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小马哥老董化？

小马哥胜选，蜜月亢奋，很快要回归现实，其领导才能，须备受考验。可惜小马哥初步出现「董伯化」的中国DNA症候群，初步症状，一是「说话多多」，口舌活跃过度，继而演化为「改这改那」的手痒。第一宗病例，即是针对「大中至正」牌匾，指为当初改名粗暴、违法。既是粗暴违法，那么小马哥会怎样做？其「董伯症候群」发作了；他说要「广泛征求社会共识」。既然粗暴违法，岂非定要改正？却又不然，小马哥说：「但也不排除新的名称留下来，不会再刻意改回去。」听了这番话，小马哥到底想怎样？他没有主意。一块牌匾，只是一面图腾，无足轻重，不是一个新总统优先处理的事项，例如共和党的列根上台，也不会「广泛征询民意」，指纽约的甘乃机场，因甘乃是民主党，不应偏袒，是不是也要正名为「共和机场」。牌匾已经改了，可以暂行搁置，天不会塌下来的。香港的董伯，一上台就嫌前港督府之名太过「殖民」，想改名为「紫庐」，后发现紫庐二字，与上海话的「猪猡」雷同。一个无能政府，为了显示「大有为」，最喜欢把小事「改名」为大事。小马哥是不是该先改发型，剪一个小平头陆军装，才会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小心一匹骏马，会变成一只猪猡才好。

原载《苹果日报》

牟传珩：中共"解放思想"背后的禁区

——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

去年胡锦涛"6、25"讲话强调四个坚定不移，是以"解放思想"居首的，继而温家宝又刻意发表了《仰望星空》诗，问天的寓意也是解放思想，而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更是再唱"解放思想"高调。那么，今后中共会真的来一场解放思想运动吗？

不久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一次有关讲话和中共高层智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篇署名文章，都以"解放思想"为主调。汪洋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有"叫板新加坡"的说法，而当年"皇甫平"三作者之一施芝鸿的《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理论文章中，解放思想一词一共出现了46次，充分说明了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内在动机。当下官方舆论甚至渲染说，这显示了中共将在30年前邓小平领导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1992年江泽民第三代领导人上台初期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后，胡锦涛等第四代领导人开展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可见，中国当下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政治谜局，是自上而下被用心良苦地设计出台的。

然而，我们只听雷声大，不见雨下来。其实思想解放不是空喊口号，而要有具体体现。在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在位时倡导思想解放，《文汇报》从复旦大学的墙 报上把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公开发表在副刊上，从而导致了"伤痕文学"诞生；《人民日报》则把当时的"四五运动"说成是正确 的行动，随之全国民主墙运动兴起。由此思想解放直接导因了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开始反思、否定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计划经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从理论到实践，先后跨越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几个台阶，直到今天官方已彻底废弃了计划经济，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其实这30年一路走来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市场经济与反市场经济的历史，就是一条不断"去社会主义化"的历史，也就是用"资本主义救中国"的历史。回首这一历史进程的哪一步，没有思想界、理论界探索者们付出的惨重代价，而民间派异见人士始终都真正站在倡导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但一次又一次喋血在邓小平为"思想解放"政治谜局设计的"四项原则"禁区里，成为社会发展的政治牺牲品。天津已故的汤戈旦老先生深陷牢狱，就是这一高举"市场经济改革"旗帜群体的典范。6年前，本人又因继续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放弃市场经济的紧锢性定语"社会主义"， 而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以言治罪"。

本人之所以要反对为市场经济强加"社会主义"的定语，是基于深刻反思了后"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改造中国的成功实践，是希望不要用与市场经济南辕北辙的社会主义教条，束缚了市场化改革的手脚。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坚持还是放弃"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已成为改革与保守，继续思想解放还是就此止步政治分野的现实标识，并将注定成为今后30年决定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解放能否越出设定禁区的关键所在。记得十八世纪的英国保守主义政论家伯克曾经说过，"无法改革的国家将也无法存续下去"。这句名言最适合用来描述30改革开放走向困境的中国现实。

其实中共今后的思想解放基调已很明确，早在去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胡锦涛"四个坚定不移"讲话都以敲定，即一方面明确地回应"社保派"要求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立场的主张；一方面又否定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当然更不会接纳"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张。这也就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走"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见，"四项原则"至今仍是中共第四代设计"解放思想"的禁区。从30年前的两个凡是，到30年来的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红色记忆"禁锢下的中国，思想从来就没有真正解放出来，并由此决定了中共今后的"思想解放"根本不可能向外界期待的那样激动人心。

值得庆幸得是，这种局面已令体制内的专家、学者都不能忍受下去。今年年初，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接受记者冯小静专访谈到解放思想时特意谈到："改革不能设定禁区"。任剑涛认为，解放思想应重提"改革无禁区"和"三个有利于"，在制度探求上倡导现代混合制度，并且从具体政策安排上鼓励勇于改革、有利开放的举措。他强调不能设定改革的制度框架。不能设定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具体举措。观念、制度、举措都不能设定前提。不能以某种政治理念、政治前提禁止讨论。这样才能使改革开放在思想上处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从而对改革的思想探求提供充分的政治空间。他强调不能将思想解放的活跃状态解读成思想解放的混乱状态。思想解放，肯定有个主流，需要有关方面自觉地站在国家核心价值的角度进行筹划。但也有非主流的意见，应当容许它长期存在，并一定程度发展。他认为思想解放的可控状态对官方而言，要有高超的政治艺术；对民间来讲，人们应该把思想的表达放在理想的平台上，有一个妥协的余地，有一个商量的空间，使得官民双方可以直接沟通。这样使得中国社会在解放思想当中可以真正达成国家发展的理性共识，从而为改革开放共识的重新形成提供公共理性基础。而《南方周末》则发表作者关山 "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 的文章，更进一步谈到，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从剑涛教授的以上公开言论到《南方周末》发表作者关山 "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 文章，都是从体制内挑战为思想解放设定"四项原则"禁区的大胆尝试。我们期待今后会有更多的官方媒体、专家、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来，最终彻底打开中国30年来的鸟笼式改革死局。

孙文广：今天我们给紫阳献花圈

3月30日，离清明节还有4天，我们一行三人，车宏年、陈奚落和我，到济南英雄山给赵紫阳献花圈。花圈左侧的挽联是：“悼念赵紫阳总理”，右侧的挽联是：“悼念为自由、民主牺牲的烈士”。

上山的人很多，有很多市民，还有排着队的小学生。我们买的花圈很大，怕被风刮倒了，车宏年用铁丝将其固定在栏杆上。很多人来围观，我们向他们介绍，紫阳先生的一些事迹，有市民说，赵紫阳可是为我们做了不少好事；有人说，应该悼念紫阳先生；有个中年人问：“赵紫阳去逝了吗？”我忙向他解释：“赵紫阳在2005年1月就已经去逝了，但是国内的媒体没有认真的报导，更没有对赵紫阳的事迹进行系统的介绍，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现在很多大学生不知道赵紫阳是谁，一些中老年人也不知道赵紫阳是否去逝了。这说明曾被海外称作“亚洲英雄”，80年代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人，已经被人淡忘，这样下去，20年后，在中国大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赵紫阳这么一个人。

赵紫阳力倡政治体制改革，为了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政治前途。这种人不管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是极其可贵的。他应该受到后人的敬仰和追随，在历史上应该保持他的光彩。

我们要用清明节的机会，悼念赵紫阳，缅怀他的改革壮举，向青年人介绍赵紫阳，用他的事迹教育青年人，让正义事业永垂不朽，让英雄人物千古流芳。

2008年3月30日于山东大学 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盛雪：达兰萨拉 不是故乡

今天多伦多市中心一个街头广场举行了有约千人参加的"维护西藏真相，捍卫祖国统一"的集会。广场上红旗似海，许多人 慷慨激昂的发言，表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强烈意见。他们谴责"西方反华媒体抹黑中国，歪曲报道西藏动乱"。群情激荡，场面热烈。许多人并在 网络论坛留言表示，"非常激动，看到了中国人的力量"。

我则在28日夜约12点从香港回到多伦多家中，29日上午赶去出席了在领事馆门前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中国人权 网络"主办，中国人权网络包括当地大赦国际、中国民运、藏人、维吾尔人、台湾人、香港人、法轮功修炼者等十一个团体。现场除了藏人、加拿大当地人，只有十 多名华人。

我在发言中谈到了以下几点：

1，我是一个自豪的中国人，也是一个自豪的加拿大公民。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尊严的个人，不受任何政治势力驱使、操纵、收买、蒙蔽。

2，我尊重组织集会的中国人在加拿大这个民主环境中自由表达意愿的权利。践行民主是有益的。

3，呼吁中国政府、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华人社团领袖，不要再继续利用年轻一代，不要继续欺瞒他们，不要让他们继续蒙 羞。要"维护真相"，首先要有权利知道真相，有渠道了解真相。呼吁中国政府开放新闻自由，允许媒体到当地自由采访报道；允许人权考察团进入西藏，实地了解 发生的事实真相。

4，呼吁组织集会的人士，向中国政府争取在中国境内举办集会的权利，也为藏人争取在西藏境内举办集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说，要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

达兰萨拉 不是故乡

盛雪


达兰萨拉这个好听的名字对於我来说是陌生的，除了在几篇关於西藏问题的文章当中见到过之外，对它没有任何印象。十一月十二号凌晨三点，在断断续续坐了二十 几个小时的飞机之後，终於到了印度首都德里。当天晚上在火车上会合了从纽约到德里参加会议，随後前往达兰萨拉访问的项小吉，又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然後， 再坐上由西藏流亡政府派到火车站接我们的吉普车，最後，在经过了又三个多小时的，在盘山路上的颠簸、攀爬、旋转等一系列惊险动作之後，终於在皑皑白雪覆盖 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见了山峦 掩映中的小城达兰萨拉。

小山城远远看上去清雅而扑素，我们兴奋地叫司机洛桑将吉普车停下来让我们拍照。好象我们是怀著好奇心前来观光的游客。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小山城的中心。很快，一种复杂的，莫名的辛酸和悲凉的情绪就取代了兴奋的观光心情。小城本身就迷漫著一股辛酸、悲凉的气氛，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悲凉的故事等著诉说。

喜马拉雅山上绵廷的逃亡人群

在达兰萨拉城中心的难民接待中心，从八九年以来，每年都要接待约两千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去年以来更猛增到了四千。我和项小吉在抵达的当天下午，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官员达瓦才仁陪同，来到难民接待中心访问。

难民接待中心是夹在两边的建筑物中的一栋两层的房子。下边一层屋里，沿墙和窗户，以及在中间，是几排通铺，住著刚刚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难民。上一层则就 地住著一些女难民。难民接待中心里，当时有约七八十名最近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其中有许多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儿童，有些儿童甚至并没有父母陪伴，是 他们的父母委托逃亡的人将这些幼小的子女带了出来。
我们走进难民接待中心，大家都怯生生的看著我们。我坐到孩子堆里试著和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很快就放松下来。尤其是小孩子们好奇的围过来。我拿出从加拿大买的笔，分给孩子们，孩子们立即兴奋起来。於是我开始了和他们之间的交谈。

我问一个看上去十岁左右的男孩：＂你叫什麽名字？＂
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我叫索南米多。＂
"你现在多大了？＂
"十四岁。＂
"你从拉萨来的？＂
"对，我逃出来了。＂
"你是结伴和朋友一起出来的，还是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那路上需要很长时间吧，用了多久呀？＂
"用了二十几天。＂
"路上要二十几天，那你在路上害怕不害怕呀，一个人？＂
"怕，很怕。＂
"怕呵，那害 怕的时候怎麽办呢？＂
"没有什麽｀怎麽办＇，赶快走，快快走。＂
"嗯，快快走，想快快走到这里是不是？＂
"是，想快快见达赖喇嘛。＂

看著这名只有十四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经过二十多天，从拉萨经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口逃亡到达兰萨拉，我知道他是那些能够活著到 达目的地的幸运者之一。而要翻越常年冰对雪覆、海拔五六千米的喜马拉雅山，随时都有可能遇到雪崩、雪裂，或被冻死、饿死。
我转向另一位约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说他叫巴登　江作。
"你从什麽地方来的，到这儿多久了？＂
"我从四川康巴来，四川省甘孜州的。来了快一个月了。＂
"你为什麽要逃亡出来呢？＂
"第 一个是，我想见见达赖喇嘛；第二，我想出来学点技术和文化。＂
"那你学习一段时间之後，是否还想回去？＂这时，在边的 23岁的画家小伙子抢著说："不回去，逃出来了，就不会回去了。将来藏人有了自由的时候再回去。＂

而在我来难民接待中心的路上，遇到的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就更不会再回到西藏去了。因为他的双脚在翻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到达兰萨拉的路上已经冻掉了。

男孩有一头黝黑、卷曲的头发，一双眼睛黑黑、亮亮的但十分忧 郁。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路边的石头上坐著休息。看到我们几个人走近，用他那双黑眼睛，冷漠的、定定的盯著我们看。我於是走近他向他问好，问他多大了。他移 开目光，不置可否的让嘴角动了一下，说了句"十四＂。我微笑著问他在做什麽，他说在休息，他要到达兰萨拉的医院去治疗。我问他生了什麽病，为什麽要到医院 去，他说他脚上的伤口还没有好。我很好奇问他脚怎么了，为什麽会伤。他撩起裤腿，我看到他两条小腿上，转圈绑著几条塑料片，把一双鞋固定在脚上。男孩慢慢 的解开绑著塑料片的带 子，脱下鞋，我只看到拄在地上的两条腿，没有脚。

我张著嘴怔在那里不知道说什麽好。这时男孩轻轻的说"在我逃过来的路上冻掉了。＂
我的心中一阵刺痛，我不能想象，一个这样年龄的孩子，怎么样用一双冻烂的、或说已经没有脚的双脚，爬过了世界上最状丽、最令人赞叹的喜马拉雅山。
我蹲下来，用手轻轻的托起他的一双"脚＂，两只脚都在脚 踝骨以下就没有了，伤口还是皱皱的疤痕，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疤痕，这不只是在这孩子脚上的疤痕，这是藏族人在四十年的逃亡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标记。

我的思绪被身边的争论声拉回来……
另一边，项小吉正在和一名刚刚从四川逃亡出来的，叫多吉才仁的小伙子，谈论著西藏是否应该，和能否独立的问题。
小伙子说："我自己的观点是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境内，要求高度的自治、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人权。＂项小吉追问："你不要求独立是不是？＂小伙子声音 微弱的说："我不是不要 独立，但是这希望太渺 小了。＂项小吉非常思辨的提示："可能不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谈应该不应该。＂小伙子顿在那里没有讲话。
我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插 话说："项小吉，话说得不要太理论。＂
但是这时多吉才仁却突然大声说："我很希望独立，很希望独立。＂跟著，他眼晴红了，声音也颤抖了。他说："从我们藏人在中国境内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我真 的很希望我们能够独立，我们自己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捍卫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我们的宗教。我很希望独立，我真的很希望独立…　＂。我和项小吉看著他那 压 抑和难过的样子，只好等他情绪平静下来。
我告诉他，我们也是不能回家的流亡者，在目前中国专制极权的统治下，汉人一样没有自由，没有尊严。
我问他："有一天中国的制度变了，实现了民主，是民主社会了，西藏可以得到真正的自治了。那个时候你还觉得西藏独立特别重要吗？＂
小伙子略想了一下说：
"我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有人权和民主了，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把共产党霸权、专制推翻以後，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依相存。那样，我愿意留在中国，和汉族人民一起共进退、共存亡。我想，在那种情况下独立不独立并不重要了＂。

刚刚到达兰萨拉才十几天的多吉才仁说，在中国他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後来懂事之後，听到父母讲的一些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和在学校里所学 到的完全不同，他感觉到，做为一个藏族人，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自己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越来越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真相。於是，他产生了要到外面的世界 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想法。他说："到了外边，我感觉到很可怜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对外界的认识太少了。我很可怜他们至今生活在 一个新闻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我很庆幸我能够逃出来，我真的很可怜他们。＂

在中国境内坐了 27年牢的仁切桑竹先生，在难民接待中心为难民们做了七年饭。他告诉我们，冬天到了，逃亡到达兰萨拉的难民又要多起来了。仁切　桑竹说：这一方面是由於， 生活在寒冷的青藏高原上的藏人，无法很快适应印度平原夏天的炎热，有些逃亡出来的藏人在夏天抵达印度时，不久就会染病，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在严寒的冬 季，逃亡路上必经的河流都结冰了，比较容　通行。但他强调，每年都有许多藏人在翻越常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时，被冻死或饿死在逃亡路上，有些人被冻坏了 手、脚，变成终身残废。

仁切桑竹并向我们介绍，抵达达兰萨拉的难民，都得到了流亡政府妥善的安置。六岁以下，而有没有父母陪伴的小难民，送到流亡政府的孤儿院中抚养。六岁到十七 岁的儿童，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儿童村中，并按不同的年龄分人儿童村学校中 不同的年级里读书。十八岁以上的青年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成人教育学校＂里学习。而老年人则有流亡政府的老人院接收。以上所有费用都是由流亡政府负担。
仁切桑竹说，所有逃亡出来刚刚抵达的人，都会成批的得到达赖喇嘛的亲自接见，甚至许多人冒死逃亡前来，就是为了能够见到达赖喇嘛一面。但是，由於逃亡的人 数越来越多，流亡政府越来越难於负担如此庞大的支出，所以，流亡政府不得不劝说一些人在见了达赖喇嘛之後再返回西藏。

遥远的山城有中国民运的关注者

达兰萨拉这个黄昏暮景中的小山城并不沉寂，倒是很象在中国乡村中赶晚集时的景象，人们在仅有的几条坑凹不平的街道间往来，小街两边的店铺和餐　漫不经心地招待著游客。
在我们中午抵达时，我们曾邀请往返用了七个多小时接我们上山的司机---洛桑和我们共进午餐，我让他叫一道地道的西藏饭菜，我也和他叫同样的，尝尝藏人的 口味。等了许久，厨房端出来两大碗热腾腾的"鸡蛋肉丝汤面"。我目瞪口呆，我问洛桑难道这就是典型的西藏饭？洛桑笑了笑，快乐地吃了起来。

傍晚，我和项小吉走出旅馆（山城中心的西藏饭店），想到街上随便转转。几十米外就是小城的中心地带，我们盘算著是否在街上随便找一家餐馆。尝尝地道的西藏 口味。我和项小吉在一家灯火闪烁的餐馆前犹豫，怕错进了印度餐馆。这时，背後有一个十分清脆、十分肯定的声音用普通话说：＂你是项小吉，我认识你，你就是 项小吉。＂我们惊讶的转过身，一个二十岁出头，很俊 秀的年轻人正笑眯眯的盯著项小吉。

小伙子自报家门说他叫嘉杨达杰，在《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过项小吉的文章，和看到过项小吉的像片，所以一下子就把项小吉给认了出来。连项小吉这个平时总是 表现得城府深邃、不露痕迹的人，当时也有点＂百感交集＂，他万万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国的小山城上，竟然有他的知音。
於是嘉杨和他的朋友陪著我们一起吃了饭，酸辣汤 和炒面。嘉杨说：由於印度无法种植青稞，所以当地的藏人吃的东西和汉人很相似。其实就连西藏内地的饮食也很汉化了。

吃饭期间，嘉杨向我们谈起他三次出逃，两次到达达兰萨拉的奇特经历。

在青海省，海东地区长大的嘉杨，在 1993年他 16 岁那一年，决定和两个同学结伴逃亡。他们从青海先到了拉萨，再坐车到通往边境的日喀则，然後开始步行。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冰雪间经过了十几天的跋 涉，并在路上遇到 了一对也在逃亡的兄妹、哥哥走在路上掉到了被冻裂开的山缝隙里，嘉杨三个人赶紧帮助救。可是，哥哥很快就被冻成了冰人，和冰雪凝在了一起，几个手指头部被 嘉杨他们想要救 他的人拉掉了。

哥哥死了， 妹妹伤心欲绝，决定放弃继续逃亡，往来路上走去。很快就被边防军抓获，从而使得嘉杨等三人在中尼（尼泊尔）边境附近，被骑马追赶上来的中国边防军抓获。嘉杨的第一次逃亡失败了。
但是，他在被送回中国境内之後，立即就开始准备第二次逃亡，这一次，他和另外二十个人一起，经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八天，在冰天雪地的难苦跋涉之後，终於在九四年二月份，到了尼泊尔境内，来到了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这一次的路上，嘉杨亲眼看到两尼姑，站立著被冻死在喜马拉雅山--白雪皑皑的山上。嘉杨说："他们太可怜了，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谁，家里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下落。为了逃亡，好多人就这样死在路上。＂

令人感慨的是，当时 16岁的嘉杨，在达兰萨拉生活了半年之後，决定返回西藏。他在外边的世界看到了太多东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达兰萨拉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太多东 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达兰萨拉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书籍，以及关於中国军队当年入藏 对 藏人的屠杀的资料。在这期间，他还看到了那时由日本民运组织出版的《民主中国》杂志，开始对中国民主运动有了解。他也理解到，中国人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 和藏人有著共同的命运。这一切，让他既兴奋又震惊。

於是他背上了一个大背囊，里面装了二十六本《民主中国》和许多关於西藏历史真相的书藉、资料，以及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录相等，上路了。
他走了十四天，回到中国境内。把身上带的所有书籍、杂 志、录音、录相等，都分发给了他见到的藏人。後来他被捕了，并被辗转於七个监狱中，关押了一年另六个月。最後，由於他在监狱中病得奄奄一息，被狱方送到医院治疗，於是他又选择了第三次逃亡。
嘉杨於九七年一月份，再 次来到达兰萨拉。嘉杨说，他现在可以看到《北京之春》杂志，从那里他了解到很多关於中国民主运动的消息，他很关心中国民运的情况，因为他明白，只有中国实 现了民主，藏人才会有自由和尊严，藏人才有机会得到真正自治的权力。嘉杨还说，每当他看到民运中有内门的消息，他就心里很难过。

逃亡不应该是人类的命运

嘉杨现在二十二岁了。我看著眼前这个瘦削、俊秀的小伙子，感慨著在他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年轻生命中，"逃亡＂竟然是他生命的主题。项小吉是个十分深沉、情绪极少外露的人，他除了几声小心的，重重的叹息之外，并没有说什麽。但是我相信他心里翻腾的应该是同一种滋味。
我也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今年夏天以来，六艘偷渡船，载有六百到八百名中国大陆的逃亡者，远涉重洋，在海上分别飘流了四十几天到六十几天的时间，来到加拿 大。在那破烂不堪、锈迹斑斑、没有任何救生设施的破船上，成数倍的超载著来自中国的逃亡者。如果在几十天的飘流中遇到任何风浪或故障，船上的人几乎必死无 疑。

而我也很清楚，从中国起航的偷渡船，不止是驶向加拿大，它们驶向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墨西哥，总之，它们驶向任何接收中国人的地方，驶向任何给 予那些中国人一点自由、一点尊严、一点保障、一点未来的希望的地方。而中国人偷渡的大潮，正向藏人绵 廷排列在喜马拉雅雪上的血脚印一样，已经汹涌了十年。
很久以来，我已经越来越参不透，什麽"主权＂、"领土＂、"疆界＂、"国家＂这些词汇的意义。人类生存仰赖的是苍天大地、自然万物。

不错，人类自始就有屠杀、有战事，但无不为争夺生存资源。今日社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明，人类也已经发现和创造了丰富的生存资源，但今天人类对人类的仇 视和屠杀，人类对人类的无情驱逐和阴谋灭 绝，并没有稍或减少，并都是出於要维护什麽"主权＂的完整，保卫"领土＂的神圣，巩固"疆界＂的安全，特别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今天，我严重质疑这些词汇所应该具有的意义。人类、所有人类（并不只是强势的群体，自认为优越的族群，或那些拥有控制别人生存权的小利益集团）的福祉是最高原则。而达致这一原则的唯一道路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之间的宽容、尊重、和爱。

如果"主权＂只是强权欺凌弱小的凭借，如果"领土＂只是政权炫耀的资本，如果"疆界＂只是圈禁人民的藩篱，如果"国家＂只是杀戳百姓的机器；那么，这些东 西於我们何用？在中尼（尼泊尔）、中不（不丹）、中　（　金）边界上部署的边防军，难道是为了防范这些弱小国家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侵犯？不是，那里的边 防哨 所，是 为 了严防 中 国 境内 的 人民 外 逃；那 里 边 防 军 的铁蹄，搜寻的是逃亡藏人带血的脚印。

欢快的孩子们 到底有没有未来

在逃亡出来的藏人当中，有大量的儿童和青少年。而且其中很多人并不是有父母陪伴一起逃亡出来的。我们在难民接待中心听到这样一件事：西藏某个乡村的书记决 定要出亡到印度达兰萨拉，结果听到消息的同村邻里，纷纷将家里的孩子送到书记家，希望他帮助带到达兰萨拉。结果这位书记到达达兰萨拉时，带来了同村十一户 人家的孩子。
到底中国境内有多少藏人把他们的梦想寄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然後，又把他们孩子的梦想寄托在了达兰萨拉这个小山城上了。

达瓦才仁陪同项小吉先生、我、和 刚刚上山的倪育贤先生，一起访问了达兰萨拉的儿童村。达瓦才仁向我们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五个地方设立了儿童村。这些儿童村中 90%的儿童，是从中国境内，包括从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西藏等地逃亡出来的西族儿童，而其中大部分儿童没有父母在身边，他们有些是孤儿，有些儿童的 父母仍在中国境内。

位於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儿童村，有约一万名年龄从六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我们在访问中发现，这些孩子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大多是为了能在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学校里接受更好的教育，特别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藏语及继承藏族的宗教、文化传统。

来到儿童村，发现孩子们正忙著在一面朝阳的小山破上摆上一些艺术品。那些艺术品 是他们根据一些大块的石头的自然形状在这些石头上画的动物图像。有些是可爱的猫、狗、山羊，有些是凶悍的犀牛、狮子或老虎，大都栩栩如生。达瓦才仁说，达 赖喇嘛明天会来看望孩子们，孩子们正准备迎接达赖喇嘛。

孩子们看上去都很快乐，喜气洋洋的忙活著。
我想找几个孩子聊一聊，达瓦才仁说，在这里的孩子不比在难民接待中心的孩子们，那些孩子刚刚到，只要上过一点学，就会讲英语。但是，这里有很多孩子来了一段时间，就不会讲汉语了。
我故技重演，混进正在忙碌的孩子堆里，和他们闲聊。会说汉语的孩子很快有了兴致。他们告诉我，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六点半吃早饭，七点开始上课，课程 是藏文、英文、和数学。午饭以後还要继续上课到四点钟，然後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了。但大部分学生会用些时间作功课或自习。
一个叫巫山·多杰的男孩主动过来介绍自己："我是从拉萨来的，＂我和他聊起来：
"你来了多久了？＂
"八年了。＂
"你出来八年了，还能说这么好的汉 语？＂
"我在西藏上到初一才出来。＂
"你为什么要出来呢？＂
"我的爸爸、妈妈要我到印度来学习。＂
"为什么一定要你到印度来学习呢？＂
"为什么？因为印度有我们的达赖喇嘛呀，达赖喇嘛他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呀，在印度可以学我们的藏语，所以爸爸、妈妈让我到这里来学习。＂
"那你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快乐吗，是你想学的东西吗，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很喜欢英语，我长大了想回家乡当一个英语老师。＂
另一个看上去有八九岁的孩子，也跑过来清脆的自报家门说"我叫扎西·才仁＂。男孩大大的眼睛，扬著尖下巴脸，很是可爱。我问他来了多久了，是不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他说他来了刚刚一个月，是从青海省来的，爸爸、妈妈没有来，自己是爸爸、妈妈托人带来的。
"你路上用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
"为什么爸爸、妈妈要送你到这里来学习呢？你知道吗？＂
"这里的学习条件好，这里能学藏语，还能学英语。＂
"小扎西紧接著又补充了一句：
"在这里能见到达赖喇嘛，在中国见不到。＂
"你在中国时学藏语吗？＂
"学一点点，主要学汉语。＂
"那么每天的课程当中有几节是藏语，有几节是汉语？＂
"早上四节课，有两节是汉语，一节数学一节是藏语。＂
"在家乡时生活得好不好？ 高兴不高兴＂
"不高兴。上学要给钱，一个学期两千多。＂
"那你爸爸、妈妈付不起钱，所以 让你到这里来学习，是吗？＂
"是，在这里可以学到好多有用的知识，长大了有文化。＂
"你想爸爸、妈妈吗？＂
"想，很想。＂
"那怎么办呢？想不想回家去？＂
"长大了再回去，在这里先好好学习。＂
十七 岁的女孩索兰德洁在达兰萨拉已经生活了七年了。她也是七年前在她十岁大的时候被逃亡的人带到了印度，她说她虽然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也很想念亲人。她只能靠写信诉说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她盼望著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藏去。
我们随同达瓦·才仁来到儿童村孩子们的住处，看到有些住房前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著：小挪威，或美国加洲等等字样。达瓦才仁说，儿童村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资助，才得以设立和维持，这些流亡出来的藏族孩子们也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儿童村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孩子们也很快乐，但似乎每个孩子都作著一个，将来长大了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的梦。
然而，藏人流亡了四十年，眼下还没有任何迹像可以给他们一个确定的承诺。
这些孩子，难道他们注定了是流亡者？
……
十年不能回中国，一直让我耿耿於怀。虽然不管任何人问起，我总说，我早知道我跟强权作对是有代价的，我付得起，无所谓。但，我心里一直很痛。

访问了达兰萨拉，我心里有了更痛的一块地方。回到家里，常常只是静静的坐著，静静地感受著流亡藏人在漫漫的四十年的流亡生活中的挣扎、期待、希望、和绝望。不知道当初他们决定和强权作对时，他们是否想过，那将是什么代价，他们是否付得起。

1999.12

刘利华：信仰的意义

内容摘要：信仰的“意义”一指信仰的内涵或本质，一指信仰的价值或功用。本文认为，信仰是人意识到自身终极有限性而要超越之的精神需要。信仰可以通过宗教的途径也可以通过哲学的途径达成。宗教信仰作为满足人从精神上超越自身终极有限性的一种途径，是绝对必要的。信仰层次的高低由信仰什么与如何信仰共同决定。无论是对个体的人还是人类，信仰都是完满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维度。

一，信仰并不是人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条件

认定人有信仰的需要，是就人类存在的经验事实来看，人可以有并且已经有这样一种需要。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类个体都会有这样的需要，更不是说人如果离开对信仰的自觉追求就不能存活。就人作为一种动物的自然属性而言，就像猪、狗、猫等动物如其生命得以延续的物质需要都被满足就能存活一样，人在其吃、喝、穿、住、呼吸、排泄等需要被恰当地满足后，也可以存活。不过这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而任何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几乎都不可能仅仅在生物学意义上存活。但即使是在社会存在的状态下，没有信仰自觉仍能活着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其主要表现可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虽然没有对于信仰的自觉追求，却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社会约定成俗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范围内生活。其人生价值仍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即作为人，其精神和物质潜能都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了与社会整体人文价值一致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和实现，甚至能在特定的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

二是受到人化的动物性欲望的支配，钱名利色成为其生命的自觉追求。这种人对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的遵守是消极、被动、或被迫的，对于种种能满足钱名利色欲望的思想、制度、风俗相应地也都是无原则地跟着跑的或无批判的。在社会风尚良好，法律健全的情况下，从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出发，他们能做到遵纪守法。然而，当有机会行缺德违法之事而不被发现和惩罚时，为了其私欲的实现，他们会选择违背伦理和法律。

三是主动地并严重地违犯社会伦理规范和挑衅法律，这种人是公然地故意地侵犯和伤害社会和他人的罪犯。

上述三种都可视为缺乏正信信仰自觉的行为表现。第一种情况比动物要好，第二种情况与动物相近，第三种情况则属我们通常说的禽兽不如。然而三种情况都并不影响人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

二，信仰的本质

黑格尔认为，宗教的本质是有限生命向无限生命的提升，这只在有限精神的人类才可能，因此更正确地说，宗教是有限精神与无限精神的合一。¹黑格尔这个见解非常深刻但不够精到，如果把这个表述中的“宗教”二字改成“信仰”二字，就更为贴切了。这反映出宗教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对信仰为何与宗教为何^*或信仰的本质与宗教的本质在概念上的混乱。

对于宗教本质的认识，固然像有些哲学家着眼于人神关系³、或像实用主义哲学家着眼于信众的个人体验或经验⁴、或像康德等着眼于宗教对于人的社会生活的积极规范⁵、或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眼于宗教的消极社会功能⁶、或像当今中国宗教学者着眼于多种与宗教相关因素的综合⁷……，都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宗教的理性把握。⁸但只要是没有把握住宗教解决的是人们的信仰问题，它首先满足的是人们对于信仰的需要这一要件，对宗教的认识就或者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或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由于不能认清信仰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相应地信仰与哲学的关系，自然就会对许多与宗教、信仰相关的问题停留于混乱不清的状态。比如，对中国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人文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⁹、甚至信仰以及宗教信仰对于完满人生的核心价值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¹⁰等等的莫衷一是，都证明着孔子早就教导过我们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¹¹

宗教是人的信仰需要得以满足的一种形式或途径。这意味着，一，界定宗教首先需要界定信仰；二，宗教并不是满足人的信仰需要的唯一形式或途径；三，只要人的信仰需要具有正当性，而其他满足这种需要的形式或途径不能涵盖宗教提供的形式或途径，宗教的存在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

那么信仰是什么？人的信仰需要又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张雪珠在对于宗教形成的先验推论中，根据实现的东西必有实现的潜能这一亚里士多德－托玛斯（Thomas Aquenas,　1224-1274年）哲学原理，从宗教存在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逻辑地提出宗教存在的主观条件在于，“人的心灵本来就具有形成宗教的本能”。然后她把这种主观本能称之为“先天宗教心”，进而又把“先天宗教心”界定为“求生意志”。“‘求生意志’在人类的运作是有意识的，有理性参与的。人类在宗教中所追求的生命终极圆满，从今生今世跨越到彼岸、神圣界永恒的圆满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终极关怀的主观先天条件，……实际上‘求生意志’应当含有足以发动终极关怀的机能和动力。”¹²这种解释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提炼。如果作更为深入具体的盘查，则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先天宗教心”之“先天”需要进一步界定，如果人不是在社会环境中生活，比如“狼孩儿”，他不会养成人的能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先天”宗教心。第二，如前所述，即使是在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也不是全部都有宗教心。因此可以断定宗教不是出于人的本能。

若把张雪珠所说的“宗教心”进一步界定为人对于信仰的精神需要，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人对信仰的精神需要不是先天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精神需要。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经验事实的信仰，仅在曾有、现有及将可能有信仰追求的人的范围内，其信仰发生的人类心理的或主观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从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人类信仰的经验中，可以概括出这样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信仰需求的发生学原因：这即是人凭借理性和生活经验能发现自身生命的终极有限性并能形成超越这种有限性的心理或精神要求。

无论是佛陀发现人不可避免地会有生、老、病、死以及与它们相伴而生的人的精神痛苦等等人不能超越的有限性，为超越人的这些有限性而创立了佛教，还是从求观音菩萨保佑生子、求药王菩萨保佑祛病、求妈祖赐福渔民航海安全的大众性的偶像崇拜心结，……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的，都是人对人无可奈何的终极有限性的发现以及试图超越之的渴求。哲学家对宗教的不同界定也都内涵着这一发现和渴求。史莱马赫（F．E．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说：“宗教是一种绝对的依赖之情。”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3年）说：“宗教是一种利己的求福心。”弥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说：“宗教是某种理想的愿望。”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年）认为：“宗教是犹疑与恐怖的结果。”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说：“宗教是面对自然界的一种无知无能。”近代主义者（Modernists）认为，“宗教是一种具有生活力的现象，宗教活动，是从非理性的下意识里产生出来的。当人观察到整个大宇宙和小宇宙时，便感到有很多事物，超越人的智力而不可思议，并感到需要有一个超越的‘神’，因着这种需要的倾向，宗教情绪，就在下意识里活动起来，从而感觉到对于内在的宗教情绪的活动，可以予以培养，以获满足。”¹³这些哲学家对于宗教的论断都说明，满足人类信仰需要的宗教，实质上满足的是人要超越自身有限性的需要。人提出信仰的需要，是由于他意识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假如人无所不能，心想事成，想不死就能不死，想怎么活就能怎么活，人就不会有信仰的需要了。就连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 1820-1895年）也说：“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¹⁴问题是，人不可能一切的一切都能心想事成。

按照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理解，人在其存在中会在“边际经验”中体验到“对‘世界存有’（Weltsein）的不满，即不满足于只是‘此在’（Dasein），而要走向人之存在的实现”；体验到“存在性的灾难：死亡、痛苦、斗争、及罪责”。“在此，存在不只瞥见自己具体的历史性和自由，而且面对了‘无条件者’。最后，存在突破‘世界存有’而经验‘超越界’。雅斯贝斯强调，只在这最后的边际经验，即向‘超越界’突破时，存在才实现自己。”“‘超越界’是终极根基，是‘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存有’”，“是包容一切者。”¹⁵信仰使信仰者的“存在与超越界接上关系，而赋予存在一种新的意义。”¹⁶有限的人本来十分脆弱。没有人能长生不死，不患疾病，不经历感情的痛苦，不经历人生的挫折和失败。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真实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与无奈，人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他被一种必然性裹挟，常常会感觉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人建立起一种可以使他在精神上超越自身有限性的信仰时，他“对超越界所作的肯定，其实正是对他自己与超越界的关系所作的肯定。”¹⁷这种关系使人在精神上超越了自我，使其生命由于获得了一个向上提升的垂直向度，而得到了水平或横向扩展和内容充实的空间。就像是一顶帐篷，当它没有被垂直地支撑起来时，它的存在状态就只是平面性的，没有容积，它作为帐篷的潜能不能实现。只有当它被垂直地支撑起来，它才能有广大的容积。而它容积的大小与其垂直高度成正比。

积极地看，人的信仰的精神要求，还是由人的本质或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特殊存在状态决定的。人的本质不仅在于其作为一种动物不能不受其求生的本能和欲望的制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能不受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更在于他能主动地处置、理性地驾驭－－包括顺应、利用、推动和改造－－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能有意识地协调与同类和其生存条件的关系，有建立于理性活动基础上的自由意志－－即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并能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在为保证其存在和发展的对象化活动中，能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不断地在其存在的物质层面（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社会层面（人与人的关系）和精神层面（人与自身、人与神或人与道的关系）自觉地追求对自身有限性的突破。其中，特别是人在精神层面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需要有一种信仰对象提供的终极意义作为参照和向导。因此信仰的作用就像是夜色笼罩下大海中的灯塔，为人自觉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照亮前程。没有信仰航标的精神生命，就像是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船、像是断了线随风而飞的风筝、像是找不到支点的水面浮萍，在其生命过程中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对意义的茫然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信仰：信仰是人类在精神上突破自我终极有限性的一种精神需要，信仰的作用是给人类生活以终极意义或价值指导。

三，宗教与哲学都可提供信仰实现的途径

能给人提供在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照下生活的意义指向的信仰对象的，不但有发源于人类轴心时代今天已具有世界性的古老宗教，而且有同样发端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古老哲学。这里的古老宗教包括犹太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等，古老哲学则包括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和中国老子哲学以及孔子、孟子、墨子哲学等等。

考察当今各世界性宗教，无论位格神为存在最终因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非位格终极起源为存在之最终因的宗教――如佛教，通过这些宗教形式保证和维护的信仰对象都需要一往情深的感情投注与依赖感才得以建立。宗教信仰者可以怀疑一切，但是他信仰的对象必须是至高、至善、至能者，是不可以人的理性评断和置疑的。这里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给出一个宗教的定义：宗教是人通过情感投注的方式，通过对一种代表着无限终极实在的、为生命提供终极意义指向的对象的信仰，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超越人的终极有限性的一种途径。

哲学走向信仰的途径与宗教截然不同。宗教接受信仰的路径是从上往下，首先要求具有的是虔诚、信任、敬畏与亲近的态度，笼统地说是“由诚而明”；哲学走向信仰的路径是从下往上，要求有刨根究底追求至善的理性态度，是“由明而诚”。¹⁸哲学的信仰维度需要靠理性的探索和批判的态度才被建立起来，而哲学与宗教都可以是人自觉到自身的终极有限性而在精神上对其实行超越的努力形式。由于能够受到哲学教育并掌握哲学方法的人从古到今一直是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宗教信仰作为满足人从精神上超越自身终极有限性的一种途径，就是绝对必要的了。

不少人批评中国人没有对代表无限和至善的神的信仰，只有祖宗崇拜和功利性的迷信－－例如相信送子观音和供奉灶王爷。这种认识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浅薄之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在失传的现实。黄克剑以“道”作为统摄老、孔、墨、庄、孟、荀、名家、法家与阴阳家等先秦九大家之纲，他的一句体悟之言――“‘道’只在致‘道’者真切的生命祈向上呈现为一种虚灵的真实”¹⁹，恰恰点透了“道”首先是中国人信仰的对象。中国文化对道的信仰贯穿于雅俗文化各个层面。不但老子、孔子、孟子涉道的至理名言说明中国文化以道为信仰对象－－如老子之“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孔子之“朝闻道夕死可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且对道的信仰渗透了中国俗文化中，许多表达都几乎是家喻户晓。比如“替天行道”、“以身载道”、“君子生财有道”、“艺以载道”、“文以载道”、“讲道理”或“没道理”、等等。

恰如冯友兰曾深刻地指出过的，中国人“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²⁰以老子为例可以说明中华民族是如何哲学地解决信仰问题的。《老子》第81章明确地揭示了道所承载的终极意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²¹而这个“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或无条件地成全众生，或爱，并不是像耶和华那样的位格神按照自己的肖像故意创造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就是如此。天地自然善利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而不争，“生而不有、长而不宰、为而不恃、功成不居”，－－这一思想至少在《老子》第2、8、10、34、51、77、81章共七章中有明确表达－－即人可以从天地成就万物的事实中看到其善举是无条件的，由此老子找到了人彼此善待的道德终极根据－－天道如此。按照天道－－这个天道不仅有善的规定性，而且有人以辩证智慧可以把握的运行规律的规定性－－行事做人，其报偿也不指望来世或天上，在现世人间就能获得充实而完满的人生－－健康、成功、和谐、快乐。

正是中国人对于道而不是位格神的信仰，引导出中国文化对于人类自由精神的重大建树。中国人的道德终极依托不是一位创世神，而是天道。老子从天地自然中悟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孔子及儒家则从“天行健”引伸出“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地势坤”引伸出“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由对天道的体认，引出人之应立的行为规范的思路，在《易传·象传》中俯拾即是：如从“蒙卦”、“师卦”、“小蓄卦” 之象引伸出“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以懿文德”这些修德的指向来。“道”作为中国人信仰的最高对象，同时能包容各种不同的信仰，这是中国文化特别具有包容性的重要原因。对“道”的信仰使中国人可以包容各种有位格创世神和无位格创世神的宗教、包容一神论、泛神论和多神论，也可以包容各种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或二元、多元的世界观，还能包容对低层各种民间神的信仰和对祖宗先灵的祭拜与供奉。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在他的《全球对话的时代》中对于人类信仰史上不同的终极实在观有一个总结，他认为“构想和称谓终极实在的尝试可以根据它们各自所持的终极视角被归到几个‘家族’中。它们是：（1）多神论（多）；（2）印度教（一和多）；（3）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4）袄教和摩尼教及阴阳（二）；（5）基督教（一和三）；（6）佛教（空、无）；（7）儒教和道教（和谐）。” ²²由于斯维德勒对于中国哲学了解不够，因此他把中国人信仰的终极实在理解成了“和谐”。如果按照他这里的量化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终极实在观应当是“全”，而承载“全”的则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一”解释的是从“无”生“有”，进而达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或终极实在观就这样完全被包容了。由于中国文化有着能包容不同信仰这种最大的包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发生西方那样的宗教战争。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就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文化主动或文化优势。

当代人由于进化论的思维定势，往往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那样久远的年代形成的宗教和哲学，为何能达到如此的思想高度？为何能提供给人类几乎是有着经久不衰的价值维度和意义指导的信仰对象？仅就我们所能理解的原因来说，是由于这些哲学，在揭示了最为显而易见的存在的真实和认识的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人之为人的一些最普遍最基本的底线伦理规范。这三个内容－－对存在的真实、认识的规律、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底线伦理规范的揭示，共同构成人类存在之道。而这些宗教则更为侧重于对人之为人之伦理规范的建构。并且，揭示这人类存在之道的先哲先圣们，他们本人都是以身载道的。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他们留下的教导，在人类精神的垂直维度上树立起几乎是不可超越的思想境界或道德高标。即他们不但以言传的方式告诉我们，人应当如何才不至于在精神上沦落为非人，而且以身教的方式展示给我们，人的精神有可能达到的至善高度。而无论是要自觉地做到不沦落为非人，还是要自觉地追求至善的精神高度，最重要的保证就是要有一种高层次信仰的自觉。

由宗教途径和哲学途径通过信仰达成信仰者精神生命的不断成长各有难易。前者可说是“始易终难”，后者则反过来，是“始难终易”。比如，基督宗教上帝的信仰者，会相信神时时在他身边照管、呵护、监督着他，因此一旦他真诚地信仰主了，他立即会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道德水准的人。可同时他也被要求相信教义明示的圣母终身童贞，耶稣从死中复活等超常现象，并对教会、教规、教仪、以及神职人员所行的圣事也都要笃信。他的信仰被建立在“不许怀疑”的基础之上。他也许可以抗争一切人间邪恶，放弃人世的一切利好，以顺从上帝为最高的行为原则，可是他较容易形成一种终极的精神被动。而老子之道的信仰者，信仰道是其理性的选择。他不用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也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奇迹需要论证其真实性。他并不以存在着能惩恶奖善的神为其避恶扬善的条件，也并不以将来能升天国永脱人世之苦为趋善抑恶的动力。他自觉地在同道、载道、行道、弘道的过程中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完全是靠了对天道的理性体认与自觉追随。从始至终，他不会走入一种难以与盲从划清界限的精神被动。但是他的修炼难在过程中的自觉。由于道不是位格神，他做好事，道不会知道；他做坏事，道也不会知道。他需要做到“慎独”，自觉地在社会生活中自律，洁身自好，抵御名、利、色、欲的诱惑。总之，他在其人生修炼中的境界提高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四，信仰有不同的层次

黑格尔说：“说到信仰，我真正所指的是我的个人信仰，是一种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内在确定性。”²³“信仰必须‘自由地’接受它的内容。……信仰必须接受，才能成其为真。正是这种自由接受给信仰带来了确定性与个人性格。”²⁴信仰以人对于自我有限性的自我意识和主动突破的意向为前提，信仰不能靠强迫、靠利诱、靠欺骗，它必须是人的无条件地自愿认可。在此意义上，信仰是人对于自身的一种内向度精神关系，是信仰者面对自己的心灵对自己生命所追求的意义的一种承诺。其特点之一是，它不容做作，不能假装。一个人出于欺骗的目的，说自己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骗得了别人，但是他无法欺骗自己。其特点之二是，它不能强加，它不是1＋1＝2或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那样的客观公理。也不是靠了外在的强力压制就能使人接受。其特点之三是，人的信仰一定会渗透于人的整个生活态度、行为方式、意义取舍、为人处事之中，而成为人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

“信仰”这一中文词汇，显然意味着以敬仰、仰慕的态度去相信。由于人的思想境界不同，通过信仰要达成的愿望不同，人的信仰会有不同的层次。粗略地，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低、中、高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恐怕要算是迷信。迷信通常表现为启求、盲目地（即非理性地）相信、并通过真诚地供献、甚至某种类似奉承、贿赂的手段，感动超自然的力量，帮助信仰者达成某种具体的功利目的。中间层次则是不求现世功利，但是渴望来世功利或超世间功利，为了能免进地狱、修成正果、死后得进天堂，或下世得福报这种超现世功利，信仰者可以舍弃许多现世生活中的物质利益，而成为无私奉献的人。可同时，对超世间功利的追求恰恰就是修炼者难以跳出的终极精神被动。高级层次则表现为，人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努力从超越有形的、肉体的生命有限性的祈求上升到超功利层面，出于人对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人生意义的反思，在追求自我价值完满实现的过程中，去找寻一个能寄托其价值和意义追求的无限的对象，这样一种具有终极意义因而为其指出生命的价值方向又代表着无限的存在就被设定为信仰的对象。正是在这种高层次信仰追求中，信仰者达到了无条件的善待世界和众生的境界，即他的一切善的选择并不以天堂、地狱、来世福报为前提。在此意义上，他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终极实在相汇，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实现了有限精神与无限精神的合一。

信仰对象并不必然地决定信仰者所达到的境界层次。信仰者的精神境界是由信仰什么与如何信仰两重因素决定的。比如，一个自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他认为这种信仰所要求的只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他理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仁者爱人”或“老吾老，及之人之老；幼吾幼，及之人之幼”；那么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受压迫的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历史局限性就不会给他造成消极影响。如果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背景中，他出于其信仰还有可能对那些被错误地打倒和非人道地迫害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真诚地给予人道的同情、关心和帮助。而一个自认为虔诚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他认为信仰基督，意味着一切事情做成了都可归为主的成全，做不成都可归为主的反对，并且能得之利的他寸利必争，能逃避之劳他尽可能地推脱。这样地信仰，反而提供给他在一切利他人利世界的事情上都持守被动，而在一切利己的事情上都异常主动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因此，信仰者如要达到真正的精神高度，则一，他选择的信仰对象一定能给他提供真正的生命终极意义。二，信仰者一定要真诚地依其信仰指引的价值或意义方向真诚地在实际生活中修炼、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能满足高层次信仰需要的被信仰对象，对于信仰者而言就有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规定性。一是必须代表着无限的终极实在，是人的理性可能追溯到的存在的最初因。唯有如此才可能具有帮助信仰者实现在精神上突破其有限性的要求。二是必须具有指向至善的人文意义或价值维度，这种价值维度与人类历史地形成并被人类经验证明为对每个人和一切人都有积极的成全意义的人类普遍价值相一致。它提供人生最高或最重要的价值，统合所有更具体的价值，使信仰者在其下能不断地提升精神境界。恰如杜普瑞（Louis Dupre）所言，“假使宗教丧失了统合其他价值之能力，则注定要归于消亡。信仰若非生命之全面统合的要素，就是纯然虚无。”²⁵“纯然虚无”言过其实，但是信仰如果不能提供信仰者生活的最高意义，而局限于只满足一定的功利需求，或更糟糕，与人类普遍价值相违，则会误导人生。轻者会把信仰者的精神生命局限于狭窄有限的层面，严重者则导致其精神生命萎缩甚至人性扭曲。奥姆真理教等邪教所以是邪的，就是因为它们是直接违背人类普遍价值的。而判别一种宗教是邪是正，标准也并不复杂，那就是看它是强加人类普遍价值的，还是瓦解人类普遍价值的。科学与不科学、实证与非实证则绝无资格作为评价宗教信仰与哲学信仰好坏的标准。

就个体而言，自觉的高层次信仰使人的整个生命活动获得一种统合意义上的价值支撑。通过信仰，人的有限生命与无限的存在获得统一，信仰者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精神上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烈火见真金，越是在面对人生利与义、小我与大我、甚至生与死的抉择时，越是可以看出自觉高层次信仰对于人的加强作用。信仰使病弱衰老的身躯可以焕发出人间邪恶无法战胜的坚强力量，会成为社会良知的坚固柱石。没有信仰的人，是生活于对意义的盲目之中。一切选择都会来自于功利的、经验的考虑。即使其行为是善的，也常常并不是因为他发自内心想如此，而是被动地遵守一种约定成俗的社会规范或者法规而能如此。

所以，信仰基督宗教中的耶和华和基督、信仰由亚里士多德哲学地表达的致善――最高神、信仰由佛陀传授的佛法、信仰“利而不害”的老子之道、“仁者爱人”的孔子之道，……对于信仰者个体就意味着，一是他通过信仰的形式在精神上突破了个人的有限性而获得了深不可测或高不见顶的精神支持，因此会表现出一种超越利害、生死之自信、自由、从容和坦然；二是他由于有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领悟，而在通往死亡的整个生命路途中，在整个生命活动空间能获得一种内心的明灯，这盏明灯使他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特别是人生两难选择时，能自觉地做出符合善的选择，使他的知、情、意或智、美、善能力的培养与实现更加自觉；他能当仁不让，甚至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三是在他的信仰对象面前，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同时意识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众生的生命的价值，因此尊重生命，待人谦和、理解人存在的痛苦、并持有深切的同情之感，有分寸、能包容。他好学不已，不会陷入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愚昧与狂妄。他能意识到自己有限生命得以实现的绝大多数必不可少的条件，实际上并不是自己奋斗的结果，而是得自“天道”的一种无条件的惠予，也因此他会有一种真诚的感恩心态。

就社会而言，由宗教和哲学提供和维持的高层次信仰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它维系着人类普遍价值，是社会良知的营养源，即它起着养护社会良知的作用。二，它使整个社会的道德维持在人的水平上，拉扯着有限的受制于动物性欲望的人在整体上不致沉沦于低于人的动物水平和低于动物的禽兽不如的水平。三，它提供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意义指向。

所以，无论是对个体的人，还是对群体的人类而言，信仰是人的完满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维度。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迫切任务之一是重建对“利而不害”之道的信仰。

（10，500字）

Significance of Belief

Abstract：Significance of belief connotes two meanings. One means the connotation or essence of belief concept, and another means the value or function of belief. In this paper, belief is defined as a spiritual need that human realize and go beyond the ultimate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s. Bot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can offer the ways to accomplish this surpassing pursuit and as a way satisfied the spiritual need relig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 height of belief level is decided by both what to be believed and how to believe. And no matter for a human individual or whole humankind, belief is an indispensable dimension of the perfect life.

Key words: belief, religion, philosophy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100872）

电子邮件：llihua2003@vip.163.com

胡少江：拉萨事件的背后

三 月中旬在西藏拉萨发生的冲突，不仅是全世界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成为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的中心话题。在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全面搞清此次 拉萨事件的真相显然有待时日。但是根据有限的新闻来源来看，少数人在事件中攻击无辜的市民，放火焚烧商店等显然是确凿的事实。这种行为完全是应该谴责的。 对少数犯下达、砸、抢、烧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绳之以法。

藏民居住地仍受严密监控下，29日发生新的示威抗议。图为进驻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中共军队，在街上巡逻。(AFP/Getty Images)

与此同时，拉萨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不可否认地显示，中国政府对事件的逐步升级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最初从媒体上看到西藏地区僧侣示威的消息是三月十一日。根据中国政府所属的中央电视四台事后的报道，拉萨街头发生打、砸、抢、烧的暴行是在三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左右发生的。那么在在从十一日到十四日的三天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一场和平的僧侣示威演变成为街头暴力冲突呢？

根 据在三月十四日以前见诸西方媒体的报道，（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三月十四日以后的事后报道！）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主要事件包括：拉萨色拉寺僧侣的和平绝 食抗议，两名哲蚌寺的僧侣因割腕企图自杀，和平的示威活动蔓延到西藏偏远地区的佛寺等等。而中国政府采取的对策则是：拘留五十多名抗议的僧侣；包围有数千 余名僧侣示威的色拉寺和哲蚌寺；以催泪瓦斯与电棒驱离示威者等等。显然，中国政府拒绝僧侣和普通民众和平示威的权利，激怒了藏民，给少数从事打、砸、抢、 烧的暴徒以可乘之机。

从 更为根本的层次看，中国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也是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错误的民族政策的结果。虽然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自治。但 是，正如宪法中的其他条文一样，民族自治并没有真正实行。例如，民族自治的首要条件是当地的政府官员由当地的人民选举产生，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所有中国少 数民族地区的党政官员都是从上到下任命的。如此任命的官员，当然不会尊重当地人民的权利，无法解决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

中 国政府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便是这种错误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达赖喇嘛多次向世人宣布，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他所寻求的是西藏地区在中国主权下的真正自 治。无论是从现代世界处理民族事务的潮流看，还是从中国政府自己的法律看，中国政府都不应该拒绝这种自治的要求。最起码的是，中国政府应该开启与达赖喇嘛 的谈判，以缓和西藏的紧张局势。但是，中国政府却完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根 据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西藏独立的要求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同时从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的现实分析，西藏独立也是不可能的。西藏问题，既有民族的因素， 又有宗教的因素，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人权因素。我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坚决支持在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同时也坚决主张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应该享 有表达任何政治见解的权利。民族地区没有自治的权利；中国人民没有自由表达政治见解的权利。这个根本性的政治制度问题不解决，不仅中国民族地区的冲突将延 绵不绝，中国社会的更大范围的冲突也势必难免。

（RFA）

胡平：失败者也能写历史

――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一

有人說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長眠於九泉之下了。

图：（廖亦武）一隻眼看世界還是閉嘴？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两百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 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三十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只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备尝艰辛，二十五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分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只有十二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只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只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五十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著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57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只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只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只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1994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坍塌，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只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凋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象，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只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只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墙，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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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土改幸存者采访录》即将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原载北京之春2008年4月号

张鸣：京剧靠官家能兴盛吗？

京剧进中小学课堂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这件由教育部一道指令惹出的事儿，虽然在曲目选择上选了太多的样板戏，惹得京剧界和文化界很多人不高兴，但我 猜教育部此举，目的倒不见得是要为文革张目，其用心还是复兴传统文化，从娃娃抓起，为了让娃娃们好接受一点，于是选了容易学，而且孩子的爹妈都耳熟能详的 现代样板戏。

对于这件事，大家都在骂，说教育部还打算喂孩子狼奶，骂得不错，不过，且不说教育部其实不认为那是狼奶（即便狼奶，也是红色的），就算有同感，为了灌输传 统文化，也顾不得那些了。眼下，依我的猜测，复兴传统，已经成了教育部门的大局。在此，我不打算评价这种复兴说三道四，但是我的疑问是，凭行政部门的一纸 政令，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喜欢上京剧吗？

不错，京剧的兴起，靠的是晚清皇家的喜好和追捧，那个粗通文墨的慈禧太后，是个懂戏的超级戏迷，也是不折不扣的京剧第一大恩人。不过，京剧真正的兴盛，却 是在民国时期，在这个时期，京剧依靠一些有想法的艺人和文人，不仅实现了自身改造，而且走出了国门。但是，这时期的京剧，固然有官员在捧，但真正让京剧红 起来的，却是民间的力量。那个时候，京剧就等于是流行歌曲，报社的记者，每日每时，就像盯今日的周杰伦、刘德华一样盯着当时的名角，一举一动，民众攸关。 所谓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记者评出来的。懂戏的记者，每日泡在戏园子里，戏评一出，头头是道，上下哄动。政界、商界、出版界、文化界乃至 帮会老大，大家喜欢捧谁，多少都有点道理，坤伶不少，但单凭脸蛋走红的，却一个也没有。台上角儿在唱，台下精英和大众都在哼，特别喜欢的，还花上大笔的银 子请老师教，就像今日给子女请老师教钢琴和小提琴一样，会唱上两口的，还可以花更多的银子请名角陪你唱，这种人，就叫票友。那个时节，在北京城里，无论哪 个角落，都会听到流行的唱腔，成年男人，一句不会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真是很少，风气所及，小孩子自然也喜欢，我就看到过很多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说起他们小 时候如何逃学听戏的佚事。可是，京剧这种红，却跟政府的法令没有任何关系，教育部从来也没有下过命令，要哪个学校学唱京剧。到了国民党执政时期，由于首都 变了地方，京剧还变成了平戏。也就是说，尽管达官贵人中有不少戏迷，但纯粹是个人行为，跟政府无关。

一种艺术形式，民众喜欢与否，不是强制能奏效的，除非政府有本事，能像当年推行样板戏一样，将所有的文娱形式都关掉，八亿人民八个戏，而且提到政治的高 度，借党政系统强力高压推行，广播电视每日轰炸，不听也得听，听了，还不许有半点不同意见，否则就是反革命，要进监狱。达到这个强度，我承认，我们这一代 被轰炸的人，的确连血液里都有了样板戏，就是理性上十分讨厌，有时候还是会不知不觉哼上一句。可惜，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就算教育部十分强势，权力比政府 的其它部门都大，学校没有敢不听话的，但也没有办法让小学生放弃周杰伦选择刘长瑜。

官府里的人，弄权弄惯了，总觉得自家无所不能，不仅可以决定学校教什么，还可以让学生喜欢什么，管事管到人的喜好头上。说一句不中听的话，这叫不知趣。

傅国涌：何方颠覆了“中共党史编撰学”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新发现的毛泽东》（王若水）是这些年受到关注的中共党史著作，突破了原有的官方党史体系、框架，83岁高龄的何方先生 穷6年之力，写出了一部厚厚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刷新了这段历史，不光是超越了延安整风时期奠定的中共党史编撰学藩 篱，而且对前面的几本著作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批评，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北京知识界、新闻界的重视。

何方16岁来到延安、亲历过整风和抢救运动，又做过十几年的张闻天助手（从东北局到驻苏联使馆、外交部），与周恩来、陈云、高岗、李富春等高级领导人有过 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他对那段早年的历史有许多切身体会，但他的《党史笔记》不是停留在个人记忆上，更多的还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并从中梳理出真 实可信的历史。几天前，新锐的《新京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何方跟张闻天读书、买书的访谈录，我也曾看过何先生的书房，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党 史资料，在另一间藏书室中还有一套保存完整的《新华月报》，从1950年代初创刊到1966年“文革”发生，当然最齐全的可能是那一架张闻天有关的资料。 与高华等研究者相比，他作为过来人，在使用、分析史料时多了些分寸感，乃至现场感。

《党史笔记》的最大贡献首先是进一步澄清了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比如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张闻天作为主要领导人完全是名 副其实的，而不是像后来所说仅仅是挂名的；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的最初动机不是像以往所说是为了消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谋求中国党的独立，更不是针对 王明的，而是针对张闻天的，也不存在所谓的“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张闻天和毛泽东之间是“文化人”和“山大王”的不同，他们在性格、爱好和作风上都 和很大的差异；康生和毛泽东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都很密切，始终受到毛的信赖，他算不上是延安抢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毛才是真正的直接领导者，等等。我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这一篇，作者指出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普遍整风的主要对象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立足之本的 国际共运有一个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中国党背负着长期的专制社会留下的历史传统，还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比如知识分子总是感觉敏锐，意见较多，不容易 成为“驯服工具”，因此不受领导人的欢迎。以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为标志，毛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看作是 “主要的不良倾向”。有这样一些原因，知识分子的挨整、抢救运动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如作者所言，整风开创了轻视知识的风气和传 统，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蔑视，使整个“三八式”一代（或者说“一二九”一代）未能起到应有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链条上，实际上出现了代际的断裂，这 一代也即抗日救亡时期觉醒、投身民族解放浪潮的知识分子实在没有在现代史上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1922年出生、1938年奔赴延安的作者就属于这一代 人，他的喟叹是沉重的，也是有感而发。

总体上说，这是一本扎实、可靠，有理、有据，处处浸透着报国热情和忧患意识的党史著作，作者使用史料的态度是严谨的，尤其值得称许的是作者对那一段亲历、 亲闻、亲睹的历史有了相当深入的反省，但却没有滑入全盘否定的思维定式，而是客观地描述了整风运动的起源、过程，每个阶段的变化，把一切不良、严峻的后果 更多地归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制度化的痼疾，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个人的阴暗心理、狂妄野心上，这样的分析与我们已往看到的著作就完全不同。毕竟道德判断代替 不了历史判断。对于整风运动的研究，从高华到何方，至少思路又一次拓宽了，许多原来模糊的问题也越来越清晰了。美中不足的是《党史笔记》的议论多了些，理 论性的枝蔓多了些，相比之下叙述性的细节就少了一些，作者时不时要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多年来的理论思考，比如对“个人崇拜”、对“一元化领导体制”等都有 整个章节的阐述。对一本历史著作而言，这或许是一种伤害，历史最好的表述方式应该是实录，是让事实本身说话。

何方先生之所以在生命的暮年告别做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行学起中共党史，他自述除了“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赞成在 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许多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掩盖或弄得面目全非。”他的《党史笔记》就是要破除神话，揭穿假话，把许多长期以来被有意遮蔽的 事实揭示出来。作为“五四”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何方和李锐、李普、何家栋、钟沛璋及已故的顾准、韦君宜、李慎之等一样，都是年轻时真诚地追求理想、投身 革命，晚年又真诚地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再度踏上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这也是这个时代才会出现的“两头真”的奇特现象。将《党史笔记》放在这样背景 下，或许更能凸现出其意义和价值。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5月]

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全球华人的呼吁

2008/03/28

今天我首先向全球华人同胞,尤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汉族同胞们,表示真诚,友好的问候!同时,针对近期在西藏发生的事件,以及相关的汉藏民族关系等问题发表我的想法,并以我个人的身份对大家做出一些呼吁。

这次在西藏发生的不幸事件造成许多人员的死伤是极其不幸的,得知其中有少数汉人也丧生。为此,我感到万分的同情和悲伤。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死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进行做法祈祷。

这次事件不仅表明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同时也表明了通过和谈寻求实现和解的紧迫性.为了扭转目前这一情势继续恶化的局势。我已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为实现和平与稳定而愿共同配合的意愿。

在 这里,我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相反地,我时常为寻求西藏问题在汉藏民族长久互利的基础获得解决而进行努 力.正如我多次阐明的那样,我关注的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并使之得以延续与保护的问题。做为一个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我保证,我 的愿望是真诚的.我的动机是诚恳的。

今天我要呼吁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你们对我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希望 能够运用智慧与藏人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和谈。为了促使国内实现稳定与和谐,避免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时,采用编造和歪曲事实真相 的宣传方式,其可能引发的难于预测的后果,乃至给未来的民族冲突埋下祸根等现象。对此,我感到万分的焦虑。例如,为了在我和汉族同胞之间制造矛盾,中国政 府不顾我一直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事实,居然宣称我在破坏北京举办奥运会。然而,有部分汉族有识之士和学者对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未来民族 关系难于逆转的恶果等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令人鼓舞。

藏汉两个民族自古以来毗邻而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我们之 间曾有过联姻的亲密,也有过战争的硝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早于西藏,因此,汉族被藏人视为兄长而受到尊敬,在海外,与我有过接触的汉人,包括从大 陆来的朝圣者都了解这一点.这一切鼓舞着我,并使我相信这将有助于藏汉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 一系列的巨变,西藏也未能例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军就进入西藏,最终于1951年5月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尤其是我在 1954,55年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认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并成为朋友。特别是在很多问题上得到毛主席的许多教导,并就西藏的未来得 到他本人的许多承诺,由于受到这些承诺的鼓舞,加上受当时大部分中国革命领导人的决心和激情的影响,我满怀期望和信心地返回了西藏。一些藏族的共产党领导 人也抱有相同的期望。返回拉萨后,我竭尽全力地为雪域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了努力,我坚信这是实现藏汉两个民族 长远共同利益的最好途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约从1956年起,西藏局势开始动荡不安,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和平起义,我本人也被迫流亡他 国。在以后的岁月里,诚如前世班禅喇嘛与1989年1月份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在西藏虽然有许多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遭受巨大的破坏和镇压”从根本而 言，西藏人民处于惟恐不安之中，中国政府对藏人处在疑惧与提防的状态中，即使如此，我在1960年写的祷词中祈求："愿愚顽群体能识取合 ,共具慈爱友好之福泽"。其中我并没有将刚刚残酷无情地镇压的西藏人民的中国政府视为敌人而是祈祷能够化敌为友,友好相处，现在，这篇祈祷词已经成为在校 学生为主的藏人每天必诵的功课。

1974年，我与噶厦，议会的正.副议长等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之后，决定寻求一个汉藏共同 和平发展，而不需要分裂的解决途径，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渠道，但我们认为，西藏问题迟早要通过和谈得到 解决，西藏留在中国，至少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可以受惠。因为西藏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明，但经济建设落后，西藏高原是亚洲诸大河流的发源 地，因此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最焦虑的是如何保护以慈悲为核心之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如何保护和延续西藏的语言文字和民族特性等，因 此，我们非常真诚地为整个藏民族寻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关于西藏等各民族的这些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已有明确规定。

1979 年，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我的代表提出:“只要不谈独立，西藏的其他问题是可以协商解决的。”由于我们已经对西藏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范 围内寻求解决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后，我的代表们曾多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接触，从2002年恢复接触以后，至 今虽已进行了六轮会谈，却均无实质突破。虽然如此，正如我已多次声明的那样，我要再次重申：我对中间道路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并愿继续保持接触与商谈， 今年将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盛会，我从一开始就支持给予中国主办奥运会的机会，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 且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正在日益凸显其大国的气魄，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与此同时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尊敬，必须要创造出透 明，自由，法制，宽容与和谐的社会：例如因为对天安门事件没有得到合理公正的处理，致使很多汉人遭受痛苦，当前，在一些乡村腐败的地方干部对成千上万受到 不公正对待的平民百姓的依法诉求要么不予理睬，要么采取各种强制手段来压制，我对这一切的感受是基于作为人类的一员。

同时 作为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的，我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倡的“和谐”政策，但“和谐社会”需要言论自由，法制以及在对个人 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础才能产生，如果实现这一切，我坚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虽然内蒙的蒙古族之战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2400万的20%不到，最近，听胡锦涛先生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之讲话后，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不论我如何诚心实意的为避免汉藏分离而进行努力，有些中国领导人仍继续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批判，尤其是从今年的3月10以来，为发泄长期积累的怨恨 和不满，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许多地方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则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对此，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 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在此我要呼吁全球所有的汉族同胞们，不论你们身处何地，请关心我们两个民族间存在的问题，尽 心尽力的去消除彼此间没有必要的疑虑和猜忌。为了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祈愿世界和平安乐！
释迦比丘 十四世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
于西元2008年3月28日

（西藏之页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803/index.html

刘晓竹：政治不变，就要政变

（原题：胡的胡闹与温的温柔）

中国的确没有颜色革命，但是代价是黑色革命：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司法不公，黑道盛行，而百姓维权越来越英勇。左的意识形态不但没有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离心离德的原因。

3月15日，胡锦涛、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

人大政协两会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决策机构，但是，两会的气氛却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温家宝大讲解放思想、推进政治改革等，虽然没有实质内容，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变革的能量不断聚集，而当局已经意识到这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过去五年，中国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而且没有解压阀，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个压力可想而知，而两会则显露高层分化，路线摇摆。

这种分化其实是一个过程，概括来说就是从胡锦涛的胡闹到温家宝的温柔，也是从左向右的摇摆。胡锦涛的胡闹表现为一种政治意志，即倾向于锅炉政治，高压发展，密不透风。五年前，胡锦涛政治向左转，一会搞先进，一会学朝鲜，乌烟瘴气。但是，这套左撇子治国术显然失败了。中国的确没有颜色革命，但是代价是昂贵的，这就是黑色革命：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司法不公，黑道盛行，而百姓维权越来越英勇。左的意识形态不但没有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离心离德的原因。

政治不变，就要政变

进入2008年，中国一步步逼近一个完美的政治风暴。一方面，中共内部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难以平抑，这是胡假大空最大的心腹之患。极左不得人心倒在其次，关键是左的一套解决不了问题。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文章已经有人在做了。意思很清楚：政治不变，就要政变。其次，国内经济显现危机，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从国际金融到美国经济到油价，可以说没有一个好消息。这对国内政治如火上加油。温家宝声称要把通膨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显然是达不到的目标。第三，奥运把中共的政治困难与国际压力接轨：国际媒体纷纷进入中国，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影响力与注意力早已超过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情形。完美风暴的条件基本成熟。

当然，当权者希望能够化解这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渡过难关。如何化解？这就是温的温柔。两会透露的信息是，决策者要未雨绸缪，赶做几个解压阀，从解放思想到媒体小解冻，从民间组织到监督政府等，都是缓兵之计。从胡的胡闹到温的温柔，一左一右，有主题曲也有变奏，核心仍然是坚持一党专制。胡温的这种张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能否应付危机？这无疑这是一场豪赌。叶公好龙，希望龙是假的。但是，民主之龙乃真龙也。人大政协，钩以写龙，凿以写龙，都不是问题。但是，待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恐怕就不是那么好玩的了。

（原载《动向》杂志2008年3月号）

寒山：从党军到名符其实的国军

台湾上周又顺利举行了一次总统直接选举，整个过程非常平和理性，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在中国大陆，台湾的选举更是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官方可以把这次选举的结果解释为是台湾人民不认同民进党激进派的台独路线，从而显示了“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但民间的反应重点在“民主”而不是“统一”，用大陆著名作家傅国涌的话来说：

“今夜台湾，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谦卑，而不是骄横；我们看到了台湾选民的理性，而不是被妖魔化的非理性；我们见证了台湾是一个选票、选民的力量主导的社会，而不是政党自拉自唱的舞台；我们看到了政治人物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从容与镇定，看到了台湾民主正一步步走向成熟。”

其实，民主制度在台湾日渐成熟的表现不仅仅是选举和投票，也表现在枪杆子的归属上。台湾军队沿用历史上的称呼，至今仍然叫“国军”。这支军队当年是蒋介石一手建立起来的，受国民党的控制，军队中有国民党的政治工作人员，任何其它党派不能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因此，与其说它是“国军”，不如说是“党军”。

然而，自从台湾实现了多党政治和民主化以后，这支昔日的党军已经越来越朝名符其实的”国军“和平演变。所谓“国军”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军队国家化，不属于任何党派，它在宪法范围内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的使命，而不是干预内政，甚至公开声明要捍卫某个政党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特权。

台湾上次总统大选，在野的民进党击败国民党，陈水扁当选。当时台湾军队的态度一时成为很多政治观察家关心的对象，因为这支名义上的国军实际上的党军第一次面临一个非国民党的政府。台湾国防部为此在选举揭晓后15分钟就发表声明，表示尊重选举结果，并向新总统宣誓效忠。台湾国防部的这个声明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深远，它宣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主宰了中国政治舞台数千年的山大王哲学至少在台湾已经被现代政治理念所取代。现在看来，说台湾军队当时的立场实际上为民主制度在台湾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保证并非夸张。

在今年的选举后，台湾国防部表示依据宪法尊重合法选举结果，甚至没有必要对外再发表书面声明或宣誓效忠。国防部发言人说这次选举过程的平和顺利，显示台湾的民主已更加成熟，国军对台湾民主发展有信心，至于投票结果，国军秉持军队国家化的立场，不作任何评论。台湾军队的这个立场本身也正是台湾民主成熟的表现。

有这样一支名符其实的“国军”，无论谁在台湾当总统，他都不用为“军队在谁的手上”而睡不着觉，不用一上台就封一大堆上将中将，不用在司令的身边安插政委，更不用把亲信安插到中央警卫局。至于“支部建在连上”，是党委权力大还是司令部权力大等等更是天方夜谭。有这样一支名符其实的国军，台湾民众可以放心地对各个政党领袖品头论足，充分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该让谁下台就用选票把他赶下台，而不用担心一觉醒来坦克已经开上街头，那些“共和国的卫士”正用“血染的风采”来捍卫一个政党千秋万代永不下台的誓言。

有这样一支名符其实的“国军”，台湾民主的前途一片光明。(RFA)

林保华：简评谢长廷的竞选策略

谢长廷代表民进党竞选总统﹐失败了。检讨一下他的竞选策略﹐很有必要﹐未来可以改进。
“联合报”有一个民调﹐四成九民众认为陈水扁应负最大责任，一成一觉得谢长廷应负主帅之责。可见﹐这是非战之罪也。当然﹐所谓陈总统要负责的事﹐也可讨论﹐因为那是媒体多年对他妖魔化的结果。然后在扁谢关系上大作文章﹕如果扁谢有不同的说法与做法﹐媒体就大肆挑拨﹔如果双方观点一致﹐就在他们两者之间划上等号﹐让谢背上扁的“妖魔”包袱﹔总之﹐区隔不行﹐不区隔也不行。因此要负最大责任的﹐既不是谢长廷﹐也不是陈水扁﹐而是媒体。这个媒体﹐还包括国民党耗费大量党产透过媒体发送的铺天盖地抹黑广告﹐主要是指民进党贪腐的抹黑广告﹐与大气候影响台湾经济发展导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抹黑广告。
当然﹐我们更重要的要检讨主观原因﹐简单说来有几个情况﹕
第一﹐民进党内部的派系纷争没有结束。一些落选的议员﹐有的参与辅选﹐有的完全没有介入﹐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选区﹐呼吁原来自己的支持者把票投给长昌。我不晓得谢长廷在这方面有没有做工作。当然也有人反映谢只用自己的团队﹐这批评不是没有道理﹐如果用人范围更广一些﹐效果或会更好。当然﹐谢也许有自己的 考虑﹐不是自己人的话﹐不了解他的风格与策略﹐可能说错话影响选情。如何平衡两者关系﹐可以进一步研究。
第二﹐有人批评谢长廷的“宪法一中”影响本土民众对他的支持。但是我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对“宪法一中”他做过解释﹐也没有成为这次竞选的重要话题﹐反而在经济议题上严斥“两岸共同市场”与“一中市场”﹐强调了台湾的主体地位。当然﹐这方面强调太多﹐在“灵活”方面少了一些﹐可能失去一些中间选票。正如在批评马英九抵制奥运太过轻率时﹐也应该说﹐如果北京继续镇压西藏﹐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甚么行动可以模糊﹐这样﹐才可以避免马英九抢掉另一部分主张对中共更加强硬的选票。
第三﹐在处理“台湾周报”与庄国荣失言事件上矫枉过正。为了灭火做出区隔有必要﹐但是不必采取过于激烈的言辞﹐这样会伤支持者的心﹔而连续检讨﹐把小事化成大事﹐以为庄国荣在造谣。其实庄国荣所说马鹤凌的丑闻都是事实﹐否则马英九尽可以告“壹周刊”﹐然而批评庄国荣太过﹐起了为马鹤凌与马英九漂白的效果。“台湾周报”报导偷书事件亦然﹐但是不如马鹤凌事件造成的反效果大。
第四﹐马英九胜选﹐Long Stay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让他这个权贵缩小与南部民众的距离。民进党草根出身﹐忽略这方面“博感情”的效果﹐结果是拉开了与民众的距离。到选举最紧张的关头﹐谢长廷注重议题的争论﹐忽略贴进民众的行程﹐造势大会是制造气氛﹐但是不能忽视与民众直接的接触。阿扁讲话太多而会“祸从口出”﹐但是高雄市长选举时﹐他带领几路大军反覆扫街﹐与民众握手﹐对胜选有正面效果。
第五﹐对质疑马英九的绿卡问题该仔细评估。我认为以此质疑马英九的诚信非常必要﹐但是拖得太长会使人感到厌烦﹐视为“口水战”。在谢长廷提出后﹐应该由下面团队接棒﹐必要时才由谢长廷直接出面质询。投票前蔡同荣的记者会没有必要﹐因为拿不出证据﹐再度被认为喷口水﹐因为没有具体证据难说服马英九的支持者。
第六﹐民进党的竞选广告。以柔性与感性的诉求是成功的﹐因为民进党是执政党﹐民众讨厌喷口水。但是有些广告口齿不清﹐影响效果﹐尤其是指责对方更加贪污之时。在国民党指责民进党贪污时﹐谢长廷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如果能面对﹐承认有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因而向民众致歉﹐并且保证执政后会抓紧廉政﹐效果就会好很多。
台湾时报2008-3-27

张伟国：奥运把中共的政治困难与国际压力接轨

－－《动向》3月号编辑手记

古巴"兄终弟及"式的权力交替，台湾的"逆风而行"和科索沃之所以让中共感到尴尬的因素，以及自称崛起的中南海终于露出了"没有权威的专制"的死穴，诚如著名评论家刘晓竹先生所言："奥运把中共的政治困难与国际压力接轨"。然而，面对这一危局，从去年的十七大到这次的两会，胡温之辈除了疲于应付，根本就拿不出像样的一招半式……

3月号《动向》杂志封面

围绕两会本期不仅作了特辑，还推出了评析"大部制"的专题，既有对中共决策体制和思维方式的理性研究，也有历史和现实的比照分析，更有透过官方的表面文字叙述，揭示出背后有胡温"削藩"与"清君侧"的双向策略，或者"用机构改革冒充政治改革"忽悠与敷衍日益高涨的政治改革压力。本刊专栏作家、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胡少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中国现有的国家体制中党和人大的关系不明不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清不楚，在政府内部的机构上改来改去，不会有什么效果。"所谓机构改革，在近二三十年的历史上是屡改屡败，何以明知不会有结果，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中南海当权者还是乐此不疲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用对其后果负任何责任。

原《世界经济导报》编委陈翰圣（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博士）为本期撰写的特稿，对目前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现象有相当精准地分析，他指出：一个能有效地对互联网实行"新闻审查"的制度，是标准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因为不需要分享权力，没有平衡制约，所以比较容易产生"权威"。即使从词源学意义上说，"专制"（authoritarian）和"权威"（authority） 也是同根所生。但是，今天中国的"专制"，却似乎正在失去"权威"。这种丧失"权威"的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共上层，体现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说中。这种强"专制"和弱"权威"同时并存的现象，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没有权威的专制"（authoritarian without authority）。这种现象，颇象经济学上的"滞胀"……。陈翰圣对这一观点的阐述被选为本期卷首的“点穴之论”。

与北京刻意营造两会"盛大节日"气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正在激烈竞选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海峡对岸同文同种的华人社会，他们的两党总统选候选人也在进行如假包换的竞争，持续开放的社会给了大陆人民机会，通过比较和鉴别，逐渐明白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差距。

香港正处在在两种政治文明的拉力赛中，如果只看到母国庞大无比的一党专制、被北京两会"盛大节日"的假象所蒙蔽，就难免为香港前途忧虑绝望；但如果能同时看到两会期间民间迎来的"公开信时代"，公民社会顶破高压、初露端倪，以及政治文明在另一端的成熟和成长，希望之火将继续燃烧，同时乐观抱持民主自由使命。

本期彩页，封二是《从图像看文革在新加坡》，著名的国际共运史专家程映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做冷战时期中共和东南亚关系研究时，意外地发现了大量60年代新加坡毛主义左派追随中共文革的材料。新加坡左派主要包括社会主义阵线和人民党，二者都是马来亚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或外围组织，和中共关系密切。看着这些图片，让人觉得“中共难道不是早就"崛起"了吗？

封底彩页介绍了最近因病送医抢救的九十一岁高龄《李锐：中共民主派元老》， 李锐一生是中共的见证。早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投奔延安却被"抢救"；五十年代任水电部副部长，后来却成为反对三峡建坝的一面旗帜；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遭撤职开除党籍，文革被关秦城监狱；胡耀邦主政时期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负责遴选"第三梯队"，现今中南海虽然遍布他的"门生"，然而中国离他心目中的民主目标依然遥不可及。

古巴"兄终弟及"式的权力交替，台湾的"逆风而行"和科索沃之所以让中共感到尴尬的因素，以及自称崛起的中南海终于露出了"没有权威的专制"的死穴，诚如著名评论家刘晓竹先生所言："奥运把中共的政治困难与国际压力接轨"。然而，面对这一危局，从去年的十七大到这次的两会，胡温之辈除了疲于应付，根本就拿不出像样的一招半式，2008年似乎再次把中南海裹胁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鲍彤撰文呼吁：当今之时，国人最迫切最需要的，是群起而维权。

附录：

2008年3月《动向》目录（总271期）

【长短论】

两会难掩合法性缺失带来的恐惧

【京华传真】

"两会"内外的惊弓之鸟……争鸣记者□罗　冰

二中全会人事案受挫内情……争鸣记者□罗　冰

北京暂住证事件引发巨大风波……争鸣记者□罗　冰

去年省市高官侵吞公款五千亿……□陈彦章

五年外逃官员六千五卷款近二千亿……□田　穗

谁来补霍英东和曾宪梓之缺？……□岳　山

【小消息】

彭丽媛「六组」保卫　
邓力群摔酒杯发泄　
浩然遗嘱：文革万岁！　
陈良宇曾想到外国政治避难　
二月恶性刑事案二万　
孤儿突破三百万　
股民呼吁温总救市　
民间评出三份报　
台办称两岸统一要 年　
大城市炒卖墓地　
国足变国耻

【官场瞭望】

江系因华闻事件发生内讧

——习近平一石三鸟……观耘闲人

胡的胡闹与温的温柔……（美国）刘晓竹

彭丽媛相夫有德 曾庆红交棒凄凉……（大陆）柳同

【神州内望】

上书潮凸现中国公民社会觉醒

维权律师成胡温政权打击对象……（大陆）傅清

胡温化败绩为政绩

－－政府工作报告大耍障眼法、诡辩术……（大陆）汪彦

封二：从图像看文革在新加坡 ……（美国）程映虹

【英伦来鸿】

大部制与总理的权力……（英国）胡少江

【专题："大部制"评析】

用机构改革冒充政治改革……（美国）方觉

大部制改革难破利益坚壁……姬 胡

"周公"救不了"大部制"…… （大陆）朱健国

【特辑：两会焦点】

访谈与思考

胡绩伟建议：人大审批中共经费预决算……（大陆）姚监复

王廷江代表的另一面……（大陆）张耀杰

今年"两会"的两个民间看点……管见

今年两会军费高增焦点：

中国军事崛起背后的民生之忧……（大陆） 牟传珩

贾庆林暴露了共产党的底牌……（大陆）陈道军

【众议院】

毒品的精华 魔鬼的样板……（大陆）刘军宁

三张考卷拷问中共的"执政能力"……周郎

斯皮尔伯格不是奥运顾问？……高路

【香港焦点】

罗范椒芬与周融事件……张滔

一位内地过客对香港的观感……（大陆）冉云飞

淫照风波下的恶质民粹……黄伟国

【台湾话题】

台湾正在逆风而行 ……林保华

从马谢论战看台湾总统大选……（美国）杨力宇

"泛蓝联盟"让胡温"投鼠忌器"…… （美国）朱学渊

【北美轶事】

苹果文化……（美国）程凯

华裔妇女溺杀患病女儿引争议……（加拿大）盛雪

【经世济民】

中国经济滑坡在即

——基于物价、投资、农业三方面的简单分析……（大陆）綦彦臣

【特稿】

回国见闻：亲历"没有权威的专制"……（美国）陈翰圣

【书坊探幽】

护法·维权·爱国

——读《耄耋律师仍少年》……（大陆）鲍彤

推荐盛雪诗集《觅雪魂》……（美国）胡平

【思想者足迹】

崛起与没落

——读报随感……南江

【话说独立】

科索沃独立模式的价值……（法国）陈彦

【国际共运】

劳尔‧卡斯特罗："没人能取代菲德尔！"……（美国）程映红

【美国大选】

麦凯恩坐山观虎斗 希拉里对决奥巴马……老庚

【粤省通讯】

"张德江思维"恶化广东治安……（大陆）江河水

【史海钩沉】

整人者还在整人、欺侮人

——人民日报社"牛棚"见闻之二……（大陆）刘 衡

十恶不赦的罪臣吴芝圃……（大陆）钱飞

【大国形象】

戳穿中共外交为民的谎言……石生

中国足球很黄很暴……李大立

【编辑者言】

【彩页】

封二：中共难道不是早就"崛起"了吗

－－从图像看文革在新加坡 ……（美国）程映虹

封底：李锐：中共民主派元老

封底：李锐：中共民主派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