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4日星期四

王陶陶: 南海问题——中美之间不能回避的痛!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几次真正对抗,实际上大都源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误会

此次pence演讲,即是在双方南海摩擦之后


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除了贸易战问题以外,更为重要的,实际上南海军事化与我国海军发展的问题,这是战略层面的对抗问题。

南海军事化问题

在南海军事化问题上,由于我们是一个大陆传统国家,恐怕很难理解美国对南海军事化的关注和忧虑。即全球关键之海洋通道乃是英美海洋帝国的核心利益,这一点,日本大外交家币原喜重郎和苏联大外交家斯大林都有着深切的认知。

1941年7月,日军进驻印度支纳南部城市西贡,由于西贡机场可以轻而易举地轰炸新加坡,这是英美贸易的关键巷道。当时币原喜重郎意识到日美关系破裂不可避免;

同样,1948年2月,南斯拉夫政治局委员卡德尔访问苏联时,卡德尔要求南斯拉夫和苏联一起支持希腊的共产党起义,但斯大林予以拒绝,斯大林的理由是这将使得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不可避免。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希腊共产党没有任何成功机会,难道您认为不列颠和美国会允许他们在地中海的交通动脉出现裂口吗?这是无稽之谈!希腊起义应该尽快结束。"

由于南海的军事化前景,必然会使得马六甲海峡处于我方军事力量的完全打击之下,因此,美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对,以及对我敌视举动,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里指出的是,我这样谈南海军事化问题,不是为了给美国辩护,而是基于现实来谈南海军事化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

那么,如何解决南海军事化问题,个人认为应基于当前的两种现实:一方面,美国对南海领土主权划分向来不持立场;另一方面,我方应该没有疯狂到试图于当前国力对比下,在南海战场上对美国发起艰难重重的正面军事挑战,美方的敌意应仅仅只是误解。

所以,南海中美对抗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尝试与美国谈判。

1、我方在南海不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终止军事化进程,美方不再派舰刻意挑衅,即便派舰,也应以相应名目进行沟通;

2、我方停止建岛,越南停止建岛,南海各方都不改变现状;

3、我方在南海的武装力量,须以海警的水准和身份行使权利,这样既可以遏制越南等国的扩张,确保我们的主权,同时却不对美国构成威胁。

即通过以上政策一方面降低中美摩擦的可能性,同时实现各方声索的利益。只有正面在核心利益上的误会和对抗降低了,中美之间才能重回互信。否则对抗和误会不断升级之后,未来中美关系堪忧。

海军问题

另一个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海军建设问题。

1889年,德国海军负责人试图说服俾斯麦建立一支足以挑战英国的海上力量,俾斯麦说,"在我看来,确保英德关系良好,要比你的设想现实得多,因为一旦你的海军达到一定比例,必然会引发我们必然输掉的海上战争"。

近年来,我方的海军迅速扩张并不足以打垮美国海军,但却对美国海军在东亚的局部优势构成冲击,这必然会引起中美在海军问题上的对抗。

海军优势向来是英美核心战略利益,海军舰只又是耗时极长的兵器,因此,我方的海军扩张,某种程度上会对美国构成强大的现实冲击,进而恶化中美关系,使得这种关系向对抗方向不断倾斜。

从1906年开始,德国海军负责人提尔皮茨的海军扩张计划使得原本良好的英德关系全面恶化,进而使得英德走向战争。而日本在1934年退出华盛顿海军协定,1936年退出伦敦裁军协定,大幅扩张海军,使得日本与英美关系全面恶化,最终走向战争。

因此,若想中美关系取得互信,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中美在海军力量对比上取得协调,即我方的海军扩张要与美国东亚地区的海军保持一个令双方都能满意的平衡,这才是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1935年纳粹德国与英国签订海军协定,确保了英国的海军优势,实际上使得英国采取了随后的对德绥靖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我方与美国应该签署一个双方海军比例的协定,当然这个协定必须与台湾南海现状挂钩,即协定有效的根本在于美方不能破坏台海现状——即双保证:我方不扩张超出互信比例的海军,美方不改变相应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现状。

海军竞争降级,即是挽回双边关系的基础。

总结

本人的认知就是,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和海军军备上,实际上是有着相互妥协空间的。在这个空间内,双方利益实际上都可以得到满足。关键是要控制双方改变现状时带来的误会,控制双方推动军备竞争时所加剧的恐惧。

中美一旦在战略层面取得互信,至少不再相互畏惧,那么贸易战风波结束之后,中美关系的稳定就可以预期了,冷战爆发的可能性也能够得到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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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在补充一句,在衡量中美关系的大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警惕三种思潮:

1、外交政策切不可被知识分子鼓动的舆论所左右,一战前如德国海军协会、马克思韦伯等知识分子那种盲目鼓吹建立世界海军、争夺世界霸权的思想,进而蛊惑整个国家外交,这是一条盲目自大衰败之路,我方切不可走;

2、外交政策切不可被军人牵引,军人看重的不仅仅是爱国,还有军队扩充带来的军费和勋章,所以军人往往热衷于制造冲突,以此凸显其地位,虽然军人是伟大的,但其本能的倾向也往往将外交带向歧途。中国一定要审视德国海军将领提尔皮茨、昭和军人激进政策,带来的毁灭性结局。

德国海军将领提尔皮茨,鼓动德皇建造足以摧毁英帝国的海军,为德国带来了英德决裂,最终毁灭了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战后深恨自己为提尔皮茨所迷惑。

3、外交政策不能变成"国家安全完全依赖于军备扩张"的认知。从一战德国,到二战日本,所有国家崛起毁灭时,其外交思想往往"通过军备扩张确保国家安全"。须知,不仅仅只有我们可以搞军备扩张,我们的军备扩张,会带来周边各国的恐惧及军备扩张,这反过来刺激我们继续军备扩张,这条道路是无止境的,直到财政崩溃或战争爆发。在20世纪,没有例外——国家安全,首先依赖于良好的外交,其次才是有限的军备威慑

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幸福,才是我们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基准。


——王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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