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0日星期日

国家亡于文明,民之大幸(花雨观天下)


如西德日本南朝鲜被美国征服才摆脱野蛮的军国主义进入宪政民主的道路。但是一个民族被野蛮征服,绝对是这个民族的大悲剧。例如华夏历史上被蒙古征服被满清征服以及二战后被苏俄征服的东欧国家,都是民族的悲剧。

毫不夸张地说战后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宪政民主改造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看看被英美文明征服的德国和日本。正是经过美国驻军的强行改造,军国主义的德国和日本才从此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中重要的成员。


      二战结束时德国被一分为二,美国接管原英法所属占领地,组建联邦德国(西德),苏联组建民主德国(东德),一直到苏联解体后德国才重新统一。美国对德国的征服分三部曲,第一步是武力征服进行军事管制。取消集会言论自由。第二步是进行文化改造,进行大规模的"去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化"。


这项运动是根据波茨坦协定的精神,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进行的以清除纳粹主义在社会文化出版经济司法和政治方面的影响。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搞"法西斯",所以德国几乎所有人都信这种专制思想。所有的德国人通过回答美国军政府的政治甄别问卷,上有131个问题,据此来划分不同等级的政治犯,分为:主犯从犯轻从犯随大流者 和无罪者 。

划分的基础是1946年4月1日实施的《解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第104号法》,也正是通过该法,德国当局被委托实际执行非纳粹化运动。如前纳粹党员滑稽演员伟斯·费尔德于1946年10月在慕尼黑在"去纳粹化"运动中被捕,他被归入随大流者,但是就是这样的"随大流者"也要进行2000马克的罚款。


这在当时几乎等于倾家荡产。对主犯枪毙从犯监禁,剥夺这些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仅如此还禁止一切和法西斯相关的书籍报纸标志甚至法西斯的行礼"举手礼",任何宣讲法西斯的言论都被定为非法。经过去专制思想运动最终改造了德国人的政治思想文化,从而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


第三步就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制定德国民主宪法并实行普选让自由民主制度得以运行。 2009年11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她甚至连到美国旅行都不曾奢想,她说:"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都不可能到达这片土地。那座墙铁丝网以及开枪的命令限制我接近自由世界。"当时只能借助于电影和书籍了解美国。默克尔在演说中感谢美国帮助德国实现统一。她感谢几位美国总统在冷战期间与西德一起共同抵抗共产主义。她说:"我们知道我们欠你们很多,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切。"—这就是一个被征服民族对征服者的回答,没有仇恨只有感恩。

    再看看美国征服日本的经历。 1945年8月30日下午当麦克阿瑟将军走出飞机踏上日本土地的时候,在日本人眼里这一刻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每个人都在心里念着"亡国,亡国"。当时的日本人绝没有想到麦将军给日本带来的是和平正义宽容和民主。

     

战后日本国破家亡经济崩溃饥饿笼罩。这时麦将军挺身向美国国内施压迫使美国政府紧急援助日本350万吨粮食和20亿美圆。在政治上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立即下令释放了被日本政府长期关押的政治犯。40万登陆美军也用他们的克制、善意和献身精神征服了日本人。 

   

日本新宪法的制定无疑是麦将军的最大贡献。1946年2月3日,麦指示盟军总部起草日本宪法样本。美国政府早前给下达的宪法准则是: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10月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宪法。


11月3日,天皇颁布新宪法。


这是一个由占领者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被占领者的宪法,但却是给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带来福祉的宪法。这部宪法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把这些权利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以保障。


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集会与出版自由;没有律师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保障人民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等。这个宪法把美国体制下的行政权力和英国议会制度结合起来,实施新宪法之后的日本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天皇变为有名无实的首脑,公民自由得到保证,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   


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案》。

日本政府购买了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钱买地的农民给予抵押贷款。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1952年美军当局归政于日本政府。这亡国的7年彻底地改变了日本,把国家主权从专制者那里转移到了日本人民手里,把日本引上了康庄大道。十几年后日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国家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


     毫不夸张地说,麦克阿瑟就是当代日本宪政民主的国父。 1951年4月16日,麦就要回国了,除少数日本高官外他没有通知任何人。但当麦克坐上汽车时才发现上百万日本人自发的站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当车队经过时传来日本人发自内心的高呼声:大元帅!老麦热泪盈眶。天皇亲自到使馆为麦送行……

这又是一个被征服民族对征服者的回答,仍然没有仇恨只有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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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为什么会陷入困境? (Michael Rubin/温克坚编译)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即将开始他执掌俄罗斯的第三个十年。当他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手中接过权力时俄罗斯还是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刚刚摆脱多年的经济衰退。作为前克格勃官员的普京浑身散发着力量。他以残暴果断地方式结束了车臣战争。他主持了俄罗斯经济的激增。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经济有时每年萎缩10%以上但在普京执政的第一年他带领俄罗斯经济实现了10%的增长。

       与此同时普京还发起了一场升级俄罗斯老化、有时甚至生锈的军火库的运动。他娴熟地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一个在纸面上仍然如此弱小的国家在现实中很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就像一个扑克玩家不断地迫使那些拥有同花顺的对手面对自己的一对二时也会被迫折回。

       正是这一连串的成功提升了普京在海外的形象。尽管很多人鄙视普京但今天美国的很多媒体都把普京描绘成几乎在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上都出奇地成功的战略大师。围绕特朗普2016年大选的阴谋可能是最主要的例子。

       然而普京留下的持久遗产不会是他在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战争也不会是新潜艇、战斗机、核武器或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的制造和亮相都是在他的监督下进行的。相反普京的历史遗产很可能是继承了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国家却让它空空如也。

        在掌权这么多年后普京只能怪自己。

       认为苏联解体后西方羞辱了俄罗斯的说法是荒谬的。正如俄罗斯反对派、前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不断有人毫无根据地抱怨称俄罗斯在获胜的西方手中蒙受了耻辱但实际上获胜一方没有提出任何赔偿要求。"俄罗斯保留了核武器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则失去了核武器。西方没有要求对冷战的错误进行赔偿而是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援助。包括普京在内的前共产党员保住了工作而不需要担心像二战后的德国或萨达姆后的伊拉克那样的清洗。

       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出现了下降(穆斯林人口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几十年普京主义给普通俄罗斯人造成的绝望政策和文化的结果。普京时代加大了俄罗斯对碳氢化合物的依赖他已成为市场波动的奴隶。当石油价格下跌时俄罗斯经济停滞不前。在这种时候俄罗斯人就会将普京与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相提并论那是一段漫长的滞涨和衰退的历史。2011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五分之一的俄罗斯人希望永久离开自己的国家。很明显尽管普京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政府的支持率却直线下降。

       普京对最终控制权的追求破坏了俄罗斯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益的机会。许多西方公司和它们的俄罗斯合作伙伴已经逃离他们的投资都输给了普京或其代理人。尽管美国和欧洲企业可能对新市场如饥似渴但它们在未来大举进军俄罗斯市场时都将三思而后行。数十亿美元正在逃离俄罗斯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经济的螺旋式下滑。

       普京现年66看起来健康状况良好。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未来15年里统治俄罗斯。但是尽管他散发出健康和力量的形象但没有领导人是不朽的。当普京离场时看不到明确的继任者。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是一位有用且忠诚的下属但他的掌权并非没有争议。俄罗斯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谢尔盖绍伊古(Dmitry Sergey Shoigu)在纸面上看起来不错但人们怀疑俄罗斯是否会再接受一个非俄罗斯族裔担任最高职位。联邦委员会(Federation Council)主席瓦伦蒂娜马特维科(Valentina Matvienko)在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以及在圣彼得堡担任州长期间可能已经提高了自己支持普京的资历但俄罗斯人可能不会接受女性。索布切克(Ksenia Sobchak)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导师阿纳托利索布切克(Anatoly Sobchak)的女儿,她曾经在2018年大选时挑战普京但无法动员有分量的支持。普京如果去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和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纳雷什金(Sergey Naryshkin)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影响力最终会下降。这里的要点是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领导地位将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议。随着经济被掏空俄罗斯完全变成了一个食利者国家竞争对手之间争斗的动机将是巨大的

        当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他的继任者时普京继承了一个不完美的体制但那仍然是一个竞争体制而竞争会促进问责制。然而普京通过拥有集中权力打垮了任何有能力发起重大挑战的人他将留下一个真空。他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拥有第一世界武器但拥有第三世界基础设施的国家。再多的武力恫吓或军事部署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普京执政的几十年里腐败、管理不善和人口下降将使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注定只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作者:Michael Rubin is a resident scholar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温克坚编译


——艾瓷会

aicihui

傅志彬:山大王说不抢劫了

这几天有些忙,几个开了篇的题目都丢在了一边。
不过,前两天看到中国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成绩的报道,老傅还是忍不住再做一回经济分析师,给大家分析分析中国税收的这潭深水。
中国税务总局的报告是这样表述的:"2018年,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137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15014亿元,增长9.7%
20185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三项改革平稳有序推进,5-12月降低增值税税率减税约2700亿元,制造业减税占35%;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惠及50万户纳税人,减税约80亿元;办理留抵退税1148亿元;101日起个人所得税第一步改革施行3个月,减税约1000亿元,7000多万个税纳税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税;新出台的支持创新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减税约500亿元。"
看上去,你的第一感觉一定是,喔,中国的税务局做到了既给中国人减税,还给国家多收了税。中国税务总局绝对是世界第一局了。
从经济学角度说,一个国家的税务局能不能既减少各个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同时又在总体上增加国家的税收呢?
可以办到,条件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强劲,经济总量比上一年增长很多,那么这个国家的税务局就可以做到每个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税收减少,但因为交税基数增大,所以整体税收额超过上一年。
又因为通货膨胀,人口变化的原因,国家税收总数量一般在正常情况下都会增长,那么,一国企业和个人的赋税是增加还是减轻了,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的比值。两者之间的比值为零,说明赋税负担没变,如果两者比值为正数,说明赋税减轻,反之,则说明赋税加重。我们可以列个公式。
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指标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DP )的年增长率来计算的,所以我们设定GDP年增速为A;设定税收增长速度为B 那么公式如下:
A—B=0 税负没有变化
AB>0 税负减轻
AB<0 税负加重
那么,我们将现实的数据代入进去,看看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根据上面中国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2018年与2017年相比,税收增长率是9.5%,也就是说B9.5
2018年中国全年的GDP增长率还没出来,但前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是:6.8%6.7%6.5%,第四个季度的增长率很明显不可能超过7%,我们就算中国全年的GDP增长率为7%好了。也就是说,A7
那么, AB就是79.5= - 2.5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2018年,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是加重了的,而且加重的比例很大。
大家还要注意,中国政府公布的GDP数字里水分很大,一般都虚夸很多,所以7%的数字肯定是要减少的。而税负数据由于没有算上各种行政收费、罚款,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真实的税负率肯定要高出9.5%,实际上AB得出的数据要远远超过-2.5,也就是说,2018年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比2017年增长了很多,这也符合大家实际生活中的感受。
我在《岁月静好与制度性溃败》一文中说过:"末世朝廷没有一个不是说是要减税的,因为谁都知道经济坏了,社会就要动荡,政权就要不稳。但是,末世朝廷也没有一个不是在实操过程中疯狂搜刮的。因为动荡需要暴力力量去镇压,这些暴力力量没有银饷是不会卖命的。所以末世朝廷要拼命搜刮才能提供足够的银饷保持暴力力量的忠心。拼命搜刮会引起更多的反抗,更多的反抗需要更多的暴力力量来镇压,就需要更多的银两,就需要更多的搜刮,就会引起更多的反抗。每个末世政府都是在这种口上说减税,实际上却不断重税的模式下走向灭亡的。"
话音未落,中国税务总局就很应景地提供数据来证实老傅的观点。老傅这里谢谢了!
说实话,一没有减少政府机构的人数,二没有减少政府机构的权力,这税如何能减得下来。这就是像山大王天天派一群小喽啰到各村敲锣打鼓高喊,我们不抢劫了,老乡们回来吧。你老人家倒是告诉我,你不抢劫了,你吃什么,难道你山大王会去种地?会种地的山大王还是大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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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美方透露与中国贸易磋商关键难点 有什么含义?


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构部分的情况到底如何和将要如何,我们在中国春节前后的中美"贸易磋商"中就能看出一些。

路透社2018年1月19日的"独家报道",即"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提出对中国承诺的贸易改革进行定期进展评估(以下简称"定期评估"),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之一,一旦认为中国违反了协议,就可以再度对它采取关税行动。"这一被评论为"单方面"的要求(美国当然不会接受中国也对美国的承诺进行定期评估,美国也不存在对中国的承诺,所以,中国也不可能对美国的承诺进行定期评估),很快受到举世瞩目。这条消息至少在中国微信圈中"刷屏"。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中国谈判代表对于定期评估改革进展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但美国的提议也没有妨碍谈判"。

这条消息再次让人们知道了美国方面所说的与中国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目前的中美"贸易磋商",美国方面其实真正在意的不是钱(中国多买,美国多卖),而是"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才是中美"贸易磋商"的难点,才是中美"贸易磋商"的关键。这次"贸易磋商"要成功,需要在"结构性问题"上达成协议。

表面上,特朗普政府尽管信奉的是老掉牙的"经济民族主义",但实际上,这"经济民族主义"也是会"现代化"的或者"与时俱进"的。特朗普政府抓住的是当前的美国与世界之间经济关系要害的结构性的议题,例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产业补贴等。

面对美国此种结构性压力,中国头脑的冷静和谈判的专业也许最为重要(切忌不要用诸如"霸道"、"侮辱"等恶言回应特朗普政府的压力)。我们知道,美国在与贸易伙伴(中国只是其贸易伙伴之一)的谈判上,一再如此压力。这是事实。

当年美国与日本发生贸易冲突时,美国就直触日本最敏感的神经——日本与美国的结构性问题,即所谓解决美日之间的"结构性障碍"(The US-Japan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由此可见美国谈判的高度或者深度。

这次与中国的谈判,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尚未达到当年的美国政府对待日本那样狠度,结构性问题也是有选择性的,并没有单独拿出来谈结构性问题。也许,过一段时间,中美"贸易磋商"下一步就专门集中在结构性问题。

我举日本的例子是想说,日本等早已遭遇到美国的这种贸易打击。中国是后来者,要平常心对待。中国不妨汲取一下日本是如何应对美国的。

我还想说,冷战结束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之所以与以前的不同,就在于有一系列机制解决敏感的甚至危险的"结构问题"。GATT只是国际贸易治理,而WTO则是全球贸易治理,原因是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很多人把国际治理等同于全球治理。"国际"与"全球"差别大。

2008年金融危机后,G20要求"相互评估进程"(MAP),确立"国际经济合作",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核心机制。只是,这个东西太超前,太重要,这几年在实质上即在真正的全球经济治理上不断走下坡路的G20,在执行MAP上,IMF等在这MAP也虎头蛇尾,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比如,各国中央银行都进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本来欧美和"新兴经济"要在这方面协调,却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以邻为壑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要义之一)。

"评估"(review)一度非常流行,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的关键政策工具。因为既然全球化了,全球治理当然要进入"心脏"等结构的要害部位,否则,怎么也谈不上"治理"(governance)。比如,非洲发展伙伴计划(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 NEPAD) 要对参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估"。

中国是G20和NEPAD等进程的主要参与者,应该知道"评估"的要义。

这次特朗普政府提出对中国贸易政策尤其是中国改革的情况进行"评估",还有一个核心词,即美国不是听中国说什么,而是要亲自"核查"(verify)。这可能更让中国难以接受。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对朝鲜"无核化"也是这种"核查"的要求。我们对于"核查"一词不要吃惊。

到底我们怎么对美国进行反击或者驳斥?

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特朗普政府与以往的美国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强调"主权"。查一查从特朗普总统到其内阁成员的讲话,强调美国的"主权"不可受到侵蚀不可受到影响,到处都是。美国不让别国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碰触美国的主权,美国却要侵犯或者冲击其他国家的主权,这是赤裸裸的单边主义,"双重标准",岂有此理!

在道理上,特朗普政府是矛盾的。如果中国不接受特朗普政府的多方面"定期评估"和"核查",就要拿特朗普政府的高调的主权论说事。你特朗普不是很看重至高无上的主权原则吗?

不过,在具体谈判中,中国不必如此教条!因为美国毕竟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认为,中国方面在谈判时要美国也做出对中国的若干"承诺",并要求也"定期评估"美国对这些承诺的落实情况,以及进行"核查"。也即中国提出与美国之间相互评估。否则,就有理有力地驳回美国的"定期评估"和"核查"要求。

最后,美国方面透露出与中国"贸易磋商"的要害之难点,可能有多个含义,自然是施加压力了,但更是试水,更是检测中国到底能耐在多大程度上给美国以承诺,也是为假如"贸易磋商"达不成协议埋下伏笔。

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构部分的情况到底如何和将要如何,我们在中国春节前后的中美"贸易磋商"中就能看出一些。

(作者:庞中英,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美方透露与华"贸易磋商"关键难点有多重含义,亦是为万一达不成协议埋下伏笔

华夏时报 01-20 

——读者推荐

荣剑:决定中美关系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

荣剑、黎安友
我和黎安友教授的对话录: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FT中文网发表后,引发一些自由派朋友们的批评,批评的重点是怎么看特朗普总统和中美关系,本文是专门针对这些批评而写,我的基本看法是:现在重要的是美国怎么看中国。
——作者

中国官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各自的期待出发判断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只能是一厢情愿。比中国如何看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


在中美关系面临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和最复杂多变的时刻,中国从党政高层到民间人士,都在普遍关注美国政界、商界和知识界所发出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声音。我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FT中文网发表之后,在一定范围内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论。有不少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背景的批评者认为,黎安友教授对特朗普总统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和情绪化,他对中美关系的观点和中国人的感受相差太远。甚至有批评者认为,黎安友教授代表着美国"白左"的一贯立场,而 "白左"因为蓄意制造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在客观上不仅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美国经由特朗普总统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所施加的巨大压力,这个压力被他们认为是中国目前能够重启改革的惟一动力。中国自由派学者对特朗普总统的这种良好期待,营造出我在和黎安友教授对话中所概括的"特朗普神话"——寄望特朗普总统不断地对中国施加压力,来迫使中国重新走上改革或变革的轨道。

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站队"美国两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川粉"的同时,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或媒体却越来越倾向于于美国民主党,他们毫不掩饰地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美国中期选举,以此来牵制共和党的"一党独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近乎"肆意妄为"的执政行为,这显然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期待共和党一举拿下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态度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照。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共和党继续维持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而民主党则重新夺回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美国朝野两党在国会中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结果对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来说是令人沮丧的?还是说对中国官方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其实,不管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还是中国官方,都是在一厢情愿地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就目前中美关系而言,民主党在众议院成为多数党这一情况丝毫不会减弱、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对中国的压力。如果民主党在下一任总统大选中胜选,很难想象一个民主党总统会实行比特朗普总统更温和的中国政策。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现在来看概率并不小,那是不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会把欢呼声转给民主党,而中国各个官方部门因为不得不面对一个对中国更无情的对手而倍感沮丧?很显然,美国的两党政治绝不是中国的正反力量所能左右的,在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下,不管谁当总统,都只能在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主基调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中国"问题意识"期待美国政治走向,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看美国,肯定带有中国的问题意识。之所以中国的官方和民间人士对特朗普总统的认识大相径庭,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国的问题意识迥然不同。民间人士基于中国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而不得不寄望于通过一个巨大的外部压力来激发中国的内部变革,费正清所设置的"挑战与反应"的分析框架对于认识中国现行制度依然有效。特朗普总统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充分认可。不管怎么说,他所掀起的中美贸易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出中国"不得不"改革的意愿和行动。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多项前所未有的承诺,从主动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到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再到放开市场准入,承诺的范围极其广泛,所有这些对外开放的可能的新举措,完全可以被合乎逻辑地视为"特朗普压力"的产物。从改变中国的绩效评价来看,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理由为特朗普总统两年来的执政行为打上一个高分。

中国官方从决策部门到智库和媒体,在应对美国的这一轮挑战时,最初的反应是"以牙还牙",当发现牙齿不够用时,才猛然醒悟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会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进而也意识到他们原先对特朗普总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是最容易打交道的。事实上,在中美贸易战持续了半年之后,即使中美元首在阿根廷G20会议上已经达成了解决贸易问题的初步协议,我相信中国官方的各个部门也依然没有从对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两党政治的误判中走出来。因为长期坚持一条意识形态的外交路线,以"想当然"的方式来看待美国:认为美国已经主动退出世界领导地位,中国可以取而代之,"中国方案"可以主导世界秩序重构。这实际上是要提前和美国争夺世界第一位置,由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长达40年的蜜月期终结,新的经济冷战可能已经开启,和中国官方完全误判美国有着直接的关联。

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从左翼到右翼,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对美国多有误判,根源就在于,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来认识与评判美国,由此形成的关于美国的知识和判断与美国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实际上也根本影响不了美国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运行。因此,在重塑中美关系的新的时刻,重要的不是中国怎么看美国,而是美国怎么看中国。

要了解美国怎么看中国,首先要进入美国的"现场",这个现场不是指去美国旅游一趟,或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更不是在中国隔岸观火。真实的美国和《环球时报》上所描述的美国以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想象的美国都不一样,获得真实的美国的"现场感"首先需要排除意识形态偏见,像进入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那样,以价值中立的立场来观察美国两党政治和美国社会状况。中国的问题意识可以是观察美国的一个重要视角,但美国不是因为中国而存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也不会被中国问题所左右,美国朝野两党及其政治人物是他们各自选民的代表,他们代表各自的选民向中国发出声音。因此,脱离美国的"现场"而只以中国的"立场"——不管是以中国官方还是民间的立场——来看美国,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美国"现场"带给我对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三个新认识

2016年11月我去美国,见证了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社会所陷入的巨大撕裂状态。今年11月我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再次见证了美国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性。从美国的公共舆论、大学论坛、社交媒体和私人言谈所共同营造出来的美国的"现场"中,我不断地获得关于美国的新的认知,不断地修正我在中国国内所形成的关于美国的偏见。我和黎安友教授的对话,话题涉及特朗普总统、美国两党政治、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前景,他的立场和意见未必都是我能够同意的,但他作为美国"现场"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立场、意见包括情绪都值得国内人士高度关注,他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代表着一个广泛的群体。正是通过和黎安友教授的对话,以及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与近十位美国著名教授的学术交流,并结合赴美期间在各种"现场"所获得的直接感受,我至少形成了有关美国和中美关系的三个新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特朗普总统撕裂美国的严重性,并没有因为他执政两年来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而有所减缓,他发动的对中国的贸易战也没有激发出全美国的一种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黎安友教授在和我对话时,毫不掩饰对特朗普总统的"党派"情绪,他对特朗普总统两年来的执政,从内政到外交,都作出了极低的评价。他甚至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执政水平近乎"白痴"(我在对话正式发表时删除了这个说法)。一个严肃的学者抱有这样的情绪,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够理性的,但我注意到,对特朗普总统抱有这种看法的美国学者为数不少。最近中国一家媒体采访了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福山教授在两年前特朗普当选总统时就认为,美国犹如一辆被一个5岁儿童驾驶着的横冲直撞的大卡车,而他现在认为,在有些方面情况变得更糟了。在哈佛的论坛上,数位美国教授在谈到美国目前良好的经济状态时都认为,这不能归功于特朗普总统,而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自然导致的结果。

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不能指望听到民主党的喝彩,这在美国两党政治中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特朗普总统造成了美国这么严重的撕裂,显然是不正常的。美国大多数大学教授——他们代表着美国的知识精英,以及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代表着美国的主流声音,几乎都在对特朗普总统说不,这难道就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民粹主义政治或素人政治对精英政治的胜利?黎安友教授提到,美国为了防止多数人暴政而设计了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这让民主党在全国多出两百万张选票的情况下败给了特朗普,这个情况至少表明,民主党的"民粹"基础并不比特朗普差。我现在能够理解的是,黎安友、福山这些著名教授至今仍然对特朗普当选总统耿耿于怀,实在是因为他的上台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民主党不是输不起,而是实在不能输给特朗普这么一个政治选手。

中国官方原来期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右派一直是中共比较容易打交道的对手,两年之后他们或许后悔了。但黎安友教授却告诉他们,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特朗普总统可能是对中共最好的一位演员了。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于特朗普总统,期待他能够持续对中国保持压力以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改革,这个良好的愿望在黎安友教授看来也是过于幼稚了。很多美国教授都认为,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糟,并不必然地和特朗普入主白宫有关。这是欧美国家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共同判断:中国日趋强大并且日趋富有进攻性的态势正在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重大威胁。我相信,不仅是美国的民主党,而且是美国的共和党,都会对流行于中国的"特朗普神话"感到好笑,后者一般会认为,他们的总统没有这么深的远见。

第二个认识是,美国的两党政治经由这次中期选举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宪政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权力制衡,总统的权力、政党的权力、国会的权力和最高法院的权力,被设置在互相分立和制衡之中,没有一个权力可以独大,更没有一个权力可以不受限制而肆意妄为。正是基于美国这个核心制度安排,民主党"蓝色"力量总动员,在参议院失去多数席位的情况下,终于在众议院取得多数席位,让两党在国会中重获平衡。中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都分别宣布他们获得了胜利,其实,这是美国宪政制度的胜利。

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中国有不少"川粉"期待美国共和党能一举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以为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国会掣肘的情况下可以更自由地对中共领导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些想法是不了解美国两党政治的一厢情愿。且不说若共和党真的取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将严重导致美国两党政治的失衡状态,即使就中美关系而言,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也并非一定是按照中国"川粉"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对中国持续地增加压力。事实上,在民主党内部,"反中"的声音一点也不比共和党小。在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时,中国官方一直将宝押在共和党这边,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忌讳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共和党更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倾向比共和党更显著。在对待美国两党政治上,中国的官方和部分民间人士,是犯了相同的错误,都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我深有感触的是,民主党力量正重新聚集,到2020年大选时拿下总统大位的概率在不断增大。特朗普总统为了争取连任,一定想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和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至少要在表面上取得对中国贸易战的胜利,这是保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股市繁荣的必要条件;二是解决朝鲜问题,利用目前金正恩明确宣布要弃核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和朝鲜的接触与联系,推动第二轮美朝元首会晤尽快举行。很显然,特朗普总统要想如期取得这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必须对中国和朝鲜有重大妥协与让步。在争取连任的约束下,"特朗普神话"在中国究竟还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认识是,现在美国两党不论在国内问题上是如何得针锋相对,但面对中美关系问题时却是高度一致,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两党内部大概已不存在什么鹰派和鸽派之分了,几乎都是鹰派。这是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变化。美国两党甚至是全国各界都总动员起来,一致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这次赴美前,我已经估计到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但去了美国"现场"之后,深切感受到严峻程度超出了我的估计,甚至可能超过了1950年代初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在麦卡锡时代,虽然同情共产中国的大学教授、学者和友好人士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极大干扰和种种限制,但诸如费正清、谢伟思这样的亲中派和知中派却还是能够为中国说话。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学界、政界和商界,普遍被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他们反思的问题是,美国帮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不是错了?以白邦瑞在他的《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的说法,美国在晚近40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国所忽悠,美国原来期待中国只要走上了市场化的轨道和对外打开国门,早晚会走上民主化之路,现在他们突然发现,强大起来的中国,离民主化之路却越来越远了。可以这么说,已经很难听到美国亲中派学者中的几位头号人物,如兰普顿、沈大伟等,为中国说上几句好话了。我前几年认为,福山教授被中国惊人的发展所迷住了,他那本关于政治秩序起源的著作,从中国汉代的国家能力开始言说,完全是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为标本。但是,他现在也加入了批评者的队伍,开始越来越怀疑中国模式能否有效持续下去,并警惕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并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的批评性发言相比,我更重视美国的学者们是怎么看中国的。如果美国的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不再有学者出来为中国说话,那意味着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根源,毫无疑问在于中美两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始于2018年。在中美密切合作的40年时间里,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都曾认为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并不会构成两国交往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什么到了今年,中美关系却面临着无法调和的冲突?这是不是说,在2018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迫使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我在美国的公共舆论和私下交流中可以获得的大致判断是,中国今年初"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处理新疆问题的方式、打压民间基督教、压制公共言论空间和屡屡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逐步强化了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和亲华反华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中国正在偏离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正在重新回到毛的老路上去。用黎安友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正在从一个可爱的国家变成一个可怕的国家。

我最后的体会是:中国怎么看美国,决定不了中美关系,美国怎么看中国,可以决定中美关系。
——FT中文网,网友推荐,作者微博

李刚:为什么英租界多富商,法租界却成了流氓和革命家的天堂?——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文:李刚   来源:人神共奋


上海两大租界:百年前的一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制度竞争。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法国人白吉尔所著《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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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租界


1848年,法国首任领事敏体尼把法国领事馆安置在上海老城厢和英租界之间的一所教堂里。随后,他以法国商人要求买地建房子为由,提出设立法国租界的要求。


上海道台宫慕久并不觉得这是个什么大事儿,但为了少惹麻烦,还是建议敏体尼把法国领事馆建到英国租界。这位法国外交官顿时感到羞辱:"我堂堂法兰西外交官,你居然让我买属于英国的土地?"


麻烦既然躲不开,那就只有用老办法了。宫慕久将上海老城和洋泾浜之间近千亩的土地划成了法国租界。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按清政府的政策,既然赶不走这帮蛮子,理也讲不通,不如划一块地方,让他们自我管理。




而且,租界的意思是允许你住下来,但这些地方现在只有一些破草屋,其余都是有主人的农田,你怎么活下去,我就不管了。


今天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治外法权",在当时看来,仅仅是一种传统的、针对蛮夷的"羁縻"政策。


从此,上海有了两个一南一北两个比邻的租界。从地域经济的角度看,两个比邻的城市相互之间,必然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两个租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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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与"小政府"的理念之争


年代剧里的"老上海"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南京路上的老字号,外滩的银行大楼,代表了原英租界的风貌;



另一种是武康路、思南路上的老洋房、一大会址、复兴公园、瑞金宾馆,则是法租界给我们留下的回忆。



即使是初来上海的游客,也能一眼分辨出其中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因为两者选择了不同发展道路所致。


首先是这两个租界与本国政府的关系。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很多人可能要问,为什么这也可以合并?这归哪国管呢?英女王和美国总统谁说了算?


答案是"谁说了都不算"。按照《上海英美租地章程》的城市宪章,公共租界是各国商人的自治领地,其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由其投票选举出七名董事,组成"工部局",这就是租界的"政府"。而英国的领事只有司法裁判权,不得干涉"工部局"的决定。



"自治"是公共租界的灵魂,租界有自己的税收,"工部局"除了搞城市建设之外,大部分职责都是维护治安。


英政府并不反对这种"自治",当商人们想扩大利益,希望通过英国领事、国会向清政府施压时,英政府又反过拿"自治"堵他们的嘴:


"在华英商应该自强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弃了这种态度,过多地依靠国家帮助,他们就不再是企业家;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就不再是英国人。" 


历史课本中对于租界的描述,其实更近似于"法租界",这里更像是一块由法国政府管辖的"殖民地",甚至还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


虽然法租界也有纳税人选举产生的"公董局",但法国领事有权解散公董局


(公董局旧址)


为什么法租界的"自治倾向"并不强烈呢?首先是法国商人太少,法国租界成立之后几年,竟然没有一个商人买地。后来也只能依靠"烟馆、妓院、赌场"的三大支柱产业。产业少,税收就少,怎么自治啊?


其次,法国人一向有"大政府"的倾向,相信依靠国家实现人的权利与社会价值,所以非常乐于在海外开一块"制度实验田"。


正是因为法租界保留了"法国大革命理念",后来成为清末革命党人搞暗杀的大本营,也是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势力的基地,中共一大在法租界召开,"孤岛时期"的抗日份子子也在大多在法租界活动。


(中共一大会址)


可以说,商人是公共租界的灵魂,所以成为上海工商业摇篮,而法租界的核心是政客、官僚、传教士,所以成为上海的高档住宅区、革命策源地。


一边是寡头商人统治下的"小政府"倾向的自由资本主义,另一边是技术官僚控制中的"大政府"倾向的国家资本主义。


两种制度,本可以各自发展,怎奈它们靠得太近了,往来也不需要任何签证护照,法租界晚上开了一盏路灯,公共租界第二天就会有人用脚投票。


竞争便不可避免,你说你的制度好,我说我的制度好,那咱们就来比比,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谁能留得住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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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租界是商业中心,法租界成了高尚住宅区?


1862年公共租界实现了煤气灯照明,1882年通电,1883年通水,但建设费用都是由道路两旁的业主承担。



一个由企业家主导的公共租界,市政基础建设也由私人投资,目的就不是为了造福大众,而纯粹是满足上流社会的生活品质。比如,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仅仅把水管通向买得起的顾客家中。


用的人少,导致价格极其昂贵,只有极少数富商才能享用。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它的"法国邻居"。同样以供水为例,法租界是向英商买水,自建公共供水系统,免费向全体居民供水——包括中国居民在内


上海公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本是由天主教在法租界创办,公董局资助,后来迁到了公共租界。没想到,工部局一开始却拒绝承担这家医院的费用。 


(上海公济医院)


其实,法租界比公共租界"穷"多了,但有限的税收中还是挤出一大块用于公共服务,这就是"大政府"的好处。


这既是管理理念的差异,也是竞争的需要。租界的财政来源是税收,而税收不但要有企业,还要能留得住人。缺乏企业法租界自然要建立自己的优势。


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几乎同步搞"现代化建设",而且更注重"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工作改造沿河堤岸,建了大量的公园绿地。当公共租界的公园还禁止华人游玩时,法租界公园很早就采取了全民共享的开放政策。


(法式园林风格的复兴公园旧照)


公共租界的繁荣提供了大量赚钱的机会,法租界的优美环境又吸引了有钱人在此置业,成了高档居住区。直到今天,上海最贵的房子不在陆家嘴,而是原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到了20世纪,法租界的人口密度已超过了公共租界。


法租界的竞争压力,使得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不得不越来越像个政府了,"财政支出"也从以"治安"为主,发展到"市政建设"占大头


因为租界人口绝大部分为中国人,"服务型政府"就意味着要为中国人提供服务,所以,促使洋人改变态度的,是中国人的税收开始超过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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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成为竞争的焦点


如果政府是一门生意,它的产品就是公共服务,很明显,纳税人就是它的客户。


城市之间的竞争,首要的目标就是人——穷人带来劳动力,富人带来产业、带来税收,带来消费,人和人的关系又创造新的文化,使之更有魅力。


两个租界之间竞争的,正是他们当年想赶走的中国人。


最初,租界当局并不关心居住在这里的上海本地人,因为他们既没有消费力,又没有足够的产业容纳这些劳动力。他们就好像住在本国的"外国人"。但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这一切。


为了逃避战火,江浙一带的地主富豪、卸任官员纷纷来到了上海,其中一部分人在租界置业,举家定居了下来。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力,使得租界当局不得不正视中国人的存在。



永安公司创始人与其家庭成员在上海的私人花园里


首先是纳税比例发生了变化,到了1890年,来自中国人税收超过了50%。


纳了税,就有权享受公共服务,这个道理,走到哪儿都不会输。税收的暴涨也使得工部局被迫改善租界内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创办接收中国人的公立学校、收治中国人的公立医院。


(震旦大学博物院)


1900年,工部局总董F.Anderson在纳税人会议上表示:要"公正和均衡", "要像对待我们自己那样对待中国人"。


而隔壁的法租界则走得更远,1914年,两位中国士绅代表进入公董局,担任咨询董事——虽然只是一个象征的职位。


在中国的土地上,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事,是不是有点讽刺呢?但中国人之所以愿意留在租界做"二等公民",也确实也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好于"华界"。


当然,"华界"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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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理念对华界的影响


提到自治的传统,中国人并不陌生。清政府的正式官员最低就到县,乡镇一级完全靠"乡绅自治"。同样,各行各业在上海"讨生活"的人也拥有各自的同乡会馆和行业公所。


过去这些传统社团的作用主要是互相提供帮助,但在目睹租界事务的新式管理方法之后,这些传统团队也在往服务型组织的方向转型,开始修路、修路灯、建学校、医院、组织治安警察、救火队、清洁队……


上海地方政府起初是习惯性地把这些事务交给民间社团处理,设立了负责协调经济的商务局,和负责修路的马路工程局


但时间一长,这两个机构也学到英国人的那一套,"自治"色彩越来越浓,前者被宁波会馆的富商所主导,后者则被江苏的企业家所控制。


而法租界的"大政府"的管理模式,则得到了知识界的推崇,因为它看起来很像是儒家的"贤人政治"。



(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


当然,中国人并不甘心在自己的国土,只当一个"学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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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何处不知上海


经济体之间竞争的诸多要素中,物产、地理、政策、人口、经济发展、这些都是浮云,归根到底是制度之争。


清政府设立"租界"的初衷是想把洋人"圈"起来,但他们不知道,洋人带来的,是一种先进的管理制度,对人有着先天的吸引力。租界很快就超越了曾经繁荣的上海老城厢,吸引了广东、江浙一带的人才与资金。


幸亏中国人有一项无人可比的天赋——学习。


1909年,"华界"长期积蓄的改革愿望终于得到释放,在总工程局的基础上,新的市政机构"上海城自治公所"诞生了,60名董事会成员经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公所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建立一支800人的巡警队伍和一个法庭,以及拥有独立司法权的法官。


事实上,"自治公所"也是一个民族色彩很强的组织,它成立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与租界当局竞争,希望介入更多市政工程,以阻止租界不断扩张的势头


这些最具眼光的中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牢固的信念: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战胜西方。


学习的内容,当然也包括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理念。


至于学谁,不重要。环境提供选择,文化决定导向。没有完美的制度,能吸引人来就是硬道理。在这个不大的"制度实验场"里,"吸引富商银行家的制度"和"盛产流氓与革命家的制度",最终都走向了能发挥自己最大地缘优势的定位上。


1893年11月17日,在庆祝上海开埠50周年的庆典上,出现了一幅标语:"世界何处不知上海?"


公共租界举行50周年庆祝活动


是年,上海人口近100万,到了1941年上海沦陷前夕,增长至390万,真正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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