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

陈天庸:经济基础,民营还是官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其实不算马克思首倡,事实上,在中世纪早期,就有一则古拉丁语的格言说:"要当个哲学家,首先你得生存。"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用人类行为学或经济学的说法,则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成本的",而人是衡量边际上的得失来做出行为选择。
借用这一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现象后的经济本质。试想一下,如果是私企的员工,不上班不工作,整天游行开批斗会,互相举报陷害,争着表忠心,甚至陷入癫狂状态,那么老板会给他发工资吗?他的吃饭问题谁来解决?因此,这种状态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已全面公有,"单位"、"组织"掌握了所有资源,民众除了服从别无生存之道,且参加游行、批斗会照样拿工资、工分,家里也没什么挣钱的活可耽搁的,有收益,没损失。行动不积极的话,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可能影响你评工资、评工分,影响入团入党升迁(当时叫进步,实质是参与社会分配的话语权)。
农民更为现实,谁要不给钱,就让农民搁下自己的地,去参加游行、批斗,农民根本不会理睬。任什么伟大领袖也做不到。在保留较多自留山、自留田的山区与农村,一些农民就只顾忙乎自己的自留地,城里来的红卫兵喊破嗓子,仍无动于衷,发动不起来。
所以,要全国民众听话,盲从于一个最高领袖,是因为财产已经被公有了,民众获取生活来源的途径,只有靠"单位"、"组织"分配。伟大领袖是所有单位、组织的最高主宰,决定别人的生死荣辱与饭碗,于是拥有了最大话语权。否则,倘若伟大领袖面对一大批忙着家庭工厂生产经营的小业主,忙着摆摊挣钱养家的小商贩,与忙着自留地的农民,所谓的领袖号召力、个人魅力,可能也不顶用。
时代不同了,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多数中国工人靠私营企业提供工作机会,大部分中国人拥有了多少不等的自己谋生资本与手段,靠公有制"单位"生活的已是少数。而且国企效益越来越差,"单位"能提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在单位里谋生,分配要看上头脸色,做的事常受群众侧目,有点能力的人,已越来越不愿意在"单位"混了。民以食为天,"领袖"如不能控制他人的肚子,就难以控制他人的脑子。
近来有小群城市退休与无业游民,打着捍卫毛思想的旗号,围攻体制内自由派人士,与之呼应,处理了几位体制内敢言之士。于是很多人惊呼:文革又来了。这些打着拥毛旗号的退休与无业人员,有政府退休金与低保养着,时间成本近于零,上街游行与围攻他人,或有人提供盒饭之类实惠,其实就是最落魄的老红卫兵,现在充当廉价的群众演员,恐怕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主义、理想。无非一是安全,有人暗中罩着,二是套路熟悉,年轻时都经历过。真要靠他们保护红色江山,那与当年老佛爷靠义和团抗洋一样不靠谱。何况这群义和团老团员,老残病弱,成事不足饭量不小。真要长期养着这拨人供使唤,性价比太低,没有人愿意,他们也难成事。这群毛粉后继无人。有好心人担心会有年轻人真的受毛思想感召,自费做毛粉,当义和团,那是太抬举毛了。再过十来年,这群老红卫兵们将多数老得走不动了,在政府大门口躺着要求增加低保报销医药费的,必定是他们。
文革的基础不在领袖的野心,而在于五十年代全面清剿了私有制经济,人们对此尚缺乏足够的反思。因此,现在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经济滑坡将导致大面积失业,引发持续社会动荡,社会贫富悬殊让民粹思潮泛滥,被人有意识利用的话,会成为再次掠夺富人的借口,中国将再次回到打土豪分田地,再重演合作化、计划经济的历史悲剧,社会控制从而进一步加强。现在已有端倪。中国这只大船,如果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发展大潮中逆流行驶,必碰得千疮百孔,害己害人。纵然百般折腾后重新调头向前,也必将严重落后,几代中国人又将成为牺牲品。这不是杞人忧天,委内瑞拉等国家已作了示范。
而目前最需要警惕的,便是国进民退,即国有经济的扩张。国企低效众所周知,且已被经济学理论所证明,现在其存在与发展主要是出于加强对经济与社会控制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创造社会财富。实际上,国企浪费了大量资源,靠财政补贴、股市圈钱、银行贷款和垄断地位才能生存,换言之,是汲取与摧毁民众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的怪兽。真正的改革,要降低而不是增加国有经济的权重。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不是改革,是倒退。
因此,现在最急迫的改革就是继续推进私有化。农村土地私有制改革是较好的切入点,其他国企的私有化改革要抓紧跟上。
中国经济在迅速下滑,外资逃离。靠统计局数字挽救不了中国经济。只有实实在在进一步推进财产私有制,才能充分发挥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培育起的制造业产业链优势,发挥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优势,守住中国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政府只有继续韬光养晦,一心一意抓经济,以十几亿人的福祉为重,打破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真正推行改革,才能避免中国这只大船,跌入日益临近的深渊。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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