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

古木长青:中国读书人相信“黑暗的中世纪”是因为被西方白左所误导

中世纪并不黑暗,反而充满上帝的光辉。 

 文章转自:"古木長青"微信公众号(KingJesus777)

编者简介:古木長青 就读于牛津大学 

研究领域:哲学、西方社会与文化、西方思想史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


中世纪不黑暗

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中世纪是最黑暗的时代,特别是一些敌视基督教的人士,一看见有人传福音,就充满鄙视地说基督教造成了黑暗的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与法国启蒙运动反基督教,然后进入光明时代。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是一种偏见与污蔑。实质上,中世纪不比任何一个时代黑暗,如果没有中世纪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政、法治、大学、医院等等。如果你对基督教没有偏见,如果你熟悉欧洲历史,你便会发现,欧洲真正最黑暗的时代,应该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铲除基督教的那些时代。索尔仁尼琴曾经说,造成俄国吞噬6千万同胞的生命,是因为人们忘记了神。

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中国有些人非常歧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与封建制,把这个也当作中世纪黑暗的因素之一,这些人根本没有搞清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与封建制的优越性。封建社会就是封土建国,分封诸侯; 封建制是一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人身关系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制度,是领主和领臣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领主和领臣通过契约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国王给贵族分封一块土地,双方要订立一个契约,规定贵族每年向国王交多少税、服多少天兵役,没有经过任何一方的同意,另一方都不得擅自给对方增加义务。这种契约关系,建立在双方同意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

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我"只对直接封给"我"土地的领主负责,因而不存在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了欧洲中世纪不是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而是高度分权,有很多个权力中心。在这种贵族与国王相互抗衡的社会结构下,国王要想使用暴虐的专制是不可能的。国王不仅受贵族的制约,还受教会的制约,可谓双重制约。国王加冕得经过教皇的批准,由教皇给国王进行加冕。国王只能管世俗事务,精神事务由教会来管。有些人把中世纪教会制约国王称作政教合一,这也是没有搞清抗衡与合一的概念。中世纪的欧洲,实质上是国王、贵族、教会三权分立的时代,宪政就是从这里萌发出来的。

中世纪的宪政

在中世纪,国王、贵族、教会不断地进行较量,谁都没有占上风,无论哪一方要想要占上风,都得拉拢平民,否则就战胜不了对方,平民也从中得利。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就是教会、贵族和国王抗衡的产物。由于国王约翰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没收教会财产,关闭教堂,引起贵族与教会强烈不满,于是,1214年,主教兰顿率领贵族和平民拿起刀剑策反,国王大败。1215年,兰顿草拟《大宪章》,建议停战。为了保命,国王只好与主教、贵族签定《大宪章》。《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王权有限的原则,还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司法独立、司法公正、25人监督委员会、无代表不纳税等等,英国《大宪章》是学术界公认的宪政之母。

中世纪的大学

 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创建于1158年,专门从事圣经正典律法研究;第二所大学是巴黎大学,这所大学创建于1160年,专门教授神学,1270年增加医学研究。博洛尼亚大学后来成为意大利、西班牙、苏格兰、瑞典和波兰数所大学之母;巴黎大学后来成为牛津大学以及葡萄牙、德国和澳大利亚几所大学之母。剑桥大学创办于1209年,凭借其以马内利(与神同在)学院,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之母。随着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创建以及由其发展出的许多子校,正规的高等教育形成了恒久性体制。

中世纪的医院

历史上第一所医院由巴西尔主教在卡帕多西亚于公元369年建立,收住并护理病人。后来,北非主教奥古斯丁在西方建了不少医院。到了6世纪,医院成了修道院的一个常规部分,这些基督教医院都是世界最早的、志愿性质的慈善机构,当时的医院常称作"救济院",直到12世纪以后,"医院"一词才普遍使用。时至13世纪,欧洲绝大多数医院都是由基督教会监督管理,到14世纪,欧洲医院已经星罗棋布,英国人常把医院说成"上帝之家"。德国一种遍布乡镇的小医院则称为"圣灵之家"。

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

中国有些人抵制基督教,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宗教裁判所误解很深,把宗教裁判所作为黑暗、愚昧、不宽容和思想禁锢的象征。刘仲敬说,宗教裁判所长期遭到污名化,被爱伦•坡之流的新教文学家和伏尔泰之流的启蒙思想家污蔑成权欲熏心的心理变态者。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大多数教会法官比封建领主和普通乡民更博学、更仁慈、更审慎、更少狂热和偏见。教士法官一般接受过《圣经》和《查士丁尼法典》的训练,具备在基督教世界各地的行政经验。他们更有可能是开明的世界主义者,无奈地纠正野蛮乡民的偏见。甚至宗教裁判所的起因也不是新教徒和启蒙者所说的那样恶劣而自私,他们的部分初衷其实是救出遭到错误指控的异端分子。领主和乡民的宗教知识少而偏见多,容易将言行怪癖的同胞误认为思想有问题。这些假异端分子如果没有得到宗教裁判所的教义专家甄别,多半就死定了。事实上,使用于教会法庭的"纠问式程序"是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后来又为世俗法庭所采纳,是保证司法正义的重要手段,由此发展出现代 的公诉制度


袁腾飞说,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三个世纪里总共也就处决了5000多人,而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半年时间里,共和派反宗教,枪杀了12名主教、283名修女、5255名教士、2741名修士。在反宗教高潮时,甚至有平民去教堂做礼拜而被指控为"法西斯"遭处决,许多神职人员的亲属也被因战场失利而迁怒于教会的共和派民兵杀害。相形之下,宗教裁判所处决异端的残暴与反宗教杀基督徒的残暴真是小巫见大巫。

中世纪萌生现代西方文明

"黑暗的中世纪"这个观点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抛弃了,原因在于学者们对中世纪进行了文明、客观、理智、深入地学术研究,发现中世纪其实并不黑暗。西方学术界已经从对中世纪信仰时代的极端否定中, 从对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热烈赞美的激情中冷静下来。西方学者承认中世纪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承认中世纪的土壤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如果没有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今天的西方世界也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然而,我国有些人至今还在开口闭口 "黑暗的中世纪",体现了基本历史知识的严重不足,中国读书人相信"黑暗的中世纪"是因为被西方白左所误导。



——微博 古木长青在牛津 发布于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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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传播真理,更不想兜售思想,只想与读者分享一种属于我自己的视角和思维,为了同一个目标,多一份微不足道的备案,可以让路径更清晰。



上篇

人类历史走到今天,世界潮流终于九九归一,任何国家都不再有"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之犹豫抉择问题。自由向更加自由奋斗,民主向更加民主努力,文明向更加文明出发。这既是人类的普世共识,也是地球村准入许可的国家道德准则。中国当然也不应该游离其外。

民主自由与独裁专制之间不存在任何黄金比例安排,只有0或1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没有"渐进"一说,从来都是一锤子买卖。正如女人分娩一样,要么顺产,要么难产,要么剖腹产,万万不能附加条件地分段生产,否则,就是黑医故意扼杀婴儿胎死腹中。同理,关于民主转型的历史论、阶段论、文化论、国情论、素质论等任何推诿之词,都属于顽固抵御转型的掩耳盗铃。因此,摆在中国今天的国家转型问题,既不存在转与不转的问题,也不存在何时转的问题,更不存在向何处转的问题,唯一只剩下如何转的问题。

如何转型中国?目前有两种最为普遍性的两极变革幻想:

一种是幻想顶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开明巨人,以专制结束专制,用独裁结束独裁,从而实现在垂柳依依的温情脉脉中就走上现代宪政之路的国家转型模式,可称之为"领袖变革"。

一种是幻想经济崩溃导致饥民被迫揭竿而起,以最原始的底层革命方式摧毁旧秩序建立新世界,从而实现在血与火的尸骨堆里走上现代宪政之路的国家转型模式,可称之为"饥饿变革"。

之所以我们说这两种两极转型模式在中国纯属幻想,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这两种模式所必须的条件有深入理解。

领袖变革模式,就是希望在专制政权金字塔顶端出现一位开明正直的神级领袖人物,凭借手中既有的极权优势主动实现国家转型。这种模式将受制于领袖所面临的三大障碍约束:是否愿意变革,是否能够变革,是否敢于变革。

权力是个好东西,尤其是不受监督的极权更是权中极品,它能让极权者实现自己一切理想抱负的可能。上天揽月下洋捉鳖,粪土当年万户侯,惜秦皇汉武数风流人物,放眼寰球也就几只苍蝇嗡嗡,......,说说,这是何等豪迈的独行天下?随便乱写乱画就是自成一体的书法,"土豆烧牛肉不许放屁"也是独领既往诗词歌赋的风骚,即便打错了标点用别了字依然是不可撼动的经典绝唱。为什么那么多人崇拜先帝爷等无法无天的极权暴君?因为那种唯自己自由而肆意生杀予夺他人自由的潇洒会让人如痴如醉,这就是蒋宋夫人当年说的"权力美感"。

权力美感会让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主动放弃权力么?绝不会,这是人之常情。只要权力快乐感不低于权力痛苦感,没有谁会放下手中的权力。我们津津乐道的华盛顿为什么没有走上独裁之路,除了他自己具有神一样品质的高贵之外,更重要是,当时有一批也具有神一样品质的先驱人物在紧紧盯着他,从来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联邦党人文集和政党的兴起都是围绕如何制约总统权力组成的专业监督队,华盛顿离开总统府说了一句话:"我终于把这烫手的山芋甩给了亚当斯"。华盛顿是被骂成小偷婊子而结束总统生涯,尽管他为国家熬白了头发熬坏了眼。因此,卸任两年不到就一命呜呼,享年才68岁。你说那总统得有多痛苦才会如此这般折磨人啊!是你,还想当下去么?

同理,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德克勒克、吴登胜等人,虽然面临的境况与华盛顿当年不一样,但内在的原因都是因为继续独裁的痛苦感超越了独裁的快乐感,再加之他们本人的人性犹存,所以他们没有独撞南墙而已。想想,为什么蒋经国不提前一年、五年、十年就放开党禁报禁?是不能还是不敢?别给我说什么条件不成熟之类的陈词滥调,我告诉你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同样,德克勒克和吴登胜也是如出一辙。唯有戈尔巴乔夫还算是先知先觉再加道德超人而主动弃权,这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一笔。正是因为戈氏的新思维,直接导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结束了持续45年两大阵营的对垒格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其实比华盛顿等人更甚一筹,但由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讳莫如深,一直都没有得到正面评价而已。尽管如此,也不得不说是因为前苏联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逼迫戈氏做出个人大智大勇大德的抉择。讲到这里,笔者只能唯心地说,上帝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苦难安排是有先后顺序的,前苏联人民熬到头了,所以上帝降临了戈尔巴乔夫。如果当年的戈氏换做普京大大,那又完蛋了。

综上所述,极权者是否愿意弃权,主要决定于三点:(1)极权环境压力是否超越了极权者的心里承受程度;(2)极权者是否还尚存最起码的人性道德;(3)极权者是否还具有正常的智力思维。后两点是加剧第一点是否提前到来的催化剂,如果极权者已经丧失人性和最起码的智力思维,即便水烧开了也不知道起脚的,因为皮太厚了,萨达姆、卡扎菲、巴萨尔等人无不如此,你让他们这些魔鬼级极权者做出放权的"愿意",还不如把他们杀了。

退一万步讲,即便极权者有放权的意愿,就能实现领袖变革的国家转型吗?NO,还得看第二大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变革。能不能,主要决定于极权者和极权系统所沉淀的包袱是否放得下?这个包袱其实就是罪孽,如果沉淀的罪孽能有效归零或轻缓到不足以被清算的可能性时,那么,领袖变革模式基本水到渠成,就不再存在第三大"是否敢于变革"的约束条件。

如果极权领袖有意愿,那么说明他本人的包袱已经不是阻力,关键就是看极权系统的包袱阻力有多大。这个罪孽包袱是什么?主要包括反人类罪孽和特权腐败罪孽的沉淀量。如果反人类罪孽具体存在并且实施者还在世,极权领袖就会遭遇难以抵抗的阻力。如果反人类罪孽与实施变革的极权领袖之权力来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那领袖变革的意愿几乎会被秒杀。另一个丝毫不亚于反人类罪孽的包袱就是系统性腐败沉淀量,也就是特权阶层已经获得的腐败利益是否超越了民众放弃清算的容忍度,如果没有超越这种容忍度,领袖变革意愿就能执行,否则,就会遭遇特权阶层(泛指既得利益者)的集体抵御。腐败利益沉淀量越大,抵御领袖变革的意志力量就越坚决。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顺利让"新思维"落地也没有流血,就是因为苏共极权系统这两项罪孽包袱不大。反人类罪孽可一股脑儿推到前面已经死去的极权者身上,从而将自己的罪孽可以归零。戈氏解散苏共中央时,一直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特权还没有变现的机会,腐败沉淀量非常有限,最多就是多了一点特供啥啥的,即便失去权力也没有多少落差,更不会有被清算的恐惧感。如果在戈氏之前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即便有上帝附体也难以撼动特权腐败体系的集体抵御力量,贸然变革必遭血光之灾。特权腐败越泛滥越纵深,领袖变革的意愿和可能性就越小,他也不敢变革。戈氏变革的成功条件也同样可以解释蒋经国、德克勒克和吴登胜模式。

也许一些急欲变革的幼稚右右会说:"干脆就别清算好了,已经腐败的就让他去好了,早转型一天总比不转好,何必纠结呢?"那好,只要此语一出,不但现在所有的虎啊蝇啊的放心了,所有的小虎中虎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大虎巨虎看齐,并且狼猪狗羊都会朝虎山一路狂奔,反正不用担心被清算嘛。特权腐败体量更加厚重如山,既得利益群体更加庞大如云,弱民阶层更加弱如蝼蚁,从而,阻挡变革的力量必然更加压倒性超越诉求变革的力量。这就叫麻雀吃胡豆没跟屁眼商量。

根据领袖变革的三大约束障碍,请问今天中国,幻想领袖变革实现国家转型的可能性还有吗?因此,那种以不断歌颂胡耀邦、蒋经国、吴登胜、德克勒克为引子来触动顶层出现领袖变革的寄望,注定是一厢情愿,即便胡赵阴灵回转也只能两眼一瞪而无力回天。

中篇

与领袖变革的顶层转型幻想相对立的就是寄望底层弱民的饥饿变革。饥饿变革幻想认为,经济一旦崩溃,必定物价飞涨,大面积失业,大多数弱势群体都没有社会保障,底层穷人必定因为饥饿求生不得不揭竿而起,陈胜吴广和太平天国的历史画面就必然重演,国家想不转型都不行了。

如果说领袖变革幻想还有生鲜活例可附会联想,虽有点幼稚,但还不算太离谱,然而,饥饿变革幻想纯粹就是一种沉醉于教科书谎言的愚蠢。饥饿变革幻想至少犯了三个无知的错误:(1)不懂中国与经济危机毫无关系;(2)不懂饥饿与经济危机毫无关系;(3)不懂饥民变革与国家转型毫无关系。

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什么叫经济危机?这个不但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就连相当部分所谓经济学家也没闹明白,但一群糊涂蛋,对,糊涂蛋,天天还在预期中国的经济危机,可笑之极。

经济危机,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才会出现的一种经济症状。啥叫市场经济?就是必须有最起码的市场正义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经济运行环境,即在充分自由平等竞争状态下,由于供求信息的滞后性积累,因为盲目投资的非理性,导致供求结构性失衡,产生的金融、劳动、产品等市场大规模的部分领域供给不足(物价飞涨)和部分领域供给过剩(大面积失业)的市场病态现象。这就叫经济危机。如果既没有市场正义,也没有契约精神,更没有自由竞争环境,连最起码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都不存在,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经济危机"又怎么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出现呢?为什么被踢屁屁?就因为别人不承认你是市场经济国家。一句话,没有选票的国家,没有资格发生经济危机;没有选票的国民,也是没有资格谈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个奢侈品富贵病,中国人,你真的不配谈,谈不起。

你听说朝鲜有经济危机吗?你听说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有经济危机吗?你听说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有经济危机吗?你听说过唐宋元明清有经济危机吗?你当然没有,你只听说过自然灾害和大饥荒,但那与经济危机毫无关系。

饥饿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饥饿问题与经济危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为啥路有冻死骨?那是因为朱门酒肉臭;为啥饿死三千八百万?因为茅台酒厂只能增产不能减产。这些饥饿问题与什么经济问题或经济危机有个毛的关系呀!

别说最近的次贷危机,就是最远的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你听说哪个西方国家饿死人了?你听说有跳楼讨薪吗?你听说有公交纵火吗?当然没有,但你一定听说有很多投资者跳楼了、工厂大面积倒闭了(中国国有企业永不倒)、工人大规模失业了(在中国叫闲置劳动力)、牛奶倒进河里了(过期还不倒只有中国商人才会干的事儿)。但上述经济危机的表现征兆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事儿,连跳楼讨薪都不是什么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

换句话说,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危机也是不正常的。此时此刻此地此国,不但正在发生你嘴里所说的经济危机,也在发生你从不说的教育危机、医疗危机、言论危机、出版危机、养老危机,而且正在发生最彻底的政府信任危机。而这些危机自从1949开始,每天每时每秒都伴随你的左右,但有谁拿出来说这些是危机?而在正常国家哪怕某个小危机,国民早就翻天了,你也早就在新闻联播听到水深火热了。2007的美国次贷危机牵动世界,但中国不但没有危机,而且望星空还夹着国库去救援房地美和房利美去了,尽管国内正在发生抱子同溺、锯子锯腿和自制肾透析机器的饥饿问题,举国上下都情绪稳定,哪有什么危机?这就是非正常国家的"神奇"之处。

结论:(1)经济危机是自由国家市场经济的事儿,非正常国家不会有经济危机,因为非正常国家有的是办法让一切危机情绪稳定。(2)饥饿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与经济危机无关。

自然非正常国家不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你还去预期什么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呢?自然饥饿问题与经济危机无关,那你还在幻想什么经济危机而产生饥饿变革呢?这不但是对中国认知不够,也是对世界认知不够,更是对中国饥饿认知不够,胡乱听到一个经济术语就乱套乱用。

这国不会有经济危机,但不并影响饥饿的发生,甚至饿殍遍地皆有可能。但饥饿一定就会揭竿而起吗?这里又容易犯一个教科书错误。

教科书一直都说,历代起义都是因为民不聊生才揭竿而起。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谎言,每次揭竿而起的都不是饥寒交迫的饿死鬼,恰好都是有知识有思维有志向的一群人在思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是军队的中层干部,洪秀全及其一干高层都是出身不俗的人家,即便最近的井冈山革命也是一群有志青年的伟大杰作,从没有听说哪一次改朝换代是因为快饿死的人去找政府的怪。

你想想,一个正在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人会想什么?会想"中国向何处去"吗?会想自由平等和选票吗?会想国家转型吗?不会,他只会想明天的面包在哪里?但同样这个问题,中国人与美国人想法就不一样。美国人一旦失业呀、福利下降呀等一切不如意的事儿,都是去找白宫,并且是所有人(无论贫富)一起去找,但在中国的穷人都不会这样。

打小时候就经常看见叫花子走村串户,都是一个人一根棒一个碗在沿村乞讨,从没看见两个人以上联手乞讨的。这些叫花子也奇怪,就只往同样是食不果腹的远村近乡去讨,从没有看见哪一个叫花子去衙门口讨,稍稍好过一点大户因为狗恶,他们也都不去。我就很纳闷,这叫花子也是欺善求良啊?还真是,不但中国乞丐如此,其实所有底层弱民都是如此。我曾经在一个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过一段时间政治辅导员,这是一个武术学校,一次,我问一个经常欺负小伙伴的孩子王:你这样总是出手打同学,长大了你敢回去打乡长吗?他不假思索就立马回答:"民不与官斗"。当时我目瞪口呆。一个不谐世事的孩子都能条件反射一般回答得如此干脆,可想而知,对官府的恐惧感已经不是社会教化,而是固化成一种基因在代代传承。

但是,在同样的饥民之中却能组建起大小不同规模的丐帮,这是中国历史章回和各种奇林轶史必不可少的精彩片段,看,都快饿得去鬼门关了,还不忘来一次底层王朝的演绎,并且还演得栩栩如生。其实,你只要去全国各地生存状况极为糟糕的人群堆里走一遭,你都会发现类似丐帮一样的王朝组织,即便是专收破烂垃圾的三轮车也不例外。可想而知,中国最低层,也就是你所寄望闹饥饿变革的将来饥民在想啥?你还能幻想"饥饿变革"吗?

可能我们不愿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民越贫穷越怯懦越偷生,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一条命的时候,他特别珍惜生命,任何有让他丢命的风险,他比谁都更敏感也更警惕。但是,为了活命,他可以不顾一切廉耻和人格人伦去干他所想干的事儿。譬如卖儿卖女,甚至亲亲相食,这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绝不是什么稀奇古怪。一个民兵一把枪守在村口,所有村民宁愿将村里的树皮吃光也没有人敢冲出村去。你说你还盼望什么经济危机会有饥民变革么?

饥民变革如果是一种幻想,也许并不是最糟糕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饥民变革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因为在饥民眼里只有面包、坑头和女人,关于普世价值啥啥的根本不如面包屑重要。真的一旦饥民变革起来,也分不清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所有能吃上饭的人可能都是他们心目中的首富。因此,当你在幻想饥民变革时,也许革的不是别人的命,恰好是为自己在挖坑。饥民变革更不可能转型国家,最可能的是转世唐宋元明清。

下篇

这下篇我究竟想说什么?原先我计划了好几个版本,但中途我都放弃,最终我确定聊一聊有关国家转型的道义问题,着重批判我们自身"酱油革命"的思维。

之所以务必抛弃两个幻想,因为这两种变革幻想不但"不符合国情",而且这两种幻想在道义上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种幻想,是怯懦求变派将自己不敢面临的变革风险,毫无信念地幻化成某个明君领袖人物意外青天开眼去承受变革的危险,这是一种放弃自我的犯贱,这话听起来逆耳,但很忠言。第二种幻想,是将先行者理所当然挺身肩负的转型责任,毫无道德地幻化成弱势饥民用血命之躯扛起变革的重任,这是一种恃强凌弱的犯罪,这话听起来头晕,但却诛心。这两种幻想均属于外化成本内化收益的酱油革命。

酱油革命,就是缺乏治国治己的自治精神又盼望变革但却只做围观者的投机革命。这种投机表现就是将本应属于自己的责任,要么托付给强人,要么推卸给弱者,自己做一个甩手掌柜,美其名还认为自己醒了,只不过是睁着眼睛呼呼大睡而已。

酱油革命是对国家转型的深重危害。

幻想领袖变革本质上是继续呵护恶政恶行的一种极具隐蔽性维稳,虽然幻想者可能并没有此意,但却在事实上做到了稳定求变情绪的安慰剂。其主要表现手法是:(1)对任何一丝丝的改良政策进行大肆渲染,让民众对现有政治系统产生渐变希望的幻觉;(2)对一些典型改良人物(如胡赵)浓墨重彩地夸大吹捧,让民众相信粪坑里也有良心;(3)编制波谲云诡的宫廷派性斗争,衬托"正面派"的举步维艰,让民众耐心等待"好人政治"带来的巨变;(4)危言耸听非领袖变革的天下大乱,让民众产生人人自危的焦虑,从而盲信误国误民的"稳中求变"。

幻想饥饿变革本质上是低素质求变派无意识撕裂弱民阶层制造同态分化的一种猥琐心机。毫无疑问,弱势饥民是饱受恶政恶果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为了求生度日已经耗尽了身心,他们本应该是被先知先觉的先行者拯救其生存尊严的对象。把选票送进他们的手中,而不是让他们倒在选票的墨迹里;把自由送进他们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成为自由的垫脚石;把安全送进他们的家庭,而不是让他们换取我们安全的牺牲品。这才是真心转型求变的道义形象。现在好了,饥饿变革幻想派以自己"熬得起"的强势心态将变革风险推卸给"熬不起"的弱势饥民,难道这不是自毁国家转型的道义形象吗?记住,无论转型前后,让弱势群体活得有尊严,是每一个追求转型的先行者必须坚守的普世精神。别还没转型,我们就自己开始欺负人。

我在写此文之前,专门辟文《民主之路:最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制度》,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叫"醒了"。民主的本质是自治,自治,既敢于对他人的专制说不(治国),更敢于对自己的专制说不(治己),一句话,敢于对一切野蛮说不的自治信念,这既是民主的精神,也是自由的使命。如果没有一大批具有强烈民主精神和自由使命的仁人志士或公民群体,别说去抗争转型,就是将美国宪政制度端在你手上,分分钟也会形同虚设。为啥,再好的制度都是靠有这么一群较真的人用信念去维护。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精神比制度重要的原因。

如果认为费城制宪制定一部《美国宪法》就万事大吉了的话,那就太图样了。其实那六千余字的一张纸远没有窑洞党的党章漂亮,因为那宪法里面根本就没有写"利为民所谋"之类的款款深情。但是,如果没有一批接着一批开国先贤和民主斗士,激流涌进地去立法维法护法修法,那宪法不但会成为摆设,可能还成为专门收拾小民的工具。

我之所以称领袖变革幻想叫犯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领袖依赖情结会彻底扼杀我们自己的自治精神。自然国家转型可以依赖领袖变革,那当然转型之后还是会惯性依赖领袖的英明决策,转型前后,只不过从一种被动犯贱转型为另一种主动犯贱。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

俄罗斯的转型无疑是最低成本的,几乎没有任何公民运动的抗争,一夜之间就由领袖变革实现了国家转型。但这样的国家转型最大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就是制度转型了,国民精神却没有转型,因为缺席了国家公民精神培养教育的关键过程。至今俄罗斯民众内心的沙俄帝国情结依然浓厚,普京对外的胡作非为不是一个人在胡搞,而是得到国家杜马和国民意志支持的,这就是国民整体缺乏治己精神的典型表现,把能欺负他人或他国当光荣而不是耻辱。同时,由于对强人政治的传统依赖情结,对普京个人英雄主义的国民崇拜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居然有议员提案储存普京的精子,整个国家也都放任普京变着花样搞独裁,不但放任,而且为了普京能一直独裁下去,国家杜马还主动犯贱修改宪法让总统任期从五年到七年,这就是国民整体缺乏治国精神的典型表现,习惯被人虐的快感的确可以减少自己很多麻烦。转型前后,俄罗斯国民都在打酱油,可以笃定,俄罗斯民众必然会为自己的酱油思维付出必须的代价。

与之相反,台湾转型就不一样。尽管临门一脚的确是蒋经国居功至伟,但为了他最后一脚,台湾人民连续付出了四十年的公民运动代价,是数以万计的血泪之躯不屈不挠的抗争,宪政之路才铺垫到蒋的足下。也正是这个举步维艰的抗争过程,培养教育了像今天民进党等众多公民运动的民主社团,台湾民主精神的公民意识已经彻底发育成熟,小美国之称名至实归,所以我们看台湾大选几乎与美国别无二致。其他如印度、韩国、南非和缅甸等国的转型之路基本如出一撤,都在转型过程给予了国民刻骨铭心的民主精神塑造,任何一个民选领袖也别再想有专制轮回的可能,否则,太阳花运动就会遭遇辣椒水、坦克装甲的伺候。因为转型过程国民没有犯贱,转型之后再想犯贱也很难。

国民犯贱不犯贱,俄罗斯和台湾的转型就是两面镜子。讲到这里,也许你会疑惑:"难道硬要流血转型才算不犯贱吗"?那倒不至于,无论流血还是不流血,塑造民主精神这一关怎么也逃不掉,尤其是对于被专制奴化数千年的国民来说,这一关远比国家转型和民主制度本身重要千百倍,因为这国的国民早就将犯贱内化成快乐的基因,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完全在比拼谁更犯贱,问题是还不知道自己在犯贱。

学会塑造自己的民主精神,既是真正醒来的标志,更是我们施与启蒙开智的榜样力量,尤其是不再寄望将转型责任托付给强人或推卸给弱者的坚强信念,这是个人民主精神塑造成熟的分水岭。LXB、XZY、PZQ、GY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三君子等,就是当代中国民主精神的先行丰碑。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笔者建议,在生活方式上循序渐进地三步走:

第一,培养自由信念美感。

自由信念加民主精神就是公民意志,没有对自由平等的强烈渴望,就不可能有民主自治的意志保障。什么叫自由美感?就是在平等价值观中追求超越自我的幸福,而不是在等级比较中猎取超越他人的快乐。简单说,就是要坚决摒弃恃强凌弱的快感,培养护弱扬善的美感,学会把自己的强势或优势当做为自由接力的宝贵资源,而不是当做践踏自由的等级工具。在民运圈一些半醒不醒的民逗有一个极坏的恶习,一方面,喜欢谩骂、厌恶、嘲笑身边没有醒来的"愚民、猪民、奴民",把"他们"当做阻碍转型的绊脚石,却从不责怪"我们"努力不够;另一方面,又把转型的风险得意洋洋地转移给预期经济崩溃的弱势饥民,而把自己粉饰成启蒙开智的先行导师。这哪里还有一点自由信念的美感?

第二,国家好坏与我有关。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个伪命题,国家无所谓大小强弱,但国家一定有好坏之别。提供自由还是践踏自由?就是国家好坏的分界线,这好坏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不要问祖国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祖国做了什么",林肯这句振聋发聩的国家个人使命感,已经早被民运派当做"爱国鸡汤"唯恐避之而不及,其实这是对林肯的误解。如果把国家看做自由的港湾而不是专制的摇篮,林肯这句话的正解就是:不要问国家为你提供了多少自由,而要问你为这个国家的自由做了多少努力。本质上,这句话是林肯在鼓励每一个公民敢于对一切践踏自由的野蛮专制说不的励志箴言。说不,也许你我在行为上也有点为难,但时时谨记在内心应该没问题。前不久,一位自诩民主派的人士对我说:"看你的文章就知道你对这个国家有一种气"。我特么奇怪了,只要人性犹存,对这样的国家还不升腾天地正气,难不成你还每天享受这个国家?

第三,让恐惧悄悄地走开。

转型的艰难在于专制的野蛮,野蛮的无底线让人人都有恐惧感,这很正常。但有一点我们笃信,当人人都心生恐惧时,制造恐惧的他们将比人人更恐惧。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在恐惧中输给他们千万次,但他们只能在万千恐惧中等待我们赢一次。我们的恐惧是将来控诉他们的法堂罪据,他们的恐惧是鼓动我们奋勇前进的交响曲。我们一旦放下恐惧,他们就只能戴上面具,没有恐惧就没有犹豫,撕下他们的面具,这是上帝安排我们开垦最后一块蛮荒之地的最高荣誉。  


——读者推荐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保障大学校园言论自由(附美国之音报道)

 保守主义评论 保守主义评论 


  • 本文译自《福克斯新闻》

  • 原标题:Trump signs executive order to promote free speech on college campuses

  • James Li 译,约1200

  •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

 

周四,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推广大学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并威胁撤销那些不保护这些权利的大学的联邦研究拨款。

 

"我们在这里开启一项历史性的行动,来保护美国学生和美国价值观,"特朗普说道,签署仪式是在保守派学生活动分子的陪伴下进行的。"他们一直遭到围攻。"

 

"在言论条例、安全空间(safe spaces)、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s)的幌子下,这些大学在试图限制自由思想,强制思想统一,并禁止今天在这里的杰出青年发声。"

 

一位高级官员说,这项命令指导12个发放经费的部门与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协调行使自己的权威,确保收到联邦研究与教育经费的机构在推广言论自由与问询自由。白宫官员说,这涉及350亿美元的经费。

 

寻求资金的公立大学需要证明他们执行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适用于他们。私立大学在限制言论方面有更多的灵活性,需要致力于自己的制度规则。(译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内容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尽管大学收到了纳税人数以十亿计的资助,但很多学校正在越来越敌视言论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特朗普说道。

 

特朗普在上月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宣布,即将推出一项法令,当时他说,该指令将要求高等院校支持言论自由,除非他们不想得到联邦研究资金。

 

他把海登·威廉姆斯(Hayden Williams)请上讲台。这位保守派活动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校园的招聘台工作时遭到袭击。视频被迅速传播,保守派援引该事件证明:保守派在校园面临压抑乃至时而暴力的环境。



"他为我们每个人挨了一拳,"特朗普这样说到威廉姆斯。"我们决不能让那种事再发生。在与海登近距离交流过后,这里有一条好新闻。他会成为一位富裕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想要我们的钱,而我们给他们数十亿美元,他们必须要让海登这样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年轻人和老人发声,"特朗普说。"言论自由,如果他们不允许的话,将会付出高昂代价。这项命令很快就会签署。"


脱口秀主持人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将在即将推出的一项纪录片《没有安全空间》中现身。周四,他说:"可悲的是,在一个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国家——将言论自由写进建国文献的国家——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居然成为必要。但,这全是拜左派所赐。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停止大学校园对非左派的不宽容,做到拨乱反正,我们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安·柯尔特(Ann Coulter)与本·夏皮罗(Ben Shapiro)等保守派评论家在试图去大学演讲的时候都遭到了敌视的氛围——尤其是伯克利,在那里柯尔特被迫取消了演讲,而夏皮罗面对的抗议需要用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来对付。

 

白宫官员没能提供具体的大学如何丢掉资助的例子,他们说,实施细则会在接下来几个月最终确定。 


阅读原文  


附:

向保守派示好 特朗普签行政令要求大学保障言论自由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大学重申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否则将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这一命令是对保守派的支持,他们称自己的声音在自由派校园被压制。但公民自由活动人士担心此举是出于政治目的,并认为这与特朗普自身对言论自由的攻击相矛盾。

2017年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暴力抗议活动,迫使该校取消了一名极右翼人士的演讲安排。随后,特朗普总统威胁要撤回联邦资金。

一名保守派活动人士在伯克利校园招募学生时,脸上被人打了一拳,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拥抱了他。

当时,特朗普承诺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校园支持言论自由,否则将面临惩罚。星期四,他签了这份命令。按照这项命令,大学在接受联邦研究拨款时必须认证其政策包括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支持。

他说:"如果一所学院或大学不允许你发言。我们不会给他们钱,这很简单。"

这一命令被视为向保守派示好。保守派表示,他们的声音在自由派倾向严重的校园里被压制,一些学校因为学生抗议而阻止了演讲者。

其中许多人被邀请参加签字仪式,包括一名反堕胎活动人士艾伦·惠特曼,这位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的学生说,她受到了学校官员的骚扰。

她说;"我见证了我所在的'学生反堕胎'组织在校园做出的努力,拯救了许多生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我试图表达我的信仰时,我会面临敌意。"

这一命令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为了获得联邦研究经费,大学已经同意保护言论自由。

公民自由活动人士担心,此举有政治因素,目的是争取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者。这也与特朗普对言论自由的攻击相矛盾,包括将不利于他的新闻报道贴上"假新闻"的标签以及抨击在国歌响起时跪下抗议种族不平等的橄榄球运动员。

第一修正案中心的拉塔·诺特说:"这很虚伪。再说一次,我不认为只有总统是虚伪的,但我确实认为,考虑到他过去做的所有声明,说他是因为对言论自由的信仰而支持这一行政命令,似乎有点虚伪。"

该命令没有具体说明联邦机构将如何或通过何种标准来确保学校遵守规定。

诺特说:"执行时会存在危险,法案的政治方面可能会出现在各种案件中,这些案件会被提交给任何一个委员会来执行。"

但法案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特朗普急于采纳保守派的优先事项,后者称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攻击。


吴子罕: 年少不懂段祺瑞,如今方知北洋虎!

 吴子罕 精英读刊  

2018年我路过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拍摄的路人驻足照片,此地也是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地。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相信大家都能记住这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吧,此文节选自中学语文鲁迅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也就是这篇文章,让我们从小恨上一个人:段祺瑞。

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政府向请愿的学生开枪,造成了三一八惨案。

当时读了《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很多人把段祺瑞骂了个狗血喷头!

等许多年后我才明白,段祺瑞不是民族罪人,还是民族英雄。

段祺瑞以一已之力多次救国家于水火,三造共和,居功至伟。

在1924年,为庆祝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学生举办了一个国内大人物票选活动。

结果出人意料:

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位居第一位,新文化革命领袖陈独秀位居第二,大教育家蔡元培居第三位,而并列第四位的是:大文学家胡适和大军阀段祺瑞。

原来,段祺瑞是当时年轻人心中的大英雄、大偶像。

结果在这个票选一年后,1925年孙中山逝世,

两年后,也就是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向学生开枪。

两年间,段祺瑞从一位学生偶像,沦落成千夫所指的对象,

如此强烈的反差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一切,还得从段祺瑞这个人说起。

 

01

一切的开始


公元1882年的一天,清军管带段从德换好衣服,正在榻上吸烟,这时,迎来一个不速之客。

这是一位穿着单薄,风尘满身的年轻人,大约17岁,他一见到段从德就"扑通"一声跪下:

"叔父大人,给你磕头了。"年轻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合肥口音。

"伢里!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投奔叔父大人的。"

"谁和你一起来的。"

"就我一个啊。"

段从德不大相信地咂了一下嘴,又问:

"你是怎么来的?"

"走来的呀。"

"步行?"

段从德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从合肥到这里两千多里路,且又是兵荒马乱的世道,一个小孩子居然独自一人步行到这里,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伢哩!——够种!"

于是段从德收下这位步行了两千多里路前来投军的侄子。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十几年以后,就是这个从合肥乡下出来的年轻人会成为赫有名的北洋大将,成为民国总理,成为中国执政府的元首!

历史会记下这个名字,伴随着耻辱,伴随着荣耀,这位年轻人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

他的名字叫段祺瑞。

 02

文武双全段祺瑞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教育普及不高的清末时期,段祺瑞是当时全中国学历最高的人之一。

1885年,这一年段祺瑞刚好20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这一年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陆军武备学堂,该学堂聘德国军官为教官,面向全国招生。

结果段祺瑞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洋武备学堂。

如果说段祺瑞是当时中国的文科状元的话,那他同时也是文武双全的状元。

段祺瑞在进入学堂之后,分配在炮兵科学习,

他练得一手好枪法,打靶时,百发百中。

据说有一次李鸿章去学堂视察,观看炮科实弹演练。

地点在海上,但恰逢天气不好,海风大,还下起了小雨,海上活动靶跳动不止,忽隐忽现,射靶难度提高了好几倍。

在段祺瑞之前,一连好几个学生打靶脱靶,李鸿章脸色很难看。轮到段祺瑞打靶,"轰"的一声,打中!接着"轰轰"两声,又全中了!

李鸿章招手把这个年轻人叫到身边,并询问姓名。这一问,李鸿章就将"段祺瑞"三个字记在了心上。

四年后,清政府选派学生赴德留学,结果段祺瑞以优异的成绩被获准到德国留学。

在民国那个文盲遍地的年代,因为教育不普及,诞生出很多像张作霖这种腹无诗书、粗鄙不堪的军阀与官员。

而段祺瑞是那个年代的一股清流,文武全才,是全国仅有的几名"海归",这为段祺瑞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03

崛起


1893年,段祺瑞学成归来。

1894年,爆发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被日本打地节节败退,因此国人对旧军彻底失望,开始训练新军。

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创立一支新式陆军,段祺瑞任这支新军的野战炮兵部司令。

在这支部队里,他有几个老同事名叫冯国璋,吴佩孚,孙传芳。

是不是觉得耳熟?

没错,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的超级军阀大佬。

对了,段祺瑞所在的这支军队叫做北洋军队。

他跟同事冯国璋与王士珍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北洋三杰"。


北洋之龙 王士珍(左)北洋之虎 段祺瑞(中)北洋之狗 冯国璋(右)

1896年,段祺瑞31岁,作为一个大龄男青年,他被家里人催婚了,袁世凯作为他的好哥们,送他一张银票,作为"区区薄贺",将段祺瑞感动的要死。

此后段祺瑞感袁世凯知遇之恩,一直为他效忠。

袁世凯也是爱才之人,一路提拔段祺瑞,到了1911年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升任北洋军第一军统,获得了北洋军的最高指挥权!

也就是在这一年,位高权重的段祺瑞迎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04

一造共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形势一片混乱,许多部队纷纷改头换面拥护革命。

革命气势如虹,南方已解决,只剩下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方。

在"南北和谈"中,逼迫满清贵族交出权力、溥仪退位,成为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但在众多人的劝说下,末代皇帝溥仪拒不退位。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很多人选择观望,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清王朝最后的拼死反扑。

这时候,46岁的段祺瑞挺身而出:你们不敢来,我来!

于是段祺瑞联合42位将军,及40万名士兵要求清帝退位,震动朝廷内外。

在段祺瑞等人的努力下,1912年,清帝退位,中国延续2000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终于结束了。

当时街头巷尾都在传:"段大帅歪歪嘴,发发电报,就把大清给推翻了。"

此乃段祺瑞一造共和之功。


 05

二造共和


袁世凯(左)和段祺瑞(右)

大清灭亡之后,袁世凯出任第一届中华民国总统,段祺瑞则出任总理。

1915年,袁世凯心痒痒想过把皇帝瘾,四处宣传他是"真龙天子",他的称帝之心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

作为一路提拔段祺瑞的恩人,段祺瑞也很纠结到底该不该反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段祺瑞站在民主共和这一边。

段祺瑞多次去中南海,苦心劝告袁世凯,无奈袁世凯铁了心要称帝,根本听不进段祺瑞的话。

最后,不得已,段祺瑞说:"袁公于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反他,但必反帝制!论公,我死不参与,论私,我只有退休!"

在大是大非面前,段祺瑞有自己的立场,公私分明,并不糊涂。

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不顾众人劝阻,在天坛祭祀,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那天,所有官员与北洋军的旧部都前来祝贺袁世凯,只有段祺瑞除外。

袁世凯称帝之后,段祺瑞称病辞职,袁世凯多次邀请段祺瑞出山再度主持大局,但段祺瑞统统拒绝了。

1916年3月,在家"告病"的段祺瑞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袁世凯打来的,原来袁世凯已经病入膏肓。

接完电话,段祺瑞直奔袁府。袁世凯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往日威风荡然无存。

段祺瑞弯下腰,对病床上的老友袁世凯说:

"大总统若肯取消帝制,从今以后,善后事宜,自当努力为之。"

袁世凯称帝之后,众叛亲离。弥留前,袁世凯通令全国,正式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彻底撒手西去。

老友逝世,段祺瑞悲痛不已,下令厚葬袁世凯,拨款五十万元作为丧葬费,并亲自为他守灵,送走老友的最后一程。

君子之交,政见不合时挥手而别,再见时依然坦坦荡荡。当往事已去,剩下的就只有宽恕和包容。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本可以出任总统,作为北洋军阀的老大,这是众望所归的。

但段祺瑞不恋权力,为了平息了南方革命军的反对声音,段祺瑞推举黎元洪任大总统,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此为段祺瑞二造共和之功。

 06

三造共和


袁世凯死后,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北京内部政斗激烈,整个中国前途未卜。

总统黎元洪为了集权,免了段祺瑞总理的职务。

但黎元洪只是一个粗鄙不堪的军人,哪会像文武双全的段祺瑞一样治理国家大事?

结果段祺瑞一走,局势就彻底失控了。

张勋率着辫子军入京,北京被插上清朝皇旗,改天换日,荒谬不堪。

总统黎元洪自己都快被赶下台了,不得已,重新将段祺瑞拉回来主持大局。

段祺瑞之前收拾过袁世凯那个烂摊子,现在又不得不收拾黎元洪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但段祺瑞不计前嫌,身为北洋军阀老头领,他迅速重整旧部与各路军队,调兵遣将,直逼京师。

在多次劝解张勋无果之后,段祺瑞攻入北京,赶走张勋,结束帝制复辟的荒唐局面。

段祺瑞第三次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后人称赞他:三造共和。

 07

"六不总理"


段祺瑞一生清廉,两袖清风。在位总理期间,清廉,朴实,检点,不收重礼,不蓄私财。

江苏督军齐燮元给段祺瑞搬来一扇玛瑙宝石屏风,姨太太们喜欢得不得了,结果第二天段祺瑞就叫人原封不动搬回去。

段祺瑞一生只"贪污"过两样东西:冯玉祥的南瓜和张作霖的鱼。

据说,冯玉祥经常给段祺瑞送礼,给总理"意思意思",但段祺瑞一直不肯接受这个"意思意思"。

最后,气急败坏的冯玉祥给段祺瑞送去一个大南瓜,暗指段祺瑞南瓜脑袋——不开窍。

收到南瓜,段祺瑞不但不生气,将南瓜一刀劈成两半,自己留下半块,另外半块又让人给冯玉祥带回去。

而张作霖明白段祺瑞为官清廉,不愿收贵重的东西,于是派自己的副官给段祺瑞送来两条鱼,段祺瑞不肯收,张作霖的副官一再恳求,才让段祺瑞收下这两条鱼。

与张作霖这种拥有豪车豪宅的军阀不同,段祺瑞一生没有购置过房产,当了一辈子租客。

在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去世以后,袁世凯把自己的义女张氏许配给他,顺便带了一套四合院作为嫁妆。

但段祺瑞和张氏夫人在里面也没住上两年。

原来,这套房子当初是袁世凯打牌赢过来的,可是当初忘了向房车索要房契,袁世凯死后,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找段祺瑞来收房子。

段祺瑞二话不说,立刻搬了出去。

他的总理气度可见一般,决不与民争利,更不贪污腐败。

民国有人说段祺瑞:有容人之心,更有成人之美,是为君子也!

段祺瑞在任时,定下六个规矩: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

人送段祺瑞外号"六不总理"。

08

血之句号


段祺瑞身在动荡黑暗的权力江湖,尽管身居高位,却一生清正廉洁,造福于民,堪称为官楷模。

但是,这一切本可以为后人津津乐道,流芳百世,却在那声枪响中毁于一旦。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这篇《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记录了三一八惨案,更记录了段祺瑞的人生转折点。

1926年,这一年段祺瑞61岁,正是即将退休的年龄,他本来以为他的执政生涯将会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却没想到是一个带血的句号。

这一年,段祺瑞出任国家总执政,虽然明面上掌握一切权力,但他的军阀部下却是阳奉阴违,各路军阀大打出手,国家处于一个严重分裂的状态。

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大沽口守军炮击日本军舰,日本等国认为违反《辛丑和约》,对北洋政府提出抗议。

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在北京发动学生运动,进入天安门抗议帝国主义,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

游行示威到达段祺瑞执政府前时,学生与卫队发生冲突,爆发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

段祺瑞当时不在执政府里面,从未下令枪杀学生。

在事先,段祺瑞还严格警告卫队旅不得开枪:"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嘴"。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段祺瑞一生清正廉洁,不贪不抢,刚正不阿,从未卖国求荣,但这件事成为他一生的痛。

段祺瑞在得知惨案发生后,曾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辞职下野,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而这个誓言,在他病危时医生一再劝他开荤增加营养,他都不曾动摇,直到去世。

1934年春天,段祺瑞胃溃疡发作,引起胃部出血,被送到医院治疗。由于段祺瑞身体虚弱,医生家人纷纷劝他开荤,以加强营养,段祺瑞断然拒绝:"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09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晚年段祺瑞

1936年11月1日,71岁的段祺瑞突然胃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急救。

临终前,段祺瑞叫来家人和旧部,写下遗嘱。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在这份遗嘱中,段祺瑞向政府与人民提出"八勿"之说,以警示后人: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这"八勿"是良好的治国与为官之道,哪怕对今天的中国依旧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写完遗嘱,71岁的段祺瑞撒手西去,结束了他纷纷扰扰的一生。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头领,其他军阀尊称他为"老师"。他的落幕标志着中国十七年军阀混战时代的落幕,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彼时,1936年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中国人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段祺瑞这一生处处充满着矛盾:

段祺瑞戎马一生,却无法为中国带来真正的和平;

段祺瑞一生三造共和,可他至死也未能看见中国走向共和;

段祺瑞一生清廉,为官端正,本以为最后能落个美名,却没想到是骂名。

民国大思想家梁启超这样评价段祺瑞:"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段祺瑞虽生乱世却坚持道德保守,虽遭遇坎坷却不忘初心。在国家面前,兢兢业业,在权力面前,临危不俱,在女色面前,坦荡磊落,不掩君子本色。这不正是古训"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吗?

这才是真正的"北洋之虎"段祺瑞!

给作者加个鸡腿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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