾卻堅決認同、支持，雙方難以取得共識，我們建議舉辦一個全國性的平面傳媒大討論、大爭議，讓兩家（甚至多家）爭鳴，讓百花齊放。胡錦濤曾提出的包容性，應該可以包容這樣一個「討論會」吧？
為民為國為黨（共產黨）計，為免除劉案、類劉案的不斷出現計，實在太需要推行政治改革了。本刊395期（二○一○年九月）專論提出「政改起點：解除報禁」的意見，反應強烈，但意見僅僅是原則性的。現在，具有實質內容、導向色彩的鴻文來到國人面前了，這就是二十三位賢者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公開信指出「制定新聞出版法，廢除審批制，已成為當務之急」，同時提出八項具體要求，這是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兌現公民言論出版自由的「天書」，我們衷心贊賞、認同！我們期望全國人大常委會接受公開信的寶貴意見，並使訴求的文字變成現實！
附录：【編後漫筆】
「秋後算賬」本來是中共專制政權用以清算整肅政敵和不同政見者的政治術語和手段，現在卻似乎被西方民主國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十月八日，正值金秋時節，挪威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宣佈頒授和平獎予被中共政權以言治罪而囚禁在黑獄中的良心犯劉曉波。對長期和平理性向專制統治者爭取民主人權自由的中國異見人士獲得崇高的諾貝爾和平獎，西方自由世界均認同讚許，並一致公開呼籲中共政權立即無條件釋放這位極權制度下的囚犯。西方民主國家對《零八憲章》發起人（之一）劉曉波獲獎的支持，有著對中共長期踐踏人權、藐視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秋後算賬」的象徵性意義。
至於海內外的中國人，對諾貝爾和平獎首臨「民主自由荒漠」的神州大地，就如久渴逢甘露，興奮喜悅之情在古老封建的長城內外溢於言表。自從中國公民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公佈後，本刊編輯部即收到大量電函、稿件，對這個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的肯定和支持有象徵性意義的和平獎歡呼喝彩，讓中共所說的「中國人民素質差不配享有民主」的歪論不攻自破。今期「劉曉波獲諾獎特輯」不是編輯部主動組稿的，而是國內外自發主動的如雪片般來稿的匯集，這令我們感受到中華兒女對一個民主自由中國的熱切嚮往和執著追求。由於篇幅所限，一些佳作不得已留下期發表。
今期是本刊創刊三十三周年，本刊仝人在此特別感謝各方讀者、作者長期以來對本刊的熱誠支持；而中國人首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大喜訊，更讓我們喜上加喜，相信海內外讀者朋友們都分享這份來之不易的喜悅。
——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11月号
金鐘：習近平！劉曉波！
金秋十月，中國雙喜臨門。那邊廂，諾貝爾獎第一次頒給一位地道的中國人劉曉波；這邊廂，中共五中全會，讓習近平當上軍委副主席，再沒有人懷疑他的接班人地位。再過兩年，就將成為十三億人的統治者。一個登上榮耀的高峰，一個登上權力的高峰。
這兩大喜訊，前者是給嚮往民主、自由的老百姓，後者是給鐵打江山代代傳的共產黨。但絕非「雙贏」：劉曉波正在面對北方監獄中又一個冬天，連他妻子劉霞也不准 出國代夫領獎（甚至可能嚴密禁閉劉曉波，導致頒獎禮流產）；習近平則帶著一副即將君臨天下的微笑，首次以毛軍裝，黃袍加身，開始享受帝王的威風。這幅圖 景，讓人看傻了眼，有如酸甜苦辣，打翻一地。誰說中國沉悶無戲？充滿世紀特色的獨一無二的戲劇性。
兩大主角都當之無愧。一邊表示和平獎的光榮是屬於六四亡靈和所有零八憲章的簽名者；一邊感謝黨的信任，絕不辜負黨的栽培。習近平和劉曉波都是五○後，一 個五三年，一個五五年，相差兩歲。都在紅旗下長大，出身都是幹部家庭（高低不同），甚至都是博士（來源不同）——真是輪到了這個世代登台表演。
然而，這齣雙喜劇卻是極為強烈、極為深刻地反映中國近三十年發展中表現的和隱藏的社會衝突和兩種不同的人生取向。劉曉波才華橫溢，博覽群書，透過獨立思 考、艱苦實踐，接受人類普世價值觀，融會貫通非暴力哲學，貢獻於中國和平轉型，不惜多次下獄而不悔，達到當代書生報國的楷模，成為一代精英的理性標誌，登 上世界榮譽的高峰。本期開放雜誌的專刊特邀海內外學者作家和年輕一代對曉波其人作多方面的報導與評論。
站在另一面的習近平，卻走的是一條先天性的官宦之路。他文革末期進大學，雖然基礎為小學畢業，完全可以補習文化不足，像很多被文革耽誤的青年一樣後來居 上。他卻以十次申請才被接受入黨的初夜情結，棄學從政。經過三十年的薰染、磨合，步步高升，終於腦子洗淨，身段練就，登上中共第五代接班人的高峰。臉不紅 心不跳，竟然敢言「權為民所授」。
自從胡耀邦趙紫陽第二代被元老幫罷黜之後，中共領導班子的挑選就再無「文治武功」可言，而且文化背景一代不如一代，江澤民有國民黨時代的大學文憑，胡錦 濤有六十年代清華文憑，習近平憑甚麼呢？當了省長，天上掉下來一頂博士頭銜。在大學普及、人才四出，反智主義早被拋棄的今天，為甚麼還在重演被劉曉波稱為 「混世魔王」的毛欽定王洪文那樣的戲碼？
憑借父蔭低調上位是一種官場智慧，但香港人記得習大人來港要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團結合作的指示；美國人也記得被教訓「吃飽了沒事幹」的驚鴻一瞥。那是「革命自有後來人」啊，老共可不是省油的燈。而戲還在演、繼續演。大幕落下，諸君還需要一點耐心。
（2010年10月28日．香港）開放雜誌11月號
陈破空: 刘晓波获奖，重创中共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民运人士、异见作家刘晓波。石破天惊，激起千层浪。
13亿人的民主追求，获得国际承认
在此之前，许多年里，多名中国异见人士被提名。好几次，呼声高入云霄，几乎胜券在握。然而，年年希望，年年失望。中国人，诺贝尔和平奖，两者似乎遥不可及。实际上，早该得了，迟早会得，终于得了。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著，这个13亿人口的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终于得到世界的承认。
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至高无上的桂冠，“具有上帝般的权威”，不仅是授予刘晓波本人，而且是授予整个中国民运群体，包括“六四”死难者和天安门母亲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国际能见度，从此被大大提升，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之于中国人权进步与民主进程，其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非言辞所能估量。
刘晓波获此殊荣，首先在于他对民主事业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先后三次牢狱之灾（另有一次监禁）。刘晓波获奖，令中共当局尴尬万状、恼羞成怒。然而，给刘晓波戴上这一至高无上的人类桂冠，首席推手，莫过于中共本身。
至高无上的桂冠，中共是推手
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布的授奖辞指出：“刘晓波十几年来致力于在中国尊重人权。他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的抗议活动，是《零八宪章》的主要撰稿人……（中共对刘）严厉的判刑，使刘成为中国人权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发起公民签名，论述理性，语调温和，姿态谦卑，对当局充满劝导色彩。竟遭中共下狱、并悍然判处重刑11年。中共的抓狂，令海内外舆论，包括反对派阵营，都大感诧异而难以置信。
究中南海背后动机，其中之一，是故意示凶相于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俨然警告：中共已然崛起，强大无比，从此无畏国际人权压力，无需再与西方展开“人质外交”。关起门来，折腾自己的国民，随心所欲，喜怒由己。
而中南海收获的报应，就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光环，降临于中共肆意迫害的子民。这正如，中共多年穷兵黩武，近年，更发展到在国际上耀武扬威，逞强耍横的结果，是遭到周边国家、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军事围堵。
犹记得今年初，笔者在日本演讲时，就《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下狱，提示：“最温和的呼声，换来最严厉的惩罚。这是权力傲慢，不折不扣的权力傲慢，中南海的权力傲慢。”这番话，激起与会日本人中，对刘晓波的巨大同情和对中共的强烈反感。诺奖授刘，是国际社会对狂妄中共的直接回敬。
文明的训斥，令中共抓狂
中共的回应，又是一场抓狂。中共抗议挪威政府，仿佛挪威像中国一样，如诺奖委员会这样的民间机构都由政府控制；中共中断中挪官方与民间交流，仿佛一个生气的小孩子，动辄扬言“我不跟你玩了”；中共威胁取消合同，限制挪威产品进口，仿佛一个小脚女人，红颜一怒，恨物及乌，恨不得把所有家当都要砸个稀巴烂。
为了阻止外国记者采访，中共悍然软禁刘晓波妻子刘霞。这里，中共又自我违规犯法两条：将对刘晓波的人权迫害延伸到刘妻子身上；违背自2007年起让外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的国际承诺。
中共声称，诺奖，是对“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犯”。而众所周知，司法独立，主权在民，才是文明规范。而在当今中国，所谓司法，不过就是中共一党的家法、帮规，连中共本身，都无意遵守而恣意妄为。中共又歪称，颁诺奖给刘晓波，“无异于在中国境内鼓励违法犯罪”，然而，犯罪的，恰恰是共产党，侵犯人权，戕害同胞，共产党每天都在中国境内犯罪，犯的就是，践踏人权罪，反人类罪。
中共发言人和官方媒体，搬出大量文革语言，咒骂挪威及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咒骂刘晓波本人。其中一句，咒骂刘晓波“竭力想帮助西方主子维护西方霸权，让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且不说当年，中共起家，借用的就是西方理论 ---- 马克思主义；背靠的就是其外国主子 ---- 苏联。就说如今，威胁中国的，哪里是什么“西方霸权”，明明是共产党霸权；让中国或中国人民沦为附庸的，哪里是什么西方，明明是中共利益集团。刘晓波们追求和奋斗的，是改善中国人权和实现中国民主化，这首先是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人类的利益。至于西方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自然也在其中 ---- 一个文明的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加持。
中共当局的言不由衷和信口开河，连它自己都不会相信。古语“狂犬吠日”，正是这等情形。重创之下的抓狂，反而使人们看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一道强光，令中南海惊恐万状。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于刘晓波，其实就是当头一棒，对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团，一顿文明的训斥。
围绕刘晓波获奖的争议
海内外华人中，围绕刘晓波获奖，也出现一些争议。争议的声音，甚至来自中国反对派阵营的内部。这本身是民主与多元化的表现，倒不足为奇。反对派阵营中，对刘晓波的批评与否定，大抵有三类：其一，以刘初出道时（比如1988年）的个别言论，来否定刘；其二，以刘第一次入狱时，曾有软弱表现而否定刘；其三，以刘对中共的“温和”姿态，而否定刘。
毋庸讳言，受中共长期高压和影响，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初示啼声，可能以“愤青”面目出现，从八十年代到今天，这一现象，都并不鲜见，关键在于，他（她）日后是否成熟；在美国或西方，国人或军人被敌营俘虏，即便有软弱表现，回归后，一样被视作英雄，其中蕴含了包容人性弱点的西方人道主义；至于“温和”与否，反对派人士应该明白，鉴于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内与国外的环境条件差别，抗共人士，必然采取不同策略，或刚性出击，或柔性抵抗，只要对极权专制构成有效瓦解，都是大同之道。古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西谚：条条道路通罗马。说的都是这个理。一味认定只有自己的方式正确，恐于无形间，助长新专制思维的萌芽。
有人紧紧揪住刘晓波1988年的个别言论不放，使人联想到，有人紧紧揪住柴玲的1989年个别言论不放，穷追猛打，而无视刘或柴奋斗的大方向。不允许人家进步？莫非如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
自“六四”以降，二十余年，刘晓波的成长与成熟，有目共睹。思想更深邃，精神更平和，姿态更谦卑。不可否认，刘尚有言行的不周与漏洞，如在《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中，仅因个人际遇，就说“看到了（中共）监管上的进步”、“人性化管理”，以点带面，不计其余。这一段，的确是令人遗憾的败笔。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重点在于，刘晓波坚守信念，始终如一，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冲锋不止，奋斗不息。诺贝尔奖委员会，有它自己的“和平”理念，该委员会看到，纵然经历无数波折和磨难，但刘晓波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始终不渝地推动中国和平转型。“人权与和平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联，而人权正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所写到的‘民族之间友爱’的前提……”对刘的授奖辞如是道。
面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艰难不易，我们更没有理由对刘晓波苛责。来自反对派阵营的部分批评，其尖利程度，无形间，已经置刘于双向受敌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达另一种肯定。中共对刘晓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对中共否定的刘晓波的否定，不经意地，反倒构成对中共的助力----至少有助于中共在这一事件上转移视线，局部脱困。相信部分反对派人士的初衷并非如此，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效果，不幸就是如此。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1月号）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