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

美国推“毒丸条款”:在贸易上孤立中国的重型武器

加州钢铁厂工人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美国产业依赖于100多个国家的钢材进口。

"毒丸"(poison pill)——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用这个词形容刚刚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中的32.10条款。

该条款规定,协议中的任何一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则其它成员国可以在六个月后退出并建立其自己的双边贸易协定。

由于中国一直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其"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意味着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想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就要承担与美国自贸协定破裂的风险。

罗斯进一步称,这一协定将进一步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中推广。分析人士认为,"毒丸"条款成为美国在贸易战对峙时祭出的重型武器,可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孤立中国。

毒丸条款背后的"不得已"

"'毒丸'条款,是美国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胡荣向BBC中文表示,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了能进入美国市场,以及保持对美贸易关系,选择放弃今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权利。

这一条款很可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得已的选择。

特朗普上台后的推行多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关税的大棒也挥向加、墨等国。这无疑加剧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促使加、墨推进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建立双边关系。比如,加拿大从2016年开始就与中国进行自贸磋商,外界期待在特鲁多任内两国就能签署自贸协议。

特朗普和特鲁多图片版权AFPImage caption特朗普和特鲁多

然而,这一计划可能被美国轻松阻断。路透社称,"毒丸"条款实际上赋予了华盛顿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贸协定的否决权,以确保这些自贸伙伴国是市场经济体,且国家没有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后者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关税战的核心诉求。

加、墨"不得已"的原因在于,北美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额占两国GDP的40%-50%,只占美国的5%。这种不平衡使两国缺少对美谈判的筹码。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很快发表声明,谴责《美墨加贸易协议》(USMCA)中的"非市场国家"条款,称这是美国"公然干涉别国主权的霸权行径"。

孤立中国

美国显然将USMCA中加入"毒丸"条款作为一个开始。路透社援引罗斯称,有了这一先例,在其他贸易协定中加入此条款将变得更加容易。人们会明白,这是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之一。

胡荣介绍,与特朗普政府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还有日本和欧盟,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很有可能也会摆上谈判桌。不排除为了保持对美国市场的进入和维持贸易关系,日欧也会和美国达成类似协议,这样自然会对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中的地位造成削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欧盟经济体量远胜于加、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极其密切,是否会如USMCA加入一样的条款还需观察。

此外,如果日本、加拿大等国都被"毒丸"条款钳制,那么正在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蒙上阴霾。该协定包含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协定。

影响如何?

,图片版权REUTERS

罗斯在接受路透采访时表示,"毒丸"条款是"一项堵住贸易协定中漏洞的举措"。堵住的漏洞,意在防止中国商品借道加墨流向美国,削弱美对中的贸易壁垒。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USMCA协议称为美国政策的"范式转换模板"。

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在即,也可以通过USMCA兑现竞选承诺为共和党巩固选票。

胡荣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产业链集合程度在全球具备很强的不可替代性,而且中国市场广大,为全球经济提供强力动能,将其排除在外面是不大现实和非理性的。

胡荣建议,加入毒丸条款确实能在短时间内一定程度遏制打击中国经济,中国为应对这一危机,应该尽量与更多的国家早日达成双边或多边互惠贸易协定,比如构建中日韩贸易协定。

——BBC

未普:结束贸易战,球在习近平脚下


有迹象显示,美中两国贸易战在硝烟弥漫了几个月之后,最近似乎出现停战的一丝曙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中国方面准备做出一些让步,白宫也在「采取一些行动」,安排特朗普总统在下个月的G20峰会上与习近平会面。

这曙光是不是意味著美中双方容易谈拢了呢?未必!美国方面要求中国做出重大让步,而不是「一些让步」。如果仔细分析美中双方的一些相关讲话,终结贸易战的前景,似乎很难叫人乐观。

关键在于中国会在哪些方面让步。据《世界日报》10月15日社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经表态,美方提出希望让中国让步的清单上约三分之一问题可立即解决,还有约三分之一可谈判解决,剩下三分之一因涉及中国国家安全,没有谈判的可能。

那么,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那三分之一究竟是甚么问题?从过去几次美中双方你来我往的谈判中,国企问题是双方谈不拢的一个重要问题。前不久,习近平去国企重要基地东北考察时明确表示,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逼著中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还说,「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他的对美表态。

可以预见的是,美中在国企问题上的谈判僵局很难打破。习近平认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而国企是经济命脉。它对中共统治太重要,中共不会轻言放弃。而国有企业、国家控股、政府补贴,成为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原罪,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眼中钉」。

对此,美国最近出台「毒药条款」(*poison pill),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制。该条款出现在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中,即任何一国不得私自与「非市场国家」自行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欧盟、日本也对中国的非市场导向政策、国企补贴、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问题不满,「毒药条款」可能在未来美国与日本、欧盟等的贸易协定中复制。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将会因此而遭到孤立。

但是在崔天凯看来,美国这些要中国公平贸易的要求,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

有意思的是,崔天凯在接受NPR(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Fox(福斯广播公司)采访时态度前后不一致。10月3日,他在与NPR交谈时表示,中国已经准备做出一些让步,以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但在10月14日接受Fox News Sunday(福斯周日新闻)主播华莱士(Chris Wallace)的采访时,口气强硬了许多。他对美国的指责一一否认,说中国不是发动贸易战的一方,也从未希望进行贸易战,否认中国撷取知识产权,否认中国干预美国选举,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等等。

崔天凯的前后不一致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习近平仍然在赌,赌中共的专制体制比美国的民主体制更能经得起折腾,赌支持特朗普的基本盘选民感受到贸易关税的痛苦转而抛弃特朗普和共和党,赌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失去国会控制权,特朗普面临被弹劾危机,会无心无力继续和中国打贸易战。

第二,中共高层内部意见不一致,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加咄咄逼人,让特朗普处于守势,而另一些人则提出通过让步来处理美国的不满。刘鹤的「三个三分之一」之说其实就是两派意见的折中。再有,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总是说中国能够平安度过这场贸易战,但他们心里并非有谱。

第三,习近平本人不甘心做出重大让步。他在东北视察时说,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没有任何时期比现在更接近,也没有任何时期遇到现在这么多的挑战和困难。这反映了习的心思:世界舞台中心几成中国的囊中之物,如若投降,岂不前功尽弃?!

美国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上个月接受NPR采访时表示,结束贸易战「完全取决于中国」(「is all up to China」),称如果中国停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贸易战就结束了。但纳瓦罗又说,中国「基本上欺骗了我们」,美国政府一再对中国提出要求,但收效甚微。

总之,球在习近平脚下。这一次,中共还想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绝非易事了。


——RFA

邵宇 陈达飞: “毒丸条款“将蔓延全球?”

——美国贸易沙皇"莱特希泽,从谈判圣手到布阵"大棋局"

邵宇 陈达飞

美国时间10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Rose Garden)发表演说,庆祝为期14个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尘埃落定。他宣布自1992年成立以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将成为历史,代之以新的美-墨-加协议(USMCA)。这项协议或在11月份正式签署,而后提交国会批准后生效。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就是USMCA的"首席构架师"。

莱特希泽领导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正在做3件事:第一,重新评估美国所有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只要其不符合"美国优先"原则,美国就会要求重新谈判。如果对方不愿谈判,美国立马就会诉诸关税,或者是退出协议等相威胁。USMCA达成之前,9月3日,美国已与韩国达成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还正在与欧盟、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家(或地区)重新谈判;第二,改革现有的多边贸易协议,为美国寻求公平的贸易环境。美国并没有舍弃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协定,而是寻求与欧盟一道,对其进行改革;第三,扭转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关系。莱特希泽、特朗普和纳瓦罗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上高度一致,他们都认为中国就是美国所遇到的问题的症结。时至今日,美国重构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贸易网络已经形成,对美国而言更加公平、对等的多边贸易体系也正在寻求突破。这两者对中国都形成间接打击,前者孤立中国,后者钳制中国。不仅如此,莱特希泽还通过"301"调查直接制裁中国。所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没有给中国留下多少回旋余地。

莱特希泽的线性人生,一个尖锐而激烈的谈判者

出生于冷战元年,成名于美日贸易战,再度授命于中美贸易战,莱特希泽将其一生都献给了美国的贸易事业。

1947年11月,莱特希泽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阿什塔布拉,父亲是一名医生。莱特希泽一直都是一个默默的耕耘者,学生生涯我们知之甚少,主要事迹均来自大学毕业之后。

1973年,莱特希泽获得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随即加入了同样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科文顿和伯灵(Covington & Burling)律师事务所,任助理律师。1975-1978年,他还兼任联邦律师协会联邦实践委员会主席。1978年,莱特希泽正式从职场步入政坛,被聘为参议院金融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高级职员,替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工作,为少数党提供法律咨询。由于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当多尔1981年成为金融委员会主席时,莱特希泽升任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staff director)。

受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原油价格从1979年的每桶15美元左右涨到1981年2月的39美元,美国国内经济迎来滞胀困境,国会保护主义情绪急剧高涨。在这个背景下,1981年开始担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他在国内实施大力度的减税计划;另一方面,与西方阵营国家开启贸易和金融谈判。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莱特希泽的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法》(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是里根改革计划的基本原件,而莱特希泽是该法案的重要执行者。因其在工作过程中的突出表现,莱特希泽于1983年被提为美国贸易副代表,在贸易代表威廉•布罗克(William Brock)领导的USTR工作。作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担任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据媒体报道,在他任职期间,莱特希泽谈判了20多项双边国际协议,包括钢铁、汽车和农产品协议,谈判对象包括前苏联和日本等国。

在里根政府担任贸易副代表时,莱特希泽才39岁。任职仅3年,他就留下了一个尖锐而激烈的谈判者名声。1985年,当他离开里根政府时,白宫给予了他"钢铁老兵"的美誉。莱特希泽任职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参与了许多被称为"自愿出口限制"交易的谈判。利用惩罚性关税威胁,他说服了日本等国"自愿"限制对美国的出口,这些出口商品威胁着美国高度重视的产业。

在谈判中,他擅长运用各种技巧取得胜利。据《环球邮报》和彭博社报道,1985年,希特莱泽接到任务,与日本就钢铁进口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桌上曾发生过戏剧化的一幕:莱特希泽根本不想看日本提出的方案,故意将日方的谈判清单折成纸飞机扔向对方,让日本谈判人员方寸大乱。当日方贸易代表发言时,他又心不在焉地拆开面前的麦克风零部件把玩。他还时不时讲些粗俗的笑话,使对手放松警惕,以诱导对手陷入自己设置的"圈套"。与日本谈判结束之后,日本人给他取了个"导弹人"的外号。他在回忆时说,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那几年,他学到的最重要的技能是掌控"过程和时间"。在谈判前,要弄清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最有说服力的方案,和取得胜利的谈判策略。效力于里根政府的那3年,莱特希泽就是以这样的谈判风格为美国在贸易上赢得话语权的。

所有这些经历使莱特希泽与大多数现代共和党人不同。他认为,使用保护主义措施——让政府通过威胁阻止出口来保护国内产业——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完全符合保守主义的传统。他非常排斥WTO等多边协定对美国的掣肘,或者说,莱特希泽根本没把WTO放在眼里。他曾说,在我们美国人前面摆着的,无论是自由贸易协定还是WTO,这些条款都是我的权利,当我不需要这些权利,或者内容对我不利时,我就会选择结束契约关系。"在贸易问题上,莱特希泽是个实用主义者。在2008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莱特希泽称赞里根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是"实用主义"的标志,称自由贸易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

1985年,从里根政府离职后,莱特希泽加入了世达(Skadden)律师事务所驻华盛顿办事处,担任合伙人,并领导了该公司的国际贸易集团。世达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华尔街最强律所,在美国以咄咄逼人的风格著称,这与莱特希泽的风格极其相似。

进入白宫之前,他一直在世达工作。在这3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他代表美国工人和企业利益,致力于为美国出口产品开拓市场,并为美国企业和工人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侵害进行辩护。当然,他并没有彻底离开白宫事物,2010年,他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影响》,评估了中国加入WTO对美国国家安全、政治和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影响。他认为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当初所声称的好处并没有兑现。对照其2018年发布的《关于国别贸易壁垒的评估报告》,可以发现,莱特希泽关于中国未履行WTO义务的指责态度是一以贯之的。而这些摩擦,就是导致设想的收益并未兑现的原因。

2017年1月3日,还未正式宣誓就职的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对外宣布,他打算提名莱特希泽为美国贸易代表。4月25日,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提名。在参议院提名确认的听证会上,莱特希泽表示,"特朗普会继续致力于以强硬立场对待中国,并采用"多管齐下的方式"打击贸易恶行。在去年整个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一直抨击中国。"

2017年5月11日,莱特希泽以82比14的优势当选美国第18任贸易代表。5月15日,莱特希泽宣誓就职,是白宫内阁成员之一。在就职宣言上,莱特希泽表示将"为所有美国人都受益的公平和自由贸易而工作。"他认为,"通过谈判达成良好的贸易协议和执行美国的贸易法律来扩大出口市场准入……可以提高工资,帮助美国工人、农民、牧场主和就业机会创造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宣称将寻找新办法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并暗示WTO没有能力应对中国的产业政策。WTO在《保障措施协定》中明确规定:不论是在进口端还是在出口端,成员国均不可寻求、接受或维持任何形式的自愿出口限制、人为市场安排或其他类似措施。所以,莱特希泽转而使用关税的大棒,他认为这是共和党的信条,也是当年他逼迫对手自动实施"自愿出口限制"的终极武器。71岁的莱特希泽重回白宫,执掌USTR,依旧坚持用鹰派的"贸易惩罚"策略来维护钢铁产业,他也因此被业界称作"美国贸易沙皇"。

莱特希泽的"大棋局"里有什么?

自1962年成立以来,USTR主要负责向美国总统提供贸易政策的建议,并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与外国开展贸易谈判。《1974年贸易法》修订后,USTR的职责与权力得以扩张。当前,USTR集调查、协商、制裁与执行权利为一体,已基本全权负责美国对外贸易事项,包括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和投资问题,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问题,国际商品协定,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影响美国进口政策谈判等。同时,该机构还对普遍优惠制、301条款、1377条款、337条款下针对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申诉和201条款下的进口救济案例负有行政管理职责。

与纳瓦罗和班农不同,特朗普和莱特希泽并不是"老相识",但这并不妨碍特朗普对他的赏识和信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那就是"美国优先",他们都认为美国在贸易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特朗普虽然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但从他的从商经历来看,他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前,是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现在,是为他的选民服务。他清楚,莱特希泽知道如何去做,也有能力把事情做好。特朗普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他(莱特希泽)有丰富的经验达成协议,保护我们经济中一些最重要的部门,并多次在私营部门努力防止不良交易伤害美国人……他将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帮助扭转让这么多美国人失去繁荣的失败贸易政策。"莱特希泽早在2011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就赞赏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认为他可以"帮助美国扭转失败的贸易政策"。所以,他们是彼此认可。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表示,莱特希泽可能是进行贸易协定和关税谈判的最佳人选。北京中国与全球化中心副主任、前驻纽约和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商务专员何伟文(音)也认为,特朗普选择莱特希泽是有道理的,因为特朗普的经济计划是"里根式的"。"在里根政府的第二个任期,他的贸易团队在双边谈判中给日本施加了很大压力……如果选择莱特希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是可以预料的。"

USTR的官方文件主要工作设定为5个方面:

第一,支持国家安全。USTR将寻求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受来自任何国家政策的影响。美国声称将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任何国家破坏真正公平的市场竞争,以应对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对手。

第二,加强美国经济。将最高法定公司税率从35%降至21%,使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保持一致,允许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通过从全球税制向地区税制转变,进一步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允许他们享受更低的税率将收入汇回美国。

第三,谈判更好的贸易协议,既包括双边,也包括区域和多边贸易协议。

第四,积极执行美国贸易法。如301(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201(太阳能和洗衣机)、232(钢铁和铝);"双反"调查等;

第五,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认为,世贸组织的最高价值应该是作为一个贸易谈判的论坛,以促进全球贸易和公民财富的成果。

从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来看,以上5项工作均在有序展开,并且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比如,针对中国的301调查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将创新、技术和知识产权视为美国自由经济的"花朵",而中国却通过不公正的和歧视性的行为摘走了它。所以,美国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摆脱中国的"纠缠",通过征收关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海外企业资金回流的税率,吸引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以实现美国"脱中";通过限制STEM专业的中国学生签证,限制华裔在美"千人计划"专家的就业和出行自由迫使中国"脱美"。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双边协定将中国孤立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格局之外,USMCA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毒丸条款"就是证明。而且,特朗普和莱特希泽都已经声明,USMCA是美国谈判的模板,这说明,"毒丸条款"也很有可能被写进未来的美日自由贸易协定、或者美欧自由贸易协定。当然,并不一定都能实现,其中,难度最大的自然是欧盟。

美国所做的这一切,主要目标自然是针对中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全部。除了中国之外,总统贸易政策助理、美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还明确表示了对德国的不满,所以美国与欧盟的谈判也是一块硬骨头。但毫无疑问,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并不局限于贸易,美国还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新殖民主义",是一种"债务外交";认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新权威主义";还认为中国在亚洲搞"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所以,美国没有给中美关系留下任何幻想的空间。

G20会议在即,"习特会"能否取得实质突破,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这是两国领导人都明白的道理。但以此为根据,认为中美关系将出现好的转向,则未免过于乐观。即使针锋相对的博弈告一段落,但这种"缓和"并不能成为掉以轻心的理由。牌总是会出完的,但赢家只有一个。美国"围堵中国"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形,种子已经播种,只需等待收割。美国只需要等待各项政策慢慢发挥效力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只需要打补丁就好。而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寻找破局的方法。比如,美国正在吸引全球的制造业流往美国,或者通过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的方法将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逼出中国,以掏空中国的制造业,瓦解中国制造业的强国地位。中国传统智慧讲,"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那么,中国则要想方设法保住本土的制造业,留住外资制造型企业。我们曾经提过,除了降低关税,还应该用减税的方式来对冲美国的影响。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编辑严葭淇 主编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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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唯有放棄仰視

人民權利

我們可以選擇的是拋-棄-他-們!

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已經太喜歡面孔朝上,充滿期待,八分耐心,十分僥倖,十二分熱忱等等,等等。

對中共十八大即如此,大半年來,迎着兜頭的幾盆冰水,抖抖精神,再等三中全會;11-12日已過,經過對三中全會公報逐字逐句的反覆推敲解讀,人們決定再等着看看"兩個文件",似乎看過之後,他們真會有什麼決定人類命運或自己命運的重大決定。其實,這塊土地上的"高人"在"高處",確實對仰視着他們的面孔了如指掌、深諳其蘊、充滿自信――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

我們的"辦法"是不再仰視。

不再仰視意味着,如果我們有幸終於獲得了一個獨立於世的人格,如果我們有幸終於開始擁有獨立於世的能力,就絕不再放棄,不再從"高人"和"高處"那裡尋求我們的生存、我們的安全、我們前途、我們的幸福。

我們放棄仰視,冷靜理性,不抱幻想,仔細地辨識,已經實際存在的屬於市場發展和社會重建的空間,把自己的企業、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家園建立在那裡,遷移到那裡。我們不崇尚、不熱衷對抗,更不屑、不恥去謀求任何和他們相近、相似的位勢和權力,我們可以選擇的是拋-棄-他-們!當今大勢、當今大潮、當今觀念、當今科技等等、等等加在一起,使我們有了拋棄他們的可能――感激上蒼不棄我中華民族。

當我們真的放棄仰視,會發現原來空間並不全都屬於"高處"的"高人"管轄,"浩浩蕩蕩"之大勢,不斷開闢出的新空間,已經隨着"開放"來到我們的身邊,進入我們的生活。我們只有不再仰視,才能發現它,才能感受它,它才能成為屬於你的生活,承載你的事業。我們會發現不為權力主宰的空間不僅存在,還相當寬闊,不斷擴展。這裡規律、規則清晰明確,易於把握;未知世界,呈現無限可能,充滿生機,魅力十足。

當我們把仰視換為平視,換為多視角的觀察,我們才會看到那萬變不離其宗的玩法兒,其根底里是什麼,它是什麼變的,它從哪裡來,只能到哪裡去,不再為表像所迷惑;我們才會看得到關鍵的、核心的、繞不過去的東西是什麼,在哪裡,辨識得了什麼變化,才帶來新的空間和機遇;我們才會看清楚那些必須具備條件才能落地的事情,辨識得了條件在哪裡,是否可以成就,明辨哪是空話、大話、不能當真的話。唯有如此,我們才可以進入代價是否可以接受,不確定性和變量是否能夠把控,風險是否可以承受的考量,而避免踏入陷阱,一再踏入陷阱。

當我們真的放棄仰視,才能真的開啟把握自己命運的航程,去尋找有積累意義,有價值的空間和事業,繼而會發現,在這裡可以同時安放自己的靈魂,不再有為了生存把靈魂交給魔鬼的選項,享受做一個獨立的、自由的人的快樂。

當我們把仰視換為平視,換為多視角的觀察,我們才會看到這個世界不沉淪在於我們自己的不沉淪,這個世界美好起來,在於我們自己美好起來,這個世界的變化方向在於我們共同選擇什麼方向。個體生命的狀態,個體生命的價值,個體生命的選擇,在這塊長久以來被輕視、蔑視、踐踏,被侮辱、摧殘、殺戮的土地上,必須擁有站立起來,伸展張揚的空間。被侮辱、被損害、逆來順受不再是他們必須承受的命運。

當我們真的放棄仰視,我們才能真的對中華民族的未來持有樂觀,懷抱希望。因為你看見了身邊已經到處都是不再仰視,不再屈膝、不再苟活的人們,你發現了統治者驚恐萬狀的原因,正是他們已經見不到他們想像中那麼多仰視的面孔,跪着的靈魂;知道了他們是有"大限"的,知道人們把仰視變平視,從跪伏而站起的那一天,便是權力匍匐稱臣的日子,便是極權一去不返的日子。你會更珍惜和你一樣珍惜母語生活環境給我們帶來幸福的那些人,願意一起努力,一起奮鬥,不計時日短長,不懼路途艱險,不離故土,不棄家鄉,願意為美麗中國再搏一個百年。

當中國人真的放棄仰視,讓靈魂站立,才會不再偏狹、不再暴虐,充滿善意,崇尚妥協,接受缺憾,容納異見,建構和平,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以自己悠久、璀璨的文明、文化造福人類世界,驕傲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又一次站在中國發展的十字路口上的我們,不希翼、不祈求、唯要求自己決不再仰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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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

杨小凯当年是如何批林毅夫的——后发劣势演讲全文


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之前,也就是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大革命前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权力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可能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讲的宪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一个公论,就是温州的钱庄等民间机构在宋朝时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早就存在"原始资本主义"了。现在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按照一个叫做默比的学者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获得专利,他们是政府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获得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相对南美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在英国治下,各州自治,税收主要是用在地方发展。而南美洲宗主国只是把殖民地看作一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成文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到0.7。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另几个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卷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吃了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网络经济中国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南韩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股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所以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中国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政府的无限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财阀(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我参观浦东时,对中国的后发劣势深有所感。浦东的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中国国营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在自由经济中,私人企业很少会自愿与政府合资,而浦东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又是用'官商合办',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我6月去南韩开会,了解到南韩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落后的制度,即废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听到的,却是他们欣赏南韩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南韩所了解的事实是,南韩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改革前,这些银行也象民生银行一样由政府指定董事长。这政府的特权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政府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10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


当然上面这些并不是说我主张立即就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东西不能搞的太快、太早,我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台湾一直很迟才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它搞的是"自由化",就是对私人企业不歧视。我们中国现在包括银行、证券在内的30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还有20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这些都与WTO的原则不相符合,迟早要去掉的。所以根据台湾经验,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业的私有化。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包括私人可以不需许可证而经营外贸和出版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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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从拿破仑回归雨果


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巨头

拿破仑是法国的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正是由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 

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巨头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时期,是被恐怖本身终结的。巴黎在历经几年的断头台杀戮之后,各个正规和临时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镇压越多,镇压者自身越感到恐惧。冤死的灵魂在他们的梦中飘荡,他们相信四处潜伏着"企图暗杀革命领袖"的杀手。在 1794年 6月,巴黎的监狱里关押着大致八千名嫌疑犯,被认为是必须"镇压"的。此后的 27天里,有 1376名男女囚犯被斩首。而他们空出的监狱位置,又在被新的囚犯不断填补进去。 

对于平民的恐怖统治是可能如此持续的,可是另一方面,恐怖早就无孔不人地进人了权力上层的争斗。罗伯斯比尔一向依靠断头台剪除政敌,但是他没有想过,若是没有极强的掌控力,是不能向上层引人这样的绝活儿的。一旦引开头,一切政治争论都必须归结于你死我活的结果,那是一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紧张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却是玩不久的。于是,上层的人人自危终于导致了以恐怖结束恐怖。罗伯斯比尔终于被他同为国民公会的同志,先下手为强地送上了断头台。 

由于罗伯斯比尔从象征激进革命开始,已经走到了象征恐怖,他也就失去了同情者。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这一天,期待他的断头。他们隐隐地感觉,这将预示着恐怖时期的结束。他们也没有去想,这样的以牙还牙又意味着什么?不论是对于旧制度的终结,还是对于大革命恐怖时期的终结,独立的、不受上层操纵也不受公众舆论操纵的司法公正,从来也没有真正出现过。法国大革命始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正义,可是,并不那么动听的、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正义,却被忽略了。 

那些雅各宾的革命巨头们,在他们认为权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去为路易十六寻求司法公正的时候,有人却勇敢地站出来要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他们后来就轻松地砍掉了那个辩护人的脑袋。他们没有想过,这就是把砍自己脑袋的砍刀,也同时交到别人手中了。 

死在断头台上的法律辩护者

这名死在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法律辩护者,名叫马勒泽布(Chretieri de Malesherbes)。这位马勒泽布在路易十五时期,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发行检查官。他的闻名不是由于官位的显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处要职,以自己的良知,保护了当时《百科全书》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也许可以夸张地说,没有他就没有《百科全书》,没有《百科全书》和那批他所保护的思想家,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处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同样以自己的良知,主动要求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辩护,忧伤地说:"你的牺牲太大,你救不了我,还要搭上你自己。"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只是,有些人活着,必须听从自己的良知,即使是要搭上性命。 

对程序正义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权交替屡屡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直至颠簸了五个共和国,颠簸了一百多年,颠簸到程序逐渐建立起来,独立的司法逐渐建立起来,开始和平的政权交替。这场迟迟难以结束的、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次革命,才算尘埃落定。 

以恐怖结束恐怖,以不公正对待不公正,是一个可悲的循环。残酷一旦开始,就在制造仇恨和复仇的循环。雅各宾余党的暴动和对他们的复仇,直至一年以后,仍然不能停止。 

1795年 5月 5日,在里昂,有97名以前的恐怖分子,未经审判,在监狱里被屠杀,不由令人想起几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九月大屠杀"。直到那个时候,法国人还没有明自,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

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

自国民公会成立、宣布法国共和之后,国民公会挣扎了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自相残杀的历史。它以暴力夺权始,在最后又面对一场暴力政变。虽然政变未遂,国民公会也气数已尽,在弹压政变的 20天后,就宣布解散。正是对这场未遂政变的镇压,推出了当时闲居在巴黎的年轻军官拿破仑。在他的指挥下,几排炮下去,轰倒了两三百人。刚刚 26岁的拿破仑、扶着依然青烟袅袅的大炮,望着那两万多个落荒而逃的暴力政变者,若有所思。也许,对于拿破仑,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经验。四年以后,拿破仑率领军队攻下议会,为法国的暴力夺权历史,又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拿破仑是不平常的。他是所谓的"大革命之子",却在尝试脱离本来难以脱离的局限。他不去持续这个难缠的循环,而是试图弄明白,经历整整十年的革命之后,当下的巴黎人、法国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回到仰首翘望着的民众面前,对着这些当时全世界都公认他们是最要"革命"的巴黎人,宣布说 :革命,完结了! 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拿破仑并没有被巴黎的民众作为革命叛徒撕得粉碎。那些当年在街头提着短刀和长枪寻找革命猎物的民众,如今早已厌倦了革命。拿破仑在一片欢呼声中,被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做带领他们逃离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接纳了。是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不是因为他更革命,而是因为他在革命走向极端之后,得到一个机会,由他来宣布结束革命。 

接着,30岁的拿破仑坚持以一个强势的形象向外面对欧洲,也向内面对法国,这让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他既能够在欧洲战场上统兵横扫千军,又能够精干地以以自己的理想和规划,重新改造法国。

十年的大革命,并没有机会向法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对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的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巴黎人依然陌生。虽然在整整十年里,这个国家最时髦的称呼就是"公民"。进步的成果,并没有以制度形式稳固下来。因此,虽然他们砍去了君王的头颅,表现了最激进形态的革命,却也最容易掉回头去。 

拿破仑是意大利人,却很了解他的法国子民。掌权三年,表现了自己的才干之后,拿破仑大胆地把手伸向了法兰西的皇冠。他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在一场由法国成年男子参加的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两个问题表决,他是否应该终身执政?他是否应该自己选择继承人?结果是: 3,508,885票赞成, 8374票反对。这场公民投票之后不到两年,拿破仑再次举行公民投票,这次的问题只有一个,他是否应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那是法国人在 1804年 5月 22日作出的历史抉择: 3,572,329票赞成,2569票反对。这不是什么君主制的"阴谋复辟",而是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同一批法国民众,又兴高采烈地迎回了他们的君王。 

对于这一切。拿破仑是太明白了。拿破仑是一个最讨厌繁文缚节的人,却在履行皇帝的一切传统繁琐礼仪细节上,极其用心。他坚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种种例行旧规,只是为了让巴黎的民力汉寸壮观的场面"感到满意"。在他加冕的时候,他坚持请来了罗马教皇。仅仅在几年前,焚毁教堂、屠杀教士与修士的巴黎民众,又在目瞪口呆的外部世界面前,向教皇欢呼。天天聚在他暂住的居所前,等候祝福。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尽管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是欧洲文明千年发展的结果,可是,这个理想,在伏尔泰和拉法耶特们心中所呈现的面貌,和底层民众心中所呈现的面貌,从来就是不一样的。

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为,掠夺贵族,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就是在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当断头台下淤血浓厚,每晚引来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里舔食和狂吠的时候,他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扬"博爱",因为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阶级弟兄的慈爱"。这些民众还处在理性发展、文明发展的"零历史"和"短历史"的阶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规范的同时,帮助他们走过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梯,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纵他们,那么,他们是多变的,也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在强权面前他们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们是暴民。 

在拿破仑戴上皇冠之前,拿破仑王朝就已经开始了。像所有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开国君主一样,拿破仑是积极在按照自己的蓝图建设法国的。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他最自豪的、俗称《拿破仑法典》的《法兰西民法》。这似乎仍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只是,与当初拉法耶特们试图建立的弱化君主、向民主制过渡的君主立宪制相比,这一次,"君权"的分量要大得多。今天站在君主位置上的,再也不是那个软弱的路易十六,而是如日中天的、在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典礼上,从教皇手中拿过皇冠,骄傲地自己戴上头顶的拿破仑。 

没有理由说,拿破仑不想做一个贤明君主,也没有理由说,拿破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君主。在《拿破仑法典》的实施下,国内的混乱的状态得以制止。他上台之后,也尽可能地缓和法国内部长期以来的紧张,成千上万在大革命时期流亡外逃的法国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度繁荣了法国,科学、建筑、艺术无不欣欣向荣。他的一大段功勋是落在海外,拿破仑不仅是个军人,还是个军事天才,他迷恋"运筹于帷幌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游戏,也醉心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志豪情。在他最后流放的痛苦岁月里,那些过去的赫赫战功是他最后的"镇痛剂",他对自己大叫着,"那是一个美好的帝国,……我曾经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 " 

对于拿破仑的评判,伤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脑筋。结论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间摇摆,最后,这一类人的最简单归属,就是含糊其词的"伟人"。然而,这一点也许没有争执:拿破仑是嗜权的。 

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典》里写人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是,要无限扩大和巩固个人掌控的权力,拿破仑就必然退回封建专制。早在他加冕成为皇帝之前,拿破仑就禁止了法国 73家报纸中的 60家,余下的也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机关报。

称帝之后,他更以皇帝的气派,把大片大片的领土,洋洋洒洒地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将军和随从,随意分封。最后,他建立起一个严刑峻法的警察国家,1810年,法国已经重新修起许多小型巴士底狱和国家监狱,政治犯再不必经过什么法院的正式程序,一声令下,即可羁押。 

在欧洲战场上,拿破仑和同样精力充沛的路易十四,经历十分相似,他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既然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口,也就会有一半以上的欧洲国家起来和他作对。在处理国家参战的问题上,拿破仑和路易十四有着同样的权力。在这个时候,已经看不出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革命",依然还是"朕即国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国会来制止一个好战君主的世界帝国梦想。

从别国得到的土地和战争赔款,就和掠夺来充实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一样,在战败的时候,又必须全数退出。法国因此而遭重创。不如路易十四幸运的是,拿破仑被流放,最后在那里去世,被就地安葬。可是相比他的士兵们,拿破仑可以算是善终了。在拿破仑时代,两千六百万人口的法国,有两百六十一万人被他拖进战争,上百万人战死疆场,没有看到凯旋门一眼。 

"理想"只是一面旗帜

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这不仅是指革命的过激,给了他上台的机会,更是指法国大革命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使得拿破仑的权力轻易地就可以膨胀起来,为所欲为。因此,这一点应该也没有疑问:从处理权力的方式来说,拿破仑相对于法国革命提出的理想,是巨大的倒退。"理想"只是一面旗帜,假如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只是一面插在沙滩上的旗帜,经不起风雨,轻易就会扑倒。

法国大革命遗留的制度修补,任务繁重,直到近年的对于总统任期年限的立法,仍是这个修补的一部分。 站在拿破仑时代,再回溯法国大革命,不难看出,在当时举世轰动,在此后的岁月中还接受了无数赞颂的这场革命,在爆发十几年之后,就速速回归专制,就重新又需要造成社会动荡的新革命。 

拿破仑死后,有一个时期法国人不愿意想到拿破仑。与其说是政治原因,还不如说是征服的狂热过去,每家每户对战死亲人的怀念,变得刺痛而具体。那么,一个国家上百万的战争受难者,一个巨大的生命牺牲,要多长时间就能够把这样的伤痛抹去呢?对于健忘的人类,短则十年,长则二十年就可以了。 

1840年底,在拿破仑去世19年之后,那百万孤魂野鬼依然游荡在昔日战场,他们也许还是一些老人梦中流着眼泪去伸手触摸的孩子。可是,对于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法国人,他们已经是被抹去的历史尘土。而伟人,却因传奇而再生。已经到了拿破仑"荣归故里"的时候了。 

迎回拿破仑的法国当政者,是路易·菲力普国王。他的当政,是另一场被称为"七月革命"的武装夺权的结果,当然,这还不是法国的最后一场革命。雄壮的凯旋门刚刚完工几年,香榭丽舍大道挤满了迎接拿破仑的巴黎人。送葬的队伍是声势浩大的,而对于拿破仑的大军,他是孤身返乡。当他在灵枢中独自穿过凯旋门,耳边响起"皇帝万岁"的呼喊时,不知拿破仑是否想到,这个凯旋门,原本是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留给士兵们的一个虚幻荣光的许诺。 

拿破仑的灵柩,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走过的这条路线,只是两边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香榭丽舍当然还远没有那么摩登,大宫小宫是 60年后的 1900年才建造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才建造起来。这座桥是以俄国的皇帝命名的,这位沙皇曾经亲自赶来,为大桥安放了奠基石。他的爷爷就是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败给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时过境迁,俄国和法国已经结盟,大桥的命名,就是为了纪念他所建立的这个俄法联盟的。 

拿破仑被安葬在荣军院的穹顶教堂,今天,这里是又一个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看一眼的地方。这是墓葬设计的经典作品,确实非常值得一看。按说它也是地宫墓葬的形式,可是,设计师显然巧妙地打破了传统的构造,在安放棺木的位置,打通了地面与地宫的楼层阻隔。拿破仑墓不再给人以阴冷的感觉,肃穆的沉淀和光荣的上升,都以法国人特有的艺术方式,完美地得到了表达和兼顾。 

站在云端的"伟人"

在拿破仑的灵柩穿过凯旋门的 45年之后,这个似乎是专为武士建造的凯旋门下,第一次举行了一个作家的葬礼,他就是维克多雨果。这一天,全法国举国致哀。也许,这是从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第一次全体静默,第一次有机会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笔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显然可以从中看到雨果的心灵挣扎。在《九三年》里,他列举着旧制度的残酷和不公正,列举着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改变,也列举着同时发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残忍。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积在一起,似乎使人们无所适从。但是在法国,这是无数人看到的事实,这是无数学者列举过的事实。这似乎是作为文学家的雨果,也没有能力解决的悖论。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国人面前。 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瞩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没有阶级、地位、血缘、道德等任何附加条件的弱者。他把社会如何对待弱者,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放在了世界面前。 

45年前,巴黎人倾城而出,送过凯旋门下的,还是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相随送过凯旋门的,是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一个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变化。 

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


本文节选自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5月
——悦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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