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9日星期一

沉雁:像魏杰这样的伪劣专家有多少?


像魏杰这样的伪劣专家有多少?

|沉雁

 

昨天下午我很惊诧我的一个微友发来两条消息,一条消息是《魏杰在西湖大学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的演讲》的文章链接,第二条消息是微友自己说"我总感觉他有点昧着良心说话"。我打开链接迅速浏览完后,就回了一句"又臭又长"。

我为什么要这么兴奋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兴奋于我的微友们在认知上的惊人超常。但凡看完魏杰这篇演讲的人能说出"他有点昧着良心说话"的感觉,不但说明他看懂了,也说明他的内生道德已经非常OK了。什么叫内生道德?就是条件反射一般凭直感区别出是非黑白。我写文章就是这样,完全凭我直感判断是非,直感舒服就是道德的,直感不舒服就是不道德的。

为什么我要命题魏杰是伪劣专家?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不论是学富五车还是著述等身,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只有一个标准,看他分析问题的道德立场如何?如果道德立场本就站歪了,那他所有的分析都没有任何真理的意义,不是伪劣又是什么?

话不多说,我们先亮实锤。魏杰在讲完六个经济现象后,就进入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分析,那他是如何定性基本面的呢?请看下图。魏杰定性"基本面没问题"。

什么叫基本面?我们不扯那么多专业知识,说俗气一点好懂。在乌鸦的世界里,洁白的羽毛肯定就不属于基本面,而是属于异端。由魏杰的逻辑推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话,那美欧日韩的基本面一定就出了大问题。你们说是不是?可想而知,魏杰脑子里的道德基本面已经乌鸦到了何等程度。

接下来魏杰就开始论证他的"基本面没问题",他讲了五点没问题,包括发展动力强劲,市场单体最大,工业门类最全,交通便捷优势,和改革意识坚决。我重点说说他的前三点,因为第四点就是莫名其妙,第五点我不敢多说,说了也许大家就看不见文章了。说他前三点就足够了,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入魏杰的伪劣内心世界。

第一点:发展动力强劲。魏杰所谓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幺蛾子呢?且看下图划红线。

他认为"致富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他还特别强调,"越是中下层越是致富欲望越强烈"。仅凭这一单认知,这样的专家就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脑子里装的不是脑髓,而是猪板油。

早在今年大年初一,我就针对张鸣教授的《恭喜发财》写了一篇《恭喜发财,不蠢也坏》,收录在我《旺旺春声》文集的第24篇。我不是故意抬杠,而是真的有话想说,因为我没想到张鸣教授也是认为"致富欲望是经济发展动力"。说明这种认知在中国学者界是一个广泛的共识,这是多么荒唐而又伪劣的学者界。

作为小家庭来说,个人致富欲望确实是家庭经济发展动力,这一点没问题。但是,这只能针对小家庭而言。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也把个人致富欲望当做一种国家发展动力,那不但荒唐,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国家经济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普世常识,那就是国民创造力。创造力来自于什么?来自个体能潜能释放。个体潜能人各有异,不是每个人的个体潜能释放都有钱赚,恰好相反的是,大多数人的个体潜能释放都没钱赚。然而,经济发展动力恰好就来自看起来没钱赚的个体潜能释放。

譬如,保罗艾伦怂恿比尔盖茨退学哈弗去创业微软时,哪有什么钱赚?两个纯粹就是编程发烧友。他两个小年轻压根就没想到后来会这么招摇世界。美国的经济发展动力之所以这么强劲,秘密就在这里,给每一个人创造释放潜能的机会。

美国有成千上万的类似比尔盖茨的五花八门的发烧友,但成功的也许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都不到,作为国家来说,你必须保证那99%不成功的发烧友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上学不愁看病,这才叫经济发展动力。

如果普通老百姓不明白这些常识没关系,但如果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也不明白这些常识,不用伪劣形容还能用什么形容呢?

为什么说将个人致富欲望当做国家发展动力是一场灾难呢?

因为,如果这个发展逻辑成立,那么,人人都有致富欲望就是国家最强劲的发展动力,你们说是不是?试问,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人人都有致富的欲望?如果答案是确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美国那边一声吼,这边经济就抖三抖呢?人人致富欲望形成的发展动力去哪儿了?灾难就在这里。譬如,别人一断供,你这里投资几百亿的企业就打水漂了,你还好意思说你有发展动力么?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正是因为把个体致富欲望当做国家发展动力,所以就鼓励全民人人竞拼致富欲望,洪荒灾难就是这么来的。我在去年底的一场西湖聚会上,就给在场众多官商做了一次即兴演说,后来写入了我的一篇文章《从杨保德到茅侃侃,功名脆断相约黄泉》,收录在我《旺旺春声》文集的第12篇。其中有这样一段演说内容值得重复,当时完全是临场想起来的。

"一个国家人人都开启了致富欲望,这不是开启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开启了一个国家的bengpan模式。如果穷人和富人都在想致富,穷人能想过富人吗?百姓和官员都在想致富,百姓能想过官员吗?没文化的和有文化的都在想致富,没文化的能想过有文化的吗?你们来说说,最后的发展动力来自哪里?当然就是来自穷人、百姓、没文化的一群人,只有他们才是发展动力的接盘手,因为他们今天不劳动明天就可能饿死。这不是bengpan模式又是什么?"。

魏杰说"尤其中低层的致富欲望很强烈,说明发展动力基本面就是好的"。来看看下面这个视频,这就是底层强烈的致富欲望,难道这是国家发展动力?你就知道魏杰说这话是多么的脏,他的灵魂是多么low。


魏杰的基本面没问题的第二大鸡血是"市场没问题,单体市场全球最大"。那我就只能更加呵呵了。

市场有没有问题,好像不是魏杰那样自信,只须问问这世界有多少国家愿意将我们的市场列为市场经济的市场?如果这样的市场还没问题的话,那美欧日韩的市场肯定就是大问题。魏杰冲口而出"市场没问题",你就知道他的脑子已经出了好大问题。

也不知单体市场大小与经济发展动力有何关系?在我看来,单体市场大小与发展动力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那日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发展动力,北欧和众多东南亚小国更不应该有发展动力。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魏杰对"全球化"这个概念根本没有感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本国人口多未必是本国的发展动力,完全可能是为别国做嫁衣的发展动力。本国人口少也未必就没有发展动力,如果经济足够自由,再小的国家都可能充分利用全球的劳动力。这道理太简单,就无需多说。只能说这国的专家实在不堪一提。

魏杰的基本面没问题的第三大鸡血是"工业门类最齐全"。呵呵,再也没有比这更搞笑的了。

如果认为门类齐全就是发展动力的话,那像新加坡、新西兰和一些小国家早就该歇菜了。如果门类齐全就是发展动力的话,那我们政府的发展动力当仁不让应该世界第一,因为再也找不到一个国家比我们政府辖下部门更齐全的了。别人一个市政厅就一个公共厕所那么大,我们这里一个乡政府可能都是巍峨耸立的绵延裙楼,谁的发展动力大?看来魏杰真没出过国。

魏杰教授的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教育都是在西北大学,这个大学的经济学是非常劲道,张维迎教授也是出自西北大学,似乎年龄也差不多大,但为什么一个是伪劣专家一个又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呢?这说明,一个人的道德智慧不完全取决于读书多少,不得不相信上帝有偏爱。但不幸的是,上帝垂青这国的专家实在稀罕,所以才让伪劣专家满大街乱串。伪劣专家们自己倒是吃得肥头大耳,只可惜,误导了天下才俊,祸及了天下黎民。


——微信号 Chenyan4698

德国:海参崴可痛? ( 易明)

 静观风云 6月1日


海参崴?难道跟德国人有关系吗?


如果说没关系,也的确没关系;如果说有关系,也多少有关系,因为,德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海参崴之痛!


海参崴,是俄国想方设法从中国手中夺取的东方出海口;在俄罗斯万里之外的领土西端,也有一个从德国手中硬生生夺来的西方出海口,加里宁格勒——俄罗斯西方的"海参崴"!


加里宁格勒,这个俄国名字仅仅只有70年,而它历史上的赫赫本名是:东普鲁士。现在的加里宁格勒,人口几乎全是俄罗斯人,正如海参崴曾经的几十万华人人间蒸发一样,而在七十年前,这里的主人德国人也消逝了。

 


这里,很早就是普鲁士人的定居点,1225年,条顿骑士团建立起了一个要塞——哥尼斯堡,以纪念波希米亚国王,城市也因此得名。此后的数百年间,这里先后被条顿骑士团国、普鲁士公国和东普鲁士定为首都或首府,城市历经波折,但却是地地道道的普鲁士城市。这个地区在二战后被前苏俄吞并之前,作为统一德国的一个州,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

 

哥尼斯堡曾是普鲁士公国的首都,也是最大港口,城市繁荣,文化发达,是近代中欧的学术中心,诞生了很多世界级的学术人物,比如哲学家康德、数字家哥德巴赫,物理学家基尔霍夫,霍夫曼、达维德•希耳伯特都曾在此生活过。而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被数学家欧拉破解。

 

哥尼斯堡作为德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在德国国家形成和统一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到二战时期,哥尼斯堡人口达到37万,很早就开通了电气化铁路,是一座高度商业化的繁荣城市。哥尼斯堡西临美丽的维瓦斯湾,北有漂亮的库尔斯沙嘴,远望波罗的海。周边森林密布,环境优美,是欧洲著名的花园城市。

 

哥尼斯堡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俄国人对它的渴望,它紧临波罗的海,有了它,俄国人就可以通过波罗的海自由出入大西洋。垂涎已久的俄国,数百年来,都很难有机会用武力战胜强大的日耳曼人,二战后期,随着希特勒的战败,它终于盼到了历史性机遇。

 

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英美在争取与日本有友好条约的苏俄参加对日作战时,斯大林趁机提出了对东普鲁士在内的东部德国的领土要求,其时的杜鲁门和丘吉尔,连自己的盟友、战胜方的大国——中国东北蒙古的领土主权利益都可以出卖给斯大林,对于战败者的德国,自然就更没有什么顾忌了,于是,以波茨坦公告的形式,确定了这块土地的权利转移。并通过把德国东部划给波兰、再把波兰东部割给俄国的方式,切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的陆地联系。

 


俄国人终于合法吞下了这块土地,但是,它的吃相却依旧一如既往地难看!按照俄国人的惯例,只要土地不要人!来自低级文明的破坏者,往往是不在乎什么文化的,他们需要的只是纯粹意义上的土地。也正是在二战中的前几年,趁中日大打出手的时机,俄国人乘人之危,丝毫不给盟国中国面子,背后出刀,对已经吞并的海参崴在内整个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进行了种族清洗,数十万华人就此人间消失。现在,对于战败者德国,俄国人就更不用去考虑其他什么人道、文化之类他们不屑一顾的东西了。

 

哥尼斯堡德军投降时,约有10多万德国百姓幸存,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在俄国人的社会主义阳光下,仅仅三年后,残留下来的德国人大部分就死于疾病、刑讯和饥饿。1949年到1950年,最后幸存的2万德国人,被俄国人全部驱离哥尼斯堡。这些德国人,要么被遣返至盟军占领区,要么发配至西伯利亚古拉格,在那里,多半死于疾病和饥饿。

 

至此,东普鲁士的德国人完全被俄罗斯人取代,德语也被俄语取代。成为苏联最西部的领土之一,俄国人把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总部设立于此。在冷战中成为重要的战略地区,是威胁进攻北约西欧的前沿攻击堡垒。不知战时的欧美左派政客们,彼时有何感想。

 


1946年,俄国人把这块土地改名为加里宁格勒。相对于把中国的海参崴改名为征服东方(符拉迪沃斯托克)——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蔑视和土地野心!俄国人对德国还多少留了点客气、没有那么露骨。毕竟,几百年来,德国都是他们的主要文明来源渠道,其时他们热捧的政治偶像,也还是德国人马、恩呢!而对于文化被输入、还把俄国人的转手欧洲文化作为追捧目标的中国人,就完全没有必要留什么脸面了。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俄国人甚至都无需一次正式的宣战,就能从中国割占数百万平方土地;无论俄国人多少次如何愚弄欺辱中国人,百年来,中国社会也从来不缺少大把追捧亲近俄罗斯的粉丝人群!就在5月18日,正被文明世界围堵中,急需中国帮助和输血的俄罗斯,居然还公开在中国南海海域与越南联合开采石油!国家层面外交部都已经出面表达愤怒与不满了,但是,大家看看我们朋友圈的民间舆论,有多少关注的眼光?有多少抗议反击的声音?如果主角换了是印度、欧美国家呢,又会是如何要打要杀的滔天声浪!?

 


欧洲有两大城市的丢失,被广泛视为是欧洲文化史上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一是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后,改名伊斯坦布尔,千年罗马文明的积淀被破坏抹灭;而另一个,就是哥尼斯堡,因为斯拉夫俄国的侵占,这个城市失去了数百年科技与文化活动的活跃迹象、丢掉了中部欧洲文化堡垒的地位,沦为纯粹的俄罗斯人聚居城市,一个低一级文明国度的出海港口而已。

 

今天的加里宁格勒,经过俄国人70年的建设后,经济不仅远落后于母国德国,即使与刚脱离俄国人控制仅仅20多年的邻国波兰和立陶宛相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不足人家的一半。


这块距离俄罗斯本土数百公里的飞地,在波兰立陶宛等与俄国有着深刻历史仇恨与厌恶感的邻国包围下,在贫穷没落中挣扎。克里米亚危机时期,曾经有人断言,尽管这里全部是俄罗斯人,如果德国也照搬普京的方式,要求公投,这里的俄国人也会毫无悬念地放弃莫斯科、选择加入德国,而且,不需要任何操纵造假。毕竟,这里的俄国人清楚,他们自己与德国的距离有多远。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记得钓鱼岛、记得藏南,但记得海参崴的时候,似乎不多,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也不突出;不知道德国人是不是和中国人一样,已经忘记了对自己有鲜明文化意义的东普鲁士,忘记了康德和哥德巴赫?70年后,被分隔成东西两国的德国已经重新统一,成为了欧洲最强大发达的国家,力量对比早已逆转,普京俄国好运气的是,战后的德国,一直是左派势力的天下,对二战后东部大片被俄国割占的土地,一直心态平和漠然。但是,左派不可能永远当道,一旦右派回归社会主流的那天到来呢?俄国人可以抢回自己送出去的克里米亚,德国人就不会想到讨回被强行夺去的旧日首都?


一东一西横跨大半地球的两个出海口,显然并没有给俄国人带来富裕和繁荣,那么,又会带给俄国人什么样的未来呢?70年,不过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而已,北京还被蒙古人据为己有90多年呢!重新崛起的中国和德国,未来,谁更有智慧和手段,谁还会有那份情结和意愿,拿回自己被抢走的家当呢?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德国默克尔总理诡异地赠送了一张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包含了其后被俄割走的400万平方土地);现在,默克尔开始了她的第11次中国访问,中国,会不会回赠她一张东普鲁士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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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文革”究竟怎样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特质?

教师博览 2015-06-23

中国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言行相诡、漠不关心和戾气弥漫之社会风气,显然与新中国建国后在无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行发动的追求意识形态纯洁性目标,并且"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分裂密切相关。

一、引言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无论就理念而言,还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几乎都以"苏联老大哥"为师,因此,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同样追求诸如意识形态纯洁性之类的目标,并导致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结果。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文化规制模式——"批判和压服"也同中国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文化规制模式非常相似。显而易见,中国同样或多或少存在着苏联文化规制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苏联在文化规制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当属那种认为文化规制一定"管用"的文化规制主义理念。当文化规制出现问题时,持这种文化规制主义倾向者通常不会认为是文化规制本身的问题,反而认为是因为文化规制的范围太窄或者强度太弱所带来的问题。在面对危机与挑战之时,持这种文化规制主义倾向者更是很容易将文化规制片面地理解为消极的防范性手段,将消解危机与应对挑战的途径简单地理解为进一步扩大文化规制的范围和加强文化规制的力度。但事实上,文化规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良药,而是副作用很大的慢性毒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典型案例,莫过于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在"文革"前后的变迁。人格特质显然并非单一的某种人格特质,而是许多种人格特质的"组合"。这些人格特质的不同"组合"及其"剂量"变化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了民族性和时代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革命",具有全面规制性质的"文革"可谓中国文化规制主义的"巅峰"①。那么,"文革"对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二、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在"文革"前后的变化

早在19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教授就曾深入调查过"文革"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影响(见表1和表2)。她的研究发现,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0.5%)、仁爱(所占比例为17.0%)、忠孝(所占比例为13.5%)和气节(所占比例为5.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3.5%)、进取(所占比例为12.5%)、功利(所占比例为6.5%),以及私德和屈从(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5%)②。进一步讲,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肯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既有肯定性评价(理智和进取),也有否定性评价(功利、私德和屈从)。这意味着,在被调查对象的眼里,虽然"文革"前的人们不够理智和进取,但也不算功利、自私和屈从。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多勤俭,缺理智。

表1 "文革"前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变化情况(n=1838,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的相关资料整理。

表2 "文革"前后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变化情况(n=1838,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的相关资料整理。

在"文革"中,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屈从(所占比例为15.5%)、欺瞒(所占比例为11.5%)、中庸(所占比例为10.5%),以及私德和功利(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以及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进一步讲,在"文革"中,除中庸外,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否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屈从和欺瞒成为中国人在"文革"中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人在"文革"中人格的低评价,也体现出了人们对"文革"的不满意。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中的人格多屈从,缺理智。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进取(所占比例为19.0%)、实用(所占比例为17.5%)、功利(所占比例为14.0%)和理智(所占比例为9.5%),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2.0%)、仁爱(所占比例为13.5%),以及气节和忠孝(二者所占比例均为10.0%)。进一步讲,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有肯定性评价(进取和理智),也有否定性评价(实用和功利)。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多进取,缺勤俭。

就中国人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人格表现而言,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相对比较良好,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次之,在"文革"中的人格最差。当今社会具有普遍性并且日趋严重的诚信缺失和道德沦丧曾经长期被视为"改革开放"后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然而,从文化规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建国后在较长时期内实施的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压服型文化规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各类"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深深的文化烙印恐怕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这种文化规制模式不仅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面从腹诽之风,而且由于长期高压迫使人们日渐深藏不露。因为这种"批判和压服"式的文化规制模式,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具有普遍性的唯唯诺诺("屈从"③所占比例为15.5%)、欺人瞒众("欺瞒" ④所占比例为11.5%)、忍让求安("中庸"⑤所占比例为10.5%)、损公利己和不择手段("私德"⑥和"功利"⑦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之风,另一方面则使得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等优点和美德。

时至今日,上述历史遗产依然存在并且影响深远。这种压服型文化规制不仅导致了"皇帝新衣"式的社会谎言体制,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风气并导致了个人道德的沦丧。从短期来看,虽然这种压服型的文化规制所取得的"看得见的效果"是思想统一和言论一致。文化规制者"看不见的效果"或者"不想看的效果"则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人们只能人云亦云和面从腹诽,过着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的文化精神分裂的痛苦生活。从长期来看,历时已久的文化高压必然导致压抑和不满的积蓄。所谓"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假设文化规制者只是一味地自欺欺人,不去积极主动地建立一种纾解怨气的长效"出气"机制,那么,这股不断积蓄的巨大能量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产生强度之大孰难预料的悖反效应。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社会的很多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被斩断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⑧。中国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言行相诡、漠不关心和戾气弥漫之社会风气,显然与新中国建国后在无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行发动的追求意识形态纯洁性目标,并且"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分裂密切相关。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⑨

三、结论与讨论

遗憾的是,这种高估文化规制的实际效果,同时大大低估文化规制的负面影响的文化规制主义理念仍旧是指导中国文化规制实践的主流规制哲学。从文化规制史的角度来看,由于文化规制的路径依赖性,这种文化规制主义的影响力在一定时期继续存在,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规制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规制并非单纯的文化管理问题,而是复杂的文化治理问题⑩,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问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变性策略问题。因此,文化规制的关注重点必须是文化规制的长期效果,而非短期性表面化且"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

问题在于,就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而言,很多出于危机感而鲁莽实施的文化规制急招和乱招,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经常以"举棍子"和"捂盖子"的方式压制不同的声音。在很多情况下,文化规制者在事实上默许被规制者心怀不满甚至私下抱怨,但绝不允许被规制者公开表达不满和寻求解决之道。文化规制的"看得见的效果"是言论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视而不见的效果"则是被规制者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这显然会使被规制者的怨气充积,同时导致文化规制的认同危机,净效果就是火上浇油。事实上,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其实正是被规制者的"减压阀"和文化安全的"预警器"。文化规制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追求文化自由是人类天性。人类追求文化自由的力量如同一颗种子发芽的力量,文化规制则如同一块压着种子的石头。而种子一旦发芽,石头是压不住的,种子会破石而出。经验地看,文化规制者的不当规制和文化规制的负面影响都很容易导致文化规制的认同危机,而文化自律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最重要前提恰恰是认同。因此,如果这种危机不能及时得以消解,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文化规制的失灵和文化秩序的失范,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加速走向溃败。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底线的失守和普遍的漠不关心就都是社会溃败的直接表现。

所谓前车之覆,实为后车之鉴。苏联的《消息报》曾经刊登过一则令人深思的报道,说的是一座新建楼房的某个单元居然没有进套间的门。最为吊诡的是,设计师就是这样设计的,工地主任就是这样指挥的,工人就是这样按图施工的。谁都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上述报道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为他们干活"的苏联式幽默。显而易见,这种由于认同危机导致的底线失守和漠不关心所造成的影响显然已经不仅限于精神层面,而且直接影响到了经济层面乃至整个社会层面。诸如此类的现象当然并非苏联所独有,当今的中国社会同样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事实上,在不少文化规制者同时患有短期危机夸大症和长期问题麻木症的情况下,必须更加分外警惕文化规制主义及其所引发的表面秩序井然,实则貌合神离的那种看似形势大好,其实人心大坏的文化规制失灵和文化秩序失范,以及社会溃败现象。

注释:

①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至于"文革"的后果,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②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97页。

③在沙莲香的研究中,屈从的基本涵义是"屈服于权势、欺软怕硬、唯唯诺诺等"。参见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1页(下同)。

④欺瞒的基本涵义是"圆滑、说谎、自欺欺人等。"

⑤中庸的基本涵义是"谦和忍让,不偏不倚,调和适中,忍让求和等。"

⑥私德的基本涵义是"不讲公共秩序,不爱护公物,不顾社会利益,损公利己等。"

⑦功利的基本涵义是"追求金钱、地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

⑧"文革"期间,身处上海的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常常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参见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⑨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3页。

⑩胡惠林认为,文化管理和文化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文化管理是国家对文化行为的规范化;文化治理则是国家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来克服和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参见胡惠林:《国家需要文化治理》,《学习时报》2012年6月18日第9版。

孙立平形象地将社会溃败比喻为构成社会肌体的细胞的坏死和机能的失效。在他看来,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和威胁并非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参见孙立平:《中国亟需社会重建》,《中国改革》2009年第11期。

瓦吉姆·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自由、权力和所有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原载《领导者》2015年4月号、共识网,原题为"文化规制主义与社会溃败现象")


——教师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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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枫:西方不高兴

      2001年9月24日出版的《纽约客》,刊登了几位名家写的命题作文。这些短文每篇七百字上下,谈论的都是刚刚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作家们有表达义愤的,也有表达悲悼之情的,只有苏珊·桑塔格一如既往,猛烈批判了一番。她批判的不是炸毁世贸中心双塔的劫机者,而是"公共人物和电视评论员在沿街叫卖的伪善的胡扯和十足的欺骗"。据桑塔格说,这些骗子信誓旦旦地告诉大众,这场袭击的对象是"文明"、"自由"、"人类"和"自由世界"。但是桑塔格却认为,攻击的目标并没有那么崇高,不过是当今世界上自以为是的超级霸权,而袭击的原因则是美国特定的联盟和军事外交政策。这篇短文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桑塔格的火力虽然集中在美国官方和媒体所谓的"伪善、欺瞒的修辞",但让美国大众愤怒的是,三千多位罹难者尸骨未寒,谁让你批评自己的国家来着?


   这种不合时宜的批判并不少见。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后来这样评论"9·11"事件:"是体制本身创造了这场残酷报复行动的客观条件。它把所有的牌抓在自己手上,迫使他者改变了游戏规则……以恐怖对付恐怖,这一切背后不复有任何意识形态。"这里的所谓"体制"就指美国,或者广义的西方,而"他者"自然就是基地组织。四年之后,2005年7月,伦敦发生了炸弹袭击,将近六十位平民死亡。第二天,法国《巴黎人》(Le Parisien)日报的头版标题为《基地组织惩罚伦敦》,立场和语气都让英国人大为光火。而当时的伦敦市长接受采访时,竟然也胳膊肘往外拐,说:"如果西方政权在一战之后,让阿拉伯国家自己管理自己,那么现在恐怕就不会出现自杀式炸弹袭击了。"(这段中的例子全部引自下面要评论的书。)


   如果场景换成中国,这些为西方的敌人而辩护的西方人,早就会获赠叛徒、汉奸的称号,早就会被网上的口水所汇成的汪洋大海彻底淹没。恐怖分子炸了你家高楼,杀了你家百姓,依常理,你抚尸恸哭都还来不及。可是偏偏就有这样讨厌的知识分子,硝烟尚未散尽,瓦砾还没清理,便已经积极主动地自我检讨起来了。在不恰当的时间,作不恰当的自我批评,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被法国作家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称为西方的"自我鞭挞"(self-flagellation)。

   过度忏悔


   布鲁克纳在2006年出版一书,书名按照法文硬译,大约可译为《悔罪之暴政:试论西方的受虐癖》(La tyrannie de la pénitence: essai sur le masochisme occidental)。这部书在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了英译本,英文标题就直译为:The Tyranny of Guilt: An Essay on Western Masochism。单看这题目,颇为抢眼和香艳。有悔罪(自然也就先有犯罪),有暴政,又有受虐。但论题本身其实非常严肃。标题中的tyranny一词代表独裁专制,在书中特指西方知识界不停地忏悔,像着了魔、得了强迫症一样,要没日没夜地谴责自己、批判自己、凌虐自己。正因如此,新闻记者出身的布鲁克纳要故意使用让人呼吸急促的"受虐"一字。


   西方究竟在谴责自己什么?具体说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像中世纪苦修的修士一样鞭挞自己呢?布鲁克纳说,答案显而易见,原因就是过去五百年间西方对西方之外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从导致上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奴隶贸易,到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从鸦片战争,到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文艺复兴之后走向强盛的欧罗巴,在他们"大国崛起"的进程中,牺牲的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及千百万人的性命。布鲁克纳说,二战之后,欧美有识之士便不断反省、自责,不断为这种强国的原罪而忏悔。即使殖民时代已经终结,亚非拉人民已纷纷独立,西方政府已经有选择地向过去的殖民地道歉,但左翼知识分子仍旧在持续地反躬自省,仍旧沉迷于自我惩罚当中。


   如果这部书要谈西方的悔恨,那么作者在政治上要算正确得不能再正确了。但是,布鲁克纳和桑塔格一个样,都故意要触知识界的逆鳞。他要写的恰恰是一部非常"反动"、政治上彻底不正确的书。西方这种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悔恨,正是他要口诛笔伐的。在他看来,欧洲早已是忏悔的好榜样、道歉的急先锋了。欧洲为了展示懊悔的诚意,几乎可算是三日一道歉,五日一鞠躬,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如今,歉也道了,错也认了,悔也忏了,罪也谢了,历史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欧洲应该挺起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但是,作者发现,在悔罪中沉溺太久的欧洲,已经患上了不可救药的自虐症。不仅仅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落后,而且世界上所有的麻烦、问题、冲突和罪责,欧洲左派知识分子都大包大揽,一古脑担在自己肩上。这种负罪感一旦深植于人们的无意识,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灵戏法,悔罪者便会渐渐迷恋自己的负罪感,将自己迅速变为职业受害者,不仅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罪与罚,更千方百计为自己想象、编织出更多的罪责。作者为欧洲人的心理病变作出了诊断,病症就是:越负疚,越快乐;不道歉,不舒服。结果,负疚感如同专制的暴君一般牢牢控制所有人,让所有人在自责中达到自虐的快乐。这就是本书标题的含义。


   懦弱的欧洲


   如果只是单纯自虐,还不打紧。作者为西方把脉之后,发现这种负疚的游戏已产生了严重后果——欧洲已经偏瘫,丧失了行动能力,特别是匡扶正义、干预世界的政治行动能力。打个比方,比如你闻听得卢旺达发生了种族屠杀,不免心急如焚,急忙勒兵前去阻止胡图族人砍图西族人。但你尚未出城,早有过去被你欺负过的大国、小国堵在城门口。大家齐心协力,对你指指点点,历数过去五百年间你犯下的罪行,警告你忏悔期仍未结束,还鄙视你的轻举妄动。过去的罪孽压在你身上,你只好灰头土脸地退回禁闭室,把自己继续浸泡在悔恨的药液中。


   布鲁克纳要做的,就是要给欧洲吹响行动的号角。他在书中不断高喊:西方已经厌倦了悔恨,听腻了忏悔!过去的罪孽不应该永远捆缚住我们的手脚,遏制我们正义的行动。布鲁克纳号召欧洲从忏悔室、禁闭室里勇敢地走出来,恢复行动的自由、干预的自由、伸张正义的自由。他在全书开篇,就用先知般的语调,发出了这样的旷野呼声:


   西方永远负罪,因此悔过的责任禁止西方阵营去评判、抗击其他制度、其他国家、其他宗教。我们往昔的罪行迫使我们闭嘴。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保持沉默。其次,悔过的责任给那些悔罪的人带来拯救的安慰,以为克制和中立就会给我们带来救赎。不要再参与,不要再卷入当前的事务,唯有一个例外:从前我们压迫过的,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持。(第3页)


   作者对欧洲的前景非常担心,因为他感觉,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非洲、亚洲、近东、全世界都在欧洲门前叩关,他们都想趁欧罗巴在羞耻和自我仇恨中沉溺之时,在欧洲占一席之地"。(第4页)


   还是在全书开篇,作者已然指出,西方已分化成"好西方"和"坏西方"。前者指谦退、不言不语的欧洲,后者自然就指干预一切、插手一切的美国。到了全书最后一章,作者不无嫉恨地将欧洲和美国再次作了对比。他说,欧洲处理国际事务时,满脑子理想主义。过度的反思和悔恨,已让这块旧大陆丧失了行动能力和冒险精神。而美国则不然:负罪、忏悔没有演变为全民运动,只局限于某些校园和民主党左派,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美国冒险、干预的国策。如果我们用拟人法,那么欧洲像一位稳重的老人,不断以内省和反思来折磨自己,因而变得优柔寡断。而美国仍然是精力旺盛的小青年,不断出击,不断生事,他最关心的不是正义,而是自己的权益。布鲁克纳用更加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美国伸张自己的权利,欧洲则检讨自己;美国说:我要;欧洲问:我是谁?"(199页)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难预测:欧洲无穷的悔恨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现在当务之急是破茧而出,恢复活力和信心,和美国紧密协作,彻底摆脱销蚀自己活力的悔恨和检讨。布鲁克纳开出了一份非常辩证的药方:"以欧洲的清醒制衡美国的热情,以美国的活力制衡欧洲的理性。"(217页)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美国悠着点儿,欧洲猛一点儿。


   《罪孽压身》这本书有理论探讨,又有时政分析,文采飞扬,宛如一部哲学诗。这里面有后殖民,有弗洛伊德,有尼采,有国际政治,满篇飘洒着法国式的格言警句。批评理论和时政评论水乳交融,文字又酣畅淋漓,这样的书实不多见。作者不满意看到一个谦退、谦卑,在忏悔室里虚度时光的欧洲,所以《罪孽压身》实际上是为欧洲唱的一曲哀歌。它悲悼的是那个谨小慎微、纤细敏感的欧洲,呼唤一个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的新欧洲。


   自我治愈


   对一部政治如此不正确的书,要作出政治正确的回应,实在太容易、也太廉价了。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的读后感会更加复杂。首先,我觉得作者刺耳的呐喊自有他的道理。从前的大户人家,如今家道中落,还免不了牢骚满腹,更何况从前的世界霸主,现在眼见着从统治的高位滑落,表达怨艾、自责,就算夸张些,也都在情理之中。抱怨是人家的权利,中国可以不高兴,欧洲自然也可以不高兴。作为旁观者,我甚至不厚道地希望多听到这样的怨怒之声,至少更能让人相信世界格局正发生实质的变化。作者为2010年的英译本写了一个跋,里面对欧洲衰落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西方长期的霸主地位始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新大陆得以延续,如今这个地位已经终结。正在开启的历史,我们不再是唯一的玩家,这历史也不再听凭我们的摆布。"(223页)作者对欧洲的疲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欧洲究竟有多不幸,如何计算欧洲的不幸,欧洲的"悔恨强迫症"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的不幸摆在一起应如何计量,这些当由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和战略专家作更深入的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布鲁克纳提出的两个比较宽泛的论点,姑且称之为"自我治愈"和"共同忏悔",想在这里提出来稍作讨论。


   所谓"自我治愈",是作者为欧洲所作的一项主要辩护。首先,作者坦承欧洲在历史上制造过种种灾难,这是他光明磊落的地方。但是,作者还强调,欧洲虽然犯了错、犯了罪,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从自身当中孕育出补救的手段。就拿贩奴来说,"欧洲建立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但它也产生了废奴主义,并且先于其他国家结束了奴隶制。欧洲犯下了最可耻的罪行,但也赋予自己消除罪行的手段"(第28-29页)。作者随即打了一个奇怪的比方:"欧洲就像一个狱卒,把你投入监狱,还把打开监狱的钥匙塞给你。它既给世界带来专制,也带来解放。它派遣士兵、商贾和传教士去征服和剥削遥远的异国,但它也发明了一种人类学(an anthropology),提供从他人眼光观察自己的方法,在我中看到他,在他中看到我……"(第29页)这里的逻辑就很有些古怪。把钥匙悄然塞给囚犯,固然显示捕快知错就改、尚有悔悟之心,可凭什么要先抓人家下狱呢?按照我未经反思的朴素理解,要检讨的恐怕应当是先抓人这件事的原委。武力征服、通商、传教,这其间所牵扯的一系列灾难,仅仅用观察不同文化、深化自我理解,还不能如此轻巧地抵消掉。


   作者之意,在于指出"反西方主义"(anti-Occidentalism)是从蒙田一直延续到萨特的欧洲传统(第9页)。换言之,反欧洲的思想恰恰是欧洲自己开启的。欧洲人犯错之后,不惮改错,随即发明了怀疑自己、批判自己的思想武器,比如后殖民理论、反西方中心论等等。而这些写在纸上、挂在嘴边的理论就是作者所说的欧洲消除罪恶的手段。其他一向受欺负的国家接过这些"欧洲制造"的理论利器,来反抗这些批判理论的供应商,才得以完成了摆脱西方的历史使命。


   先不论这些"自杀式"理论是否真有改天换地的魔力,作者的思路本身就有很浓的诡辩味道。按照这个想法,欧洲人先行不义,然后再提供批判理论让人摆脱不义。这就好比你先痛殴别人,然后再传授给受害者一套拳谱,希望对方照此修习,练成绝世的武功,再来讨回公道。可是我觉得这实在不能算作"自我纠错",因为受害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反而获赠今后行动的纲领和指南,而施害者可以用"自我纠错"来夸耀于世,获得新一轮的道德优越感。作者本是痛感欧洲被人指责太多,所以想尽办法为本洲同胞争得一点道理,挽回一些颜面,心情之急迫可以理解,但自辩本身显得自我美化太多,左支右绌。


   共同忏悔


   为减轻欧洲人的负罪感,布鲁克纳另有一法。欧洲(或者广义的西方)既然已被迫垄断了所有罪责,没有喘息的余地和反击的空间,那么或许可以将罪责重新分配。千钧重担如果有他人来分担,自然可以达到减压、减负的效果。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者提出,应该赶紧终止欧洲的"单向忏悔"(one-way repentance, 第40页的小标题),好邀请更多人加入忏悔的大合唱。受邀的是哪些人?自然就是历史上受过压迫和打击的国家和地区。"非洲、近东和拉美很多国家缺乏自我批评,只靠寻找替罪羊来解释自己所有的不幸:自己永远没错;错误永远出在别人身上,比如西方、全球化、资本主义。"(第42页)还是以奴隶制为例,作者一肚子怨言:为什么只有西方为臭名昭著的奴隶制道歉?为什么只有西方担这个骂名?英国在1807年立法禁止贩奴,而西方其他国家也闻风而动。但是布鲁克纳说,在也门和沙特阿拉伯,贩奴活动直到1962年才被宣布为非法,毛里塔尼亚则要迟至1980年才采取这一措施(第155页)。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致使将近一千一百万人被贩卖,这个罪行当然要算在西方人账上。但是作者直言,其实还有另外两场旷日持久的奴隶贸易,却一直无人愿意道及,更无人公开忏悔。一个是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的东方奴隶贸易,另一个则是非洲人自己从本土向外的贩奴活动。据统计,在这两场贸易中,被贩卖的人数都超过一千万(第155-156页)。所以作者气鼓鼓地说:"是西方独家产生了废奴主义的思想,然后这一思想才在非洲和东亚传布开来。"(第156页)


   布鲁克纳想以亚非的贩奴来消解西方的贩奴,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他呼吁把忏悔的单行线改成双向车道,把独唱改成合唱,也很容易被看作减轻欧洲罪责的手腕。如果大家都有罪,大家都忏悔,那么谁都没有资格冲别人先扔石头了。这样一来,欧洲(或者西方)就不再是众矢之的,不再被千夫所指。原本指责欧洲、抢占了道德制高点的诸国,就都势必要在自我批评上消耗相当的能量。而欧洲自然可以借共同忏悔之机来恢复元气,挺直腰板。但是,如果抛开这种阴谋论,我觉得布鲁克纳的呼吁其实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作者对西方的"忏悔强迫症"作了精彩的精神病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分析,他发现,如果受害者永远把自己当作受害者,那他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害者的角色,就会始终生活在无尽的悲情和控诉里面,就永远也走不出声讨别人罪行、标榜自己受害的怪圈。


   按布鲁克纳的分析,欧洲先害了别人,欠下了债,然后被别人追债,最后连自己也都开始仇恨自己。我们暂且不管欧洲的怨艾和失落,只来看看那些被伤害过的群体。那些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讨债之后,是否也应当有勇气、有胸怀、有自信,来检视一下自己的愚昧,检讨一下自家在历史上所犯下的过失,甚至罪孽呢?当别人忙不迭自我谴责时,我宁愿冷眼旁观;而当别人以自我批判来矜夸的时候,我就不免眼红,因为实在不想让人家最后连自我批评的美名也都全部掠去。



罗马史经典:罗马人的故事(1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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